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49年開啟了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的新歷史。站在這個新時代的關口，本報特別製作「兩岸六十年，回首來時路」的系列專題，回顧過去六十年在這兩塊土地上，各自發生的三十個重要歷史事件。戰後在兩岸的新政權，一方面透過土地改革重新形塑社會基礎，另方面則透過鎮壓異議，不論是台灣的白色恐怖，或是中國第一波的反右鬥爭，來鞏固統治者的政治權力。

    　戰後，台灣開始進入一片黑暗肅殺。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的騷動並未完全被鎮壓。1948年3月，台大師大學生發動學潮爭取民主自由，高喊反飢餓反迫害。次年4月6日，一百多人被逮捕，7人在獄中被槍斃，史稱「四六事件」。

    　次月，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部司令陳誠宣告台灣實施軍事戒嚴。這部戒嚴法嚴重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並成為台灣戰後獨裁統治的法源基礎，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廢除，讓台灣成為世界上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

    　作為一個移入政權，國民黨原本對本地政治和經濟精英極度不信任。再加上在冷戰結構下，其與美國同盟，對抗共產中國，所以全面肅清島內有紅色嫌疑的份子。但整個威權統治的本質還是以蔣介石為最高強人的國民黨要鞏固政治權力，而鎮壓各種異議分子。

    　戒嚴令之外，各種法律構築了威權統治的基礎。例如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就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5.9），以及來台之後於1949年頒布的「懲治叛亂條例」。據前立委也是政治受難者謝聰敏的調查，在整個戒嚴期間，台灣有兩萬九千多件政治獄，十四萬人受難，三千到四千人遭處決。其中高潮是五零年代，據估計這段期間就有約有兩千人遭處決，八千人被判重刑。

    　這期間對後來台灣政治影響深遠的案件是《自由中國》案，和「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自由中國》是1949年由一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創辦。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創辦之初，該雜誌與蔣介石關係良好，但他們逐漸不滿於蔣的強人威權統治，開始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國民政府。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國》批評黨國「反共救國團」干擾學校教育，蔣介石隨即下令開除其黨籍，雖然雷震到台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

    　《自由中國》被禁 雷震被捕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指出蔣政府藉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自由中國》亦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更七論反對黨的重要性，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

    　基於這樣的政黨政治理念，雷震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如李萬居和高玉樹，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由雷任秘書長。1960年9月4日，雷震終於遭到逮捕，罪名是「包庇匪諜」；10月8日宣判當天，蔣介石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台灣戰後第一個組黨運動，一個跨省籍、結合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的政治力量，就這樣被無情鎮壓。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1961年，年輕英挺的台大教授彭明敏成為台大系主任（其中一個學生叫連戰），並被聘任為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前途似錦。作為國際法權威，他深知國際處境，而無法忍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各種謊言以及獨裁統治。1964年，彭明敏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草擬一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呼籲台灣人民起來推翻蔣政權。

    　宣言中，他們提出的目標，第一個就是「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宣言強調不分省籍，而非狹隘的族群主義。

    　9月20日，原本打算印刷一萬份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因為印刷廠走漏消息，彭明敏一行三人被警總逮捕入獄，以叛亂罪起訴。但由於彭明敏在國內外都具有高聲望，所以於次年11月被特赦出獄。1970年，彭明敏偷渡出國，直到九零年代初才回到台灣。

    　不論雷震或殷海光，彭明敏或謝聰敏，都是雖然被黑暗吞噬，但仍閃閃發光的名字。當然他們各自命運不同，雷殷二人沒有來得及看見民主的曙光就抑鬱而終，彭謝則見證到民主化的來臨，並擔任政治職位。但在他們之外，在那個時代，還有更多為了理想，或者其實是無辜被牽連，而神秘消失，或在黑牢中度過青春，或被折磨肉體的生命。

    　然而至今，「轉型正義」似乎還在空中飄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