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說，貝斯女士在跟她丈夫結婚之前就是一個護士。你會問怎麼可能？對，他們還是因此認識的。唉，」傑克探長不無感慨的說：「那是在他們認識前四五年前的事了。他一開始的時候跟我說了很多，就是一直不停回憶著的說，我應該把他所說的做進一步的調查跟進的，現在想來我真是個切頭切尾的傻瓜。他當時好像提起過她是在俄亥俄州的一所醫院工作的。唉，我怎麼沒有進一步去跟進呢。」

「傑探長，千萬別責怪自己。是這樣的，我的組員相信輕視過或是讓兇手自尊心受到打擊過的是跟被他殺害的受害人持著相同職業的人。兇手是在濫殺著無辜的人去達到他要為所受到過的委屈，為自己出一口氣的報復行為。被害人之所以被兇手選中全因為他們的職業是跟傷害過兇手的人手做著同一樣的職業。

「你是說被害人都是無辜的替罪羊？」傑克半自言自語半詢問的說。

「我相信我們組員的推測。傑探長，安妮貝斯女士被殺的時候是一個執業護士嗎？」

「她不是。根據我的筆記，她婚後就沒有再工作，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全職家庭主婦。」

「因為她是第一個的被害人，你在跟她丈夫傾談的時候盡可能的去了解有什麼是不符合常理的事情。就算他沒法記得他太太當護士的情節，我們還是鼓勵他努力的去回想他太太婚前所有持有過的職業，她在一份工作做了多久，在那裡？如果他記得她太太是個護士的話，她是在醫院的那個部門當護士的？我知道要一個經歷了那麼大打擊的人重新回顧過去的事情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更何況是一件人間地獄般的慘案。傑探長，這是我們通往破案目標的關鍵因素，就算是多渺茫，我都還是要一試。」

「我這就給他電話。」

「還有一件事。我已經仔細的看過貝斯女士被殺的現場照片，當時她緩跑中推著載有她幼子的嬰兒車是在離她被殺身亡的屍體二十呎遠的距離。這個跟其他被害人都是被當場殺害的做法有著相當程度的出入。為什麼她不是在嬰兒車旁被殺的？為什麼她的幼子離開他的母親那麼遠？如果兇手有時間把她拖離公園的小徑，為什麼她沒有呼救？嬰兒車是在離死者二十呎的距離，她是在垂死前推開幼子以免受到傷害嗎？」

「有一件事是沒有歸納進公共檔案中的。」傑克探長說。

「我應該把所有的檔案都調閱過了的。」陳嘉達不解的說。

「在當時來說這是一件很受注意的案件，加上三年前聯調局來的都是扯高氣揚的人，我不擔保這次我的上司會不會不計前嫌。」

再一次，陳嘉達領略了地方和聯邦執法機關人員之間矛盾關係的厲害。幾百年來的積惡大概需要再來幾百年去解決吧。把自己的案辦好才有說話的權利。「你可以直接告訴我嗎？」陳嘉達平靜的說。

「每個我們可以想像出來的狀況都跟當時案發現場所展現出來的持相反答案。唯有一個。安妮當天在公園小徑上做著緩跑，天忽然下起雨來。她當時在一隻耳裡戴著一隻數碼耳機，另一隻耳機大概因為要留意附近的人行動靜而沒有戴上。喜歡跑步的人很普遍都會這樣做。兇手從後抓上了她，我們認為兇手沒有從後跟蹤她，因為我們詢問過的所有證人都指出當時沒有看到任何人，這包括獨自一人的男性跟在推著嬰兒車的貝斯女士身後。又或是以同樣速度的跑在貝斯的身旁。下著的雨幫了我們也害了我們的辦案調查。在溼溼的小徑上就算有打鬥的痕跡也被雨水破壞了原來的痕跡。但溼潤的小徑也讓我們找到了一雙清晰的腳印。它讓我們相信兇手是埋伏在貝斯每次緩跑都經過的路段等她經過再下手的。他一定清楚知道她每天的作息時間和出外的路線；從我們得來的詢問所得，她每天都是循規蹈矩的重複著每一天的生活步調。這也是我常跟我自己的女兒說不要老是在同一個時間跑同一段的路線，就算這樣我還是要我女兒每兩天改換一次出門的時候。話又說回來了，就是因為兇手是埋伏起來的，所以我們認為貝斯根本沒有發現有人跟蹤著她。更不用說對從背後被偷襲有任何的意識。我要指出，腳印是在棵大樹下被發現的。這是我的推斷。兇手以樹幹遮掩著自己，當貝斯推著嬰兒車跑過後，兇手在躲藏著的大樹後以極快的速度從後接近對方，伸手抓住對方，一手掩著對方的嘴，再把對方拖進離小徑兩呎距離的草叢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