【參考資料

彭剛（2009）。《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頁116-156。】

傳統史學，長久以來都是仰賴史料，而藉以研究其所承載的過去所留存至今的痕跡，透過相對應的方法（歷史學科內部、外部、跨域）和所謂「史家的技藝」（historian’s craft，此處借用Marc Bloch的書名[1]），發現與解讀這些痕跡或明顯、或隱藏的訊息，所謂以史實來說話，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可以說，遺存痕跡是串連過往與現今的重要媒介。G. R. Elton在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一書中說：「歷史研究不是研究過去，而是研究過去所存留至今的痕跡。如若人們的所說、所思、所為或所經受的任何東西沒有留下痕跡的話，就等於這些事實沒有發生過」[2]。

對此，可以理解其為「史料派」、實證主義史學研究，歷史研究的可能與否，甚至是歷史事實的發生與否，幾乎完全繫乎於史料的有無，近似胡適所謂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蘭克學派更是此中之代表。看起來有憑有據，史料為尊，理直氣壯，但總覺有所不妥，史料的留存與判讀，完全牽涉到權力與知識，甚麼樣的史料留得下來（史料之所以是史料，其中有極大的偶然性），被如何解讀、誰來判讀，以甚麼樣的基準判讀重要的、值得記憶的、正確的當下史料等，這些總不脫政治、意識形態、「權力—知識—詮釋」結構等的掌控與糾纏；再者，史料數量終歸有限（Charles V. Langlois和Charles Seignobos認為，「是給定了的」），且從理論上來看，只會越來愈少，而不會越來越多，即便不斷地有考古新發現，或是新出土史料，「但這些新的發現物卻同樣是過去遺存到現在，而非現在新添加在過去之上的」（頁117）。

對此，彭剛指出了這種史學理論的三種預設：

認知的預設1：史實就在史料中，對史料的蒐集、解讀和考訂，會將準確無誤的事實越來越多地發掘出來。

認知的預設2：無論各個歷史研究領域多麼紛繁歧異，歷史學家如何隨著史學的專業化而變得彼此日益隔膜，史學內部「隔行如隔山」的情形如何日益顯著，人類終歸只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過去。

認知的預設3：事實的積累最終將會呈現出越來越宏觀的乃至於整體的過去，對過去或過去的某個片斷或層面的理解，也就隨之自動地呈現出來。

看起來，如此的論調與預設，幾乎都有樂觀主義的傾向，甚至預設了過去的唯一性，並且賦予了史料詮釋者極大的權力與對其高度的期待【歷史學家研究成果的歷史（事實）】，而某些被隱沒的過去時刻，將自動被曳引出來，這顯然太過於樂觀，有不證自明的危險性；將史料（部分的、【史料中的歷史（事實）】）等同於史實（全部的、【客觀的歷史（事實）】），未免太一廂情願，且犯了集合邏輯上的疏漏與謬誤；與此同時，完全不考慮失落的史料及其所可能牽涉或顛覆既有史實與認知的面向及內涵，也說不過去。【】中的三種不同的歷史（事實）層面，若以函數關係來比喻，【客觀的歷史（事實）】應該大於【史料中的歷史（事實）】，而【史料中的歷史（事實）】又大於【歷史學家研究成果的歷史（事實）】，其中或有若干交疊與曖昧複雜，但卻不可混同而論。

史料之所以是史料，其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素。Carlo Ginzburg就提醒，許多曾經發生重要影響的事件，也許根本就沒機會留下痕跡；而史料一旦形成，也並非就能順利流傳下來。從過去的某刻到現今的當下，有太多的不確定性，某種程度而言，史料其實是脆弱的、瀕危的、稀缺的、僥倖的、特定性的（Dominick LaCapra指出，史料總是從特定人的視角，為著特定目的，帶著對讀者的期待和想像而寫成的；倘若忽略此，史家就容易被史料所誤導，將史料內容視為單純包含了過往的訊息之物，從而導致對文本和檔案的化約式使用[3]），同時又是偶然的、曖昧的與複雜的。對於史料派研究者，我非常同意Carl Becker的批判：

「史學家又如何能敘述已經消失了的客觀事實呢？他所以能這樣做，就是因為這些已經消失了的客觀事實被關於它們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觀念所代替，而且這些觸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就是發生過的真實事件所留下的全部東西。所有這些就是史學家所敘述的，這些就是他的材料，而他不得不對這些感到滿足，最根本的原因是，除此之外他一無所知。」[4]

至於史料當事人，其記憶與描述可能由於種種因素，而導致強調、弱化、疏忽、扭曲等情形；甚至其視角、情感、立場、能力等因素，都使得史料的唯一性、憑靠性，啟人疑竇。

過去和現在是相互影響、生成、想像、互文的。Carl Becker說：「現在就是這樣影響著我們對過去的看法，而我們對過去的看法又影響著現在。我們習慣於說：『現在是全部過去的產物。』……但這種看法只有一半是正確的。因為說過去（我們關於過去的想像的圖景）是全部現在的產物也同樣是真實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