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01 04:16:27和平是最偉大的戰略！
﹝轉貼﹞「共產主義黑皮書」爭議之相關評論一(下)
三 關於共產主義集權與納粹的異同
西方知識界是否如上述學者所指出的存在著一種共產主義的健忘症？在對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比較研究與評判上是否存在著一堵「思想上的柏林牆」？從社會良心、文化自責的角度看，上述學者的呼籲無疑體現了巨大的精神勇氣和清醒的批判理性，但以一個「他者」的角度從旁觀察，我又覺得應該有所補充。
二次大戰以來，西方思想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考，50年代初阿蘭特（Hannah Arendt）提出極權主義概念，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放入同一理論框架去分析，標誌著這一思考的理論新高度。自此沿著這理路，阿蘭特、布熱津斯基、魏特夫（Karl Witffogel）等都有新的開掘。僅從法語世界看，阿宏（Raymond Aron）從1954年開始將極權主義概念介紹進法國，之後他有數部與此相關的著作出版，尤其是《知識份子的鴉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1955）、《民主與極權主義》（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1965）兩部大著，奠定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的基礎。隨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破滅、法國五月風暴以及1974年索爾仁尼琴（Alexandre Soljenitsyne）《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的問世等事件，強烈震撼了法國思想界，愈來愈多的知識人，包括「原托洛斯基派」的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勒法爾（Claude Lefort）以及「新哲學家派」都加入到對極權主義的反思中，而1995年又有傅瑞17的《一個幻象的歷程》問世，是對極權主義研究的一個新收穫。《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推出，其實正是法國這條思想線路上所結出的一個最新成果。我在此提出上述事實，並非要推翻「思想上的柏林牆」的存在的這一立論，恰恰相反，我是要指出法國思想界一直不乏企圖推翻這座牆的志士，而且這一志士的隊伍還不斷壯大。70年代後，批判納粹主義的聲音已經衝破了法國左右兩極的政治分野，而漸漸匯成全社會的共識。然而時至今日，分隔東西世界的柏林牆已被推倒十年，法國學者為甚麼仍在呼喚推翻阻礙人們認識共產主義現實真像的「思想上的柏林牆」呢？上述貝藏松等學者所指出的理由自然都是言之有據的，但卻無法回答法國評論界在有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討論中所提出的一個最普遍問題，即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何種差別？
極權主義概念雖然揭示了納粹與共產制度之間的共同本質特徵（如國家控制經濟及全部社會生活、一黨獨裁、意識形態專政、警察恐怖等），但極權主義理論卻沒有窮盡極權體系內部不同制度的多樣性，它尤其不能解釋（也非它的職旨）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之間的不同。《共產主義黑皮書》討論中的熱點是納粹與共產主義的比較。大眾輿論之所以難以接受將共產主義與極權主義相提並論，除了因為對共產主義暴力真像的認識不足，還由於極權主義理論在此問題上缺乏解釋力，以致不能說服人。隨著蘇聯及東歐社會真像的逐漸暴露，70年代以來西方對極權主義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共產主義制度與德國納粹體制運作機制及其手段的相同點得到了詳盡的揭示、剖析，但此二者之間的不同則缺乏應有的研究、分析。實際上，《共產主義黑皮書》的討論所顯示的，正是研究、揭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別及這一區別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已經刻不容緩。討論中，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糾纏曾使《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出現分歧，陷入困境，這除了說明共產主義這一主題的複雜性之外，還說明了現階段理論分析的乏力和學術研究的蒼白。如果對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研究無法面對二十世紀末的社會現實、無法解釋何以民主法國政府中如今仍有三位共產黨人部長、蘇聯東歐共產政權何以自行崩解、中國改革何以能夠持續至今，那麼這一研究至少是貧瘠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在討論中表達了一個共同願望，即這本書的出版僅僅是對共產主義暴力制度研究的第一步，並希望由此帶動新的思考和新的研究。從這一思路出發，回答冷戰結束後十年來的現實所提出的問題，甚至探究馬克思學說在西方長久不衰而最近又有所回潮的動因，便是此次《共產主義黑皮書》討論向學術界提出的一項緊迫的挑戰。
在西方，並非沒有有關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別的論述，但都不夠全面、系統與深入。阿宏在1965年就指出，共產主義的蘇聯與納粹德國這兩個極權主義國家儘管有十分重要的相同性，但其區別仍然是基本的。阿宏當時還不知道古拉格的存在，他所了解的蘇聯勞改營在性質上是同希特勒的集中營完全不同的18。在對共產主義暴力的認識有長足進展的今天，在承認共產主義同德國的納粹主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同屬極權主義範疇的前提下，在拋開了一黨專政，國家政權控制社會、經濟、意識形態恐怖等一系列極權主義性格之後，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還有甚麼不同呢？而這種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理解歷史、分析現實甚至展望將來具有意義呢？很顯然，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有賴於研究、思考的進一步推進，有賴於對共產主義制度歷史真像的進一步揭示，有賴於共產黨國家尤其是蘇聯檔案材料的逐步開放，甚至有賴於對一些共產黨國家如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觀察。現擬就我目前的了解和認識水平提出幾點看法，以期引起關注。
阿宏曾經指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在思想起源、意識形態內容、革命目標上都是不同的19。實際上，沿著極權主義的研究理路，學界對納粹主義源於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共產主義源於法國啟蒙思潮，甚至各國極權主義賴以寄生的歷史文化土壤都有不少論述，但我總覺得這些論述重在探索納粹主義何以發生，而難以說明不同國家的極權制度為何都有極為相似的歷史演進，更難以解釋共產極權制度後期的普遍改革潮流。至於阿宏所指出的後兩項不同，實質都屬於意識形態內容的不同。
同短命的希特勒政權不同，共產制度在蘇聯有七十多年歷史，加上目前中國共產制度的延續，共產主義作為制度的歷史目前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結束。納粹政權僅僅經歷了十二個年頭，它基本上是一架暴力機器，又是一架戰爭機器，當戰爭結束，這架機器也就隨之毀滅，歷史沒有留給它更多的展示機會。共產主義極權制度具有頑強得多的生命力，它何以能夠持續近一個世紀，起落反覆，死而不僵？我以為關鍵在於其意識形態內涵。如果說納粹與共產主義二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宣揚一種「強制的烏托邦」（coercive utopia，布熱津斯基語），那麼我會認為前者是一個負面的烏托邦，而後者則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前者宣稱種族優越，後者鼓吹平等；前者頌揚民族主義，後者提倡國際主義；前者要斬盡殺絕猶太民族，後者宣稱要建立一個理想社會。
由於烏托邦內容的不同，自然衍生出不同的後果。首先，由於這種理想烏托邦的感召，共產主義吸引了成千上萬為社會、為他人奮鬥捐軀的仁人志士。既使在共產主義罪行暴露的今天，我們也絕無可能將大量的共產黨人同納粹份子等量齊觀。
第二，理想烏托邦的光環迫使共產主義制度保留了一套徒有其名的民主建構，其政體也以「民主」冠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這一預設使得共產主義制度成為一種典型的謊言制度，而區別於納粹赤裸裸的殺人話語。《共產主義黑皮書》蘇聯部分的作者威爾斯指出：「同暴力犯罪相比，謊言是共產主義制度更為基本的特點。」20這一見解是有深度的。謊言制度的優點是將它與恐怖交替並用，可以延長專制的生命，但弱點則是它所製造的幻象的幻滅，可能激發出毀滅制度的力量。同赤裸裸的暴行相比，共產制度需要用謊言來掩飾暴行，這是一種偽善，但偽善畢竟給善留下了一縷光暈。
第三，由於烏托邦理想同現實之間的距離，烏托邦的理想本身可以成為反叛共產主義制度的思想資源。蘇聯、東歐、中國大量異議人士的出現，中國文革後強勁的改革動力，似乎都印證了這一點。在由理想向現實的強制轉換中，共產主義由烏托邦變成了一隻兇暴殘忍的怪獸。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制度改革嘗試告訴我們，這隻怪獸並非完全沒有自我更新的動機和可能，而這種動機和可能則是同它對過去理想烏托邦的記憶分不開的。不過，蘇聯、東歐乃至中國改革的歷史表明：這一記憶雖然可以啟動改革，但卻無力完成改革。
最後，在結束本文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的區別，並不是為共產主義極權制度開脫罪責。只有在弄清二者的區別之後，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何一個如此美好的烏托邦可以變成一架鎮壓人民的機器，而大量矢志於為理想、為他人獻身的民族先進份子又何以會甘當一個以暴力、恐怖作為統治手段的制度的工具。同時，也只有在更為完整地理解了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運行機制之後，才能更準確地把握這一制度的本質。
註釋
1；20 L’ Humanite, 11 May 1998; 7 November 1997.
2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1997.
3；4；5；6；8；9 Stephane Courtois et a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 (Paris: Laffont, 1997), 14ff; 14; 12; 13; 290; 19, 27.
7 同上書，頁293。威爾斯將蘇維埃內戰（1917-22）時期看作蘇俄暴力的第一階段，中經1923-27年的緩衝期，並於1928年「消滅富農」時開始暴力政治的第二階段。自此直到斯大林去世，暴力、恐怖政治步步升級後沒有間斷。
10；11；12；13；16 Le Monde, 9 November 1997; 27 November 1997; 5 December 1997; 20 December 1997; 20 December 1997.
14 貝藏松發表演講時，《共產主義黑皮書》還未出版，他對蘇俄和納粹都有深入研究，估計共產制度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為6,000萬左右。此處引文見Commentaire, Winter 1997。
15 Commentaire, Summer 1998.
17 傅瑞生前曾允諾為《共產主義黑皮書》作序，可惜他於1997年7月早逝，為該書的一大缺憾。
18；19 Raymond Aron,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Paris: Gallimard, 1965), 291-99; 291-99.
陳 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1998年10月號總第四十九期 © 香港中文大學
西方知識界是否如上述學者所指出的存在著一種共產主義的健忘症？在對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比較研究與評判上是否存在著一堵「思想上的柏林牆」？從社會良心、文化自責的角度看，上述學者的呼籲無疑體現了巨大的精神勇氣和清醒的批判理性，但以一個「他者」的角度從旁觀察，我又覺得應該有所補充。
二次大戰以來，西方思想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考，50年代初阿蘭特（Hannah Arendt）提出極權主義概念，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放入同一理論框架去分析，標誌著這一思考的理論新高度。自此沿著這理路，阿蘭特、布熱津斯基、魏特夫（Karl Witffogel）等都有新的開掘。僅從法語世界看，阿宏（Raymond Aron）從1954年開始將極權主義概念介紹進法國，之後他有數部與此相關的著作出版，尤其是《知識份子的鴉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1955）、《民主與極權主義》（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1965）兩部大著，奠定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的基礎。隨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破滅、法國五月風暴以及1974年索爾仁尼琴（Alexandre Soljenitsyne）《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的問世等事件，強烈震撼了法國思想界，愈來愈多的知識人，包括「原托洛斯基派」的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勒法爾（Claude Lefort）以及「新哲學家派」都加入到對極權主義的反思中，而1995年又有傅瑞17的《一個幻象的歷程》問世，是對極權主義研究的一個新收穫。《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推出，其實正是法國這條思想線路上所結出的一個最新成果。我在此提出上述事實，並非要推翻「思想上的柏林牆」的存在的這一立論，恰恰相反，我是要指出法國思想界一直不乏企圖推翻這座牆的志士，而且這一志士的隊伍還不斷壯大。70年代後，批判納粹主義的聲音已經衝破了法國左右兩極的政治分野，而漸漸匯成全社會的共識。然而時至今日，分隔東西世界的柏林牆已被推倒十年，法國學者為甚麼仍在呼喚推翻阻礙人們認識共產主義現實真像的「思想上的柏林牆」呢？上述貝藏松等學者所指出的理由自然都是言之有據的，但卻無法回答法國評論界在有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討論中所提出的一個最普遍問題，即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何種差別？
極權主義概念雖然揭示了納粹與共產制度之間的共同本質特徵（如國家控制經濟及全部社會生活、一黨獨裁、意識形態專政、警察恐怖等），但極權主義理論卻沒有窮盡極權體系內部不同制度的多樣性，它尤其不能解釋（也非它的職旨）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之間的不同。《共產主義黑皮書》討論中的熱點是納粹與共產主義的比較。大眾輿論之所以難以接受將共產主義與極權主義相提並論，除了因為對共產主義暴力真像的認識不足，還由於極權主義理論在此問題上缺乏解釋力，以致不能說服人。隨著蘇聯及東歐社會真像的逐漸暴露，70年代以來西方對極權主義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共產主義制度與德國納粹體制運作機制及其手段的相同點得到了詳盡的揭示、剖析，但此二者之間的不同則缺乏應有的研究、分析。實際上，《共產主義黑皮書》的討論所顯示的，正是研究、揭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別及這一區別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已經刻不容緩。討論中，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糾纏曾使《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出現分歧，陷入困境，這除了說明共產主義這一主題的複雜性之外，還說明了現階段理論分析的乏力和學術研究的蒼白。如果對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研究無法面對二十世紀末的社會現實、無法解釋何以民主法國政府中如今仍有三位共產黨人部長、蘇聯東歐共產政權何以自行崩解、中國改革何以能夠持續至今，那麼這一研究至少是貧瘠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在討論中表達了一個共同願望，即這本書的出版僅僅是對共產主義暴力制度研究的第一步，並希望由此帶動新的思考和新的研究。從這一思路出發，回答冷戰結束後十年來的現實所提出的問題，甚至探究馬克思學說在西方長久不衰而最近又有所回潮的動因，便是此次《共產主義黑皮書》討論向學術界提出的一項緊迫的挑戰。
在西方，並非沒有有關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別的論述，但都不夠全面、系統與深入。阿宏在1965年就指出，共產主義的蘇聯與納粹德國這兩個極權主義國家儘管有十分重要的相同性，但其區別仍然是基本的。阿宏當時還不知道古拉格的存在，他所了解的蘇聯勞改營在性質上是同希特勒的集中營完全不同的18。在對共產主義暴力的認識有長足進展的今天，在承認共產主義同德國的納粹主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同屬極權主義範疇的前提下，在拋開了一黨專政，國家政權控制社會、經濟、意識形態恐怖等一系列極權主義性格之後，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還有甚麼不同呢？而這種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理解歷史、分析現實甚至展望將來具有意義呢？很顯然，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有賴於研究、思考的進一步推進，有賴於對共產主義制度歷史真像的進一步揭示，有賴於共產黨國家尤其是蘇聯檔案材料的逐步開放，甚至有賴於對一些共產黨國家如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觀察。現擬就我目前的了解和認識水平提出幾點看法，以期引起關注。
阿宏曾經指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在思想起源、意識形態內容、革命目標上都是不同的19。實際上，沿著極權主義的研究理路，學界對納粹主義源於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共產主義源於法國啟蒙思潮，甚至各國極權主義賴以寄生的歷史文化土壤都有不少論述，但我總覺得這些論述重在探索納粹主義何以發生，而難以說明不同國家的極權制度為何都有極為相似的歷史演進，更難以解釋共產極權制度後期的普遍改革潮流。至於阿宏所指出的後兩項不同，實質都屬於意識形態內容的不同。
同短命的希特勒政權不同，共產制度在蘇聯有七十多年歷史，加上目前中國共產制度的延續，共產主義作為制度的歷史目前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結束。納粹政權僅僅經歷了十二個年頭，它基本上是一架暴力機器，又是一架戰爭機器，當戰爭結束，這架機器也就隨之毀滅，歷史沒有留給它更多的展示機會。共產主義極權制度具有頑強得多的生命力，它何以能夠持續近一個世紀，起落反覆，死而不僵？我以為關鍵在於其意識形態內涵。如果說納粹與共產主義二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宣揚一種「強制的烏托邦」（coercive utopia，布熱津斯基語），那麼我會認為前者是一個負面的烏托邦，而後者則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前者宣稱種族優越，後者鼓吹平等；前者頌揚民族主義，後者提倡國際主義；前者要斬盡殺絕猶太民族，後者宣稱要建立一個理想社會。
由於烏托邦內容的不同，自然衍生出不同的後果。首先，由於這種理想烏托邦的感召，共產主義吸引了成千上萬為社會、為他人奮鬥捐軀的仁人志士。既使在共產主義罪行暴露的今天，我們也絕無可能將大量的共產黨人同納粹份子等量齊觀。
第二，理想烏托邦的光環迫使共產主義制度保留了一套徒有其名的民主建構，其政體也以「民主」冠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這一預設使得共產主義制度成為一種典型的謊言制度，而區別於納粹赤裸裸的殺人話語。《共產主義黑皮書》蘇聯部分的作者威爾斯指出：「同暴力犯罪相比，謊言是共產主義制度更為基本的特點。」20這一見解是有深度的。謊言制度的優點是將它與恐怖交替並用，可以延長專制的生命，但弱點則是它所製造的幻象的幻滅，可能激發出毀滅制度的力量。同赤裸裸的暴行相比，共產制度需要用謊言來掩飾暴行，這是一種偽善，但偽善畢竟給善留下了一縷光暈。
第三，由於烏托邦理想同現實之間的距離，烏托邦的理想本身可以成為反叛共產主義制度的思想資源。蘇聯、東歐、中國大量異議人士的出現，中國文革後強勁的改革動力，似乎都印證了這一點。在由理想向現實的強制轉換中，共產主義由烏托邦變成了一隻兇暴殘忍的怪獸。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制度改革嘗試告訴我們，這隻怪獸並非完全沒有自我更新的動機和可能，而這種動機和可能則是同它對過去理想烏托邦的記憶分不開的。不過，蘇聯、東歐乃至中國改革的歷史表明：這一記憶雖然可以啟動改革，但卻無力完成改革。
最後，在結束本文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的區別，並不是為共產主義極權制度開脫罪責。只有在弄清二者的區別之後，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何一個如此美好的烏托邦可以變成一架鎮壓人民的機器，而大量矢志於為理想、為他人獻身的民族先進份子又何以會甘當一個以暴力、恐怖作為統治手段的制度的工具。同時，也只有在更為完整地理解了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運行機制之後，才能更準確地把握這一制度的本質。
註釋
1；20 L’ Humanite, 11 May 1998; 7 November 1997.
2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1997.
3；4；5；6；8；9 Stephane Courtois et a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 (Paris: Laffont, 1997), 14ff; 14; 12; 13; 290; 19, 27.
7 同上書，頁293。威爾斯將蘇維埃內戰（1917-22）時期看作蘇俄暴力的第一階段，中經1923-27年的緩衝期，並於1928年「消滅富農」時開始暴力政治的第二階段。自此直到斯大林去世，暴力、恐怖政治步步升級後沒有間斷。
10；11；12；13；16 Le Monde, 9 November 1997; 27 November 1997; 5 December 1997; 20 December 1997; 20 December 1997.
14 貝藏松發表演講時，《共產主義黑皮書》還未出版，他對蘇俄和納粹都有深入研究，估計共產制度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為6,000萬左右。此處引文見Commentaire, Winter 1997。
15 Commentaire, Summer 1998.
17 傅瑞生前曾允諾為《共產主義黑皮書》作序，可惜他於1997年7月早逝，為該書的一大缺憾。
18；19 Raymond Aron,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Paris: Gallimard, 1965), 291-99; 291-99.
陳 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1998年10月號總第四十九期 © 香港中文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