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寫了「反對詰問權與傳聞證據」，剛開始是懷疑最高法院與老師的立論，理由很簡單：傳聞法則最主要的思考除了可信性外，「必要性」的考量可能更加重要。換句話說，如果證人都能夠出庭了，到底有沒有開例外的必要性，這一個前提必須先處理。空言證據進入法院越多越好，依據為何，這個說法我是絕對質疑的。

現在在接觸個案，其實就是在驗證這件事情。事實證明，法院幾乎都會用偵查中的證據（案重初供的實務經驗），而且偵查中可以誘導、可以暗示，而且會有資訊不對等的問題，常常證人不是出於「故意陷害」，但是「誤認事實或受引導」反而是不爭的事實。

有趣的是，審判中不是要行使對質詰問權「補正」程序嗎？問題就出在一來多半的律師不擅長對質詰問，二來縱使擅長對質詰問，原本的偵查中筆錄對法官的說服力（這點其實絕對是有疑問的，有誘導的背景事實，真實性絕對不會比較高，但比較容易誤導法院）比較高，等於要「洗清」偵查中筆錄的非真實性，法院才有可能採取審判中的證詞，但是一百個案件，說實在話有沒有五個案件可以在對質詰問上逆轉，其實幾乎不可能。我尊敬我的老師，但是我懷疑這樣的作法，更懷疑通案這樣的處理是否合理的。

一點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