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改名民主紀念館及拆除大中至正四字鬧的沸沸揚揚，中央與地方大鬥法、爭執不休，民眾又分成涇渭分明的兩邊（也或許更多的是懶得理會政治是非的一群）。我想台灣這樣浪費社會成本的事件仍會不斷出現，因為台灣社會仍未形成共識，對國民黨過去統治的愛恨情仇、對中國的欲迎還拒、對台灣主體性的迷惑，都還在台灣社會裡爭論著，於是，我們只好繼續投注社會成本在這意識型態的分裂上，繼續橫衝直撞，看看最後是否能衝撞出或妥協出什麼…（無奈）

最近看的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一書，我雖不全然贊同作者所言，但他卻啟發了一種要以更高更廣的視野來研究台灣的精神，在後殖民時代進行去殖民工作，是需要深沈的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台灣這塊土地在飽經歷代政權殖民後（包括國民黨統治），如何去殖民且不過於自卑或自大地找到自尊，需要眾人的智慧才能達成！面對過去留下的殖民遺產，我們要如何看待它呢？如何不以仇恨或疏離來區別自我和他者？也許在去蔣、去威權的處理上能更加細膩或使之具教育意義…

看著中央和地方政府以政治因素為考量爭著指定中正紀念堂為古蹟，諷刺的是，樂生療養院仍被丟棄在一旁；我不懂文資法，但想必這個法不只是在立法上顯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朦朧的憲政危機，文資法的實際運作上亦出現問題，1980年建成的中正紀念堂被爭相指定為古蹟，1930年成立的樂生療養院卻只能遭到拆除，「古蹟」的意義為何實在值得反思。當然，不是年代久遠才算古蹟，而是要看這個地方的歷史意義，而即使被指定為古蹟，也不一定能得到良好的保存或利用；但是，就此事而言仍明顯現出台灣國家機器的暴力和社會缺乏公義的情形。

台灣仍努力成為一個在國際間被承認的國家的過程中，我們不只要建立明確的台灣主體性，更要思考我們要的是怎樣一個未來、怎樣的社會型態，假如追求民族主義的過程（無論台灣民族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意謂就得放棄考量社會階級、種族、性別或人權等其他普世價值，那麼，我們是否就在飲鴆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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