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在Milan Kundera作品中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他在許多談論小說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及，也許就是因為Milan Kundera作品的音樂性太強，以致於許多人（包括我）都忘記了他也是一個電影製作者。David Lodge在《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中擷取了一段《笑忘書》中保羅‧艾利阿德和一群人圍著圓圈跳舞的段落：（我部分引用他的擷取，用的是繁體版譯文，粗體為原文所加）

於是她笑了，踏地踏得更重了一點，離地離得更高了一點，把別人也一同拉了起來，不久，沒有一個人不是離地而起的，他們在原處踏兩步，一步向前，腳不沾地，不錯，他們騰空於溫賽斯拉斯廣場之上，他們的圓圈成了個大花環往上飛，我在地上跟著他們說，我不停地仰望著他們，他們就那麼地飄著，擡起一腿，然後另一腿，而在他們之下──在布拉格城裡，飯館裡坐滿了騷人墨客，監獄裡關滿了賣國賊，焚化爐裡剛火化了一個社會黨代表和一個超現實主義者，那煙霧便像好兆頭一般地升上了天堂，我又聽到艾利阿德刺耳的朗誦聲：

愛正在毫無倦意地工作著。

我便在街上追著那個聲音跑，希望可以跟得上那些飛在這個城市之上的組成一個花環的人群，我心裡很沮喪，他們像鳥一般地往上飛，而我卻像石頭一樣地往下落，他們有翅膀，而我卻永不會有。

圍著圓圈跳舞的意涵，以及其與排隊的差異，Milan Kundera在小說中已經有所說明，David Lodge從這一段描述看到的，是Milan Kundera「創作中的電影意識」：

其表現方式是畫面切換頻繁：一會是布拉格全景鳥瞰，一會是奔跑在大街上的敘事者那種饑渴的仰視畫面。飄浮著的舞蹈人環本身就像一種電影“特技”。從語法上講，這一段主要是由一個奇長的句子組成，眾多的從句相當於一組組“鏡頭”，由簡單的聯詞and（和）編排在一起，形成一個流動的序列；這一序列既不強調敘事者的嘲諷，也不強調他的失落感──二者是交織在一起的，無法分割。

小說敘述採用電影的手法其實並不算新鮮，印象中，當赤川次郎於1970年代後半期推出他的系列推理小說時，便已經幾乎是完全以電影分鏡的手法來架構小說的佈局；Umberto Eco在《玫瑰的名字注》中也曾不無自豪地提到：「Marco Ferreri說我的對話是電影式的，因為它們在時間上具備準確性。」如何能達到這一點呢，Eco的寫作方式是：

當我的兩個人物邊說話邊從膳廳向庭院走去的時候，我是把修道院設計圖放在眼前寫的，等他們走到庭院時，他們就停止了說話。

用稍微簡化一點的說法就是，Milan Kundera這一段描述的電影意識是「分鏡式」的，而《玫瑰的名字》中這一段談話，Umberto Eco的電影意識則是「時間式」的。

至於小說作品裡的電影式敘事手法或電影意識，是不是就保證了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成功呢？對於改編，Milan Kundera是非常反感的，不過這又是另一題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