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方面的官方和準官方聲明里，中新兩國間的摩擦往往被歸因於新加坡難以適應中國的期望，沒有對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中國給予相應的尊敬。
　　新的方向
中新關係降溫有一定合理性，因為中國對新加坡模式的熱情從來都不像表面上那樣情投意合。近來，比較敏銳的觀察家提出，中國眼裡的新加坡模式與新加坡本身的模式並不一樣，為適應中國發展道路它經過了修改。
　　兩會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徹底終結了中國今後將繼續走新加坡道路的說法。中國領導層構想的不是經營式民主和有限的國家干預，而是中共全面指導和領導社會，包括政府和企業。中國領導人一方面自信地強調黨的領導，一方面開始談論“中國模式”和“中國智慧”，堅定認為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即便不適合其他國家照搬，至少也值得學習研究。儘管中國學者和決策者仍將繼續研究其他政治體制，但中國領導人已經宣布中國有了屬於自己的模式，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必須開始適應這一現實。
　　回應
　得了吧，一個城市之國說到底是“城市”，其發展和治理理念不可能適用於一個人口14億的大國。請新加坡認清現實，不要自我感覺良好一廂情願地想做中國的老師。
　歷史證明，中共學誰誰完蛋，學新加坡，坐等結果。
　許你提新加坡模式，就不許我提中國模式、中國智慧？真是強盜邏輯。自然，新加坡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城市管理經驗也算是其長處。中國畢竟是大國，不是治理一個城市國家的經驗就能全面涵蓋的，所以我們才走中國道路，發展中國模式，難道這提都不能提？真是奇怪，西方人雞蛋裡挑骨頭的本事真是天賦，可能，這也顯示出對無法支配別人又無法安放的無力感和恐懼心，所以抓狂。

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總編馬特·施拉德爾：“新加坡模式”不再是中國的榜樣2018-04-04觀察者網

在許多種意義上，中國今年三月的兩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除了修訂憲法和政府改革等重大事件，它還宣告了另一個時代的終結。今後，對中外觀察者而言，“新加坡模式”都不再是理解中國政治演化的有效途徑。不管如何，本次兩會凸顯出一個事實，即中國如今認為可以向世界推介自己的模式，而這種獨立的模式並不承蒙任何國家的恩惠，包括新加坡。
　　模範城市
當鄧小平1978年向全世界敞開國門時，他很快將新加坡確定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原因顯而易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締造的國家融合了高效的經濟管理、廉潔的政府、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長期持續的一黨專政，而這一切都存在於一個多民族、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當中。
　　據報導，1978年鄧小平首次訪問新加坡時，他對其繁榮程度感到吃驚。1992年，鄧小平鼓勵中共幹部“要向世界學習，特別要向新加坡學習”，在中國政治和學術界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熱”。這股熱情化為製度：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5年，大約有5萬名中國官員南下“向新加坡學習”。中國對新加坡模式的密切關注引發了西方學者和記者的注意，他們通過探究兩國間的聯繫來尋求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
但由於新加坡對中國在南海的強勢態度和相應舉措感到擔憂，兩國間的熱絡關係如今開始降溫，逐漸從尊重變為猜疑。由此產生的重要影響之一是，中共開始減少派往新加坡學習的干部人數。
　　鷹派的聲音開始主導新加坡國內的公開辯論：新加坡無任所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說，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政策對新加坡構成了“生存”威脅，新加坡要想生存必須找到抵制的辦法。

兩會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徹底終結了中國今後將繼續走新加坡道路的說法。中國領導層構想的不是經營式民主和有限的國家干預，而是中共全面指導和領導社會，包括政府和企業。中國領導人一方面自信地強調黨的領導，一方面開始談論“中國模式”和“中國智慧”，堅定認為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即便不適合其他國家照搬，至少也值得學習研究。儘管中國學者和決策者仍將繼續研究其他政治體制，但中國領導人已經宣布中國有了屬於自己的模式，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必須開始適應這一現實。
　　回應
　得了吧，一個城市之國說到底是“城市”，其發展和治理理念不可能適用於一個人口14億的大國。請新加坡認清現實，不要自我感覺良好一廂情願地想做中國的老師。
　歷史證明，中共學誰誰完蛋，學新加坡，坐等結果。
　許你提新加坡模式，就不許我提中國模式、中國智慧？真是強盜邏輯。

哈佛商學院教授史兆威：以前美國是最好的教材，現在中國是2018-04-03 觀察者網

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不單單是世界工廠，為全世界提供生產配件和工業產品。也逐漸成為各大學術機構關注的商業理論試驗基地。中國做不做，中國怎麼做，中國做的好不好已經成為檢驗一個商業理論的重要標準。
　　史兆威強調，巨大國內市場和國內消費支持製造業升級，曾經是美國在20世紀成功的秘訣之一。而今天這個優勢在中國格外顯眼。今天，中國已經是全世界許多產品的最大市場，比如智能手機，消費品和汽車。而且中國也正在變成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將會得到大量“熟能生巧”的機會。
　　回應
　這種清醒的歪果仁是我們崛起的最大阻礙。
　清醒的人那都有，唯一的問題是我們要保持清醒。
　清醒個毛，這些只是事後諸葛亮。80年代，日本的員工終身製被認為是日本企業成功的主因，員工對企業有歸屬感，整個企業就像一個龐大家庭，哈佛丶耶魯把這些列為企業成功的教材。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同樣的員工終身製被認為是日本企業失去活力的主因，員工升遷按年資，排資論輩，固步保守，沒有創新精神，哈佛丶耶魯把這些列為企業失敗的教材。
　你們參觀的那個工廠是舉國之力建造給老外看的，我們現在茶葉蛋都吃不起，我們一百年內都是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是建立在血汗工廠基礎上的。拿它當教材？歐洲人都要上街示威了。
　如果看下勞工的歷史，血汗工廠就是西方舶來品，如果根據工業化時段中國明顯規範的多.

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總編馬特·施拉德爾：“新加坡模式”不再是中國的榜樣2018-04-04觀察者網

在許多種意義上，中國今年三月的兩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除了修訂憲法和政府改革等重大事件，它還宣告了另一個時代的終結。今後，對中外觀察者而言，“新加坡模式”都不再是理解中國政治演化的有效途徑。不管如何，本次兩會凸顯出一個事實，即中國如今認為可以向世界推介自己的模式，而這種獨立的模式並不承蒙任何國家的恩惠，包括新加坡。
　　模範城市
當鄧小平1978年向全世界敞開國門時，他很快將新加坡確定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原因顯而易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締造的國家融合了高效的經濟管理、廉潔的政府、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長期持續的一黨專政，而這一切都存在於一個多民族、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當中。
　　據報導，1978年鄧小平首次訪問新加坡時，他對其繁榮程度感到吃驚。1992年，鄧小平鼓勵中共幹部“要向世界學習，特別要向新加坡學習”，在中國政治和學術界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熱”。這股熱情化為製度：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5年，大約有5萬名中國官員南下“向新加坡學習”。中國對新加坡模式的密切關注引發了西方學者和記者的注意，他們通過探究兩國間的聯繫來尋求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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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新加坡對中國在南海的強勢態度和相應舉措感到擔憂，兩國間的熱絡關係如今開始降溫，逐漸從尊重變為猜疑。由此產生的重要影響之一是，中共開始減少派往新加坡學習的干部人數。
　　鷹派的聲音開始主導新加坡國內的公開辯論：新加坡無任所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說，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政策對新加坡構成了“生存”威脅，新加坡要想生存必須找到抵制的辦法。
　　在中國方面的官方和準官方聲明里，中新兩國間的摩擦往往被歸因於新加坡難以適應中國的期望，沒有對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中國給予相應的尊敬。
　　新的方向
中新關係降溫有一定合理性，因為中國對新加坡模式的熱情從來都不像表面上那樣情投意合。近來，比較敏銳的觀察家提出，中國眼裡的新加坡模式與新加坡本身的模式並不一樣，為適應中國發展道路它經過了修改。

中國自清末以來，尤其是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對自身從秦朝開始已降兩千年的政體的判斷就陷入到這個理論框架裡了。既然是民主/專制的二分法，一般將民主與發展聯繫在一起當作美好的事物，將專制與落後僵化捆綁在一起當作負面的事情。民主在普通中國民眾中也被廣泛接受，但是這種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民主”是不是符合中國幾千年的治理經驗？很少有人討論。尤其是西方在經過熊彼特在其1942年出版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重新從程序角度定義民主概念後，“選舉”就成為當下西方民主概念中的最核心內容。“在熊彼特手裡，'民主'完成了從'人民統治'向'人民選擇統治者'的轉型：'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這與中國治國理政的“郡縣國家”歷史經驗和慣性之間衝突就更加深沉而尖銳了。
　西方偏愛對抽象的形式問題的結構分析（政體也是政治權力組織運作的形式），與其強調形式邏輯的哲學傳統有關，又受到宗教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影響。加之歐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礙統一大局形成的天然缺陷，使得在西方進行政體比較成為可能和長期問題。但這些都與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經驗不相吻合，因而導致雙方的問題意識自然也大不相同。這裡本無對錯，不過是西方的霸權邏輯和過度自負，導致其“輸出民主”的動力特別強勁。但歷史已經反复證明，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http://www.guancha.cn/CaoJinQing/2017_12_09_438413_2.shtml

現在回顧孟德斯鳩的這本書，其實很多是不嚴謹甚至是大膽的胡說。但僅僅從學術和知識的角度是無法理解孟德斯鳩的著作的，因為孟德斯鳩是法國的貴族，但他面對法國的君主集權時內心特別痛恨。理解了這個背景，就容易理解他不便直接地罵法國的君主，而是拐彎地罵東方的君主，他真正想談的問題是“法國問題”，真正考慮的讀者對像是“西方讀者”。
　所以他將政體分類為專制政體、君主政體、共和政體三類。何謂專制政體？一人統治、無法無天，沒有法律的叫專制政體。何謂君主政體？一人統治，有法律如英國一樣叫君主立憲政體（其實在孟德斯鳩筆下這兩個概念經常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多數人的統治，那麼叫做共和政體。在這本書裡面孟德斯鳩系統發揮了“東方專制主義”思想，把整個東方的國家都包括進去。並且經常把中國看作是一個東方專制政體的典型。
　此後，這個充滿偶然偏見誤解也頗為膚淺的“專制”概念，由黑格爾的歷史接續，再經過馬克思的著作（“封建專制政體”）發展以及冷戰時期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鼓吹，終成一股影響巨大的思潮和分析框架。
而將“政體”概念引入中國的，最早始自清末改革家梁啟超，其在1902年發表的《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中開篇提出，“政體分類之說，中國人腦識中所未尚有也。”西方這些學者或者革命鼓動家的著作翻譯到中國後影響甚廣，但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一批他同時代的曾經鼓吹過西式政體思維的中國學者，後來都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回歸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的思路和經驗上來，這是值得深思的，難道僅僅是因為“上了年紀”的因素？恐怕更多是親見和親歷治國理政實踐的高度複雜性後心存敬畏和謙虛了。
　如果說利瑪竇寫的還是“領導決策內參”的話，孟德斯鳩寫的就是“革命宣傳檄文”了，其客觀性和學術性都弱了很多。但孟德斯鳩的偏見也是產生於西方文化土壤的基礎上，他不過是在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無法回答“利瑪竇困惑”時的簡單應付。批判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難的；摧毀是容易的，建設是困難的。

利瑪竇困惑，西方人自己給自己出的中國謎題2017-12-09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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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起來看，其實利瑪竇一直在糾結於中國是什麼政體？歐洲人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政體。首先，他看到中國有一個皇帝，所以判斷中國應該是一個君主政體。第二，但皇帝在深宮裡面，實際治理過國家民眾嗎？實際治理國家的是士大夫。所以中國看來又是一個貴族政體。第三，最後又一看中國的貴族和歐洲的貴族不一樣，歐洲的貴族是世襲的，中國的士大夫人人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所以看來中國還是一個民主政體。按照傳統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分析框架，無法清晰歸類中國的政體和治理實踐，進而陷入持續的困惑之中，筆者概括為“利瑪竇困惑”。這種困惑一直持續到我們當代，到底中國算什麼政體，只要套到西方概念裡去就難以自圓其說。關鍵是我們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表達我們是什麼政體！
　因為中國是沒有政體概念的傳統，政體和政體的分類是西方政治學的發明，源於亞里士多德。儘管近年的研究成果對古希臘文明成果、亞里士多德其人及其著作的真實性都有質疑，認為很多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偽作。這裡我們姑且先按照流行的西方政治學脈絡來理解，即使是托偽之作，至少在文藝復興之後已經成為西方學界的主流了。
　亞里士多德將當時古希臘幾百個“城邦”（村落？）按不同的政體分類，採用兩個標準，第一是統治者的多寡，第二是統治者是為城邦整體服務還是為一小部分人服務。最後形成三大類六小類，一個人統治叫君主政體，少數人叫貴族政體，多數人統治的叫做共和政體（民主政體）。他認為三種政體形式不變，但內容都會變質。君主政體形式下，當君主不為老百姓而僅僅為自己服務了，叫僭主政體。貴族就為自己服務就變成了寡頭政體，那麼民主政體中老百姓不為整體考慮了，一上來就掠奪富人的財富叫暴民政體。這個思想一直延續到利瑪竇時期都是如此，所以他到了中國以後就納悶，不知該如何在原來的亞里士多德理論框架中安置中國的位置。
　西方真正對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框架進行變動甚​​至是顛覆的，是晚於利瑪竇一百三十多年出生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年），孟德斯鳩影響力最大的書是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

如果自由民主制度通過“多數人的暴力”每隔8年便把人們拖入另一個威斯坦·休·奧登所謂的“不誠實的年代”，那麼中國所實行的“有限自由的民主制度”是不是更加可取呢？
.....
　　回應
　西方人總有一種迷失，就是一定要用xxxx才行，或一定有萬能的xxxx模式。西方人會有這種迷失，從歷史上看，多半是受到單一的一神教宗教影響，要知道，制度這種東西，必須因地適宜才可以，而且要與時俱進。不過目前中國也有諸多唯制度論，無論是親西方的，還是親我黨的，其實骨子裡差不多.....
　美國學界對現狀的反思一如既往的不著調。1、美國政治精英根本不存在“政治極化”，美國左右都表現為精英化、脫離大眾而趨於左右不分才是正解。所以也就不存在福山的所謂“否決政治”，川普之決斗方與其說是一黨不如說是面對民主共和兩黨。2、把川普當选和“多數人暴政”掛鉤簡直就是對人民的污衊。川普被銹帶群眾推舉上台是美國人民由華爾街運動的街頭抗議走向政治抗議的必然.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執政合法性這個問題。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主導地位的終結與全球新秩序的誕生》中有力地論證了，中國所實踐的其實是另一種現代化模式。在中國社會裡，“國家”彷彿是儒家文化里“家庭”一樣的概念，一個中國人對國家的歸屬感與對自己家庭的歸屬感之間有著某種相似性。在中國，人們並不特別期待政府追求外部目標，國泰民安尤其國家的穩定和團結才是“家長”最重要的分內之事。
　　馬丁·雅克認為，這種將國家視為家庭的思維習慣導致中國人認為自己與國家之間（不同於西方社會中公民與國家之間單純的法律關係）存在某種天然的血緣文化聯繫，而一個把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的政府就像一位嚴父慈母般的“家長”，自然就被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賦予了西方政治話語中所謂的“執政合法性”。對西方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它與西方那種通過多黨競選得來的執政合法性一樣，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雖然中國政府並非經過多黨競選產生，但事實證明這個政府比美國政府更加高效、對社會更有責任感而且更能代表社會各群體的利益。也許，人們應該將中國的體制當作一種“有限自由的民主制度”。在不復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卻比美國政府更成功地用精心起草並通過詳細討論和試驗確定的各項政策實現了人民大眾的利益。
　　當年蘇聯解體時，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價值地位曾是不容置疑的，可如今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在過去幾十年裡，被視為向民主制度過渡的100個國家中，僅有20個左右勉強取得了成功。而更深刻的挑戰來自中國，中國並未採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卻取得了比自由民主國家更大的成功。
　　我們必須放棄20世紀的思維了，我們曾以為所有國家終將不可避免地實施自由民主制度，現在看來這一觀點還是太武斷了；我們曾以為自由民主制度可以確保選舉獲勝者俱備專業的社會治理能力、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能有效代表選民利益，這樣的觀念也已經被殘酷的現實否定了；而更使人們對自由民主制度喪失信心的是“民主的最大惡夢”——右翼民粹主義思潮。這一思潮正在歐洲和美國攻城掠地，上世紀30年代，歷史曾給過我們非常慘痛的教訓。

在過去幾十年裡，與美國政府相比，中國政府更有效地代表了普通民眾的利益，而且獲得了人民更充分的信任。在一篇名為《黨的生命》的文章中，中國學者李世默指出，中國政府在執政過程中體現出了高度的專業能力並對民眾的需求做出了快速的反應。他在文中繼續寫道：“在中國共產黨執政至今的六十幾年裡，這個政黨表現出了傑出的適應性，真正做到了與時俱進”。
此外，他還在文中提到了毛澤東主導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鄧小平1978年開啟的經濟改革。美國政府的低效與中國政府的與時俱進和執行力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精英領導體制，只有那些有實際工作經驗而且工作能力經受過嚴苛考驗的官員才有機會脫穎而出獲得升遷”，李世默在文中寫道。他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例指出，習主席在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前，曾從縣委副書記一步步做起，在經歷了多次工作變動後才最終肩負起中央重要領導崗位的工作。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之前，他管理過的人口總數超過了1.5億，美國總統特朗普僅憑此前做生意的經驗是無法與之相比的。
　　西方一向認為，多黨選舉制度是一個政黨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而中國模式向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快速的經濟發展是一個政府獲得民意支持的重要原因。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有87%的中國受訪者對國家當前的發展方向充滿信心；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美國人對國會的支持率僅有21%。
　　另外，一些人認為，中國政府獲得民意支持的原因僅僅在於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其實這個觀點也是偏頗的。李世默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結束後將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從泥淖中拉出來使之起死回生並實現了大範圍的現代化，這項功績是比實現經濟增長更重要、更持久的執政合法性來源”。

第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過去幾十年來，各利益集團對美國民主制度造成了實質威脅。
　　第三，近來最引人矚目的便是約翰·亞當斯所擔心的“多數人的暴政”正在成為現實，這股民粹主義大潮不但藉民主制度橫掃歐洲大陸催生極右翼勢力崛起，而且在美國已將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推上了總統寶座。
　　民粹主義運動對自由是一種傷害，它為我們詳細展示了反同性戀、反墮胎以及伊斯蘭恐懼症的真實樣貌。從席捲歐美的這股民粹大潮中，我不禁看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影子——民主所導致的民粹可能引發極為慘烈的災難，我們永遠不應忘記奧斯維辛集中營裡那堆成小山一般的屍體。
　　自由民主國家的典范美國正經歷著嚴重的政治衰敗。如果在過去，這不過意味著美國將被另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所取代。例如，20世紀上半葉，衰敗的英國就是這樣被美國取代的。
　　然而，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歐美在全世界的優勢地位很可能將難以為繼。一個非西方國家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領域的全面崛起，其經濟規模將在未來幾年內超越美國，這個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陷入困境時，中國模式所體現出來的驚人的行政效率以及各項政策在民意上廣泛的代表性受到了世界各國的矚目，主張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學者們已經從中國那裡感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西方的話語體系裡，中國是個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非民主國家。多年來，中國在諸多方面被西方國家廣為詬病，他們認為中國是個不民主的專制國家。然而，中國模式已經在西方這個自由民主的大本營引發了激烈的討論——中國依靠自己的治理模式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即便在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國家裡面也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像中國那樣在如此多的領域裡取得如此高水平的成就。

夏仁巍：中國模式——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
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學生，2017-08-09

“西方政治體制的缺陷從未像今天這樣清晰地展現給世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日當天，新加坡《海峽時報》在報導中如此評論道。眼下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迫切需要得到人們的解答——在今天這個集權主義回潮的時代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在西方，人類史通常被理解為一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逐漸擴散普及的歷史。人們認為，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可以確保選舉獲勝者俱備專業的社會治理能力、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能有效代表選民利益。
　　這種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樂觀自信在20世紀下半葉達到了頂點。在西方，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處於向自由民主制度過渡的進程之中。隨著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四·二五革命）開啟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雖然美國曾以普及民主為名發動了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但毋庸置疑，美國仍然是全球自由民主政治體系中最有影響力的國家。
　　在過去幾十年裡，大多數脫離集權體制的國家最終並未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機制。而在這一過程中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美國的衰落，這個曾被尊為民主燈塔的國家，其政治已經陷入了嚴重的衰敗和混亂。美式自由民主的衰落以及中國中央集權的廣泛優勢日益被外界所了解，這兩個因素使自由民主這一意識形態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自由民主將很難再恢復昔日的主導地位了。
　　近些年來，美式自由民主顯得日益缺乏社會代表性，而且使政治越來越低效，政治人物也越來越缺乏擔當——而這些正是自由民主制度曾引以為傲的優勢所在。
　　我這裡所謂民主政治的衰敗，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美國政治精英群體的思維已經僵化，這集中體現在“政治極化”方面，這意味著政治人物的主張已經無法代表大多數選民的聲音。這一“極化”的政治僵局又因美式“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而變得更加惡化。
　　所謂“三權分立”，最初創造這一制度本意是為了避免一方權力過度集中，可近些年來，該制度反而成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謂“否決政治”的實施工具——若要使立法程序停在某個環節其實有很多辦法，這導緻美國政治僵局幾乎無解。“政治極化”再結合“三權分立”造成的“否決政治”，美國政治機器注定無法有效運轉，任何立法程序都難以順利推進。

七年！阿拉伯之春看不到希望 突尼西亞自焚成風潮2017-07-10聯合報

阿拉伯之春過後七年，自焚在突尼西亞變成風潮，因為威權統治依舊，所有事情回到原點，讓人陷入更深沉的絕望。
紐約時報報導，現年31歲的戴里迪平日在突尼斯市政廳前廣場擺攤賣水果，今年5月，警察以未繳規費為由驅趕他，將他攤車上的杏子、香蕉和草莓全打翻在地，他一時氣不過，將汽油淋在身上，點火自焚抗議。胸前和頸間滿布傷疤的戴里迪說：「我想自焚，因為我心中充滿怒火，我想就這樣死去。」
點火那一刻，浮上戴里迪心頭的除了家中老母，還有和他同樣是水果攤販的布瓦吉吉，後者2010年點火自焚，引爆「阿拉伯之春」革命，造成突尼西亞乃至於整個中東、北非地區持續動盪。
但是七年過去，此區充滿期待落空後的更深刻挫折感：威權統治重返埃及、利比亞一片混亂、敘利亞和伊拉克因為內戰而四分五裂、波灣君主政體幾無改變，阿爾及利亞政治運作陷入癱瘓。
位於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之間的突尼西亞，號稱阿拉伯之春的搖籃，原本最有機會達成民主繁榮的願望，現在的境況卻最讓人唏噓──一度驚世駭俗的自焚行為已變得尋常可見，背後原因可能出於憤怒、沮喪、絕望，或想公然挑戰權威。
突尼西亞的自由民主治理程度已高於此區其他國家，但仍無法提供人民希望，相信未來日子會轉好。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放棄自己的祖國，遠赴海外工作，或乾脆加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根據研究數據，突尼西亞的自焚案件在過去五年間增加至原先的三倍。設在首都突尼斯郊區班阿胡斯的突國主要燒燙傷重症醫院，2016年收治了104名自焚病患，創下新高紀錄。
該院燒燙傷部門醫師梅沙丁說，自2011年來，每年平均有逾80起自焚案。在人口數1100萬的突國，公開抗議的自焚方式已經是次常見的自殺手段。
這個現象凸顯革命過後的社會經濟困頓，仍充滿不安、民眾心中常覺無助，他們想公然反抗壓迫，也向其他看到不公義卻不行動的人，表達抗議。
　　回應
　希望日後太陽花後悔時還有咖啡可以喝。
　窮困是要靠經濟去解決!而不是民主!民主只會訓練政客越來越會吹牛!當初小英......
　文中說得沒錯，阿拉伯之春的結果是最封建的王室政權全都建在，埃及走回軍事獨裁，看來看去，才發覺親美的都還活著，不親美的全部陣亡。
　經歴「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全都比以前更糟。
　國泰民安是目的，任何政體都只是手段，就算民主也只是手段，可一大票人手段與目的分不清，追求手段，犧牲目的。

這個嘛！阿楨這廝在【極權主義：邏輯邪36】撕開了民主主義之真面目：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只都具有意識形態的特質，美式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甚至是比蘇聯共產主義之極權主義更厲害的意識形態，所以才能打敗蘇聯，成為全世界的超強霸權。

人家美國是善霸
不像共匪是惡霸

二廝何必在嘶，只要不理盲濫情，只要依理性專業事實便能研究出：

　　民主主義最早出現於古希臘Pericles的演講中：「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每個人在法律上平等，人民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均是自由公開的」，這些到洛克時發揚光大成為古典民主政治。雖然實際政治並不依古典民主政治，但其基本原則仍值一提：1.人民主權。指最高政權屬全體人民所有，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天賦人權，誰也不可剝奪。2.政治平等。指人民參與和治理的權利和機會平等。3.以民主程序解決自由開放的多元社會中的各項衝突，以理性來規範並節制彼此的不同意見，並彼此妥協。4.以公開自由平等的選舉來決定那些意見成為共同接受的法律或政策。這些雖是多數決，但是暫時性的，必須定期重新選舉。
　　在上述原則下，民主主義似乎是理性、自由、平等、多元等理想的化身，但現實的西方民主從一開始便異化成民粹主義、愛國/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Pericles統治下的雅典式民主，不但公民人數只占全雅典人口的1/10，更糟的是他為了掌權，以雅典優先至上為口號（如李陳總統的台灣優先至上），利用無知又自私的雅典公民，對內剷除對手，對外建立雅典帝國，可正是此種民粹式異化民主，給希臘帶來了毀滅性危機。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民主更是西方戰爭史上戰爭而非和平的誘因，並將中世紀的有限戰爭導至無限戰爭。
　　至於後進的民主國(含台灣)，在由上而下的民粹（如台灣李陳總統的台獨意識形態）及由下而上的民粹（如台灣馬英九總統的專業內閣不敵理盲濫情的民粹）交攻下，尤其西方假藉民主自由人權為名，其實這一切都是為西方利益並為遏制或為和平演變非西方尤其中國找藉口而已。當然這不是說民主自由人權不可欲，而是說這些價值應是透過社會本身的發展邏輯之達成的，而不應是也無法由外力去賦予或強加。
　　此即【威權主義：邏輯邪37】所言：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實證；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

談論民主不能不涉及“治理”，這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上最流行的兩個概念或範式。與消解政府作用的民主化相呼應，西方人的治理概念即社會治理、非政府組織的治理結果如何？雖然不是本文的重點，該著作還是給予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以社會為中心的治理理論，如同以選舉為核心的民主理論一樣，都是禍害落後國家的壞東西。
　　我們知道，習慣於忘卻歷史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們發現，聯合國援助項目被社會組織管理比政府管理更有效，由此搞出一個當代的治理概念（其實這個概念在16世紀的英國就有了，指的是國家的統治權）。這到底是無知還是故意陷害發展中國家？
　　第一，誰是世行項目的最好完成者？當然是中國，是中國政府，因為中國政府受世行援助最多，也是做得最好的，怎麼能說社會組織就比政府做的好？第二，在無數的發展中國家，由於長期被殖民的歷史，國家力量被消解了，培育的貴族、地主、軍閥等社會力量，在這些國家還強調所謂的社會作用而抑制政府的作用，不是落井下石嗎？
　　其實，也不奇怪，這一時期的民主化理論和治理理論都是新自由主義的不同形式。寫到這兒，不得不佩服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智慧，中國人談的治理更多的是國家治理，即由國家（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治理，本質上還是如何實現公共上的治國理政之道！
　　最後要指出的是，在我們這個大時代，因為沒有自己的概念而簡單地用別人的話語來“關照”中國，中國如此偉大的實踐和成就卻被有些人認為是錯誤的，被認為不具有合法性，還有什麼比這種現象更詭異呢？
　　比較政治研究的反事實法已經昭示，那些按照所謂“正確的”“合法性”的自由民主理論開展實踐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它們發展的希望何在？社會科學說到底是為了回答重大社會問題，是用來“用”的，當流行的理論不符合歷史邏輯時，必須被拋去；當理論不符合現實實踐時，必鬚根據實踐而修正。《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既發現了自由主義理論與歷史邏輯的脫節，也指出了它與現實實踐相悖的危險，因而是國內思想界重新認識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繞不開的智識成果。
http://www.guancha.cn/YangGuangBin/2016_11_17_380841.shtml

　　　　民主主義：邏輯邪38/66

詩人可能因不了政治而不知
民主是古今中外之普世價值
而非極權等意識形態之主義

學究氣的探討有文化主義的、理性選擇主義的、還有製度主義的（國內學術界也基本上是跟著西方學術界走，說難聽點就是“拾人牙慧”），只有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非自由的民主”影響最大，即成功的民主都是自由的民主，而很多競爭性威權主義的產生如普京、伊朗的內賈德和委內瑞納的查韋斯是因為缺少自由。
　　那麼，自由到底是什麼？難道僅僅是戴蒙德所說的、我們習以為常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嗎？難道有競爭性多黨制就沒有這些自由嗎？在《被自由消解的民主》中，最重要的還是洛克式財產自由這樣的根本性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民主鞏固理論不涉及這樣的根本問題，其理論本身就毫無意義。
　　在作者看來，民主不但是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即所謂的普選權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結構問題。而自由民主的核心即競爭性選舉追求的僅僅是政治結構的變化，而是無視、甚至刻意迴避社會結構問題。在不變的社會結構上到來的民主，最終都是失敗的民主或者無效的民主。要知道，在很多國家，民族獨立並沒有帶來社會結構的改革，依然是封建制、部落制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搞競爭性選舉，只是強化了固有的社會結構，因為主宰選舉過程的依然是那些舊結構的主人。
　　且不說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的狀況，在印度這樣的老牌民主國家為什麼也是無效的民主？關鍵在於其古老的不變的社會結構。結果，在封建制社會結構內玩選舉民主，社會變得更不平等，因為少數人的特權以大眾選舉授權的方式獲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不平等得以固化甚至惡化！這就是國內很多人口口聲聲授權的重要性，認為沒有選舉授權就沒有政治合法性。
　　到底是紙面上的理論重要還是活生生的現實更有說服力！被國內很多人認為有合法性的印度民主政權，而在著名的印裔美籍政治評論家扎克里亞看來卻是千真萬確的“強盜式民主”。
　　與第二個貢獻相關，《被自由消解的民主》還論及了所謂的威權政權的合法性來自績效、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來自選舉制度程序這樣老生常談卻被當做“真理”的說法，不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民選政府有哪家具有合法性？伊拉克民選政府有什麼合法性？只不過，“黨爭民主”是一條不歸路，一旦走上了，就永無回頭的可能了，老百姓也只得認栽了，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合法性？不得不說，國內學術界關於合法性的認識還非常膚淺，總是把美麗的概念與美麗的結果相聯繫。

因為民主化帶來了財產關係即社會結構的變化，民主化不僅僅是普選權問題，第一波民主化才顯得如此漫長。相對於第一波民主化運動，以競爭性選舉即普選權的第三波民主化雖然很迅猛，但是什麼都沒有改變，不僅如此，社會反而更不平等了。
　　根本原因何在？就在於民主的去社會主義化，即過去的第一、二波次的民主都是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而當社會民主直接威脅到既定制度時，即1970年代社會民主在西方達到高峰時，亨廷頓等人寫出了《民主的危機》，認為民主需要降溫；以捍衛自由而非民主為宗旨的薩托利《民主新論》在冷戰高峰時期如期出版。
　　也正是在這種被我們忽視的語境下，自由民主理論成為社會民主的替代品。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只是在以“民主”的話語追求“自由”，自由主義民主的實質是自由而非民主。這樣的理論又被1980年以來西方的語境坐實，那就是撒切爾主義、裡根主義所實現的哈耶克式新自由主義。我們都知道，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市場自由化和財產私有化，事實上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運動。在滾滾先前的資本浪潮（洛克式財產權）中追求民主？民主必然被吞噬！
　　所以，以民主化之名而行自由化之實，民主化的結果之一倒是最終消解了政府，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即自由的掠奪打開了方便之門。不是嗎？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無論是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還是南美，贏家都是資本權力集團，輸家都是追求民主的大眾。結果，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害的大眾反過來就成了民粹主義者。
　　曾經追求民主的俄羅斯人轉而呼喚強人普京，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害的南美則左翼政治盛行，今日美國大選中的民粹主義政治更是新自由主義氾濫的結果，“深南部”的底層白人感覺是過去30年政治的受害者，把真人秀節目主持人、不著調的特朗普送進白宮。這個對很多美國人打擊太大了，總統至少應該是道德上的“模範公民”啊。
　　《被自由消解的民主》的第二個貢獻則是回答了西方民主鞏固理論為什麼失效。在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成功者寥寥無幾，原因何在？為此西方政治學界如同其前輩在冷戰時期的使命性表現一樣，要回答民主如何鞏固即民主為什麼失敗，或無效民主這樣重大的現實問題。

楊光斌：自由主義民主的死結何在
——評張飛岸博士的《被自由消解的民主》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研究所所長2016-11-17

一直以來，總有國人把對美式民主的反思和剖析視為“否定民主”，由此可見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把美式民主等同於民主本身，這顯然有違民主理論本身。
　　此次美國大選中“分裂社會”所造就的特朗普總統，以及特朗普當選所加深的美國社會分裂，深深地傷了美國知識分子的心，為此美國各大學的院長致信安慰學生，院長們事實上在做中國大學裡的班主任或者輔導員的工作。年輕人是難以被安撫的，連續幾天走上街頭髮洩，抗議特朗普當選。
　　行動過後，未來的西方思想界必定會有一場反思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和民主制度的高潮。近年來，國內理論界開始了“理論自覺”，突出表現在對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反思性研究上。在諸多相關作品中，就研究問題的真實性、深刻性和系統性而言，當首推華東政法大學張飛岸副教授的《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該項研究發現了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死結，相信其在政治實踐上必定是災難性後果。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此次美國大選均是該項研究成果的新腳註。
　　《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是張飛岸博士在其畢業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在畢業論文答辯時，極具戰略智慧的台灣問題一號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黃嘉樹如是說，“從來沒有讀過語言如此有力量的論文，男生都寫不出來”。
　　張飛岸博士心怀大眾，公正至上，看不慣不平等、不公正現象，更不能忍受虛偽的政治理論。該著作就是這種性情的產物，用她自己的話說：流行的自由民主理論事實上為了遏制大眾的利益，這個發現“讓我接近於憤怒，不是因為它的邪惡，而是因為它的虛偽” ，立志“把自由民主請下神颱”。
　　《被自由消解的民主》第一個貢獻是基本完成了對自由民主理論的解構，進而回答了為什麼以追求平等為宗旨的第三波民主化非但沒有帶來平等，反而陷於更不平等的境地。如本書的歷史分析徑路上的論證，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是社會主義運動（楨：?)和大眾運動的產物，不僅帶來了社會的平等化，也帶來了財產關係的變化即無產者第一次在政治上有了再分配財富的權利，西方以社會保障為中心的社會權利就是這樣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