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這本書時，是出於對基督宗教信仰問題的興趣，也看到Umberto Eco的大名，不過當時這麼一本薄薄的小書，花了兩天的時間很快地就看完了，看了也沒有太明顯的感受。這次重讀主要還是因為Eco的關係，卻發現兩位對談者的思路很不容易掌握，因為所談的題目雖然明確、簡單，但兩位都是博學之士，思考深度與論證方式都細緻，若沒有經過梳理，很容易就一眼帶過，便未能掌握其中的脈絡與精髓，更不容易感受到兩位對談者深深的人性關懷。

首先介紹這本對談的緣起：

「千禧年前夕，義大利一家報社邀請著名的符號學大師艾可與望重一方的樞機主教馬蒂尼，針對信徒與非信徒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對談」（書背書介）。對談的方式是由「問者暢所欲言地將一個基本問題寫成一封信，寄給答者，讓他在回信裡也暢所欲言地答覆同一問題」（房志榮，〈導讀〉），前三次由Eco發問，最後一次則由Martini主教發問。

以下是四次對談的內容摘要，整理以供參考。

第一次對談主題：千禧年的末世論。

Eco提到了千禧年在當代的表現形式，並討論了末日論最常依據的《聖經‧啟示錄》的內容，認為〈啟示錄〉既是一種終結，也是一種承諾，然而當代卻在末日的恐慌心理之下（透過大眾媒體的不斷渲染），採取「吃吧，喝吧，因為明天就要死亡」這樣的縱慾態度。千禧論千年的解讀，是採取「字面」或是「屬靈」的態度，形成了基督教與異教徒不同的歷史觀，在這樣的歷史軌跡之下，Eco提出了他的問題：「是否有一種希望的概念（和我們對未來的責任概念）可以讓信徒和非信徒共同分享？它可以建立在現在的何種基礎上？是否有一種末日觀不是暗示對前途的漠不關心，而是不斷地檢討過往的錯誤，這樣的末日觀是否有其重要性？」

Martini認為當今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倫理的爭議等等現象，使千禧年主義原本的想像形式更使當代人感受到末日的威脅，但他認為〈啟示錄〉必須放在《新約聖經》的脈絡下來解讀，〈啟示錄〉屬於末日文學，末日文學的主題經常是「逃避現世，向未來尋求庇護」，但〈啟示錄〉「要強調的不是此世的挫敗，而是一種圓滿經驗的延長，換句話說就是早期教會解釋的『拯救』」，因此它是「第一批基督徒在希望的支撐下熬過現世的艱難，以及他們寄予未來的勝利」，依此，歷史的發展便具有三重的信仰：歷史有意義、有方向；歷史不是用來預測，而是為了期望；人類道德決定歷史的超歷史性。因此，希望必須存在，「因為信徒和非信徒都活在當下，希望可以給予他們意義，給予他們承諾」。

第二次對談主題：墮胎

Eco首先討論生命權、生命的定義以及人們對待不同生命的態度差異，並透過對聖多瑪斯‧阿奎納(Saint Thomas Aquinas)對生命起源於何時這一問題的探討來提請Martini提出他的看法。

Martini首先區分了生命與人類生命的不同，並且以天主教的立場強調了「人的生命是受神的召喚」這一點，進而區分在福音書中希臘文對屬肉的、屬靈的以及屬神的生命不同的區隔。儘管對於確切的生命起始於哪一點不敢貿然斷言，但就天主教的立場來說，Martini相信生命始於受孕的那一刻。

與Eco相同，Martini也強調了這一新生生命的可貴，以及在墮胎問題上人（尤其是女人）承受的煎熬，兩人均以慈悲寬容的觀點看待墮胎此一困境。

第三次對談主題：教廷為何不准女性擔任聖職

Eco從聖經詮釋、神學論證、象徵主義，乃至於兩性生物特徵理論去尋求解答，仍然無法解除疑惑。

Martini雖然也承認女性在教會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教廷也愈來愈注意到這樣的發展，但他基於「教會是因為救贖而產生的，這並非來自人的思想，而是來自神的旨意」，而且「教會的行為深植於傳統，而在過去這兩千年的歷史中，如此的行為標準並未真正偏離傳統，顯示出這不單與抽象或演繹的理由有關，也和某些神秘的理由有關」為理由來回覆這個問題。

第四次對談主題：倫理道德的基礎

最後一次對談，由Martini提出問題，Eco回應。

Martini的問題為：「我不明白一般人到底是如何合理化個人的行為。」因為信徒在行為上有一位位格神的道德教誨做要求，但許多非教徒「不承認位格神，不以絕對原則為依歸，卻公開表示自己擁有堅定的道德原則，而且願意為它奉獻生命，並據以決定什麼是他不計代價要做的，什麼又是他不論面對任何狀況都不會做的」，這樣的倫理道德基礎到底為何？

Eco則從普通語義學出發，發現普通語義學並不具有普遍性，而真正的普通概念「都指涉我們身體在空間中的位置」，這個語義便成為道德體系的基礎，那就是「我們應該、尤其應該尊重他人的身體權利，包括言論和思考的權利」。個人就在他人出現之時，彰顯了道德的意義：他人與我們同在，「這不是什麼模糊的情感取向，而是一個基本情境。與宗教相距最遠的社會科學告訴我們，是他人的凝視在定義我們和決定我們的；如同我們無法不吃不睡地活著，我們也無法了解如果沒有他人的凝視和反應，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是為何有人可以做出傷害人的事情呢？「因為那些社會將『他者』的觀念囿限在他們自己的部落（或種族）裡，認為『野蠻人』（也就是『他者』觀念之外的人）不是人類，所以種種的殺戮與暴虐便被合理化了」。

知覺他者的重要性是否即是建構我們道德行為的絕對、不可搖撼之基石，Eco提到了兩則故事來回答：「未曾經歷超經驗感受或是失去超經驗感覺的人，仍然可以找出個人生命的意義與死亡的意義，仍然可以單純地因為愛人而感到愉悅，也可以因努力提供他人適宜的生活直到一己生命消失而感到安慰」；以及一種對生命延續的信仰與意義感，「使得許多非信徒寧可死於迫害，也不願背叛朋友；寧可冒著身染疫病的風險，也要盡可能治癒他人的病痛」。

另外，Eco認為即使沒有上帝的存在，人們也會「為了尋找面對死亡的勇氣，將會出於需要而發展出宗教思想，並且渴望建構能夠解釋並提供典範的宗教記述。從這些記述中，人類會虛構出一些啟發的、恐怖的以及令人同情的自我安慰」，而耶穌的救贖，即使是非信徒也可以從「耶穌基督寬恕世人的例子中獲得提升一己生命價值的機會」，「當適當時機來臨時，他會擁有宗教的、道德的、詩般的力量，讓他相信耶穌、泛愛、寬恕敵人，以及犧牲個人性命以完成他人的救贖」。

總之，Eco「嘗試將俗世的道德標準建立在人類物質需求的這項自然事實上」，並認為「自然的道德法則值得因創造它的深刻宗教情操而受尊重，它應當與來自超經驗的道德法則享有同等地位，超經驗的信仰必須承認自然的道德法則同樣因為人們期待救贖而銘刻於心」。

最後談一談書前的兩篇導讀，第一篇是輔大神學院房志榮神父的〈四場充滿「希望」的大師對談〉，文章集中討論第一回的對談，原因在於一般中國人對聖經背景較不熟悉，所以著墨較多；第二篇是中研院劉述先教授的〈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對談〉，身為所謂「新儒學」的學者，劉教授還是脫離不了那種儒學本位的觀點，隱隱透露出那種儒學優越感，讀來真是彆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