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來稿:西方為什麼警惕中國崛起﹖
2006年1月24日23:14:10(京港台時間)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越來越引起主流國家的關注﹐中國每年的GDP增長數據都會引來美歐各國的議論紛紛﹐有人熱衷于計算中國經濟總量何時能夠超過英﹑法﹑日﹑美﹐也有人專注于“中國威脅論”的闡發。

2005年12月20日﹐中共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對外宣布﹕“全國第一次經濟普查已經圓滿結束”﹐發現漏報2.3萬億元人民幣﹐由此2004年GDP增加16.8％﹐達到15.98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六﹐超過了意大利。在此基礎上﹐2005年GDP增長9.4％﹐中國經濟總量將躍居世界第四﹐超過英國和法國。

為了消除外界的疑慮﹐李德水特意警告說﹕“我們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因為普查增加了一點GDP就沾沾自喜。”他指出﹕不要光看GDP總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第六大經濟體的中國還排不進百位。

但國內輿論仍然一片亢奮﹐狂炒中國經濟地位在國際上的飆升。事實上﹐對中國GDP高增長的歡呼並非今年的特例﹐近年來﹐每年公布的GDP增長數字都能帶來歡呼。今年2月28日﹐中共當局公布2004年總產值136515億元﹐GDP增長9.5％。此數字一出﹐國內輿論曾熱烈歡呼過中國經濟總量名列全球第七（1.65萬億美元）﹔10月後的12月20日﹐官方公布了修正後的數據﹐顯示出中國經濟再創高增長奇跡。所以﹐國內媒體大都用“中國有望超過英法成為全球第四經濟大國”作為標題。那些越來越陶醉于“大國崛起”的愛國者﹐大都要談到毛澤東當年提出的“趕英超美”的目標﹐現在似乎已經實現的一半。即便以理智著稱的經濟學家﹐說起話來也有種令人眩暈的光環﹔那些中國權貴經濟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國大資本的中國代言人﹐大都為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而歡呼。

此次中共當局修正GDP數據﹐當然會讓歐美各國紛紛聚焦中國挑戰﹐再次引發“中國威脅論”的升溫﹐英國首相布萊爾表示﹕中國最終將會成為左右世界經濟的強大力量。他還指出﹐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西方國家應該加快改革。

由于今年的中日關系降到兩國恢復邦交以來的最低點﹐更由于中日兩個東亞大國之間早就有“亞洲老大之爭”的情結﹐兩國的歷史恩怨也從未了結過﹐所以﹐日本國內“中國威脅論”遽然升溫﹐已經由民間和學界上升為官方言論。今年11月﹐日本媒體發表了日本政府關于“中國進攻日本的三種假設”的報道﹔在中共發布2004年GDP增長率的修正數字之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說﹕1﹐中國正在成為相當程度的威脅。2﹐日本應成為亞洲領袖。日本官房長官安倍晉三也在當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贊同麻生有關要求中國軍費開支“透明化”的言論。這是小泉內閣閣僚首次公開宣稱“中國威脅論”。

國人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頗為矛盾﹐一方面從中看到了中國國際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並感到驕傲﹐比如﹐有名為“老秋”的網民寫出《年末歲尾﹕為“中國威脅論”大聲叫好﹗》的帖子﹐他說﹕“近幾年﹐美歐列強不斷的嚎叫‘中國威脅論’﹐旁邊的小日本最近更是喋喋不休地扯著個破喉嚨搖旗吶喊﹗老秋聽來不曉得幾過癮﹐內心充滿了驕傲﹗照葉的中國人﹐也使世界列強感到威脅了﹗”

另一方面從中看到了西方國家的警惕和敵意﹐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敵意﹐在中國與美日兩國的實力差距仍然懸殊的情況下﹐美日炒作“中國威脅論”的目的是為了阻止中國的崛起﹐官方智囊和民間愛國者幾乎一致認為﹐美日炒作“中國威脅論”的目的有三﹕1﹐美日等西方軍火商可以從“中國威脅論”中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2﹐為美日延緩中國軍力提升速度提供借口﹔3﹐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為美日反華勢力在亞洲建立反華聯盟和圍堵中國尋找理由﹐因為美日的反華勢力最不願意看到由中國主導亞洲的安全體系和經貿關系。

然而﹐中國並非東亞各國中經濟崛起的惟一國家或第一國家。事實上﹐早在中國崛起之前﹐日本經濟崛起的速度和質量都要超過中國。經過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日本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之後的日本經濟開始飆升﹐GDP以年均10%高速增長﹐且持續長達18年之久﹔1968年時﹐日本以1597億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國和法國﹐一躍成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國。1973年後年均GDP增長5％﹐進入穩定發展時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經濟飆升不僅是GDP總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時﹐日本人均GDP僅僅是美國的十四分之一（131美元與1897美元之比）﹐但到1987年時﹐日本人均GDP已經首次超過了美國﹔也就是說﹐在大約四十年的時間裡﹐日本人均GDP增長了151倍。而且﹐日本經濟飆升使各界層普遍受益﹐並沒有帶來像中國這樣畸形的兩級分化。從財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西方七大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卻是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國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數只有0.285。由此可見﹐日本追趕西方強國的速度﹐比現在的中國還要快﹐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更重要的是﹐這種追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主要是正面的﹐既是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雙重趕超﹐也是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和社會公正的全面提升。

日本與中國﹐同作為與美國打過仗的東亞國家﹐但當年日本的經濟崛起並沒有引起西方的惶恐﹐更沒有“日本威脅論”的流行﹐恰恰相反﹐西方發達國家把日本接受為“七國集團”的成員﹐而正是這一集團﹐主導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速度和規模。

日本與中國﹐同作為與美國打過仗的東亞國家﹐但當年日本的經濟崛起並沒有引起西方的惶恐﹐更沒有“日本威脅論”的流行﹐恰恰相反﹐西方發達國家把日本接受為“七國集團”的成員﹐而正是這一集團﹐主導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速度和規模。而現在中國的經濟崛起卻被西方國家視為最大的威脅。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中國的制度性邪惡並沒有根本的改變。歷史的教訓告訴警示後人﹐一個實力強大的獨裁國家是極為危險的。因為﹕

1﹐從政權性質的角度講﹐獨裁政權天然就具有無限制地擴張權力疆界的本性﹐隨著實力的迅速攀升而來的﹐必然是獨裁者擴張意志的高漲﹐大國外交的提出正是這種擴張意志的表現。更重要的是﹐獨裁政權的天然擴張傾向﹐因其擁有壟斷全國的主要資源的絕對權力而變得格外危險。它可以不經民意的認可和授權而一意孤行﹐可以為實現獨裁意志而迅速集中舉國之力。中共現政權不惜花大錢進行軍事現代化和航天工程﹐向可以提升政權形象的各類對外工程投入巨資（如奧運工程﹑對外文化工程和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工程）﹐中共寡頭懷揣大訂單周游歐美國家﹐中共大公司加入國際並購潮﹐特別是近兩年加大了對流氓國家的無償資助（如胡錦濤等高官訪問朝鮮﹑古巴﹑蘇丹等國家﹐每到一處皆慷慨撒錢）。

2﹐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講﹐無論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能延續多久﹐無論中心城市多麼像現代化的國際都市﹐無論中國的權貴﹑精英﹑白領等先富起來的階層享受著多麼奢侈而現代的生活﹐只要中國仍然是個一黨專制的國家﹐中國人就無法崛起為成熟的文明民族。這種不成熟最醒目的表現﹐就是一種“狼羊─主奴人格”﹕遇強者是羊﹐遇弱者是狼﹔落魄了便極端自卑﹐甘作奴隸且以坐穩了奴隸地位而得意﹐發達了便目中無人﹐隨時拿著君臨天下的主子派頭。那些已經開上好車﹑住進豪宅﹑吃盡大餐的國人﹐他們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自立自尊的現代人生活而是坐穩了奴隸地位就心滿意足的生活。

而一個弱智民族﹐必然迷信統治者編造的謊言﹐對獨裁者的恩惠感激涕零﹐在恐怖政治面前唯唯諾諾。主人仍然象父母或牧羊人那樣﹐教育著﹑規定著﹑恐嚇著﹑連哄帶騙地看管著孩子或放牧著羊群﹐孩子們永遠沒有自己的頭腦﹑尊嚴和人格﹐無法獨立行走和獨立思考。父母用糖果和玩具賄賂著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殺恐嚇著羊群﹐虛幻的歌舞升平娛樂著﹑也毒化著國人的靈魂﹐用希圖“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一黨獨裁﹐用絲毫不肯讓他人分享的絕對權力﹐也用“離開我就將天下大亂”的虛構前景﹐綁架了全體人民和整個國家。

中共獨裁政權又恰恰擁有壟斷的信息權和言論權﹐它可以通過強制性的灌輸和欺騙來建立大一統的官方意識形態。現在﹐當共產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之後﹐為了重建一黨獨裁的合法性﹐它必然把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作為核心意識形態﹐對內灌輸國恥意識和民族自傲﹐對外灌輸外敵意識和復仇情緒﹐煽動起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狂熱﹐有意縱容那種挑舋的好戰的狼性﹐用于反美﹑反日﹑反臺獨。現在﹐“狼性崇拜”正在變成國民意識的新圖騰之一﹐泛濫于新左派與愛國憤青的言論之中﹐也促成了小說《狼圖騰》的持續暢銷。

3﹐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講﹐中國經濟崛起是以犧牲掉了社會公正為巨大代價的﹐高增長的主要受惠者與絕大多數中國人無關﹐而只是極少數權貴受益﹐致使貧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無緩解的跡象。隨著中國的經濟高增長而來的﹐是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的迅猛增長﹐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1994年為0.467﹐現在﹐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分別達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過0.35－0.4的國際警戒線水平﹐而實際差距可能更大。因為﹐顯示在財富排行榜上的中國富豪﹐僅僅是暴富群體的冰山一角﹐制度弊端帶來的不安全感使大多數富豪不願意“露富”﹐特別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權貴家族﹐無疑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惠階層﹐但沒人知道鄧小平﹑陳雲﹑江澤民﹑李鵬等大權貴家族究竟擁有多少私人財富。

現在﹐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各類關于中國財富分配的調查數據都在證明﹐中國已被公認為世界各國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特別是城鄉收入的差距為世界之冠﹐從而造成深層危機不斷累積﹐表面的穩定在危機四伏的待發火山之上顯得極為脆弱。換言之﹐獨裁弊端造成的危機和不穩定﹐也是西方把中國視為威脅的主要原因之一。

4﹐民間反抗的愈演愈烈。首先﹐制度性社會不公帶來了急遽的兩極分化﹐使社會底層積累了日益強烈的不滿﹔其次﹐改革開放的正面啟蒙和六四大屠殺的反面啟蒙﹐合力促成了國內民間權利意識的逐漸覺醒﹐使中國民間不再是一群愚昧而馴順的羔羊。再次﹐自由化民主化已經變成不可阻攔的世界大勢﹐對風雨飄搖的獨裁制度形成巨大的外來壓力。底層不滿﹑民間覺醒和國際支持的結合﹐推動著中國國內的自下而上的民間維權運動此起彼伏。而一向敵視民意的中共現政權又無法用柔性的方式應對民間維權﹐更找不到緩解或解決公正危機的制度性手段﹐致使官民之間的大規模暴力沖突不斷發生﹐很容易引發出全面的社會危機。而十三億人口大國的深層危機一旦全面爆發﹐必將對國際秩序造成強烈的負面沖擊。

換言之﹐至今仍然敵視民意的中共現政權無法用柔性的方式應對民間維權﹐更找不到緩解或解決公正危機的制度性手段﹐致使官民之間的大規模暴力沖突不斷發生﹐很容易引發出全面的社會危機。而十三億人口大國的深層危機一旦全面爆發﹐必將對國際秩序造成強烈的負面沖擊。

盡管﹐現在的中國還遠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國家的實力﹐也談不上二十年後成為稱霸世界的第一強國﹐但是﹐一方面﹐獨裁政權特有的權力狂妄和被獨裁政權誤導的民族主義﹐正在走向喪失理智和泯滅普世價值的盲目狂熱﹐已經為將來的稱霸准備好了可怕的天下心態﹔另一方面﹐獨裁政權無力解決越積越深的社會危機和緩解日益激烈的官民沖突﹐很可能在內部的危機和沖突即將全面爆發之前﹐借助于對外擴張來凝聚民意和轉嫁危機。

總之﹐自由國家對獨裁國家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信任﹐越強大就越不值得信任。所以﹐除非中國變成自由民主國家﹐否則的話﹐“中國威脅論”將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始終。

2005年12月31日于北京家中（《動向》2006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