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評《國際政治分析架構》所言：

 李偉成、譚溯澄譯（K.J. Holsti原著）的《國際政治分析架構》（臺北：幼獅文化，1991）和後評[美]西奧多A.哥倫比斯、傑姆斯H.沃爾夫的《權力與正義》（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基本上都是以強調科學方法的行為主義系統論之架構，折衷著理想與現實主義。

啥國際關系？我研讀國際關系的心得是：只要是不赤裸地析判超強霸權（現是美歐），那麼所有的理想最終都會淪為現實的遮羞布、打手、及共犯。

是嗎？那本文就先貼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

 一  國際關系學上的理想主義

現代國際關系學上的理想主義又稱法理主義或規範主義，産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是對格勞秀斯和康德等理想主義外事哲學傳統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它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就是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1889年，威氏發表了《國家論》，提出應當使國家和世界民主化，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應實現道德理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他制定了十四點和平計劃，諸如公開外交、集體安全、國際法律、民族自決等等，被稱爲“威爾遜主義。”在威氏的倡導下，西方國家在1919年成立了國際聯盟。後來法、美等國又在1929年簽定了“非戰公約。”理想主義可以被視爲是第一個國際關系的理論。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浮現，以解決國家在國際關系上控制和限制戰爭的無能。早期的擁護者包括伍德羅?威爾遜以及英國下院議員諾曼‧安及爾（Norman Angell），安及爾主張國家互相合作才能獲得更多利益，而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注定是沒有益處的。不過自由主義的理論要直到被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嘲笑爲理想主義後才被定型。另有齊默恩的《國聯與法權》也是理想主義的代表著作。

理想主義的理論前提是道義和法律，其基本主張是：
1．實現歐洲政治上的民族自決是消除戰爭的主要條件。
2．秘密外交是導致敵對結盟和沖突的根源，而公開的協議則是避免戰爭的途徑。
3．摒棄傳統的均勢體系，代之以集體安全體系。
4．建立普遍的安全機構—國際聯盟。
5．訴諸公衆輿論，因爲公衆輿論是維持世界秩序的強大武器。
6．強調人的價值，認爲人性本善，可通過建立和鞏固國際合作實現人性善良的一面，人類在進步過程中可逐步消除戰爭思想。
理想主義的實質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用自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觀察和處理國際問題，因此它的破滅是必然的。1919年成立的國際聯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30年代起，理想主義的主張開始受到人們的批評。
理想主義具有一定的缺陷：
它是一種超脫現實和世紀的政治理念，缺乏實證的精確的研究，沒有提出世紀的理論分析方法，忽視曆史經驗。

二 理想主義的社會模型

       理想主義對社會的認知與宣揚常常導致烏托邦主義。
       絕對意義上的理想主義社會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西方一位學者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體現著人類對美好事物與社會的憧憬。
       烏托邦主義是理想主義社會理論的一種表達，它試圖藉由將若幹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于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爲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詞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幹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摩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啓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爲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迹。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沈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卻使理想主義社會産生某種現實化傾向。烏托邦此時被置于曆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爲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裏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鳥有之鄉》（Erewhon，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爲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複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或許烏托邦主義是人類情境所固有的，也許它只內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傳統影響的文化之中；但是我們大可同意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絲毫不值得一顧的。
 烏托邦”這個名字來自摩爾的同名小說，作爲一種文學題材，它有獨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烏托邦，還有反面烏托邦。這後一種題材生命力尤旺。作爲一種制度，它確有極不妥之處。首先，它總是一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制度，壓制個人；其次，它僵化沒有生命力。最後，並非最不重要，它規定了一種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對它多有批判，鄭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說，烏托邦可以激勵人們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氣。烏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個錯誤。不管哪種烏托邦，總是從一個人的頭腦裏想像出來的一個人類社會，包括一個虛擬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假如它是本小說，那倒沒什麽說的。要讓後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種極其猖狂的狂妄。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帶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我們曾經經曆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只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
http://baike.baidu.com/view/82248.htm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比較

理想主義學派又稱威爾遜學派。政治理念與思想影響美國甚鉅，對民主的重視。1856~1924，清教徒，自我要求嚴格，自許君子。歷史、政治教授，普林斯頓校長。→家教嚴、學者性格→政治路不利。1913第28屆美國總統。(美國總統選舉外交政策向來不是重點，但卻為2004大選的重點)活躍的保守派─充滿自由、理想主義精神，不遺餘力去宣傳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思想、民主制度。對於人性信任、樂觀─認為人性本惡的樂觀(本惡這個問題是以樂觀面對、解決)，推動了國際聯盟，但美國國會沒有通過。

理想主義；現實主義
人性：可改造(有行動)； 悲觀
戰爭原因：可以理性、教育避免 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為求生存的權力鬥爭。
理性：樂觀，可用來推進世界和平，推翻不理性政府； 不信任
國家發展：追求總體利益； 國家利益
保世界和平：設置國際機構、公約、法律、公論；軍事結盟、利益牽制
國家利益：可調和 ；不可調和、國際關係的中心(並非視而不見就會消失)

現實主義認為理想主義是在討論理想中的國際關係，並且認為一定會如此發展，但未從現實中討論，與現實脫節。對問題看法太天真，理想化。
http://www.wretch.cc/blog/chenelf/1707747

也說賴斯的“實用理想主義” ＞王文峰

　　最近，美國主流媒體對布什連任總統以來的外交進行總結，不約而同地把焦點對准國務卿賴斯。主持國務院工作後，賴斯憑借布什的絕對信賴和她的個人努力，逐漸控制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舞臺。6個月裏她共出訪13次，在國外逗留53天，兩項指標均居美國曆任國務卿之首。據美國媒體報道，賴斯用“實用的理想主義”定位自己的外交理念，應該說，這
個標簽概括得比較准確。不過，在筆者看來，說賴斯是一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現實主義者似乎更爲確切。
　　總體上看，賴斯的外交理念有3點主要內涵。
　　第一，強調大國合作，注重力量平衡，這是“實用理想主義”堅實的現實主義基礎。賴斯信奉“大國政治”，她把維持美國與主要大國間的“良好關系”當成工作重點。上任後她第一次出訪就選擇了歐洲，此訪對修補美歐關系起到了積極作用。歐洲外交官稱此次訪問是“一個真正的轉折點”。賴斯高度關注中國作爲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今年已兩次訪華，並在訪問過程中同中方一道敲定了雙邊戰略對話的安排。同時，賴斯在外交上還重視借助地區性大國的力量，美日同盟強化、美印關系的拉近都是具體表現。
　　第二，意識形態色彩強烈，以推行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爲首要目標。賴斯主張實力與價值觀相結合，認爲二者密不可分。她相信“美國理想”普世皆適，世界上的大國力量平衡應該是“支持自由的力量平衡”。在過去幾個月中，賴斯用很大精力推動“中東民主化”和伊拉克重建。因爲布什和賴斯都相信，中東各國建立符合西方標准的“民主政治”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在從中亞、東歐到非洲的廣大地區，美國都在推動所謂“民主化改造”。
　　第三，爲推動總體外交目標的實現，強調軟硬手段的結合使用。這是“實用理想主義”在手法層次上的體現，是其“實用性”所在。布什在第一個任期推行強硬單邊外交，受到全世界的廣泛抵制。相對而言，賴斯追求風格的變化，采取了更爲靈活的策略，國際合作和運用外交手段的成分在增加。她個人也多次強調美國願意傾聽夥伴和盟友的意見。在朝核問題上，賴斯公開承認朝鮮是主權國家，試圖通過六方會談解決問題。賴斯也支持通過滿足伊朗一些要求來緩和美伊關系氣氛，爭取歐盟國家對美國立場的支持。當然，這些策略上的變化並未對政策的實質産生重大影響。在美國重點關注的一些問題上，賴斯個性中強悍的一面表現得淋漓盡致。她曾因爲不滿埃及政府拘禁反對派領袖而取消了對埃及的訪問，而且暫停了2000萬美元的援助。在歐盟解除對華軍事禁令的問題上，賴斯不顧歐洲方面尋求妥協方案的態度，持續施加壓力。
　　未來幾年賴斯將在美國外交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她的“實用理想主義”外交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布什政府內部矛盾雖已緩解，但政策分歧猶存，在制定重大政策時各方協調立場並非易事。因爲從根本上講，美國仍然是想通過推行其價值觀來解決世界上的各種問題，所以盡管賴斯對“理想主義”做了“實用”的限定，但許多事實已經表明，在紛繁複雜的世界面前，這種“實用性”未免單薄，常使美國在手段上感到力有不逮。因此，賴斯的“實用理想主義”將如何演變，還有待觀察。(作者爲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人員)
http://mil.news.sina.com.cn/2005-08-23/0851315069.html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合作論＞金亨真

    　　一、導言

    在國際政治中實現合作並不容易。這是因爲國際社會缺乏具有強制力的世界政府，以國際無政府狀態(anarchy)爲主要特征。盡管國際機構的重要性已經大大提高，但其作用仍然有限。
    盡管如此，國與國之間有時也會進行合作。國際合作從過去拆除貿易壁壘或者裁減軍備等雙邊問題擴展到控制毒品或者保護全球環境等全球性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有關國際合作的爭論，以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爲主要形式，主要圍繞美國霸權的衰退及其對國際秩序穩定的影響而展開。新現實主義認爲，在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助原則下，國家之間的合作難以實現。新自由主義則主張國家追求絕對獲益，達成國際合作的主要障礙不是對相對獲益的考慮而是對欺騙的考慮。基歐漢說，在霸權國不存在的情況下，國際合作仍會發生，國際制度有助于克服實現國際合作的種種障礙而實現國家之間的合作。
    本文主要探討有關國際合作的理論，分析它們的可行性（有用性）和局限性，找出克服局限性並且提高解釋力的方法。

    　　二、新現實主義的合作理論：霸權穩定論

    霸權穩定論主張國家之間的合作取決于一個強大並且具有霸權實力的霸權國的存在。在不存在霸權國的情況下，已有的國際機制失去其效用，結果全球秩序趨于動蕩不安而國家之間的合作也不易實現。
    霸權穩定論者認爲，19世紀中後期的英國和1945年以後的美國作爲霸權國給國際社會帶來了相對穩定。他們同樣試圖把1970年以來美國霸權的衰落同爲維持戰後秩序而造成的規範的衰落相聯系。
    霸權穩定論是新現實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擴張。霸權穩定論屬于結構性現實主義，即新現實主義。它承認國際體系的結構，即國家之間力量的分配決定國家合作的可能性。霸權穩定論的代表學者是金德爾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克拉斯納(Stephen D.Krasner)和吉爾平(Robert Gilpin)等。
    金德爾伯格在他的著作《大蕭條，1929-1939》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世界大蕭條(world depression)緣于不存在霸權國，而不是經濟原因。他的主張可以概括爲如下幾點：第一，一個霸權國家爲創造諸多國際機制而發揮決定性的領導作用，第二，霸權國家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産品，在它所帶頭創造的國際機制中享受不少利益。我們把這些觀點稱之爲“強調霸權國善意的看法(benign view of hegemony)”。
    吉爾平和克拉斯納對于霸權國同開放、自由的貿易體系的關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爲，霸權國家承擔責任是因爲它從中可以得到自己的利益，不是爲讓其他國家獲益。霸權國通過制裁來推行國際機制的規則，爲了維護國際機制的運作往往強迫其他小國付一定的代價。因此，這種觀點被叫做“強調霸權國惡意的看法(malign view of hegemony)”。
    吉爾平認爲，曆史表明國家之間和平交往的時期都無一例外地存在一個強大並且具有霸權勢力的支配國。英國和美國創造了自由主義的國際貿易秩序。
    克拉斯納用霸權國的出現和衰退（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s)來解釋從1820年到1970年國際貿易體系的開放程度（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s)。他的解釋是，盡管有國家之間實力分配的變化而國際貿易秩序仍然能夠維持，是因爲前者和後者之間存在時間差(time lag)。

 三、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理論：博弈理論的方法和功能理論的方法

    1.博弈理論的方法

    博弈理論的方法認爲，理性的利己主義者的國家通過相互作用在無政府狀態下可以實現合作並形成制度。代表的學者是羅伯特?阿克塞羅德(Robert Axelrod)。大多數博弈理論的國際合作和機制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囚犯困境模式，這是因爲這種模式有助于說明合作如何發生在現實主義的條件下。
    在囚犯困境模式下，每一個行爲者都有優勢戰略(dominant strategy)，即背叛(defection)。然而不幸的是，這種遊戲的均衡點(equilibrium)並不是帕累托最優(pareto-optimal)，因爲它們從背叛得到的利益比從雙方都合作得到的利益要小。不友好的社會環境以及某種制度的缺乏使合作更難達成。
    如果制度化程度低的囚犯困境背景下發生合作，其原因可能在于博弈的環境或博弈的重複(repetition)。重複能夠影響合作的前景。但是，如果行爲者將來又會處于相似情況，實現合作的前景會增大。經驗性依據也顯示，在重複的囚犯困境的情況下，合作的前景會大大提高。
    在這種重複的情況下，建立在互惠(reciprocity)基礎上的合作戰略可以使利己主義的行爲者培育穩定的合作關系。羅伯特?阿克塞羅德在《合作的演進》中運用計算機競賽來體驗多種多樣的戰略選擇。他的結論認爲，在沒有中央權威的利己主義世界中依賴互惠戰略的行爲者之間可以産生合作。
    然而，基于互惠戰略的一報還一報不是促進合作的充分條件。在國際關系領域裏，適用于互惠戰略的遊戲條件會限制互惠戰略的效果。正如阿克塞羅德在他的著作裏提出的那樣，認識和控制的問題(problem of recognition and control)會有可能限制互惠戰略的效果。
    由此可見，在國際無政府的狀態下，合作是可以通過國家之間的相互戰略作用來實現的。然而，重複和互惠戰略都不是促進合作的完善戰略。對于實現合作，不但博弈理論的方法而且相互作用的背景也很重要。就是說，國際機制很重要。國際合作的程度取決于國際制度、國際機制。

    2.功能理論的方法

    功能理論方法的代表學者是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Keohane)。他在《霸權之後》一書中，運用微觀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理論(market failure theory)來解釋國際機制如何克服政治性市場失靈(political market failure)所帶來的一些問題（即阻止合作的因素）而實現合作。
    在這裏，問題不在于行爲者自身的弱點或者缺陷，而在整個體系的結構和制度。體系特有的特征造成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包括信息成本）以及不確定性的問題。歸根到底，這裏的問題是制度的缺陷。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機制有助于克服制度缺陷所導致的合作障礙，能夠更有效地協調政府之間的協議。基歐漢認爲，作爲合理行爲者的國家相信，通過創造國際機制（或者制度）來形成國家之間互利的協定。
    國際政治以無政府狀態，即缺乏具有權威的政府性制度以及不確定性爲其主要特征。首先，國際機制影響到交易成本。國際機制在某種領域內形成時，降低合法談判的交易成本而增加非法談判的交易成本。因此，國際機制形成後，政府可以利用潛在的規模經濟的優勢。其次，國際機制通過給行爲者提供可靠的信息來降低不確定性以及危險性。這樣，提供這些可靠信息的需求會産生。
    基歐漢雖然承認霸權國會導致合作，但是他也提出了在霸權國不存在時(After Hegemony)國家之間的合作如何形成的問題，以顯示霸權國不是合作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與此同時，國際機制在促使國際機制形成的條件消失以後，仍然能夠維持下去。當共同利益存在時，對于在缺乏中央權威的情況下的國際合作如何進行，新自由主義的答案就是“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因此，格裏科把新自由主義命名爲“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四、新現實主義的國際合作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合作理論的比較評價

    1.對于霸權穩定論的評價

霸權穩定論的價值在于其理論的簡明(parsimony)。它主張國家之間合作的發生取決于霸權國的存在。
然而，霸權穩定論不論從現實意義上還是曆史的範例中都遭到了許多批評。
    第一，霸權穩定論未能解釋國家之間力量分配的變化與國際機制變化之間的不同。霸權穩定論也不能解釋在特定問題領域內存在的不同機制爲什麽具有不同的持續性。
    第二，支持霸權穩定論有效性的經驗證據是不夠的。由兩個實例支持的霸權穩定論，使人們懷疑其普遍有效性。同樣，克拉斯納也發現，在他探討的種種個案中，結構因素影響到貿易體系開放性的只占一半，在其他的個案中國內因素的影響力更爲明顯。
    第三，霸權穩定論主張，國際合作是國家之間力量分配的結果。對此，基歐漢指出這種結構性理論忽視結構裏面的行爲者或者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霸權穩定論忽視了國內特征而只能提供不完全的預測。

    2.對于博弈理論的方法的評價

    博弈理論的方法有助于說明理性的利己主義者的國家在缺乏中央權威的情況下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産生合作。
    然而，博弈理論的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在于：
    第一，過度簡單化。在多數行爲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不可以分爲兩個行爲者之間的遊戲(twoperson game)的情況下，過于簡單的2×2遊戲(game)不能很有說服力地解釋現實。博弈理論的方法考慮不到行爲者之間相互作用中各種因素起的積極作用。
    第二，博弈理論的方法假定行爲者是受到結構性影響的單一行爲者(unitary actor)真正影響到行爲者愛好的各種因素，即國內政治、超國家關系、國際規範、經濟因素和科技因素的影響力卻被忽視了。
    3.對于功能理論的方法的評價
    基歐漢的機制理論解釋了在沒有霸權國存在的情況下，國際合作仍然能夠維持下去的原因。基歐漢的機制理論的價值尤其在于能夠具體解釋“國家什麽時候需要形成國際機制”。
    然而，功能理論的方法也有以下局限：
    第一，國際機制理論只是提到行爲者要求形成機制這一點，沒有直接提到國際機制如何形成。結果，它無法解釋國際機制出現于一些領域而不出現于另一些領域的原因。
    第二，國際機制理論趨于忽視國內政治的過程。國際機制理論顯示，國際機制是在行爲者相互作用的過程中被創造的。它輕視達成國家之間合作的國內基礎。如果不研究國內政治，我們便理解不了國家之間不同類型的相互表現的背景。因此，需要研究國內政治以及它同國際政治的互相作用模式。

    　　五、結論

    國際合作理論分爲新現實主義的合作理論與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理論。根據新現實主義的合作理論，即霸權穩定論認爲，國家之間的合作取決于一個強大並且具有霸權實力的霸權國的存在。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理論分爲博弈理論的方法和功能理論的方法。博弈理論的方法運用囚犯困境模式來顯示行爲者之間的相互利益使他們根據自己的戰略選擇實現合作，即使不存在具有強制力的中央權威。這樣，制度能夠影響到每個行爲者的戰略選擇。功能理論的方法是運用微觀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理論來解釋了國際機制如何克服政治性市場失靈所導致的阻止合作的因素而增加國家之間實現合作的可能性。國家認識到有助于促進理性的行爲者實現合作的國際機制的必要性，其結果是國家通過建立國際機制來促使合作發生。
    霸權穩定論，是體系理論(systemic theory)，用國際體系的結構、國家之間權力的分配來解釋國家的行爲以及合作。這種解釋表明霸權穩定論是屬于新現實主義的合作理論。作爲新現實主義的流派之一，霸權穩定論認爲國家的行動和國際關系的結果是國際體系結構的産物，而行爲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只是反映國際體系強加限制的他們之間的關系，不能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
    新自由主義的國際機制理論則是以過程爲中心的體系理論(process-oriented systemic theory)，強調國際體系不但包括結構也包括過程。與此同時，作爲非結構性體系層次的變數，國際制度能夠改變行爲者所處的情勢的環境及其情勢的結構。以過程爲中心的體系理論（即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理論）同結構決定的體系理論（即新現實主義的合作理論）相比，盡管國家行爲者受到國際體系結構的拘束，但在通過國家之間的相互戰略作用和國際制度的建立來克服其拘束的這一點上具有積極的意義。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理論十分強調國際制度的作用，但它不說明其制度如何建立和形成，只是認爲因爲需要制度它就存在。體系理論能夠很簡明扼要地(parsimoniously)解釋了國際合作在哪種情況下會發生，但無法說明國際機制如何影響國家的特定政策選擇。國家要實現合作的願望很大部分取決于國內情況，所以如何結合國內因素很重要。對此，西方國際合作理論必須予以重視。
 
http://www.sinoir.com/Article/zy/zl/200606/1704.html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啓示＞蘇長和

【內容提要】自由主義是對國際關系實踐産生最深刻影響的思潮之一。本文試圖對國際關系中的自由主義發展道路進行梳理，文章對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假設進行了重新辨別，並分別闡述了國際關系中的放任自由主義與管制自由主義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 進中的意義。  
    在20世紀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現實主義是對國際關系實踐産生最重要影響的三股思潮。而在這三股思潮中，無論就影響還是對人類政治終極關懷程度而論，又尤以自由主義爲最甚。自由主義爲悲觀時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種，也爲樂觀時代的世界政治提供無窮的鞭策力量。自由主義無時不躊躇滿志地表達著其對世界秩序的規劃藍圖，並滿腔激情地將其理念賦予世界政治的實踐之中。自由主義因此爲我們理解國際關系思想提供了一條最重要的線索。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假設

    在過去的30年中，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交鋒(新—新辯論)爲國際關系理論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動力。兩者在對世界政治許多基本問題(諸如合作、制度的意義、收益問題等)的看法上存在著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在基本假設上有著本質的不同，這也是筆者認爲兩者具有不可相容與合一性的原因。
自由主義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點上，至少有以下幾點與現實主義相比是獨特的：
第一，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中，個人或者團體是最重要的行 爲體，個人行爲是以利益與目標爲導向的，在特定的條件下，他們會努力追求並促進社 會秩序與個人福利的進步。因此，個人(個體，individual)成爲自由主義世界政治假設 的核心，個人行爲與世界政治有直接的關聯。
第二，與第一個假設直接相關的是，在自由主義理論中，國家(或者個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爲體，但是，自由主義眼中的國家不是現實主義理解的類似實心球那樣的“國家”(unitary state)，而是 “多頭國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說，國家只是國內社會利益的集合體，其政策與行爲是由國內社會團體與個人的偏好累積而成的。個人、利益集團、官僚機構以及社會團體之間構成競爭關系，國家政策與行爲只是國內集團利益相互博弈與談判的結果。
第三，現實主義更多是從國家—國家關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義則從國家與社會 關系出發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義重視社會因素的作用，這裏的社會因素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國內層次的市民社會，其二是隨著相互依賴與跨國交流的發展，在國際層次出現 的跨國市民社會。在國家之外，社會力量同樣是國際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參 與並推動著國際政治的進程。更爲重要的是，市民社會從國內與國際方向上發揮著對國家的制約作用。
第四，自由主義關于世界政治性質的認識也是獨特的，這一點恰爲許多分析者所 忽視。多數學者認爲，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都假設世界政治的無政府特性。其實並不盡然。現實主義者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爲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因而通行國內政治的原則是不適用于國際政治的，試圖將國內社會中的憲政與民主原則加于國際秩序設計是幼稚與愚蠢的。因此，現實主義特別是新現實主義喜歡聲稱自己的理論 是“國際政治的理論”。與此對應的是，自由主義更接近是一種將國內社會經驗放大到 世界的國際關系理論。自由主義盡管承認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特性，但是此認識是在國際 社會與國內社會並不存在本質性區別的假設基礎上的。所謂不存在本質性的區別，是指 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類似國內社會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國際社會的結果，換句話說，國內政治經驗可以應用並普及于國際政治，並最終使 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狀態。
    總之，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並非同根異枝，在行爲體特性、個體行爲的社會背景以及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關系問題上，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有著天壤之別。

    　　　　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哲學

    與現實主義一樣，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從飽受批判的威爾遜理想主義，直到近些年學術界討論很熱的自由制度主義與民主和平論，都屬自由主義陣營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義陣營之內，不同學者對自由主義派別的劃分也不一樣。在國際關系學界，這些年人們遇見最多的一詞莫過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有“新”當然就有“舊”，但是人們對新自由主義何以與舊自 由主義區別開來，至今並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學理根據。本文認爲，凱恩斯主義的出現 是國際關系中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分水嶺。我將在闡述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 論的部分給出這一劃分理由。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哲學觀。
    20世紀之前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散見于洛克、盧梭與康德的政治哲學，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經濟學，以及像邊沁和斯賓塞這些對國際關系感興趣的學者的著作中。我把凱恩斯主義之前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稱爲古典自由主義。秉承同樣的血脈，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一些國際事務基本問題上看法是一致的。
第一，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和經濟手段，在國內與國際關系中促進與擴大自由(以及後來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與正義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礎。自由主義者認爲只有通過不懈地推廣自由主義的綱領，才能獲得世界持久的和平與秩序。個人自由與世界政治秩序之間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系。此種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關于在四大自由基礎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建立戰後世界秩序的闡述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推而廣之，在自由基礎上的自由國家(liberal state)是推動國際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謂自由國家，大致具有這樣的特征： 司法平等，對個人權利實施保護的良好憲政，代議制政府，建立在私有産權制度基礎上 的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國際合作是實現更廣泛的人類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義者不 認爲人類政治生活是和諧的，但是自由主義並不認爲充滿利益沖突的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合作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自由主者認爲，或者關注的是，個體可以各種途徑(制度安排、社會交往、貿易、契約等)協 調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他們並不理想地認爲個體之間存在完美的和諧狀態，他們接受 紛爭與強制曾經是而且一直是國際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實，但是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是，自由主義者堅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強制性的談判會成爲國際生活最重要的內容。因而，自 由主義者試圖理解的對象是特定國際生活中，沖突和共同的利益、強制和非強制的談判 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間是如何達成平衡的；如何促進個體之間的合作，是自由主義關注的重要話題。
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義認爲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進自由與進步，因而與現實主義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義把世界政治看做是進步的而非循環的，是演化的而非靜止的。從這一點說，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一種進步的理論，它與一般的現實主義簡單甚至有些庸俗地 只把國際關系視爲權力政治的遊戲和戰爭的循環往複不同，相反，它認爲通過國內政治 制度的改進和完善(自由國家建設)，以及在世界範圍不懈地推廣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戰爭狀態的，所謂的戰爭狀態並非一成不變的，是可以而且應該能夠走 得出的一個困境。
但是，與後面闡述的新自由主義有所區別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對世界政治理解的獨特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支配17～19世紀主流自由主義國際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經濟上相信自由貿易會促進和平，而在政治上則相信類似競爭性市場的國家體系，一只無形的手(均勢)會自動調節國際秩序。應該說，古典自由主義的這種世界秩序理念，與其在國內信奉的政治經濟信條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義因爲相信均勢會自動調節國家間關系的這點看法，容易使人把它與信奉均勢原則的政治現實主義聯系在一起。其實不然，古典自由主義更多地是從自動調節的意義上理解均勢，而政治現實主義則更多是從作爲手段與目的的意義上理解均勢。
第二，古典自由主義在國際事務中( 至少在自由的國家之間)支持民族自決與不幹預政策。基于自由與民主理念爲基礎的民 族自決運動，應該受到鼓勵；而對自由國家內部政策的幹預，是不被支持的。這也正是不幹預原則成爲19世紀自由主義外交思想核心內容之一的原因。
第三，與前兩點直接相關的是，古典自由主義認爲受到最少幹預或者不被幹預的世界本身就會走向秩序，如果自由 貿易與基于自由原則基礎上的民族國家建設能夠及于世界的話。

    　　　　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哲學

    古典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基本是以領土爲中心的國際政治時期，超越國界的全球公共問題還沒有成爲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緊迫問題。但是，隨著各國相互依賴的發展，國際關系對國內政治的制約能力在加強，聽任國際體系中大量跨國界問題的發展而不給予關注與治理，已經威脅到國內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觀開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危機，成爲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分水嶺。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義國際思想在兩次世界大戰面前面臨嚴酷的挑戰，民主國家內部的制度與價值以及國家間體系的生存，幾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毀滅性打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首先對這種放任自流自由主義世界觀進行挑戰的是威爾遜。威爾遜第一次把“有組織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帶到戰後國際關系的實踐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國家之上形成一個超國家機構，裁判紛爭與沖突，具體內容是通過國際聯盟的建立，解決困擾18～19世紀歐洲的安全問題。這是古典自由主義國際理論向新自由主義轉向的開始。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的經濟大蕭條，進一步催生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大蕭條及由此引發的國內與國際危機，加速了人們對自由放任國際主義政策的懷疑。大蕭條無論對國內還是國際生活，都産生了毀滅性的後果，它使自由主義者認識到，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一個不受管制的政治經濟體系都是災難性的。凱恩斯國家管制思想應運而生，並在美國的新政實踐中大獲成功。凱恩斯主義要義不 只是將國家管制的理念帶到國內政治經濟治理中，其國際政治意義則在于，要使世界政 治免于二戰這樣的災難，也必須對國際生活進行必要的管制。這也正是二戰結束前後 美國把管制性多邊制度理念訴諸世界秩序設計的理論基礎。通過國際組織與國際規則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現，標志著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發生了重大的轉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不僅在國內也在國際上逐漸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來，新自由主義至少在以下幾點上與古典自由主義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義認爲自由放任的國際生活從邏輯上並不必然導致秩序，相反，理性個體行爲，會導致非理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市場失靈的惡果，新自由主義強調通過國際組織、多邊制度與國際法對國際生活進行調控與必要的管制，非此國際政治不會進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義相信和平與正義不是自然的狀態，它們是人們精心政治設計的結果。新自由主義因此提出在國際層次上進行改革的問題，包括國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績效，加強多邊主義，擴大跨國社會行爲體的參與權等等。第三，新自由主義主張對國際政治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幹預，認爲在一個邊界的政治經濟意義正逐漸模糊的世界中，人類政治發展正面臨著許多跨越國界的共同問題，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時候借助幹預以得到治理與解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新自由國際主義理論，有新自由制度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以及伯利(Anne-Marie Slaughter)爲代表的我稱爲的法律自由主義所組成。三者之中，新自由制度主義最爲國內學術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一新辯論中，以及多數學者所闡述的新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幾乎均把新自由主義簡單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義，而對其他新自由主義流派幾乎置若罔聞。這實在是對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對爲人熟曉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不做細析，下面著重闡述社會自由主義與法律自由主義。
新自由制度主義開出的處方是強調國際層次上制度安排的意義，認爲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與風險，改進信息質量，確立穩定可靠的預期，以促進合作與共同問題的解決。
    法律自由主義對此反應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義思想主要體現在主張將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法律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合作國際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開始代替共存國際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爲規劃世界秩序的重要規範。與自由放 任思想一致的是，傳統國際法賦予國家以近乎無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國際法則把國內人權、健康保護、經濟狀況以及環境保護都納入到規範的範疇。合作國際法的主體、範圍與功能較之領土型國際政治下的傳統 國際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現深受二戰以後發達國家國內福利自由主義的影響，就國際層面而言，則與相互依賴加強後不斷增加的跨國社會問題所帶來的管理壓力有關。
按照法律自由主義的邏輯，國際法(transnational law，跨國法)將變成包括所有直接 管制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政府之間跨國活動法律的總和，目的是要幫助形成跨國社會中個人和團體互動的結構模式，以限制國家的行動。
    管制與幹預並不是很難界定的詞，但是新自由主義管制理念的實踐，在以不幹涉原則爲主導的傳統國際法下，則極容易被理解爲幹涉的同義詞。當代國際政治中不斷出現的關于幹預問題的爭議，從反面說明國際與國內政治經濟生活中被管制問題的範圍擴大了。一方面是不斷擴大的管制領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權名義下對管制(幹預)的抵抗，這就是新老交替時期國際政治的特點，也映照法律自由主義對跨國共同問題解決的深刻影響。
    所有國家之間以及國家之上的跨國共同問題，幾乎均與正義問題相關。新自由主義對此做出的反應體現在社會自由主義的主張中。社會自由主義對當今國際分配正義給予格外的關注，其本質是爲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種道德基礎。貝茨(Charles Beitz)列舉出當代國際分配正義問題，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與貧困；爲了解決全球不平等與貧困問題，國際制度應該做出怎樣的調整與變革；國際複合 相互依賴中的新問題(貿易制度變遷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國際資本流動與跨國 公司行爲，國際資本流動對福利國家的威脅等)；除國家之外，誰(跨國社會中的各類非國家行爲體)有權參與全球公共問題管理的決策?
    社會自由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許多主張帶有“社會主義化”的性質。社會自由主義相信國際正義不是自然的狀態，而是人類潛心設計的産物。合作可以促進福利增長，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會導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會自由主義在對國際分配正義與公正的訴求基礎上，提出許多重要的主張：第一，國際民主的重要性。國際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關全球公共問題的治理過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運行。社會自由主義主張對國際層次上的多邊制度進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們至少在程度上更爲民主。第二，檢討現有國際公共決策，淡化國家以及軍事力量在全球價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張把更多的跨國社會團體納入全球政策結構中來。第三，重視國際關系中弱勢群體 權利的保護。
    社會自由主義因爲對國際關系中平等與公正的關注，使其成爲一支重要的中間與平衡力量。如果說新自由制度主義與法律自由主義強調管制作用的話，那麽社會自由主義則更看重調節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政治中，諸如南北問題、多邊機構改革、環境領域的可持續發展等，都受到社會自由主義思想的極大影響。

    　　　　結論：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啓示

    霍夫曼在論述自由主義與國際事務時，認爲國際關系狀態與自由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因爲自由主義的本質是節制、寬容、協調與和平，而國際政治的本質則正好相反，是一種戰爭狀態。叢林法則的國際政治 果真爲自由主義的天敵?自由主義者對此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義強烈的入世關懷，使它在所有的國際思想學派中，對世界秩序的規劃最抱有宗教般的執著與狂熱情結。如前所論，自由主義把世界政治設想爲處于戰爭與和平的“混雜狀態”(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義並不靜止地把世界政治看做是“霍布斯叢林”，自由主義認爲，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種)的園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戰爭的狀態，但也有和平狀態的可能性。自由主義相信進化與進步力量， 從個人自由的保護，到自由國家的擴大，再到國際層次的制度與法律約束，國際政治生活會逐步達到自由國家內部社會那樣的秩序。這就是自由主義一以貫之的國際社會改造 原理。
    自由主義任何時候都不失其時代意義。在所有的國際思想流派中，自由主義也是最早洞察到國際政治發生的轉型及其帶來的挑戰。在現實主義還迷戀領土政治的遊戲規則時，自由主義已經意識到超越國界的共同問題對傳統國家間關系帶來的革命性影響。而自由主義正是通過內在的改造，即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換，對此做出即時的回應。二戰以後國際關系領域多邊制度的風行，肇始于歐洲的區域主義及其對其他地區正在産生的示範效應，多邊主義作爲一種理念在制度設計與改革中的意義，所有這些，都與自由主義理念在國際政治的貫徹有著密切的關系。自由主義爲我們時代提出的最迫切問題就是，在國際力量參與各國內部政策調整範圍持續擴大，以及跨國社會力量對國家行動制約不斷加強的情況下，國家與國際的兩級關系變得格外緊張，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完成了爲處理國家之下問題的國家層次的權威分配問題，但是，正如前述，在國家之間和國家之上問題的解決上，國際社會所被賦予的公共權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這樣一對關系，爲未來世界秩序之關鍵。自由主義不能全部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就新自由主義力主國際層次管理機構安排的意義而言，仍然爲全球化下的國際治理提供了最具創造性的一種途徑。
    以自由主義視角觀照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系，于我們也不無啓發意義，這是現實主義視角不能給予我們的。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如何從自由主義視角研究中國與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發現自由主義的意義?第一個問題與研究方法有關。從作爲研究方法的自由主義來說，需要我們更多地從國家—社會關系看中國對外關系的變化。自由主義強調社會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組織與跨國社會團體等在中國外交變化中起著什麽樣的作用?隨著法治中國的發展，中國強國家—弱社會模式的變化在外交上的含義是什麽?作爲超大社會與單一國家，中國的央地關系以及國內不同利益集團(部門)之間的博弈怎樣影響到外交領域的變化?中國獨特的國內區域經濟體與其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對未來東亞國際關系的含義爲何?如此等等。自由主義作爲一種研究方法，無疑爲我們思考中國的國家關系提供許多全新的問題。第二個問題事關中國與世界關系中的自由主義維度。這一視野下也有許多有趣的問題，例如，經濟開放及經濟外交如何改變著中國處理與他國(地區)的紛爭方式?中國參與國際制度以及國際制度介入中國，怎樣影響著中國多邊外交以及中國對多邊主義的信念?中國在東亞區域化過程中怎麽看待國家與地區兩級層次中的權威分配?等等。顯然，在現實主義主導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自由主義分析的引入可以爲我們提供更多促進研究進步的有意義問題。
http://www.sinoir.com/Article/zy/zl/200606/1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