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義:邏輯邪38/66
民主主義:邏輯邪38/66
詩人可能因不了政治而不知
民主是古今中外之普世價值
而非極權等意識形態之主義
這個嘛!阿楨這廝在【極權主義:邏輯邪36】撕開了民主主義之真面目: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只都具有意識形態的特質,美式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甚至是比蘇聯共產主義之極權主義更厲害的意識形態,所以才能打敗蘇聯,成為全世界的超強霸權。
人家美國是善霸
不像共匪是惡霸
二廝何必在嘶,只要不理盲濫情,只要依理性專業事實便能研究出:
民主主義最早出現於古希臘Pericles的演講中:「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每個人在法律上平等,人民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均是自由公開的」,這些到洛克時發揚光大成為古典民主政治。雖然實際政治並不依古典民主政治,但其基本原則仍值一提:1.人民主權。指最高政權屬全體人民所有,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天賦人權,誰也不可剝奪。2.政治平等。指人民參與和治理的權利和機會平等。3.以民主程序解決自由開放的多元社會中的各項衝突,以理性來規範並節制彼此的不同意見,並彼此妥協。4.以公開自由平等的選舉來決定那些意見成為共同接受的法律或政策。這些雖是多數決,但是暫時性的,必須定期重新選舉。
在上述原則下,民主主義似乎是理性、自由、平等、多元等理想的化身,但現實的西方民主從一開始便異化成民粹主義、愛國/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Pericles統治下的雅典式民主,不但公民人數只占全雅典人口的1/10,更糟的是他為了掌權,以雅典優先至上為口號(如李陳總統的台灣優先至上),利用無知又自私的雅典公民,對內剷除對手,對外建立雅典帝國,可正是此種民粹式異化民主,給希臘帶來了毀滅性危機。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民主更是西方戰爭史上戰爭而非和平的誘因,並將中世紀的有限戰爭導至無限戰爭。
至於後進的民主國(含台灣),在由上而下的民粹(如台灣李陳總統的台獨意識形態)及由下而上的民粹(如台灣馬英九總統的專業內閣不敵理盲濫情的民粹)交攻下,尤其西方假藉民主自由人權為名,其實這一切都是為西方利益並為遏制或為和平演變非西方尤其中國找藉口而已。當然這不是說民主自由人權不可欲,而是說這些價值應是透過社會本身的發展邏輯之達成的,而不應是也無法由外力去賦予或強加。
此即【威權主義:邏輯邪37】所言: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實證;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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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清末以來,尤其是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對自身從秦朝開始已降兩千年的政體的判斷就陷入到這個理論框架裡了。既然是民主/專制的二分法,一般將民主與發展聯繫在一起當作美好的事物,將專制與落後僵化捆綁在一起當作負面的事情。民主在普通中國民眾中也被廣泛接受,但是這種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民主”是不是符合中國幾千年的治理經驗?很少有人討論。尤其是西方在經過熊彼特在其1942年出版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重新從程序角度定義民主概念後,“選舉”就成為當下西方民主概念中的最核心內容。“在熊彼特手裡,'民主'完成了從'人民統治'向'人民選擇統治者'的轉型:'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這與中國治國理政的“郡縣國家”歷史經驗和慣性之間衝突就更加深沉而尖銳了。
西方偏愛對抽象的形式問題的結構分析(政體也是政治權力組織運作的形式),與其強調形式邏輯的哲學傳統有關,又受到宗教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影響。加之歐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礙統一大局形成的天然缺陷,使得在西方進行政體比較成為可能和長期問題。但這些都與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經驗不相吻合,因而導致雙方的問題意識自然也大不相同。這裡本無對錯,不過是西方的霸權邏輯和過度自負,導致其“輸出民主”的動力特別強勁。但歷史已經反复證明,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http://www.guancha.cn/CaoJinQing/2017_12_09_438413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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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顧孟德斯鳩的這本書,其實很多是不嚴謹甚至是大膽的胡說。但僅僅從學術和知識的角度是無法理解孟德斯鳩的著作的,因為孟德斯鳩是法國的貴族,但他面對法國的君主集權時內心特別痛恨。理解了這個背景,就容易理解他不便直接地罵法國的君主,而是拐彎地罵東方的君主,他真正想談的問題是“法國問題”,真正考慮的讀者對像是“西方讀者”。
所以他將政體分類為專制政體、君主政體、共和政體三類。何謂專制政體?一人統治、無法無天,沒有法律的叫專制政體。何謂君主政體?一人統治,有法律如英國一樣叫君主立憲政體(其實在孟德斯鳩筆下這兩個概念經常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多數人的統治,那麼叫做共和政體。在這本書裡面孟德斯鳩系統發揮了“東方專制主義”思想,把整個東方的國家都包括進去。並且經常把中國看作是一個東方專制政體的典型。
此後,這個充滿偶然偏見誤解也頗為膚淺的“專制”概念,由黑格爾的歷史接續,再經過馬克思的著作(“封建專制政體”)發展以及冷戰時期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鼓吹,終成一股影響巨大的思潮和分析框架。
而將“政體”概念引入中國的,最早始自清末改革家梁啟超,其在1902年發表的《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中開篇提出,“政體分類之說,中國人腦識中所未尚有也。”西方這些學者或者革命鼓動家的著作翻譯到中國後影響甚廣,但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一批他同時代的曾經鼓吹過西式政體思維的中國學者,後來都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回歸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的思路和經驗上來,這是值得深思的,難道僅僅是因為“上了年紀”的因素?恐怕更多是親見和親歷治國理政實踐的高度複雜性後心存敬畏和謙虛了。
如果說利瑪竇寫的還是“領導決策內參”的話,孟德斯鳩寫的就是“革命宣傳檄文”了,其客觀性和學術性都弱了很多。但孟德斯鳩的偏見也是產生於西方文化土壤的基礎上,他不過是在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無法回答“利瑪竇困惑”時的簡單應付。批判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難的;摧毀是容易的,建設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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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困惑,西方人自己給自己出的中國謎題2017-12-09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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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起來看,其實利瑪竇一直在糾結於中國是什麼政體?歐洲人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政體。首先,他看到中國有一個皇帝,所以判斷中國應該是一個君主政體。第二,但皇帝在深宮裡面,實際治理過國家民眾嗎?實際治理國家的是士大夫。所以中國看來又是一個貴族政體。第三,最後又一看中國的貴族和歐洲的貴族不一樣,歐洲的貴族是世襲的,中國的士大夫人人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所以看來中國還是一個民主政體。按照傳統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分析框架,無法清晰歸類中國的政體和治理實踐,進而陷入持續的困惑之中,筆者概括為“利瑪竇困惑”。這種困惑一直持續到我們當代,到底中國算什麼政體,只要套到西方概念裡去就難以自圓其說。關鍵是我們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表達我們是什麼政體!
因為中國是沒有政體概念的傳統,政體和政體的分類是西方政治學的發明,源於亞里士多德。儘管近年的研究成果對古希臘文明成果、亞里士多德其人及其著作的真實性都有質疑,認為很多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偽作。這裡我們姑且先按照流行的西方政治學脈絡來理解,即使是托偽之作,至少在文藝復興之後已經成為西方學界的主流了。
亞里士多德將當時古希臘幾百個“城邦”(村落?)按不同的政體分類,採用兩個標準,第一是統治者的多寡,第二是統治者是為城邦整體服務還是為一小部分人服務。最後形成三大類六小類,一個人統治叫君主政體,少數人叫貴族政體,多數人統治的叫做共和政體(民主政體)。他認為三種政體形式不變,但內容都會變質。君主政體形式下,當君主不為老百姓而僅僅為自己服務了,叫僭主政體。貴族就為自己服務就變成了寡頭政體,那麼民主政體中老百姓不為整體考慮了,一上來就掠奪富人的財富叫暴民政體。這個思想一直延續到利瑪竇時期都是如此,所以他到了中國以後就納悶,不知該如何在原來的亞里士多德理論框架中安置中國的位置。
西方真正對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框架進行變動甚至是顛覆的,是晚於利瑪竇一百三十多年出生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年),孟德斯鳩影響力最大的書是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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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作者: 丹尼.羅德里克 Dani Rodrik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6/02/03
內容簡介
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步伐愈跨愈大,反對聲浪也從未平息,儘管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化的信徒不再那麼自信滿滿,但這股趨勢依舊強勁,只是早就化整為零,轉為各種區域經濟協定。
貿易與金融自由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年的危機與風暴又是如何釀成?如果全球經濟自由化已經是難以逆轉的過程,我們又該選擇哪一種模式?
羅德里克是研究政治經濟學與經貿全球化的重量級學者,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與二○○八年次貸危機之前皆發表過專論批評。他從三百年來的經貿史開始,指出市場與政府的共生關係,清楚說明經濟自由化的架構及發展,並解析其影響與限制,從而提出他最具價值的洞見,也就是世界經濟必然要面臨的三難困境:我們無法同時追求民主、國家自決與經濟全球化。他認為,當經濟全球化與各國主權及內部民主相抵觸,應以後兩者為優先,一旦犧牲後兩者來迎合前者,則全球經濟必然不穩定,終將崩潰。他認為我們需要的是聰明的全球化,而不是最大程度的全球化。
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獲頒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獎(Albert O. Hirschman Prize)、列昂惕夫經濟思想促進獎(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著有《全球化走太遠了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種經濟學、多種配方:全球化、制度與經濟成長》(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經濟學規則:陰鬱科學的對與錯》(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
目錄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論述
1. 市場與國家:歷史映照下的全球化
2. 第一波大全球化的興衰
3. 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自由貿易的理由?
4. 布列頓森林、關貿總協與世貿組織:政治化世界裡的貿易
5. 金融全球化的愚行
6. 金融的狐狸與刺蝟
7. 富裕世界裡的貧窮國家
8. 熱帶地區的貿易基本教義
9. 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問題
10. 全球治理是否可行?是否值得追求?
11. 設計資本主義3.0
12. 明智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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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德(Garbriel Tarde),一位遭到遺忘的古典社會學家,在他的時代恰好經歷了人類史上第一場全球化運動。從當時延續至今的主流經濟學,深信人是理性的動物,只是各人的自利恰好受「看不見的手」所控制。塔德並不認為經濟行為等於冰冷的數字計算,他反而希望我們看到人類行動背後的激情。「在經濟裡頭沒有什麼是客觀的」,根據塔德人類學,萬物反而充滿集體的、相互的主觀性。因此,量化方法不該只侷限於探討經濟交易,而是該擴充到榮譽、信任、真實、信仰、美感等各種面向的社會價值。
本書特色
◎百科全書式的跨學科視角,穿梭於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與哲學之間。
◎Tarde對經濟學的反省洞見十足,其論點受到許多當代學派呼應,如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市場人類學。
◎推翻當前主流經濟學諸多想當然耳的假設:
.看似客觀且方便衡量的貨幣只是經濟活動的表象;分析經濟現象時,唯有注意理性計算背後的激情,才能掌握事情的全貌。
.經濟學家喜歡談適者生存,但經濟的核心並非競爭,而是創新。
.「完美市場」是一種迷思;一昧假定市場會自動朝均衡態發展,只會讓經濟學變得更接近宗教,而更遠離科學。
目錄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重探「價值」
該要避免的兩個錯誤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搞錯溫度
靠近,而非遠離
第二章 經濟學的本性
發明先於積累
顛倒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重新配置生產要素
資本的趨勢
「共同可能性」的經濟學
「資本主義體制」從未存在過
第三章 沒有天意的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重返政治
「亞當斯密問題」、上帝的問題
社會主義到來,可能又是錯誤一場
結論:驅逐巨獸,牠便飛奔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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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真的「無知」嗎?投錯票的代價
傳統政治經濟學家認為,選民並不清楚自己的期望,因此他們會「無知」地胡亂投票,這種無知的隨機性,讓好壞決策互相抵消,此時,只需要有少部分的有識之士,為群眾投下「智慧」的一票,社會便能逐步邁向盡善盡美。本書推翻這個觀念,卡普蘭研究指出,大眾的投票行為容易受到政治智識與偏見影響,意味他們會有「意識」地投票,甚至在選擇上理由完整,選民的行為看似「理性」,卻導致我們無法預計選擇後的結果是好是壞,
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
1997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公共經濟學、公共選擇、心理學與經濟學、家庭經濟學等。曾在《美國經濟評論》、《經濟學雜誌》、《公共選擇》、《法律與經濟學雜誌》、《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期刊發表文章。《理性選民的神話》是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於200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獲評選為《紐約時報》、《金融時報》政治類年度好書、獨立出版人圖書獎銀獎。
目錄
前 言 為非理性選民開立藥方
緒 論 民主的悖論
第一章 超越集體的奇蹟
第二章 經濟學的系統性偏見
第三章 來自《美國國民與經濟學家對經濟看法之調查》的證據
第四章 古典公共選擇與理性無知的失靈
第五章 理性的非理性
第六章 非理性行為與政策的制定
第七章 非理性與供給政治學
第八章 「市場基本教義派」對比民主的宗教
結 語 大讚愚行研究
激情的經濟學:我們從未理性過?塔德人類學的經濟解讀
L’économie, science des intérêts passionnés : Introduction à l’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de Gabriel Tarde
作者: 布魯諾.拉圖, 雷比內 Bruno Latour,V. A. Lépinay
出版社:群學
出版日期:2017/05/07
內容簡介
當代社會理論名家拉圖
解開經濟理性背後的熱情之謎
「理性是,且只應當是熱情的奴隸。」──大衛.休謨
「如果光看交易所裡的價值升降,而不考慮其心理作用,不考慮大眾因企望和沮喪而生的情緒反應,以及引發投機客狂熱的好壞消息如何傳播,那麼這些數字一點意義都沒有。」──加比列.塔德
「經濟中的一切都是不理性的……經濟中的一切都是『超乎經濟的』。」──布魯諾.拉圖與雷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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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作者: 布萊恩‧卡普蘭
出版社:大牌出版
出版日期:2016/11/03
內容簡介
為什麼政見如此美好?政策卻總是跳票?
我的一票到底能有多少影響力?
民主集合眾人的「偏好」,但決策仰賴眾人的「智慧」
當智慧與偏好起衝突,理性就是天方夜譚
.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以些微差距脫歐成功,但有八成以上的民眾根本不知道歐盟是什麼?隨即有400多萬選民希望重新投票。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為什麼醜聞幾乎變成川普與希拉蕊的辯論重點?
.為什麼小布希的競選策略是恐懼,而歐巴馬則是希望?
.歷史證明,保護主義與最低薪資政策可能加劇金融危機,但為什麼仍有許多國家堅持施行?
理想的民主制度,是每一位選民都能仔細研究候選人的政見,為自己的利益,投下理智的一票。如此,社會就能取得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但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支持的政客表現不如人意,政府推行的政策也沒有效果。人民最大的疑問是:「我的一票究竟能決定什麼?」
※一人一票得到的最佳答案?
本書作者卡普蘭提出「反市場」、「排外」、「創造就業」、「悲觀」等四種偏見,解釋這些偏見如何影響政策。以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為例,當BBC記者訪問民眾對於脫歐的看法時,民眾的回應出乎預料:「我投脫歐,但是我沒有想到真的會脫歐!」投票成為普羅大眾宣洩情緒的管道,當民眾普遍不贊同自由貿易,認為如果沒有貿易保護,外國人就會得到本國人應得的利益,甚至搶走自己的工作機會時,選民的某些投票行為,就只是為了教訓政治菁英,但在表達情緒之後,卻無法估計選舉結果所付出的代價。
※民主的缺陷,就是人性的缺陷
畢竟,民眾喜歡聽政治人物的八卦與小故事,尤甚於研究政治與政策。政客的明星特質容易吸引普羅大眾的目光,抵抗敵人與成長救贖的故事激勵人心,短期見效的政見更是投選民所好。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82%的民眾都知道老布希的狗叫什麼名字,但不知道老布希與柯林頓都贊成死刑;而2000年,小布希的競選團隊,要求小布希不要與民眾談經濟,只談恐怖主義造成的恐懼與年少輕狂的救贖;2008年,歐巴馬則主打不畏艱難的改革形象與非裔身分。這些都是選民朗朗上口的故事,但都不是真正的政策。
中國自清末以來,尤其是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對自身從秦朝開始已降兩千年的政體的判斷就陷入到這個理論框架裡了。既然是民主/專制的二分法,一般將民主與發展聯繫在一起當作美好的事物,將專制與落後僵化捆綁在一起當作負面的事情。民主在普通中國民眾中也被廣泛接受,但是這種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民主”是不是符合中國幾千年的治理經驗?很少有人討論。尤其是西方在經過熊彼特在其1942年出版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重新從程序角度定義民主概念後,“選舉”就成為當下西方民主概念中的最核心內容。“在熊彼特手裡,'民主'完成了從'人民統治'向'人民選擇統治者'的轉型:'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這與中國治國理政的“郡縣國家”歷史經驗和慣性之間衝突就更加深沉而尖銳了。
西方偏愛對抽象的形式問題的結構分析(政體也是政治權力組織運作的形式),與其強調形式邏輯的哲學傳統有關,又受到宗教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影響。加之歐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礙統一大局形成的天然缺陷,使得在西方進行政體比較成為可能和長期問題。但這些都與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經驗不相吻合,因而導致雙方的問題意識自然也大不相同。這裡本無對錯,不過是西方的霸權邏輯和過度自負,導致其“輸出民主”的動力特別強勁。但歷史已經反复證明,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http://www.guancha.cn/CaoJinQing/2017_12_09_438413_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