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成、譚溯澄譯（K.J. Holsti原著）的《國際政治分析架構》（臺北：幼獅文化，1991）和後評《權力與正義》
基本上都是以強調科學方法的行為主義系統論之架構，折衷著理想與現實主義。

系統論之架構好用吧！但卻多將系統論隱形化了。

是嗎？那本文就找些顯文。

系統政治學對系統法學的啓示

　　第一、關于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的理論地位。

在戴維.伊斯頓看來，系統科學方法現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學一般理論的唯一通攬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視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見過競爭對手，還沒有被其他政治學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統科學方法曆來主張應有一個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結構，由此來鑒別政治生活的基本範圍，顯現這些範圍與其他領域的關系。系統科學方法構建了一個結構複雜的網絡，這一網絡是由若幹機構以及一個個行爲模式所組成的，稱爲“政治系統”。系統科學方法現在仍不失爲政治學一般理論繼續發展的出發點。
　　戴維.伊斯頓的系統政治學在西方政治學界是獨樹一幟的成功的政治學理論，他對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政治學的評價決非誇大之辭。按照我國的目前的系統科學理論，戴維.伊斯頓在幾十年前所進行的系統政治學研究只是運用了一小部分系統科學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統科學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並沒有得到解釋、說明、闡述或運用。在系統科學已經獲得相當發展的今天，我們沒有理由不運用系統科學方法來促進法學的發展，沒有理由低估系統科學方法的能量，沒有理由漠視系統法學的發展，沒有理由再對系統科學方法抱有懷疑的或保守的態度。雖然系統法學作爲我國法學的一種法學理論還處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認爲，我們有理由對系統科學法學方法和系統法學給予一個高度的肯定和評價，有理由相信系統法學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也能夠獲得巨大成功。我們應當把自己的學術目標和理想設定在一個很高的層次上。理想總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達的目標上。戴維.伊斯頓已經到達了系統政治學這個目標，因此，我們也應當向系統法學這個可能到達的目標前進。理想又總是把目標設定在已經前進的方向上。我國法學界已經向系統法學這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的目標前進了20多年，我們應當繼續努力，進行某種跨越式的前進。

　　第二、系統法學研究需要的什麽樣的勇氣、智慧和毅力。

在戴維.伊斯頓看來，進行系統政治學研究必須同時具備理論勇氣、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維.伊斯頓認爲：一方面，政治學理論是很廉價的，到處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學理論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來我們只能在像系統政治學這樣的一些宏觀政治學理論和沒有政治學理論之間加以選擇。在政治學研究中，在系統政治學研究中，我們不能“總是在未經表達的一系列設想、沒有聯系起來的若幹概念和拙劣整合起來的若幹概念之間徘徊流連”，我們應當有勇氣毅然決然地去“博取更強烈的理論自我意識，去把握更縝密的理論邏輯”。在戴維.伊斯頓看來，系統政治學的研究“與理解人類社會現象的較廣泛目標息息相關”，只能“按照事物的內在邏輯做出選擇。當然，這種事物的內在邏輯只是與知識的幻想、直觀、傳統或偶然相對而言”。由于政治系統時非常複雜的，解釋和描述政治系統的網絡結構和“內在邏輯”，不可能不包括“知識的幻想、直觀、傳統或偶然”的成分。對于個別研究者而言，“對資料隨意進行研究，不受正規的理論限制，大概是一種最適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選用這種方法，“就必須具備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適用于排解疑難問題的靈活多變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爲了點燃思想的火炬而艱苦摸索的堅韌毅力等等許多品質”。
　　實際上，戴維.伊斯頓的很多觀點，可以視爲對我國法學整體狀況的真實評價和真實寫照，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盡管這種評價聽起來相當尖銳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願意接受。就系統法學研究而言，我國法學界總體上表現出來的敏銳、勇氣、智慧和毅力都是遠遠不夠的。我作爲一個“個別”的系統法學研究者，從某種角度來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終就是“對資料隨意進行研究，不受正規的理論限制”，我也只能這樣做。戴維.伊斯頓認爲這種方法“大概是一種最適宜的方法”，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備進行系統法學所需要的勇氣、智慧和毅力。

　　第三、將系統法學作爲法學的一般理論進行研究。

戴維.伊斯頓認爲，理論的概括性和連貫性是甄別所有理論的兩種特性。理論的概括性是指法學理論所包含的論題的範圍，“它們從非常有限的數據到最廣泛的數據，各不相同”。理論的連貫性是指構成理論的命題之間的連貫程度。根據這兩種特性，理論可以分爲三種：單項概括理論、局部理論和一般理論。單項概括理論的數量是很多的，它們僅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數據，適用于爲數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幹單項概括理論的基礎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論。關于政黨、組織、利益集團、領導權力、行政行爲、聯盟等政治學的局部理論，只是研究政治系統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沒有說明這些局部理論自身各自都與一個更大的邏輯、更大的理論整體或更廣闊的領域相吻合。這些局部理論之間，也就是“邏輯尚不確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處”，就成爲了政治學研究的處女地，“而這正是一般理論幫助測定的區域”。系統政治學就是可以說明各種局部理論之間的關系，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連貫性的政治學的一般理論。
　　在這裏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戴維.伊斯頓關于政治學理論的三種劃分，與前面所說的劉永佶關于單一性論題論述體系、集合性論題論述體系和學科論述體系的劃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維.伊斯頓將系統政治學作爲一種政治學的一般理論進行探索，這啓發我們也應當將系統法學作爲一種法學的一般理論進行探索。在這種探索中，應當盡量概括我國法學已有的單項概括理論或單一性論題論述體系，以及局部理論或集合性論題論述體系，不論它們是共識性的研究成果，還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統法學是價值無涉的實證主義法學。

戴維.伊斯頓認爲，很多政治學研究就是選擇一些價值作爲基本原則，圍繞它建構一批概念和命題。由此獲得的一些政治學理論作爲局部理論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臨甚爲狹窄的前景。我們現在缺乏的是系統闡述政治學理論問題的一種明確方法。這種方法並不關注特定的政治的價值問題，而是拓展自己的視野，致力于處理各種政治系統所面臨的永恒問題。物理學中已經有了關于運動的一般理論，生物學中已經有了關于生命的一般理論。與此相應，我們在政治學中也應當有一個論述政治生活中心過程的一般理論。在系統政治學理論中，我們可以尋求到一種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綜合性的問題，進而在最一般層次上打開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們確認，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變爲我們研究的領域，政治學理論研究和探討的實質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們不會再滿足于維護某些與西方文明的曆史進程所産生的利益相關的中心價值。相反，我們必然會不分時間與空間，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統是最民主的還是最專制的，是最原始的還是最發達的，是最傳統的還是最現代的，只是關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統所面臨的最一般問題。
　　戴維.伊斯頓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價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種價值無涉的系統思想和系統科學方法來分析和描述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統政治學理論是一種實證主義的政治學理論。在我國法學界，人們圍繞著多樣的法的價值，構建了很多法學理論。只不過有人偏愛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等法的價值，有人偏愛秩序和國家統治等法的價值。這些法的理論把研究範圍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現象上，不能說是關于法的現象的一般法學理論。系統法學以價值無涉的系統科學方法來研究涉及價值的法的現象，因而是一種實證主義法學理論，各種形形色色的法的現象，都是系統法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圍。
　　在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看來，如何構建系統政治學的論述體系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戴維.伊斯頓的很多關于構建系統政治學論述體系的闡釋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他認爲，“一般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它所適用的經驗系統行爲，完全要看組成這種理論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邏輯連貫性。一個一般理論若是構成了一個思想演繹系統，一整套經驗上正確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遞降的順序，從特定的假設、前提和公理中演繹出來，這個一般理論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實現了其最大價值”。戴維.伊斯頓並沒有認爲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完整地提供了現成的演繹性命題或可以用來進行演繹分析的概念框架，也並沒有認爲他的系統政治學理論是完全按照演繹分析的方式構建的，是在貧瘠的政治學理論土壤中一夜之間突然綻放出的一朵“演繹理論之花”。但是他認爲系統政治學理論是有可能這樣構建起來的，而且意識到這一點有助于爲承認和接受系統政治學研究能夠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
　　戴維.伊斯頓在構建系統政治學論述體系的過程中還發現，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都是間歇式問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現出對已有的研究成果沒有太大的興趣或與其無關。在戴維.伊斯頓看來，這種“嚴重缺乏現成的理論概括”和“缺乏累積性研究”的狀況，使得系統政治學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爲一個邏輯上松散的一般理論統一體”，而只能采取循序漸進的步驟，“使理論探究範圍限于易駕馭的邊界以內”，在“探知一系列演繹性命題”和“尋求以最起碼的連貫性擺脫純粹收集和處理資料水平的、松散關聯的一系列該概括”之間求得某種適當的平衡與結合。不論如何，要想使系統政治學研究取得重要而極爲有益的進展，“發展邏輯上相關的一系列概念，創構一個最高層次上的總體概念框架”，“圍繞此框架，漸漸述及更加複雜的理論結構”，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在這個總體概念框架中，人們可以發現和確定用來分析政治系統的穩定而明確的分析單元。
　　戴維.伊斯頓在《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的論述體系中，一方面有選擇地將系統、輸入、輸出、反饋等一些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的概念和術語進行演繹，同時也從大量的政治現象、政治學理論和學說中，有選擇地提煉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綜合性和歸納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體、當局、典則、壓力、願望、支持等等，並且盡量使這些概念以及相應的命題與那些演繹性概念和演繹性命題相吻合、協調、一致和相互溝通。在這種論述體系中，政治系統是核心概念，輸入、輸出、反饋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體、當局、典則、壓力、願望、支持等概念是兩類主體概念。這兩類概念構建了一個高層次的總體概念框架。在這個總體概念框架之內，戴維.伊斯頓對政治生活作了相當徹底的系統分析與綜合，形成了很多新的關于政治系統的分析單元。在這種論述體系中，充斥著大量的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的概念和術語，大量的人們所熟知的傳統的主流性的政治學理論和學說被肢解了，並被整合到一個概括性和連貫性的概念框架結構中。我認爲這種獨樹一幟的系統政治學論述體系，隱含著政治學學術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願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說不願看，也看不懂。
　　我們在系統法學研究過程中幾乎面臨著戴維.伊斯頓在這裏所說的全部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演繹、分析與歸納、綜合的關系問題。我們在系統法學研究中能夠意識到這些問題，並適當地解決這些問題，根據法學和法的現象的特點，“發展邏輯上相關的一系列概念，創構一個最高層次上的總體概念框架”，系統法學也就向成熟的法學理論邁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如何使我國法學界願意和容易理解系統法學這個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
http://lwlm.com/html/2006-07/27099.htm

科學方法論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李濱

【內容提要】　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科學方法論借助的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來源于自然科學研究範式，但是自然科學的研究範式在國際關系中的應用也存在著像薩繆爾森指出的其在經濟學應用時存在的問題：“其他條件相同”、“後此謬誤”、“整體與部分合成謬誤”、主觀性、無法應對不確定性和可信性假說。建立在這種科學方法論基礎上的理論不是“價值中立”的，它具有維護現存世界秩序，服務于既得利益的意識形態傾向。
國際關系的科學方法論一般是指借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國際關系的方法論，它是特指由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論範式所體現出來的方法論。如果認真研究這種方法論可以發現，這種方法論在社會領域中並非是絕對科學的，而且也並非像某些人所聲稱的那樣：價值中立，沒有意識形態的傾向。實質上這種方法論只具有相對的科學性，它的背後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傾向性。由于文章的篇幅緣故，下面就這種科學方法論的淵源、特點及其局限性和背後的意識形態傾向性進行簡要分析。　　

一　　科學範式、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及其局限性　　

國際政治的“科學”方法論是直接從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借用的産物。在現代經濟學這種“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有時也被稱之爲“解釋的”和“理性的”理論。客觀地說，諸如“科學的”、“理性的”和“解釋的”理論都不能准確地概括這類理論，因爲什麽是“科學”、“理性”和“解釋”，在哲學上有不同的界定與解釋。但這裏出于約定俗成，仍以這些名稱代表之。
方法論中，假定人具有不變的本性，通過研究市場結構下工具理性的思維以及在這種思維下的人的行爲來分析經濟活動。科學的國際關系方法論借用了經濟學這種方法論，只是把主體換成國家，市場結構換成無政府的國際政治結構。而這種經濟學方法論直接借用于自然科學，特別是牛頓力學。如果了解這種方法論在經濟學中的局限性，就可以清楚認識到它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局限性。　
科學方法論都是通過範式來確定。這種範式按托馬斯・庫恩的定義是：用某些實際科學實踐的公認範例——它們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爲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提供模型。科學方法論範式最早源于１７世紀經典力學（或稱牛頓力學），以經驗實證主義爲基礎。牛頓物理學是通過三大定律（慣性定律、運動基本定律和作用與反作用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爲基礎形成的因果關系確立的，它通過儀器實驗的方式來驗證從經驗觀察得出的假定和邏輯推導出來的因果關系，或者說重複再現或還原假定和因果關系，並在宏觀低速條件下加以應用，得以確證。實驗觀察是牛頓力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它是借助經驗實證的方式研究自然界宏觀低速領域物體運動、能量和性質。自然科學中通過反複實驗觀察或驗證假定的方式進行學科研究的方法非常普遍。由于自然科學的應用取得了巨大成就，這種經驗實證式的方法論得到了普遍的公認和推崇。　在社會科學領域，這種自然科學的研究範式也被諸多學科效法。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是其中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經驗實證法的研究範式。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範式解釋是：考察資料、形成假說、檢驗假說、就經濟運行情況取得有時是勉強的一致意見。即通過考察形成假定，最後在這些假定基礎上形成具有因果關系的理論，然後通過實驗來檢驗假說與理論。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假設：　
１．現代經濟學假定個體（個體消費者、生産者和家庭）都是同質的，即理性的個體。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或物質滿足受到限制的世界，每個理性個體在市場上有意識地進行選擇，希望用某一代價獲得最大的利益（即功利最大化），這種對結果的偏好具有穩定性。　
２．每個理性個體，不論是生産者還是消費者，其行爲往往受到市場的支配，如邊際效用原則和市場供求規則的支配，並最終達成均衡。比如，如果相對價格下降，理性消費者將會購買更多的商品，而理性的生産者則少生産商品，最終生産與消費達到均衡；如果相對價格上升，消費者與生産者行爲相反。通過市場的自動調節，使供應方和需求方之間可以自動盡可能地滿足與均衡，使理性的經濟行爲體在“偏好”（盡可能的滿足）上保持相對的穩定狀態。人的追求的最大化就這樣在市場上得到了協調。　這種經濟學研究理論不僅從研究範式上是模仿經典力學的，而且內容上也很相似。
熟知牛頓力學的人可以發現，上述經濟學基本理論（因果關系）與牛頓力學中三大定律是類似的。慣性定律假定，如果沒有外力的作用，物體就是做直線勻速運動；而現代經濟學假定，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市場産生的供求均衡將一直保持下去。從運動基本定律中可知，沒有外力繼續作用下的運動中的物體，運動時間越長，加速度越小；邊際效用原理是，消費者消費或生産者生産的商品越多，它的邊際效益就遞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認爲，一個物體對另一個物體的作用，必然産生另一物體對這一物體方向相反、作用力相同的反作用，最後是動量守恒；供求規律也認爲，供需雙方存在著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最後總能實現供求均恒。牛頓力學認爲，物質的質量不變；現代經濟學認爲人的理性是不變的。經典力學這些假說是具有局限性的。從相對論的角度來說，絕對時空是不存在的，當物體的速度接近光速時，運動基本定律不能成立，物體的質量和運動的加速度都會發生變化。這說明牛頓力學所體現的不是一種絕對科學研究方法，只能在一定的時空內有效。而作爲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如果效法這種方法論，存在的問題則更大。　
由于經濟學家不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進行控制下的實驗，即不能像自然科學一樣通過實驗來驗證理論。因爲社會科學面對的是人，不一定在類似條件下重複再現同樣的結果，如經濟學中價格下降可能出現“買漲不買落”的現象。這樣，現代經濟學很難做到真正的精確或成爲真正的實證科學，也很難像自然科學那樣進行證僞。　
其實，西方經濟學家也發現了經濟學方法論中存在的問題。薩繆爾森曾指出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存在這樣一些基本問題：其他條件相同、後此謬誤、總體與局部之間合成推理上的謬誤、無法應對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可信性假說等。　
“其他條件相同”是指只有市場的變化，而其他任何條件不變，任何個體都是同質的理性經濟人。正是由于此，現代經濟學采用的是一種靜態比較分析法，假設影響經濟運行的其他社會曆史的初始條件不變，或者在不考慮其他非經濟的外在因素的情況下，分析經濟運行從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比如分析某種産品的供需從均衡到不均衡時，不考慮是哪種外在的因素使之不均衡，只考慮供應方或需求方是如何應對相對價格做出的反應來實現新均衡。如果是兩次均衡過程之間的比較，也不考慮是哪種外在的因素使供需出現這兩次不均衡，而僅僅考慮它們都是相同的不均衡，即在相對價格的變化下，減少需求或擴大需求以及擴大供應或減少供應的參數變量。這種分析方法的重點放在不均衡的本身及其形成的因果關系上，似乎導致不均衡初始條件的事件與不均衡的結果無關，與均衡的結果也無關。
或者說，經濟學對一件事的解釋一般與曆史無關，只關心各種起作用的力量的強度與影響。在現實中，經濟運行的不均衡一般都是外在的因素引起的。沒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從經濟學分析上應該是供需永遠保持均衡。例如，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導致石油價格上漲，現代經濟學就不考慮戰爭（政治）這一因素，只考慮石油生産商在石油價格上升時擴大生産，消費者減少消費，從而達成石油生産與消費的新均衡；而且這種石油供需的不均衡與其他時期的不均衡（如１９７３年石油價格上漲導致的石油危機）在經濟學上都是一樣的事件。所以說，正是由于現代經濟學在經濟分析時假定其他條件相同（這樣做是爲了分析的方便），沒有解釋産生不均衡的原因，因而無法解釋産生經濟不均衡的社會政治原因。因此，這種分析法是不能解釋變化的分析法。　
“後此謬誤”是指在“其他條件相同”這一前提下，如果出現事件Ｂ，必然是事件Ａ導致的。以結果解釋原因。比如理性消費者減少購買量，必然是由于價格上漲。但現實中“買漲不買落”屢見不鮮。出現這一謬誤在于“其他條件相同”這一前提。　
“局部與總體之間的合成推理謬誤”是指：對某個個體來說是對的，據此而認爲對全部個體來說也是正確的。“個體理性與整體災難”是對這種局部與總體關系經驗教條式推理的最通俗說明。如某種行業的商品價格較高導致該行業的生産商加大生産，這對該生産商是有利的；但如果其他生産商也擴大生産該商品，最終可能生産過剩，對任何生産商都沒有利。　
任何理論都是主觀的産物，任何科學都把理論作爲工具來觀察和理解現實。人們依賴理論來感知被觀察的事實，從而去理解現實。人們接受理論，並成功地應用它，則意味著它的成功。因此，理論是一種主觀創造，它帶有一定的傾向性。　經濟事務是複雜的，具有不確定性，經濟法則可能只是解釋了可能性，或者說是一種平均意義上的相對有效，而不可能精確。因此，把主觀性的理論絕對化會妨礙對經濟生活的全面理解，或者說理論的片面性無法應對多變經濟行爲（不確定性）。　
現代經濟學中包含著許多可信性假定，即經濟學中的許多假定具有“信則靈”的功能，或者說“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即人只要相信它，都這樣做，經濟規律就會自然發生效用。因此，這種範式也具有一定的意識建構性。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範式具有主觀主義、經驗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色彩。它只能適用于特定的時空。它有一定的科學性，但不是一種絕對的科學理論，有其重大的缺陷性。馬克思就曾經批判過現代經濟學方法具有“庸俗性”。
同時，必須肯定現代西方經濟學也總結出一套爲了實現經濟最大效率的學說。這種學說在衆多的假設前提存在的情況下，或者在人爲滿足這些前提下是可以促進效率最大化的。　
盡管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存在著種種缺陷，但是由于它借助了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西方學界把它作爲“科學”方法論已經普遍應用于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之爲“經濟學帝國主義”或“科學主義”。國際關系的科學方法論正是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或“科學主義”的産物。　　

二　“科學”方法論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局限　　

在國際關系“科學”理論中，現代經濟學方法論中存在的問題同樣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一般現在以“理性主義”理論稱之）的原理論的特點是：國家被假定爲自私的、理性的行爲體，其行爲是根據功利最大化來解釋的（這裏的個體是國家），其對外政策是由國家對利益計算的結果來重新建構的，這種對利益的計算主要是由行爲體的偏好（功利）所指引的；行爲體對結果的偏好是穩定的，即穩定地追求絕對功利（新自由主義）或相對功利（新現實主義）；理性國際關系理論不質疑行爲體的感知和因果信念的形成，或者認爲國家對眼前的形勢有客觀充分的了解，或者把感知作爲其基本的數據而不調查其起源。
　“其他條件相同”在理性國際關系理論中表現爲：國家是相同的，如沃爾茲強調國家的功能相同，基歐漢假設是自私理性個體；無政府狀態也是相同的，就是形式上沒有中央政府。正是由于這樣，理性的國際關系理論實質都是一種不研究變革的理論，或者說是維護現狀的“解決問題”的理論。這種理論都不是完整的國際關系理論。因爲變化是永恒的，穩定是相對的。事物中的內在矛盾是促使變革的永恒動力。　
“後此謬誤性”在理性的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一個表現是：國際穩定肯定是由大國的實力相對制衡導致的（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理性的國家進行合作是因爲有了國際體制，國際制度的存在是因爲它肯定已增進了國家的福利（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這種“後此謬誤”産生于把國家視爲同質的工具理性者。這種對國家思維模式的假定否認了人類其他認識模式存在的合理性。這樣，國家作爲“經濟人”只能本能消極地適應現實，不可能去積極地創造新的現實。在這些理論中，曆史或者呈現不變的延續性（新自由主義），或者是周而複始的循環（新現實主義）。基歐漢認爲，霸權衰落後，沒有國際體制或新建國際體制可能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理性的國家通過比較應該維護霸權留下的國際體制，按這一邏輯，曆史將呈現不變的延續性。而新現實主義認爲，國際關系永遠是國家間權力平衡的循環。
　“部分與整體合成謬誤”在理性國際關系理論中表現爲：均勢是追求安全的最好戰略（新現實主義）。但現實有時是：每個國家對均勢的追求（通過發展武力或結盟）可能導致安全系數反而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均勢就是如此。“慕尼黑教訓”可以說是對新自由主義合成謬誤的最好反證。歐洲大國（英、法和蘇聯）都在綏靖納粹，都希望通過綏靖滿足德國的部分要求避免戰爭，或者把戰爭引向對方，因爲和平比戰爭相對更好（成本較小），結果是希特勒野心膨脹，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已經指出了這種邏輯。
“個體理性與整體災難”的邏輯在國際關系曆史中同樣存在。因此，理性主義理論從理性國家歸納出的戰略在現實中不一定在整體上能實現國家希望的目標。　任何一種國際政治理論都是主觀的理論，總是用理論的框架來觀察曆史，解釋現實。理性主義理論主觀上把國家、國家利益和國家的思維給定化，這種國家在無政府的權力結構下本能地反應，這樣，建立起一種類似自然科學理論的因果式解釋。社會領域內的理論是以一些曆史素材作爲經驗性假定的基礎，但這種經驗假定和因果關系無法完全像自然科學那樣通過實驗的方式來證明，它往往需要借助于對曆史的觀察與研究，即從某些曆史的經驗中得出假定，然後根據曆史的事件來佐證這些假定和在這些假定基礎上形成的因果關系（理論），進而確立理論在學科研究中的普適性，再用理論去指導具體問題的研究與解決。但是對曆史數據的選取與割舍，對曆史數據的解讀（或者說曆史數據是什麽），對形成這些曆史數據的背景（或曆史數據的時空條件）的認識，取決于研究者個人的經曆與態度，這決定了這種經驗實證範式産生的理論內在的主觀傾向性。國際關系理論也是如此。　
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只是從國際權力的格局的變化來解釋國際關系現實，其最大的特點是簡約。它們或依賴于國際權力結構作爲變量，或依賴于國際體制作爲中間變量，以國家作爲工具理性行爲體這一假定爲前提來分析國際關系。正是由于這種簡約和假設前提，使得這種理論對國際關系的分析並不是全面的。這種理論的創立者也承認這一點。沃爾茲在面對其理論的批評者指責其忽視國內因素對國家對外行爲作用時談到：“隨著外部與內部環境的變化，結構與國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産生因果影響。哪一個層次具有相對重要性的問題是不能抽象地或明確地回答的。因爲結構影響單元，單元也影響結構，所以這種模糊無法得到解決。有人認爲這是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缺乏。……只要單元因素或結構因素都決定而不只是影響結果，這的確如此。理論是無法消除政治的不確定性，但有助于全面理解它。”“新現實主義提供的理論只是解釋結構如何影響行爲與結果的。”這說明作爲“科學”國際關系理論的創始者，沃爾茲是承認“科學”的理論也無法應對不確定的國際關系現實。基爾曾對爲什麽理論不能應對社會現實的不確定性做出精辟的說明：“我們承認對社會與自然的‘現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可知性，因爲現實的廣泛性和複雜性，我們不能完全了解或解釋這種現實。所以，這種現實在某種程度獨立于知識生産的過程，盡管如此，它仍然與知識生産的過程是相互依賴的。進一步說，社會現實是更加難以處理的，因爲它涉及思想和（有不同的自我意識與對人的行爲／相互作用的社會性質有不同認識的）人的主觀共識……所以我們的第二順序的社會‘現實’有不同的層面，它們不能被全面地理解和完整地記錄，盡管爲了使解釋成爲可能，可能和必須要對這種社會現實的構成進行學術上的抽象。”“思想的變化是社會整體中的一個變化，因而它對其他的社會過程有影響；社會整體中的一個變化也將引起思想過程的變化。所以，思想的變化是社會無休止的辯證關系的一部分。”這裏，基爾認爲，自然與社會由于其廣泛性與複雜性，人類不可能徹底地了解它們，特別是社會現實，它含有變化著的人的主觀思維成分，這種思維盡管受環境影響，它也能影響環境，成爲環境的組成部分，人類只能曆史地、具體地、部分地理解與解釋社會現實。正因爲如此，任何把理論絕對化的傾向都不是科學的態度。　
“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也有“信則靈”的效應。如果每一個國家都效法工具理性的思維，必然會造就自己的敵人（新現實主義的思維），或者必然會維護現存的國際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進行合作（新自由主義的思維）。因爲只要相信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邏輯，必然會感覺到別國的強大就是自己的安全威脅；或因爲只要相信國際制度會給自己帶來利益的增加，必然會感覺制度下合作是相對最好的選擇。溫特強調理性主義理論具有“自我實現的預言”功能表達就是這種“可信性假說”的特點。因此，理性主義理論也有建構性、教唆性。在塑造話語霸權上，考克斯把這種理論建構作用形象地表述爲“改宗”）的功能，這正是意識形態的功能。關鍵是這種理論借助的是科學研究方法，借助人們對科學的崇拜，企圖建立通往“真理”的惟一合法性的判斷依據，塑造對其他一切知識的話語霸權，把人變成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國際關系中就是“單向度的國家”），把社會變成“單向度的社會”（國際關系中就是“單向度的世界”）。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曾對科學主義方法論産生的意識形態功能進行過深入的分析。但在國際關系中，這種科學主義的方法論産生的意識形態作用有必要加以指出。　　

三　“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背後的意識形態　　

科學方法論原本是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沒有什麽意識形態性。但是，這種建立在實證主義基礎上的方法論如果用于社會領域，就必然會政治化，産生意識形態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在國際關系上表現爲：維護現存的世界秩序，服務于既得利益階層。　
根據萊溫對意識形態的定義：“意識形態是指用來解釋世界如何運作以及用以證明某一群體追逐他們自己的利益有理的一系列觀念。”　“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正是利用“科學式”解釋說明了現存世界秩序是一種“外在客觀”的産物，具有永恒性，而不是人爲創造的結果。這樣，既得利益者的行爲也是這種“外在客觀”下的必然結果。理性的國際關系理論是這樣解釋國際關系的運作的：在外在的無政府狀態下，具有永恒工具理性思維的國家總是追求相對利益或絕對利益，這構成了國際關系的沖突或合作。
世界秩序與社會構成與國際生産方式沒有關系，是一種“外在客觀”無政府狀態與工具理性的必然，具有跨曆史性，與人的塑造無關。特別是理性國際關系理論以既存的世界秩序爲國家行爲給定的框架，分析研究如何使得這種秩序穩定與鞏固，成爲一種“解決問題”的理論，不質疑既存世界秩序的運作模式和公正與否。
因此，在這種狀態下，處于既存世界秩序下既得利益的國家和階層的所作所爲也不應該受到道義的評判，因爲國際關系“客觀”屬性以及國家永恒不變的思維與利益決定了它們行爲的必然性。就像沃爾茲在《冷戰後的新現實主義》一文中所說的那樣，美國在冷戰後對外政策反複無常，這是缺乏國際權力制衡的結果，是單極世界的産物，“在美國的權力受到平衡之前，它將仍以有時是嚇著其他國家的方式行事”。按這種邏輯，冷戰後美國的所作所爲與美國的社會制度與文化沒有關系，只是緣于外部世界的權力結構（或者說是“客觀”的無政府狀態的結果）。不僅美國會如此，任何國家若處于美國的地位都會如此。“美國不論認爲其行爲是出于世界和平、正義和富裕”，其他國家都認爲這對它們具有潛在的威脅，“在國際政治中，壓倒優勢的大國總是或抵制或領導其他企圖要制衡它的國家”。
正如考克斯所說，這種理論在方法論上表面是價值中立的，因爲它對待變量就像是化學家對分子，物理家對待力與運動一樣，但由于它暗中接受現存的秩序作爲其框架，因而是有價值傾向的。
這種價值傾向是一種保守主義的，它借助了“科學”的外衣，以“科學的客觀規律”和“價值中立”來掩蓋由人塑造出來的國際權力關系以及制度缺陷和不公，把既存的世界秩序看成是永恒的，既得利益者的行爲看成是“客觀必然”的因果産物，是不受價值判斷因素影響的。　
這種科學主義意識形態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否認其他知識的合理性，從而企圖塑造一種維護現存世界秩序和既得利益者的話語霸權。由于科學國際關系理論借助了科學的方法論，並且其背後有巨大的自然科學成就作爲其旁證，因此，它可以輕易指責任何不以這種方法論分析國際關系的理論是非科學的，或者說是非理論。
這樣，科學主義方法論成爲一種教條，任何不同于這種教條的理論與知識就應該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爲違背了“科學”。科學主義方法論作爲分析國際關系的惟一知識具有普適性，“其他的思維模式將由于不適當而受到懲罰”。
因此，現存世界秩序中的弱者在接受這類理論過程中就不會質疑現存世界秩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就不會質疑既得利益者的所作所爲，因爲這都是“客觀”的産物，非人實踐所爲。不接受現存秩序國家，質疑既得利益者行爲的國家是“匪夷所思”的“無賴”。
實質上，這種理論要求現存秩序的弱者接受強者的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種單元的文化模式，否定多元世界存在的必要和合理性。弱者接受了這種文化，在強者面前永遠只會是精于功利計算的“趨炎附勢”者，世界將永遠沒有正義的伸張者，現存的秩序將永遠保持，既得利益者永遠處于優勢地位，弱者永遠處于不公正的境地。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科學方法論在認識上把人類思維片面化，似乎人類的思維只有工具理性一種，忽視了人作爲社會與曆史創造者具有的主觀能動作用，它是唯物的，但也是機械的。其實，工具理性的思維只是人類思維的一種，只是在特定的環境中發揮作用，並不是絕對普適的。人類的思維與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聯系。人類對現實的反應與他們的地位、身份與利益聯系在一起。如果僅以工具理性作爲人類思維的惟一方式，人類曆史上就不會出現革命與造反，社會也不會進步。強調這種工具理性的理論其實質是宣揚一種曆史的永恒論和認識的停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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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系統論”分析框架看國際上兩大政治事變＞張利華
 

　　[內容提要] 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創立的“政治系統論”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獨到和深刻的分析框架。通過用這一理論模型分析蘇聯解體和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政權的崩潰，從一個側面分析了如何使一個國家的政治系統在穩定和變化的世界上持續下去，如何使一個國家政權機構有效而良性地運轉。
　　如何使一個國家政權機構有效而良性地運轉？如何使一個國家的政治系統在穩定和變化的世界上持續下去？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創立的“政治系統論”理論模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獨到而深刻的分析框架。
　　伊斯頓運用系統論的方法分析政治生活和政治過程，把國家機構的決策與公民社會的反饋結合起來，創立了以輸入和輸出爲循環系統的政治系統論。
　　伊斯頓認爲，政治系統由政治生活和政治過程的一系列變量組成。具體來說，政治系統由官方機構的活動和決策過程所組成。他將這些官方機構稱爲“當局”。
　　“我們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個行爲系統，它處于一個環境之中，本身受到這種環境的影響，又對這種環境産生反作用。”“爲了使一個政治系統具有最大的效用，可以把它看作一些互動，一個政治系統通過這些互動爲一個社會權威性地分配價值，這就是政治系統與它所處的環境中的其他系統的不同之處。”
　　政治系統受到社會總體環境的制約。總體環境分爲兩個部分：社會內部和社會外部。社會內部環境包括一個國家的生態系統、生物系統、個人系統和社會系統（文化系統、社會系統、經濟系統、人口系統和其他子系統）。社會外部環境指的是國際社會，包括國際政治系統、（單個政治系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聯合國及其他子系統）、國際生態系統和國際社會系統（國際文化系統、國際社會結構、國際經濟系統、國際人口系統及其他子系統）。
　　伊斯頓認爲，社會內部和社會外部這兩種系統是一個政治系統的外部系統，它們一起構成了政治系統的總體環境。“正是從這些環境中産生了各種影響，對政治系統造成了可能的壓力。”
　　那麽，來自于環境的壓力是如何與政治系統相聯系的呢？伊斯頓提出了政治系統的“輸入”、“輸出”等概念。他把“輸入”看成是“包括了系統外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改變、修改或影響系統的所有事件。”“正是輸入，成爲連接社會生活非政治領域中和政治領域中所發生的事情之間的實際紐帶。”
　　然而，伊斯頓指出，“如果我們把注意力局限在某種輸入上，……根據它們對于壓力的作用，計算出最重要的影響，那麽，我們就可以極大地簡化分析環境影響的任務，無須再分別研究和描述各種不同環境時間的後果。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有用的理論方法就是把重要的環境影響的考察逐漸集中到兩種主要的輸入上。這兩種主要的輸入就是要求和支持。環境中的大量行爲正是由它們加以輸送、反映、集中並用來對政治生活施加壓力的。”
　　什麽是要求的輸入呢？伊斯頓指出，“所謂要求，就是說要求實現以自我爲核心的目標，或者很可能是說意欲尋求某種政治決策，以便把各種職責和繁多的義務強加于系統的全體成員。人們可能受攫取個人利益的願望所驅使而提出要求，也可能爲最大的公共動機所激發而願意付出最崇高的犧牲。”(注6)社會成員的期望、公衆意向、動機、意識形態、利益都可能刺激和形成要求，對其發生很大的或決定性作用。“要求不僅在政治生活和非政治生活領域之間的天塹上構建了通途，它還由此特別有助于我們理解一個領域中的變化對其他領域的影響方式。”
　　什麽是支持的輸入呢？伊斯頓把支持視爲公民個人或團體對政治系統表示的贊同。支持的對象是當局，支持的內容是典則、主流價值觀。公民個人或團體以行動來支持，叫做顯性支持，以一種態度或情緒來支持，叫做隱性支持。
　　伊斯頓把“當局”的決策看作是政治系統的輸出。他說，“某種輸入由此而被轉換爲我們稱之爲官方政策、決策和執行行動的輸出。”“當局所産生的輸出包括約束性的決策、實施這種決策的行爲。這些輸出可能與政治系統本身有關，或者與其環境系統有關。”有兩種輸出類型，即權威的輸出和相關的輸出。權威的輸出是約束性決策、法律法令、規章命令和司法決策，其執行方式以約束性行動爲主。相關的輸出是政策、基本理論和許諾，其執行方式以利益和恩惠爲主。
　　在伊斯頓的理論模型中，政治系統與總體環境之間有若幹“反饋環”。每一個“反饋環”由許多環節組成，它們是：當局生産輸出，社會成員對于輸出做出反應，這種反應的信息輸入給當局，當局做出下一步的可能行爲。因此，新一輪的輸出、反應、輸入以及再輸出、反應、輸入形成不停運動著的系列。社會總體環境通過各種反饋環不斷地向政治系統輸入，給當局決策提供了原料，政治系統爲了生産“輸出”，便對原料進行加工，而這個加工的過程就是一個巨大的處理和轉換過程。
　　伊斯頓指出，輸入和輸出是政治系統與社會總體環境聯絡的通道。其中，發生在輸入過程之中的政治參與稱爲“輸入性參與”，其功能是爲當局的政治決策輸入動力和信息。發生于輸出過程之中的政治參與稱爲“輸出性參與”，其作用是公民對當局的決策的接受、貫徹和實施。由于政治過程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公民對當局決策的反應很快會通過“反饋環”成爲影響政府的新的決策的動力和信息。公民政治參與就是在輸入和輸出過程中發生的。
　　伊斯頓運用政治研究中的“均衡分析”（Equilibrium Analysis）方法探討政治系統輸出、輸入之間的關系。他認爲，在一個正常運轉的政治體系中，輸入性參與和輸出性參與往往處于一種平衡狀態，即公民對當局的決策做出積極或消極的反應，與此同時，公民不斷地爲政府決策提供信息，輸入要求和支持，形成壓力。政治系統的輸出和輸入處于一種比較通暢的良性循環狀態。
　　在一個不正常運轉的政治系統中，輸入性參與和輸出性參與往往處于失衡狀態，即病態狀態。
　　政治系統輸入與輸出失衡狀態的一種情況是，政治參與過分地集中于輸入一端，輸入過大，輸出過小。也就是說，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裏，公民和民間組織向政治系統驟然間輸入了巨量要求和壓力，這些要求的數量超過了當局實際上可以處理的限度，出現了“輸入超載”現象，形成了“過分容量壓力”。當局如果不能進行及時地將各種要求轉換處理爲決策，就不得不冒著崩潰的危險運行。伊斯頓把決策者處理信息的無能稱之爲“反應失敗”，把當局未能采取任何行動滿足公衆相關要求，未能對稍後會發生的事情采取行動或者當局的輸出被公衆認爲極不符合具體情況稱之爲“輸出失敗”。“輸出失敗可能是當局本身素質的産物。當局內部人爲的過失、不太理智、缺乏統治術、缺乏對系統成員作業反應的能力以及必要的物質手段等等都有可能使輸出面臨失敗。”“輸出失敗”會導致公衆對政治系統的支持下降。“假如要求未能得到滿足，那就可能削弱系統成員對系統的支持，……要求和輸出之間可能十分不平衡，以至于不僅激起了對于現存的當局，而且引發了對于典則或政治共同體的強烈對立。” 從而使公衆對政府發出的政令和決策消極抵制或不屑一顧。一旦大多數的社會成員“認爲他們已無法影響當局並由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那麽，他們就很可能感到有必要轉而訴諸嚴厲手段，努力從根本上改變現存典則，訴諸摧毀現存政治共同體。”“當一個權威性分配價值的系統受到極其沈重的壓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時，該系統就會崩潰。”
　　政治系統輸入與輸出失衡狀態的另一種情況是，政治參與過分地集中于輸出一端，輸出過大，輸入過小。政治決策完全由國家最高領導人做出。公民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政令和決策，卻不能向政府輸入自己的要求。
　　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爲我們分析曆史上一些國家政權的崩潰或滅亡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用這個理論模型分析蘇聯政權的崩潰和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政權的垮臺可以得出發人深省的結論和啓示。
　　用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分析蘇聯政權的瓦解和崩潰，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線索，即高度中央集權時期的蘇聯，其政治系統輸入過小、輸出過大，瓦解崩潰時期的蘇聯，其政治系統輸入過大、輸出過小。政治系統的兩種不平衡狀態在蘇聯演變的曆史過程中均有所體現。
　　二戰後，蘇聯形成了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黨的一元化領導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斯大林模式。經過赫魯曉夫改革，到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高度中央集權體制達到頂峰。在這種體制下，公民的思想受到控制，言論受阻。老百姓只能被動地接受來自政治系統的輸出，而難以主動、自覺地向政治系統輸入自己的要求和願望。政治系統的“輸出性參與”大于“輸入性參與”。蘇聯社會生活表面上雖然穩定，卻缺少活力，死氣沈沈，漸漸積累了許多社會矛盾。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社會矛盾已經達到十分尖銳的程度，最突出的表現是日用消費品奇缺，老百姓的物質消費和精神生活嚴重匱乏，人民群衆對執政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高漲。在這種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宣布進行改革。
　　1986年蘇聯共産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方針和發展經濟的“加速戰略”。然而，經濟體制改革還未見成效，戈爾巴喬夫就急急忙忙發動了全國規模的政治改革。1988年6月，蘇聯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提出公開性、民主化和輿論多元化。同年12月，蘇聯開始公開競選新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全國各個城市和地方出現了大規模的群衆遊行示威，工人罷工，“街頭政治”活動泛濫成風。據不完全統計，1989年全國有近200個城市舉行了5000多次群衆集會，參加人數達1600多萬，1990年1—2月，全國舉行了2000余次群衆集會，參加者達800萬人。各種未經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組織”紛紛出現，1989年有6萬多個，1990年8月增至9萬個。大多數政治組織主張實行多黨制和議會民主，有些組織的綱領和活動具有明顯的反對蘇共、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反聯盟中央的性質。各種民間政治組織在較短的時間裏突然向政治系統輸入了大量要求，給政治系統帶來巨大壓力，而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共和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轉換、處理這些要求，及時輸出政治決策。一時間，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政治系統處于運轉失靈的半癱瘓狀態。政治系統的輸入過量，有效輸出過少。
　　政局的劇烈動蕩助長了民族分裂主義勢力，1988年9月，阿塞拜疆的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宣布獨立。1989年8月，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鬧獨立，1990年3月，立陶宛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獨立宣言》，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面對這種局面，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政府沒有采取有力的政令和措施加以阻止。戈爾巴喬夫發出的呼籲無人響應。國家處于失控狀態。1991年底，蘇聯政權崩潰，國家解體。
　　用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分析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政權的滅亡，可以使我們清晰地看到政治系統輸出過大、輸入過小的失衡狀態會給一個國家的政權帶來什麽樣的後果。
　　1979年7月，薩達姆登上伊拉克總統寶座，集最高軍事統帥、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及複興黨黨魁于一身。上任頭一天，他便以叛國罪處死了60名異己。這些被處死的“叛徒”死前都經受了酷刑的折磨。這場清洗運動的錄像帶在全國熱賣，使伊拉克民衆驚恐不安。此後，內閣成員中凡有對他的決策提出異議者，幾乎都遭殺身之禍。伊拉克政界無人敢挑戰薩達姆的權威，他身邊沒有了直言秉諫之士，也缺少了出謀劃策之人。國家的重大決策由他個人決斷。伊拉克人民只能被動地接受薩達姆發出的指令，而不能向政府輸入要求和建議。在薩達姆獨裁統治的高壓下，民間向政府輸入性參與的反饋渠道嚴重受阻。伊拉克政治系統處于“輸出性參與過大”、“輸入性參與過小”的嚴重失衡狀態。1980年9月，薩達姆做出了一個重大決策——對伊朗開戰，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使伊拉克陷入了戰爭泥潭，極大地消耗了其國力。1990年8月，薩達姆又做出了一個重大決策——下令其軍隊悍然入侵科威特。這場戰爭使伊拉克在國際社會陷入了極其孤立的境地。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660號決議，要求伊拉克立即無條件撤軍。美軍進駐科威特，打敗並趕走了伊拉克軍隊。此後，伊拉克經曆了十多年的國際制裁後，美國第二次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徹底消滅了薩達姆政權。薩達姆本人也被捕處死。
　　兩伊戰爭和入侵科威特戰爭是導致薩達姆政權覆滅的主要因素，而這兩次戰爭都是薩達姆親自下令發動的。在薩達姆獨裁統治期間，伊拉克政治系統的輸入性政治參與嚴重阻塞，政治智囊不敢直言秉諫，老百姓的要求和願望不能及時輸入到政治系統之中，公衆社會無法糾正或制止薩達姆做出重大錯誤決策。致使他一錯再錯，一步步走向深淵。
　　通過分析上述兩個典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政治系統“輸入性參與”和“輸出性參與”保持平衡狀態的重要性。一個國家要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其政治系統的輸入和輸出必須暢通無阻和平衡協調。
　　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也有啓示和借鑒意義。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進行了法制建設，並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走上了“依法治國”的道路，公民政治參與途徑增多。然而，從近些年來我國出現的黨政領導幹部貪污腐敗現象和各種社會案件來看，來自公民社會的輸入性政治參與還很不夠，公民社會對黨政系統的腐敗行爲監督和制約力度比較弱。政治系統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正在建立，目前還很不完善。因此，執政黨和政府應當在現代法治憲政體制下積極拓展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加強人民代表大會代議機關的整合性功能，通過代議制程序對公民的要求給予有效的政治表達，使人民群衆的要求和支持及時地反饋到政治系統中來，使政府能夠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接受和選擇信息。爲了應付特定時間內出現“輸入過量”的狀況，政府應當建立控制“輸入過量”和及時輸出決策的機制，實現政治系統內部的專業化管理，增強政治系統接收、集合、貯存、輸送、轉換、處理輸入信息的功能，建立政治系統對付“輸入超載”及減緩壓力的機制，防止政治系統的“輸送失敗”和“反應失敗”現象發生，使政治系統的輸入更爲通暢、輸出更爲恰當，保持政治系統輸出和輸入的平衡，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
[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6888924.html

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英國學派　　

【摘 要】近年來，人們對國際關系理論中是否存在所謂的“英國學派”（English Shool）以及英國學派對我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借鑒意義都産生了很大的爭論。有些學者認爲，縱然英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界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它不是一個學派。對存在英國學派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則認爲在很大程度上作爲一門實用型學科的國際關系學存在“英國學派”。其主要代表是，馬丁?懷特和赫德利‧布爾。
　　在衆多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國際關系理論是一門比較年輕而又十分活躍的學科。而通過對“英國學派”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探尋整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軌迹。英國學派又稱英國國際社會學派，是二戰後在英國逐漸衍生發展起來的一支獨立于美國國際關系學界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流派。近年來，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當中是否真正存在著“英國學派”，以及如何看待它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但是，無可置疑的是，無論如何定義“英國學派”，以及盡管它的開拓者與奠基者如馬丁?懷特、赫德利?布爾等更多的是將視野局限在歐洲，但是“由于他們集體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遠比其他研究方法更加廣闊（broader）和“互相交織”（embracing）的框架以及研究前景（agenda）”，（1）因此對英國學派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現實性。再者，由于在國內很少有學者專門討論該學派，所以它又具有很強的緊迫性。

　　一 對英國學派的爭論

　　 近年來，人們對國際關系理論中是否存在所謂的“英國學派”表示了懷疑。他們認爲作爲社會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不存在所謂的國別問題，否則就不能稱爲“科學”；另外，有些學者還認爲，縱然英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界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它並不是一個學派，“因爲一個學派的建立需要大致相同的曆史研究理論與方法，以及共同的學派領袖、組織機構、刊物和學術傳承，如蘭克與年鑒學派。” 而所謂的英國學派顯然不具備上述條件。“首先，英國在這一領域的許多最著名的學者事實上都來自與海外。其次，在這個廣泛的領域裏從事研究的英國學派興趣以及用于分析和解釋的方法也不同。……第三，英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方法常常處于變化和發展之中。……第四，存在著一個國際關系學者的世界性共同體，……” 所以他們認爲，英國學派盡管有著濃厚的英國特色，但是它並不代表所有英國國際關系研究學者的觀點，所以冠之以“英國學派”是不合適的。
　　但是另外一些學者正如科學家、哲學家，新實證主義者卡爾?波普爾（Karl R. Popper）所認爲：“理論作爲高級智力産品，是不可化約的複雜心理過程的産物，理論體系是經驗與理論、直覺與邏輯、分析與感悟糅合而成的整體。根本來說，它是多多少少有些不可言說的複雜思維過程的産物?”由此，波普爾提出了一種被稱爲“證僞主義”的“分界”原則：科學之所以成爲科學，並不在于它能找到許多支持自己的例證。相反，科學和一切非科學的分界在于，科學必須接受經驗的檢驗，並在檢驗中發現自己的錯誤，否定或證僞自己，從而過渡到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反自然的曆史主義”也認爲，人文世界的各種現象遠較自然世界複雜，充滿著新奇性，沒有規律可尋，也無法進行受控的實驗和量化研究，所以對它的研究既不能得出客觀的結論，更不能進行預測。只有通過具體的實踐檢驗也才能得出結論。《辭海》對“理論”一詞做了這樣的解釋：“（理論是）指概念、原理的體系，是人們對綜合感性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而達到的思維成果。”因此可以認爲，理論並不是憑空而來的，也並不神秘，理論主要源于社會領域的實踐，是對社會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和反應。因此理論，尤其是社會科學理論，決不是脫離社會實踐的“空中樓閣”，更沒有什麽“從學術到學術”的純理論。連有的西方學者也承認，“個人、國家與民族是深處其曆史文化、行爲經驗影響的，不同的國家會提出不同的問題，應當有自己國家的學科?”
再者，我們知道在國際關系中，對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及戰略思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一國的國家利益。正如國內有些學者所說，“國際政治問題在表象上雖然是千變萬化，但當剝筍剝到最裏層時，終究會發現國家的內核。國家和它所追求的現實和長遠的民族利益，一直是國際政治中最活躍、最有決定意義的因素。”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作爲一門實用型學科的國際關系學，不同程度的會受到特定國家國家利益的影響。
　　因此，盡管英國學派並不是一個觀點劃一、學者風格相同的學者群體，但是，由于他們“畢竟擁有一些共同的或相近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概念：接受‘國際社會’的概念和思想，在研究方法上承襲傳統的曆史、法律、哲學反思法，在世界觀上截然區別于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研究對象上注重國際關系的秩序問題，在價值取向上贊同國家中心論。”
所以說，作爲社會學科的國際關系理論中當中存在“英國學派”已經取得了廣泛的共識。其早期的代表人物是，E?H?卡爾、查爾斯?曼寧、馬丁?懷特和赫德利?布爾，其中布爾的《無政府的社會》一致認爲是英國學派的最傑出的代表作，近期的代表人物有邁克爾?霍華特、亞當?沃特森、伊萬?盧阿德、約翰?文森特、蓋裏特?岡和詹姆斯?梅奧爾等人。80年代以來有影響的代表作有《國際社會的擴展》（1984）、《國際社會中“文明”的標准》（1984）、《人權與國際關系》（1986）、《國際社會》（1990）、《民族主義與國際社會》（1990）、《國際社會的演進》（1992）以及懷特的《國際理論：三種傳統》（1992）。

　　二 英國學派的理論特色

　　 1991年，牛津大學國際關系教授亞當?羅伯茨在向中國同行介紹他對當前國際關系的觀點時開宗明義地說，“在考察這些問題時，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從事寫作的國家裏的觀點的影響，” 並認爲英國國際關系觀點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下列事實的影響：“聯合王國有積極參與世界其他地區事務的悠久傳統，這種參與所采取的方式是殖民主義、貿易關系、對外軍事義務和在國際組織中的活動。此外，3個世紀以來，英國既沒有經曆過外國的軍事占領，也沒有經曆過革命。”確實，在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中，也只有英國處在這樣一種位置上。另外國際關系作爲一門學科的發源地也是在英國。因此，所形成的英國學派主要特色有以下幾個：

　　 第一，對普遍性的抵制。

正如亞當?羅伯茨教授所認爲，對普遍性的抵制乃是國際關系學英國學派存在的基石和要義所在。他認爲，這一領域的英國學者在倡導單一思想——如民族自決、社會主義或理性經濟決策等——的普遍適用性方面向來是小心翼翼的。他們往往把研究重點放在一個社會與另一個社會之間的差異上面，這種差異有時候可能會使上述思想的應用遇到嚴重阻力。同時他們在對國際組織的思考角度上更多的是著眼于它們對制度的構建作用。他們認爲，只有均勢、國際法、外交、大國作用以及戰爭等才是國際社會的有效制度，而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用馬丁?懷特的話來說，則只是一種“假制度”，並認爲國家本身就是國際社會中的主要制度。從而作者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對國際秩序的存在更爲根本性的其它因素上來。

　　第二，英國學派在國際關系的研究方法上要求更多的進行比較分析與曆史分析。

可以說，英國學派最大的理論特色是他們主張用曆史、法律、哲學的方法來“闡釋”國際政治，而不是用需求對國際政治進行“解釋”。有西方學者就指出，英國學派是由一系列一分爲二的概念所組成的，如慣例和科學、讀寫的能力和有數理的能力、價值規範和價值中立、多元論和一元論、認知論和方法論、經驗分析和實證分析、曆史分析和政策分析以及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分析和英國國際關系理論分析。他們批評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在理論建構時不僅是解釋世界政治，而且常常受國家外交需求驅使設法去預言國際關系的發展走向。
“然而就核心概念的歸納和理論框架的錘煉而言，英國學派的‘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和‘世界社會’的哲學基礎、曆史底蘊和分析方法，較之‘主流’的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似高出一籌。”
“甚至在現代國家社會産生之前，這些思想家就對國家間關系、戰爭起源、戰爭的‘正義性’，如何取得國家治理的目標以及如何最優化的利用權利進行了哲學思考。”
從而，他們一些人就認爲戰爭或和平根源于人性的善或惡，一些人則認爲它根源于政府對不同國家人民間交易或貿易時的阻撓，同時也有一些人相信是各個國家的存在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缺乏一個中央權威所致。
　　早在19世紀80年代的蘇格蘭自然法學家詹姆斯?洛裏默就把人類分爲文明的人、未開化的人以及野蠻的人三類。他認爲歐洲和美洲國家屬于第一類，它們是國際社會的正式成員。亞洲獨立國家如土爾其、中國等則屬于第二類。而其他地方則屬于第三類。而到了今天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高級顧問羅伯特?庫珀在2002年4月7日的英國《觀察家報》發表了《爲什麽我們仍然需要帝國》一文，將世界分成三類國家群體：第一類是索馬裏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國家組成的“前現代國家”；第二類是前殖民者組成的“後帝國和後現代國家”；第三類是由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組成的“傳統的現代國家”。文章認爲，由于這些前現代國家喪失了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和對內使用武力的壟斷權，成了世界安全和穩定的威脅，因此向“後現代國家”輸出穩定和自由是必須的。文章還慫恿“後帝國”對前殖民地國家采取前一個世紀的叢林法則———武力、先發制人的打擊、欺騙等無論什麽手段。
　　衆所周知，在英國曆史上湧現出了諸如托馬斯‧霍布斯、約翰‧彌爾頓、詹姆斯?哈靈頓、約翰?洛克等衆多深刻影響後代的政治思想家。“英國之所以能夠開創西方自由與憲政的傳統，是與其曆史發展的獨特道路及其積澱形成的政治文化分不開的。”（
英國曆史學家希利（Sir John Robert seeley）曾經以“曆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則是現在的曆史”的觀點來論述大英帝國的政治史和殖民地政策史。這種曆史感不僅認爲要介紹曆史事實，而且還認爲要了解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只有通過了解其自身獨特的曆史經曆才能實現。這和更注重分析結構的研究方法不同：後一種研究方法是截取經濟關系或權利關系的橫斷面，然後以此爲基礎演繹出結論。亞當?羅伯茨教授同樣在1991年北京大學的一次國際會議上說，“我們都不應忘記以現代面目出現的思想體系常常不過是古老主題的變種。”爲了加強他的觀點，他還引用了法國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德?托克維爾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體系和政治體系經曆了被發現、被忘卻、被重新發現、被再次忘卻、過了不久又被發現這一連續過程，而每一次被發現都給世界帶來魄力和驚奇，好象它們是全新的，充滿了智慧。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人類精神的多産，而是由于人類的無知，這種情況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第三，對完全改變國際體系的突然變革是進步的關鍵這一思想持懷疑態度。

正如亞當‧羅伯茨教授認爲，這種懷疑態度可以和處在英國法律體系中心位置且正在完善的“習慣法”觀點相比較。“習慣法就是指人們公認並被視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一些習慣、慣例和通行的做法。”（見《牛津法律大辭典》第263頁）這種習慣法觀點認爲：相對議會的法令或條約中所確定的法律而言，經驗實踐常常會提供更有效的或者至少是更全面的指導。並認爲，這種懷疑態度和尋找創造世界秩序模式的研究方法不同，和通過比如說爲一個新的世界政府制定新憲法以尋求一個“新起點”的研究方法也不同，這類研究方法更多地出現在美國而不在英國。在目前廣有影響的“社會連帶主義”也指出，有效力的國際法只來源于國家的實踐中，同時它們聲稱有效力的國際法不僅來源于國家所同意的那些規則，也來源于整個國際社會得以實現團結和産生共識的那些規則，盡管某些國家不承認這些規則。羅莎琳‧希金斯在其重要的著作《通過聯合國政治機構發展國際法》中也曾經指出，總的看來，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是“習慣法的重要淵源”。

　　第四，英國學派的“中庸之道”爲解決國際關系理論中不同流派之間的爭論開辟了一條路徑。

針對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爭論，卡爾就曾經指出，“理想主義者忽視了曆史教訓，但現實主義者對曆史的認識又過于悲觀；理想主義者誇大了選擇的自由，而現實主義者則誇大了因果律，結果陷入了宿命論；理想主義者將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的普遍道德准則混爲一談，而現實主義者則過于憤世嫉俗，因而不能爲有目的、有意義的行動提供依據。” （14）其實，卡爾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辨證地提出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關系，他在辨證關系的運用上反映了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響，因此有人甚至把卡爾譽爲“馬克思的現實主義者”。多爾蒂和法爾格拉夫就指出今天卡爾對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所作的辨證分析依然是適時的。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論戰的再次爆發，人們就再次將眼光集中到英國學派的這種“中庸之道”上。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論戰分歧並不是無政府狀態是否存在，而是無政府狀態的含義及影響，以及像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共同體及歐盟這樣的國際組織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無政府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羅伯特?基歐漢就指出，如果新現實主義者和新自由制度主義者想要認識國際關系，就要在有關國際制度的作用方面尋找共同點。而英國學派的集大成者布爾對國際社會、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的經典論述無疑爲他們之間的對話提供了經典闡釋。而亞曆山大?溫特和雷蒙?杜瓦爾等建構主義者卻認爲英國學派的國際制度研究不同于新自由主義，而應該是自己學派的同盟軍，因爲前者是社會闡釋論，後者則是理性選擇論。事實上，這些建構主義者更多的是選取曼寧和懷特的國際社會觀。其目的是借用來抨擊主流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從此可以看出英國學派“中庸之道”也反映了該學派在思想上的開放性，而這種開放性也可以說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最後，我們知道，既然是國際關系，如只局限在一國或少數幾個國家之內，用的基本上是同一或相近的語言與思維方式，依靠的只是在整個人類文明中占一部分位置的文化基礎，則很難有大開拓，即使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資金，亦無濟于事。因爲人們都是從各自的曆史角度對人類精神進行自己方式的反思? 美國印地安納州立博爾大學政治系美籍華人張德光教授在爲臺灣書局所著《政治學》一書作敘時說到，如果整個研究仍不能擺脫依附外來學說，“這是學術獨立發展的一種障礙，如果無法以本國文學介紹及敘述一種新興學說，則此種依附的時期就不到終止階段。”英國學派出現在國際關系理論演進的行爲主義時期，但是由于英國的曆史和思想傳統要比美國悠久的多，再加上英國人傾向保守的國民性，所以英國人並不像美國學者那樣樂于接受科學行爲主義等新的研究思路，而是對行爲主義的反叛和攻擊。英國學派反對實證主義，因此，也成爲旗幟鮮明對抗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一支。英國著名學者斯蒂夫?史密斯曾經指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美英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和經曆不同；兩國所面臨國內外政治經濟問題不同；兩國培養學者的方式不同，英國較少運用計量方法，仍注重傳統方式；兩國學術界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不同；政界與學界的聯系情況不同，美國在這方面比英國密切；兩國獲取信息的環境不同，美國有“信息自由法案”，英國沒有。這也可以說是英國學派的一個特色。

　　另外，中國人民大學的時殷弘教授認爲與美國20世紀60至80年代國際關系理論界主流方法相比“英國學派”有如下顯著的長處或優越性： ①高度重視國際關系中的文化、價值觀念、規範理念和規範體系的作用，注重文明和文化的沖突、交流、變遷對于國際體系的面貌和性質的廣泛和深刻含義；②高度重視曆史比較研究，尤其是在研究西方現代國際體系之外，對非西方、非現代的國際體系進行較系統的觀察和思考；③以曆史悠久、具有巨大的特定優越性的曆史—哲理思考爲根本的思想方法，特別注重曆史經驗和倫理思考，並且推崇、精通和深入借鑒西方悠久的政治思想和國際關系思想傳統；④眼界廣袤和深邃，考察和思考所用的時空尺度宏大，思想方法上非機械論和非結構主義，並且具有全球史意識，因而參與提出大問題，進行大思考，給予大答案。

　　第三 對國際社會的考察

　　我們知道，英國學派之所以被稱爲英國國際社會學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該學派的中心概念是“國際社會”。甚至可以說“闡述國際社會”是打開英國學派大門的“鑰匙”。我們知道，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學理研究最主要的發展是國際政治的“社會學轉向”。國際政治的社會學傾向是一直存在的，如二戰以來，以哈斯爲代表的新功能主義，以霍夫曼和阿隆爲首的法國學派，以懷特和布爾爲代表的英國學派，都反映出從社會角度研究國際關系的努力。而英國學派著重考察國際社會的起源、發展、當代特征以及與世界秩序的關系。他們認爲國際社會就是，如果一群國家意識到它們具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從而組成一個社會，也就是說，這些國家認爲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受到一套共同規則的制約，而且它們一起構建共同的制度，那麽國際社會就出現了。也既是說這個國際社會的存在要有共同利益關系、共同價值觀念、共同曆史經曆等等。這顯然不同于以斯坦利?霍夫曼和雷蒙?阿隆爲代表的法國學派在20世紀50、60年代對戰爭與和平的制度研究。再者，從他們對國際關系社會學的族系安排來看，他們沿承了世界部分學者試圖將國際關系學視爲社會學分支的觀念，重點從特殊性和共性、不可說明性和可說明性等方面研究以戰爭與和平爲主導內容的國際關系。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派正是在繼承格勞秀斯關于國際政治是一種社會狀態、國際沖突受制于共同規則的觀念的基礎上，將國際社會加以界定並深刻考察分析。
　　在英國早期的理論家那裏，例如教友派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和功利主義哲學家傑拉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等都提出了實現普遍永久和平的計劃。佩恩希望消除他所說的“魚類邏輯”，即國家之間相互吞並的現象，提議歐洲各國君主在國內保持至高無上的主權，但是對外交往時應將其放棄。同時，他還提議建立一個法律機構，其中每一個成員的表決權利按其統治者的個人所得和其所統治的領土價值的比例來確定。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一些改革聯合國大會表決體系的建議，就是以綜合人口和國內生産總值爲基礎的。而邊沁則主張尋求通過裁軍、解放邊遠的殖民地以及建立國際法院或國際會議的方法，使歐洲國家變得和平和新聞自由。對于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等17和18世紀的政治思想家則完全同意和平論者的觀點，認爲擁有主權的各國君主們處于自然狀態和循環往複的戰爭之中，但他們對國際政府的前景更不抱樂觀態度。
　　到了近代，最先明確提出“國際社會”概念的是查爾斯?曼寧。他認爲相對于有中央權威的國內社會而言，國際社會的存在也是事實。不過它不不是以一種實體存在，而是人腦中的觀念的産物。而馬丁‧懷特（Matin Wight，1913—1972）這個引人注目的人物，從某些方面來說代表了國際關系英國學派的主要特色。他不相信國際關系有什麽“新紀元”。在他看來，國際關系是這樣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裏，多少個世紀以來不同的哲學流派進行了無休止的爭論。他運用曆史的哲學的方法把這些爭論分爲現實主義流派（realism）、理性主義流派（rationalism）和革命流派（revolutionism），即“三R之爭”，或者也可以把這三個流派稱之爲馬基雅維利傳統、格老秀斯傳統和康德傳統。此外，這三個流派不僅與我們自己這個時代相連，而且也與以前的世紀相連。這裏，懷特所說的現實主義不僅包括過去半個世紀裏的“現實主義者”，也包括現實主義的思想前輩。這也說明了，英國學派不僅僅注重事件史，而且也注重思想史——包括關于國際關系的思想史。當然這一點和一些把當代世界當作全新的學者不同，後者把研究古代思想史當成一種浪費。而懷特所說的理性主義流派意指“格老秀斯主義”，強調理性原則、國際對話，重視均勢和國際法的作用，認爲國際關系中既有沖突也存在合作，目標是要造就能“堅持法律和秩序、言行一致的人。”（the law---and---order and keeps—your—word men）。當然他也考察了當代的一些研究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的學者。他講的最後一個流派——康德傳統，有點類似于今天流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論”的一些觀點，即斷言民主與和平之間必然存在聯系,希望有一代從事“變革、解放和說教的人。”（“the subversion and liberation and missionary men”）。從這可以看出來，懷特理論的本質是歐洲哲學，而不同于當時正在流行的科學行爲主義。
　　作爲馬丁?懷特的學生，赫德利?布爾則從國家組成國際社會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分析了世界秩序或國際秩序如何得以維持這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他認爲，均勢、國際法、外交、戰爭和大國等國際社會的制度，同國際秩序的維持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在探尋世界政治中的秩序這一問題是，發現在現代多國體系的曆史中有三種相互競爭的思想傳統：①霍布斯主義的或現實主義的傳統，它把國際政治看作一種戰爭狀態。②康德主義或世界主義（universalist）的傳統，它認爲在國際政治發生的場所是一個潛在的人類共同體。③格老秀斯主義或國際主義的傳統，它把國際政治看作是發生在一個“國際社會”中的活動，或者是發生在一個由于其它成員在無政府狀態下苛求秩序因而就能夠形成秩序的共同體中的活動。對于布爾的這種觀點，巴裏?布贊就理解爲是國際社會不必在各國擁有一致的文化這一基礎上生成，而可以通過交往中逐漸培養出來的共同利益觀和整體歸屬感來塑造。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這三種視角（或）傳統預示了構成國際關系學科基本內容的各個分支學科：國際政治、國際組織、以及國際法。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布爾認爲在無政府體系中，秩序既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它實際上反映了三種因素同時存在：爲獲取權利而開展的戰爭與奮鬥，跨越國境的團結一致與相互沖突以及合作。
　　到了今天，同樣來自西方的學者亞曆山大?溫特在構建其時下流行的建構主義觀點時說：“我認爲，無政府狀態在宏觀層次上至少有著三種結構，屬于哪種結構取決于什麽樣的角色——敵人，競爭對手，還是朋友——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我借鑒馬丁?懷特（Martin Wight）和英國學派的語言，把這些結構稱爲霍布斯結構、洛克結構和康德結構。”英國學派對後世國際關系理論的影響從中可見一斑。
　　當然，英國學派也並沒有把視野僅僅局限于對國際社會的理解上。他們也詳細論述了國際幹預問題和人權問題；深刻剖析了歐洲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向全球體系擴張的過程以及世界範圍內不同曆史時期的國際體系或國際社會的特征；全面透視了“文明”的標准問題以及對聯合國也做了專門的立項研究。

　　第四 對英國學派的思考

　　 首先，在理解了英國學派（或國際社會學派）的“國際社會”這個核心概念之後，可以看出，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被視爲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這個國際社會顯然是“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 perspective）的翻版，即根植于源于歐洲的國際體系以及對大英帝國的追憶，而且這一理論顯然夾雜著英國人在二戰之後從國際體系的大國序列中消失的失落感。事實上，布爾最爲擔心的仍然是隨著占絕對支配地位大英帝國權勢的衰落，同時伴隨著亞洲和非洲一些國家的迅速發展，國際社會能否在20世紀裏存在下來。同時整個英國學派在談論到英國對外侵略、建立殖民地的那段曆史時，也多用委婉語“海外的擴張”、“歐洲國家社會在全球的擴展”、“全球政治的單一化”、“一體化”、“融入”、“歐洲國際社會的全球化”等來代替。因此，英國學派所提出的“國際社會”用“國際共同體”（international community）來表述似乎更爲確切。這也是爲什麽懷特、布爾這些老一代的學派先驅對一定要創造出一個不同于“國際體系”的“國際社會”概念的根本原因。
　　在他們眼中，歐洲列強在相互交往中所遵循的行爲准則是不適用于它們與諸如東方的王國、伊斯蘭世界的酋長國以及非洲的部族等較爲弱小的國家或政治實體之間的關系的。他們認爲當今的國際社會如果有一個文化基礎的話，那麽這個基礎指的顯然不是什麽全球文化，而應該是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大國的文化。基于此，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決不是一個多樣化的和諧世界，而是一個英國價值（包括基督教價值觀）主宰的世界，這個國際社會的原型是曾經輝煌的大英帝國及其附屬地，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可以進入這個國際社會。這與中國傳統哲學中所主張的“和而不同”是相背離的。
　　事實上，英國學派的這種觀點是在十九世紀以後，英國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等進化論者提出的把單純的一系列進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西歐近代文明作爲所有文化頂峰的文化一元主義的現代“變種”。這一主張反映了存在于近代産業社會的各種狀態中物質文化和生産社會的特征。“從提高物質文化的觀點來看，它沒有把所有文化加以同等對待；在其價值方面，也只把民主主義和自由視爲人類最高的普遍價值和目標。”在近代則是由于歐洲列強憑借其現代技術和工商業優勢來侵蝕、瓦解或重新塑造了世界其余地區的經濟生存方式。歐洲基于其先進技術、社會政治組織和擴張主義精神優勢的那種軍事力量擊敗了非西方民族的幾乎所有武裝抵抗。同時，歐洲文化則嚴重地動搖或損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衆多人口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影響或左右了他們、特別是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維方式。對于此，布贊也毫不掩飾的認爲，“歐洲民族優越論”是一個事實，因爲成爲第一個世界政治中心的既不是美洲，也不是亞洲與非洲，而是歐洲。所以歐洲的曆史表明了這種優越論是由歐洲曆史本身的發展所證明的。對于此，甚至當今西方學者如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仍然認爲“普世文明”一詞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許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價值和主張。這可以被稱爲達沃斯文化。
　　其次，英國學派在批判美國國際關系“物質性”，而過分強調觀念、文化在國際關系中的因素時，我們對這種文化凝聚力的作用以及其出發點也應該産生思考。曆史告訴我們，文化的凝聚力有時是非常脆弱的，它很容易被戰爭狀態所摧毀。縱觀人類曆史，文化在國家間關系所起到的作用是很重要，但它從未成爲國家或民族關系中的最主要的因素。從冷戰後的世界現實來看，使國家間産生凝聚力的主要因素仍然是經濟利益和權力平衡關系方面。從中也可以看出英國學派的出發點和終極目並非簡單的強調文化因素，其主旨則是以文化因素消解國際政治的真實意義，其實踐結果必然是推動西方“核心國家”聯合同類文明以打擊、遏制異類文明。
　　再者，如上所述，英國學派在強調習慣法在國際社會中維持國際秩序的作用的同時，對習慣法性質的界定是很混亂。事實上習慣法不是法律，因爲我們在討論習慣法時顯然是與處于法律體系當中並且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國家法進行對比而來的，從中可以看出它既不是國家制定或積極認可的，也不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當然也無法得出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同時我們也無可否認習慣法雖然不是法律，但是它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具有法的性質，起著法的作用和規範。實質而言，一個國家也當且僅有一個法律，因爲在國家制定法之外實際上並沒有一個獨立的、可以與國家法並駕齊驅的或者說是附屬于國家法的另外一個所謂的“習慣法”的存在。國家法之外無論是在維持國內人們生活還是在維持國際社會當中人們交往時，真正起作用的並不是這種所謂的“習慣法”，而只能是國家法以及各種習慣或其他各種規範。同時，筆者認爲，我們也不應該把各種規範隨意地、人爲地、想當然地把它“加冕”爲法，更不應當把“法”作爲商標任意貼在各種名稱上，這樣做大結果只能是“泛法律主義”，結果只可能是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在國際交往中自覺不自覺的産生誤導和誤解。
　　再者，我們知道，布爾對均勢的論述，是從法泰爾對均勢的定義出發的，既是沒有一國處于優勢地位或能對其他國家發號施令的狀態。據此他把均勢具體形態分成了四種，並給予了經典的闡釋。但是，他同樣認爲“如果強國一定要向弱國擴張的話，那麽從維護國際秩序的角度來看，強國之間不爆發戰爭要比爆發戰爭略勝一籌……”，在他後來的論述中，布爾顯然認爲均勢的作用更多的是維護國際秩序，“但是我一直在闡述的理論並不認爲國際體系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均勢傾向，只是爲了維護國際秩序而需要保持均勢”，並且對這種作用深信不疑。即使在布爾論述國際社會時也同樣認爲，維護國際獨立的目標應從屬于國家社會本身獨立的目標，也就是說維護特定國家的獨立地位應該服從于維持體系本身的生存這個目標。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學派事實上是贊同國際社會中的“森林法則”存在的，並且不允許被侵略的國家有反抗的權利，至多只能有“沈默的反抗”。
　　再者，如斯坦利‧霍夫曼就指出，布爾在分析權利和國際社會的共同規則和共同制度之間的關系時，其論述是不大清楚的，盡管在冷靜地分析秩序與正義（特別是人權）關系的時候，對此做了一些解答。他認爲，布爾沒有深入探討“共同利益”這個具有爭議性概念的含義，也沒有解釋這個共同利益到底從何而來（是外部制約的結果呢，還是內部壓力的産物？）以及如何變得具有約束力？這當然也是整個英國學派的一個缺陷。再如布爾在討論規則的合法性時就認爲，如果規則具有合法性，那麽其效力就不需要依賴于制裁或者強制性措施。在這裏，布爾既沒有定義什麽是“合法性”（是合乎國際社會中的共同規則呢，還是合乎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制度？），當然它與現實也並不符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英國學派的研究還處于前科學的狀態，他們津津樂道的也僅僅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國際社會”，同時他們又反對理解現實的國際社會。這樣一種方法可能會産生一些有哲理的思想，但是對于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對國際關系事實與規律的探索來說是不會有大的幫助的。
　　再者，英國學派所標榜的學術價值中立也受到了更多的質疑。回顧英國學派的發展曆程可以看出，第一代英國學派是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活躍的，而這個年代正是大英帝國全面走向衰亡的年代。而第二代英國學派所活躍的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正是英國國內修正主義者圍繞“帝國道德”進行大爭論的年代。因此，盡管英國學派竭力宣揚自己的學術研究不是政策研究和時政研究，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事實上，他們的學術研究並沒有擺脫政策研究和時政研究的影響，反而可以說正是由于受對帝國命運所産生的憂慮的驅使，想盡力影響英國的政策走向的一種學說。
　　最後，有西方批評者認爲不應該傾向于接受英國學派中所描繪的國際社會規則（Discipline）。他們認爲，英國學派對其的描繪可以被看作是背信的“英格蘭”——爲了在“辯論”（Argument）中獲勝，不惜隨時改變自己的立場。從傳統上看，他們甚至可以被看作“雙面臉”（two—faced），缺乏正直、誠實。當然也有人認爲，正是這種不同的、隨時可以改變的立場，才使得英國學派在不同的對話這當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則就將失去對話的基礎。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57

過渡中的中國國際關系學 ＞王逸舟
 
【內容提要】 作者在概括了世紀之交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現況、追溯其曆史進程及其不同階段的同時，著重探究這門學科存在的問題和發展的方向，認爲20 世紀70 年代末以來的中國國際關系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90 年代後期尤其培育出一大批有潛質的中青年學者，預示著一種方興未艾的可喜勢頭，並分析了現階段研究承上啓下的特點，指出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任重道遠。
中國正在和平崛起。這是一個占世界1/5 人口的國家發生的具有全球重大意義的現象。與之相伴隨、相適應的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的昌盛勢頭。這是一個正在開墾的處女地，是一個吸引了越來越多有抱負的年輕學子的學科。
本文所要介紹和探討的是最近10 年（1995-2005 年）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基本狀況，包括這一方興未艾學科內部的各種流派、代表人物及其特點、承上啓下的特征以及存在的缺失。它將有助于人們了解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現況。

一 中國國際關系學的曆史沿革

筆者在下文簡要探討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不同階段、當前階段的主要特點和存在的問題。對于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成長曆程，至今仍然沒有充分的討論，更談不上成熟的階段劃分意見。以下5 個階段劃分僅僅代表筆者個人的看法：
第一階段（1949 年以前），零星探討、緩慢萌芽的時期。根據石磊的看法，“建國以前，中國的仁人志士、愛國的學者，特別是其中的先進分子，出于對國家和民族前途的關心，十分重視對國際關系的觀察和研究。當時研究的重點是列強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東方的侵略和中外關系領域，並出版了一些專著和資料彙編。中國曆史最悠久的綜合性雜志之一《東方雜志》設有專門的國際外交欄目。另外還有一些以國際關系和世界政治、經濟爲主要內容的雜志，如《國文周報》、《世界知識》等”。他還認爲，中國共産黨成立後也十分重視國際關系研究。《向導》、《群衆》、《解放日報》、《解放周刊》、《新華日報》等一些黨的報刊發表了大量國際問題社論、專論和文章。抗日戰爭時期還成立了“時事問題研究會”，出版了一批有關抗戰的國內外形勢叢書，國民黨統治區對國際問題特別是對東方國際關系的研究都達到了相當的深度。李石生也指出，“解放前後上海《世界知識》社就有一些學者研究國際問題，如金仲華、錢俊瑞、馮賓符和劉思慕等。他們成立了國際關系學會，還出版了《戰後國際新形勢》、《論美蘇關系》、《國際問題研究法》等論著”。通過檢索與查閱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相關資料，我們發現，1949 年以前關于國內國際問題的研究成果並不少見。它們中不乏國際政治教材、國際問題專著，亦有編譯與翻譯作品以及與外交部相關的各種資料、報告等，還有國際問題的論文集、關于國際問題研究方法的書籍以及年度形勢分析系列。[4]然而，總體來看，這一階段仍然處于一個比較散亂、零星的狀態：缺乏整合的機構，沒有統一的規劃，研究水平比較低下，教學工作和招收學生具有“零打碎敲”的特征，有關學科概念和方法論的探討很少，基本談不上與外國同行的交流對話。不難理解，這種局面與那時中國國家整體的虛弱、分裂狀態是相一致的，也與中國整個的新聞媒體、教育事業和研究事業的低發展相吻合。
第二階段（1949-1963 年），學科建設的初期。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給中國國際關系學的事業發展奠定了一個裏程碑。從那時起，中國的各項文教事業才真正起步，一個獨立國家的外交及國際問題才開始列入政府的議事日程和學生的培養方案。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促使領導人創建一些國際問題的研究和教學機構，最典型的莫過于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人民大學下屬外交學系的組建和後來的擴展。到1955 年，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系單獨編制建院，成立了外交學院，主要培養外事人才並進行相關研究。這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第一塊基石。建國初期的中國國際問題教學和研究事業與那一時期中國外交及政治體制的“一邊倒”政策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蘇聯模式成爲中國的榜樣，成爲中國學科建設的教科書導向。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一方面“側重于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批判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性、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別是旨在揭露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戰爭政策”；另一方面，則“介紹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研究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曆史和現狀，研究一些國家無産階級革命鬥爭的形勢，研究一些國家共産黨的發展和對中國的態度，研究如何有針對性地積極開展對外宣傳工作和聯絡工作”。除了那些介紹蘇聯及社會主義國家成就的大量宣傳性讀物外，中國有關人員的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是爲中央決策和職能部門提供內部資料和調研報告，公開發表的論文很少，獨立研究的著作是不被允許、也不可能出版的。也就是說，當時的國際問題研究主要是對策研究，確切地講是注釋性、追蹤性報告或建議。不論機構設置或研究主題乃至思維方式，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及教學都受到蘇聯的深刻影響。
第三階段（1963-1978 年），極“左”思潮主導的時期。這一階段實際上是第二階段的延續，二者之間並無本質的區別，惟一大的不同是最高領導層對國際問題教學和研究的重視以及相應在制度建設及經費撥付方面的強化。顯而易見，“蘇聯變質”、中蘇分裂乃至對抗的格局使中國領導人感受到“反修、防修”的急迫性和在世界範圍重新謀劃戰略格局的必要性。因此，除一些重大政策性調整之外，年輕人的培養和相應的對策分析得到了更大的重視。1963年，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組撰寫的、毛澤東主席親自批准的《關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出臺。根據其精神，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複旦大學設立國際政治系，並陸續建立了一批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包括中央一些部委下屬的各類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下屬的一些國際問題研究所等。這是一個具有兩重性的過程：一方面，這些院、系、研究所在後來的長期發展中成爲中國國際關系學教學和研究的“重鎮”，均不同程度地朝專業化方向邁開了步伐，比如發展出若幹研究方案及教科書，設置了專門的研究室（教研室），培養了一大批在20 世紀80 年代前後支撐中國教育事業和研究工作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及教學加強了“革命的氛圍”，同時大力批判“蘇修美帝”，援助發展中世界，在國別研究與專題研究和教學中也增加了對世界經濟發展史、第三世界問題、資本主義總危機等課題的探索，出了一大批成果。[8]該時期國際關系研究的革命語言與反帝語言成爲話語中的主基調。當時的熱點議題反映了這一特點，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主要研究議題是“拉丁美洲土地改革與土地制度”，“各國反帝反封建鬥爭”，“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等。可以說，雖然中蘇在政治上分裂了，國家間關系處于緊張對峙狀態，但在思想脈絡上中國與蘇聯仍然處于“光譜”的同一端，教學、研究及思想方式如出一轍。總體上觀察，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在緩慢成長，但未脫離蘇聯的影子和路數。
第四階段（1978 年-20 世紀90 年代初），大力借鑒歐美經驗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隨著中國政治的重大變化，中國國際關系學有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在改革開放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出現了1949 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向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開放學習的過程，這也大大推動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新的面向”（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和各項事業的興旺。首先，研究和教學力量不斷壯大，超越了傳統的重心（即以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拉世界爲中心）。外交部系統、安全部系統、軍隊系統、高等院校系統、社科院系統以及新華社系統都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國際問題研究力量；除北京、上海和南京等理論研究的“中心基地”外，東北、西北、華南等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也結合本區域的地理、需求和對外交往特點，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國際研究方向及特色。其次，從原先簡單化的“政策注釋”的局面，逐漸發展成學術研究和現實關注並重的形勢。在這一時期，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工作者努力了解、借鑒國外經驗，開始贊揚性而非批判性地引進歐美發達國家同行的成果，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引進和學習浪潮”。最後，出現了一大批國際問題方面的專業刊物，如《世界經濟與政治》、《歐洲研究》、《美國研究》、《現代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研究》、《國際觀察》等等，爲學者和教師提供了發表自己見解和展開批評的園地。20 世紀80 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具活力和新鮮感的時期，同樣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放眼看世界、竭力向發達國家（主要是歐美）靠攏的階段，它與毛澤東時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完全不同的導向，“革命”、“造反”和“推翻舊秩序”的精神被“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和“融入世界”的號召所取代。直至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蘇東劇變之前，這一階段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充滿了改良主義的浪漫色彩和對西方世界的簡單模仿。實事求是地講，在這一時期盡管學習、借鑒的熱情不斷高漲，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並沒有沈下心來研討外國的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更多的是注意和討論一些帶有政治變革意涵的思潮和觀念（如“新權威主義”、“政治多元主義和現代化理論”以及各種社會變遷學說），與此同時缺少自主意識和創造精神。應當說，這種局面的形成既有政治體制和社會氣氛方面的原因，也是學術界自身的各種不成熟沖動所致，它與“文化大革命”後年代的撥亂反正多少有些關系，體現出中國學術精神生活在經曆了長期的壓抑之後的一種自我釋放和矯枉過正。但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階段中國國際關系學有了大的進步和擴展，代表著中國國際關系學發展史上裏程碑般的新起點。
第五階段（冷戰結束至今），世紀轉換、世代交接的時期。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10 余年既是中國國際關系學適應全球化加速和冷戰終結之大背景的時期，是中國學者的批判意識和自主意識得到不斷加強的時期，是知識更叠、新人輩出、學派流派湧現的時期，也是新矛盾和新問題層出不窮、發展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強的一個時期。蘇聯的解體和傳統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包括前蘇東地區轉型過程的複雜艱難），兩極格局的結束和美國作爲惟一超級大國的稱霸，全球化過程的加速和各種反全球化抗議的興起以及生態危機的深化、能源爭奪的加劇、地區沖突的不斷、核擴散陰影的擴大、宗教及種族間隔閡的加深與恐怖主義的猖獗等問題的顯現都給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新的信息和警醒。中國學者和媒體在探討多極化和美國稱霸時代的特殊發展路徑，同時也在反思20 世紀80 年代一度有過的簡單化改革思路。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中國人更多地走向世界，中國學術界自然也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國際問題研究和教學領域。伴隨著中國與世界的更大互動，相關學科建設興盛，更多年輕人對國際問題的興趣增加，越來越多的大學增設了國際關系和外交方面的專業及課程乃至國際關系院系，越來越多的報刊和電視廣播增設了國際問題專欄、頻道和日常報道，外交、國際政治和國際戰略方面的研究和教學越來越像是一門“顯學”。在這一時期，引進外國同行作品的速度更快，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流行的很多國際關系和外交學方面的著作很快有了中譯本，如亨廷頓的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們是誰？》）、布熱津斯基的著作（《大失敗》和《大棋局》）以及基辛格的著作（《大外交》）等；中國學者自己創作的作品更是難以計數，也更容易出版發行，單從數量上看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不僅一般綜合性大學建立了自己的國際政治（或叫“國際關系”）的院系所，連一些傳統的理工科院校也成立了國際關系方向的教學研究單位（如清華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的政治行政與國際關系學院），並且逐年增加這類招生的比例和數量；在改革開放初期最早的那批學術領導人逐漸淡出、中生代帶頭人仍相當活躍的同時，一大批中青年骨幹迅速崛起並占據了各個新興分支領域和次一級學科的重要位置或擁有了日益上升的發言權。他們有幸處在中國和平崛起的特殊時期，均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主張把理論與中國現實做更緊密的結合，專業和外語水平都不錯。雖然目前來說他們仍有一些弱點，包括橫向縱向位置的變動和思想理論的不成熟特性，其未來也有很大的不可預測性，但這批青年學者比較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國際關系學這一領域的方興未艾。

二 現階段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特質及其約束條件

從政治結構看，中國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爲國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基本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産黨作爲惟一的執政黨，決定著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改革、發展和穩定的總體方向。這是中國國際關系學存在與發展的大環境。它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從本質上不僅有別于歐美西方國家，也不同于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不同于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一方面，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大方向好比一個巨大的重力場，引導著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各項工作；另一方面，中國又不是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標簽能夠簡單定義的：越南、朝鮮、古巴等國都不像中國那樣規模巨大且動感十足。鄧小平所倡導、所賦予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無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構造乃至人文精神方面，都有獨特的形式與內涵，都遠非傳統的“主義”標簽所能涵蓋。不過，這種特殊性也帶來了一些矛盾與困惑。就國際問題研究而言，它突出表現爲大原則與具體言行之間經常發生矛盾：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根本否定並未落實到對外政策層面；與歐、美、日的交往是對外交流的主渠道；年輕人出國深造留學的選擇對象多半是西方發達國家，而非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世界；在外交和國際政治場合中更多采取的是合作、諒解與忍讓的策略，而非鬥爭、革命或改造的辦法。這些現象不僅帶來公衆和新聞媒體的困惑，自然也造成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不可避免的混亂認識。這可以說是中國現階段的一大“特色”，一個很難厘定的有趣現象。
從學術梯隊的知識結構分析，不難發現類似的複雜性：首先，目前階段占據中國國際關系學界重要位置的一批骨幹，其最初的成長和受教育是在毛澤東時代完成的，這些人大多是在實施改革開放之後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中多數是在國內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後到美英等國完成了深造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其理論知識和方法論與歐美同行類似。這批人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年代的最大受惠者，是在這一時期成熟起來和逐漸發揮學術影響的。根據調查，[11]這批人在意識形態方面對中國政治特有的話語系統非常熟悉也善于應對，在知識構造方面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有較多的掌握並發表了一批相關作品，在個人興致方面隨著年紀的增長變得更加欣賞中國的傳統文化、藝術和思維方式，盡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這些中國中生代學者與父母一代相比文史知識底子相對薄弱，與西方同行相比數學和計量分析的能力又有所欠缺。就目前他們的思想傾向和流派分類而言，這批作爲“一線主力”的中國國際關系學者，除個別人把自己定義爲馬克思主義學派外，多數更願意用現實主義權力政治學派、自由主義制度學派、全球主義學派、建構主義學派等“美國式”劃分法界定自己的偏好；但從發表的作品和平時的演講裏觀察，這批學者的學術思想有相當大的重合性、變動性和複雜性，不少人一方面融合了西方各種主流理論的要素來構造自己的著述，同時越來越多地對美國的霸道行徑感到不滿，對美國模式（包括政治模式、發展模式和理論思維）在中國的充分適用性提出質疑，因而開始鼓勵更年輕一代的學生運用中國的思想並站在中國的視角觀察和寫作。嚴格意義上講，目前起主導作用的這批中生代學者，作爲過渡性和起橋梁作用的一代人，其思想代表著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主流傾向，表現爲多種曆史經曆和多元理論邏輯的混合體，具有相當的過渡性質和可變特征。
撇開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則不談，單就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思想性質而論，後冷戰時期最深刻的印記是深刻的認同危機及豐富多元的理論生長環境。與建國初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中國思想界不同，現在中國的多數研究人員和教師並沒有深刻理解和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信念；與20 世紀80 年代的激進改革思想家不同，今天的年輕學者又不那麽“迷信”西方的學說，尤其是從美國模式那裏表現出來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和各種強權政治理論；自然，與中國老式的學問家不同，如今幾乎沒有人願意鑽故紙堆和“重振國學”，也極少見到應用傳統儒家學說解釋現實世界的成功事例。雖然上述3 種情形都能找到政治上的代言人，但保守而沈悶的說教與生動而實用的做法之間每每總是形成巨大的反差。“中”、“西”、“馬”等重大思想觀念和價值在當代中國國際關系學的光譜裏各自占據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同時卻很難以一家之言來一統天下。其結果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傳統現實主義的勢力均衡說、儒家思想宣揚的“和而不同”論以及新近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等，各家各派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的地盤內都可以找到理論上的贊同者和批評者。這種局面的形成，既有國關學界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現在的學術氣氛更加寬松，學術上的激烈爭論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再如，改革開放的現階段，中國各個省區的自主性得到很大發展，地方各級政府對地方社會、政治、文化等事務的管理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包括資助本地教育和科研事業、推動對外學術文化交流和經貿合作的權利，這也使得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強大地方性得到擴展，類似“非中央外交”、“次區域對外戰略”的實踐探索及理論研究具有了更多不同的地方特色。以非傳統安全及其研究爲例，中國目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呈現3 個不同的次區域特點：西北區域面臨的主要是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挑戰（所謂“三股惡勢力”），東北區域面臨的主要是核擴散與生態危機、經濟停滯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西南區域面臨的主要是毒品走私、油輪泄漏、艾滋病、海盜猖獗和其他海上犯罪等跨國性問題，它們各自所在地區的高校和研究機構理所當然地把這些問題作爲自己的探討對象。與極“左”年代不同，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出現了生動多樣的景象，進入了真正多元而混沌的狀態。
上面的討論已經多少提示了現階段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缺失。如果不是與落後的時代對比，而是采用較高的尺度衡量，人們可以發現：首先，中國國際關系學比較缺乏主體意識。中國價值、思想和學問的根基何在？中國作爲一個大國，中國人作爲占有全球1/5 人口的人類部分，究竟應當怎樣在國際舞臺立足和發揮作用？“我們是誰？”亨廷頓的提問也不妨拿來用一下，好好反思中國國際關系學的本體存在。在筆者看來，事實上這些問題是缺少深思熟慮的答案的，甚至很少有人追問它們。其次，中國國際關系學比較缺乏哲學支持。現階段的問題是，政治化、市場化的課題和任務太多，充滿匠氣和功利色彩的東西太多，以至于沒有時間靜下心來認真想一想形而上的問題，沒有可能嚴肅地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批判與反問，沒有哲學作爲“智慧之學”所激發、所啓迪的創造性思想環境和語言環境。最後，與西方同行相比，中國國際關系學的學科規範程度、邏輯嚴謹程度和學問人的自尊精神相對較弱。這不只是抨擊行政上的不當幹涉和市場逐利的貪婪勾引，同樣是反省中國學人由于長期受抑制所造成的精神世界的不飽滿、不振奮。自然，這裏面也不能排除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自身缺少科學理性探討的傳統，缺少量化分析和方法論研究的氣氛，缺少正常的學術批評和學科自身的退出機制，缺少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回顧與反思等方面的原因。

三 結束語

像筆者以前批評過的那樣：第一，我們可能缺少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國際政治思想史。在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或思想史裏，對“理論國政學”的描述和分析應當占有重要分量。所謂“理論國政學”，指的是“理論的理論”，即有關國際政治學建築的基本問題的分析（包括方法論），如同理論社會學、理論曆史學和理論經濟學的奠基作用一樣。當然，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還應當全面敘述和討論從近代國際關系産生以後思想家們對國際關系的討論，包括歐美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黑格爾、康德、馬克思等人直至當代的各種學派，發展中世界的納塞爾、甘地、尼赫魯直至當代的阿明、卡多佐、桑多斯，列寧、斯大林直至前蘇聯東歐自成一體的各種論述，中國的嚴複、康有爲、梁啓超、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直至當代中國學術界等內容。第二，我們可能缺少對當代國際政治學經典作品的全面介紹，特別是缺乏對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國外學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開放以前，國際關系學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討學科建設理論的著作基本上沒有介紹進來；80 年代中期以後，國內學術界陸續翻譯了一批公認的經典作品，但總起來看，我們不僅對國際政治學的古典代表作介紹得不全面，特別是對于國外近些年來尤其是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以來的研究進展，包括各種新的重要思潮、學派和方法論，國內學術界注意得很不夠。第三，我們可能缺少哲學思想的啓示和激勵，缺少國際政治學之外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滲透與幫助。在中國，自20 世紀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一度有過的“哲學熱”之後（它與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哲學的強烈召喚有直接聯系），近10 余年來，哲學思維和方法對包括國際政治研究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激發、推動似乎處于冷凍狀態，人們很少感受到作爲一種“智慧”之學的哲學的影響力。中國新一代國際政治學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強的主要還不是具體的學說觀點或專業知識，而是哲學辯證思維及其方法論的錘煉。同理亦適合于國際政治專業的學者對其他學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第四，我們可能既缺少“實用主義”以外的其他學派，也缺少精細、專業的個案分析。中國現有的國際問題研究，多半是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和全球主義等學派觀點的混合，有的時候再加上一點“傳統文化”；它們的基本取向是實用主義的，它們的研究途徑多半是動態跟蹤式的，它們的分化與組合既不明確、也不有力。對比一下經濟學、社會學等相對先進的社會科學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狀況，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內部形成的學派分支顯然少得多也弱得多。
筆者要特別指出，從各種因素綜合評估，中國國際關系學走出目前的階段還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克服上面提到的各種問題和缺點絕非易事，中國學問的主體性和在世界的影響力不會一下達到較高的水平，對此要有清醒、足夠的認識。
http://www.sinoir.com/Article/subject/200605/1588.html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思潮動向

    本系於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邀請到南開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張睿壯教授蒞臨演講，專長為國際關係研究的張教授，以幽默風趣的言談，言簡意賅地為在場師生簡介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思潮的發展以及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的國關理論發展，在五０年代，多是追隨蘇聯的研究，直到六０年代，由於周恩來認為有必要瞭解外部世界，因此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三所學校創建國際政治系，希望透過學術研究，來認識外部世界。但這些學系在剛創設之初，意義並不同於現今所瞭解的國際政治學系，各個大學亦有其不同的設立目的，如北京大學著重的是民族解放運動；人民大學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主要研究領域；復旦大學則針對美國與西歐的國際關係理論進行探討。也因此，當時的國關研究，深為意識形態所左右，政府對之亦進行嚴格把關。
    到了文革時期，所有的高校都遭關閉，學術研究因之停擺。直到文革結束、一九七八年起才又陸續恢復高校，重新進行建設，中國的國關研究，到了此時，便以引進、介紹西方的政治學知識為主，為這門領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至今，中國的國關研究有了快速的成長，目前共計有二百二十多所學校設立國際政治學系，四十多所的國際關係學院，但其中僅有十多所國關學院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和貢獻，因此就整體而言，當前的發展情況屬於有量無質的窘境。
    在研究人員方面，老一代的國關研究者（約六十歲以上）以研究馬列主義為主，如梁守德等人，基本上並不具備西方政治學的知識，其中有些學者在當前雖然還具有些許影響力，但也逐漸淡出國關研究的舞台。五十歲上下的中年一代，多具有留學西方的經驗，並出席各種頂尖的國際會議，位居研究的第一線，但因為經歷文革而多失學，雖然期間以自學補強知識，但畢竟與在校接受正規教育不同，因而存在著知識上的斷層。中青年的研究者，則因為具有較優異的語文能力，故頗能與西方學術接軌，也較能直接閱讀原典，快速吸收新知，但這些學者始終在學校內學習，多缺乏社會經驗，因此對於研究對象的理解極為有限。
    至於研究機構，可分為兩個梯隊，第一梯隊包括有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外交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學院、南開大學以及南京大學等。第二梯隊的機構則以吉林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為主，但這些學校都有些不足之處，如吉林大學以實務為重，缺乏理論的支撐與鑽研，中山大學則缺少重量級的學者，多少阻礙了學術發展。
    在中國的國關刊物中，有三份比較屬於一流的刊物，首先是《世界經濟與政治》，這個學刊是由以人文起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行，為中國學界最核心的刊物，如能在其中發表文章，對學校與個人而言都是莫大的榮譽；其次是《歐洲研究》，後更名為《歐洲》，由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發行；第三份刊物為《國際政治科學》（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其他比較次要的刊物包括有：《國際問題研究》、《現代國際關係》，前者由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發行，後者由安全部現代國際問題研究院出版，兩份刊物皆屬官方性質，故擁有許多的資源，但卻因此受到官方控制，使之學術價值較低。另外還有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發行的《國際政治研究》、上海國際資料編輯部的《國際政治論壇》以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的《國際展望》等等。
    關於理論思潮，其實與西方相差無幾，任何在西方出現的理論發展，在中國都會有響應者，諸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理論以及批判主義等等，此外，以教條推論為主的馬克思主義（老馬）已漸失生命力，倒是新馬在年輕學者當中還有市場，諸如Cox、葛蘭西與法蘭克福學派等，都有追隨者，如郭樹勇和李冰屬之。而在近來的思潮中，開始受到重視的首推折衷理論，在經過國關理論的第四次大辯論之後，對於國關研究中的諸多問題、盲點以及方法等等，都進行了許多的討論和翻整，這也導致學界對於理論的未來發展充滿了迷惘，折衷主義因而應運而生，去年（2006年）Peter Katzenstein到中國訪問時，也同樣提到方法論上的折衷主義（methodological eclectism）。折衷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有發展市場，在於其與中國傳統價值相符，即為了解釋、解決諸多問題，又避免傷及和氣，便融合每一種學說和理論的觀念與精神，取得折衷，並可兼合各家之長。但張教授表示由於各種理論的前提假設都具有不可通約性，使得假設之間彼此矛盾，造成折衷的進行只能在應用層面上展開，而難以在理論層次有所發揮。
    此外，中國目前興起「中國學派」，其中又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以追求老馬思想的學者為主，如梁守德，但這一派的研究者只是集合一群學者，便將自己稱之為中國學派，並沒有提出相應的理論基礎，因此只能對現象和問題進行「解釋」（explanation），無法有更精進的發展，也就是說，這類學者多不懂理論，因而無法建立可以支撐研究的理論基礎，更遑論建立學派。另一類主張中國學派的學者，則著重文化層面，傾向語言學派，如秦亞青，這些學者希望能夠提出具有中國視角的國關理論，並認為建立中國學派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如曾有研究指出中國以朝貢制度所建立的國際關係，與西方在威斯法利亞條約下的國際關係是截然不同的，後者著重主權等觀念，但對以中國為首的亞洲來說，主權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朝貢體系是種不對等的交換制度，對朝貢國來說，其從中國所獲得的利益往往大於其對中國的進貢，而這往往比西方所提出的主權概念還要重要，也因此，中國與西方的國際關係不可一以貫之。這種研究有其發展的可能，也具有說服力，但其仍以詮釋為主，也因為這種研究上的先天困難，使中國學派的發展只能停留在詮釋的層面，而無法進行實證研究。
    當前中國關注的研究議題，主要有幾個方面：冷戰後的國際局勢，主要集中在國際結構究竟是單極、多極、多極化或是一超多強的爭辯；另有從和平發展、當代世界，一直到和諧世界的提出；此外，諸如中國總戰略、安全戰略、能源戰略、對美日的戰略、東海與台灣議題等戰略方面也多所著墨；再者，全球化、一體化、國際制度、國際組織與聯合國、中國與當前國際體系的關係：挑戰抑或加入（以官方說法而言，是只有加入國際體系的選項，沒有挑戰的可能）的爭辯，以及主權與國家利益亦有諸多探討，至於內政與外交之間的關係，也有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討論。此外，張教授也提到內政與外交之間的密切關係，國際關係主要是大國著重的領域，因此，在大國中才有雄厚的理論發展與研究基礎，美國即為箇中翹楚，並基於其國家利益的需要，來發展國關的知識領域，如民主和平論的提出。美國向外推廣民主，對許多國家來說是為干涉內政，並引起諸多反彈，因此，美國國關學界便將內政與外交結合，提出「民主和平論」，其主張為雖然民主與否是各國自己的選擇，美國無權干涉，但追求「和平」卻是國際間的共同目標，是各國都需擔負的責任，而民主最能促進和平，因此，美國對許多國家的內政走向，便有了介入的理由，國關研究便為美國政府提供了諸如此類的理論協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國關研究，同樣也多言外之意，但與美國的性質不同，在中國學界，對於許多議題的論證彷似春秋筆法，其實是醉翁之意，看似是對國際關係的爭辯，實際上是在影射國內問題。如對於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討論、或是鼓勵加入國際組織、遵循國際制度等，其中牽涉了人道干涉，因此基於這些論述鼓吹人權高於主權的同時，其實是在批判政府迫害人權的行徑；至於美國學界提出的民主和平論，也為中國國關學者所引用，但民主派援引民主和平論的目的主要是指責政府，並對政府施壓以進行民主改革。由於文章背後要傳達的真義非常隱諱，因此，許多學者在撰寫學術論文時，都是字字鑽研推敲，費力耗時來完成弦外之音。但這些引用西方理論來批判國內政治的方法，成效並不大，因為中國政府對此並不會多加理會，因此對政府的影響力有限，再加上這些理論多脫胎於西方學界，引用西方理論來要求中國政府，很容易招致國內民族主義者的反彈，而難引起共鳴。
    最後，中國國關學術界存在的嚴重問題，在於學風腐化，學術腐敗對中國學術研究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同時，行政干預也使學者無法腳踏實地地認真做研究，而以量化的方式來評鑑教師的學術成就，也嚴重危害了社會科學的發展，因為這種評量方式並不重視發表的品質，只看重產量，結果便產生許多粗製濫造的作品，學術垃圾也越來越多，嚴重阻遏了學術研究的發展。
    而在會後的提問時間，張教授提及留美十年的經驗，改變了他的信仰取向，從過去的自由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轉變為現實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這樣的改變可從其對台灣獨立的態度看出端倪。在留美之前，張教授認為沒有必要為了台灣獨立而大動干戈，這樣的想法反映了其對上海資源被徵收的氣憤。張教授是上海人，在改革開放期間，看到中央政府對上海極盡剝削之能事，榨取資源，卻不見任何補助，因而心生不平，憤而產生：「不只台灣想獨立，上海也想獨立」的心態。但留學期間，卻體會到國家的重要性，中國就是因為國家不強，國際地位才會低下，而美國看似自由開放，卻是世界上對於民族、國家、主權等意識最強的國家，也因為這種態度，使美國可以取得今天的地位。Kenneth Waltz曾表示，國家必須有實力，而實力反映在包括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領土大小等等面向，理論反映了信仰，在Waltz門下學習的經驗，也使張教授接受了這種信仰，國家必須強大，才能在國際上換得他人的重視，因此，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者的身份，便符合轉變後的態度取向。
    此外，對於兩岸學術界的發展，張教授認為台灣學界中留美比重極高，由於美國的學術基礎訓練紮實，因此，與大陸相較，台灣的學術研究相對厚實深入，研究體例更符規範，不像大陸學界的留學比例低，學風浮躁，缺乏根基，且外在誘惑太多，以致許多學生無暇唸書，讀書風氣不佳。但就國關領域而言，國關研究是要為國家提出外交戰略，但台灣的外交實力不足，因此學界所研擬的外交戰略便無用武之地，相較之下，大陸就有廣大的市場，可以讓各種外交戰略有發揮實踐的可能，同時，台灣學界也可以介入中國外交研究，提出善意的批評，因此，在這些方面，兩岸學界是可以互補的。
    關於國際上的國關發展，張教授指出當前的國關研究仍以英語世界為主，因此主要的研究大宗集中在美國、英國與澳洲，至於歐陸，如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國家，雖然也有相關研究並具自己的特色，但卻不景氣。以法國而言，由於許多法國學者堅持維護自己的傳統，並對法國文化懷有優越感，因此，在發表研究成果時，便以法文書寫發言，也不參與英文世界的學術會議和研議討論等，因而限制了法國國關研究的流通與發展。
    與會者中有人詢問中國政府與學界之間的關係，張教授表示學界在檢討政府政策及提出建議時，事先會通過小組的反覆練習，即政治局的集體學習，研究者也會先研讀每天上下午各出一本的國際新聞，即大參考，在對政府提出批判與意見時，先對口徑，由於口徑一致，因此中央聽到的都是對政策的正面反應，無法聽到對政策的真正臧匹，也無從得知政策好壞以及改進方向，張教授視之為誤國誤民的惡性循環，阻礙國家的發展進步。但就目前而言，政府與學界之間的聯繫有部分屬於個人化的改善，即有些為官者，在過去與某些學者有著私人關係，因此，前者在決策時，會向後者尋求意見，後者也比較敢直言針砭。但總體而言，政府與學界的關係，仍以對口徑的惡性循環為主流。
    對於與會者提出的諸多問題，張教授都予以完整說明，但基於時間有限，使得這難得的交流機會必須暫時告一段落，但這卻是展開日後更深入研究的開端，而不僅僅只是一次演講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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