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歷史》
許海山是何方大師，不然怎能主編出各約90萬字的《亞洲歷史》《美洲歷史》《歐洲歷史》《中國歷史》？（我只買前二本，《美洲歷史》到拉美議題時再一起評）
不就雜入各地各國各文化，隨便也能編個上百萬字。
似不然，網上雖找不到許海山的學經歷，但由其《文明古國簡史》(共6冊) 的目錄和《亞洲歷史》（北京：線裝書局，2006）的以下簡介（目錄也有16頁），可看出是下過工夫的：
《亞洲歷史》敘述了從史前文明直到21世紀的亞洲曆史,對這一區域的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有較爲詳盡的考察.全書尤其突出其“社會和文化史”的功能.並按照文化區域板塊，避開各國單獨敘史的做法，進行文化區域整合性的曆史敘事，更強調曆史區域的文化功能和社會功能。按照這一理念，本書將亞洲文明圈整合爲儒家文明圈、佛教文明圈和伊斯蘭文明圈，三個文明圈又分爲別涵蓋東亞、南亞、西亞與中亞三大區域，這也符合亞洲曆史區域文化發展的脈絡。
文明圈的寫作法呀！那不是重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313625/20080426055852/非也！《亞洲歷史‧前言》便質疑「文明衝突論」基督教文明的「排他性和神本」、並強調儒家文明的「仁愛、寬容和民本思想」。
那就是呼應胡主席的「文明和諧論」了？難怪《亞洲歷史》的首篇＜東亞＞，會以儒家文明的「朝貢體系」做為「國際體系」的核心，圈住整個東（南）亞！
「東亞朝貢國際體系」呀！也非啥新鮮貨，黃枝連的三卷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1992、1994、1995）早已玩過：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系形態論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中卷）東亞的禮義世界：中國封建王朝與朝鮮半島關系形態論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下卷）朝鮮的儒化情境構造：朝鮮王朝與滿清王朝的關系形態論
黃枝連，一九三九年生于馬來亞巴生，受教育于巴生興華中學和吉隆坡中華中學。一九五八年赴香港，入新亞書院修讀曆史。于一九六二年獲文學士學位。同年九月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深造，獲碩士學位。一九六四年秋返回香港，先後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講授“東南亞華人史”與“東南亞文化史”等課程。在任教期間曾帶領學生進行大量關于新馬兩地華族社會與曆史的調查研究，撰寫近三十份學術報告。對于當地的華人研究産生了深遠的作用。在任教期間，又在“星洲日報”撰寫社論。
一九七二年返回香港任教于香港浸會學院社會系。一九七七年秋，受派前往美國大學當訪問教授。講授“美國通史”與“美國亞洲政策”等課程。
一九九四年黃教授受聘爲蘭州大學“客座教授”，同年十月又獲得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八五年與一批專業人士創辦了“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並任會長迄今。
黃教授著作豐富，近年來以“跨越學科，跨越文化，跨越時空”的大取向，對中國和亞太地區走向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大計調查研究，並撰寫了大量有關文章和專著。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hzl.htm中國與古代東亞國際體系＞楊軍
摘 要：基于特殊的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華夏先民確立的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基本框架是：將與周邊民族或地區的關系視爲國內各地區間關系的延伸，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處理和其他地區間的關系。中國曾試圖將方國、郡縣、羈縻等國內的地方統治模式推廣到全東亞，至明清才最終形成了宗藩體系。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分爲方國體系、郡縣體系、羈縻體系與宗藩體系四種類型，標志著四個曆史時期。
東亞的範圍衆說不一，本文的古代東亞，包括中國、日本、朝鮮、韓國以及越南大部分地區。本文的國際體系，指在共同文化背景的基礎上進行充分有規則互動的多個國際行爲體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總和，這個體系應該存在將其與其他體系或其所處的巨大環境區別開來的界限。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中的時候，東亞就是自成體系的世界。即使在1500年以後，世界日益聯和爲一個整體的時代，東亞地區仍具有自己的特點。研究古代東亞的國際體系，不僅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東亞古代史的理解，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東亞國際體系的現實。
一，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理論框架
國家作爲國際體系的單位，實力遠遠超越前國家形態的聚落、部落與部族。當黃河流域在夏代開始孕育形成早期國家的時候，東亞其他地區仍處于前國家社會。在中國早期國家與周邊地區共同構成的東亞古代早期國際體系中，中國顯然處于主導地位。古代東亞國際體系互動規則的形成與演變，很大程度上受華夏先民對該國際體系的理解與建構的制約，而華夏先民對該國際體系的認識是建立在獨特的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之上的。
1．五土觀、九州觀
當人類將自身從自然界分離出來以後，爲標識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方位，逐漸形成以自我爲參照系的四方觀念。原始思維將世界分爲本部族所在的中央與周邊四方這五部分。原始思維的進一步發展，是將四方細化爲八方，與中央共同構成世界的九個部分。華夏先民的“五土觀”與“九州觀”，最初就是在此思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文地理觀念。在殷墟蔔辭中我們已發現“東土”、“西土”等詞。《尚書?堯典》中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測量日影的說法，顯然是五土觀的體現。《尚書?禹貢》中已存在對“九州”的詳細記載。
華夏先民部落聯盟體的擴大，不斷將原來居于“四方”的部族納入一體，成爲“中土”的組成部分，而不再是與“中土”並存的區域，“五土觀”與“九州觀”也就由人文地理概念演變爲政治地理概念。楊升南指出，“蔔辭稱王畿爲‘商’、‘中商’、‘中土’等，即指商王國的中心部分。中心區以外的地域被稱作‘四土’。或分別稱爲‘東土’、‘南土’、‘西土’、‘北土’。”說明五土觀在商代已轉化爲政治地理概念。在周人的觀念中，這種傾向就更爲明顯。《左傳》昭公九年記載周人詹桓伯說：“魏駘芮歧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是用五土觀來描述疆域，顯然是將“五土”作爲政治地理概念來使用的。《詩經?商頌?玄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九有就是九州，指商人統治九州，說明九州也同樣演變爲政治地理概念。
2.中國與四海
在“國”的概念與五土觀的“中”的概念結合形成“中國”這一概念後。因方國林立的現實使古人無法將五土觀中的四方與“國”的概念相結`合，所以，古人將四方分爲政治地理概念“四海”與人文地理概念“四荒”兩部分，與“中國”構成同一政治實體的四方地區被稱爲“四海”，在此政治實體之外的四方地區則被稱爲“四荒”。《詩經?商頌?玄鳥》：“邦畿千裏，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就是“四海”與位于中央的“邦畿千裏”構成同一政治實體。《爾雅?釋地》把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合稱爲“四荒”，除孤竹外，其他三“荒”都不是隸屬于中央政權的，至少從《穆天子傳》的記載來看，西王母與周穆王不是臣屬關系。最典型的例子當數《山海經》，雖然其內容排列比較雜亂，但篇目卻依五方山經至四方海內經、四方海外經、四方大荒經的順序展來，體現著中國－四海－海外－大荒的地理觀念。
因交通條件造成的局限性，對政治勢力未曾達到的“四荒”地區，人們的知識多出于想象而不是實地考察或正確的傳述。人們對居于“四荒”中的物類沒有認同感，不把其視爲人類。《山海經?西山經》即稱西王母“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因此，在當時的“天下”或者說世界的概念中，是不包括“四荒”在內的。《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東漢鄭玄注：“天子，謂外及四海也。今漢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中國與四海構成世界，同時二者又結成擁有相同君主的政治實體。在這種觀念中，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政治實體。“四海”觀與“九州觀”相結合，進而形成中國分爲九州的認識。
3．華夷觀
在與周邊各族的交往中，華夏先民認識到各族文化上的差異。將文化差異與四方觀相配，就形成了東夷、西戎、北狄、南蠻的“四夷觀”，與居于“中國”的華夏先民共同組成“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華夏與戎夷的區分標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緣，二者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用韓愈的話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事實上，華夏先民一直強調用華夏文化改變周邊各族，即孟子所說的“用夏變夷”。因“四夷”分布于“四海”，所以“四夷”也稱“四海”，《爾雅?釋地》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華夏先民的地理概念圖示如下：
天下（即世界）
中國 四海
冀 青 兗 徐 揚 荊 豫 雍 梁 九夷 八狄 七戎 六蠻
中國的統治者是“君天下”的，不僅統治中國，也統治四海地區的所有戎夷，因而，中國與屬于“四海”的周邊民族、地區的關系是同一政權內部各地區之間的關系。基于這種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華夏先民確立的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理論的基本框架是：將與周邊民族、地區的關系視爲國內地區間關系的延伸，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處理與其他民族、地區之間的關系。這種國際關系框架的特點是：在行政設置上，突出“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的思想，試圖用不同的政治體制，將東亞地區全部納入一體統治。在經濟關系上，突出“稱遠邇而等貢獻”，根據距離遠近與臣服程度的不同，確立各地區、部族對中央應盡的義務，特別強調周邊地區對中國的象征性經濟義務。在統治方法上，強調“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通過中國這個核心區來控制周邊地區。在對周邊地區的統治方法上，既存在“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和平方法，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在文化上，強調“用夏變夷”，實現文化統一。
儒家學說繼承了這種觀念並將之發展爲大一統理論。漢武帝確立儒家爲官方意識形態，使這種國際體系理論擁有了正統地位，因此，雖然其理論框架建構于相關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概念的基礎之上，卻不隨人文地理知識的擴展而改變，而是一直延續下來。南北朝時期，有關境外的人文地理知識空前發展，但後世史家爲繼南北朝而興的隋、唐這兩個大一統王朝修史時，還是依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名目爲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立傳。雖然《明史》及以前的正史也不乏立《外國傳》者，但“外國”是指“屬國”，而不是與中國地位對等的政治實體，是將“四海”劃分爲隸屬關系較強的“屬部”與隸屬關系較弱的“屬國”兩個層次，中國與四海構成天下，中國的君主同時也要“君臨天下”的觀念並沒有變。
中國人一直試圖將這種理想化爲現實，由于中國不僅是東亞最早形成的國家，也一直是東亞最強大的國家，因而，它的國際關系的理論與實踐對東亞國際體系的形成不僅有非常大的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左右著東亞國際體系的形成與演進。
二，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分期與演進
在上述國際體系理論的指導下，中國一直在努力把整個東亞納入自己的一體統治之內，用處理國內問題的思路與方法來解決東亞國際體系框架之內的所有問題。但中國的這種努力不僅遇到來自地理方面的挑戰，也遇到周邊民族與國家的拒斥。面對種種阻力，中國在不斷調整將東亞納入一體之中的方法，由于中國在東亞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這影響到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從這個角度分析，東亞國際體系的發展可分成四個時期。
（一）先秦時期
農耕經濟的出現使人類由漁獵經濟下的不斷遷徙狀態走向定居，血緣組織開始依附于地緣發揮作用。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最初爲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而建立的居民點，漸分化爲普通的村落與居于領導地位的中心聚落，二者共同構成政治上的統一體。一但出現基于血緣關系的中心聚落之間的聯盟、或建立在征服基礎上的對其他中心聚落的吞並，形成由多個中心聚落組成的複合式聚落聯盟，血緣關系漸爲地緣關系所取代，早期國家的萌芽就出現了。
複合式聚落聯盟自出現之日起，即經曆著空間上的擴張，這種擴張除非遇到難以克服的地理障礙或其他聚落聯盟的對抗，不會在耗盡自身的擴張力之前停止。夏、商作爲複合式聚落聯盟的盟主，本身僅是一個強大的聚落聯盟，即方國。夏與臣服的方國的隸屬關系是松散的，夏人統治權主要體現在召集各種“會”、“享”，和接受各方國的“貢賦”上。爲保持這種隸屬關系，夏人還不得不與各方國進行持續的戰爭。商代方國的隸屬關系在加強，商要求各方國“助祭”，並能調動方國的武裝力量。西周時這種隸屬關系進一步加強，主要表現是周人在自生性的方國之外，還建立了大量的封國。除政治方面的意義外，拓展農耕區也是分封制的目的之一。但上述變化主要發生在黃河流域，包括長江流域在內的東亞其他地區，由于農業發展的遲緩，尚未進入這一曆史階段，夏、商、周與東亞邊緣地區的聯系也還是比較少的。
西周時期，農耕經濟在齊魯、楚隨、吳越、燕地、魏唐等地區都得到擴展。華夏先民優勢地位的確立，以及在華夷觀影響下的“尊王攘夷”運動促使內華夏、外夷狄的人文地理格局的形成，成爲古代東亞國際體系形成的基礎。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不僅都以“中國”自居，力圖統一“中國”，也在拓展著“中國”的地理範圍，最明顯的是秦、燕、楚三國。這是華夏先民將東亞世界納入一體統治的最初實踐。經曆戰國時代的擴張後，華夏先民的勢力東達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東西兩個方向的發展已達到地理環境的極限。
（二）秦漢至南北朝時期
秦王朝的統一將東亞大部分地區納入同一成熟國家的統治之下，是華夏先民將東亞世界納入一體統治的思想在實踐中的巨大成功。在此成功的鼓舞下，秦朝在短暫的統治期間，努力向沒有地理環境阻隔的南北兩個方向拓展。越南地區的國家出現于秦用兵之後，朝鮮半島最早的國家是建立于公元前1世紀的高句麗國， 日本不僅受著海洋的阻隔，而且其最早的國家是出現于公元1－2世紀的邪馬臺國，蒙古草原上，在冒頓單于統一之前，各部族處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長”的狀態，未出現國家。所以，秦向南北兩個方向的擴展並未受到來自其他國家的抵制。但向北的發展卻受到蒙古草原遊牧文化的拒斥，秦不得不以長城劃定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界線，並聽任北方各遊牧部族依舊處于“四海”狀態。而向南的發展顯然獲得了巨大成功。
在對地方的管理上，秦繼承了自戰國以來發展成熟的郡、縣、鄉管理體制將新征服的地區納入郡縣體制之下。漢王朝繼續進行將東亞納入郡國體制的努力。在東北，漢武帝滅衛氏朝鮮新設樂浪等4郡，在西北，于匈奴故地新設張掖等4郡，在西南，新設越巂等6郡，在南方，在秦3郡的基礎上增設爲9郡。比之秦代，郡縣轄區又有所擴大。
張騫、班超通西域，使漢朝人發現，在原來“四海”的視野之外還有大量“夷”人的存在。古老的中國－四海－四荒的國際體系框架仍可以用來解釋現實的世界，只不過每一部分的區域都比原來擴大了許多，以中國和四海爲同一政治實體的觀念得以沿襲下來。因此，在擴張郡縣區的同時，也設立西域都護、護烏桓校尉等特殊機制，管理“四海”地區的民族，而對非常遙遠的民族則任其在“大荒”中自生自滅。但這一時期的中國與四海，已經包括整個東亞地區，與先秦時期還將東亞很多地區視爲“四荒”是不一樣的。
秦漢緣邊郡縣多設在少數民族居住區，西漢以後，又陸續將匈奴、鮮卑、烏桓、氐、羌等族遷入郡縣區內，這本來是對傳統的“用夏變夷”思想的繼承與發揮，結果卻導致西晉的滅亡和各少數民族紛紛在黃河流域立國，“中國”成爲夷狄的天下，再加上長期戰亂使郡縣體系包括基層的鄉裏建置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喪失，地方保聚勢力塢壁代之而起，不僅邊郡解體，中原郡縣體制也趨于半癱瘓狀態。秦漢將全東亞納入郡縣體制之下的所有努力都化爲泡影。
（三）隋唐至元時期
隋唐仍繼續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努力，唐代向周邊地區推行羈縻統治，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唐在周邊地區普遍設立羈縻府州，任命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爲都督、刺史，可以在中央認可的前提下世襲，並在土地、軍隊、賦稅等方面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但要接受邊州都督、都護的押領，接受漢官參治，同時，向中央履行充質、入覲、納貢、捍邊、征討等義務。羈縻府州是名義上的府州建置，但通過這種方式，唐王朝將除日本之外的東亞地區都納入了中國的一體統治。唐代對內地府州與羈縻府州采取不同的統治方法，實際仍是對中國與“四海”爲一體、“同服不同制”的思想的繼承，唐太宗稱“天可汗”，與漢代帝王“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的做法如出一轍。所以後人對唐太宗才有“以萬乘之主、兼爲夷狄之君”的評價。只不過“中國”、“四海”的內涵擴大，已將整個東亞包括進來。
唐代內地共設府州328處，而羈縻府州卻多達856處，僅從數量對比也可以看出，采用傳統的以內馭外方法來保證這一體制的正常運行是並不容易的。契丹、女真重建北朝，與兩宋對峙，是對唐代在羈縻體制下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否定。元朝通過武力征服除日本之外的東亞所有地區，並以省制劃一管理，將東亞納入一體的理想似乎完全變成了現實。然而，不肯漢化的蒙古人顯然屬于“夷狄”，其統治中國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傳統“華夷觀”的全盤否定，因此，這不僅很難看成是傳統理念的實現，甚至可以看成是以“中國”爲主導將“四海”納入一體的傳統政治理想的破滅。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朱元璋北伐時才以“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爲號召。
（四）明清時期
朱元璋的《祖訓》將朝鮮、日本、安南等15個鄰國列爲不征之國，標志著中國正式放棄以武力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努力。這是在將東亞納入郡縣體制和以羈縻體制涵蓋東亞兩次納入一體的努力失敗之後，所做出的無奈選擇。但傳統的中國－四海－四荒觀念，與明代的中原－藩部－屬國的現實也可以相對應，正如中國與四海構成同一政治實體一樣，明代也把中原和藩部合在一起視爲中國。因此，在不征之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宗藩體制，實際上是在用以前看待“四荒”的眼光去審視未能納入一體之內的東亞地區，從而形成的一種新的國際關系體系。明清兩代承認東亞存在低中國一等的國家，並從忽視“四荒”的傳統出發，僅將受封和朝貢作爲屬國的義務。而且，朝貢經常演變爲對屬國極爲有利的貿易特權，吸引各國主動承認名義上的屬國地位。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明代與日本展開勘合貿易，將這個從未被中國征服的國家也拉入宗藩體系之內。
宗藩體系既顧全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又照顧到中國無法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政治實際，使中國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切合點。同時，面對中國實力的威懾和朝貢貿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心理認同，名義上的從屬關系對東亞各國來說也是容易接受的。因而，宗藩體系成爲得到東亞各國認可的國際體系，曆明清兩代而不變。直到近代，宗藩體系在列強的侵略下崩潰，東亞才被納入殖民主義的世界體系之中。
三，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類型與特點
通過考察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古代東亞國際體系先後出現過四種類型，先秦時期的方國體系、秦漢南北朝時期的郡縣體系、隋唐至元時期的羈縻體系與明清時期的宗藩體系。每種類型都各具特點。
（一）方國體系：方國體系是從前國家形態向成熟國家過渡過程中出現的國際體系，國際體系的單位是主要是自生性方國，也就是聚落聯盟。該體系的特點是：
1．將已知世界分爲隸屬同一政治實體的同心圓式的理想化結構，依爵位高低與距離遠近確定其對中央的不同義務，不存在體制上的差異。即所謂“列尊貢重”，“同服不同制”。
2．方國按血緣、地域、族屬、結盟等多種關系構成集團。方國集團的分合與不同方國集團之間的競爭、對抗，是這一時期國際體系的主要內容。概言之，這一時期主要還是中國內部的自我整合時期。
3．東亞各地區之間聯系較少，很多地區對中國人來說尚屬于未知的“四荒”地區。《爾雅》列入四荒的西王母，有的學者認爲是羌人神話、有的認爲是夷人神話，對于《穆天子傳》所載西王母會見周穆王的地點也存在不同說法，但這些說法都未越出中國。證明中國的部分地區在當時尚屬于“四荒”，更不用說中國以外的東亞地區了。
4．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地理條件的制約。《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的說法就是這一曆史實際的體現。
（二）郡縣體系：
郡縣體系是在視東亞爲一體的思想指導下建立的國際體系之一。在此體系中，中國用處理國內問題的方法來處理東亞事務，試圖將各國、各族都納入郡縣制的管理之下，不能容忍與中國地位對等的國家的存在。該體系的特點是：
1．“中國”、“四海”概念的內涵擴大，將東亞絕大部分地區包括進來。漢武帝爲斷匈奴右臂，派張騫出使西域，控制西域各國，隔絕月氏、南羌，爲斷匈奴左臂，滅朝鮮半島的衛氏朝鮮設立四郡，設護烏桓校尉控制烏桓人，使之不能與匈奴交通，還爲發現通西域的捷徑而開西南夷。這一場中國與相鄰民族的戰爭，戰略思考已涵蓋東亞大部分地區，顯然，東亞已包括在“四海”的地理範疇之內了。
2．以郡縣制管理衆多民族，但也嘗試建立另一種地方管理體制。據《漢書?地理志》可知，巴、蜀、武都、牂柯、定襄、樂浪、桂林等20幾個郡，都設在非漢族居住區。這也是將“四海”納入中國的過程。與此同時，漢代也創設了不同于郡縣的管理體制，如西域都護、護烏桓校尉，都與郡守相同，是秩兩千石的官職。
3．向周邊地區推廣郡縣制誘發各地、各族向國家形態過渡。高句麗的部長稱主簿，沃沮人的渠帥自稱三老，都是漢代在新征服地區建立縣、鄉等基層組織的證據。這對當地向國家形態演進起到推動作用。越南曆史上第一個國家“甌雒”就是在與秦軍作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14]建立朝鮮半島第一個國家的高句麗人曾隸屬于漢玄菟郡的高句麗縣，以至在其早期中央官制中還保留著漢縣級官稱。[25]在中國境內，將鮮卑、羯、氐、羌等族遷入郡縣區，顯然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各族紛紛在黃河流域立國的基礎。
4．中國對周邊各民族首領的封號一般是侯王君長，這種加封直到基層。漢代曾授予匈奴單于“匈奴單于璽”，授予日本“漢委奴國王”印。現在還發現“晉歸義氐王”、“晉歸義羌侯”、“晉鮮卑歸義侯”等官印。《三國志?烏丸鮮卑傳》記載中央加封三韓首領的官職有“伯長”，現已發現“漢氐佰長”、“魏烏丸率善佰長”等印章，都可以證明這種加封一直貫徹到基層。
5．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經濟類型的制約。秦長城走向與當時農牧經濟區的分界線基本是一致的。秦漢兩代向北的拓展，是與移民相伴的。秦始皇派蒙恬奪取河套地區建44縣，隨即遷中原罪人墾田。秦末大亂，移民回遷，匈奴才再次占據河南地。漢在匈奴昆邪王投降後，再次向河南地移民。可見，秦漢北部邊界的伸縮，同時也是農耕區的伸縮。
6．在東亞地區，將周邊地區納入一體的主要方法是戰爭。
另外，作爲中國政治組織先進的標志之一，這一時期出現中國流人成爲周邊民族統治者的現象。較典型的有在南越稱王的趙佗、取代箕氏朝鮮的衛滿、爲三郡烏丸元帥的張純，還有的學者認爲，夫余開國始祖解慕漱就是中原流人瑕丘仲。
（三）羈縻體系：
羈縻體系也是在視東亞爲一體的思想指導下建立的國際體系之一，在此體系下，中國試圖以特殊的郡縣制即羈縻府州控制東亞各地，不能容忍不接受羈縻統治的地區存在。該體系的特點是：
1．與先秦時期相似的同心圓式一體統治結構。“唐帝國的本土，是實行郡縣制的漢族地區。向外第1圈，是安東、安南、安北、單于、安西、北庭6大都護府”，“向外第2圈是更具自治性的民族政權，如突厥、回鶻、吐蕃、南詔、渤海。向外第3圈是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國家，如新羅、林邑。向外第4圈是僅有朝貢之名的主權國家，如大食、日本。這種分層是以對中央政府的關系而言，不一定嚴格符合地理上的距離。”
2．東亞文化圈形成，將各國納入一體的方法不僅依靠戰爭，更主要地是依靠文化。從秦漢時期開始，朝鮮半島各國、日本、越南就接受漢字爲書寫系統，接受儒學、漢語文學，並在此基礎上全面吸納中國文化。至隋唐以後，日本、高麗“文物禮樂，悉遵唐制”，東亞文化圈逐漸形成。東亞各國具有相似的政府組織形式、貢賦制度、法律思想與律令體系，都以精耕農業爲經濟基礎，用筷子、食用稻米，都以儒學爲官方意識形態，流行佛教，文學創作與學術著述皆使用漢語，連繪畫、書法、雕塑、壁畫、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也極爲相似。
3．在中國—四夷思想的影響下，東亞各國逐漸確立自己的大一統觀念。早在南北朝時代，倭王武在致宋順帝的表文中寫道：“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已將其他民族稱爲“夷”。日本史書將散布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東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稱爲“刀伊”，“刀伊”是朝鮮語“外蕃”的意思，說明朝鮮、日本都把女真人看成“外蕃”。新羅人崔致遠在《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中稱渤海人爲“小蕃”。這些都證明，日本、新羅等東亞國家，由于文化的發展和受中國華夷觀的影響，也逐漸形成自視爲文明國家而把文化低于自己的周邊民族視爲夷狄的觀念。
4．對周邊民族、國家的加封基本局限于最高首領，封號多帶有地方行政官稱。最典型的是自663年起直到新羅滅亡，曆代新羅國王都從中原接受雞林州都督的稱號。
5．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到其他政權的抵制。
（四）宗藩體系：宗藩體系，也稱封貢體系、藩屬關系、朝貢關系、天朝禮治體系。這是一種儒學思想約束下的禮儀性的等級制國際體系，是儒家大一統思想指導下的以中國爲宗主國的政治聯盟關系。宗藩體系中，國際體系單位是國家。該體系的特點是：
1．中國將更多的精力用于國內的統治與整合，在東亞國際體系中處內斂態勢。朱元璋的《祖訓》在規定對東方與東南方各國“不征”後，緊接著說：“唯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非常明確，王朝將注意力集中在蒙古草原與西北地區。清王朝也一直重視對西北地區的用兵，平定准噶爾部、大小和卓、張格爾等叛亂，而不大注意東亞各國的事務。
2．宗藩體系作爲一種東亞國際體系的類型，主要內涵是禮儀性的，通常通過朝貢制度來體現。朝貢既是一種外交禮儀制度，也是一種通商貿易制度。朝貢有時間、路線、人員數量等具體的限制和規定。
3．東亞各國文化自樹意識加強，使中國將之納入一體統治成爲不可能。唐以後，東亞各民族自樹意識普遍增強。入主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族人，走的都是借鑒漢文化發展本族文化的路子，再也沒有出現過北魏孝文帝那樣的全盤漢化政策。中華是多元的中華，而不再是漢族一族的中華。與此同時，東亞各國的文化自樹意識也在增強，最明顯的標志是日本、朝鮮、越南都參照漢字創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東亞是多元的東亞，也不再是中國一國的東亞了。
4．維持宗藩體系不僅靠國家的實力，而且越來越依賴于貿易。隨著東亞各國文化自樹意識增強，明清兩代對各國的文化影響明顯弱于漢唐，但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貿易越來越成爲聯系各國的紐帶。當明朝在援朝戰爭中戰事不利時，曾以答應日本進行朝貢貿易爲誘餌，意圖與日本和談。
http://fanleo.bokee.com/1410328.html東北亞地緣特徵及合作的可能性研究＞劉雪蓮
儒家文化對東北亞文化、社會的塑造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頓指出“文明是人類的最高文化歸屬，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認同的最高層面。是人區別於其他物種的根本。”
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曾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東亞各國人民早在我國先秦時代就有著密切的聯繫，漢字早在西元前4—3世紀即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而儒學則早在西元3—5世紀便已流行於東北亞國家，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一般認為中國儒學自西元285年朝鮮的王仁赴日，將儒學經典《論語》等五經帶到日本，這是儒學學說傳播到日本的開端。但是，作為東亞文化圈的總體形成時間卻是在西元7—9世紀的大唐王朝盛世的時期。因為正是到了這個時候，東北亞地區才出現了完備的構造文化圈的條件。
7—9世紀的大唐成為東亞歷史舞臺上的主角，這並非偶然。眾所周知，大唐律令制度完備、科學技術進步、儒學昌明、佛教興旺、道教風行、文化昌盛、異彩煥發，為當時亞洲各國乃至世界各國翹首矚目。由於大唐擁有強大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優勢，理所當然的成為向四周地區輻射的文化源地，而東北亞地區也就自然地成為大唐文化向外輻射的整合性區域。大唐文化強烈地影響著東北亞地區的日本、朝鮮等國，使其大規模地包容中華大唐文化，並在此基礎上構築起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體系。這樣，便以大唐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包括韓國）的東亞文化圈。
在中國文化對周邊地區輻射的過程中，最有影響力、滲透力的無疑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了。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認為，文化的進化決定了社會經濟的進化。馬克思則與之相反，主張經濟是基礎，文化是上層建築，經濟決定文化的發展，但是文化對經濟也起著重大的反作用。中日韓在古代由於共同使用漢字，儒家思想和文化在這裏有著廣泛的傳播，因此被稱為“漢字文化圈”或“儒學文化圈”。從宗教和文化的覆蓋面而言，亞洲最重要的文化傳統正式起源於印度的佛教，但對東北亞而言，是已經中國化了的佛教和產生在中國的儒家文化。在東北亞，儒家文化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它對這個地區的政治、法律、國家體制的形成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並通過這一文化影響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進入中世紀以後，佛教文化與儒家文化雖然不能說完全融合起來，但已經形成了混合文化的基礎，彼此難解難分。
孔子認為道德良善才是政治的目的，其人生哲學的主要內容，是克己忍讓和內省修身。儒家文化對東北亞各國主要有一下幾方面影響：
1、宗法觀念
宗法觀念重在調整、約束人際關係，是人類同自然鬥爭的結果。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人們心目中，祖先的偉大逐步超過自然的偉大，對同姓貴族和家長賦予重要的乃至神聖的地位。經過儒家的豐富與完整，宗法制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之一，成為封建帝王統治人民的工具之一。
東北亞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叉地帶。東北亞各國之間，不僅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存在差異，且東西方文明並存。以政治體制劃分，日韓為資本主義體制國家，中國和朝鮮為社會主義國家，俄蒙則為社會主義體制轉變為資本主義體制的轉型國家。就經濟模式而言，日本韓國為較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中國、俄羅斯、蒙古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經濟體。以文明傳統來看，俄羅斯屬於西方文明圈，中國、朝鮮、韓國和蒙古屬於東方文明圈，日本在古代屬於東方文明圈，近代以來接受西方文明後則屬於一種典型的東西方文明混合體。作為兩大文明交叉碰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東北亞又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世界主要宗教的主要分佈地區
2、禮的觀念
當宗法制把尊卑上下的人際關係確立後，只有“禮”能把這種複雜的關係平衡起來。儒家的“禮”指人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就國家來說，制度是維護國家秩序的手段，而禮又是維護制度的手段；就社會來說，就是能夠協調和密切人際關係的紐帶。
3、主體觀念
迄今為止，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人類文明有四大類。這就是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而儒家文明則以其獨立性與其他三大文明具有較大的差別。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把宇宙的本源當作某一創造者。如伊斯蘭認為“安拉”是萬物之王，只有這個存在者才可以成為造物主，掌握者及宇宙的管理者。基督教則認為“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與此同時，在“安拉”和“上帝”創造出了人與萬物之後，人對安拉，人對上帝之間形成了一種絕對的依附關係。而佛教則強調“輪回”，主張順其自然，反對入世，是研究“死”的宗教。與此相對，儒家文明則以弘揚主體精神為主旨。這是因為儒家文化提倡一種積極的入世觀，為達此目的，必須從人自我的道德修養做起，這就是儒家的“內修外治”之說，也是“正人正己，成己成物”的思想。
儒學強調主體精神的這一獨特性，演繹為東亞意識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它對西方一元化價值觀的衝擊，這種衝擊具體表現在伴隨“東亞經濟奇跡”的出現而出現的“東亞模式”。所謂“東亞模式”，是指東亞工業新興地區由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轉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內部社會變革的具體形式。這種形式是與已成定論的歐美現代化模式不同的另一種現代化模式。這種現代化模式的出現，引起了世界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的關注。如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彼得 伯傑民在1983年提出的“西型現代化”理論。他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上，已出現了兩種類型的現代化，除了西方的現代化之外，東亞社會也已經發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的根源是在基督教，東亞現代化的根源則在儒家思想。伯傑民從共時代的角度，打破了現代化既等於西化的一元觀。
4、人文觀念
考釋東亞儒學的共性，其中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重視實踐理性，重視人際關係，人物關係的研究，也就是重視對人學的探求。所謂“人學”是指關係人的本質、價值、需要以及人與自然、社會關係的學說。東亞人文意識的特點在於，注重人的道德主體價值和道德修養，熱衷對人的本性的探求和對人際關係的協調，而這一特點鑄成了東亞人文意識又對東亞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例如，東亞人文意識倡導的發揮人的主體功能的人生態度，立德、立功的事業追求，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在日本和韓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很強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勵日本和韓國民眾為個人所屬的家庭、企業、團體進而為整個民族建功立業。
5、共生觀念
儒學所最為強調的就是“和”——和平、和諧、和睦及和合。如同張立文教授在《21世紀文化戰略構想－和合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雖然東亞各國，各民族的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心理結構有其差異，但積澱在東亞文化中的和合人文精神有其相同之處，可謂價值共性。”
“和合”作為東亞儒學價值取向的一個方面，是講“在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衝突、融洽，並在這衝突、融洽過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為新的結構方式，新的生命和新的事務。其實質是講人際之間，人物之間的一種處世原理和原則。”由這種東亞儒學的和合性，可以推演出東亞意識的“共生意識”。
“共生意識”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在日韓還是中國，從其經濟騰飛的軌道中都能看到“共生”的印記。日本以會社為基礎的“共同體意識”，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不可輕視。韓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政府主導”、“國家幹預”的作用十分明顯。雖然韓國實行的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中的幹預作用是相當明顯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時，由於冷戰因素，韓國處於朝鮮半島南北分裂之中，這種狀況也需要韓國加強中央集權，貫徹國家意識，使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保持連續性。這就是韓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強烈的“國家意識”。
另外，在中國明末清初之際，出現了一種講究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在日本，大約同時代也出現了具有合理性的社會思潮。在李氏朝鮮後期的英正時代，同樣產生了倡導經世致用，利用原生的新學風。這種以“求實”為主旨的東亞儒學演繹為東亞意識的“求實精神”。
對照受儒家文明共同塑造的中、日、韓、朝，俄羅斯與之既有聯繫又有很大不同。
俄羅斯民族、社會受東正教文明的影響很大。東正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東正教會自認為是保有正統教義的正宗教會，不接受羅馬教皇的領導；它信仰上帝創造了並管理著整個世界，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降世以救贖人類；認為社會的貧富、貴賤完全是上帝已經規定好了的，是神賦的；認為祈禱的頓悟是認識神與真理的唯一手段。
東正教倫理認為，道德來源於上帝，道德法規是上帝規定的。它要求教徒信仰上帝和無條件執行上帝的旨意，認為這是東正教教徒生活的最高原則。並且，東正教論理學倡導的對他人的道德義務是“要愛一切人和尊敬一切人”，包括親近的人和疏遠的人及自己的仇敵。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意識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70多年的精神信仰出現了危機。價值觀的失落和國內經濟日趨惡化，使人們紛紛求助於宗教的庇護。這一切推動了宗教的廣泛傳播，使宗教勢力蓬勃興起，俄羅斯民族意識亦隨之增強。現在，東正教已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宗教派別，教徒人數大7000萬，約占全國人口的一半左右。當今的俄羅斯，有許多人將希望寄託在教會身上，將它視為俄國人民的精神支柱之一，從中獲得了極大的慰藉。
俄羅斯文化雖然受東正教影響很大，但並不能擺脫其與東方文明的天然聯繫。
“韃靼蒙古”從13－15世紀對俄羅斯長達2個半世紀的統治，對俄羅斯民族及其文明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使俄羅斯阻隔與此時正在歐洲傳播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且給俄羅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打上了蒙古專制和家長制統治的烙印。這是使俄羅斯文明一直難以擺脫掉東方制度和文化傳統的重要原因。”
從歷史長河的發展來看，這時的俄羅斯國家還處於立國不算太久的時期，這無論對於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都還是未發育定型的時期。一個國家或民族在這個年齡段上是最容易接受外來影響的。
相比之下，彼得改革之後西方對俄羅斯的影響，則是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了另一種方式，這主要是在18—19世紀的200年當中，是在俄羅斯立國800多年之後，在俄羅斯民族經過從拜占庭接受來的基督教洗禮，經過蒙古長期統治和混亂之後發生的。也就是說，這正是在俄羅斯國家和民族基本定型以後的事情。這個時期接受的外來影響將會大大不同於在國家、民族尚未定型時期所受到的影響。
俄羅斯文明是以西歐科學文化為形式，而以東方制度、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為內容的一種交和式文明。因此，比較歐美文明，俄羅斯文明與東方文明之間的親緣關係是無論如何也割扯不斷的。這也為俄羅斯與東北亞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奠定了價值、心理上的基礎。
總之，這種經濟和文化上的相連性也必然會影響到政治的層面，在各國對地區主義和多邊主義的發展具有越來越大的需求時，東北亞的政治與安全合作機制也是能夠建立起來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論述的，要達到一種制度性的合作，還需要一段時間的不懈努力。
http://hi.baidu.com/wsdr/blog/item/a5ac97ec08b19e3c26979114.html「當中國統治世界」 全球暢銷書【聯合報╱記者林琮盛2010.05.17
近一、兩年來，西方國家談論中國的書相當眾多，但賈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推出，就受到西方媒體的重視。連大陸媒體也相爭討論「中國的朝貢體系」是否真的回潮。這股探索的風潮也吹進了台灣。
「當中國統治世界」由聯經出版社在台灣推出繁體字版。該書的英文版一出刊，立即吸引「新聞周刊」等全球極具權威的媒體聚焦評論，成為全球暢銷書之一。
聯經表示，「當中國統治世界」不僅躍居世界各國的暢銷書榜，在台灣推出的第一個月，也成功搶占各連鎖書店的暢銷書榜。
乍看書名，可能會給讀者一個錯覺：難道又是一本歌功頌德中國的書了？其實不然。相反地，作者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事務、外交和重大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賈克，是依循「中國威脅論」，向世人提醒，稱霸兩百多年的「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主義」，恐將因中國的「文明崛起」受到嚴厲挑戰。屆時，西方該如何自處？
這本書凸顯了西方的憂慮。賈克擁有如此的體悟，源自於他對東亞及中國的長期接觸。其實，東亞對賈克而言，是一個又愛又恨的傷心地。他在馬來西亞遇見了他已故馬來籍的妻子。千禧新年，人在香港的妻子因癲癇發作送醫，最後竟在華人醫護的種族歧視下，延誤治療而死亡。
喪妻之痛，讓賈克陷入「最黑暗的日子」，以至於有五年時間，他決定重新出發，以歷史文化角度，探索未來中國崛起後，究竟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沿襲西方漢學巨擘費正清的天朝秩序論，賈克認為，這種文化霸權將重現古代中國天朝秩序的朝貢體制。他預測，隨著中國崛起，它將重申與鄰國之間古老的附屬關係。
前 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
第一篇 西方世界的終結
1. 西方的興起
2. 日本，現代卻不太西方
3. 中國的歷史與變化
4. 中國與西方，是融合還是競爭
第二篇 中國的時代來臨
5. 中國，超級經濟大國
6. 文明國度
7. 中國是何心態
8. 中國與周邊國家
9. 中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權
10. 當中國統治世界
結 語 界定中國的八大特性
朱雲漢導讀
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在2009年6月出版英文版《當中國統治世界》，在西方知識界引起了很大震撼。這本書與坊間一般的中國崛起故事之類暢銷書不同。這本書的重點不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而是從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國際關係、價值體系等角度來探索崛起的中國對未來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同時，這本書的出版正好趕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在這場危機中，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神話破滅，中國躍升為牽引全球經濟復甦的唯一火車頭，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抵禦風險的能力，更讓世人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是一位追趕時髦的暢銷書作家。最近幾年中國崛起成為熱門話題，不少西方主流媒體的評論家出版了一系列應景之作。賈克卻早在13年前就已經開始構思這本書。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尚未爆發，中國在東亞經濟體系內的龍頭地位還不彰顯，北京也尚未展現參與世界秩序重新建構的企圖。要不是他因喪妻之痛而多年未能持續寫作，這本書可能提前好幾年出版，讓後來的歷史發展有力地佐證他的大膽預言。不過，這本書拖延了好幾年才出版，也未嘗不是失之桑榆，收之東隅。這本書要是問世太早，他下筆可能沒有今日的自信，他的論點可能被斥為無稽之談。
現在，這本書可謂生逢其時。今年（2010）3月中旬美國《新聞週刊》還特別以這本書為話題發了一篇專稿，標題為：「這是中國的世界，我們只不過寄居其中。」（It’s China’s World. We’re Just Living in It.）這篇報導列舉了一系列的最新發展，說明中國正在改寫全球的貿易、能源、貨幣、氣候與訊息的遊戲規則。例如，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太空總署預算大幅縮減，中國成為唯一在太空探索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國家。中國大陸即將推進第二期無人月球探測計畫，也預定在2011年發射該國的第一個太空飛梭，這些都是為實現2013年登月而做的準備。中國一方面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來源，另一方面也將成為綠色科技革命的最大推動力量。中國大陸已經是太陽能和風能設備的全球領導者，正在快速推進制定下一代清潔能源汽車的產業標準。中國也正在積極參與下一代網路通訊標準的制定。當前的網路協定完全由美國主控並占有絕大多數的IP地址。但第六代網路協定（IPv6）將為網站、智慧家電和軍事應用提供了數萬億的新地址，中國將為自己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分配到與人口比例更相當的網路資源。這些都是為本書補充更多的註腳。
賈克曾經擔任倫敦泰晤士報專欄作家、獨立報的副總編輯，也創辦過民間智庫。他曾經在京都立命館大學當客座教授，在北京人民大學做訪問學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做過客座教授。他與西方評論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他能深入東亞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來理解東亞。他雖然無法使用中文，也不曾真正融入中國大陸社會，但因為他能跳脫西方中心的思考模式，所以能超越許多西方觀察家，對中國崛起的歷史意涵有更銳利的洞察能力，以及願意探索更深層的議題。
在他看來，西方一直以來對中國的分析僅僅著眼於經濟方面，西方的主流知識精英完全拒絕相信，一百多年來相對成功的西方現代化模式有一天會被完全不同的中國模式所取代。西方的主流思維始終堅信，西方文明所孕育的現代自由民主體制、多元社會與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巔峰，所有的非西方社會，最終都會發展成西方式的現代社會。
賈克這本書就是要顛覆這個主流思維。他認為中國的興起會重新塑造「現代」的意涵與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國會向西方模式靠攏；相反的，當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逐漸恢復以後，中國的文化輻射力量將再度開展，成為帶動世界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他強調，中國文化是在特有的歷史與地理環境中孕育而成，並經歷過數千年的焠煉，中國從來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中國在東亞一直以天朝自居，中國人理解的合理秩序是一個和而不同、尊卑有序、大伺小以仁、小伺大以智的世界體系。中國的興起將向世界展現不同思維與價值體系，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將以某種現代形式在東亞出現，全面衝擊近代西方所建構的主權國家體系。
至今為止，西方主流知識精英還有不少人認為賈克的這個論點匪夷所思，但是，英國當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馬上就意識到賈克的論點有其獨到之處。因為，近代西方建構的主權國家體系早已背離其孕育的西歐歷史情境。在十八世紀的西歐，主張以主權國家做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彼此平等、相互獨立，有其客觀的合理性，因為西歐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在國力上大致等量齊觀。但是當主權國家有強大如美國者，有微小如土瓦魯（人口一萬兩千）者，主權國家原則就成為史丹佛大學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克理斯納（Stephen Krasner）所稱的：「用組織堆砌的虛偽」（organized hypocrisy）。虛偽的平等掩飾了強淩弱的真實，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讓強者可以名正言順的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可以己所不欲施於人；可以規避對提攜貧弱者齊頭並進的扶持義務；可以擺脫對維護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道德責任。
這本書提醒我們，人類社會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崛起將帶動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格局一場翻天覆地的結構重組。可嘆的是，在台灣許多意見領袖對於這場歷史大變局的來臨仍渾然不覺。大多數人還是緊緊擁抱著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行觀念與成見，沒有做好迎接全球新秩序的知識準備。這本書可以幫助台灣的讀者全面思考中國崛起、亞洲再興，以及「非西方世界」重新躍登歷史舞台的歷史意義。
在二十一世紀，人類有機會重新打造一個更公正、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樣性的全球秩序；有機會制訂一組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以及滿足全人類可持續性發展需要的國際經濟運作規則。沒有這種新的認識，我們將難以掌握這場歷史變局的意涵，也很難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新座標，更無法為台灣重新找到定位與方向。
公孫策推薦一
「這一部震驚了西方世界的書」，如果此敘述為真，那麼作者的目的已經達到。馬丁‧賈克的用心良苦，幾乎是敲鑼打鼓地在「喚醒」西方世界：喂，咱們的霸權已經不保啦！
二○○八年春天，我為文推薦一本有關中國兵法的書。那本書出自美國一個戰略智庫，該書鉅細靡遺地蒐羅了中國歷史上的大小戰役，對中國兵法做了極為詳盡地探討。作者欲蓋彌彰地說，是為了「了解中國的戰略並應用於商戰」。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顯的，美國已對中國這個戰略夥伴進行了透徹的研究。
本書則更明白地大聲疾呼：中國的經濟力終將超過美國，（如果西方世界不覺醒的話）且終將統治世界。
南方朔的評論扼要且中肯：這是一本有企圖，有知識含金量的著作。所謂「有企圖」，應當就是指前述的「敲警鐘」作用。所謂「知識含金量」，則是希望讀者不要因為作者的「用心」而起排斥的念頭。作者的確「用心」，所引用的資料與數據，既豐富且清晰。而作者淵博的學識與嚴謹的邏輯思路，更使這一本「重量級」著作讀來毫不吃力，且獲益良多。
對於這樣一本金礦般的巨著，我不擬做全方位的推介，僅就台灣讀者值得注意及深思的部分，提出討論。
作者對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具有豐厚學養，因此他了解「天朝上國不是統治，朝貢不是殖民」。但是，他對於中國極力拉攏東協的動作，（向西方）發出如下警語：「讓人訝異的……是中國所採取的方式。畢竟，長久以來（從唐代到毛澤東），中國以優越和漠視對待周遭國家：中國不需要鄰居，但他們需要中國。然而，中國準備去接觸東協，並且依照東南亞國家，而非中國的規則。換言之，中國採取了一個新的、不熟悉的謙卑方式。」
這種「不熟悉的謙卑方式」令作者大為緊張。但是，北京的心態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找得到脈絡；也就是我曾在專欄中提過的「齊桓公心態」。
《史紀．齊太公世家》：山戎攻擊燕國，燕國向齊國告急。齊桓公親自領軍救燕，伐山戎。擊退山戎之後，燕莊公送齊桓公回國，一直送過了邊界，進入了齊國境內。齊桓公說：「周公訂下的規定，諸侯相送不出境（只有周天子可以跨國界），我不可以失禮於燕。」於是將燕莊公所到的地方，割給燕國！這個動作立即傳遍諸侯，「諸侯聞之，皆從齊。」──齊桓公的霸業就是從那裡開始的，對當時的諸侯而言，那正是一種「不熟悉的謙卑方式」。
北京對東協的「謙卑」，台灣其實已經受用了一段時間，不是嗎？溫家寶說「讓利」和齊桓公說「割地」，不是同樣的用意嗎？
也就是說，中國人想的是在全球稱霸，所以當然不是（唐朝以降的）「天可汗」心態，而是「齊桓公心態」。中國要當齊桓公，西方世界應該警惕，台灣則應該把握機會──
在東協尚未「朝貢」之前，北京會繼續「讓利」給台灣的。因為，如果北京對台灣有一點不良企圖，東南亞就被嚇跑啦！所以，此刻無須太介意「中國有啥企圖」，趕快藉中國讓利壯大自己，才是正經。
作者在第5章指出，雖然中國的企業距離頂尖的國際企業仍遠，但是「中國已經忙著創造出自己的發展途徑，……（以汽車工業為例）……模組──或說是開放架構──生產非常適合開發中國家」。其實，這就是「山寨精神」。我再次呼籲不要將「山寨」簡化為仿冒，「山寨」應該解讀為「與主流對尬」。如果是中國終將成為全球經濟霸主，台灣的企業文化該跟著「終將被淘汰出局的現今主流」走，還是趕快注入山寨精神？
值得海峽兩岸企業共同惕勵的，則是書中提及的日本借鏡：日本在前一波全球化中，也是被「船堅砲利」打開國門的，但相對於中國（清朝）的老大心態，日本人選擇「加入贏者圈」。司馬遼太郎的著作《阪上之雲》（NHK將之拍成同名的歷史劇，為「大河劇」系列之一）正是當時人心的寫照。「阪」就是山坡，阪上之雲意指「順著山坡上升的雲，奮發圖強，力爭上游」。也就是這種精神，讓日本有能力得以「魚肉」中國。日本雖經歷二戰的失敗，但是「阪上之雲」精神仍在，二十世紀八○年代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然而，近十多年來日本盛極而衰，考其原因，照大前研一的說法「日本人已經失去仰望阪上之雲的動力」。
中國如果不能持續力爭上游，而是「鯉魚躍龍門」式的，成了龍就想要享福了。那麼，日本將是一面鏡子，中國得惕勵「要學當年日本，不要成為今日日本」。台灣呢，我們不怕中國稱霸（畢竟齊桓公沒有想要「統治」天下，即使天可汗也不想），該害怕的反而是中國停止成長。
林建甫推薦二（林建甫 台大經濟系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總召集人）
這是一本震驚世界的書！任何一位關心台灣前途、兩岸關係的人，都不能不拜讀賈克的這本新書。作者具有過人的學識和閱歷，尤其以他獨特的視角來觀察中國問題，常會令讀者有新鮮的收穫。這本書既有善意的提醒，也有對目前中國成就的驚詫與讚揚，還有站在客觀立場上的評價。可以給真正想要了解中國以及預測未來幾十年內世界大趨勢演變的讀者，提供寶貴的助益。
其實作者提到的「中國」，不是通常理解下的民族主義中國，而是文明模式的中國。「統治」也絕非過去西班牙、荷蘭、英國以及現在的美國，對世界影響的模式。這些國家的表現包括狂熱傳教伴隨的重商主義、殖民主義，以及今天的好萊塢式文化；西方國家過去是巧取豪奪殖民地國家的資源，現在則以霸權心態無恐不入的強勢，干預其他國家。而中國人的「統治」普世價值，其表現形式與上述完全不同。沒有海上擴張的傳統，而是以大陸為基地，以中央王國 (Middle of Kingdom) 的心態來實施漸進式擴張，潛移默化地影響周遭的國家。在全球化的時代，就是影響全世界。
我不喜歡書名上的「統治」字眼。因為統治是封建的從屬關係，是舊時代的思維。但原文Rule，本身就有制定規則的味道，朝這方面來思考，倒是更有意義，也更符合作者要表達的原意。因為原書副題清楚點出本書的主旨：「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主宰世界兩、三百年的西方規則，將因中國的崛起而沒落。
作者的核心理論之一是：在一個充滿「現代性競爭」的新時代裡，不論中國正在實現現代化，還是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她都會保持自己獨有的特性。因為崛起和強大後的中國是文化的中國，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生活方式建立聯繫起來的中國。這不但包含經濟，也包括中國人的政治、宗教、文學、思想，甚至軍事觀。因此可預見的將來，這些效果都很快的出現。本書暗示人們，中國崛起的結果將不是中國越來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來越像中國。
書中所提「朝貢體系」更可呼應這項論點。作者拿過往中國與周遭國家形成的朝貢體系與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主權國家皆平等)相比較，並預料中國與其鄰國會恢復往日的那種朝貢關係。我們其實可以更深邃地解釋，朝貢體系從表面上看是不平等的，但是事實上是平等的。因為進貢，是象徵性帶來禮物貢獻給中國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國中央政府讓對方帶回去的禮物，遠遠超過他帶來的禮物。這就是表面上不平等，事實上平等。而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正好相反，西方強調國家是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這點上是平等的，但事實上並不平等。中國往往要的是面子，其他國家可以贏回裡子。因此朝貢體系將形成「一種文明，多種系統」。由於中國文化的漸進式擴張和背後的歷史支撐如此強大，未來她不會屈從西方制定的規則。如果說屈從是必要的話，那也將是西方的屈從，來配合中國的規則。
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會廣泛地活動於世界各地，勢必會同越來越多的民族近距離接觸，甚至也對他們的利益和生活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如何節制中央王國的天朝心態與自大傲慢，體諒和照顧其他種族的自尊心，尊重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間的差異，學會欣賞和吸納其他族類中優秀的成分。這恐怕是中國做為新興大國和未來世界潛在的領導者，需要具有的前瞻性思考。
也因此，我結合現實與作者的論點，覺得中國現在所面臨的難題是：世界上各國，對中國的不信任，甚至害怕「黃禍」的再次來到。所以對外一定要追求「和平崛起」。中國的社會由於舊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國也是當今大國中情況最復雜、內部矛盾最多的國家。加上經濟發展造成的所得分配嚴重不平均，因此對內一定要要追求「和諧社會」。兩岸的問題，又剪不斷、理還亂，要達到令台灣人心悅誠服，共和國或聯邦政體乃至於歐盟模式的「和平統一」，恐怕是唯一的路。武力犯台，飛彈威脅，只會越走越僵。而我相信文化的中國、文明的中國，也會使中央王國盡快落實這「三和政策」。
作者預測中國很多的觀點或是主張，在台灣人的眼中，會覺得「於我心有戚戚焉」。因為台灣在經濟、生活、西化，諸多衝擊上…，領先中國，先行了數十年。而且某些地方台灣已經改變，因此以此就可預測中國未來的變化。另外，台灣畢竟侷促一隅的面臨很多生存上的問題，因此在民主、人權、世界觀……，都已經發展出與傳統中國，不一樣的思考。我覺得這是類似生物學中讓物種進化的「推動力突變」，這對整個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準此，台灣人是最了解中國的，也是最能夠預測中國未來的演變，還能夠幫助中國文化的轉型與注入新血。兩岸的合作，才是所有中國人跟地球子民的福氣。有人說這是大我的事情。但對於小我來講，台灣人對於大陸商機的判斷，發展與掌握，往往更可以領先其他國家人民。大陸的經濟持續發展，就是台灣人獲利的泉源。
因此，這本書是讓你知己知彼，讓你鑑往知來，也是讓你面對變局，掌握未來，最佳的參考書。事不遲疑，朋友們，打開書本，開始細細品嚐閱讀賈克的觀點吧！
南方朔推薦三
近年來，由於中國的和平崛起，全球的「中國熱」遂告出現，它最先受到智庫界、產業界及財經媒體出版界的重視，到了現在已逐步深化到政經及文化史學界。
這樣的深化過程，其實是個好現象，因為，智庫界及財經媒體出版界，他們對中國產生興趣，多半有著策略性的目標，因而在觀察及分析時，就難免「目標決定論點」，有的會不自覺地反芻過去的成見，而成為「中國威脅論」的宣傳者；有的則毫無來由地將中國和平崛起過度誇大，中國儼然成了有無限商機的洞天福地，諸如此類的著作，我們當然可以用來觀察當今世界在「中國印象」的變化，但就純知識的角度而言，其真實的意義並不太大。
但隨著「中國熱」的深化，而且逐漸往政經及文化史學界移動，我們已可發現到近年來的確已有了許多「知識含金量」極高的著作。因為在西方過去的論述裡，東方文明與資本主義發展乃是不相容的兩件事，它早已建構出了一套排除東方的史觀。那麼它要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呢？又將如何修正自己過去的史觀呢？就以首創「中美國」（Chimerica）這種說法的牛津及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而言，他在新著《貨幣崛起》裡，就直接承認西方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發展，與當年的帝國殖民主義有關。過去長期以來，西方學者為了自我合理化，都有許多說辭，但對殖民掠奪及剝削則總是輕輕帶過。現在由於中國的經濟崛起，他們的舊史觀已勢必要做出修正，並捨棄一些長期以來存在的神話。從這樣的角度而言，當中國和平崛起，東方與西方的權力漸趨對等，連帶的乃是「知識話語」也必然跟著要做改變，在知識的形成上，這當然是件好事。
而當今主要政經評論家賈克（Martin Jacques）這本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自出版迄今即普遍受到重視與討論，而且對中國及台灣讀者，特別是知識分子，應該更有啟發性。原因即在於賈克本身乃是當代主要左翼學者。因此他遂能從一個更高的文化史及思想史角度來分析中國崛起的課題，由於他的視野更大，當然也格外的與其他著作不同，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觀點對西方格外的有其顛覆性與反省性。
賈克的這本重要著作，就其結構而言，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經濟史及文化史的部分，他用了極多且強的資料與論證，將資本主義的昔與今做了西方與東方的對照。它顛覆了西方長期以來始終存在而且也被中國學者不自覺抄襲的經濟史觀，個人認為這乃是他這本著作最值得重視的理論部分。
第二部分是他透過龐大的引錄、甚至自己的走訪觀察，將中國經濟崛起，以及與全球各地區的互動關係，做了近乎全方位地探討。這對人們了解當今中國和平崛起的全貌，可以說是最具有提綱挈領作用的大型簡報。
第三部分是他根據現狀，來推估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和周邊國家甚至全球其他國家，將發展出什麼樣的關係？將建構出一個什麼樣的秩序？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反省的，乃是他將西方學者在一九六Ｏ年代曾一度熱列議論的「朝貢體系」（The Tributary System）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提出，全書以這個論點作結，實在留給人們極多可討論的空間！
因此，賈克的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儘管書名驚悚，但書中所討論的，都是經濟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上極重要且古典的問題，由於本書有極高的知識含金量，因此當人們要進入他的著作前，可能要先對本書所涉及的兩個重要課題做出推架式的理解：
其一，乃是需先理解西方長期以來頑強存在，甚至已被內化的「東方主義論述」，以及相關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現代性」等概念，先有一般性的認知。
其二，乃是要對所謂的「朝貢體系」有扼要的認知。「朝貢體系」乃是中國古代對世界秩序的一種見解與實踐方式，但這種「世界秩序觀」到了近代終於抵擋不住西方以「砲艦政策」而形成的「帝國殖民秩序」而瓦解。賈克會重提「朝貢體系」他的意旨何在？
首先要指出的，乃是誠如福柯所說：在當今的世界上，話語權乃是從屬於權力關係，因此弱者及失敗者注定了失語的命運，又有強者可以將自己的權力施加於弱者頭上，這乃是「偏見的體制化」。強者可以透過話語而合理化它的一切作為，包括戰爭和侵略也都會變成合理。
這乃是西方所謂的「東方主義」的源起，過去鄂圖曼帝國曾征服南歐，在南歐駐軍達數百年，到了十六世紀初，最先是寫《君王論》的馬基維利，最先對東方的鄂圖曼帝國做出概括式的描述，宣稱它的社會由寡頭官僚統治，人民皆為奴僕，有權者皆率性而為，無法無天，歐洲人以這樣的觀點看東方，後來經過布丹（Jean Bodin）、培根、孟德斯鳩、黑格爾、亞當斯密、彌爾（J.S.Mill）一直到魏特佛格（K.Wittfogel），而成為一種定型的史觀，它的經濟是「亞細亞生產方式」，政治是「東方專制主義」，官吏有一切大權，人民則連私產權皆無保障。
這種社會是停滯的，資本主義無法產生，人類進入現代的「現代性」與東方無關，他們所謂的「現代性」，包括實用的理性、自由、人權，以及民主、法治等，後來的經濟史家，如寫《大分流》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也都一定程度繼承了這種東方主義的傳統，而不容諱言的，乃是這種論述裡，有太多倒果為因，勝利者為勝利找理由，藉以非法化失敗者的作用，根據這種說辭，任何社會要走向現代只有一個西方模式。由於這種說辭以西方強大的實力為後盾，長期以來已在東方社會形成了一種「自認劣等的情意結」（Inferiority Complex），似乎只有「西方化」是唯一的出路，反對「西方化」就會被說成是「民粹」，是「義和團」。
但賈克在本書中，卻對「東方主義論述」的諸多破綻做了揭露，他並以中國經濟史為證，指出可以有另外的「現代性」選擇。個人認為，他的這些觀點，在近代整個「現代性」和討論裡，實在別具意義。而我們可以預料到，隨著中國及東亞經濟的成長，特別是中國、印度、巴西以及墨西哥、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當權力關係發生變化，知識理論的修正必將加速。本書無疑的是個重要的轉折點！
其次，再就所謂的「朝貢體系」而論，古代中國由於在亞洲獨大，早已形成了一個以文化為軸心的世界秩序，那就是中國自居為中心，周邊小國只要禮法上的朝貢，彼此之間即可相安無事，甚至還可提供援助與保護。這是一種以文化、禮法、王道思想為核心的秩序觀，它比起西方帝國殖民主義所形成的「宰制型秩序」，當然好過太多。只是這種秩序在清代已隨著西方強權秩序的建立而遭淘汰。
不過，「朝貢體系」雖然隨著清朝的被滅亡而結束，但它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比起西方帝國殖民主義所建立的「宰制型秩序」，畢竟良好太多了，「朝貢體系」不會對別國動輒兵戎相向，也不會對別國進行劫掠與剝削，正因如此，過去長期以來，西方有些是有特定意識型態的學者，遂竭盡所能醜化「朝貢體系」視之為中國自大的笑話。一七九三年英國專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銜命赴中國要求開放通通商口岸，他赴熱河行宮晉見乾隆皇帝時，被要求行叩拜禮，而他拒絕，從此以後「叩頭」（kotow）這個字遂進入英文辭彙中，而成了非法化及調侃「朝貢體系」最大的證據。西方非法化「朝貢體系」的，以一九六八年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編的《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為代表。
不過，以前的西方學者調侃及非法化「朝貢體系」，賈克在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裡，卻以一種較正面的態度重談「朝貢體系」的問題。如果有一天中國強大到足以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程度，世界秩序將會被如何重塑？是否會形成有大小強弱但卻沒有侵略宰制度的均衡秩序？在未來世界秩序這個大問題上，賈克倒是首次重開了一扇窗戶，這與某些人長期宣揚的「中國威脅論」極為不同。
賈克的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在當今「中國熱」車載斗量的著作大海裡，乃是知識含金量極高，而且極為與眾不同的著作。這對習慣於西化思維及冷戰思維的我們，可以說相當振聾發瞶的作用。因此，這本著作千萬不宜錯過！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pro/155155.asp
另詳參本館：
中國崛起 G2 《強國之鑑》 《當代中國》 《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 《中華聯邦》 《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中國可以說不》 《東方主義與中國威脅論》 《中國國家利益與影響》 《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 《長城與空城計》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 《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 《未實現的和解》 《冷戰及其遺產》 《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美國百年排華內幕》 《美國的中國形像》
阿楨
第二個，不同位置的DNA計算出來的人類起源時間是不同的。
上面提到用線粒體DNA計算，人類的老祖母出現在20萬年前，但用Y染色體計算，就變成了33.8萬年前，用X染色體計算，就變成了49萬年前，用常染色體計算，則是150萬年前。同樣的方法得出這麼多不同的結論，顯然是有問題的。
第三，沒有反應出尼安德特人的DNA貢獻。根據現代人Y染色體DNA反推的結果，尼安德特人對現代人類的基因沒有任何貢獻。但是2010年成功提取尼人DNA，一對比發現，現在人普遍含有少量尼安德特人的DNA。
四、本土連續演化附帶雜交說的依據和問題
我國境內的古人類化石有一些延續性的特徵，其中很多特徵也體現我們現在的中國人身上。而在國外，不管是古人類還是現代人，這些特徵出現的頻率都明顯低於中國人。
比如有名的鏟形門齒。中國境內的人類，從元謀人到山頂洞人，再到現在人，普遍有鏟形門齒。目前中國人80%以上的人有鏟形門齒。
但是鏟形門齒在國外古人類和現代人中都很少見，現在歐洲人中不到5%，非洲人大概10%。
有人說了，一顆牙而已，趨同進化完全可以解釋。
如果只有一顆牙當然沒什麼說服力，問題是這樣的特徵有很多。
僅僅頭骨上就有十幾個，比如面部扁平，眼眶形狀，中國人的眼眶比外國人方一點，還有鼻樑角度，印加骨，兩面坡形頭頂等等，牙齒上也不僅僅是門牙，比如第三臼齒先天缺失，也就是不長智齒，中國人出現的頻率也明顯比外國人高。
而且，中國人的這些特點是同時大量出現的，而外國人往往的單獨或者少量出現。舉個例子，一個有鏟形門齒的外國人，眼眶往往不方，眼眶方的外國人呢就沒有鏟形門齒……
只有在中國，這些性狀會大量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他眼眶是方的，也有鏟形門齒，他的鼻樑也是夾緊的……從古人類化石到現在的中國人都是這樣。這就是連續演化的強力證據。
除了人類骨骼的化石，石器的遺存也更支持本土學說。
古人類使用的那個石器，製作方法也是有演化的。在非洲，從300萬年前到新石器時代，石器的製作方式更新了三四代。到了10萬年前，他們的石器製作方式被稱為第3模式。
如果非洲人在6萬年前到達中國並取代本土人，他們應該把第3模式的石器帶過來。但現在的情況是中國境內製造石器的方法，從170萬年前的元謀人到新石器時代，主流一直是第1模式，沒有發生石器大規模更替的現象。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強有力的說明了中國本土人類的連續演化。
基於以上內容，可以說中國地區現代人的起源是越來越清晰的，那就是本土連續演化附帶少量雜交。
阿楨
中國現代人來自非洲還是連續演化？ 2023-10-29
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看了20多篇論文，發現結論是越來越清晰的。
一、非洲起源說的含義
非洲起源說一開始又被稱為“取代說”，2010年後修正為“同化說”。2010年前，非洲起源說認為，世界上所有的現代人類起源於20萬年前的非洲，他們擴散到世界各地，完全取代了當地的古人類。大約6萬年前，非洲人進入中國地區，完全取代了中國本土人。我們課本上的元謀人，北京人，都和現在的中國人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2010年，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科學家成功提取了尼安德特人的DNA，結果發現現在人類的體內，普遍存在尼安德特人的DNA，這就和完全取代說衝突了。然後，取代說就修正為同化說。認為人類依然起源于非洲，依然擴散到了全世界，只不過，沒能完全消滅當地人類，發生了少量的基因交流。現代人類依然是非洲人的後代，但是含有少量其他人類的基因。中國人也是一樣。
二、本土連續演化附帶雜交
說我們現在中國人的祖先一直生活在這裡，他們從100多萬年前到今天，一直在本土連續進化，期間和外界人類發生過基因交流，但影響不大，主要還是連續演化，最後形成了現在的中國人。
三、非洲起源說的依據和問題
非洲說的主要依據來自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家發現，在現在人類中，非洲人的基因多樣性是最高的。那麼，假設祖先們的DNA變異全部留了下來，再假設DNA變異的速率是恒定的，那麼我們估算一個變異速度，就能往上推算出現代人類起源的時間了。
於是，分子生物學家根據人類線粒體DNA的資料，計算出所有人的DNA都來自一個20萬年前的老祖母。這個老祖母被認為是非洲人。
當時非洲已經出土了具有現代人特徵的化石。
於是，看似科學的結論和化石互相印證，一時間，現代人起源於非洲的觀點風靡世界，影響力非常大。 但是這個觀點也不斷的被人質疑。拋開和化石記錄的矛盾，單看這個學說，也是有不少問題的。
第一，假設太多了。
我剛才介紹的時候你可能就感覺到了，好幾個假設。而且這些假設沒有辦法驗證。比如DNA變異速率恒定這個關鍵假設，目前的發現反而是大部分DNA的變異速度都不是恒定的。再比如，所有變異都會留下來這個假設也是問題的，在大洋洲的人類就發生了線粒體DNA轉移進核DNA的現象。這是第一。
阿楨
寒竹：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後世命運為何迥異？復旦大學研究員2023-10-27
關於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比較，歷來是中西方文明比較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中國，漢王朝之後，華夏民族常常自稱漢人，漢語則成了中文的別稱。漢亡只是政權的滅亡，而大一統的中國卻歷久彌新，到今仍是一超大規模的世界大國。羅馬帝國雖對西方文明影響巨大，但滅亡後再也沒有能夠復興。歐洲從此進入小國林立，雖有人想重建羅馬帝國，但只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個問題之所以難以講清楚，主因是用一些西方概念如帝國、民族國家、單一制、中央集權等，很難準確地詮釋中國歷史。另有一些概念是中國所獨有的，比如郡縣制、大一統，難在西方找到對應的概念。
漢羅確有相似之處，可從社會經濟發展、政治制度、軍事規模、文化等比較，但在本質上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政治共同體。漢朝是一個有著高度民族認同的國家，羅馬帝國則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一個由本土城邦和多個民族共同構成的征服體系。
羅馬是一個實行奴隸制的城邦國家，通過三次布匿戰爭和不斷的對外擴張和征服，最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橫跨歐亞非的征服體系。並不是一個有著民族認同感、共同語言和文字、明確疆界的國家。使用拉丁文的493.7萬羅馬人不超過帝國境內總人口的10%。居民分四類：羅馬公民、拉丁公民、異邦自由人和奴隸。羅馬公民的地位最高，拉丁公民最初在亞平寧半島，後擴大到行省。這樣的征服體系很難整合為一個有著高度認同感的政治共同體。
從夏朝算起，到了漢朝，五千萬華夏民族已成為主體民族，很強的共同體認同感，共用著相同的歷史、信仰、語言與文化。華夏民族的血緣主義淡薄，雖也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主要還是文化認同，韓愈講“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北狄、南蠻、西戎和東夷的大部分都通過接受先進的華夏文化而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
阿楨
讀書隨筆：李輝《人類起源和遷徙之謎》2023-06-12
現代人是20萬年前起源於非洲，一部分人在7萬至6萬年前走出非洲。
共有四大人種先後進入東亞，經過融合，形成了7大語系的族群，即漢藏（包括漢族）、侗傣、苗瑤、南亞、南島、阿勒泰（包括滿蒙）和印歐。O3-M122，南方比北方的多樣性高，顯示是從南向北遷徙。
大米(良渚)和小米(仰紹和紅山)區文化，結合為了中華文化。
漢民族的源頭文化，不是中原仰紹文化，而是紅山文化。
各地漢族的基因組尤其是Y染色體基本一致，漢族是多民族大雜燴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總結下，人類走出非洲，從南往北走入東亞，逐步形成了小米和大米文化區，融合形成了主體民族漢族以及中國各少數民族。
回應
李輝要做些修訂了，近十年來古人類起源擴散的研究有了大發展，尤其2017年付巧妹做出了許多顛覆性的科研。1、中國支援多地起源說，不同于非洲單一起源說，該學說是1980年代由密西根大學教授沃波夫提出，現在逐漸有了較有力的考古證據支撐。比如：發現了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在同一洞穴共同繁衍生活了三代的DNA。同時國內發現800萬年前祿豐古猿、200萬年前早期直立人巫山人、170萬年前元謀人、115萬年前的藍田人都是非洲走出來的嗎？2、據付巧妹團隊研究，遍佈今天大洋洲各大小島嶼的南島人，都發源于福建平潭縣奇和洞人。3、另外付巧妹團隊正在研究繪製東亞地區古人類遷徙路線，估計李輝團隊的第五章也要做大篇幅的修訂。從大米、小米文化區這一認知，在考古界的提法也還是很少的，不應如此簡單歸納。
付巧妹團隊首次揭秘中國史前人群遷徙動態與族群源流
中國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已經分化，至少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融合與文化交流的進程即已開始，4,800年前出現強化趨勢，至今仍在延續。現今的東亞人群，不管是來自北方還是南方，都同時混合有古北方人群成分（黃河沿岸的山東人群）和古南方人群成分（福建與臺灣海峽島嶼人群），但北方影響更為廣泛。他們是南島語系人群（現今主要生活在臺灣島及太平洋島嶼等地）的祖先來源。
阿楨
清史稿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那麼難產，不就是學術認同與民間認同差距太大麼 2023-09-05
【本文來自《許宏的新書、講述商代考古的《最早的帝國》被舉報下架了，大家怎麼看？》評論區】一本純學術的書，如果不同意其觀點，完全可以著文爭鳴，卻去舉報，無良、無恥！
這不是一個純學術的書籍，這裡有一個對階段歷史及解構中國文化源頭的資格問題，我們國家對於解構歷史的問題歷來都是把控很嚴的。
夏商周斷代工程我們已經持續推進幾十年了，是國家非常重視的歷史學術工程，在權威機構沒有正式結論出臺之前，如果某些學者私自對此類研究進行解構，會嚴重干擾正在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前車之鑒的，清史稿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那麼難產，不就是學術認同與民間認同差距太大麼。
國際上還有很多的前車之鑒，最典型的就是韓國，你看韓國的民間歷史學已經把韓國正經的研究學擠兌成什麼樣了，韓國臭不可聞的歷史觀不就是被民間史觀綁架後的產物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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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個外來侵略政權，但因奠定了當今中國的領土範圍，又想突出他的合法性，這種史稿會很難寫
阿楨
康熙統一臺灣的歷史，對我們將來的武統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2023-08-08
如今臺灣的情況，無論藍營綠營，還是什麼民眾党的柯文哲，甚至包括很多統派，基本都是不想徹底融入大陸治理體系的，這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對於現實的考量。臺灣人心理狀態:
1、與大陸分隔時間太長，兩岸同屬中國的認同感降低，有自成體系的傾向
2、被日本殖民後，一些人有親日傾向
3、受美國長期保護，更多人有親美傾向
4、只想過自己舒服的小日子
整體來看，實現統一的主要障礙不是台獨份子，而是美日干預。
歷史是面鏡子，那麼就讓我們讀讀這段康熙統一臺灣歷史。
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回臺灣，從此鄭氏以南明延平王的名義割據臺灣。也在此年，八歲的康熙皇帝登基，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統一臺灣大業。歷經二十二年，康熙與臺灣進行了九次和談，均未獲成功。雖然九次和談均未獲成功，但卻使和平統一大業一直推進。即使最終出兵，同樣也是最終以和談的方式而大功告成。康熙以“談”收復臺灣，既是以大清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作後盾，又直接體現著康熙皇帝非凡的政治胸懷、風度和智慧。
阿楨
“炮彈摻沙”並無實證，“靖遠”艦遺址水下考古調查揭露更多甲午戰爭細節
山東威海“靖遠”艦遺址第一期水下考古調查 2023-03-01獲評2022年度山東省五大考古新發現。威海是甲午戰爭終戰之地，為探明威海灣甲午沉艦現況，2022年8月至10月下旬，山東省水下考古中心聯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威海地方文博機構開展了“靖遠”艦遺址水下考古調查工作。確定了沉艦鍋爐艙、艏彈藥艙、艉彈藥艙的位置，基本摸清了沉艦殘骸的整體情況。
在TG3中發現了210毫米克虜伯炮彈1枚，是迄今為止水下考古發現口徑最大的炮彈。王澤冰表示，通過以上關鍵出水文物並結合歷史資料分析可基本確認其為北洋海軍“靖遠”艦；同時，這些出水文物揭露了更多的戰爭細節。“我們其實發現現場並不是像之前傳說的，有很多的炮彈裡面摻雜沙子或者其他東西，反而大量的彈藥其實是比較先進的，很多都是從英國直接訂購的；另外我們在現場發現大量彈殼，說明在當時戰爭的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反擊行為”，王澤冰說道。
回應
炮彈摻沙子、掛錯信號旗拍成人字形隊等等本來就是以訛傳訛。
北洋水師已經打得不錯了，當時軍艦技術發展太快，定鎮二艦主炮口徑倒是大，但射速差不多5分鐘一發，和日本的吉野之類的已經有代差了。架退炮打管退炮，打不過是正常的。
用封建主義來形容古代中國社會並不嚴謹。封土建國成為各個諸侯小國家，這才是封建主義。可自秦朝建立後，古代中國一直實行的是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
阿楨
仙俠進入亂紀元
2021年的《千古玦塵》豆瓣評分5.8，2022年的《沉香如屑》豆瓣評分5.9。仙俠失去了既定的類型號召力，進入了亂紀元。
中國劇出海東南亞：古裝劇贏了
他們覺得那時的中國文化是非常鼎盛且富有魅力的，另外是這些劇作國外是拍不了的。比如《陳情令》被翻譯成13種語言在多個國家播出，很多觀眾都沉迷在劇中的古典國風魅力之中，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對國產內容有信心。
對於近期詆毀滿江紅的事情，我有點個人的觀察
1.針對導演的，但凡張藝謀的作品，總有一群人會出來說三道四。 2.商業行為，有些商家就喜歡玩這種低級的商業行銷，一拉一踩之間，達成自己的目的。 3.不排除確實有從電影本身喜好的評論， 我兩部電影都看了，包括我的家裡人，一致認為喜歡滿江紅更多一些。
回應
2023年春節檔票房大戰：44.2億《滿江紅》向左，38.57億《流浪地球2》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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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冰冰消失5年2023/02/23登柏林影展紅毯曝「超仙近照」！緊身旗袍全現形 網嗨翻：女王回歸
越南長襖奧黛-維基百科
中國明代的服裝風格影響了阮朝的越南人，他們開始穿明清時期漢族的長袍和褲子。20世紀20年代的越南長襖又在原有的中國款式上加入了貼身且緊湊的褶襉。
迪奧被指抄襲馬面裙？文化挪用如何界定？ 2022-07-18
近日，奢侈品牌迪奧Dior旗下的一名韓國設計師設計的一款中長半身裙，由於採用的是前後交疊剪裁的設計理念，網友認為是抄襲了中國的“馬面裙”，設計師卻稱其為“Dior標誌性廓形 ”。
“馬面裙”的記載最早見於《明宮史》：“曳撒，其制後襟不斷，而兩傍有擺，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者，往兩旁起”。如今國內的一些漢服商家也在售賣。
回應
旗下的一名韓國設計師？ 這就不奇怪了
人家抄襲我們的，是好事啊，怎麼有些人如喪考妣？
用了我們後，卻說是自己原創的。你懂這個後果嗎？以後我們用這個設計就說我們是山寨的，或者他以後申請專利，不准我們用？
網紅曝韓服漢服差異！小粉紅狂嗆南韓超愛偷 2022-02-19 民視
中國北京冬奧，開幕式時一名代表「朝鮮族」女子穿上傳統服飾，引起南韓國內不滿情緒，爆發中韓「文化掠奪」論戰。中國知名百萬網紅「十音」穿著漢服擔任知名雜誌模特兒，再度引起南韓網友砲轟，為此她拍攝影片解釋韓服、漢服差異，讓小粉紅們歡欣鼓舞，大酸「韓國有夠愛偷」。
漢服韓服之爭，誰偷了誰的歷史？ 2021-01-25
近年有關中韓傳統文化的爭議不斷出現，除了“泡菜之爭”，如由韓國江陵端午祭申遺引起的“中韓端午之爭”、韓國“中醫申遺”事件等。
阿楨
滬上阿姨外包裝旗袍圖被質疑不雅，大家怎麼看？
回應
民國的旗袍衩開的更低，基本都是膝蓋以下的，越南的奧黛是會開叉開到髖以上，但奧黛本質是上裝
圖上的這個坐姿仿佛是專門把裙擺掀起坐在椅子上，這既不雅觀，也讓人懷疑設計者的初心。
仁者見仁，淫者見淫
旗袍是漢服嗎？- 知乎
回應
旗袍是民國時漢族婦女製作的西服，糅合的是滿元素，只能算是時裝，不是漢服。
自古漢族一直在與其他民族繼續融合，服飾也不斷創新，像唐的翻領袍，明的拽撒，都是經過漢族改良後的服飾，中華民國建立以後，滿族女性的服飾不也被漢族改良成旗袍了嗎？希望各位不要帶有過多的民族主義
旗袍-維基百科
旗袍於1921出現，1925年開始流行，因為旗袍讓女子能穿著原本只有男性才能穿的「袍子」，在清朝末期體現了男女平等，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成為女性國服。20世紀前葉，旗袍在上海的上流社會非常風行，是名媛聚會社交的標準配備服裝。這股風潮還傳到了香港，由於上海和香港外國人數量眾多，導致旗袍最終在外國人眼中成為「代表中國女性的服飾」。
漢服、旗袍、唐裝，哪一種更能體現中國女性美？ 2022-06-26
客觀地說，僅就襯托女性身姿來說，最讓人感覺身姿曼妙、婉約妖嬈，排第一位的，除了旗袍，還有誰？正因為此，在很多大型的國際舞台上，旗袍絕對是一枝獨秀的存在。比如范冰冰在戛納電影節穿的這身黃龍改良旗袍，就絕對亮瞎了一眾歪果仁的狗眼。此外，劉濤、金星、迪麗熱巴、唐嫣、倪妮等人，也都是旗袍的粉。以至於在國際場合，很多人認為：旗袍=國服。但是，很快就有人說了：旗袍是滿服改良而來的，哪裡有資格當國服？
有著東方韻味，又兼具西方的性感，中國旗袍在世界的接受度上，算是最高的。就連很多歐美明星，都在公共場合身著旗袍，比如：伊麗莎白•泰勒、帕麗斯•希爾頓、凱莉•米洛、艾瑪•沃特森、珍妮弗•洛佩茲、比約克、濱崎步……
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瑞典女運動員出場服裝選用的就是中國旗袍，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現總理李顯龍父子的夫人，也都以旗袍做為禮服。
旗袍，堪稱服飾審美上較為成功的東西合璧產物。
近年來，伴隨民族復興，漢服復興的呼聲也是越來越高，隨著漢服運動的興起，自帶仙氣的漢服越來越貼近我們，其更加古老濃厚的東方韻味，也是「漸漸熏得遊人醉」。
與其去黑旗袍，說旗袍的緊身、露大腿等與傳統中國的審美不相符，不如多關注一下因為旗袍在國外給中國帶來的文化影響力。
阿楨
為什麼西方考古研究都愛去希臘搞發掘？
所謂古典考古學，就是針對古希臘的考古研究。其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紀，德法英都試圖通過對位於希臘和義大利的古典文明遺址的發掘研究，彰顯自己與西方文明之根的密切聯繫。
回應
就是一幫蠻族崛起後，強行把自己塑造成古希臘繼承者，用古希臘文物和歷史給自己貼金，這種行為甚至都不如日本棒子越南自稱所謂的中華正統，畢竟算是正經跟著中國學的。
阿楨
杜正勝沒有說出的貓膩 2023/02/06 胡文琦
號稱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的杜正勝透過史學方法來分析爬梳「『中國』擴張模式的3步驟」，得出的結論分別是「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杜正勝表示，中國也正用這些步驟對待維吾爾族與藏人等，若台灣和中國大陸統一，「即使簽署和平協議，台灣也會面臨『同樣命運』」云云，並評估中國屆時會對台灣所施行的策略最重要的即是「思想改造」。
暫不論杜正勝有無既定刻板的意識形態與有色眼鏡，乃至是暫時拋開筆者與杜先生對「中國一詞」的定義與期許不同，甚至現在的民進黨中央政府亦就是在進行「同樣『去中化』的『思想改造工程』」不說，其一席「即使簽署和平協議，台灣也會面臨同樣命運」的中文邏輯則顯然大有貓膩，與刻意無病呻吟的強烈嫌疑之處。
一來，杜先生並沒有誠實的講述「就在出現同樣命運」之前，台灣因自身各種應對方式，所可能出現的不同程度、範圍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評估，二來，一個充滿弔詭又帶點無奈的文義即是，既然台灣無論如何努力，唯最終的命運「都肯定仍是『被征服』」的進入所謂「中國擴張模式3步驟」的話，那麼，執政黨乃至是領導人又究竟該如何盡最大可能，來爭取台灣最大的福祉利益與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呢？直言之，杜正勝就只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罷了。
回應
杜說的擴張模式的3步驟-「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不就是冥盡黨在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在幹的鳥事。
杜把冥盡黨在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在幹的擴張模式3步驟-「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事實統統都洩露了說出來了...
三隻小豬都是成語的垃圾院士，其水準…，笑死。
令人懷疑所謂院士是否只是因為政治正確才上位，應該考慮取消杜的院士資格吧？
這不是西方的普世價值嗎？靶都已經畫好了，不就一直射箭就行
阿楨
時論廣場》民主與民本 誰以蒼生為念 2023/01/20 台大心理系名譽教授黃光國
中國式的「民本主義」，講究的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方法是「民主協商」，而不是西方所謂的「民主投票」。3月4日，大陸將召開全國政協會議。新華社指出，對全國政協委員人選將「逐個審核把關」，嚴把人選的政治關、廉潔關、形象關。
這當然不是賴清德主席心目中的「民主」，也不是五四青年夢寐以求的「洋菩薩」或「德先生」。我想請教賴主席的是：經過「民主投票」選出的貴黨前主席蔡英文，在「徵召」各種選舉候選人的時候，大權獨攬，有沒有像大陸這樣的「把關」？……
認定明清“閉關鎖國”的人，你們才是“閉觀鎖國” 2023-01-16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修木
1683年三藩之亂平定，臺灣收復，清朝坐穩，康熙下詔重新開海，不是以前的三年一貢的朝貢關係，歐洲帆船每年都可來廣州，還可建倉庫。康熙開海，並不是為了照顧歐洲人。中國有最大市場，而中國的瓷器、絲綢又是品質最好的。18世紀是康乾盛世，天下大致安定，而且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由此也帶來消費需求的急速增長。
回應
清朝賣出貨物，收穫白銀，基本是單方面的，中國怎能是閉關鎖國？
在客觀歷史上，清朝確實沒有閉關鎖國；但是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角度，清朝必須是閉關鎖國的，只有這樣，西方的殖民史觀才是成立的。
阿楨
'23.01.20趙少康 關中談「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6nKF6aa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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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2035年陸超美世界第一 2075年印度第二
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冷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檢討 關中 時報出版
內容簡介
美國神話變成謊話，美國民主變成笑話。
美國的資本主義其實是戰爭的資本主義、
掠奪式資本主義和贏者通吃的資本主義。
美國一向自認自己的偉大，自認是「山頂之城」、「希望之地」和「天佑之國」，「美國第一」是永遠。冷戰之後，美成唯一霸權，不允許他國挑戰。
美是最霸道的國家，有著強烈的優越感和使命感，自認是「例外」:有使命去宣揚基督教和教化落後的國家和人民；只相信資本主義，排斥非資本主義國家；以「利他主義」來包裝美國的自私自利，以「自由、民主和人權」、「解救被壓迫的人民」為口號，在海外打仗，其實都為自己的利益。
本書分析美後冷戰外交政策的失敗，使美享有的「單極時刻」不到20年便被消耗殆盡，「大美和平」曇花一現。
●像是北約東擴、攻打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推動以巴和解、北韓的核武問題、與中國的「化友為敵」等等，分析美國由勝而衰的原因。
●美外交精英集團──「美國戰狼」，評價美國的五位總統及外交政策上認知的錯誤。
本書詳解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並整理許多學者跟專家的論述！
肯楠(George Kennan)
敵人對美的危害，遠低於來自美國政治菁英們的幻想。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冷戰後，美國首要工作是妥善處理俄中問題。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美不可過度伸張武力，要爭取俄留在西方陣營，俄不能失去烏克蘭。爭取俄中合作，並以日印牽制中國。美最大夢魘是中俄和伊朗的合作。
漢廷頓(Samuel Huntington)
冷戰後，世界進入多極和多元文化並存時代，美應接受非西方文明，並尊重多元文明。西方文明的沒落，主要是道德敗壞、文化墮落和政治分歧。
佛格森(Niall Ferguson)
美未能記取歷史教訓，帝國不能只靠武力，還需正當性。美入侵伊拉克是公然說謊，在伊建立民主也是神話。中美，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中國的文化是難以匹敵的力量。
卡布蘭(Robert Kaplan)
中國崛起沒有任何不合法和不合理之處，東亞現狀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分裂國家經常會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統一。
阿楨
西方主導已步入尾聲？ 馬凱碩：未來是「新CIA」時代 2023/01/19 中時
新加坡《聯合早報》18日報導，新加坡銀行18日在濱海灣金沙會議中心舉行2023年展望論壇，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研究員、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表示，今後世界將不再由西方國家佔有主導，而是步入新的「CIA」——中國、印度、東協（China、India、ASEAN）的亞洲時代。
這並非馬凱碩首次提到「CIA國家」這一說法。早在2017年1月，他就曾在《今日印度》上撰文提及印度將有機會躋身成為「CIA大國」的一員，但這裡的A指代的還是美國（America）。去年8月，馬凱碩在一家新加坡資產管理公司舉辦的線上研討會上指出，今後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將是中國、印度和東協，即「CIA國家」。
阿楨
古代朝貢體系會在中國現代出現嗎？ 2023/01/18
回應
美國就是實際的朝貢體系，而且比朝貢體系更黑，中國朝貢體系只是形式上不平等，但是你除了稱臣之外，其他經濟上是賺的，中國不會干預你內政和誰當國王，美國是不僅經濟剝削，還嚴重干涉內政，控制媒體和核心的技術管道和產業。
你說的這個不是朝貢體系，是奴隸體系或者說黑社會體系。朝貢體系是雙方自願的。
失敗的顏色革命 2023/01/18 文大教授周陽山
2023-01-08巴西前總統波索納洛的支持者闖入巴西利亞的國會大樓，不是一次失敗的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指的是美歐國家以普世價值與國家利益為名，運用示威、抗議及暴動等手段，顛覆在地政權，輸出革命經驗，並實現「美國優先」與「西方優越論」的價值。2023-01-08巴西前總統波索納洛的支持者闖入巴西利亞的國會大樓，無疑是一次失敗的政變，也可說是流產的革命。
顏色革命_百度百科
顏色革命是指21世紀初期，美國在前蘇聯和中東北非地區發生的以顏色命名，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更迭運動。
顏色革命- 維琪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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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楨
新清史們想把清朝從中國分割出去，清朝重新界定了“中國” 2022-11-01
清朝國祚綿長之根本原因是：（1）將邊疆納入版圖，通過宗教和政治紐帶，而非訴諸暴力，消除了遊牧部落威脅；（2）繼承了前明正統，尊重士人特權、認同儒家理念，贏得地方精英忠誠。鮮卑族建立的北魏(386-534)、契丹人遼朝(907-1125)、女真人金朝(1115-1234)、蒙古人元朝（1271-1368），清朝最長(1644-1911)。
回應
以清為例，日本如果侵華戰爭最終獲勝，是否是中國正統？
乍一看像是，仔細想想，根本不可能發生。清在文化上相對中原王朝落後，入主中原會融入中原體系。而日本以亞洲第一自居，他們會拿清來表示法理性，而實際上是來搶劫，只是藉口而已。
中國古代的忠義是不分物件的，無論這個王朝是不是正統 2022-12-03
【本文來自《是否認同《出師表》的忠義，其實就代表了這個人是否認為季漢是正朔》評論區】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義”與物件無關。比如，伯夷、叔齊兩兄弟不食周粟的故事：殷商滅亡，二人不服從周朝統治，仍忠於殷朝，發誓不吃周朝的一口飯，活活餓死在首陽山。各自的臣民就應當忠於自己的政權，否則就是貳臣。清朝為維護自己統治而編寫的《貳臣傳》也是這一邏輯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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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中對〉諸葛亮在〈隆中對〉分析當時天下大勢，前段三分天下是歷史實然、後段以蜀國統一天下則是其應然願望，在此〈島中對〉以生物演化和中國歷史的實然來分析兩岸大勢。
〈中外文明實相〉中國文化的應然是民本(君輕民貴選賢與能，實然多昏君汙吏)革命(天命無常有徳者得之，實則改朝換代而已)天下統一(實則地方不斷分裂，尤其清末民主國族論之魔盒一開、獨素難收、至今藏疆港台毒癮不時發作)以文化判夷狄(故文統才是正統，實則以父系血統)，故見商(東夷)周秦(西戎)楚漢(南蠻)五胡蒙元滿清(北狄)等先後入主中原，滿清比蒙元認同中華文化，故清國命長296年(1616努爾哈赤建立王朝稱汗-1912)，而開創最大版圖的元朝只97年(元世祖1271定都元大都-1368元惠宗出亡)，唐雖胡化但自認父系是漢族。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135413
阿楨
對於長城防禦體系的作用，不能用機械化部隊的角度來考量 2022-11-17
【本文來自《明長城能不能起到抵禦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作用？》評論區】
能！長城不只是一道牆，而是包括關城、墩台、屯兵城等在內的防禦體系。在冷兵器時代，提供了防禦支點、後勤支援、進攻出發地、屯兵地、制高點等等，易守難攻。我曾把北京境內的明代內長城都走了一遍，對此深有體會。
所謂長城無用論 2022-11-18
現在，很多所謂專家都在貶低長城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發揮的作用，我有不同的看法。歷史上大多數時候，中原王朝是不擅長遠程進攻作戰的，正是農業民族定居的根本特點，決定了以防禦為主。小到每家每戶有圍牆，村鎮有堡寨，每個城市有城牆護城河體系。大到整個國家來說，以農業定居生活和步兵防禦作戰為主的中原民族，因為要直面以遊牧生活騎兵流動性作戰為主的草原民族，故而北方邊界花費海量資源修築了萬里長城。如果沒有這道長城，黃河以北估計早都被草原民族佔據了。長期反復性的騎兵突襲，僅僅依靠農業社會散落的村寨和孤立的軍事堡壘是無法堅守的。歷史上長城邊塞被突破入侵固然並不罕見，甚至有些朝代是經常性事件，但是遊牧生活的草原民族是無法在長城內持續擴張的，最後不是選擇退出，就是定居被同化。
綜上所述，長城的作用不可低估，即使現代社會，很多國家邊界線還是以河流高山等自然障礙作為分界線，甚至美墨邊境為了阻止非法移民還要建造隔離牆。所以說，某些所謂專家的長城無用論，完全是不懂歷史軍事和政治。
阿楨
文章認為，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源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從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文章表示，衡量歷史是非須置於當時的特定環境，後人不能苛求前人。今人既不能為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歌功頌德，也不能以「閉關鎖國」全盤否定明清歷史對中國、對世界的意義。保守、落後、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籤化為「閉關鎖國」。文章還稱，客觀而言，「自主限關」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方殖民主義者血腥東擴的步伐。
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有錯嗎？ 2022-11-16
首先，今天對於中體西用的批判，是基於20世紀以來社會學、政治學等現代化理論而進行的，不能拿去指責古人的無知；其次，對中體西用的廣泛批判出現在甲午戰爭之後，但從洋務運動開始到甲午戰爭間30年並不認為中體西用有那麼大的問題。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接受兩者；接受前者，拒絕後者。今天，我們非常容易理解，現代化並不只有西方化這一種模式。但問題在於，在19世紀，世界上只有“西方”這一個地方是現代化的，你找不到其他任何參考的樣本。由此一來，對於世界各國的文化精英們來說，就必然要面臨一個問題——如果你全盤西化，本土文化必然要受到衝擊；如果你不“西化”，則你的國家在列強堅船利炮之下難以生存。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日本“和魂洋才”，都是要避免“西化”而更追求“現代化”。
阿楨
說明清“閉關鎖國”的人，你們才是“閉觀鎖國”！2022/11/18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不是傳奇的大航海》第25集--歷史認知上的閉“觀”鎖國才是我們的老毛病
明清時代的中國有閉關鎖國嗎？可以說沒有，也可以說有。 說沒有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人跑來跟中國貿易。 說有是因為我們沒有認真去觀察瞭解外部世界。 貿易上沒有閉關鎖國，認知上卻有閉“觀”鎖國。 直到今天，我們許多人的歷史認知，依然是閉“觀”鎖國。
海禁--維基
海禁（又稱洋禁），是一種鎖國政策，旨在禁止民間私自出海，也限制外國商人前往本國通商，具體實施隨著時間變遷而有張有弛。海禁本來的目的是為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的初衷，日韓亦有此政策。然而，實際上海上貿易反因海禁而更加猖獗，歷代各政府的海禁最後都不了了之，最終以開港通商收場。
影射當前大陸處境(西方圍堵中國) 明清時期「閉關鎖國」重被學界討論 2022-08-30 聯合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最近發表一篇萬字雄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試圖為「閉關鎖國」政策「平反」，引發學術界震動，連媒體都參與討論並稱，「閉關鎖國」絕對不會是中國要走的路，中國繼續對外開放的決心十分堅定。
阿楨
易中天認為清朝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沒有前進動力才衰退，如何評價他的觀點？
2022-11-08的直播節目《老俞閒話》中，易中天認為，清清朝解決了奪嫡、藩王、民族等此前朝代沒有解決的問題，民生問題清朝也是解決的最好的。而正因為這些問題都被很好地解決之後，整個國家就開始不思進取，只享受太平，喪失了警惕心，所以不可避免的走向腐敗衰退。
回應
清朝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乾隆皇帝的“十全老人”自稱也是發自其內心的自豪。和現在西方國家動不動“民主自由”“歷史終結論”如出一轍。所以總體上來說我認為易中天說的也沒有錯，不過要分鴉片戰爭前和鴉片戰爭後兩個階段。鴉片戰爭前清朝統治們認為就算王朝遇到短暫困難憑藉對整個國家的強大掌控力仍能有效解決。鴉片戰爭後，被西方深深震撼了，有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
阿楨
以權謀私就是拿錢立法。第一，把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讓利益集團能夠獲取暴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毒品合法化，高利貸合法化；第二，把合理的事情非法化，以保護人民、環境、文化等為名，立法消除市場競爭，使得利益集團可以永續、合法地獲取幾百倍的暴利。這裡只舉美國的醫療產業利益集團醫療,美國GDP約18%花在醫療，是發達國家裡面最高的，而醫療水準，卻是發達國家裡面最低的。
公知們不是說美國的民主制度有糾錯功能嗎？絕對不會，美國的腐敗只會越來越嚴重。美國式腐敗產生的根源，其實正是美國的“愚民民主制度”。
回應
根本沒有民主選舉，只是民粹選舉，民粹政治本質就是愚民政治。
看看美國工程的報價，可見，美國是最腐敗的國家。
修個14平公廁，美國三藩市要花170萬美元，還要修兩年…
2022-10-19，美國《三藩市紀事報》刊文發問，為何三藩市市修建個150平方英尺（約13.9平方米）的公廁，要花170萬美元？這個公廁還得等到2025年才能使用？
回應
這成本沒有腐敗誰信呢？
關鍵是民主的腐敗是合法的支出
公知說，老百姓覺得這屆政府修不好公廁，可以用選票把他選下去，選一個能修好公廁的市長上來
“美國加州的建設速度比中國慢了100倍”，馬斯克：沒錯！
2022-10-19，有美國線民在推特抱怨加州矽谷的建設力度不足，得到企業家、天使投資人Balaji Srinivasan在推文中舉了“福建龍岩火車站9小時完成改造”、“北京三元橋43小時更換橋面”等4個中國“基建狂魔”案例，以抨擊美國基礎建設之糟糕，引發共鳴一片，不少線民都對此怨聲載道。特斯拉公司馬斯克也附和道：“沒錯！”有線民指出，馬斯克在中國的特斯拉超級工廠從動工到投產交付僅用了11個月的時間，他對什麼是“中國基建”、“中國效率”想必深有感觸。
回應
因為中國人踏實進取，埋頭肯幹，這些素質是你們所不具備的！
旅居中國的新西蘭專欄作家Andy Boreham（安柏然）在外網發了九月上海電費帳單141元（19.6美元），結果有些人表示難以置信，也有不少魔怔人懟得他體無完膚，更多的還是羡慕嫉妒恨哈。
有人說自己這個月的電費是1500澳刀（945美元，人民幣6785元）還有的比較廣東是每個月150元，多倫多則是每個月150加元（人民幣787元）
回應
我家電器電飯寶、洗衣機、空調、電視機、電腦、照明燈最熱時用空調一個月才200元左右，春秋不用空調電費不到90元。
阿楨
吳鵬：一部華夏文明史，是從大河大江走向大海大洋的歷史 人大歷史博士 2022-10-19
回應
1.明朝算GDP是當時世界第一， 2.白銀貿易就是明朝構建的，3.中國到西方來明朝才出現啟蒙之光？原來西方來了我們才擺脫愚昧，感謝侵略者。總之，跪得真乾脆。
德媒：西方在學習中國
德國《焦點》週刊2021-05-06 “無聲的制度變革：我們正在複製‘中國的資本主義’，具有五個特徵：
第一，在中國，中央銀行的貨幣體系不僅為實體經濟提供動力，而且以空前的力量將額外的資本推向了市場迴圈。它不僅可以刺激經濟，還可以擴大規模。
第二，西方正在改變其作為福利國家的形象，養老金、長期護理、健康和失業保險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國家福利，而是作為一種相互保險。
第三，在應對氣候變化、發展電動汽車以及數位化進程中，國家正在成為推動力。中國通過國家激勵計畫，制定法律要求和投資項目，擔負起發起者的角色。中國政府稱之為“工業政策”。
第四，國家不僅為企業制定法規，而且自身也越來越扮演參與者的角色。例如，美國總統拜登發起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和教育計畫，要與中國競爭。今年，美國的國家債務（與GDP之比）預計將達到133.64％。
第五，“這場無聲體制變革的秘密榜樣是“中國模式”。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快於美國。
貪婪是人的本性！旅美華人李新野：美國的腐敗令人絕望 2022-10-15
如果說 “普通人給公務員塞錢，換取公務員讓你辦事方便”這種直接的腐敗，美國是基本沒有的。剛到美國的時候，發現美國政府、醫院、學校等等所有單位的辦事都十分正規。當時我以為，美國真的是廉潔的國家。但是，隨著生活閱歷的增加，慢慢地接觸社會頂層，我才發現，美國的腐敗其實是系統性的、無處不在的。從本質上講，腐敗其實就是權錢交易，美國極其腐敗：行賄；以權謀私。
在美國，普通人直接給公務員塞錢是很嚴重的犯罪行為。但是你懂得門道的話，有上萬種方法可以合法行賄。競選捐款，邀請演講，就是成立慈善基金會，上任前或者卸任後都在大企當高管、董事會成員、顧問等職位。
阿楨
美媒：美國遏制中國可能將誘發全球蕭條
美國《歐亞評論》網站2022-08-31 “遏制”中國可能引發全球蕭條 拜登政府為追求美國的單極霸權，正給中國、西方、新興亞洲和全球南方的未來經濟穩定帶來風險。
全球疫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稱，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上世紀90年代前，貧窮經濟體主要依賴西方。經過幾個世紀破壞性的殖民主義，戰後貧富國家差距有增無減。到本世紀10年代初，中國對中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明顯增加，而經合組織經濟體對低收入經濟體的影響顯著下降，對中等收入國家的影響停滯不前。這些趨勢隨著中國海外投資的增加和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啟動而加速，推動許多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現代化進程。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之前，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最重要的是，中國還拉動世界許多中小經濟體的前進。而現在，這個偉大的項目正受到威脅。拜登政府把與中國的摩擦變成另一場毫無理由的冷戰，使世界經濟瀕臨深淵。由於全球相互依存的關係，任何破壞中國穩定的做法都有可能破壞西方國家幾十年來的生活水準，同時將最脆弱的經濟體變成失敗國家。
全球增長引擎的作用體現在貿易和投資，以及與主要經濟體合作的國家。中國2/3的出口流向北美、西歐、東亞、東南亞地區多個主要經濟體以及俄羅斯和澳大利亞。而中國出口的實際影響要大得多。即使中小型經濟體的絕對進口量較少，但它們的相對進口量往往較大。2021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將近3.4萬億美元。同年，中國進口總額飆升至近2.7萬億美元。幾十年來，中國出口的商品和更便宜的價格促成低成本和低通脹。如今任何破壞中國貿易的重大威脅都會對中國、美國及其盟友和全球南方構成6.1萬億美元的威脅。
去年，全球並購活動飆升至5.9萬億美元。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疫情後的上升趨勢相一致，總額為1380億美元。中國接受的外資達1730億美元，同比增長20.2%。由於2020年的基數相對較高，兩位數的強勁增長令人矚目。當西方主要經濟體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試圖破壞中國經濟的穩定或遏制中國的經濟崛起時，他們有可能危及每年超過3110億美元的投資。更糟糕的是，這威脅到貧窮經濟體在經歷西方幾個世紀的殖民掠奪之後，提高生活水準的歷史機遇。
隨著美歐在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代理戰爭，所有主要參與者數月後將面臨衰退。諷刺的是，這些無端的代理衝突和新的冷戰幾乎沒有任何理由，若任其發展下去，地緣政治誘發的全球大蕭條將不可避免。（作者丹•斯坦伯克，喬恒譯）
阿楨
港媒：為什麼喬治•肯南的遏制戰略對中國不會奏效
香港亞洲時報線上2022-08-27為何肯南的遏制戰略對中國不會奏效 在《蘇聯行為的根源》結尾部分，喬治•肯南認為，從美國政策角度來看，與蘇聯對抗及增加對其壓力的風險是可控的。
他表示，這是因為美國在蘇聯的利益“非常小”。美國“沒有投資需要保護，沒有實際的貿易損失，幾乎沒有公民需要保護，也鮮有文化聯繫需要維護。”
肯南對於美國在蘇聯利益“非常小”的觀察，與當今的中國幾乎沒有相似之處。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支撐超過100萬個工作崗位，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超1000億美元，每年雙邊貿易額超5000億美元，美國投資者持有超1萬億美元的中國股票。中國到2030年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到2040年將擁有最大國內消費市場。到那時，這些利益將會放大。
從美國對華政策以及印太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遏制都不是合適的選擇。首先，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戰略構想必須以現實和客觀性為基礎。如美中競爭是民主和獨裁的全球較量等說法，不僅偏離真正重要的任務，且影響對現實的準確把握。其次，美國的戰略概念須被賦予一種內在的克制和節制機制。再次，中國挑戰時代的競爭將主要是經濟和技術的，而非軍事或意識形態的。軍事競爭通常是零和的，而經濟交流本質上是正和的。隨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其他同等國家，其國內市場的吸引力將給美西方國家集體行動造成問題。
此外，中國的龐大市場將決定華盛頓在制定有選擇“脫鉤”的供應鏈戰略時謹慎行事。一個阻礙盟國和夥伴與北京先進技術交流的經濟安全邊界，很可能成為21世紀地緣經濟的馬其諾防線。最後，北京對兩極秩序的概念並不陌生。但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華盛頓將發現在印太地區組建和深化一個由盟友和夥伴組成的針對中國的兩極聯盟非常困難。在中國建立和鞏固強大的中央集權，幾千年來一直是東亞和平、繁榮和穩定的最可靠的保障，區域國家都會追隨中國向外輻射的影響力。（作者蘇拉布•古普塔，喬恒譯）
阿楨
澳媒：歷史證明，“恐華症”完全是荒謬的
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網站2022-09-07 “朝貢體系”和荒謬的“恐華症” 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有傳統的“恐華症”，但“黃禍”的想法完全是無稽之談，更不符合歷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象徵1618年至1648年歐洲爆發的大規模戰爭結束而簽訂的一系列和約——編者注）是歐洲人為自己設計的。西方列強或許想在歐洲尊重主權，卻無意讓世界其他地區享有同樣權利，當然也不打算讓被他們征服的殖民地享有。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也許能與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共存，但反過來則不行。西方向來認為可以把自己的宗教和思想強加他人，卻不能反過來。西方將其模式強加給中國的方法是軍事壓力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告訴中國該怎麼做，並將條件和思想強加給中國。且歐洲人總是不公平地指責中國做了他們自己正在做的事。
中國很少派兵到境外作戰，從未為征服而出兵。1979年中國展開對越自衛反擊戰，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軍隊沒有試圖佔領越南首都或改變其政府。而且自那之後，中國未發動過任何戰爭。
這與美國的行徑形成鮮明對比。有學者提出“美國朝貢體系”的觀點。但它迥異于本質上和平的中國朝貢體系。美國試圖通過聯盟和夥伴關係來控制世界。與中國不同，美國不斷派兵控制其他國家的國家意識形態及治理體系，聲稱平等，實際卻是基於統治和維護霸權。
如今，西方主權體系已變成西方的霸權體系。這個體系的本質是不惜一切代價堅持霸權，同時指責中國是威脅。而事實上，真正的威脅來自西方。“恐華症”“黃禍論”在澳有增無減。澳大利亞研究所國際與安全事務專案主任艾倫•貝姆說得對，“結果顯示，輿論與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的現實脫節。這些結果支援了重啟澳中關係的方式……但重啟應基於事實和國家利益，而非販賣恐慌。”
誠然，如今中國人遍佈世界大部分地區。但他們是出於和平目的，比如從事商業活動，進入各行各業，通常做出有益甚至是傑出的貢獻。關於“黃種人”一心想要征服澳大利亞或其他地方的陳詞濫調，並沒得到歷史的支援。事實上，“恐華症”和 “黃禍論”不僅是種族主義和侮辱性的，而且完全是荒謬的。（作者柯林•馬克拉斯，陳俊安譯）
阿楨
有關東亞與東南亞祖先人群，學術界有一個“兩層假說”，即距今5000年及以前，中國福建奇和洞人與臺灣海峽亮島人等古南方人群，屬於“第一層”人群，他們與從事農業經濟的“第二層”農業人群，也就是現代東亞人，是截然不同的。
不過，付巧妹團隊通過這次古DNA研究卻發現，在至少8400年前，組成現今東亞人群、南島語系人群基因結構的主要祖先群體之一，已經在東南沿海出現。
沒有外來人群的“大換血”
在約9000年前農業出現以來，歐洲人群就不斷遭遇近東遷徙而來的農業人群，以及歐亞草原人群等外來群體的“大換血”。換言之，外來人群長期在重構歐洲人群遺傳信息，對現今歐洲人產生重要影響。
我國的情況卻有所不同。根據這次研究可以看到，雖然早在9500年前，我國南北方人群已經分化，但南北方同期人群的演化，基本是連續的。
“這說明我們沒有受到明顯的外來人群影響，遷徙互動，也主要發生在東亞區域內各人群間。”付巧妹說。據她推斷，這可能與我國是稻作和粟作農業的獨立起源中心有關，不需要外來人群帶來農業，就能夠較好地自給自足。
阿楨
“神秘面紗”揭開！9500年前就有南北方人之分了 2020/05/19 中國青年報
5月15日，國際學術期刊《科學》線上發表一項關於華夏族群探源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該研究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付巧妹團隊主導，利用古DNA技術開啟了一趟尋根之旅，歷經8年艱辛探索，逐步揭開東亞尤其是中國史前人群南北格局、遷徙擴散及遺傳混合的“神秘面紗”。
“我國南方大陸炎熱潮濕的氣候導致南方的樣本材料不僅稀少，而且微生物DNA污染嚴重，人類DNA被高度甚至完全降解。”他們深入南方30多個遺址，採集了257例古代人類樣本，，最終取得突破，能夠從大量土壤微生物DNA裡“釣取”極其微量的人類內源DNA，可成功捕獲僅占0.03%的人類核DNA。
結果發現，在沿著黃河流域直到西伯利亞東部草原的人群裡，至少從9500年前起，他們就攜帶一種以新石器時代山東為代表的古北方人群成分，而中國大陸沿海及臺灣海峽島嶼人群，至少從8400年前起，就攜帶一種以新石器時代福建及其毗鄰島嶼為代表的古南方人群成分，這意味著，早在9500年前，我國的南北方人群就已經分化了。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南北方人之間的差異性和分化程度，又逐漸縮小了。付巧妹說，這種變化暗示著，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南北方人之間已經有了頻繁的遷移與混合。至少在8000年前，南北人群融合與文化交流的進程即已開始，4800年前出現強化趨勢，至今仍在延續。
阿楨
中國科學院：雲南“蒙自人”與美洲原住民存在深度的古老祖源遺傳聯繫 2022-07-15
中科院昆明動物所專家運用科學手段，對在雲南蒙自發現的“馬鹿洞人”頭骨化石開展古DNA遺傳學分析研究發現，中國南方的古人類和最早的美洲土著人類之間存在深度的古老祖源遺傳聯繫。成果7月14日在國際學術期刊《當代生物學》上發表。
雲南位於中國西南山地、東喜馬拉雅山地和印緬山地三個世界生物多樣性熱點的交匯地帶，不僅見證了“寒武紀生物大爆發”的奇跡，同時目睹了人科物種從1,200萬-600萬年前的祿豐古猿、約170萬年前的直立人“元謀猿人”，再到1.4萬年前的智人“蒙自人”等多個人類重要的演化階段。
“蒙自人”的線粒體遺傳世系屬於一種未知的M9支系，可能是亞洲古老型人類與早期現代人混血的結果，這種遺傳背景是晚更新世美洲最早定居者的東亞源頭。
此外，通過重構膚色基因OCA2的一個關鍵突變（His615Arg）的跨時空分佈模式，研究者發現導致比東南亞人群“更白”的中國人群淺膚色的這個突變最早在約7,500年前發生于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之後，作為對高緯度地區紫外線照射強度減弱的遺傳適應，該突變的頻率在東亞人群中逐漸上升，直至在現代東亞人群的平均頻率達到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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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可以推翻非洲起源說，不是支撐。
我理解部分壇友不願意接受非洲起源說，他們主要的觀點在於無法接受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起源”自非洲，這我覺得毫無必要。
為什麼不接受就是因為非洲起源說有漏洞。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不是光非洲才有，而是全世界“滿天星斗”，各地區都有，從能人到直立人，古人類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了從非洲向世界各地擴散的過程，每一次遷徙也不是“踏入無人之境”，而是與各地原有的古人類交往爭鬥。中外的科學家根據人類基因研究和考古的發現，非洲起源說已經更新了很多現代研究成果，並不排斥各地古人類基因的混入。
阿楨
馬鳴謙：安史之亂後，中國文化轉向保守？ 2022-06-25
深究安史之亂的禍亂根源，實由唐玄宗在天寶年間施政昏聵、剛愎自用造成。行政一味交托權相李林甫，而邊鎮則一味信用番將，無所節制。它造成的動盪和毀壞，比之西晉“永嘉之亂”更為嚴重。自李唐立國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前後已承平140年，所以對唐人造成的心理震動尤為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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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時間的歷史來看，安史之亂在隋建立時就已註定。首都在西北長安，但主敵在華北和東北，必須在燕山腳下維持一個巨大的軍事集團，隨時應付來自蒙古高原和東北地區的敵人。宋之後元明清，首都在北京，天子守國門，拱衛京師和征服蠻族的武裝力量合二為一，解決邊軍尾大不掉的問題。同樣，兩漢，長安首都也是軍事重鎮，那時主敵在西北和陝北。
從北宋到南宋，儘管百病纏身，但是非常有錢，前後統治了351年。宋的重文輕武，原因是五代十國的“武德過剩”。從長週期來看，南北宋的燕雲十六州的長城被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了，長城是農民民族修建用來防禦遊牧民族的預警系統，大部分在中國400毫米降水線附近（以北是半乾旱草原適合遊牧，以南是半濕潤旱地適合農耕）。從長週期來看，南北宋進入“冷週期”，400毫米等降水線南移，導致遊牧民族的南移。
很奇怪，保守難道就是罪大惡極？這種政治正確不要搬到中國這個世俗國家來。
保守，是實力下降衰敗後不自信的表現
5000年以上的歷史足夠長，經歷足夠豐富。各有各的“開放”“保守”。不存在單一不變的“正確”，所謂過猶不及，過不過必須在當時條件判斷。羅馬帝國末期，非常開放，結果蠻族進入羅馬帝國，導致羅馬帝國被顛覆。美國工業化的過程其實長期是保護主義對外不開放的，如開放，整個市場早就被英法製造占滿了。
楨：有些公知大V噴子還「理盲濫情」到史盲、說啥「漢唐長城都矮，主動出擊，才能勝利，宋明長城再高，消極防禦，還是會被突破。」其實自從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失去騎兵天然屏障之後，宋根本沒控制過長城，北宋太祖和太宗幾次想收復燕雲十六州、恢復對長城的控制、但皆敗。而明朝一直採取主動進攻戰略，但除了明成祖數次北征稍有成之外，明英宗土木堡被俘、明武宗兒戲般御駕親征、也皆敗，直到萬曆後國衰才變消極防禦，後金也無法突破山海關，最後是靠吳三桂引清兵入關。
阿楨
蓮花清瘟擋了誰路？ 2022-04-19
最近，先是自媒體“睡前消息”點名，再是王思聰裹挾流量攻擊，然後是“丁香醫生”定點轟炸，媒體人、資本家、“專業人士”聯合起來了，目標是一款一盒十幾塊的中成藥，黑中醫的反動勢力有多強大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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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醫生呼籲不要吃連花清瘟預防新冠，而權威專家觀點是連花清瘟是治療新冠而不是預防。丁香醫生的惡毒就在這裡，它說預防，沒說治療。
2019年1月，由王辰院士承擔，衛生部北京醫院、首都醫科大學朝陽醫院、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廣東省中醫院等全國13家三甲醫院參與的“連花清瘟顆粒治療非流感病毒性肺炎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多中心臨床研究”正式揭盲。研究結果顯示連花清瘟在改善非流感病毒性肺炎患者體溫、咳嗽等臨床症狀方面顯示出良好療效
楨：相對於江澤民的「右南」，習的文化屬性「左」（習乃清大馬克思主義法學博士＋中共的反資本反封建之本質）「北」（習和國母彭麗媛都出生北方）。江的海派文化雖開放包容，但也奢華、易生貪腐，民氣「仇官仇富仇名」。習上臺後，民氣可用，先反貪肅腐、樹立官威，再私心自用「殺猴警雞」打壓各行各業。
儒學腐敗是近代在文化上營造出的巨大謊言。2022-04-20
近代洋務運動後，新文化那批人營造出一個文化上的巨大謊言，即儒文化是腐朽、落後、順從、奴役下層人民的，之所有到今天這個謊言還沒有被戳破，原因很簡單，就是儒學經典沒有走進義務教育的課堂。
到今天，我們七成多的大學生甚至沒有完整讀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卻將教科書上某個時代背景下刻意塑造出的孔乙己、范進這樣的虛構人物奉為儒學代表人物，沉迷於自我構思出的儒學腐敗論，對此如思想鋼印般深信不疑，並對所有基於儒學經典的反駁都不願聽、聽不進去，這就是近代教育在文化層面的系統性失敗。
回過頭來說最現實的，就華夏儒家文明圈，現在有誰混的不好？
中、日、韓、越，就最拉跨的越南也是南亞一霸。
阿楨
《自然》最新研究：日語、韓語等或發源于中國東北
2021-11-10，《自然》的研究指出，包括日語、韓語、突厥語、蒙古語在內等泛歐亞語系，全部起源自9000年前的中國東北遼河流域農業文化，幾千年來當地農民輾轉向東、向西遷徙，陸續抵達朝鮮半島及日本群島。
稱為阿勒泰語系（Altaic）的泛歐亞語系（Transeurasian）家族包含日語、韓語、蒙古語、突厥語等多種現代語言，這些語言的使用如今廣泛分佈在東亞朝鮮半島、日本群島，北至西伯利亞平原，西至西亞，長久以來這些語言來自哪裡、以及是否有關聯，一直是語言學家爭論的議題。
傳統上，學界認為這些語言開枝散葉，主要是經由遊牧民族從東部草原向西擴散而來，不過最新跨國研究認為，泛歐亞語系來自同一個祖先－9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遼河流域小米農民，而且是通過農業文化傳播。這個區域涵蓋現在的中國遼寧省、吉林省及部份內蒙古地區。
這份研究由英國、中國、捷克、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南韓、俄羅斯、荷蘭、美國等11國研究人員共同完成，研究人員主要通過基因學、考古學及語言學等3個層面進行分析。
在語言學分析層面，研究人員在98個語言中建立超過250個和農業相關的辭彙概念，這些辭彙包括耕地、播種、種植、小米，從而確立源自農業文化的假說。
在基因學層面，研究人員分析23具古代遺骸，並且比對9000年前北亞、東亞住民的基因資料，研究證實“韓國與日本人有西遼河血統”。
在考古學層面，研究人員考察了中國大陸、日本、朝鮮半島、俄羅斯遠東地區255個考古遺址，評估當地陶器、石器、動植物遺骸等相似性，顯示青銅器時代的遼河西部地區和韓國的無紋陶器遺址、日本彌生遺址有關，顯示稻米及小麥種植文化早在進入朝鮮半島以前，就已經傳入遼東、山東地區，爾後再傳入日本。
研究第一作者、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比較語言學家羅貝茲（Martine Robbeets）表示，“接受某個人的語言、文化、民族起源自國界之外相當於放棄身份，這對人們來說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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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這讓韓國人怎麼搞。
完了，棒子們的玻璃心該碎成渣渣了
你小瞧韓國了:東北自古以來是韓國的
你還是小瞧了韓國，看他們的教科書古代高麗地圖涵蓋了現在中國地圖的三分之二
阿楨
為何幾個超級帝國都短命？而英美卻可以稱霸世界一段時間？ 2021-06-13
歷史上最強大的的幾個超級帝國，比如亞歷山大帝國、帖木兒帝國、蒙古帝國、拿破崙帝國、大英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秦帝國、隋帝國等等都是短命王朝，這些帝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人，而這個強勢的領導人一旦掛掉了，這些個帝國也就走到了盡頭，要麼四分五裂，要麼崩潰，要麼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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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說秦、隋二世而亡，不說漢四百年國祚，唐近三百年綿延的，都是在惡意解歷史。
美國從建國開始才多少年，給他面子不提蘇聯就算他是從二戰後就開始稱霸也才七十幾年。
因為英美可以利用金融霸權把國內危機轉嫁給殖民地/他國！
英國從1815年打敗拿破崙帝國算起到二戰結束，世界霸權130多年。二戰後，是冷戰時期，美蘇平分世界霸權。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才真正的獨霸全球，也不過30年！
阿楨
近代以來，由於落後的現實，中國的歷史遺產受到質疑。同樣是以某一國為中心，殖民時代的“日不落帝國”與霸權主義世界觀下的美國，卻很少受到人們的嘲笑與蔑視。
事實上，如果完整地考慮經濟貿易，朝貢的國家層面經濟損失，完全有可能轉變為民間的經濟收入，甚至於再通過官營商貿、稅收等形式返還於國家。
古代尚且如此，紛繁多樣的現代經濟自不必說。在評判國家對外政策的時候，如果只考慮直接經濟效益的得失，恐怕是一種不甚高明的認識。
明朝，在對外武力強盛的永樂、宣德年間，對國際糾紛的干涉也頗為有效。比如暹羅王朝入侵鄰國，經過明成祖的訓誡，暹羅派遣使者入朝請罪。安南發生弑君內亂，更是被明朝直接出兵平定。但從明代中葉以後，再無艦隊遠航，明朝國家的對外政策也趨於保守，對國際關係的維護停留於缺乏實際效力的紙面文字。比如正德六年滿剌加被佛郎機（葡萄牙）人攻陷，國王派使節向明朝求援，明朝只是譴責佛郎機，並沒有更實際的行動。在缺少武力震懾的情況下，朝貢體系很難有效解決重大國際糾紛。
晚明以後，先有日本侵略朝鮮，引發明朝直接出兵，而後女真興起于白山黑水之間，以明朝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遭受連番衝擊。面對來自朝貢體系內的挑戰，作為宗主與國際秩序中心的明朝已是應接不暇，一步步地走向兇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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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叫政治意義？除了滿足皇帝本人的虛榮心，對國家對老百姓有什麼好處？
維持中國周邊的大致一個和平環境，這不是好處？去年緬甸內部有問題，大量難民逃到中國境內，還有炮彈落過來，這還是小亂，如果周邊各國時不時的打仗，中國也會總受不利影響。
今天官方都很少說朝貢了，怕給人口舌說我們的霸權。但這篇文章分析的很中肯，對朝貢體系，應該歷史的看，辯證的看，不能因為人家罵兩聲我們也不敢說了
朝貢體系當然不完美，但是相比同時間段歐美是什麼體系？就是武力殖民體系。現在是經濟殖民體系。
https://www.guancha.cn/baoer/2020_12_09_573957.shtml
阿楨
保爾：朝貢，只是明朝在賠本賺吆喝嗎？ 2020-12-09 觀察者網
人多了就會有江湖，國家多了就要有國際秩序。
有人說，朝貢就是打腫臉充胖子；也有人說，朝貢是大國身份的象徵；還有人拿今天的國際組織、貿易條約類比古代的朝貢體系。
朝貢首先是政治事件，明確中國是宗主國，來朝貢的國家是藩屬國的關係。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回報:統治政權給與認可，頒發金印、敕書等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憑證。
富有四海的中國皇帝，接受了異域藩屬不遠萬里送來的禮物，包括明朝在內，歷代朝貢都存在“薄來厚往”的情況。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抱怨，中國吃了太虧，白花了真金白銀，只不過滿足了皇帝的虛榮心而已。
這批評，或多或少存在失實與誇大。今天看來，朝貢具有不平等的屈辱屬性，但在傳統的政治格局下並非完全如此。
如航海家費信所言，當時各國使臣爭先恐後向明朝朝貢：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貢獻臣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朝貢體系的建立不是強迫或征服的產物。較之于近代以來西方建立的殖民體系，朝貢體系要溫柔地多。
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對各國的內政並不感興趣，更不在意實際控制權。較之於霸權國家主導的世界體系，古代的朝貢體系更富有和平的因素。
用經濟得失評價朝貢體系，主要是在上世紀中葉，受到“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大討論的影響。
西方列強殖民時代的對外關係促進海外貿易擴張，甚至鼓勵海外搶掠，由此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同一時期，西方在賺錢，中國在虧本，長此以往，最終中國全方位的落後了。
不過，這樣“算帳”，未免太小氣。在傳統東亞世界中，中國在各方面都具有絕對的優勢，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期處於輸出的地位，就經濟利益而言，與其大費周章從海外獲得資源，不如在本土深入發展。“厚往薄來”無論是來還是往，其數量都是有限制的，朝貢對國家財政的影響非常有限。
以被後人詬病的明代朝貢為例，幾乎找不到正常朝貢往來對國家財政造成衝擊的記載。反而是在朝貢體系下的國際秩序被打破時，明朝被迫親自出手收拾，才會真正耗資不菲。
在以中國為核心的龐大國際秩序之下，傳統時代的東亞世界還存在次一級的朝貢體系，比如日本對琉球、安南對占婆，都提出了朝貢的要求，並形成了相應的次級國際秩序。朝貢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國際秩序，都曾是東亞世界國際關係的基石。
阿楨
歐盟駐華大使：美歐應對「戰狼」外交說不 2020-12-11 德國之聲中文網
據路透社報道， 歐盟駐中國大使郁白(Nicolas Chapuis)本周四在北京舉行的一次能源論壇上表示，歐盟希望與美國新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達成一致。“如果我們可以，如果中國准備合作，那就讓我們盡可能地與中國合作。而當必須反對的時候，我們就要反對。”郁白還稱，“我們需要達成一個共識，對霸凌、恐嚇和脅迫式外交、‘戰狼’外交說‘不’" 。
針對外界對中國實行“戰狼外交”的批評，華春瑩本周四回應說，”從根本上講，關於“戰狼外交”的非議實際上是“中國威脅論”的又一個翻版，目的是讓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讓中方放棄說出事實真相的權利。這些人應該明白，中國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國了，中國外交代表和捍衛的是佔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14億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尊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為了維護中國自身正當合法權益，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為了維護國家利益與尊嚴，為了維護國際公平與正義，就做戰狼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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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西方的獵巫外交/雙標外交/歧視外交/高傲外交/... 大聲說 NO！
阿楨
網路小說是否能成為中國對外文化輸出的成功案例？ - 知乎
對於近年“美國人看網文”事件，網文是否能像日漫一樣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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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潛力，但是現在不是。東南亞那些國家我不知道,但就我學校的美國同學沒幾個人讀過中國小說,,不說好萊塢了,就說日本,當年有龍珠/pokemon/哆啦A夢這種世界級IP 然後才吸引了更多更多的受眾,中國網路小說顯然沒有.
文字和動漫一樣嗎？不說網文了，就拿最英日文暢銷書，中譯本讀過的一年能有幾本？
所謂網路小說只是長篇章回小說在進入互聯網時代後所獲得的新的平臺，有幾個特點。一、作家群體更廣泛，小說創作已經從傳統的“文人”擴大到更多的階層。其二、作家收入有保障，收入頂尖的作家階層出現。其三、體裁多樣化。幻想小說從單一的武俠體裁發展到玄幻、仙俠、官場、奇幻、D&D、穿越、遊戲等等，更多更新穎的體裁吸引越來越龐大的讀者群。
網絡文學或將成為中國文化輸出的重要方式 2017-03-28 威鋒網
說到中國文學，四大名著曾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輸出到國外。不過近年來，就像是國內美劇需要依靠字幕組一樣，東南亞也出現一些翻譯組。不少的網絡文學開始出現了實體書，甚至搬上了大熒幕，就像近年來大火的《步步驚心》、《甄嬛傳》、《琅琊榜》等等作品。
美國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作品都是文化輸出的經典，同時也將其思想與文化帶到了世界。也許有天中國網絡文學也能成為一種文化載體傳播到世界上。
與日本文化輸出相比，中國差在哪裡？
回應
真正能走向大眾的文化產品你得保證它好吃、好玩、好看，能和普通人的生活娛樂需求結合到一起，也就是所謂的通俗文化產品才行。日本文化輸出的主力是什麼？動畫、漫畫、遊戲、電影（早期）。我們熟悉的和服、藝伎、茶道、武士、忍者、壽司一類的日本傳統文化是隨著上述流行文化的載體傳播到外界的。
中國怎樣才能提高文化輸出？
中國對外的文化輸出一直是山水畫，京劇，孔子等我們中國人自己都不感興趣的事物，在國外也沒什麼影響，反倒是言情小說、抖音和中國化妝技巧在國外小火一把。文化輸出很難自上而下地規劃出來，它只能自下而上地生長出來。
阿楨
網路小說是否能成為中國對外文化輸出的成功案例？ - 知乎
對於近年“美國人看網文”事件，網文是否能像日漫一樣成為主流？
回應
有潛力，但是現在不是。東南亞那些國家我不知道,但就我學校的美國同學沒幾個人讀過中國小說,,不說好萊塢了,就說日本,當年有龍珠/pokemon/哆啦A夢這種世界級IP 然後才吸引了更多更多的受眾,中國網路小說顯然沒有.
文字和動漫一樣嗎？不說網文了，就拿最英日文暢銷書，中譯本讀過的一年能有幾本？
所謂網路小說只是長篇章回小說在進入互聯網時代後所獲得的新的平臺，有幾個特點。一、作家群體更廣泛，小說創作已經從傳統的“文人”擴大到更多的階層。其二、作家收入有保障，收入頂尖的作家階層出現。其三、體裁多樣化。幻想小說從單一的武俠體裁發展到玄幻、仙俠、官場、奇幻、D&D、穿越、遊戲等等，更多更新穎的體裁吸引越來越龐大的讀者群。
網絡文學或將成為中國文化輸出的重要方式 2017-03-28 威鋒網
說到中國文學，四大名著曾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輸出到國外。不過近年來，就像是國內美劇需要依靠字幕組一樣，東南亞也出現一些翻譯組。不少的網絡文學開始出現了實體書，甚至搬上了大熒幕，就像近年來大火的《步步驚心》、《甄嬛傳》、《琅琊榜》等等作品。
美國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作品都是文化輸出的經典，同時也將其思想與文化帶到了世界。也許有天中國網絡文學也能成為一種文化載體傳播到世界上。
與日本文化輸出相比，中國差在哪裡？
回應
真正能走向大眾的文化產品你得保證它好吃、好玩、好看，能和普通人的生活娛樂需求結合到一起，也就是所謂的通俗文化產品才行。日本文化輸出的主力是什麼？動畫、漫畫、遊戲、電影（早期）。我們熟悉的和服、藝伎、茶道、武士、忍者、壽司一類的日本傳統文化是隨著上述流行文化的載體傳播到外界的。
中國怎樣才能提高文化輸出？
中國對外的文化輸出一直是山水畫，京劇，孔子等我們中國人自己都不感興趣的事物，在國外也沒什麼影響，反倒是言情小說、抖音和中國化妝技巧在國外小火一把。文化輸出很難自上而下地規劃出來，它只能自下而上地生長出來。
阿楨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 海外學者怎麼看唐太宗 2020-11-21 觀察者網
在我們傳統的史論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愛民的明君。他廣開言路，擴大文官統治階層，頒佈寬仁慎行的《貞觀律》，踐行民貴君輕的統治理念，是中國古代帝制時期功績突出的英主。
……
儘管中外學者在對唐太宗的評價角度不同、各有側重，很大程度基於在自己國家國情理解的基礎上去比擬太宗時代的唐朝。但是對於李世民所創造的歷史功績，古今中外卻都有近乎神話的一致追捧。
回應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唐太宗確實是軍事天才，也是傑出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記載其言行的《貞觀政要》一直是後世帝王所推崇的政治教科書。
唐太宗的文功武治都是一流的。武，唐太宗有豐富的一線帶兵作戰經驗，陣前能打，屬於戰術戰役高手；戰略指揮才能也很強，唐代統一全國的戰事主要是在唐太宗的主導、指揮下完成。文，確立了科舉製作為選官制度的基礎，完善了三省六部制；文學藝術方面造詣很高，引領了唐初文化潮流走向，大力支持中外文化交流，比如唐太宗並不什麼信佛，但是卻大力支持玄奘法師翻譯佛經，開啟了中華傳統文化最鼎盛的時期。
阿楨
《燕雲台》楊家將疑成反派被指歪曲歷史，作者蔣勝男回應：沒楊家將戲份2020-11-05
“我寫這個系列的初心是希望以史為鑒，探尋在當時為何會形成宋遼夏三朝並立的情況，宋有什麼缺失錯誤，遼和西夏又是為什麼能傳續下去。‘粉歷史’如果只走向閉目塞聽和黨同伐異，與當下無益，于未來有害。”
回應
看來文娛方面要進行再次整頓了，最近一些人有點跳呀，為秦檜犯案的，為各種小人翻案的。
李鴻章都成英雄了，這不是滑坡，是塌方。
怎麼就不能站在遼的視角拍遼宋之戰了？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改朝換代的，都是侵略戰爭了？
回應
說的好像只有外族人屠過城似的。漢人自己內戰，掠奪的野蠻的甚至屠城的，多了去了。在中國就只有正統視角，你如果是日本人當然無妨你用日本視角描述日本的立場。同理你是其他國家也可以是他國相應的視角。
華夏文明以漢文化為主體，從遼的視角來拍遼宋之戰，就是混淆主次？ 2020-11-06
作者主次都沒搞准吧，雖說遼元清都是華夏文明歷史上分分合合的疆域上的少數民族建立的，但華夏文明是以漢文化為主體，歷史線當然是以漢王朝為基準。
一旦這種模式成熟，等到大家對外族入侵的概念麻木、模糊不清的時候，恐怕有人就要為日軍侵華重新定義洗白了。
回應
沒辦法，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你該反思楚國為何被秦國滅掉了。
所以作為一個湖北人，我討厭《大秦帝國》。我們是楚人的後代，有愛國詩人屈原留下的偉大愛國詩篇，為什麼要站在侵略者立場上去思索歷史，為殺人狂魔白起叫好，這讀的書是讀狗肚子裡去了？
本人純東北人，“不少東北人都覺得當年日本人還不錯”這說法不對 2020-11-07
回應
親耳聽到過某些長春人說東北過去日治時代的好……只是客觀事實，網上跟很多東北的聊過，不少都覺得當年日本人還不錯，不承認不代表不存在。
日治？臺灣網軍露出了馬腳!
阿楨
中國經濟亮眼“成績單”背後彙聚中國力量
中國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長4.9%
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既最大限度保護了群眾生命安全，更為經濟穩定復蘇創造了前提條件。
與此同時，一系列靈活適度的宏觀政策“組合拳”出臺：
包括減稅降費強度增強，1-8月份新增減稅降費1.88萬億元，有效減輕了市場主體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負擔。
結構性貨幣政策實現精准滴灌，在沒有大幅降低利率的前提下，引導資金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強化穩企業、保就業的金融支持。
這些都有力支撐了前三季度「六穩」（就業、金融、外貿、外資、投資、預期）和「六保」（居民就業、基本民生、市場主體、糧食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基層運轉）目標的實現。
還有中國經濟堅韌的底色和主動求變的創新精神。三季度，中國外貿同比增長7.5%，格外亮眼。 同時在國際疫情持續蔓延的情況下，不少中國企業針對海外“宅經濟”需求的增加，積極調整生產方向、擴大出口，特別是民營企業表現亮眼，例如前三季度廣西螺螄粉出口達到了去年全年的26.3倍，中國的速食、冷櫃等“宅經濟”商品，拉動了出口增長。
而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深化改革、持續擴大開放的腳步堅定不停。
作為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之一，今年兩屆廣交會“雲”上舉行，運用先進資訊技術，兩屆廣交會讓海內外2.6萬家中外客商足不出戶下訂單、做生意。
2020年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7月下旬實施，全國清單條目從2019年的40條進一步縮減到了33條。我國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從2018年的第78位躍升至2020年的第31位。
上個月，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再擴容，新設北京、湖南、安徽三個自貿區，總數達到21個的自貿區，以更開放、更便利的制度體系，助力外貿進出口發展。
此外，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深圳開展綜合改革試點，這些舉措合力勾勒出一個更高品質發展、更高水準開放的中國。對於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釋放出更多的動力和信心。
阿楨
澳智庫：中美差距正加速縮小 中國就要追上美國了
“在戰爭之外，實力的轉移是緩慢的，但疫情改變了這一切。”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2020-10-19發佈2020年“亞洲實力指數”報告，報告的最大發現是，雖然美國仍是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大國，但它兩年前對中國的10分領先優勢如今已經減半。
報告涵蓋硬實力和軟實力8個領域，以總分100分評估亞太26個國家和地區擁有的實力。美中分別以81.6分和76.1分位居第一和第二位。
美中在8個領域平分秋色。美國在軍事實力、文化影響力、防禦網路和復原力四大領域領先，中國則在外交影響力、經濟關係、未來資源和經濟實力四個領域成為新“霸主”。
美國希望通過制裁打壓華為、抖音等佔據優勢地位的中國企業，而中國針鋒相對，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中國實力上升的一個例子。
不過，美國在很多方面依然有諸多優勢，其中美元地位無出其右者。
美國失去聲望的原因包括美國應對疫情不力、美國內部的高度分裂和混亂、數次挑起貿易爭端以及特朗普政府退出多邊協定和機構的做法。
復蘇力決定未來十年實力，
疫情下，多數國家的實力指數都比前一年下降。中國的快速復蘇將進一步鞏固該國在亞洲的經濟中心地位，而美國經濟在亞洲的相對重要性可能下降。
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將外交重心“轉向亞洲”，現在其在這一地區的實力卻大幅下降。這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失敗。美國要保持在亞太的實力，關鍵還是要發展經濟，持續創新並解決國內問題，而不是遏制中國崛起。
與歐美價值觀不同，亞太國家更注重經濟合作。中國的經濟實力在亞洲領先美國，亞洲國家普遍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中美關係的穩定對亞洲國家更有利。
阿楨
文揚：“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的觀點錯在哪？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2020-09-23 觀察者網
觀察者網：有一種網路論調說“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文揚：對於中華文明在所有人類文明中是唯一延續至今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這一點，在任何一個文明理論大師那裡都沒有爭議。而對於其他文明，無論從起源上、發展上，還是從是否單獨構成一個文明的問題上，都爭議多多。
………
回應
完全版是：
崖山之後無中國， 明亡之後無華夏，中華正統在倭奴!
明治之後無日本，廣島之後無大和，東瀛正統在呆灣！
林肯之後無美國，布希之後無白種，米國正統墨西哥！
希臘之後無哲學，羅馬之後無上帝，歐洲正統土耳其！
母系之後無能人，部落之後無智人，猿猴正統在非洲！
直立之後無靈長，用火之後無哺乳，人類正統在狗窩！
阿楨
從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國家財政（大司農）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不用私錢支付俸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秦朝開始，徵稅都是由縣鄉兩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不曾在大一統王朝時代存在過。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家臣、與軍隊、與包稅人的關係。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家們想講也沒處講，因為西方很少認真傾聽過中國。現代化始終以西方為中心，中國一直處於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只是由於我們工業化的成功使他們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後面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間掙扎。如梁啟超。戊戍變法失敗後，他先後寫了《擬討專制體檄》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也有皇帝與平民聯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裡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之後，他訪問美國，當聽到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在擴充海軍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共盡勢力于東亞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他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複之而不能去”。幾年後又寫了一篇《開明專制論》，說中國古代的“專制”也有“開明”之處50，儒家重民本，類似於沃爾夫與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於博丹與馬基雅維利。梁啟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份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對西方叢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
回應
寫得真好！尤其是對梁啟超的描述，正面回答了中西文化融合中的困惑，具有時代進步意義。
秦漢所奠定的這些東西如果能完全持續下來就不會有明中期以後的衰落。原因在於朱熹理學“聽天命滅人欲”，造成中國由秦漢一直秉持的開放轉變為明清的封閉。之後就是吃老本了，一直吃到鴉片戰爭。到了20世紀則發生了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思潮。這都是災難性的…..
你這是倒推歷史。西方崛起了，你就說理學不行。如果西方沒有崛起呢？
好文，在改革開放40年後西化盛行的中國，應該是一篇充滿自信的文章。
https://mil.news.sina.com.cn/history/2020-09-10/doc-iivhvpwy5912276.shtml
阿楨
另外，任何制度都不能光靠本身取得成功，運行制度的人也相當重要。因此，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此文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
結篇
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對此轉變，譽者贊為“從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東方專制主義的開始”。
“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最初由亞里斯多德定義，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裡的東方，僅限於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裡的東方，僅限於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
歐洲最初瞭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教士們帶回的資訊，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由此激起了兩派大師的爭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首的“崇華派”。他想“托華改制”，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科舉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魁奈認為“中國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首的“貶華派”，把中國塑造成東方專制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國人只能叫“專制”（despotism）。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韃靼帝國同歸一類“東方專制”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於“東方專制”。再後來，黑格爾發明了歷史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歷史觀，東方天然是落後、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大師們，除了從傳教士那兒道聼塗説，沒人去過中國，沒人看得懂中文，沒人研究過中國歷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方文明”。大師們對中國政制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真了。
除了“東方專制”這條脈絡，大師們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官僚制”，說官僚們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一的財政體系，說讀書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俸祿”的投資，期待成為“包稅人”。這不符合基本史實。
阿楨
商朝，算是被周朝黑到底的一個王朝 2020-09-11觀察者網
說到商朝，算是被周朝黑到底的一個王朝。紂王一點不紂，原名帝辛。妲己也不是蕩婦，從妲己這個名字就能看出，她是一方勢力的首領。帝辛，妲己，他們兩個的名字裡都帶出自天干地支，辛，己。商朝只有王一級的人，名字才能從天干地支裡取。
….
回應
如果歷史不能給當代提供敘事，那麼它就是死歷史，正如歐洲的歷史遠遠早于古希臘，但它不是歐洲敘事的一部分，所以很少被討論。周朝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商朝是死文化，死文化就讓它徹底死去。
商代的歷史意義，就一個甲骨文就已經震鑠古今了。人家說的是歷史敘事有時代背景，你丫直接來了個釜底抽薪。簡直和日本的崖山之後無中華異曲同工。但你這不是壞，是蟲蟲蟲啊！自我閹割，腦袋有問題是吧。中華復興可是包涵中華文明溯源，而且這是國家主導的工程。兄弟，麻煩不要閉著眼睛在這激揚文字！太瘮人了！
秦漢與羅馬有著相似的基礎與挑戰 為何發展不同 2020-09-10 觀察者網
秦漢與羅馬是大致時期形成的文明，所擁有的基礎與挑戰也很相似，但是在後續的發展中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潘岳先生看來，兩者各有高峰與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
阿楨
印中邊境兩個半月之後(2020/09/01)二度衝突，印軍「藏族流亡戰士」陣亡
印中1日分別證實，短暫在喜馬拉雅邊境達成降溫共識的印度軍隊與中國解放軍，29日深夜與31日再度於拉達克主權爭議區的「班公錯」南側高地大打出手。西藏流亡議會方面卻證實印軍方面確有傷亡，因為在29日的班公錯衝突中，「印軍的『特別邊境部隊』（SFF）裡，至少有一名流亡從軍的『藏族戰士』不幸陣亡！」印度軍方也透過網軍放出了一系列「特別邊境部隊對著班公錯的大地...揮舞著『雪山獅子旗』」的影片。
整合印媒、與國際外媒的消息， 8月29日夜間至30日清晨，一批印軍的「特別邊境部隊」（SFF）大舉開進班公錯南岸高地——中方指控這是印度軍隊侵略在先，因此才會出動部隊與之衝突；但印方說法則是收到（楨：?)中國解放軍「異常進入」的情報，因此才會出動插旗、威嚇解放軍的進逼對峙。
「雪山獅子旗」是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的旗幟，本回擔當印軍箭頭的「特別邊境部隊」，其實就是印度招募藏族流亡青年從軍的「獨立兵團」，是一支地位特別、由印度內閣秘書處情報單位直轄的「外籍兵團」。
這批以藏人為招募主力的特殊部隊，不僅被印軍用於防衛中國，與巴基斯坦作戰、國內反恐與鎮壓，也都有SFF的身影——像是1971年印巴戰爭、1984年印度鎮壓旁遮普錫克教分離主義者的「藍星行動」、1999年印巴邊界的「卡吉爾衝突」...都是SFF曾經參戰過的戰鬥任務。
回應
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書中寫過我一生最後悔的事就是與CIA合作訓練藏族武裝遊擊隊。由此可知這些藏族流亡戰士的來歷與背後的指使單位就是美國的CIA。
藏人是悲歌，台人呢？
阿楨
法媒：中醫在亞洲大受歡迎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20-07-26：中醫在亞洲大受歡迎 在亞洲，我們正在見證當地傳統醫學的蓬勃發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就是如此，人們特別注重通過傳統醫學來增強免疫力。如今，亞洲人對待中醫的熱情變得更加強烈。在中國的東南亞鄰國，中國政府正在培訓數千名傳統中醫醫師。目前老撾實施的大多數診治都採用了中醫療法。
老撾醫療高度依賴中醫，首都萬象一個銷售草藥的市場生意火爆。萬象郊區一個小房子的底樓安放著數張病床，杜安道醫生每天在這裡接待病人。患者前來諮詢的病症多種多樣：反復的支氣管炎、肌肉疼痛、失眠等。“這兒痛嗎？您服藥了嗎？”杜安道醫生問道。“是的，我去了醫院，他們給了我很多西藥……但是沒有用。”該患者描述的症狀明顯是坐骨神經痛，醫生讓她躺下後，用針灸療法從腰部直到腳踝紮了數針，針頭被連接到一台發送微電流的機器。不一會兒，患者的疼痛得到緩解。
杜安道醫生最初學的是西醫。她白天在西醫院上班，同時參加了中國提供的中醫培訓。她說：“每年我都會去老撾政府那裡，參加由中國資助的中醫培訓。”“我的許多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因為西藥的副作用健康狀況大大受損。在鄉下，許多人因為價格太貴、害怕患上抑鬱症或吃藥成癮而停止服用西藥。現在我可以用中醫幫助他們”。
中醫還依靠按摩技術、柔和的運動習慣或食療成功地治療了糖尿病和抑鬱症。在整個亞洲地區，中國都資助了中醫培訓。泰國曼谷華僑醫院根據中國治療方案對新冠患者進行診治。該院奧拉多醫師說，“我們可以使用針灸或傳統醫學來延緩甚至阻止病毒的發展”，“中醫主張強化免疫系統，讓身體免疫力自行發揮作用。如果一個人的免疫力良好，病毒就不會在體內擴散。”
世界衛生組織如今也建議現代醫學和傳統醫學合作共克醫學難題，但這仍然受到很多阻力，原因是傳統醫學如中醫難以通過科學研究證明其效果（楨：?)。此外，還有一些人把中醫視作擴大中國文化和政治影響力的工具，不願承認和推廣。
阿楨
中國社科院哲研所趙汀陽對話法國哲學家雷吉斯•德佈雷：未來的世界會是“天下”一統嗎？ 2020-07-02 觀察者網
趙汀陽：今日很多西方人對中國都有一種刻板印象：中國就是專制的帝國加上傲慢的朝貢體系。但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卻被忽略了，我認為它足以被視為世界體系的普遍概念：一個所有國家共同治理、所有文明共同分享並服務於全人類的共同體。
“天下”既不是一個通往完美世界的承諾，也不是歷史的終結，它對文明衝突這個政治問題提出了一套本體論的方案。就像康得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並不僅僅針對德國而言一樣，一個普遍的天下體系也是為世界謀求永久和平，而不是中國支配他國的工具。
我的好朋友雷吉斯•德佈雷（Régis Debray）擔心天下觀會導致“中國治下的和平”取代“美國治下的和平”。但這種擔心並不恰當，因為在天下體系裡沒有君王的位置，天下體系就像瑞士，各個語言族群和其所在州幾乎平等地共存於一個聯邦之內。
雷吉斯•德佈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沒有猶太教-基督教的“上帝造物主”概念，也沒有古希臘“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理念。這種哲學更偏好關聯而不是對立、連續而不是斷絕、逐漸演化而不是突然斷裂、漸進緩和的改變而不是革命。中國傳統文化不贊同那種典型的西方二元論，後者把高與低對立起來、靈與肉對立起來、理與感對立起來、冬與夏對立起來、理念與實體對立起來、善良與邪惡對立起來、上帝與魔鬼對立起來。中國傳統文化排斥這種摩尼教式二元對立理論。這種文化使得中國能夠在不過度想像的前提下踐行社會資本主義。這在西方世界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因為它把一黨執政和市場經濟這一對我們眼裡的矛盾給統一了起來。
…..
這種思維方式與我們當前的時代非常合拍，天下觀接受經濟全球化、生態關懷和新冠肺炎這樣的全球大流行病，把我們的星球想像成一個整體，把人類看作是一個獨特的物種，將生物圈看成是最基礎、最終極和無所不包的。
……
回應
天下是一種宇宙生存的哲學，天下體現更多的是人的公義，西方資本主義體現更多的是人的私利。
阿楨
許倬雲：為何宋代以後，中國文化形成了穩定結構？ 2020-06-15 觀察者網
遼（金）和西夏，與宋時戰時和，主要的要求是中國贈納絲帛和銀錢，因此，宋不常以戰、守為選項，而是以繳納歲幣來購買和平。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宋因此重文輕武，雖自居正統，宋終於無法不向四鄰低頭，每年以歲幣交換和平。真要論經濟價值，一年花上一些財帛換來和平，省下了養兵和作戰的費用，其實也相當值得。不過，中國損失了尊嚴，也沒有自衛的主動能力，這是兩宋三百年，始終無法脫開這魔咒。
…..
唐代接納各種外來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國原有的道教、儒家並存，中國並不需要特別標榜本土的文化特色。安史之亂以後，漢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價值，韓愈高舉排除外來傳統的旗幟，將佛教等外來宗教當做夷狄的文化，主張重新確認華夷之辨、內外之分。
唐代晚期種下的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國開花結果，引發了對於儒家理論新的闡釋。
兩宋儒學，可以說是漢代以來規模宏大、海納百川的文化傳承，此時結晶而成的一套嚴整的思想體系。結晶化——正如碳結晶為鑽石，堅實無比，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了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
相對而言，歐洲在近世經過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普世教會從此解體，只剩下梵蒂岡教會的形式。伊斯蘭世界經過歐洲帝國主義的衝擊，其各個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眾，在實質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國的儒家，並沒有教會，也沒有明顯的組織，可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是長久存在、難以改變。這是中國歷史的吊詭性：穩定——甚至超高度的穩定，卻難以適應外力引起的新環境。
有宋一代，實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規模，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從此以後，中國兩度面對外族的完全征服，還能重新站起來。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適應的能力。
阿楨
美軍3艘核潛艇南海周邊高調演習 空潛-200反潛機現身永暑礁 2020-05-10 今晚報
近來在網路上，中國最新反潛機“高新6號”頻頻露面，據稱各項性能已經達到甚至超越了美軍P-3C的水準。
高新6號使用“運九”機體，在機鼻下方加裝一個“腮”形整流罩，配置可360度環視海面的搜索雷達，能有效探測潛艇的通氣管、潛望鏡、浮標等。機尾有一條很長的“尾刺”，這是安裝了用來探測水下潛艇的磁異偵測儀。磁異偵測儀是搜索潛艇金屬艇身對地球磁場的干擾，在理論上天線愈大效果愈好，而高新6號的比P-3C還長。該機還可攜帶100枚聲納浮標，比P-3C多一倍。該機可以攜帶空對空導彈、深水炸彈、水雷、反潛魚雷等，一方面可以進行偵測反潛，另一方面也可以對潛艇和水面艦隻展開直接攻擊，還可以用於自衛。
高新6號與P-3C相比，在最大巡航速度、一般巡航速度、最大起飛重量等方面都相當，僅最大航程不如P-3C。綜合上述特徵，高新6號無論在平臺設計、電子設備、偵察手段及現代化程度，均高於P-3C，而和日本新研製的P-1旗鼓相當。
中國研製的一系列高新戰機中，“高新5號”被命名為“空警-200”（KJ-200）預警機，據慣例，高新6號被命名為“空潛-200”（KQ-200）反潛巡邏機。
如有30架高新6號，對美日的潛艇即可有效反制，還可完全抵消掉東南亞國家引進潛艇對抗中國的企圖；如裝備100架，就可以完全阻止美日潛艇在第一島鏈外針對中國的活動，進到第二島鏈內外。
阿楨
研究確認 ：福建及周邊古南方人群是南島語系人群祖先 2020-05-16 中新網記者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DNA實驗室團隊聯合多單位歷時8年的最新研究發現，中國、東亞主體人群連續演化是主旋律，中國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已經分化，新石器時代古北方人群在遷徙和基因傳播方面對所有現代人群的影響都非常顯著，至少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融合與文化交流的進程即已開始，4800年前出現強化趨勢，至今仍在延續。
該研究首次通過古基因組資料確認，福建及毗鄰地區距今8400年的古南方相關人群，是南島語系人群（現今主要生活在中國臺灣島及太平洋島嶼等地）的祖先來源，首次明確將時間追溯到8400年前，並確認整個東亞沿海族群之間都存在遺傳聯繫。研究成果論文5月15發表《科學》（Science）。
團隊依託古DNA技術，成功捕獲測序中國北方山東、內蒙古及南方福建、毗鄰亮島和鎖港等地11個遺址25個9500-4200年前的個體和1個300年前個體的基因組。其中，涉及新石器時代早期人群樣本，包括來自北方山東、內蒙古地區5個遺址（扁扁洞、小荊山、小高遺址、博山遺址、裕民遺址）距今9500-7700年的7個個體，及南方福建、臺灣海峽2個遺址（奇和洞、亮島）距今8400-7600年的3個個體。
研究觀察到，中國人群與歐洲人群，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演化歷程差異較大。在約9000年前農業出現以來，歐洲人群不斷受到近東農業人群及歐亞草原人群等外來群體的“大換血”，即外來人群一直在重構歐洲人群遺傳信息，對現今歐洲人產生重要影響。在中國，南北方人群雖早在9500年前已分化，但南、北方同期人群的演化基本是連續的，沒有受到明顯的外來人群的影響，遷徙互動主要發生在東亞區域內各人群間。發現中國古南方人群成分在現今南島語系人群中占主導地位，確認南島語系人群起源於中國南方。
回應
完了，菜菜子南島尋親還是認回來了...
過去西方和日本很多學者的觀點是人類從非洲走出來，先到東南亞再到臺灣日本，然後到中國。現在反過來了，對逆向民族主義是個打擊。
阿楨
這不是我發現的，橋水和高盛都有類似研究成果。歐洲貴族可延續千年，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昌盛三百年，包括英帝國。
這幾個問題，民主根本無法解決。西方國家都是變成強國後才民主了，不是民主後變強的，反倒有好幾個民主後變弱雞了。不是說民主不好，是說這玩意不解決問題，咱們不討論價值判斷，只討論現實和邏輯。
不過如果放在更大的視野下，眼前的困難不算啥，只要我們自己不故意踩坑，比如通過放羊教育主動降低國民素質，再比如國家經濟脫實向虛轉向金融業，我相信中國國運還能持續下去。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375389090_17c00b7a201900qgh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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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7447人
印度真的百毒不侵嗎？印度最大貧民窟現感染者！2平方公里住著100萬人️
回應
一個月以後，印度是現在的美國.
對，現在他不爆發是因為先前和美國一樣不檢測
美03-26確診82040超中81782(回應：超級大國應有的表現,老大感染數也須第一. 其實早超了,以前是沒力檢,超中也只檢測30多萬次,如像中國1700萬次不知是多少倍.) 紐約一州04-09確診16萬例超美(46萬例)外所有國家,紐約市死亡過多 無人島改建千人塚畫面曝光. 美新冠04-11確診破52萬死亡破2萬,美媒:不包括家中死亡被低估. 各國死亡率差異為何這麼大:定義不同(鑒定標凖和檢測的人數不同)年齡因素/病毒變異/…
阿楨
政府是人組成的。國家越往前發展，各種利益集團的人開始進入政府擔任高官，他們會積極推動有利於他們自己的稅收政策，什麼工商集團、土地集團和軍工集團等等，到最後都在減稅，減來減去，稅收由工薪階層來承擔。而富人卻有的是辦法避稅，請律師找漏洞，實在不行就去避稅天堂躲著。
所以吧，所有王朝後期的共同徵兆：國家花錢越來越厲害，真有錢的大戶不納稅，稅收基本壓在中產階級身上。
…
你看美國新聞，各州州長都在找特朗普要物資，可特朗普也沒有餘糧。大家互相扯皮，在推特上互相罵，在新聞發佈會上罵。
你發現了吧：如果國家財政不行，很快就會出現“印度化”的跡象。政府相互扯皮不作為，老百姓也跟著越來越糊塗。
老百姓變糊塗這事也不難理解。比如上層老百姓有錢，所以搞精英教育，孩子上名校的概率大幅提升。下層沒錢，按理說國家得給搞義務教育。但政府也沒錢，只好湊合著教育。教師工資也上不去，地位也不太高，積極性不太強，這就演變成了美國公立學校的“快樂教育”，——畢竟我教不會你東西，還不能讓你快快樂樂當廢物？
比如今天推特上，一幫歐美和印度線民（推特上到處都是印度人）在熱烈探討這麼幾個問題：
推廣5G導致呼吸衰竭；病毒是比爾•蓋茨散播的；…
說實話，每次登陸推特都被那幫反智玩意氣得肝疼。中國的義務教育比較過硬，儘管我國蠢人也不少，不過很多基本觀念是能達成共識的，比如進化論、基本世界史常識、基本數學幾何素養，再比如“疫苗應儘快研究”、“對付病毒就該隔離”等等常識還是有的。歐美基本沒啥東西能形成共識，除了大家都不太喜歡中國。
政府沒錢，公共設施也修不下去。大家去了歐美經常有種感受，那邊很多東西都年久失修，主幹道經常路中間有個坑也沒人管，不過政府確實也沒錢。這次紐約州的那個州長，天天在電視上抱怨紐約州從中國買呼吸機要買破產了。
繞不過的三百年
難道我國常說的“三百年大限”在歐美也成立？
很悲觀地講，似乎好像沒法避免。從財政角度講，無論是中國的歷朝歷代，還是西方的大帝國，發展兩百多年後，無一例外會陷入“財政陷阱”，變得入不敷出、債臺高築，最後出一大堆問題，而且都解決不了。
阿楨
為什麼全世界都在“印度化”？ 2020-04-11 新浪網
這段時間體會新冠肺炎最深的是，一個一個呼吸道傳染病，還不是印度，而是西方那種反智程度。“印度化”最早是給美國專用的，後來發現這個幸福溫暖的大家庭成員越來越多。有如下特點：
1、上、下層生殖隔離，互相不通婚，類似有種姓制度。
2、國內有2%的世界級精英，10%的正常人，剩下的是糊塗蛋；大家住在一起，但互相沒義務。
3、少量上層精英，接受精英教育；其他大部分下層人，接受隨機教育，自生自滅，自由發展。
4、整個國家宗教氛圍濃厚，老百姓都有種“認命”的美德；越底層越反智，連基本的科學常識都不接受。
6、政府內部各自為政，也就是大家說的，“散裝的”。
如果對歷史比較熟，大家估計已經看出來了，從古到今，包括古羅馬、拜占庭、奧斯曼、大英、大唐、大明和大清，這些帝國和朝代後期都這造型，大家都“印度化”了。國家發展一兩百年，都會形成這種效果。
幾乎所有的大國崩潰，都是財政的崩潰。
按理說經濟規模變大，政府稅收變多才對，但詭異就在這裡，大部分國家到了後來經濟發達了，用錢的地方多了，稅收反而不夠了。國家GDP翻了好幾番，但政府卻越來越沒錢，債臺高築。沒錢就啥事都幹不了，國家後期財政都陷入了困境，社會秩序開始解體。
一開始稅基很大，家家戶戶都納稅，國家花錢的地方也不是太多，咬咬牙就過去了。但隨著時間流淌，政府要支出的費用越來越大。比如社會上老人越來越多，政府得養著；巨大的基礎設施到後來維護成本也越來越高，公務員也越來越多。變成強國後，不可避免又要到處去打仗維護商道。
阿楨
菲媒：誰在害怕中國
菲律賓《馬尼拉時報》2020-01-16文章：誰在害怕中國？
還記得中國為抵禦蒙古人入侵而修建起來的長城嗎？
西方國家曾經滿世界地探險、征服和瓜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忙於通過貿易路線如“絲綢之路”出售和交易商品。反觀西方，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義大利和荷蘭等國環繞世界航行，並在各個大洲紛紛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正因為如此，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2019年初)才會抨擊一些說法，“你們知道，1979年以來，中國有多少次與其他國家爆發戰爭？”卡特問道，“一次都沒有。而我們一直處於戰爭中。”他說，美國在其200多年歷史中只有16年享有和平，美國因此成為“世界歷史上最為好戰的國家”。他說，這是因為美國往往喜歡通過武力迫使其他國家“接受我們美國的原則”。
與此同時，在中國，和平的經濟效益有目共睹。卡特問道：“我們國家建了多少英里的高速鐵路？”中國已建成了大約1.8萬英里(2.9萬公里， 2018年末資料)的高速鐵路，而美國“白白花掉了3萬億美元” 在軍費開支上。“這超乎大家的想像。中國沒有浪費一分錢在戰爭中，這就是他們在各個方面正走在我們前面的原因。”
印媒：大棋局中，中國博弈能力增強
印度《星期日衛報》2020-01-19文章：美中關係的常態 過去10年來，東亞的力量平衡顯然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變。華盛頓曾依靠在軍力上投入更多資源埋葬了蘇聯，但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中國身上，華盛頓對此心知肚明。此外，比起蘇聯奉行的社會制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好得多。且中共非常明智，會在必要時作出調整，以適應新的經濟和政治現實。
阿楨
三、學界的盛宴，還是出版社的狂歡？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的缺點，特別是學術界的批評意見,諸君或許以為，這本書會遭遇和《萬曆十五年》相似的待遇：民間叫好、學界唱衰。然而恰恰相反，這本書叫好又叫座。在國外，叢書得到了一大批漢學家的推薦，西方學者盛讚這套書突破了傳統敘事模式，真正做到了跨學科研究。在國內，每一冊封底都有數位頂尖教授寄語推薦，可謂群星薈萃
……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對中國讀者而言，這套書最大的價值在於換個眼界讀一讀、想一想。若是非要以崇拜的眼光去看，或是用挑刺的目光去審，怕是都會得不償失。說句玩笑話，太過較真，反而對不起付出的書錢。
回應
還是很佩服西方人的，做學問的歷史傳承還是有的。我國至今連鄰國的情況都介紹不清楚，日本、韓國、越南等，居然沒有人去做這些正經學問。我國的科技史也是西方人寫的。泱泱大國，十三億人，居然沒有人去做這些學問，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兄台，中國是有史官的，鄰國好多小國連史官都沒有，怎麼給它編，中國編史雖然有些會歌功頌德，但基本大多數還是屬實的，外國的你怎麼考證，連史官都沒有的。總不可能按神話來吧，中國人一向還是實事求是的
我更期待北大版英國通史、清華版美國通史、復旦版法國通史……別讓西方人成天對中華文明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我們也應該正兒八經地評點一下西方人的歷史才對。作為史學連綿不絕的唯一文明古國，這應該是我們當仁不讓的學術職責
https://www.guancha.cn/baoer/2019_10_15_521299_2.shtml
阿楨
保爾：這部帶著“哈佛光環”的中華帝國史，究竟什麼水準？ 2019-10-15 觀察者網
最近幾年，新編中國通史似乎成了出版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了一套通史，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又在組織專家編寫新通史。本土產量已經不俗，卻似乎仍不足用。在國外，不僅《劍橋中國史》尚在繼續編修、翻譯中，日本《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也接踵而來。對於有志收藏中國通史的讀者而言，這些年怕是要準備好荷包嘍~
數量很多，那麼品質如何呢？評判書籍品質，向來是個容易得罪人的事情，特別是外國人寫的書。說太好，有“崇洋媚外”之嫌疑；說太差，又難免有“坐井觀天”之譏諷，最新出版的《哈佛中國史》尤其如此。
……….
細細品讀史料來源，《哈佛中國史》還有更多、更嚴重的問題。這套書刻意輕視主流歷史文獻，似乎是盡可能避免引證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四位元作者更樂於從文學作品、神話傳說、詩詞歌賦，甚至山水畫作中獲得資料，發現證據。如此寫作固然提高了文學性與藝術性，讓歷史變得更有趣、更好看，卻難免失掉了真實性與嚴肅性。主編卜正明編寫的元明卷，就被不留情面的讀者批評為“志怪小說大集合”。
更深一步，建立在這些資料基礎上，通過探討百姓生活、精神文化得出歷史線條、形成帝國脈絡的敘事思路，恐怕很難讓所有人信服。這些吃喝玩樂、風花雪月的故事雖然精彩，但它們能夠承擔起數千年的帝國歷史嗎？中國歷史的發展動因，真的能夠脫離朝堂、拋開王侯將相嗎？傳統政治史的敘事需要改變，但不重視政治而談“帝國”、“帝制”，似乎仍然難以服人。
阿楨
氣候變遷！大陸西北正變濕變暖 戈壁也泛綠意 2019-09-18 聯合報
千百年來，中國西北給人的印象都是冬季酷寒、全年乾旱少雨。但大陸長期的研究卻發現，受氣候變遷影響，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是，大西北正在變暖、變濕，曾經寸草不生的戈壁，如今也開始泛出綠意。
據新華社報導，早在1980年代，中國科學院院士施雅風就注意到，中國西北降水增多的變化。他後來並提出，西北氣候可能正在向「暖濕」轉型的推斷。
大陸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丁一匯說，「30多年來的情況證實了這一推斷。降水增多主要由於氣候變暖，趨勢預計持續到21世紀中葉。」
根據陝甘寧青等省區氣象部門的資料顯示，1961年以來，中國西北地區呈升溫趨勢，大部份地區降水也增多。2000年之後，「暖濕化」更為顯著。
以甘肅為例，1961年至2015年，平均每十年升溫攝氏0.29度，降水則是東西有異，河西走廊每十年降水增加4毫米至12毫米。2018年甘肅省平均氣溫較常年偏高0.7度，平均降水量較常年偏多27.7%。
丁一匯表示，「自然變暖的正周期與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正趨勢疊加，導致這一情況。這是趨勢，而非周期震盪。」
甘肅省氣象局副局長張強指出，西北地方對全球變暖的回應更敏感，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也更顯著。如西部生態安全屏障祁連山，1973年至2016年平均每十年升溫0.45度，明顯高於全國和全球平均水準。
新華社稱，專家認為，這將是西北發展和生態改善的大好機會。蘭州區域氣候中心的資料顯示，2018年甘肅省植被覆蓋度為近18年來最高，戈壁荒漠面積減少，生態環境顯著恢復。
在海拔超過1,500公尺的天水市秦州區楊家寺鎮建立農業合作社的何甲奇說，經濟作物適種區正在向北、向高海拔地區移動。「現在高海拔地區也能種菜，錯季上市菜價高。」
但專家也警告，氣候變化是「雙刃劍」。目前中國西北地方出現「旱澇並存並增」的新情況，極端天氣增多、加大了防災、減災壓力。
中科院副研究員李宗省說，氣候變化為西北帶來新機遇，但西北乾旱的本底環境不會改變，應協調好可持續發展與水資源短缺的關係以應對新挑戰。
阿楨
規矩多、歧視多
不少日本人有刻板印象，認為日本人一定瞭解日本生活規矩，當有破壞秩序的行為發生，會先將矛頭指向外國人。一名在溫泉旅館打工的女生提到，她是館內唯一外籍員工，只要有物品擺錯，主管便立刻質疑她，屢試不爽，即使後來確認是別人犯的錯，主管也從不曾向她道歉；一名在國際精品品牌位於銀座的旗艦店擔任翻譯的女生提到，店長不會拗日籍員工，只會拗她臨時加班，甚至明知她與人有約，仍交辦她一些沒有急迫性業務，她曾因此讓友人苦等兩小時。
排外現象也並非毫無原因（楨：?) 。但凡在外國生活，基於互助慢慢都會形成群聚效應。東京的大久保成了韓國城，中國人密集地的新宿、池袋，街道整潔與秩序確實比較混亂。琦玉縣的西川口原本是首都圈最沒人氣的居住地之一，因租金便宜開始湧入中國人，變成另一條中國街，深夜噪音、亂丟垃圾、垃圾不分類等嚴重影響社區秩序。
打工被錢砸臉
再加上日本近年大力發展觀光，觀光客製造的垃圾等觀光公害，讓許多日本人、特別是老一輩人對外國人印象更差。有台灣留學生在速食店打工時，因為從名牌一眼即可看出外國人，被前來消費的老先生將錢砸在臉上，要求換日本人來服務。
阿楨
蔡佩芳／排外日本 潛規則無所不在 2019-09-01 蔡佩芳
今年夏天起，日本放寬國人赴日打工度假名額，從5000人增至1萬人。不少年輕人對在日本生活充滿憧憬，但也要做好心理準備，日本處處受潛規則制約，自成一套的社會秩序與文化，在觀光上十分迷人，但外國人要融入日本社會，卻相當困難。
一個數據說明日本社會的排外程度。根據日本人口統計，今年1月1日「居住」於日本的外國人終於首次突破日本人口的2%；即使在首都東京，外國人口的比率也只有3.98%，做為一個國際城市，人口組成國際化程度低的讓人意外。
開戶、租屋卡關
外國人在日本生活，一落地就會遇到生活上各種卡關。租屋需要銀行帳戶或財力證明，部分不動產業者更僅限銀行轉帳方式繳納房租，租屋還需要手機等聯絡方式；但日本金融業規定外國人未在日本居住滿半年，不能開戶；申辦手機的前提也得先找到住處，並在在留卡上辦妥住民登記。三個環節你卡我、我卡你。
房東拒租外國人
日本租屋規定嚴格，退租時必須清空所有物品，將房子還原成入住時的模樣，連牆上都不能打釘。或許是擔心租屋糾紛、或許擔心外國人欠款離境，半數房東直接拒絕租給外國人。在區役所辦理住民登記，會拿到厚厚一袋「生活指南」，光是垃圾分類與處理辦法多達近40頁，對外國人是一大考驗。
阿楨
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 2019-06-14 復旦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
本系列一直在交替使用以下幾個概念說明中華文明的唯一性：一個是唯一延續的文明，一個是“廣土巨族”，一個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第一個是流行已久並流傳很廣的定論，第二和第三個是本人近幾年（楨：“天下”?)創造出來並嘗試著用於理論建構的。雖然在論述中三個概念會交替使用，但在邏輯上這三者卻不是並列的。在我的概念體系中，前兩個其實是後一個的結果——“廣土巨族”是文明的空間特徵，5000年延續未中斷是文明的時間特徵，歸根結底都源於“天下”型定居文明這個本質。因為是天下定居，所以最終形成了廣土巨族；因為是天下定居，所以生存下來並發展至今。
概言之，“天下”型定居文明是中華文明區別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一個本質性的特徵。
為了清楚地論述這個問題，需要界定一些基本概念：從邏輯上講，天下與無天下相對，定居與遊動相對，廣土與狹土相對，巨族與小族相對，文明延續與文明覆滅或中斷相對，文明社會與蠻族社會相對，農耕社會與狩獵採集社會、漁獵社會和畜牧社會相對，中原與草原地帶、森林地帶、戈壁地帶和高原地帶相對。
典型的無天下的定居文明，如歷史上的印度社會，有大規模的定居，但支離破碎、各成一體，不成天下。典型的遊牧-游獵文明，例如歷史上中國北方的戎狄或諸胡和歐亞大草原上的各個騎馬民族社會，沒有固定的都城和要塞，只有移動的氈帳。典型的游商文明，例如歷史上往來于歐亞非三大洲樞紐地帶使用駱駝以及地中海上使用船舶的各個行商民族的社會，城市就是商路驛站，經濟就是長途販運。典型的游盜文明，例如歷史上西北歐和俄羅斯一帶專以入侵南方定居社會家園並鵲巢鳩佔為能事的森林裡的蠻族社會、草原上的騎馬民族社會、或海上的海盜民族社會。
……
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9_06_16_505798_1.shtml
阿楨
商務部副研究員彭波：為什麼中美摩擦不會因文明差異而激化？ 2019-05-15 觀察者網
5月15日，以“亞洲文明交流互鑒與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京召開。會議前夕，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基倫•斯金納在智庫“新美國”召開的論壇上語出驚人，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來制定對華戰略。斯稱：美正與中進行一場“文明與種族的較量”“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人/非高加索人種的強大競爭對手。”
（一）亨廷頓心目的“文明的衝突”是什麼樣子？
與很多想像的不一樣，亨廷頓最擔心的並不是伊斯蘭，而是中華文明。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構想了一個中國聯合伊斯蘭挑戰西方+印度的圖景。
（二）為什麼中美之間不會因為文明差異而激化？
因為，兩者之間不容易找到直接對沖的地方。
比如說西方文明相信“三位一體”，信奉基督耶穌。穆斯林同樣尊重基督耶穌，但是認為他只是先知，不是神。於是雙方不合，大打出手。天主教與新教都是基督教的一支，但是為了若干細小的差別，爆發過多次血腥的戰爭，如“三十年戰爭”等等。同樣是東正教徒，為了能否崇拜“聖像”，雙方也是勢不兩立，你死我活。
而這樣的事在中國不容易發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願意信的人可以信，不信的人也可以不信，都沒有關係。
西方有些觀察者看出了這個差別，他們說中國人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基督教是：“己所欲，施於人。”
“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從從使徒時代到現在，積極傳教—直是基督教會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救，基督教會總是會不猶豫地使用武力。”（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回應
西方社會只是領先了200年就自以為會永遠領先下去“歷史終結了”，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奧匈帝國輪流統治過中東歐數百年，後來也不都衰落了？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90%的時間是領先於西方的，中國也從未對西方有過什麼威脅，之後自然會回到原來的位置，這是中華文明的特質。
一神教特性，創造了一種話語，即西方世界代表了文明，非西方世界是非文明的，愚昧、無知甚至野蠻。在這邏輯下，就有了17世紀美洲印第安民族的滅絕；18世紀整個非洲大陸被西方殖民；19世紀對亞洲的征服，印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歷史上野蠻民族殺戮和征服文明社會一遍遍的重演，話語權非常重要。
阿楨
日本人祖先從何處來？首次基因解析有新發現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研究員神澤秀明等人2019-05-13發佈研究成果稱，通過對繩文人的全基因組進行解析，推斷出繩文人大約在3.8萬年~1.8萬年前從大陸的集團分離並來到日本。
從位於北海道的禮文島的船舶遺跡中發掘出生活在約3800年~3500年前繩文時代後期的女性遺骸，研究團隊從該女性牙齒中提取DNA進行了解析，將查明的排序與生活在東亞的現代人的排序進行對比，發現作為繩文人祖先的集團從東亞大陸集團分離出來的時期大約在3.8萬年前至1.8萬年前。
繩文人被認為是在大約1.6萬年前至3000年前生活在日本列島上的古人。3000年前之後又有彌生人從大陸來到日本，生活在日本列島上的人大部分都混合了繩文人與彌生人的基因。
此次的解析發現，繩文人以比較小的群體過著狩獵採集生活，日本國內不同地區的現代人從繩文人繼承到的基因比例存在巨大差異。在東京取樣的本州人從繩文人繼承了約10%的基因，而北海道阿伊努族人則繼承了7成，沖繩縣人繼承了3成。
此外，從基因組資訊還可以判定，在船舶遺跡中被發掘遺骸的女性，具有較強的酒精耐受性，能適應高脂肪的飲食生活。據稱可能根據繩文人的基因組資訊來說明現代人的各種疾病。
回應
啥意思
日本人的意思是他們的祖先來隻中國
意思是朝鮮海盜與蝦夷土著的後代
中國人不僅發明了韓國人，也發明了日本人
阿楨
中國連續9年成為東協第一大貿易夥伴:2017年5148.2億美元是2003年的6.6倍，至2018年5月中企累計工程合約3639.6億，完成2399.2億。
習近平2018-09-03出席中非合作論壇：再援非600億美元,未來三年將實施投資非洲基建、擴大進口非洲商品等八大行動。
2015年中非十大合作計劃2018落實,中國連續九年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2017年1700億美元，同比增長14%,年均直接投資30億。
美稱中國金錢外交會導致太平洋島國落入債務陷阱2018-08-30外交部回應：同樣是資金，西方是餡餅，中方就成了陷阱?這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近10年來中國從0增至超過13億美元,澳大利亞66億是最大投資國.
繼義大利、盧森堡後，瑞士04.26加入一帶一路。
德國：歐洲願以集體形式加入一帶一路
習訪歐:美聯歐制中夢碎
中義簽一帶路一協議 200億歐元大單
義高官:G7還有兩國準備加入一帶一路
波音再遭重擊:習3.25與法簽400億歐元協議,購買300架約300億歐元空巴飛機。
中歐德法3.26峰會：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共同應對氣候變遷,推動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改革。
中國駐歐盟團長04-07簽署一帶一路協議歐洲國家達22個
阿楨
習近平2019-04-26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共簽640億美元協議
2017第一屆高峰論壇279項成果全完成: 3800億人民幣貸款,絲路基金增資1000億,已有125國29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也寫入了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成果檔。
在全球，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有效對接，在區域，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非盟2063年議程、歐亞經濟聯盟、歐盟歐亞互聯互通戰略等有效對接；在國家層面，與土耳其中間走廊、蒙古國發展之路、越南兩廊一圈、沙烏地阿拉伯2030願景等有效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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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秘書長盛讚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治理典範
聯合報:北京一帶一路高峰論壇37國元首出席 大咖缺席(回應：在西媒眼中，他們才是高人一等的大咖，其他聯合報都是不重要的小弟。G7早就過時了,沒中國參加的會議,還算全球會議嗎? )
美智庫CSIS眼紅中國一帶一路：美國得當全球高品質基建領導者，報告抹黑中國帶去腐敗、債務危機 (回應：先把家裡的破基建整好了再吹/噴)
環球時報社評：常識和現實都在嘲笑“一帶一路”唱衰者
環時社評：一帶一路，內在動力遠大於外部阻力
3年多經八次擴容亞投行成員2019-04-22從57增至97個:共批准39個專案總投資79.4億美元，共撬動了近400億的總投資。絲路基金成立資金400億美元，2017年5月一帶一路峰會上增資1000億元人民幣。至2018年12月，已決策投資28個項目超過110億，約70%投向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典型項目包括巴基斯坦卡洛特水電站項目、阿聯酋哈斯彥清潔燃煤電站項目，以及與歐洲投資基金（EIF）等比例出資設立的中歐共同投資基金，第一期規模5億歐元，主要通過子基金投資於對中歐合作具有促進作用、商業前景較好的中小企業。
美卿：華投資拉美非好心 京斥肆意誹謗煽風點火
中拉開發銀行成立大會2019/04/22在京召開，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牽頭拉美7家銀行，國開行已向拉美18國、200多項目提供超過1000億美元的貸款，牽頭設立225億的中拉、中國─加勒比基礎設施貸款，參與設立首期100億美元中拉產能合作投資基金。
中國十年對拉美投資達2500億美元- BBC
東盟正成為一帶一路投資重點:2016年，中國對東盟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15.5億美元，比2015年增長1.77倍，占一帶一路55.2%。2017年883.6億同比增長23.5%
阿楨
中國上海復旦學者首次證實：我們的母語起源於中國北方
2019-04-26在學術期刊Nature中，中國科學家利用統計學分析方法，結合遺傳學、語言學、考古學等證據，首次確認了包含漢語在內的漢藏語系起源於大約4000-6000年前的中國北方黃河流域。而漢語是最早從漢藏語系中的分化的語族，這一時間可以追溯到大約5900年前。
漢藏語系是僅次於印歐語系的第二大語系，它包含超過400種語言和方言，總使用人數達到15億左右，漢語、藏語、緬甸語都屬於該語系。
北方起源假說認為起源於大約4000-6000年前的中國北方黃河流域，一部分人向西遷徙到了西藏，向南遷徙到了緬甸，另外一部分人向東、向南遷移，最終成為說漢語的漢人。
西南起源假說認為起源於至少9000年前的西南部地區，主要包括現在的中國四川西南部、雲南以及印度東北部一帶。這種假說進而又分為兩種假設，一種認為說漢藏語言的人群起源於13500年前的四川西南部，在大概9000年前分化為兩支：一組人群前往印度東北部，另外一組人群向北前往黃河盆地地區，後一群人被認為是當代中國人的前身。另外一個假設認為漢藏語言起源於大約9000年前的印度東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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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北方人得出的結論吧
上海復旦在北方？夏商周不在黃河流域在南方？
阿楨
5集紀錄片《遠祖之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9mTVkURWFM
巫山人動搖人類起源 2006-03-11
關於直立人，20世紀20年代，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了距今50萬年的北京人，其後，陝西藍田人、雲南元謀人、安徽和縣人、湖北陽縣人及南京湯山人也相繼問世。
過去，由於東非大裂谷人類的發現，西方學者提出了人類起源於非洲的結論，亞洲直立人則是從非洲擴散而來的。中國學者曾提出過“亞洲也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的看法，但一直缺少200～400萬年前人類化石材料的證明。
1984-1988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重慶自然博物館、巫山縣文物管理所等單位組成的一支長江三峽科學考察隊，在四川省巫山縣大廟鎮的龍骨坡一洞穴堆積層裏，發掘出一個人類門齒和一段人類下頜骨，頜骨上帶有兩個牙齒。在發現以上化石的同一層位，除發現人類加工或使用過的骨器外，還發現了巨猿及其它110多種哺乳動物的化石，這在世界古人類發掘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並在世界學術界、考古界掀起了一次有關人類起源的大討論。一個震驚世界的“巫山人遺址”就這樣展現在世界學術介面前。
1991年，中科院先後經過孢粉分析、古地磁和氨基酸測定，其地質年代為更新世早期，距今204萬年，後又經美國、英國等科學家用最先進的電子自旋共振法測定，其年代被正式確定為200萬年前。證實了巫山猿人是目前亞洲發現的最早的人類。據《奧秘》雜誌分析，到目前為止，三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研究人猿分野的地域，連著名的非洲奧杜威峽谷也無法與三峽相比。因為，巨猿和“巫山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足以說明在長江和三峽尚未形成之前，猿人和巨猿的祖先就棲息生存在那裏。
此次巫山人的主要發現者、中科院古脊椎所黃萬波研究員，正是當年我國著名的藍田猿人、和縣猿人的發現者。根據多年的研究，黃萬波等提出人類在200萬年前就出現在亞洲，長江三峽地區，這有可能揭開人類起源之謎。他的有關文章在英國《自然》雜誌上刊登，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被認為“這個新的發現將動搖人類演化的理論”。
阿楨
餘鵬鯤：中國盾構——如何從弱國到世界第一 2019-03-28 觀察者網
2019-2-23，中鐵裝備集團兩台土壓平衡盾構機成功通過現場驗收，正式交付日本西松建設公司，兩台設備將用於新加坡地鐵6號環線C882項目。去年僅中鐵裝備一家的盾構設備年產能就已達到280台以上，累計出廠盾構780餘台，先後出口新加坡、黎巴嫩、阿聯酋、義大利、卡塔爾等18個國家和地區。如今，國產隧道掘進設備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達到90%以上，並在全球市場上佔據2/3以上。誰能想到，就在十多年前偌大一個中國，居然沒有一台現代化的複合式盾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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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強迫症晚期，只要哪個領域沒有世界第一，黨和政府的領導、民族自信心和行業顏面，就都受到了強烈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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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媒體：中國為什麼與眾不同？
巴基斯坦《每日時報》2019-02-24：中國為何不同、如何不同 中國(文明)曾經是、現在仍然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這個國家創造了眾多奇跡，例如使8億人脫離貧困(是巴基斯坦總人口的近4倍)。現在，中國要在人工智慧、機器人和航空航太領域實現諸多突破。
中國存在種種不足和內在問題，但將繼續令世界，特別是西方驚詫。中國發展的許多方面值得細細研究。中國對世界GDP的貢獻巨大(占16%)，其經濟規模(13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以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和外交關係，更增添其重要性。瞭解中國也因此更有意義。
第一是，中國應該是一個文明而非民族國家。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家認同是在成為民族國家前形成的。在中國，如果有人問起，哪怕是一名計程車司機都能滔滔不絕地談論千年王朝和歷史。
第二是，他們作為單一民族自視與眾不同。這種單一民族的歸屬感被稱為“凝聚力”，中國對民族的態度有一種“意識形態成分”，後來英國和日本施加給中國的“百年屈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三是數百年之久的“朝貢體系”。在古代，周邊的國、郡和地區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向中國帝王朝貢，而帝王在經濟和外交上向它們提供幫助。隨著中國崛起成為一個經濟大國，我們看到上述體系的當代形式。
第四是“統一”。中國體量龐大，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他們由數個世紀的統一觀念凝聚在一起，當這樣的中國與其他超級大國如美國並駕齊驅時，其影響可能更大，也肯定不一樣。
總而言之，上述因素均指向中國的獨特性，無論是他們的政府體制、儒家家庭觀，還是催生經濟增長奇跡的那種現代意識。這些因素使中國成為美國在東半球的競爭對手。(作者奧薩馬•裡茲維，陳俊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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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觀察得挺用心。
中國為什麼與眾不同？第一，政治體制，中國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執政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產黨，該党領導全國人民奔小康，開創幸福大道。第二，文化，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文化滋養著世代炎黃子孫。第三，經濟是14億中國人擼起袖子奮鬥出來的。第四，外交，中國人民選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外交方針政策，愛好和珍視和平。第五，軍事，中國的軍事發展程度以保障經濟建設健康穩定進行，以保障國家領土完整，保障人民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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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樞紐》一書的優點
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我個人覺得是參考文獻，其次是他在通史類著作中加入民族史、內亞史、東亞史的相關內容，最後，這本書寫得通俗易懂，施展尤其口才好，真羡慕。
二、《樞紐》的書寫背景：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
我先從這本書寫的背景邏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超大規模性）來談一談為什麼我對這本書的批判如此激烈。
1、民族主義：大國崛起的證明焦慮
大國崛起情緒引發的民族主義近年來非常明顯，《戰狼2》的爆紅便是例子。
2、國家主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可能把國家引向危險的邊緣，德日大國崛起的教訓和值得我們借鑒。
三、《樞紐》的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與超大規模性
1、天下體系：危險的烏托邦
施展在序言裡也提到了這本書與趙汀陽《天下體系》的聯繫，同時，在採訪中提到了《樞紐》思想來源的著作之一是吳稼祥的公天下，軸心文明的載體其實就是天下體系。
2、超大規模性：錯把次因當主因
施展的超大規模性理論的整體偏地理決定論，超大規模性引發出“內卷化”概念之後，說明中國技術落後是因為人口的超大規模性，我承認這是原因之一（費孝通有類似的表述），但我認為這並非主要原因。
關於中國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金觀濤《興盛與危機》等都有回答，我傾向於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楨：?)。另外，施展把中國大國崛起歸因於政治整合完成後的超大規模性（尤其是人口）再發力，我更傾向于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邏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原因在於制度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說大國崛起並非是政治整合帶來的強大，相反是政府退出市場領域帶來的活力（楨：?)。
回應一下網友對我的質疑：
1、你為什麼這麼反對大國崛起？你不相信中國會大國崛起嗎？
首先，我並不反對大國崛起，而且我相信，中國還會繼續大國崛起，因為中國手裡還要很多好牌可以打，比如政治體制的改革、壟斷行業的開放、土地的自由流轉（楨：?)、耕地紅線的潛力...等等，最重要的還有科斯在《變革中國》裡說的思想（楨：政治?)的自由和開放，講為中國的創新帶來巨大的推動力。
2、你是不是不愛國？你是不是愛美國？
關於愛國借用網友說母校一句話來說明，母校換成祖國一樣適用：
母校就是那個自己罵了千百遍卻不許別人罵一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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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的野心之作 「樞紐」熱銷20萬冊 2019-01-28 聯合報
中國崛起挑戰全球秩序需有一套論述、敘事和價值觀來激盪，「樞紐：三千年的中國」一書應運而生。這部中國大歷史的龐大野心之作，具有湯恩比式的歷史哲學視野，亦可視為「一帶一路」對外戰略的新歷史敘事。
「樞紐」作者施展是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亦是「大觀」團隊中有志於中國歷史敘事的青年學者。施展以「樞紐」為書名，指的是中國位於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的仲介位置，即是世界秩序的樞紐。中國歷史有兩大特殊性，一是中國是軸心文明的載體，二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中國是大一統的「二元帝國統治」，既有強大財力的「中原之富」，又有彪悍軍力的「草原之雄」，猶如帝國雙翼。
然而，中國遭逢「內卷化」的魔咒。「內卷化」源於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概念，是指社會文化模式發展到定型後，遂停滯不前而無法轉換成更高等模式。施展援引「內卷化」指中國以龐大勞動力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後，中華文明長時間在低水準處徘徊。
若要破解「內卷化」魔咒，施展認為，需要有外部資源注入，中西之間的相遇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內在需求，中國加入世界的發展格局，得以在全球化的趨勢中瓦解「內卷化」問題。
這本書在中國大陸銷量已破廿萬冊，「羅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推薦為年度好書。
此書也並非無懈可擊，論述帶有「功能論」的目的論色彩，即認為存在即是合理的，比如談到「二元帝國統治」，以長城為分界線，「中原之富」與「草原之雄」，互為所需；另提出全球經濟的「雙循環」結構，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第一循環」，以及中國與亞拉非國家的「第二循環」，挑戰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
習近平新強人政治崛起，對內對外需要有「王者之聲」。作者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出發，力主歷史辯證法看待中國史，合理化共產黨的執政，合理化習統治政權及對外擴張，當然就無視於中華民國的角色與位置，亦是此書的一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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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懷疑記者是否閱讀全書？ 還是加上"野心"就算交差？
給施展《樞紐》道歉，以及“歷史”的危險 by羅成
首先我要向施展的《樞紐》道歉，上次因為情緒性的反感羅輯思維的過度行銷，匆匆寫了一篇吐槽書評《“羅振宇+施展”雙網紅如何用一部《樞紐》為大國崛起唱讚歌》，確實有很多情緒性的東西，沒想清楚也沒說清楚，引起一些質疑，這次寫了一篇長文來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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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說明社會經濟制度的成熟，並昭示著大規模的跨區域經濟與社會整合，這就是各種各樣的志願者協會，它們基於同鄉而形成，一般稱為“會館”。從現存記錄看，最早的會館在1420年代前期出現在北京，是排他的安徽蕪湖的同鄉會館，是中央政府的官方機構。從1560年開始，有些地區商人團體開始在國家的首都建立他們的會館。到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在長江下游的主要城市和少數繁榮的鄉鎮，都建立起了各地商會與手工業行會的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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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物質文化與藝術方面，清代被視為一個悠閒與繁榮的時代，且從1683年（譯者按，平定三藩）後的中華太平盛世之後，君主施行仁慈的專制。藝術業迅速發展，不同的繪畫卷軸越來越多的產生出來，以供大眾與精英之消費。當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商業鉅子制定出炫耀性消費的新標準後，從未有過的眾多的人口迅速地提升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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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認為十分重要的是，應當嘗試指出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為成熟的帝國會走向衰弱？
首先，這些在中華太平盛世的世紀中難得的經濟與制度的有利因素，使致18世紀末時，人口爆炸到達了前為所有的程度，導致了一系列的新經濟問題的產生，這樣一來中國就沒有辦法支持科學技術知識方面的投資。
第二，在外在的莊重華袞之下，乾隆朝在各方面都出現了廣泛的矛盾，如法律與實踐的矛盾，還有貪污腐化。以至於乾隆朝以後，康熙、雍正時代曾實行的仁慈專制只得轉變為嚴酷的專制，這導致了白蓮教的興起以及隨後的叛亂。
第三，太平天國戰爭迫使1850年後的清政府恢復賣官鬻爵之制，且其規模驚人，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這被許多後太平天國時代的政治家與官僚視為一切行政罪惡之淵藪。
第四，在太平天國叛亂時期以及其後，一種權力去中心化的趨勢開始盛行，這是由於省級威權力量的興起，但這些省級威權力量又越來越無力控制地方上的官員。
第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中國被西方捲入近代世界政治的漩渦，且這時的西方在很多方面並不遜色於中國，在某些關鍵方面甚至優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這些因素就開始導致滿族帝國的衰弱，1840年之後，這些因素彙聚在一起並相互作用，最後導致了清王朝的垮臺以及傳統中國的制度與儒家文化的重新整合。本文來自《亞洲研究》，由楊昂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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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天才的明代統治者宣宗（1425-1435），也曾將一位官員及其家屬關進監獄，因為他抗議皇帝，認為應該由淵博的學者幫助皇帝學習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而對比之下，從康熙時代到清末，官方選擇的皇家教師，以及春秋兩季為皇帝講授儒家學說的學者都是程朱學派的。且不論其後果的好壞，可以肯定的是在滿洲異族的統治下，中國成為了一個嚴格遵循正統儒家思想的國家。在清代，對現代的學生稱為儒家思想的那些規範、習俗、價值的滲透之深入，接受之廣泛，在清代之前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不可能發現的。
儘管滿族的漢化與儒家化政策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但其收益同樣巨大。滿族統治了中國268年，而元朝統治中國只有89年。儘管存在著種種缺陷以及鎮壓手段，康熙、雍正、早期乾隆的時代，依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盛世。大部分人民享受著和平、繁榮而心滿意足的生活。重大的考驗來自1851年，在太平天國的叛亂中，漢民族的大部分，特別是它的關鍵階級士大夫，忠誠地站在他們的滿族統治者一邊為其戰鬥。這是因為，所謂的“異族王朝”，實際上已經遠比過去的中國王朝更為儒家化了。
第四，儘管隨著清朝的結束，舊秩序崩潰了，但從整體上看，必須認識到，它作為一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體系，具有高度的成熟性，並且在經濟與社會上，實現了高度的跨區域的整合。就政治制度而言，清代顯然從宋明的失誤中得益匪淺。比較唐以降不同朝代的行政法，我們可以知道，在很多方面，諸如不同官員之間的管轄權以及相互關係的處理，檔的分類與傳遞，決策的程式以及其後的執行過程，以及方方面面的官員任免、考績等領域，清代的制度都顯得更加審慎、有序及理性。
儘管實際上很少有——假如有的話——社會經濟制度是清代原創的。眾所周知，商人行會與手工業者行會，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近代的父系宗族可以上溯到1050年，私人學術與針對科舉考生的社區學校系統可以上訴到宋代。同樣，各種非政府慈善機構也早在宋代就已出現，如救濟孤兒的機構以及提供給窮人的社區公墓，救生船等組織都出現在清代之前。不過，在清代之前的這些制度與機構可能是零星的，支持不足的，在地理分佈上也是有限的，而在清代它們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越來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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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空間不允許我給出一個系統的解釋以闡述為何早期清代統治者會採納這樣一種政策。但這裡我們足以認為，對一個征服族群來說，當它的人口遠遠少於被它所征服的漢族時，最有效的長期政策是：支持中華民族特別是其關鍵階級，即士大夫階級所視為正統的那些制度與文化系統。5世紀時北魏孝文帝的系統性漢化政策，以及法國的亨利四世在1598年的改奉天主教，都是取決於類似的政治必要性。
滿洲帝國宗室、貴族與官員系統性漢化可由如下事實證明：從立國起，就完全吸收了明代的政府制度，再輔以少數滿族的理性的改進與制度創新。無論是康熙皇帝，還是他那些在社會政治關係上持保守消極態度的繼承者，都積極扶持新儒家作為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清代的皇帝對孔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尊敬。（在北京二跪六拜，在孔子的家鄉曲阜三跪九拜）對皇室後裔進行以正統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嚴格的中國歷史教育。儒家正統思想被用於為廢止滿洲八旗制度中的某些封建關係而進行的辯護。在國家支持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印刷出版活動，將程朱學派的新儒家著述，以及文字訓詁工具書，及個人的文集等收集在一起，編纂進《四庫全書》。至於中國的文學、書法、繪畫乃至娛樂方式也被滿族接受。
當然，雄才大略的統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事實上並不會認識不到保留滿族本身的特點與習俗的重要性。但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如此強大，以至於到了18世紀後期，帝國官方強調的對本民族特點的保持，已經淪為對部分皇室宗親與滿族科舉候選人的法律上的義務，比如學習騎射之術，滿文等。儘管滿族的薩滿信仰似乎還保持到了王朝的結束。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即使對滿族王公來說，最遲到19世紀初之後，滿語也已經成為了一種死語言。此外，跨族婚姻在整個清朝都十分盛行。事實上，很多旗人逐漸陷於貧困，其結果只能是他們通過通婚日益于漢人融合，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無需詳述。
事實上，滿族漢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我們竟將其視為傳統的儒家國家與社會，這種情形不僅在早期的中國朝代中出現，在清代也是如此。我們有必要提一下，在宋代儒家國家形成的時代，總所周知，在指導思想與實際政策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而且並沒有欽定的學術正統。儘管明朝的創立者選擇了程朱學派作為正統，但他的後人，並沒有真正的看重這種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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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漢唐巔峰時期亦曾經略西域，擴張到今日俄屬突厥斯坦，蒙古帝國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國，但前者的統治是短暫的，後者的組織結構過於鬆散，以至於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烙印。相反，唯有滿洲帝國能成功的制定政策以統治幅員遼闊的區域，並且設計出複雜的行政與軍事機器，以鞏固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穩定而持續的龐大帝國。
…..
在總結清代的領土遺產時，或許應該指出，清代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雖然看似並非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那樣的洪業，但其歷史重要性毫不遜色。儘管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史幾乎與中國自身的歷史同樣悠久，但直到雍正(1723-1735)以降，才制定了更強有力的政策以將那些非漢族群漢化。這些族群主要居住於湖南的山谷中以及湖北的高地，還有雲、貴、桂、川等省的群山之中。政策的核心是改土歸流。從1723年開始，這一政策被廣泛運用于甘肅、青海、中國屬突厥以及西藏東部地區，後者於1928年至1949年間設立西康省。值得提及的是，在滿族統治最後幾年中，這一政策依然在西康反復施行。倘若沒有這些西南省份內陸疆域的拓展與鞏固，那麼日後在抗日戰爭（1937-1945）中，大西南是否能成功地作為支持抵抗戰的大後方值得懷疑。不論從外部還是內部看，清代最大的貢獻在於建構起了近代中國鞏固的地理實體。
第二，清代的第二個重要遺產是它的龐大人口。在清代之前的官方記錄中，中國人口的頂峰是6千萬，儘管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些朝代，如宋代與明代，實際人口可能超過了1億，但基本的事實是，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若無特別適宜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如此持續的高增長率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我在《中國人口史研究1368-1935》中討論的，這一優異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出現於1683年後直到乾隆晚期的國泰民安的繁榮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國人口暴增至3億。儘管後來經濟出現惡化，人口與土地比例也不容樂觀，但這一增長趨勢依然無法阻止，直到1850年，人口已經突破4億3千萬。儘管中國受困於人口過多與大眾的貧困，他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7億。即便是歷史上最嚴酷的斯巴達式政權也無法改變這一趨勢。要瞭解人口增長的歷史根源，清代的統治又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清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它成功的關鍵無疑在於早期滿族統治者制定了徹底系統性漢化的政策。清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複雜進程的個案，它塑造了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內在力量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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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挑戰是西方前所未見的，因此美國政壇和西方精英都對此感到無比震驚。在與西方的溝通中，中國應該把天下體系定位為一種促進因素，它能比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更好地推動國際關係裡的“動態平衡”。
天下體系對政治和文化的一系列巨大影響可能在翻譯過程中丟失，因此中國需要好好加強軟實力，來傳播自己的世界觀。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應止步於膚淺的謾駡，而應展開全球性的嚴肅討論。
（觀察者網李嘉東譯自《亞洲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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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中國人對世界地理處於嬰兒狀態時的理解，就不要拿出來獻醜了。
可憐的是從羅馬到美國，西方人拿出的世界治理方案連嬰兒狀態的中國人都不如……兩千年過去了，天下體系居然依舊是人類世界政府的最優選擇，不知該說誰在獻醜……
從這幾個方面看，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成熟的帝國 2019-01-22 何炳棣
近期，史學界頻出大新聞。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掛牌成立。1月14日，《人民日報》載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強調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一直以來，歷史學是冷門專業，看似無用，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60年代，史學名家何炳棣便撰文強調了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清代對於現代中國有著重要的奠基意義。這一朝代不僅為現代中國提供了穩固的地理與民族實體，而且塑造了我們對於傳統制度與文化內在力量的認知。
清代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如果沒有1600至1800年間滿族統治者極為勤奮努力地，並且技巧嫺熟地致力於拓展疆域，中國永遠都不會有今日這樣廣大的疆域，清代使中國成為了一個地理與民族的實體。簡單地統計或許能告訴我們部分的事實。
就所謂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帝制時期中，中國擁有有效管轄權的邊界大致為1532800平方英里，這只有美國一半的大小。到清末，當滿洲帝國的疆域從它擴張的頂峰時期（18世紀末）經歷了顯著的縮小後，它仍然擁有接近4278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比中國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要大606000平方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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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究中國文化根源就會發現，從形而上的角度出發，天下之外再無他物，因為“天”籠罩全球。所以，正如儒家理想所說的那樣，天下要大同，才是順應於天。
因此，天下體系是包容而非排他的，這裡不再有敵夷的概念，沒有任何國家會被貼上敵人的標籤，也沒有什麼文化是這個體系所無法相容的。
趙對西方體系進行了犀利的解構。他提出，我們所熟知的進步論其實緊緊貼合基督教的敘事邏輯，它已經成為了一種現代迷信。
趙指出自從基督教戰勝希臘的異教文明以來，西方的驅動力量就來自一種戰鬥的邏輯。世界似乎是一個好戰的實體，各種群體和部落相互對立。西方征服世界的使命摧毀了“世界”這個概念的先驗的完整性。世界失去了它的神聖屬性，成了一個專供基督教實現普世性勝利的戰場。世界成為了一個客體。
在這樣的世界裡，知識的霸權體系通過傳播方式和對語言規則的壟斷，在社會、歷史、生命、價值觀等所有領域鼓吹一種一神論的敘事。
這個霸權體系中斷了其他文化的知識和歷史脈絡，將其他的精神世界化作毫無意義的廢墟，使它們失去完整性和神聖性。它以進步主義信仰（即世俗化的一神論）為名，貶低了所有其他文明歷史的歷史性；並把世界劃分為中心和邊緣地帶，前者是擁有歷史的“進化的”世界，後者是被剝奪了歷史的停滯的世界。
這種觀點非常接近南方國家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主流批判。
最後，趙回到了老子所說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上面。這與《周易》中所提到的陰陽緊密相關。陰陽是均衡態的功能性隱喻，任何存在的生命力都蘊藏在動態平衡裡。
令反華者惱怒的是，中國目前採取的正是趙闡釋的天下觀，致力於實現國際關係中的“動態平衡”，這對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領導地位構成了嚴峻挑戰。
在《在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指引下開拓前進》一文裡，中國外長王毅對習近平外交思想進行關鍵性闡釋，強調“習近平總書記的外交思想是對過去300多年來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和超越”。我們必須結合天下理論框架來理解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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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調整當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規則，使其真實反映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復興。但這並不是要“推翻”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國際體系。正如各國“組團”形成的貿易同盟是當前地緣經濟博弈的主角，民族國家仍將持續作為國際體系的支柱。
中國的主要外交原則之一是不干涉別國內政。而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就一直在干涉別國內政，從未消停。
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對話”上，上海政法學院“一帶一路”與歐亞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相藍欣教授的講話很能體現中國真正的目標。
相藍欣將“一帶一路”倡議定義為通往“後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的途徑，即本世紀歐亞大陸在亞洲國家行動下真正走向地緣經濟一體化。這就是為什麼作為戰後國際規則制定者的美國會如此害怕“一帶一路”，以至於要不遺餘力地將其妖魔化。
何為“天下”
有人認為千百年來，中國皇帝受命于天，號令天下，因此“天下”是一種“獨裁體制”。這種說法屬於一派胡言，反映出專業反華人士對中國古典文化最深層內涵的極度無知。
西方要理解“天下”，不妨從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汀陽的2016年的著作《天下的當代性》入手，這本書去年被譯成法語，書名叫作《Tianxia：Tous sous un meme ciel》（天下：普天之下）。
周朝（西元前1046-前256年）的天下體系在本質上是一種理論——一種源於古代中國、卻不局限於中國的概念，它能處理“全球化動態形成過程中”的普世性問題。
這個概念像橋樑一樣把古代中國與21世紀的全球化聯繫在一起。在全球化時代，受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和霸權爭奪定義的各種政治概念正在逐漸失去意義，主導未來的新興力量是全面的、包容的、普惠的全球網路，而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
“天下”是指一個真正以世界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觀念裡，世界始終是被征服、被統治和被剝削的對象，從來不是政治主體。
因此，我們要比民族國家站的更高、看得更遠，誠如老子所言“以天下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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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漢服熱，與民族主義無關
英國BoF時裝商業評論2019-01-24：奇幻而非民族主義正在推動漢服復興 從北京到布里斯班和多倫多，隨著漢服愛好者正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種服裝正越來越受歡迎。如今百度貼吧中的漢服愛好者已超過92.5萬人，而2017年初時還不到70萬。
與中國13.9億的人口相比，該數字微不足道，但對中國傳統服裝的日益迷戀將對時裝品牌產生深遠影響力。一些評論人士將該趨勢視為對中國新興民族主義的“花樣翻新”的呼應。然而，對大多數漢服愛好者來說，所謂的正本清源和民族主義並不在其考慮範圍。
在接受採訪的漢服愛好者中，穿著漢服的想法普遍始于對武俠和中國熱播宮鬥劇的迷戀。對中國觀眾來說，二者構成遠比西方影視更天馬行空且更扣人心弦的奇幻世界。“當我很小時，我就喜歡披上被單假扮奇幻電視劇中的角色。”開漢服店的湖州市民孫穎(音)說道。92%的漢服愛好者購買而非自製漢服，其中網購尤其流行。去年11月，淘寶十大漢服店的總交易高達5067萬次，同比激增266%。“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這是一種奇幻和虛無主義，就像許多人眼中的角色扮演或玩角色扮演的電子遊戲一樣。”《中國千禧一代》一書的作者埃裡克•菲什說道。
菲什表示所謂漢服熱確實具有愛國主義底色，但大部分漢服愛好者都是追求其中的時尚和群體元素。“其實，與大多數人認為的恰恰相反，中國年輕人的民族主義色彩正變得越來越不明顯，這已得到一些研究的證實。”菲什說道，“在現代中國，年輕人正在承受生活壓力，因此像漢服這樣嚮往更簡單和浪漫化時代的亞文化極具吸引力。”(作者薩姆•加斯金，丁雨晴譯)
“天下”——中國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挑戰2019-01-24 觀察者網
Asia Times網站自由記者佩佩•埃斯科巴
如今“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甚囂塵上，反華者聲稱中國不僅威脅到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也對美國共和體制構成致命威脅。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爭相效仿的榜樣，而美國的言行舉止也越來越像一個寡頭政治國家。正如一些領導人和學者試圖闡釋的那樣，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美兩個大國在觀念和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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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胡說八道。中國“小農社會”的形成原因和生產關係不僅僅是作者說的“宋朝朱子學以降”“兩班制農奴生產缺乏積極性的低效”。中國為代表的“小農經濟”形成的歷史原因遠比宋朝和朱子學久遠。也不是因為生產效率原因自下而上的自我塑造，而是因為中國中央統治，皇權與宗族豪強權力博弈，避免土地兼併，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貧民對豪強人身依附，地方勢力坐大，產生赤貧階級造成社會崩潰的頂層設計。耕者有其田的小農社會是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等亞洲農業文明國家的壓艙石，也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歷史基因。作者的解釋我看來明顯偏離了小農社會”耕者有其田“這一“小農社會”的意義。
文章的意思總結一下就是：日本社會發展進程和東亞其他國家相差不遠，尤其是與華夏相比，所以華夏所謂的悠久農耕社會史是華夏人自嗨的結果。於是，讀者不禁要問了，作者真的是研究歷史的學者，不是政客嗎。
由於深知自己國家的歷史比較短，看到中國歷史悠久，就希望把中國的歷史拉到和自己一個時間段，本子的手法，100年了，都沒什麼進步。偏偏本子是那種喜歡自說自話的人，喜歡自己提出一個莫名其妙的觀點，然後深信不疑，這篇文章就是這樣的。另外，用所謂東亞史，多少有點扯虎皮做大旗的既視感，這樣一來，就可以淡化中國對東亞各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史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順便太高了自己的歷史，呵呵。
不喜歡日本的人，不應該把日本說得一無是處。上世紀日本歷史界的疑古運動，是理性的勝利。見“津田史觀”。任何國家要徹底現代化，逃不過歷史清理這一關。
津田左右吉的疑古實際上是完全失敗的，日本直到今天還在宣傳“萬世一系”“單一民族”這些東西，那些古墳仍然禁止發掘。日本真想搞疑自己之古，就讓中國人進日本考察，不設任何禁區。否則都是空話。
https://www.guancha.cn/gongxiboshi/2018_09_24_4731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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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嶋博史：東亞小農社會的形成 2018-09-24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一、東亞社會的共通性
（一）圍繞儒教與朱子學的討論
（二）作為小農社會的東亞
那麼，與朱子學的形成和接受相適應的社會構造是什麼呢？我認為本文標題中所揭示的“小農社會”正是與之最相適應的社會構造。所謂小農社會，是指在農業社會中，無論是擁有自己的土地，還是租借他人的土地，基本上只是依靠自己及家庭勞動力而獨立進行農業經營的小農，其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即使使用自己及家庭成員以外的勞動力，其地位都是次要的。這樣的小農社會，很容易被理解成超越時代和地區的普遍性存在樣態，但其實到了某一時期以後，像東亞地區這樣小農占壓倒性比重的社會反倒成了例外。
當試圖把東亞視為小農社會時，這一社會與其他農業社會相比具有以下兩個重要特徵。第一個特徵可以歸納為：不存在中世紀及近代歐洲較為典型的、基於領主階層大土地所有的直營地經營。稍稍擴大一些講，也可以說是不存在基於政治統治階層的大土地所有的直營地經營。政治統治階層的大規模直營地，不僅在中世紀及近代的歐洲，在西亞、拉丁美洲也是普遍可以看到的。在東亞，像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或朝鮮的兩班階層這樣的政治統治階層，有時也可能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一般情況下他們不直接經營自己的土地，而是讓佃農進行租佃耕作。經營的主體是佃農的這一特徵，與其他地區的大規模直營地是相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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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朝的海軍綜合實力
當時明朝的海軍實力，在世界上就是無敵的，比現在美國的地位要高出一大截。朝水師配備有各式樣戰船百種，其主戰炮艦載炮四十多門，遠超過同時代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英國皇家艦隊的規模大明朝立國近三百年，大明水師卻未曾遭遇一敗。
所以，明朝軍事實力到底有多強大，可以自行腦補。個人認為，大敗明朝的不是後來的滿清，而是大明內部矛盾重重，各地起義軍又幾乎耗盡了其國力，才讓韃虜有機可趁。
明朝作為中國歷來是上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從朱元璋開創明朝以來，共經歷了16位皇帝，276年。雖然我們後人評價明朝多以“奇葩”兩字，但是在歷史上的明朝，也曾經是數一數二的帝國，明朝的許多產物，科技等都曾在那個時候世界第一。
人口世界第一。其實，對於當時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是比較有爭議的，因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戰爭導致很多人都流離失所，這個時候可以查到有戶口的人依然有5000多萬。所以我們估計來看，當時明朝的人大概有7000到8000萬左右。要知道當時世界的人口不超過4億，所以說明朝絕對是當時人口第一。
軍工產值世界第一。火器在明朝運用的是特別廣泛的，可以說達到了巔峰。因為明堂的每任皇帝，在位期間，基本上都會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明朝軍事業也因此發展不錯。
軍隊的數量，非常龐大。在明朝建立14年後，統計了全國的人口，當時達到5987萬人，而軍隊是120萬人。在明朝鼎盛時期，全國的士兵達到了270萬。
白銀黃金佔有率。在16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人，搶了大量黃金白銀的這些人，都跑到中國去交換絲綢，茶葉，再加上本身黃金白銀，這佔有率也是別人比不上的。
礦產量世界第一，在冷兵器時代，歷史的礦產量是非常重要的。而當時的明朝鐵生產量是宋朝的兩倍，達到了9000多噸。
間諜機構。明朝的間諜不止包括錦衣衛東西廠。還有其它組織，在鼎盛時期達到6萬多人。
船隻總噸位。在當初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明朝的船長達150米，寬30多米，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
國土面積。在當時明朝的國土面積，大概保持900萬平方公里。之後在頂峰時期，達到1370萬平方公里。
我們不得不承認，明朝在當時西方人看來絕對是東方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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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強？ 2018-04-28
經常看到有些歷史愛好者對明朝進行貶低，他們的理由是：偌大的明朝居然被小小的後金(女真族)打敗，皇帝都被逼的上吊自殺。小編只想說，再強大的王朝也會覆滅。明朝的滅亡，並不能否定它曾經的強大。
在明朝強盛時期，綜合國力傲視全球，特別是軍事實力，更是秒殺當時世界上所有國家。如果你不信，請看下面明朝軍事上的幾個“世界第一”。
一、發明了水雷
在十六世紀中期，明朝就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枚水雷，那時候被稱為“水底雷”，並被廣泛應用于大明海軍，這要比西方國家水雷的發明和使用早了兩百多年。在萬曆年間，日本侵略朝鮮，萬曆皇帝就派兵進行抗日援朝。當時的大明海軍就使用水雷擊沉了日本的戰艦，這也是水雷首次用於戰爭並取得了驚人的戰績。
二、發明觸發式地雷
我們經常在電視中看看到，為了伏擊敵人，經常埋地雷，這玩意就是明朝發明的。當時倭寇在沿海地區甚是猖獗，明朝的陸軍就曾多次使用地雷炸死了不少倭寇。直到18世紀以後，國外才有地雷。
三、發明了大型遠端火箭武器
十六世紀，大明王朝發明了一種用於水戰的兩級火箭，被叫作“火龍出水”，並裝備在戰艦上。在作戰時，會在水面上飛行數公里，從龍嘴發射火箭直接攻擊對方艦艇，堪稱“反艦導彈鼻祖”。
明朝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強？
四、組建世界第一支“騎炮兵”
當時有一種類似於現在的火箭筒的武器，被稱為“虎蹲炮”。由於其體積小、品質輕，便於騎兵攜帶，最主要的是殺傷了很大，朝廷就直接組建了陸軍騎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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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趙匡胤是通過“陳橋兵變”登上皇位的，遷都相當於是讓這些前朝老臣從一個富裕之地搬到一個廢墟之地，這樣做的話有損于底下大臣的利益，為了讓自己的政權更加安穩，以便完成統一全國的夢想，趙匡胤思考再三還是決定留在開封。
03軍事層面：國防中心從西北轉向東北
漢朝的匈奴，隋唐時期的突厥、吐蕃，這些遊牧民族每一次入侵都是從西北方、北方一路南下侵擾漢民族，所以唐朝之前大多將國家的都城定在長安。但是等到了唐末之後，中原王朝的主要軍事威脅由西北地方向東北地區轉移，趙匡胤將國都定在開封主要也是考慮到軍事力量的部署與調動，方便日後對抗遼國。有一種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感覺，在國家強大之時尚且能夠調動軍事力量來抵抗外敵。可是一旦國家力量衰弱，就可能變成北宋末年那樣的情況，國都無險可守，很快就被攻破城。
04利益集團的掌控和防止藩鎮割據的需要
開封雖然有眾多的優勢，但是有一大劣勢是其無法避免的，就是開封處於四戰之地，易攻難守。
宋太祖趙匡胤曾經想過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但當年跟著趙匡胤打天下的功臣以及原來後周投誠的官員都在開封有著大量的地產以及自己的人脈、利益關係，如果遷都就意味著自己多年的辛苦將付之東流。
而宋太祖的弟弟趙匡義也在開封有著自己的勢力，因此他便強烈反對遷都。
除了群臣的反對，促使宋太祖放棄遷都的原因還有就是定都開封在一定程度可以防止藩鎮割據。
自從吐蕃和突厥崩潰以及契丹崛起後，中原王朝防禦入侵的方向便由西北轉向東北，這樣在東方部署有重兵。
洛陽和西安的地理位置相對來說偏西，如果定都於這兩座城市，便容易造成新的藩鎮割據。
宋太祖開國以來，吸取了原來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大大加強中央禁軍的實力。
這就需要都城能夠供養起大量的禁軍，而開封正好能夠滿足這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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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趙匡胤為什麼定都無險可守的開封，而不是長安 2018-04-27
河南開封是我國七大古都之一，作為北宋首都長達168年之久，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充分地展現了當時其都城汴梁的景象。然而，歷代王朝都城，如秦朝咸陽，漢朝長安和洛陽，唐朝長安等，都有天險作為屏障。那為什麼北宋要選擇防禦極差的開封呢?
01經濟基礎
但凡國家的都城，幾乎都是建立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古代社會交通不便利的情況下。只有經濟發達的地區才能夠養育如此眾多的人口。
開封地處中原地區，本身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又黃河之水的灌溉，造就了這一地區發達的農業。
民以食為天，有了土地、糧食自然就能養育都城百萬甚至千萬的人口。
再加上開封地區發達的交通運輸，也促進了本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據《宋史•食貨志•漕運》載：“宋都大樑，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 ”
《宋史•河渠志》又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曰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 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
發達的漕運系統不僅能夠便利來往商人，還可以將全國各地的資源運輸至國都，以滿足國家的日常需求。
關中地區雖然沃野千里，但是隨著城市人口的不斷增長，已經難以滿足人們的需要，正如《新唐書•食貨志》所雲：“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處不足以給京師”。
再加上到達長安的漕運系統遠比到達開封的漕運系統來得落後，使得趙匡胤不得不放棄遷都的想法。
02政治層面：政治中心的東移
當時的長安、洛陽，經過唐末、五代時期的戰爭已經成了一片廢墟，反過來開封城在經過周世宗的全面改革，已經成為“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益繁盛”的大都市，具備了定都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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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宋朝是秦朝以來中國古代十個左右大王朝的其中之一。這種王朝在政治上是君主專制——君主專制並不是指皇帝對所有的行政事務獨斷專行，而是指最高政治權力歸皇帝一人所有。皇帝一人通過官僚系統統治疆域內的所有民眾，民眾將家庭的人口與財產情況登記在國家的簿冊上，承擔著向國家納稅與服役的義務——這是中國王朝最基本的統治結構。
第二，古代中國是世界範圍內唯一的政治與文化形態始終延續的帝國體系，政治大一統、以農耕為經濟基礎、崇尚儒家文化，是中齤華帝國的基本形態。中齤華帝國的政治體系具有治亂迴圈的特點。在穩定時期，中齤華帝國的民眾通過辛勤的農業勞動以及富有創造性的工商活動，可以迅速地繁殖人口、積累財富，並在此基礎上享受高雅精緻的生活方式、培育溫文爾雅的禮儀文化，成為已知世界的文明中心。在經濟文化燦爛輝煌方面，宋朝與其他大王朝相比，既非特例，也非例外。
第三，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初創時期一般休養生息、積累財富、培養國力，否則就會迅速敗亡。國力恢復往往導致兩種後果，一是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而對外擴張，結果勞民傷財、疲罷民力，國運由盛轉衰;二是誘發政齤治腐敗，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底層民眾無以為生，最終揭竿而起。
回應
宋朝確是不貧，但是宋朝確是弱，弱在文人無骨頭。整體文人統治3集團的主流只想著富裕安康，缺乏統一山河，稱雄世界的大格局。因此拼命打壓武將，營造奢靡之風，理學興起更造成整個社會集體缺鈣，甚至成了整個民族的集體性格，為後世中華民族遭受侵略時總是出現大批漢奸埋下了伏筆。實在是悲哀。現在不少知識份子如蒙曼之流還歌頌宋朝是文人的春天，真是無聊可恥。傷了民族之脊樑而不自知。可惜了岳武穆，鈥青等體現民族之魂的英雄。最可歎，嶽飛要被移出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民族英雄之列呀。
南、北兩宋存世320餘年，僅比東、西兩漢短70餘年；比唐、元、明、清存世時間都長。
經濟、文化強，國力弱！
強不強，看綜合國力，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科技、外交、經濟、貿易等，這樣看無疑強盛王朝屬漢朝與唐朝。至於四大發明那都不是是產生在宋朝，造紙在東漢，火藥和印刷術在唐朝，指南針很可能也在宋以前，只不過這些技術在宋朝時應用更廣。其實對農業發展可能起到更大作用的發明比如唐朝發明的曲轅犁和水車灌溉技術比四大發明毫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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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究竟是貧弱王朝還是燦爛時代呢 2018-08-01
王安石曾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那麼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王朝宋朝究竟是怎麼樣的!
為什麼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
相當長時間以來，宋朝給人積貧積弱的印象。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種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他們都懷抱著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
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興起于慶曆新政，至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達到高潮。改革總會遇到各種阻力，有的來自作為頑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慶曆新政時期的夏竦集團;有的則來自不同改革路線的政敵，如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司馬光。
為了論證改革的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為改革派描述宋朝現狀的一種模式。為了製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甚至說只是僥倖沒有遇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統治早已搖搖欲墜。在一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為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宋朝以後掌握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理學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頤、朱熹等人開創的，這些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理學家倒也不一定反對富國強兵，但認為只有通過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所以理學家強調的是王安石心術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積貧積弱。
古代文人對於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還是大興文治，因為宋朝結束了五代的亂世，也結束了武人掌權的政治，通過科舉，將國家的治理託付給了文人，文人對此還是頗有點感激涕零的意思。當然，面對北方的強敵，宋朝在軍事上始終不佔據優勢地位，非但不能收復燕雲，甚而亡于金、元，因此批評宋朝國勢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實是“弱而不貧”，他說仁宗皇帝“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神宗皇帝則犯了“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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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這麼多，刀哥並不是想為朝貢體系做辯駁，太祖太宗的時代遠去了，“長幼有序”“華夷有別”不是也不可能成為協調當今國家間關係的準則，睦鄰友好、和平共處才是。完善以國際組織為核心、國際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制，可以維護我們這個時代的公平與公正。
美媒：中國沒必要“恢復”任何王朝，現代化也不等同西化
在中美貿易戰和軍事關係烏雲密佈之際，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展開任內首次中國之行。過去一個月內，馬蒂斯屢屢發出批評中國的聲音，曾宣稱“中國正試圖複製明朝模式以改變國際秩序”。
美國《外交學者》2018-6-26《中國和平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一文進行反駁，作者為韓國延世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金凱。
文章反駁道，首先，當代中國政府沒有所謂的“明朝模式”。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模式和智慧植根於數千年的文明歷史。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精神是“命運共同體”，宣導多樣性和包容性，已被聯合國的決議通過。它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想法和做法形成鮮明對比，超級大國是在單一的政治價值體系下追求全球同質化。那些不順從的國家可能遭受政治或經濟鼓勵，甚至軍事入侵。相比之下，哪種“模式”更具威脅呢？
其三，中國從未聲稱只有一條“帶”一條“路”。事實上，中國的倡議是完全開放和包容的，可以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對接，比如歐亞經濟聯盟、蒙古的“發展之路”、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和歐盟的容克計畫。事實上，中國與上述國家和地區已有共識甚至達成協定。
事實上，馬蒂斯的抱怨可能源於更深層次的不安。目前，西方尤其是美國內部出現了一種憤怒的情緒，抱怨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卻仍未西化，儘管中國一直是二戰後美國主導的西方經濟秩序的受益者。
中國崛起沒有遵循美國青睞的故事軌跡。隨著中國日益現代化，其發展路線也呈現出特別的樣貌。文章援引馬丁•雅克的話指出，中國證明，西方人所認為的“現代化必將西方化”的觀念根本就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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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蒂斯一定對朝貢體系有什麼誤會，我們是不會回到朝貢體系的，我們怎麼會養朝鮮越南那種白眼狼呢，現在的體系多好，有安理會主持大局，白眼狼直接打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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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以現代商品社會的等價交換原則來看待祖先是否當了“冤大頭”。因為相對物品的多寡，明朝人更看重朝貢國家的“情厚”，所謂禮不外乎人情。他們不把這看作是生意，而看更重其政治價值和倫理價值。
對朝貢國家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來華所經歷的艱險，明朝君臣上下都很感念。洪武五年（西元1372年），印度半島國家瑣裡派使臣奉表朝貢，明太祖朱元璋非常感動，認為他們“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成化年間都禦史李秉言也認為，“（外邦）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里”，因此“賞予之物宜厚”。
對來朝使者，明朝政府在他們進入國境後也是一路好吃好喝好招待。對使者除貢物外攜帶的大量私人物品，明朝規定，或者由朝廷“收買”，或者任由使者自行買賣，朝廷不收稅。這項政策鼓勵了很多使者攜帶大量私人物品來華做買進賣出的“倒爺”，中書省請求對這些“倒爺”徵稅，朱元璋俱不許。
當時明朝對每個朝貢國都有貢期限制，但各國使者不僅沒有為見皇帝瑟瑟發抖，反而爭著打破限制頻頻來朝。東北亞某個哭訴歷史上曾“數百次受中國侵略”的國家，按明朝當時規定是三年一貢，在該國的強烈要求下，“酌情”改成一年一貢，但實際情況是一年數貢。
相對西方“一袋馬鈴薯”式的獨立主權國家觀念，傳統中國人沒有國內國際之分，他們把由自然經濟和宗法觀念維繫起來的鄉村社會，環環向外擴展，形成一個大的共同體。
在這個共同體中，能力小、年紀輕的“晚輩”向長輩表示尊重，能力大、年紀老的“長輩”為晚輩擔當責任。“你要面子，我給面子”，雙方共同遵守“禮”來維護一種均衡的秩序，所以“禮之用，和為貴”。
在這個秩序中，大國對小國的回饋，並不一定是物質上的“恩賞”，也有可能是當“話事人”幫助調解糾紛；有可能是授予緩帶和金印，賦予朝貢國統治者合法性；甚至是直接出兵幫助他們抵禦侵略。在壬辰抗倭戰爭中，明朝做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犧牲，卻沒有向朝鮮向任何回報，這在國際關係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由此，“禮”與“義”不僅僅能吸引他國“慕利”，也能吸引他國“慕義”。明亡後，朝鮮感念明恩，長期延用明朝年號，堅持明朝衣冠，建思恩台哭祭明朝皇帝。
這就是傳統中國文化中，禮義力量希望達成的理想效果。誰掌握了禮義，誰就掌握了真理。掌握真理的國家也不應該強制輸出價值觀，而是“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是傾慕真理的國家“見賢思齊”，主動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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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長妄稱中國要恢復明朝模式 要其他國家成朝貢國2018-06-27環球網
“明朝看起來是他們（中國）的模式，當然以一種更強悍的方式，要求其他國家成為他們的朝貢國，對北京叩頭”。
這是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訪華之前，面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畢業生所做的演講中所提到的一段話。
這已不是馬蒂斯第一次提及“朝貢”。去年2月，在日本面對安倍晉三、稻田朋美、岸田文雄等一干政要，他就有過中國想“復辟”朝貢體系，把周邊國家當“朝貢國”的提法。
在對華鷹派紮堆的特朗普內閣，馬蒂斯是為數不多的“中國通”，據說他愛讀《孫子兵法》，愛用兵法教訓下屬。他總把“朝貢”掛嘴邊，大概也是很滿意自己在中國史書中的這個發現。
這並沒有什麼稀奇，在中國浩瀚的時間長卷中，摘出某個斷面作為黑材料譏諷現時中國，算不得什麼難事。
不過，歷史始終不應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要想不曲解她，就很有必要回到當時的那個情景語境中去。
當馬蒂斯在演講臺上做著怒批“朝貢”的手勢時，他腦海裡大概是這樣一幅圖景：盛裝的羅馬皇帝高坐臺上，某個蠻族酋長瑟瑟發抖匍匐於地，親吻皇帝的腳趾。
這太好萊塢了，對講究禮義教化的傳統中國來說，外交沒有那麼可怖，說土味點，不過是某村宗族過年過節走親訪友的擴大和外延罷了。
在那首兩年前因某臺灣作家而再次火爆的“一條大河”裡，有句很能動人的歌詞：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等待他的有獵槍。顯然，詞作者在這裡把對中國友好的國家稱作朋友，而侵略者就是豺狼。他把國與國之間的外交與戰爭，化為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往來。國與國間的關係也不是商品與條約，而是人情，是“對什麼人，隨什麼禮”，是“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甚至“以德報怨”。
這就是“禮”與“義”，是“朝貢”“宗藩”或者其他一切什麼名詞都要真正基於的邏輯起點，是中國人一切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本源，它跨過漫長的歷史，從聖賢書飛入尋常百姓家，用最市井的話來說，它是中國人的“老禮兒”。
比如有一條“老禮兒”說，鄰居家端來一碗餃子，你不能拿空碗回去，你要放個蘋果在碗裡給送回去，這是規矩。在這裡，餃子與蘋果的交換不是商品社會的等價交換，而是倫理社會的人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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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歷史上，1930年10月爆發的霧社“原住民”抗日事件，是台灣先住民族解放運動的起點，具有反殖民的主體意義。其中的主體敘述正如：“內地人(日本人)連小孩也不放過！本島人(漢人)不殺！”整個抗日行動中，只有兩名漢人或穿和服、或遭流彈波及而被誤殺。然而，霧社事件後進步的“原住民”論述，卻因為戰後反共戒嚴而失去成長的空間。
解嚴之後，初具主體性格的“原住民”論述和運動，因為特殊的歷史和地緣政治制約，而在1990年代以後被收編為“台獨”政治的資本。到了現在，“原住民”更成為“轉型正義”和“泛南島民族化”的政治道具，而被置入中華民族的對立面。
這樣看來，無論名叫原住民還是先住民，所有台灣人的真正出路，在於共襄新時代的新主題，也就是習近平說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由此而得到真正的轉型正義和民族解放。
那麼，清除台灣至今未變的“新殖民地性”，包括清理承自日殖時代的台灣原住民“南來說”，將是新一輪台灣人反殖民鬥爭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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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太平洋都是中華文明的擴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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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歷史學者徐松石(1900-1999)著有《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一書，其中將《台灣府志》所列台灣先住民特有的風俗習慣100條與馬來人相比較，相同的只佔18%；但與大陸華南地區和古越人有密切淵源的壯侗語族相比較，相同或近似的佔80%以上。對此，台灣學者黃大受與大陸學者史式做了整理的工作，將徐松石列舉華南少數民族與台灣先住民80條相同的風俗習慣歸納為16條，如斷發紋身、龍蛇崇拜、缺齒與墨齒、拔毛去須、腰機紡織與織貝、貫頭衣與筒裙、飯稻羹魚、干欄式建築、龍舟與水上競技、婚前自由交往、女勞男逸、父子連名、老人政治、占卜、獵首、懸棺葬與屈肢葬等。這說明了台灣先住民與大陸古越人的文化傳承關係。
但是，有部分“南島語族論”或“台灣原鄉論”的人，堅持台灣就是南洋島嶼各族語的源頭，這是“原住民化”的思維。這種思維可以做為國族主義的工具，但無法解釋台灣作為移民島的事實。台灣最早的語言，是由最早的移民帶來，這批移民也就是陳叔倬說的“古南島語族”，其實就是古越人。古越人遷居台灣的時候，華南地區還是“百越”的天下，據說死後葬於浙江會稽山的夏禹就是越人，而當時作為漢語前身的華夏語還只能通行於中原地區。
換句話說，古書中對於夏、商以前那種“帝鴻”、“帝俊”、“帝堯”、“帝舜”、“帝傑”、“帝紂”等越式稱謂的語言，說明作為黏著語的古越語，早於後來不斷融合演變成通用於全大陸的漢語，後者是一種孤立語(分析語)。
在大陸古越語逐漸消失的同時，遷居台灣的古越語卻沒有受到外來衝擊，而能依照內在規律獨立發展。於是，當古越人再從台灣向東、向南逐島遷移時，這些不及產生相應文字的語言就能保存在相距萬里的島嶼上，所謂“玻里尼西亞語族”便是。而在大陸方面，從周代以後有了比較穩定的漢式稱謂，同時也逐步發展出比較穩定的漢語字體。
正是基於上述淵源關係的認識，可知林媽利所謂“85%的台灣人是帶有台灣原住民的血緣”，實在不值得奇怪，因為本就是“兩岸一家親”。
台灣人類學家阮昌銳也指出，無論泰雅族、布農族等大陸直達台灣的先民，還是阿美族、卑南族、噶瑪蘭族等南迴台灣的先民，台灣先住民的祖居地仍是中國大陸。“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確定，台灣山胞是中華民族的一支。”
復興中華民族是新時代的新主題
既然如此，可知不同世代移民間的內部矛盾，被放大成“南島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對立”，不過是台灣當局建構“認親政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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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台北教育大學某教授，就趕在2016年蔡英文向台灣原住民政治性道歉的前幾天發文呼籲：“80％以上混有南島民族血統的台灣人民拋開漢族優越感，普遍培養起'泛南島民族意識'。”這本是一種“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藉由建立以“南島民族”為認同主體的方式，試圖在心理層面切斷與中國的關係。所以他疾呼“台灣人有80%以上具有平埔族血統”，認為在漢人入台之前，“南島語族”已在台灣居住數万年；認為台灣人只知唐山祖先，而不認南島祖先，是“數典忘祖”，所以他要“全面找尋平埔族”來認親。
這種“平埔族詮釋”的主要依據是林媽利(1938-)醫師的“台灣人原住民族血緣論”，如今已成為許多“台獨原生論”者的信條。
然而，台灣人類學學者陳叔倬與段洪坤指出，祖源基因檢驗的本質存在著政治意圖和政治風險，這也是許多國外人類學學者的認知。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遺傳檢驗法能夠完整追溯每一個人3萬個基因的起始，況且每一個個人間的DNA序列差異，也遠超過不同種族間的差異。而林媽利卻只用“三個基因頻率加總”的方法(Y染色體＋粒線體DNA＋人類組織抗原基因HLA)，就算出“85％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基因”，顯然違反統計原理。
而且，林媽利既表示85％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基因，又表示90%以上台灣人帶有越族基因，這樣加總超過100%（85%+90%=175%）的算法，也明顯不符合統計原理的表述，但它卻已成為操作台灣國族論者的慣用技。
在建構“認親政治”的支配下，真正的“台灣原住民”，例如約2萬年前的台南“左鎮人”被視而不見，後者是舊石器時代北京人的一支。
從全球範圍來看，“原住民”一詞其實帶有殖民主義的色彩；但台灣畢竟是個移民島，今天所謂“台灣原住民”，是台灣先住民，也就是5、6千年以前從大陸華南來到台灣的早期移民。
正如台灣學者陳叔倬所說，從生物學的關係來看，人類沒有所謂的“原鄉”。即使南島語族人是從台灣擴散出去的，但人不可能在島嶼單獨出現，必從大陸遷移。由此可推論，更早之前的古南島語族由中國大陸而來，並延伸出“西來說”及“南來說”的遷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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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0年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其領導層依然將“行政區域內之熟番人”區別於漢族包辦的“台灣人”之外，更對“山地原住民”置若罔聞。即便在1930年霧社事件產生較為進步的“原住民”論述，漢族菁英如陳虛谷和賴和等人以“我們”、“兄弟”來稱呼抗日“原住民”時，“番人”和“生番”仍是那個年代的通行用語，例如農民組合聲援霧社抗日的標語說“我生番兄弟”。也就是說，漢族本位主義因為反殖民的抗日運動而才剛開始解放，則完成於1918年的《台灣通史序》，如何可能超越1930年代的反殖民論述，而不存在“開山撫番”？
再說，“番”後來用指漢人以外的民族，例如稱荷蘭人為“紅番”，反映了漢族中心主義，這是早熟的漢字與漢文化發展歷程的一部份。在這個歷程中，文化而不是血緣成為“漢/番”之別的標準，因而“漢/番”之別是可變動、可發展的。所以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外國那般以種族為對象的集體屠戮，而全球反種族歧視的“現代性”，恰恰是源自種族歧視的熱點地區。
中華民族對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用夏變夷”的漢人中心思維，是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但它是可變的；與此相反，想像不可變的“漢/番”對立，只是紮伊爾德說的自我東方化而已，無益於中華民族文明復興。
事實上，整個清代都未脫“化番為民”的基本思維。以同治13年頒訂的《訓番俚言》為例，本著“無分番與漢，一體敷教化”的原則，“教爾通言語，得為中華人”，目的是“無分漢與番，熙熙億萬世”。值得注意的是，滿人以少數民族作為統治族群，依然是以“中華人”的主體認同來說話，這是西方學界所謂中國人的文化民族主義使然。
孔子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關於孔子這番說法的註解和翻譯有不同的版本，但都說明了所謂“野人”和“君子”，都是歷史演進過程的一部分。“原/漢”矛盾也是如此，是台灣島內部先來後到不同世代移民的問題之一。我們“後進於禮樂”，才知曉反對族群歧視的概念；但“以今非古”並不代表我們比《台灣通史序》的作者要高明多少，我們不過是歷史後進的產物。
“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
其實針對“台灣原住民”所建構的認親政治，這種套路起自1990年代，與當時的“日殖有功論”互為表裡，而且是對1980年代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收割與嫁接。這種“原住民研究”，準確地說是“原住民詮釋”，已成為台灣國族主義學者和政客迫不及待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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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台灣人向南島追根溯源？矯情的“認親政治”
2017.11.3，“中國東南及環太平洋地區史前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福建將樂縣開幕，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成為會上焦點。多數學者的最新研究認為，以福建沿海為中心的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極可能就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台灣學者陳仲玉也在會上發表《亮島人的發現及研究新進展》，他推斷大陸東南沿海一帶是近一萬年以來“原南島語族”的祖居地之一。
同一天，蔡英文“過境”關島時，卻表示她剛訪問過馬紹爾、圖瓦盧及所羅門群島，“這三國人民和我們的人民都源自南島，期待大家一起追根溯源”。此前蔡當局外事官員也說，台灣是南島語系大家庭的一份子，宣稱蔡英文出訪南太平洋島國是“尋親之旅”。
用台灣“原住民”來南向認親，以抗拒“兩岸一家親”的壓力，這就是蔡當局建構的“南向認親政治學”。
《台灣通史序》：“認親政治”的祭品
從這個內外局勢來看，在蔡英文出訪南太平洋島國期間，台灣當局刪去高中新課綱推薦選文《台灣通史序》的決定，毋寧說是刪去該文所標舉的“種性” ，是建構“泛南島民族論”的配套工程，也是蔡當局進行南島“尋親之旅”的伴手禮。
以“開山撫番”的指稱而刪去《台灣通史序》，表面理由是該文用了“番”字，不尊重“原住民”，但從台灣學生的歷史和語文教育看來，那指涉的是廢除整個清代的中華民族連續性，也暗藏“以今非古”的殖民主義現代性。
事實上，同時代的台灣作家當中，沒人比連橫（《台灣通史序》作者）用了更適切於當今尺度的指稱。比如清代康熙的鬱永河說：“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這是倒退成不以“土番”為“民”的心態。然而江日昇寫《台灣外紀》，則繼承明鄭觀點，視“土番”為“吾民”，但指稱未變。道光年間曾超越漢族本位，稱美“原住民”婚姻習俗的劉家謀，依然用的是“番俗可以風矣”；然而談到吳鳳事件時，又說成“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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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帝王之道與中國有何不同？2017-10-22愚樂新君
腰挎戰刀，全副武裝，目光堅毅，冷酷驕橫——這是明治時期，分發到日本各所學校、年輕的日本明治天皇照片概貌，亦可謂歷代日本天皇的標準像。
應該說，這種形象令人不乏感到殘酷和暴力，但他們的殘暴卻基本定格為「外向型」，日本天皇號稱萬代一系，從未出現過一個「內向型暴君」，沒有一個天皇對本國人發動過大規模的清洗與屠殺。
這當然與日本天皇大部歷史時間裏是「虛君」有關。但是，即便是一些掌管實權的天皇、皇子皇兄們，也幾無「內屠」發生。而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中不可想像，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和最後一個王朝，都是暴君頻出，而且大多是對本國人下手。秦朝僅歷二世，但從秦始皇到秦二世，在對內施暴上，一個比一個狠。
.....
同為皇帝，為何兩樣做派？東海對面的日本天皇為何沒有中國皇帝「內殘外忍」傳統？
這還是涉及「同類不同道」問題。
中國君主大都尊奉中原狼道，踐行「內殘外忍」四字要訣。古代日本雖曾以中國為師，但在「帝道」上卻與中國大不同。雖然從軍事技術上，日本天皇不像中世紀女真、蒙古那樣率鐵騎打打殺殺，但從「道」上觀察，從古至今日本顯然與古代遊牧民族大同小異：崇尚鐵血立世，對外狼性徵服。這種「海狼」秉性與草原狼不相上下，卻與「圈中狼」背道而馳、甚至是「內殘外忍」的「圈中狼」之剋星性格。
中日兩國君主，踐行的狼道內外有別，最終成為兩種不可同日而語的物種。後來甲午戰爭結果就證明了這一點。中日甲午戰爭時，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娘倆其實是站在了一起，但結果說明：無論「帝黨」還是「後黨」，即便是加起來，也不是「蕞爾小國」明治天皇的對手。因為這是兩個物種的對決：一個是退化的草原狼、圈中狼，另一個是西化的無疆界海狼。孰強孰弱，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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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偏面了，不知道日本的战国时代吧？不知道日本皇家内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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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以來，羅友枝、柯嬌燕和歐立德等新一代美國清史研究者通過對大陸和台灣地區業已公開的清代檔案，特別是對滿文檔案的閱讀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2005年，歐立德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將這一清史研究派別稱之為“新清史”。例如柯嬌燕認為中共抹殺了辛亥革命以來的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傳統，滿族所建清朝並非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中共努力構建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對歷史的誤讀。縱觀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以Crossley等人為代表的美國新清史研究者，都在有意無意地輕視乃至淡化大一統國家的“中國性”，其中的政治意味漸濃，不禁讓人想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提出的“滿蒙征服論”。
這才是重點，亂國先亂史。
中國史學，從來不強調所謂民族，而是文化。四海之類皆兄弟。故而入籍中國叫做“歸化”（現在被鬼子用了，中國反而不用？！）中國是皇帝，其餘皆為番邦土司或王。未服王化，修文德以來之（教化）執干戚以舞（軍事），故而有“同文館”“理藩院”。
現代中國史學，要有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新天下觀”來看世界。天，就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執政者授命於天，服務於民。形成“天與民”的否定之否定。執政者就是代表人，眾望所歸，為政以德，治國以能，民之表率。而，世界觀來看，中國就是要用實踐證明這個理論的正確性，並上升為普世價值。讓全世界原則不變，去因地制宜的實行。造福全人類，解放全人類。
新清史怎麼回事，作者還真以為這是學術問題？這是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寫這種學術文章有什麼用？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http://page.renren.com/601013963/note/77974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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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正統性”可以在不同種族與王朝之間往來轉移，猶如接力傳遞。朝鮮對清朝的態度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們都知道，朝鮮皇室曾經長期不認同清朝統治，認為滿洲人是夷狄，清朝統治是夷狄僭位，這與明代遺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朝鮮因懷抱接續明朝正統的夢想，自稱“小中華”，由此形成了學習模仿儒教的強大心理動力。凡事都嚴格遵守以明朝為代表的中華禮儀風俗，對正宗儒教和朱子家禮的研習更是普及到了農村。在朝鮮人的眼中，中國大陸的文化傳統已經遭受污染而趨於喪失，只有朝鮮才有資格維繫其純潔性。
不過，朝鮮對明代“華夷”秩序的堅守又證明，華夷概念並不是中國或漢人所獨有的，而是處於不斷移動的狀態，其中包涵普遍主義的立場，任何地域和民族只要具備合適的條件，就可以成為“華”。後來日本也出現了鄙視中國文明的核心地位，嘗試以日本為中華文明繼承人的“華夷變態論”。
當年日本侵華據說也動了和清朝統治者同樣的心思，覺得中國已經落後，自己當年雖是中國的藩屬國，現在乃是東亞先進文明的代表，只要通過軍事征服就可徹底改變現代“華夷”秩序，成為東亞霸主，結果終因並未獲得足夠的“正統性”而歸於失敗。這也從反向證明，“正統性”的建立和持有仍是維繫清朝統治的基本條件。
由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一點結論，那就是，討論何謂“中國”，不宜採用“外在於”或“內在於”清代“帝國”的所謂新視角。因為新清史所展示的清朝頗具“內亞性格”的邊疆治理舉措只是一種技術手段，甚至只是實現“大一統”格局的前提因素，手段和前提固然非常重要，卻只具功能性的意義，不能隨意拔高為王朝政治運作的正當性基石，也無法成為清王朝的普遍性制度基礎。
相反，我們更應該看到，清朝統治的核心依據恰恰是與前代王朝獲取“正統性”的歷史經驗相接續的，是不可割裂的一個連續性過程，這個過程無法用“漢化論”加以概括。概言之，新清史所標榜的那些頗具“內亞”品格的社會控制和管理技術，只不過是為清朝更好地承接以往王朝“正統性”準備了更加充分的條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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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新清史和“漢化說”的爭論中，一些學者不斷頻繁使用“漢化”這個詞描述清朝的歷史實在是個誤讀，因為中國歷史上從未存在過純粹的“漢化”理論。
即使摘出一些最激烈的“夷夏說”言論做點分析，也發現其不過是一種廣義的“華化論”而已。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統治者只要有“德”，行王道政治就可居正統王位。哪怕最重“夷夏”區隔的宋人也說正統霸統之別，端在於是否“以功德而得天下者”。秦朝短命的原因就在於雖有一統之局，而歷數不得於天，治亂不得於人，所以不能稱正統。這與秦人是否具有西北的夷狄血統沒有太大關聯。故那些強調“漢化”的學者無異於授人以柄，給自己挖掘了一個陷阱。
史上最激烈的夷夏對抗言論當推鄭思肖的《心史》，鄭思肖斷言：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並說聖人、正統、中國必須合體而觀，得天下者如果是夷狄入主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因多有統而不皆正則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這幾條入圍文明的門檻條件實在太高，把它們統統加諸清人之身未免過於苛刻，卻又是促使其“中國化”的內在動力，這並非“漢化”的狹隘種族觀所能解釋。
如何理直氣壯地持有“正統性”的資格，是盛清時期幾個皇帝殫思竭慮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乾隆帝修正史館對楊維楨歷史觀的評價就是個突出的例子。
楊維楨雖為元朝臣子，卻繼承宋人的書寫習慣，以“道統”配合“治統”，認為元朝應該接續宋朝的正統地位而非與遼金歷史糾纏捆綁在一起，就是想說明即使擁有夷狄身份，也有可能通過接受“道統”的教化進入正統譜系，這套正統論正合清朝皇帝的心意，乾隆帝深諳其中之利害，指示史官把清朝與宋元明三朝相對接，果斷捨棄了與遼金接統的筆法，可見其對清朝在“中國”脈絡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是何等地關注。
清帝的論述顯然得到了漢人精英的支持，如李慈銘就說過“正閏當論邪正，不當論內外”，從此更新了“內諸夏外夷狄”這類過度強調種族對立的僵硬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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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任何種族在奪得大統之際，首要考慮的都是如何確立自身的“正統性”。“正統性”包括三個核心涵義：一是“大一統”，即王朝需要佔據足夠廣闊的疆域，同時具備上天賜予的德性，二是需要製禮作樂，董仲舒就說過：“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三是以中國之地為本位，“內諸夏而外夷狄”，處理好種族之間離合聚散的關係。這第三條最容易被新清史學者所引用，作為自古“中國”與“夷狄”相互區隔的證據，或者當作清朝“內亞性格”形成的遠源。
這正是新清史研究的盲點，他們誤以為僅靠軍事征服就可立足於天下，可以絲毫不顧及文化層面的考量。
歐陽修在《正統論》中有一個對“正統”的經典定義，他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用這個標準衡量，清初的統治者雖開疆拓土，征服各類族群，佔據前朝無所匹敵的廣袤空間，卻也只具備“合天下之不一”的功績，要博得正統之位，還須盡量剔除異族的羶腥，遮掩強霸的面孔。否則就與偽、賊和蠻夷的稱號脫不開干係，在正統的譜系裡找不到位置。
為了擺脫困境，雍正帝採取了一個聰明的論述策略，他刻意模糊種族的地域性，把它納入“大一統”的解說範疇。
他說，遠古帝王和聖人都曾擁有東夷西夷的身份，看來，蠻夷稱號並不限於一時一地，也不會為某個族群所特有，這就把華夏與蠻夷的邊界變成了一個可以自由變動的體系。
清朝皇帝還引用了《北史》中的一段話，說“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相互攻訐，誰都看不起對方，這段文字說明了一個道理，“漢人”的身份也是不斷變化的。譚其驤先生曾考證出湖南人的“蠻族”血統就是一個很好的驗證。由此可見，清朝皇帝早已打破了“漢人中心論”，卻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中國的“正統”資格，另外開闢出一個什麼具有“內亞性格”的帝國。
也許恰恰相反，清朝對獲得“正統性”的重視程度反而遠高於前代，並希望接續前朝的正統譜系，與之形成一個連續體。滿人入關之初就打出剿滅闖賊，為明代王室復仇的旗號，其寓意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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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統”格局終成一夢，宋人自然要加倍努力培植文化優越感，突出主張種族之間的交往不應以武力取勝為準，想藉此面對遼金威脅時仍保留心理上之優勢。“夷夏之辨”在宋代興盛，即起因於疆域狹小引起的自卑感，也與宋儒企圖用文化優勢彌補軍事衰敗的脆弱心理有關，對此微妙的局勢論者不可不深察明辨。
儒家文化固然在宋明時期以相當穩健的姿態向宮廷和民間進行雙向滲透，最終成為主導意識形態，但僅憑源自“夷夏之辨”影響的“漢化論”不足以明了清朝如何獲得了統治的正當性，很容易拘囿在對異族的妖魔化想像裡不能自拔。從而無法理解清朝何以能夠實現《春秋公羊傳》中預設的“大一統”格局，以及重新構造多民族共融共存局面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往遠了說，植根於宋人輿論的“漢化論”同樣無法解釋漢唐王朝形成的歷史特點。自古以來，種族身份與文化認同的關係並非始終處於劍拔弩張的對峙狀態，而是因時而變。自秦朝一統天下，來自西北的秦人就有混血夷狄的嫌疑，唐人身份雜糅胡漢已幾成定論。故陳垣先生在《西域人華化考》這本著作中謹慎地使用了“華化”而沒有沿用“漢化”的表述，我以為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另外一種極端的論述源自新清史，新清史假設清朝是與明朝完全不同的王朝實體，力主沿襲拉鐵摩爾“從邊疆發現中國”的奇特思路，把清朝的歷史看作是“內亞性格”的展示，是一種征服王朝的類型。新清史聚焦於中國是否為“帝國”的討論，也是力圖把清朝對西北版圖的治理與西方的帝國統治特性相接榫，據此聯想兩種帝國形態的異同，以擺脫對中國傳統歷史敘述的依賴。
比如他們熱衷於考證在歐洲人的眼中，何時中國成為了一個“帝國”，在他們看來，十三世紀，雖然馬可波羅已經稱元朝為“帝國”，但馬可·波羅以契丹語（ Khitan）Catai一詞指稱的帝國，指的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國（Yeke Mongghol ulus），位置在中原北部疆土一帶，而不是指的中原地區。在他的遊記中，今天覆蓋“中國”一詞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稱“蠻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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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念群：如何詮釋“正統性”是理解清朝歷史的關鍵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2017-09-22
中國的清史研究包涵著許多傳統議題，如清朝與明朝宮廷結構與製度的異同，超大疆域的控制與民間治理的得失，滿漢關係的持續糾結，人口的爆發式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等等。持續沉浸於傳統議題容易形成路徑依賴，比如有些學者總是喜歡刻板地強調明清兩朝的連續性，僅僅把清朝統治的成功經驗歸結為對明朝體制的再現與模仿。甚至清朝被反复詬病的一些現象，如滿漢衝突引起的民族壓迫，也被斷定為滿人受文明浸淫的程度不夠，這是“漢化論”的核心觀點。
最近幾年強勢崛起的新清史則強調清朝與前朝主要是明朝制度的差異性。由於清朝是以異族身份入主大統，同時又實際控制著有史以來最為廣大復雜的多民族共存的疆域空間，這兩個條件恰恰都是以往漢人王朝統治所不具備的，故在西方學者眼裡，清朝呈現出了一種貌似西方的帝國氣象。在我看來，這兩個極端論述均有失偏頗，很易為對方的批評留下口實。
當代一些學者大致沿襲了宋學家們的看法，即以宋明王朝模式衡量清朝統治之得失，同時以汲取儒家意識形態的深淺程度作為判別文明優劣的唯一標準。他們假設，以漢人為中心打造完成的儒學系統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佔有無可置疑的壟斷地位，其它民族要想入主大統，就必須以漢化作為基本前提。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宋以前儒家對基層的控制力是極其薄弱的，它只不過是上層王權爭奪統治正當性的工具，並沒有在鄉村治理層面加以有效運用。至少我們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儒家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也就是說，在宋代以前，並不存在有說服力的儒學制度化普及模式，所以，所謂的“漢化說”只不過是宋人構造出來的一套想當然的儒家理想話語，對以往的歷史解釋力是非常有限的。這種看法明顯高估了儒教統合政治與社會資源的能力，容易墮入文化決定論的窠臼。
而且我們要知道，“漢化論”背後隱藏著一套令人尷尬的歷史邏輯。宋代留給我們的印象總是被北方的遼金政權進逼勒索，軍事上屢戰屢敗，領土日益縮窄。錢鍾書先生有個幽默的比喻，他說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強大，宋太祖睡的還是臥榻，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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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中國才是東亞超級大國，日本只是周邊中等國家
日本Mag2網站2017.8.22，原題：描述未來日本——中國的周邊國家 中國才是東亞的超級大國，而日本注定只是其周邊的中等國家，這才是自古以來東亞的“常態”。
美國《新聞周刊》近日刊登題為《等待日本的兩種未來》一文引起日本學者的思考。文章中有三個核心論點。一、中國是地區超級大國，而日本只是其周邊中等國家，這是近1000年來東亞的常態;二、日本從鴉片戰爭後才對華處於優勢，這在歷史長河中只是暫時的“特異”現象;三、近30年來這種特異現象正逐漸消失，並恢復到“常態”。
儘管有學者對此“不服氣”，但事實上，從公元元年一直延續到公元1000年，印度和中國的GDP就約佔世界的83%~84%。明朝至清朝，中國已成為東亞貿易圈的中心和貨幣大國。後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發動的鴉片戰爭和肆意掠奪，幾乎令中國滅亡，而抗日戰爭和內戰又令中國實力跌至低谷。日本經濟則在戰後快速發展，正是這個時期出現了對華優越感，但其整體經濟實力超過中國祇有上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初的約50年時間。
或許不少日本人會認為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自以為是的想法，認為中國仍是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然而，在數千年的歷史中，華夏文明始終處於亞洲的核心才是“常態”，而日本只是邊緣國。2010年，日本的GDP被中國超越，如今經濟規模只有中國的44%。中國與日本是大國與中等國的關係，這已既成事實。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成為地區超級大國靠的不是西方以武力擴張這種強硬手段，而是以數千年曆史文明這種軟性的“朝貢關係”為基礎來實現的。
回應
這篇文章寫出歷史的真像，還原歷史事實，小日本如有自知之明，該擺正自己的歷史現實定位，中國永遠都是亞洲獨一無二的大國。
日本是國家嗎？領空被美國霸占，港口被美國霸占，外交跟著美國吆喝，就是領導人也能隨時被美國搞下去。日本現階段最多就是個比較有錢的殖民地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14億華夏兒女的願景，你說還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中國必然會成為最強的強國！我們不是用侵略、戰爭贏來的，所以也會贏得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鼎力支持！所以，小日本你現在不用處處與中國作對，我們雖然仁慈，但也不敢忘卻軍國主義給我們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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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繼承王老師對 nation state 在中國落地時, 搞混了'國民' (nation)與'民族' (ethnic group)的一貫思路, 以回族/伊斯蘭為主體, 闡述了現代中國面臨的困局。
書中有幾篇談到福建、廣西地區的回族的變遷, 包括在明清時代的漢化(福建), 在民國期間及開放改革後重溯/造傳統 (廣西), 都十分有趣, 以前沒有注意過。另一篇透過白壽彜的故事, 也談及河南開封的回民傳統, 也是十分有意思。在作者的論述裡, 在步入現代化以前, 回族的中國化或中國的回民化比較順利, 也不存在現代意義的民族衝突, 好像有點在'懷古'。
當清末進入了現代化的角力後, 民族的問題從驅除滿清開始就變得很麻煩, 作者花了兩章描述共產黨的民族政策, 並特別以內蒙古的歷史為例, 有深刻的教訓。讀著覺得從二大的'民族自決'演變到今天的困局, 真是自己搬起石頭扎自己的腳的感覺。
第9章談維吾爾與中亞諸國的關係, 也是十分有現實意義。書中多數篇章都是發表過, 早者在2000年前就已發表過, 唯獨這章應該是新寫的。
結語一章作者濃縮的綜合了各章的觀點,時間不夠的讀者可以讀那章拿個大概。當然細節還是很值得每章去讀。
回頭再說, 作者對'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不認同, 希望透過真正落實'國民國家'以扭轉現在的頹勢。然而維持一個多民族的國民國家究竟有多'善', 其實並沒有好好去論證。再者觀看近年民粹主義、排外思潮等在國際的漫延, 民主思潮的退潮等, 現實上好像這種以政治理想去建構國民國家的實踐也面臨不少困難。
作為'邊緣'的香港, 雖然和'西域'的伊斯蘭有所不同, 但還是可以從這本書中得到一些啟發, 起碼了解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拿白永瑞的說法, '週邊'倒可能是突破既有困局的核心現場, 放在這書的脈絡中即突破'民族國家'(vs 國民國家, 或者更有創意的政治制度創新)困局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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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
作者： 王柯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日期：2017/03/17
內容簡介
中國王朝時代的政權之所以能夠讓「周邊」及「異民族」自由自然地與中國交流和融合，皆因長期崇尚「德治」這一超越「民族」和時代的價值，從而延續其統治的正當性。進入二十世紀後，這一歷史趨勢卻戛然而止—周邊開始拒絕中國，異民族集團開始抵制「中國人」意識。這一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民族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中國，實在刻不容緩。
本書作者指出，因為近代中國導入了「民族」的話語，造成了「民族」與「國民」二者不分的現象；隨著民族話語不斷被政治化，各種官制及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甚囂塵上，使中國社會與當初建設「國民」和「國民國家」的理想漸行漸遠。以「民族」來頂替「國民」的結果，不僅促生和強化了漢族排斥和歧視其他周邊民族集團的狹隘民族主義，也使處於中國周邊的其他民族集團在社會流動的自由屢受限制，因而對自詡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逐漸失去國家認同的意識。
本書集結作者二十年間就中國近代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之思考，當中包括他在多個中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生活經驗與大量田野考察工作。
如何建設一個具有跨越階級、民族和國家利益的讓全體國民共享的政治文化，將會是少數民族集團邁向國家認同的關鍵，好讓他們不再成為這個國家的「他者」。
消失的「國民」 (豆瓣) 2017-03-15
這是中文大學為王柯老師出的第三本書, 後來'猛然'發現, 三本都買了, 看了兩本, 還有一本談東突的沒有開始讀。
還是繼承王老師對 nation state 在中國落地時, 搞混了'國民' (nation)與'民族' (ethnic group)的一貫思路, 以回族/伊斯蘭為主體, 闡述了現代中國面臨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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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若中國想成為領導性的文明，必須創造出能夠帶領新文明前進的新文本（text）。中國迫切需要用新語言和新理念著成的新中國夢文本。我真的很想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如果說您父親（前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打造出了深圳特區，您應該創造出思想特區。即在所有思想自由得以保障的思想特區，討論中國的未來甚至人類的未來。中國的未來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目前全人類正在苦苦尋找帶領21世紀前進的全新規劃。人類迫切需要開拓者學院（Frontier Academy）。習近平主席尋訪全世界，高呼'一帶一路'，那麼為什麼不能建設將全人類聯繫在一起的思想上的'一帶一路'呢？那是我想對習近平主席說的。”
似乎感覺您對中國的未來有種責任感（笑著）。
“雖然我一再強調，中國模式不僅僅是中國的試驗。這是世界各國人都應參與並做出貢獻的人類歷史的新模式。我作為思想家，具有那種問題意識，想參與中國的試驗。最近我和法國的出版社簽訂合同，想要出版直接向歐洲知識分子訴說這一問題的書。作為韓國思想家，我想以全世界的知識分子為對象，告訴他們人類的未來。”
回應
這老爺子想與孔子孟子馬克思並駕齊驅
不不不，思想家您搞錯了，中國不想成為帝國，也不會成為帝國。我們定位就是中華民族。
实力和野心成正比，实力强大到无人睥睨，那作为也会肆无忌惮。
又是日韓學者的中國研究論點，每幾年就來幾下樂此不疲，一會中國經濟奔潰啦，一會中國不會成為令人尊敬的大國啦，一會中國的體制比西方更好啦，一會中國用孫子兵法發展經濟啦，現在又來什麼善良帝國，整一堆地攤文，
但凡研究過中國歷史的世界人，心裡明白的很。中國人從來都是內部鬥爭最狠，對外只講防守幾乎沒有主動侵略過別的國家，周邊的國家只需要叫聲大哥，拿一斗米可以換回去一袋黃金。再看看歐美的大國，哪個不是侵略者？
別的國家是通過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內鬥，也只有偶們善良，即使內鬥也不侵略。你媽把你生下來真是浪費糧食
俺們就不侵略，你能怎麼滴？為什麼要搞侵略？人家則不容易啊汗
北宋就是榜樣
北宋再差也輝煌過。孫某人，蔣光頭可曾輝煌過？最炒蛋的一個朝代。千萬國土，四億人民，數百萬軍隊，被人像豬一樣宰殺，不平等條約無數，國土被肆意侵占，這在世界史都極為罕見。要不是西方制衡，中國真的有絕種的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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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世界最強者美國。20世紀初期，美國是自由主義的傳播者和堅守者。那麼好的美國，到了20世紀後期，淪落為巨大金融詐騙集團。在國際關係中，強者往往同時具有善惡兩張面孔。問題是21世紀的中國，可能扮演像20世紀初期善良美國一樣的角色，又或是中國想要扮演那一角色的疑問。雖然悲觀的見解會有很多，我卻不那麼認為。不是說到何種程度才是更加善良的帝國，比起美國，中國或許會成為更加寬厚的帝國。世界各國無需這麼早畏懼中國會成為何種帝國。就是當下，與那喪失道德的美國相比，中國應該也不會做到像美國那樣，不是嗎？我作為一名思想家，想要一起幫助未來的中國人實現新秩序，讓中國成為美國無法徹底實現的善良帝國。繼孟子以來，中國是數千年來承襲王道的偉大和霸道的威嚴的帝國。令人擔心的不是中國的天下主義 而是在中國的複興過程中表現出的過度的中華民族主義。中國人民正處在為了偉大復興而今後需更加努力學習、改善的時期。”
中國的社會主義原則能與民主主義達成和諧嗎？
“社會主義的大原則是人類平等。嚮往平等的人類長久以來的願望，這一願望的理念化就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是那種願望體制之一，那不是絕對不變的原則。我想說的是，中國不是要拋棄這一願望，即呼籲平等的社會主義原則，返回到孔孟（孔子和孟子）時期。中國借助偉大傳統先秦哲學的語言，必須重新創造出21世紀的中國式意識形態。”
您是說用古代的語言來樹立21世紀未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嗎？
“我認為，若中國想成為領導性的文明，必須創造出能夠帶領新文明前進的新文本（text）。中國迫切需要用新語言和新理念著成的新中國夢文本。我真的很想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如果說您父親（前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打造出了深圳特區，您應該創造出思想特區。即在所有思想自由得以保障的思想特區，討論中國的未來甚至人類的未來。中國的未來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目前全人類正在苦苦尋找帶領21世紀前進的全新規劃。人類迫切需要開拓者學院（Frontier Academy）。習近平主席尋訪全世界，高呼'一帶一路'，那麼為什麼不能建設將全人類聯繫在一起的思想上的'一帶一路'呢？那是我想對習近平主席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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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學者：世界應明白中國會成為美無法實現的善良帝國2017.5.13環球時報
韓國著名思想家檮杌金容沃從數年前就對韓國社會理解中國的方式上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最近，他在某綜合頻道中，以通過現代中國社會的巨變來回顧韓國社會現狀為宗旨，主持一檔名為《中國是檮杌》的節目。
4月18日，在位於首爾大學路的原木出版公司，《韓民族日報》記者見到了檮杌金容沃。
“中國不能成為美國民主主義的亞流。”
未來的中國會成為領導世界的國家嗎？
“我們在談及中國未來的時候，有些遺漏的東西。即民主主義不是只有美國模式這一事實。從民主主義理想來看，美國也只是試驗中的體制之一。況且美國民主的問題也非常多。看看那個叫特朗普的瘋子囂張的樣子吧，那不就原封不動地體現出美國民主主義的界限。我想說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中國都不能成為美國民主主義的亞流。中國不能成為另一個美國，不能成為美國的21世紀繼承者。中國必須打造出'新秩序'、'新亞洲秩序'。我堅決反對'另一個美國'。”
當前中國領導班子從2012年上台就提出了在新中國成立100週年之後的2050年，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的巨大總體規劃。這表現出了中國的文明史雄心，即在西方誕生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無法在西方實現的情況下，在以中國價值為背景的環境下實現。您認為，究竟中國的這種歷史試驗能否成功呢？
“中國是古代文明的傳統至今還在延續的地球上唯一的古文明國家。數千年前實現的古文明，想要在21世紀再次發揮其巨大力量，那種潛力會來自哪裡呢？中國在歷史上具有開放的統合性的時期，最為強盛。唐朝就是典型代表。清朝康熙皇帝時期也是如此。滿族的清朝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那是因為他們不斷地吸收外部能量。雖然清朝的滅忙主要是因為落後於西方的科學文明，其內部原因是滿族和漢族的分裂與對立。之後，各種路線就中國近代化的主導權進行角逐，共產黨成為最後的勝者。然而，共產主義中國再次唱響改革開放。細緻分析中國這近200年的歷史，毫無疑問21世紀中國將再次發揮以前的潛力。”
中國是一個從傳統上將自己視為中心、具有天下觀的國家。因此，有人擔心，若中國獲得力量，中國一定會走上霸權主義道路。對此，您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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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秩序的主張者認為：「對世界負責任，而不是僅僅對自己的國家負責任，這在理論上是一個中國哲學視界，在實踐上則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為關於政治/經濟利益的優先分析單位，從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為思考單位去分析問題，超越西方的民族/國家思維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責任為己任，創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
批評性意見認為：「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來支撐他關於世界等級秩序的論點，並同樣通過輕率地使用其他中國古代典籍中的文本來支撐他的天下體系。」「他的天下體系是一個可用於實踐的烏托邦。」「但《天下體系》的成功表明，中國內部有一種以中國方式解決世界問題的熱望，一種以民族主義的方式解決全球問題的渴望，特別是當他們提倡一種愛國主義形式的普世主義（a patriotic form of cosmopolitanism）時尤為如此。這就是《天下體系》在中國外交決策中的主要意義」。此種辛辣的批評否定古籍文本的重要性，並急於用新鮮的概念給作者下結論，而不去直接面對歷史，其本身顯得輕率。天下秩序的研究就一定對應了某種外交戰略嗎？哲學性的研究不必然和民族主義關聯。
有學者認為：「這樣一種過於極端的『天下主義』思潮原本就不是歷史研究，至多也只是一種烏托邦的構想」。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哲學研究就是烏托邦研究，但不能等於烏托邦構想。每一個學科從自身的研究方式出發對同一個議題的研究都具有學術價值。對於天下觀念的當代價值的思考應該具有學術上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有學者因為恐懼歷史上業已崩潰的天下觀念可能變成「不堪入目的怪物」，而認為「個別學者鼓吹以中國天下觀和文化來整合未來國際秩序的可能性」是「值得我們反思」的，認為這是「帶有諷刺性」的事件。
辛辣的批評不能取代理性的思考。上述倡導與批評要麼描述了一個想像的天下，要麼鄙視一個被丟棄的天下。這對於中國重塑世界秩序觀念構成了相當的負面影響。在重新構建世界新秩序問題上，當前中國面臨類似辛亥革命之後的困境：既要承續傳統文化，又要建設現代國家。這個困境表現在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層面就是：如何避免將中國發展為一個令人生疑的帝國而又不失去天下秩序的關懷？放任傳統中國王朝被錯誤地稱為帝國，以及將天下秩序誤讀為中國霸權秩序，均是對歷史的誤讀。如果誤讀持續成為研究的底色，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想像只能是「曖昧的雄心」。文章來源@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https://read01.com/oNg8G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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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啓超則「論著多恃才傲物，有自我炫耀的感覺……不過他在我國看到某些人的浮躁風習，也去模仿，而且他的自我辯白太過分，攻擊西太后的時候動輒談到下流的事情，正顯露出他為人之低」。孔廟守衛貪門票錢。「集天下英才的」貢院污穢骯髒，到處都是守衛的糞便，「臭氣沖鼻」。倘若與遣隋使、遣唐使相比，晚清時的日本人又怎麼能夠滋生出對基於中國文明的天下秩序的好感呢？
當康有為皓首窮經地在中國崩潰、列強紛爭的世界中醉心於研究他的大同極樂世界秩序的時候，梁啓超則缺乏預見性地忙著將中國降格為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一員。11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學人再次對中國認同與世界秩序構建的關係產生興趣乃至焦慮。敏感的學人糾結於康梁兩種模式：到底是梁啓超的民族國家認同模式更利於中國構建自己的世界秩序認知，還是如康有為一樣將大同理想作為中國構建世界秩序的出發點？前者大體屬於現實主義，但容易被攻擊為不合時宜的民族主義；後者屬於理想主義，但容易被攻擊為喪失了中國本體的基本立場。
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首要在確立文明的軟實力。康有為式的方式猶如將業已崩潰的天下秩序推向天堂，完全無視民族國家認同的問題；而梁啓超式的方式則過於注重民族主義的構建，忽視了民族主義可能會更加削弱中國文明價值的普世性。
(四) 重新倡導天下秩序的反思
天下秩序的合法性來源於中國「帝國戰德」的道義制高點，並且在國際公共產品提供上達成了與周邊政治行為體的共識。中國參與構建世界秩序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國內治理價值觀與世界主流價值觀之間的關係。傳統世界秩序的成功依賴於此，未來中國能否成為世界秩序的成功構建者也依賴於此。中國世界秩序主張中必然暗含了合法性假設。世界秩序主張的合法性是中國參與構建或者塑造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礙。
時下再提天下秩序反映了中國重返世界性大國的衝動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迫切心情。 真正的問題出現在能否與周邊甚至世界達成共識。因為傳統秩序的有效性取決於長期博弈的認同。除力量崛起之外，世界更關注於中國在價值觀層面和制度層面能否接納公認的價值標準和提供合理有效的國際公共產品。 中國能否開發出傳統天下秩序當中的有利因素，從而形成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需求」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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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關乎三個基本問題：它的「基本單位是什麼？它們的互動方式是什麼？它們互動，以什麼為目標？」因此，世界秩序必基於一種國際體系(格局)，具有某種共識或價值觀，形成核心制度或互動模式。
很難想像，中國古代的涉外官員們在兩千多年的對外交涉中完全是白眼朝天、背朝大海、故步自封。 曾任禮部主客司主事的龔自珍說：「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即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利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此三字均加口字旁)。 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 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對西洋的關係雖然有誇大不實之詞，但它說明理藩院管理內亞事務，禮部管理東亞至西洋朝貢事務，這種明確的職能劃分不僅說明清朝對外關係具有清晰的制度安排，而且說明「一帶一路」直至清朝大一統時期仍然是天下秩序的結構性特徵。
史官們持續兩千年記載的朝貢事實並非虛妄的自我想像。朝貢體制只是從主觀想像變成了各取所需的關係模式。這是一個互動博弈的公共產品形成的過程，一種主觀想法最終變成客觀互動形態的過程。不能因為主觀想像或者朝貢本身的變動性與流動性而否定它的存在。 中國構建世界秩序的重新啟動顯然必然遵循這樣一個過程：明確自身的價值體系，在互動關係中基於國際格局形成制度安排。
(三) 軟實力的失去與重建
以某種文明為核心建立的世界秩序，體現了該文明軟實力的普世性。中國的傳統世界秩序瓦解於晚清。晚清軟實力衰敗景象尤其表現在整個社會的撕裂，社會精英和平民的生活方式不再具有任何「文明」的吸引力。
甲午戰爭之後不久，內藤湖南遊歷中國，他認為張之洞的《勸學篇》「文字老成，但書的內容，在對西方的理解方面一知半解，要被有識之士笑話的」。認為康有為「他才力有餘，但見識和度量不足，人不夠沉穩。而且他雖然有救國濟世的大志，卻喜歡標榜學術觀點的異同，好與人爭論。這是他容易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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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構建世界秩序的歷史啟示
(一) 危險的內亞
古典「一帶一路」的結構自然使人聯想到當下推進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然而，以此架構作為推行中國構建世界秩序的起點，需要考慮如下問題。
其一，內亞直至西亞從未實現過持久的和平。除非通過武力征服（比如，元蒙與滿清部分地整合了該地區），要想從新疆直至敘利亞海邊確立穩定的和平秩序是完全不可能的。其複雜性早已使其成為歷史上的「道旁苦李」。這片跨越各種極端勢力老巢的危險地區，顯然不適合作為構建世界秩序的戰略支點，除非異想天開地企圖建立古典征服性帝國——而這完全不是中國的志趣所在。
其二，古典的「一帶一路」模式能夠存續，得益於中國能夠通過這種地緣結構實現王朝的、民族的認同，也即加強了中國文明優越感。而當代的中國文明在亞洲的地位與古典時期無法相提並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內亞之路暢通，則各種宗教的、民族的極端勢力可以輕而易舉地反向滲透，對中國認同會構成極大威脅，而不是共建。
其三，中國雄心勃勃的計劃需要考慮與古典時代和歐美擴張時代的國際戰略的不同特性。古典時代的亞洲秩序是中國與周邊的自發性共建的結果，中國不存在內部制度共識的壓力。歐美近代的擴張也並不擔心外在世界對其核心制度與價值觀的反向衝擊，而當代中國必然冒這樣的風險。
其四，內亞、西亞和南洋諸國內部政治的複雜性與多樣性超越了藉由經貿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穩定的可能性。單純靠交易形成地區結構（進而世界結構）是戰略上的冒險。因為如此眾多的複雜的力量元素無法通過以中國為主體的交易模式實現均衡。可以收買部分勢力，但無法收買所有勢力。一旦這些地區發生內亂，中國的利益如何維護？
以上所論的和平、民族認同、民主和利益維護問題，均是中國提供製度化的國際公共產品的成本所在。在古典秩序中，因為財政成本太高,中國王朝自己對朝貢制度經常採取消極的、機會主義策略,而「搭便車」的朝貢者卻絡繹不絕。如果中國在上述問題上無力承擔解決問題的成本，那麼中國設想的世界秩序的起點恐難推進。
(二) 關注天下秩序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如果認為天下秩序只是一種中國人的想像，則會輕易地懷疑它的真實性。但事實上，天下秩序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雙重特徵，這與世界秩序的一般定義一致。學者們認為，世界秩序是「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為維持社會生活的基本或首要目標而採取的人類行為模式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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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地區研究者也將遊牧民族劃分為匈奴、突厥和東胡三個系統，與上述三大周期吻合。這種對應關係形成了大陸天下秩序的兩極結構。雙方既是相互依賴，也不停地發生相互征戰甚至征服。比如，漢朝曾同匈奴達成協定，將長城以北作為「引弓之國」，屬於單于統治的地域，而將長城以南作為「冠帶之室」，屬於漢帝統治的地域，並以匈奴為「敵國」，亦即承認其為對等的國家。每個強大統一的王朝均耗費巨額財力、物力、人力和漫長的時間應付北方威脅。兩宋時期的中原王朝更是退化為東亞大陸（泛中國概念）上若干政治行為體的一個。俄羅斯至今仍然稱中國為Китай（契丹），這是源於遼國（契丹）的強大影響。漢代對匈奴和親、唐初對突厥進貢、唐對吐蕃和親、唐都長安一度被吐蕃占領、北宋對遼進貢、南宋被蒙元所滅、明英宗被俘、清朝使臣也曾向沙俄跪拜，等等，這些事件均說明中原王朝並非在任何時候都具有至高無上的中心地位。
明朝的對外關係已經在顛覆朝貢制度，「明初國際秩序的建立，具有與前此蒙元帝國、後此西方海外擴張殖民帝國迥然不同的特徵，不應簡單以傳統朝貢制度或體系籠統歸納和理解。」
日本對漢朝和明朝有過短暫的朝貢，而對明朝的朝貢以「勘合」特許貿易的形式進行，不具備政治歸屬含義。至萬曆年間最終發生日本侵朝戰爭。德川幕府時期，日本認為清朝取代明朝是「華夷變態」，從心理上鄙視蠻夷之清王朝，鎖國後與清朝基本沒有國家間關係，但是卻獨立自主地從事海外貿易，所以，在中國的天下秩序中，日本始終是個例外。
19世紀70年代影響整個東亞格局的清朝的塞防與海防之爭，恰恰印證了陸上邊緣地帶與海外兩條戰略防線共同與中國構成了東亞秩序的主體框架。綜合上述特徵，可以用「一帶一路」複合結構(見下圖)描述天下秩序：沿著內亞絲綢之路形成的是亞洲內陸與中原王朝同興同衰的兩極互動關係，武力侵擾和征服討伐特徵明顯，對東亞區域性的「世界秩序」或曰天下秩序形成對抗性共建。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形成的是中原王朝與朝貢國家對朝貢體制的經濟和文化合法性的共同維護，武力侵擾和征服討伐次數有限，對天下秩序形成認同性共建。所謂共建，就是諸行為體從秩序中均可以得到好處，從而認同朝貢、禮制體系和天下觀念。其中的角色可以轉換，而秩序卻一直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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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 年代，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的著名學者拉鐵摩爾提出的「邊疆中心論」視角突出了中國邊疆的重要性。他認為，在漢末的時候，「中國及其長城邊疆歷史的特徵已經形成了一種相互影響的確定模式」，中國不需要「帝國殖民地」，他們真正的目的是使綠洲小國王們依附中國。中國農業和社會的進化，促成了邊境草原社會的形成,「所以遊牧循環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國循環的結果，……一經形成之後，遊牧循環所造成的力量使它能夠以獨立的形式，影響中國的歷史循環」。
另一位美國學者巴菲爾德（Thomas J. Barfield）則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提出「遊牧帝國中心論」，認為中原王朝與遊牧帝國存在相互依從的「兩極模式」結構。遊牧帝國與中原王朝的關係實質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認為：最早出現的各種「世界體系」直接影響到那些看似偏遠的民眾。當將陸亞洲政治的興衰放到區域背景下在一個長時段中加以檢視時，它們就揭示出與中原政權的集權化周期相關的規律性。「遊牧民族的統一與中原的統一幾乎同時完成，這並不是一種巧合。……一位遊牧首領或許會憑藉軍事才能統一草原，但要保持草原帝國的完整，所需要的資源只有中原能夠提供」。因而確保統一的中原王朝是遊牧帝國成功的關鍵因素，一旦帝國瓦解，邊疆的「寄生者」就「失去援奧，財富之路頓然枯竭，數不清的威脅與劫掠使形勢發生巨變」。
另外，中原王朝也需要遊牧帝國的軍事援助以鎮壓內亂維持其穩定局面。巴菲爾德站在遊牧帝國的角度來觀察中國所謂的「朝貢體系」，認為「邊疆關係的真實本質經常被將部落民眾視作中原的長期附庸的意圖所遮掩」。因此，漢文描述遊牧民族「納貢」「歸附」「入質」，他將之視為「外交煙幕」。「定居文明通過給邊疆部落民族錢物以安撫他們」。巴氏將朝貢的實質定位為中原王朝給遊牧帝國進貢物資，從而滿足遊牧帝國的物資需求。 遊牧帝國始終居於主動，掌控著與中原王朝的關係：「來自中央草原的遊牧民族會避免徵服中原領土。從中原的貿易與奉金中得到的財富穩定了草原上的帝國政府，而他們並不期望去破壞這種資源。……除了蒙古之外，『遊牧征服』只發生在中原的中央政權崩潰之後沒有政府可以加以敲詐之時。強大的遊牧帝國與中國的本土王朝同時興亡」。
巴菲爾德將中原主要王朝與遊牧帝國的歷史分為三個大循環周期，每個中原主要王朝都在同時期對應著內亞的遊牧帝國，這是一種「國際關係的最古老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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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實體，作為文化實體，其歷史性意義在於：其一，中國人更容易從天下的角度觀察世界，天然地具有世界性視野；其二，王朝可以興替，而天下秩序可以抽象地存續。中國的天下秩序與朝貢制度的關係是一種文化與制度的關係，朝貢可以變化，有強有弱，甚至可以主從顛倒，也可以從政治關係退化為經貿關係，而作為共識的文化層面的天下秩序難以取代。
傳統東亞的秩序得以維持的雙重要素——權力（治統）和價值觀的大體一致（道統）——與基辛格對歐洲維也納均勢體系的分析具有相似性。基辛格認為，維也納體系中「各國不僅在有形勢力上，在道德上亦處於均衡狀態。權力與正義取得相當的協調。 權力均衡降低訴諸武力的機會，共同的價值觀減低訴諸武力的慾望」。
(四) 天下秩序的複合結構：亞洲內陸邊緣與海上朝貢國
中國史學不注重研究周邊與中原的關係。 傅斯年認為：「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他開玩笑說如果治中國學的叫漢學家，是否治匈奴以來的西洋人就該叫「虜學家」？而漢學有些發達的地方正是藉助了「虜學」。不注重研究並不意味事實本身不重要，周邊與中原的關係具有歷史長時段的結構性影響力。
邊緣地區對中國身份認同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來自這些地區的知識，「有凝聚中國人(華夏)的功能」。「中國人用它們來強化華夏邊緣，以突顯邊緣之內人群間的同質性與一體性。」「漢代中國人調整、確立其邊緣，也就是不斷調整、強化並確定『中國人』的範圍。」「事實上，『中國人』並不完全依賴內部的文化一致性來凝聚，凝聚他們最主要的力量來自於華夏邊緣的維持」。清朝中國的形成即是內陸邊疆整合的結果。
陳寅恪論述唐太宗和唐高宗征討高麗說：「始克高麗，既剋之後，復不能守，……而吐蕃之盛強使唐無餘力顧及東北，要為最大原因，此東北消極政策不獨有關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趙宋數朝之國勢亦因以構成」。這說明陸上的華夏邊緣地帶對中原王朝具有共建東亞結構的意義。 內藤湖南認為：「中國的論者，尤其是最近的論者，總是將外族的侵略看成是中國的不幸，其實中國悠久的民族生活之所以經久不衰，正是因為有這樣多次的外族侵入」。認識到中國文化與周邊之間的互動關係，反映了內藤湖南「超越一國歷史的寬闊的歷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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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東亞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創者和維護者，但不能忽略的是一旦這個秩序形成，所有成員都具有參與和維護的天職，它們均構成了天下秩序的「搭便車」者。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它在本質上符合了東亞社會發展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維護了各王朝內部統治的需要，因此，天下秩序成了國際公共產品，而不會因為中國本土的分裂和弱小同步地被拋棄。以中國為中心想像的傳統世界秩序經常隨著大陸的朝代更替和文化衰敗而出現空心化，傳統文化更好地在邊緣地區被繼承下來。比如，延續了傳統中原文化的南方客家文化，明末遺民朱舜水、隱元和尚對江戶時代的日本文化產生的深刻而長久的影響，以及當代所謂的「儒家資本主義」。
天下秩序高於基於民族的國家主義，是一種東亞共同維護的文化秩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式誓言即是其最好的詮釋。顧炎武並不將國家（朝廷）的興替當成最重要的事情，只是到了近代，中國人才出於構建民族國家的統一性的需要篡改了顧炎武的意思。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梁漱溟敏銳地觀察到近代以來用國家主義替代天下主義的現象：「今天我們常說的『國家』，『社會』等等，原非傳統觀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後新輸入的觀念。舊有『國家』兩字，並不代表今天這涵義，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說。自從感受國際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輸入，中國人頗覺悟國民與國家之關係及其責任。常有人引用顧亭林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以證成其義（甚且有人徑直寫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完全是不看原文」。
天下秩序合法性的獲得需要有治統和道統雙重認同。 王夫之將治統與道統一分為二。 他說：「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並且提出治統可以興替而道統不可亡。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東亞傳統的世界秩序一旦形成，就不一定以中原王朝這個政治實體為永恆的中心。「朝貢關係的形成不是源於以漢民族為中心的國家形成，而是來源於這一國家與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域的交往及共存的方式，中華觀念則是能吸收交往中的各種異質要素且與之並存形成的一種具有包容性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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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個想像的天下和實際的天下在具體的秩序層面並不吻合。認為中國在數千年的傳統世界秩序中主控一切是不符實情的想像。
佛教對於中國自認為世界的中心就曾產成一定的衝擊。玄奘西行時，佛教已經使唐朝接受了自己身在「東土」的概念。作為佛法的發源地印度-尼泊爾一帶則處於「中土」的地位。根據佛教的南瞻部洲圖，中國並不位於世界的中央而在東北位置。「在中國佛教世代相傳的過程中，這個南瞻部洲說是有意地被淡化了」。佛教對東亞世界觀長久而深刻的影響不可忽視。「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了」。至於宋明理學更是儒釋道的混合體系。日本佛教、藏傳佛教和東南亞小乘佛教的存續說明儒家思想並非東亞世界觀的全部內容。
(三) 天下秩序的客觀性
從演化的角度而言，天下秩序是一種複合型相互依存模式，是中國與周邊互動中形成的博弈結果。在東亞長達兩千年的傳統國際交往中，的確存在著一種共同的認知，並在相當長時期內遵守一種規範，它在本質上是中國原創(但不限於中國單方面維持)的一種國際公共產品。
中國的王朝在相當長時期為提出和實踐天下秩序做出了顯著的努力，但它的有效性和持續性在於一種供需關係：中國在強大的時期為周邊提供物資交換和制度合法性的保障，周邊為中國提供文化心理上的滿足，這是東亞自然形成的傳統國際關係。
只是中國力圖在價值觀和禮儀層面賦予其中國化的特徵（這個特徵也說明中國是天下秩序這一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使得這種關係看起來總是中國占有優勢，但占優並不意味著事實上中國具有完全的控制地位。王朝分裂時期和弱勢統一時期中原王朝的機會主義策略證明中國沒有長期穩定地據有中心地位。
儘管中國在政治上分分合合或者甚至被異族滅亡，但是，東亞的世界秩序的文化道統卻並未泯滅。比如，宋朝與大陸其他王朝共存時期國力很弱，持續時間長達三個世紀（960-1279年），卻沒有被一個高於朝貢體制的新的國際關係模式所取代。宋朝向北方的反向朝貢恰恰說明朝貢體制並非必然以中國為中心，而是一種東亞共同遵守的國際規範。另一個典型表現就是明朝滅亡後，東亞各政治行為體對天下興亡產生的焦慮，使其更加注重東亞秩序中的文化道統。比如，日本和朝鮮均將自己視為中華文化的繼承者而蔑視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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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禹貢》《周禮夏官職方氏》和《周禮•夏官•大司馬》將中原王朝視為世界的中心，提出了「五服」「九服」和「九畿」的天下地理觀。學界常引用宋代石介專論「中國」的觀點，認為其完整地表達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
費正清以朝貢制度為中心研究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他認為：「中國人往往認為，外交關係就是將中國國內體現於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同一原則向外示範。我們寧可稱它為中國的世界秩序。」 「朝貢體制是中國文化自我中心主義的自然流露」。費正清將「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制的」中華世界秩序總結為三圈同心圓結構（the Sinic Zone, the Inner Asian Zone and the Outer Zone）。然而，事實與這種完美的、理想的同心圓結構有巨大差異。
(二) 天下秩序的主觀性
從生成角度而言，這樣一種天下一統的同心圓模式更多的是源自士大夫們的想像。日本京都學派大師內藤湖南認為：「沒有哪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有著非常強烈的一統思想。」
「真正統一的帝國雖然要遲到秦漢時代才出現，但統治著中原地區的政權以『天下共主』自居，卻在商、周時代已經開始了。商人覺得自己是『天邑』或『大邦』，周人在滅商以前似乎也承認商是天下的共主。後來周取商而代之，更自認是受命於天。所以中國在中原的政權自視為『天朝』，至少在觀念上是很古老的」。余英時在這段論述中用了「自居」「覺得自己」「似乎也承認」「自認」「自視」等表達主觀意願的詞語來描述中國中心觀的起源。馮友蘭也認為：「人們或許說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但是我認為這正是要害。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慣於從天下即世界的範圍看問題」。仍然是主觀想像的問題。
中國自視為天下中心也源自官史記載的志趣。「中國之史，自為中國作，非泛為大地作。域外諸國與吾有和戰之事，則詳記之，偶通朝貢則略記之，其他固不記也」。
中國將自己作為世界的中心是士大夫們出於政治需要的一種主觀想像。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一統理想是一個從誠意正心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統一邏輯。「天」未與王朝剝離，形成類似歐洲歷史上的獨立於帝王的神的概念。而神在精神系統上的獨立有助於歐洲形成民族國家與神之間的二元對立。這也是中國未能出現民族國家分立卻形成大一統意識的政治思想層面的結構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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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中的「帝國」代表了中華思想追求的德化天下的高級階段即「帝國戰德」。隋代王通論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帝國」在這裡的確切含義是指中國上古時期以道德仁義立國的理想國家。西方的帝國類似王通所論的強國與霸國，在道義上遠低於中國語境中的帝國。「帝國戰德」即「上古三皇五帝之國以道德取勝」，這是一種非常古樸的道德理想主義追求。「帝國」之意可以從如下典籍中找到脈絡：《淮南子人間訓》中的「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阮籍《通老論》中的「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
近代以來，中文的帝國概念來自中國對歐洲歷史的解讀。比較早的將「Empire」翻譯成「帝國」的是嚴復。在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時，嚴復將「Empire」音譯為「英拜爾」：「夫希臘若波斯此為歐洲兵制置用額兵之始，亦即為一國併兼數部號英拜爾之始，載諸史傳，亦世運之一變局也。」嚴復在注釋中解釋：「又英拜爾近人譯帝國，亦譯一統，或譯天下。亞洲之英拜爾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歐洲則古希臘、羅馬、西班牙、法蘭西，今俄、英、德、奧，其王皆稱帝者也」。
嚴復沒有將中國列為帝國行列，這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學人認識到中國王朝與歐洲帝國概念的差異。曾經有近代中國機構的英文名稱使用「imperial」，比如中國通商銀行(1897-1951年)。1897年創立的時候，其英文名稱是「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即中華帝國銀行)，1912年其英文名稱改為「The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由此也看出，近代人對使用西方語言中的「帝國」一詞比較敏感，辛亥革命之後改名應該是避免「imperial」一詞的「帝制」含義，以示新政權與前清的區別。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傳統中國從來自視為以王道化天下，而當代的研究者卻多半認為以中國為中心的這種天下秩序代表了中國的霸權。
問題的根本其實是：天下秩序是不是一種基於中國人的主觀想像的秩序？中國在事實上有多大可能行使霸權？
二、天下秩序的非同心圓結構
(一) 同心圓結構：傳統的解釋
天下秩序的制度化結構是朝貢制度，無論在傳統典籍的敘述中還是在後來的研究中（如費正清等）都將這種秩序想像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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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曾有過「中華帝國」的夢想。1915年12月，各省「恭戴我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雖然建「中華帝國」最終成為鬧劇，然而有帝國夢想者並非袁世凱及籌安會數人。成為帝國的夢想恰恰說明近代中國一些人希望向歐洲的帝國形態靠攏，也說明了傳統王朝的天下秩序並不等同於帝國秩序。
(二) 西方語境中的帝國
西方語境中的帝國幾乎等同於一種國際體系：「在人類絕大部分的發展過程與歷史演進當中，帝國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態。帝國無意在某個國際體系中運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為一個國際體系」。但是，帝國並沒有統一的定義。一般而言，歐洲的帝國具有兩大顯著特徵：一是具有強大的、超越一般國家的力量去兼并他國或占有殖民地，二是元首稱帝。在廣義上，一切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國家都可以被形容為帝國，因為帝國概念具有文學性描寫特徵，也具有表達某種雄心壯志的用途，有時沒有強大影響力的國家也自稱帝國。從意識形態上而言，帝國一詞早已失去其古樸的含義，暗含了臭名昭著的「帝國主義」意義。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說：「皇帝和帝國當然是古老的，但帝國主義卻是相當新穎的。」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帝國主義」一詞「突然變成一般用語」，他借用一位英國自由黨員的話說：「（它已）掛在每個人嘴上，用以表示當代西方政治最有力的運動」。古老帝國的輝煌與榮耀被19世紀末人們對帝國擴張的恐懼取代。
傳統帝國秩序依託於一國的獨大，以一國的政治訴求為世界秩序的全部原則，但中國統一王朝時期的天下秩序與羅馬帝國或不列顛帝國的世界秩序存在諸多差異：一方面，中國王朝在性質上並非等同於歐洲帝國；另一方面，天下秩序是行為體互動博弈達成的共識，並非殖民主義政策的結果。那種借用歐洲「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概念創造「中華帝國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概念的做法，是言過其實的。
(三) 帝國戰德：想像中的天下一統
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更多的是文化一統，政治統一的時間事實上短於分裂時間，這恰恰說明，中國的大一統更多的是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心理訴求。
由於清朝的確成功整合了曾經對中原王朝構成2000年威脅的內陸邊緣地帶，大一統夢想在清朝實現，由此，中國的多民族共治的認同已經使王朝的統治者自認為實現了傳統中國統治者追求的最高目標即「德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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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西方很早就開始稱中國王朝為帝國。近代以來相當多的外文著作稱中國為帝國（Imperial China 或 the Chinese Empire）。儘管歐洲的帝國概念不同於中國的帝國概念，但英文著作者更願意用人們熟知的「帝國」概念來描述中國的統一王朝。
錢穆認為，派駐總督才可以被稱為帝國，清代像西方的帝國，因為有藩屬，但「細辨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國本部的人還要好，蒙古人得封親王，中國人是沒有的。」因此，不要隨便使用帝國概念描述中國：「我們現在的毛病，就在喜歡隨便使用別人家的現成名詞，而這些名詞的確實解釋，我們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稱中國為大清帝國，又稱康熙為大帝，西方有帝國，有所謂大帝，中國則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制度，和這樣的思想。而我們卻喜歡稱大漢帝國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觀念下，這些都該謹慎辨別的」。
王爾敏指出：中國同化四夷「不是設重兵置總督。雖然沒有發展出外交部，卻也沒有轉變為殖民部」，中國只把天下的人分成「教化與無教化二種」。日本的中國歷史研究權威堀敏一認為：古代中國（比如隋唐）的世界秩序「並不是由於中國的征服和強制而片面強加於人的。不同於主要依靠征服而建立的羅馬世界帝國」。
中國王朝無須推行殖民，周邊國家和民族從中國王朝的特殊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各種好處。他們需要強大的中國在政治上支持其國內的統治地位，而朝貢者得到的實際利益通常大於其所付出的貢禮，並且還能得到邊境互市的恩賜。「天子守在四夷」的理念從不驅策中國皇帝在這些朝貢地區徵稅或派總督——而這正是歐洲帝國經典的治理方式。請求進一步歸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卻被中國拒絕的情況也有發生。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蘇祿國王遣使貢方物，並貢國土一包，請以戶口人丁編入中國圖籍。帝諭：「蘇祿國傾心向化，其國之土地人民即在統御照臨之內，毋庸復行齎送圖冊。」
因此，天下秩序構成了一種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也是中國提供的、最終形成了共同需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卻有競爭性的產品成為「共用資源」（common pool of resources）。天下秩序不具有排他性，並且在古代的國際關係中具有相當的競爭性，這種公共產品更多的是一種共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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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帆：被誤讀的天下秩序
毋庸諱言，中國歷史學、哲學和國際政治學近幾年興起的關於「天下秩序」和「天下觀」的討論源自「中國崛起」的現實及其政策需要。在一些關於「天下秩序」「天下觀」文章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兩種明顯的傾向：一是認為中國古代的天下秩序是一個建立在禮儀秩序之上、崇尚仁愛與和平的、完美的思想體系，對當代中國構建世界秩序的雄心壯志具有無可置疑的借鑑意義甚至指導意義；二是認為天下秩序以中國王朝為中心，完美地在歷史上行之有效、一以貫之。 這些傾向可以說是一種基於需要而對歷史進行的誤讀。
如果非得用一個概念表達傳統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一種「世界秩序」(事實上是東亞秩序，但存在一種超越東亞的世界性的想像)，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確實可以被稱為「天下秩序」。然而，由於天下秩序力量結構層面的流動性(非同心圓結構)、朝貢制度存在複雜的變化、以夷變夏的合法性等原因，它更多地是一種與周邊政治行為體達成共識的國際公共產品。許多天下秩序的倡導者與批評者在分析天下秩序的時候存在主觀臆想，其中交織著對過去的誤讀和對未來的焦慮。
當代中國力圖運用歷史經驗重建世界秩序之所以面臨重重困難，除現實政治的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天下秩序在歷史上並非如想像的那樣完美地行之有效、一以貫之。本文基於歷史分析，從中國王朝身份的一般討論和天下秩序的結構層面，對中國是否在傳統上是一個帝國、中國的世界秩序在實踐上是否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進行了反思。
一、帝國迷思
(一) 對中國王朝的誤讀
稱傳統中國為「中華帝國」是對中國王朝的誤讀，無論是英文的「empire」還是古漢語的「帝國」,用來稱呼中國王朝都是誤稱（misnomer）。比如，由於清朝多民族共建的特殊性和龐大的地域特徵，新清史學者將清朝與英帝國進行對比研究，把歐洲帝國的歷史理論用於解讀清朝的性質，認為清朝的帝國構建具有亞洲內陸帝國特色，清帝國和英帝國「各懷有天下情結」，都在各自建立其「主權想像」。或者認為清王朝具有「殖民主義」 特徵而認為清朝中國是帝國。
中國的研究者也常將天下秩序稱為帝國秩序。比較典型的一種觀點將「中華帝國秩序」與「羅馬帝國秩序」和「阿拉伯帝國秩序」並列，認為它們存在共同特徵：在一定地域範圍內以帝國中心為統治的圓心；等級制的權力支配體系，強制性的強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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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清朝大部分平民老百姓來說，外觀模樣就是一切，“剃髮易服”足以讓老百姓產生認同感了。全國所有的人都剃髮、垂辮、窄衣緊袖，原有的華夷之辨一說失去了依據，說華皆華，說夷皆夷。漢族在形貌上已被滿化，至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已不是十分重要，關鍵在於人數極多的漢人已不再把人數極少的滿人視為異類，因為起碼在服式、發式上已無法把漢人和滿人加以區分。
這種情況下，清廷再搞“滿漢一家”“開科舉士”等，都沒有太大問題了。清朝統治者一直是“一手軟，一手硬”，一邊竭力維持本民族特色，一邊有限度地進行漢化。康熙帝、乾隆帝都是集大成者，此二帝都深諳漢文化，個人修養極高，但武力手段也從不手軟。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廣招天下儒生，把大量有才之士吸納到體制內來，避免了他們在體制外造反的可能，同時也集結重兵，毫不留情剷除漢族“三藩”勢力，把異己徹底根除；乾隆帝愛好詩詞歌賦，精通漢文化，但搞“文字獄”卻從不手軟，一旦有思想異端即斬盡殺絕，還獨創性地以修《四庫全書》的方式暗中清除對政府不利的思想，此手段不可謂不高明。
康熙皇帝最為重視本民族“騎射”風俗，自幼習武，精於騎射，每每圍場狩獵康熙總是所獲野獸甚多。清代的皇家獵苑“木蘭圍場”也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從康熙帝開始，皇帝每年都要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來這裡舉行以射獵和旅遊為主的活動，在清代康熙到嘉慶的一百四十多年裡，就在這裡舉行狩獵達105次。
乾隆帝也曾告誡滿族臣僚：“我朝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僕行圍校獵，時時以學習國語，熟練騎射。”乾隆還多次強調要保持滿洲的傳統服飾，絕不改服漢人衣冠。他對之前的北魏、遼、金的經驗教訓有很深刻的認識，在為《皇朝禮器圖式》一書所作的序中就專門提到昔日這些少數民族：“至於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 ”
可以說，清朝是將“國情”與“接軌”二者平衡最好的，集滿漢文化於大成，真正成功地實現了落後文明向先進文明的過渡。直到咸豐、同治以後，面對列強的洋槍洋砲，才不得不放棄了滿人“騎射”的一貫主張。再到清末大動盪時，百姓才剪辮子、穿洋裝，即使這樣，也依舊有很多遺老遺少堅持清朝服飾，可見清朝兩百多年的統治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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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統一中原，與它入關後的一個重要決策有很大關係，這也是它比其他少數民族更具智慧所在：滿族人自己只有區區幾十萬，“蛇吞象”根本應付不了龐大的中國，於是清軍收買了許多漢族將領，以漢制漢，許諾給予特權，讓這些漢族降官替自己賣命，“三藩”力量——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這些人，幫助清軍打敗了南明、李自成軍隊，此招非常高明。滿族人懂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起到了以小搏大的效果。
入主中原後，清朝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剃髮易服。
這件事比“以漢制漢”影響更為深遠。對於漢人來說，這是奇恥大辱，是清朝民族政策的敗筆；但對於滿人來說，這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融合措施。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來分析一下：要使兩個不同的民族融合，前提條件是要在文化心理上產生“認同感”，說得簡單點兒，就是讓大家感覺是同一類人了，有共同的價值觀、生活習俗、語言交流了，你我沒差別了，就融合了。而滿族在文化上遠遠落後於漢族，語言文字毫無優勢可言，要想在深層內涵上同化漢族是不可能的，但衣冠服飾也是文化認同的一部分，外在形象容易改變，所以清朝選擇這個突破口是很高明的。
服飾統一為什麼能產生認同心理呢？心理學家曾做過一個測試：考察兩個團隊的凝聚力，第一個團隊服裝統一，大家著裝一樣，第二個團隊穿著五花八門，各穿各的。讓他們比賽，經過一系列考核，第一個團隊的效率明顯更高，組織能力也更強，第二個團隊則效率更低，經常意見不統一。這說明，在外在形像上的統一，會增加團隊成員對集體的認同感。
假設一下：在清朝的大街上有兩個人在打架，一個是滿人，一個是漢人，如果他們穿不同的衣服，那麼很明顯，立刻區分開來了，漢族老百姓紛紛站到一邊，滿族老百姓紛紛站到另外一邊，兩邊水火不容，瞅著對方都不順眼。但如果兩個人打架，都穿同樣的衣服，街上路人一看，哎喲，分不清誰是誰了，心裡也就沒有強烈的差異感了。這要是換作在元朝的大街上，一個漢人和一個蒙古人打架，會立刻區分出來了，漢族老百姓說：看，那個身穿袍子、腰扎腰帶、腳蹬皮靴的蒙古人在欺負我們漢人呢，兄弟們，上啊！於是群體事件就爆發了。
心理學家指出：人接受信息的第一渠道是“視覺”，是眼睛看到的。你第一眼看到的與自己一樣的人，就會先入為主地把他當作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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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元朝之後，又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滿族。滿族人是金人的後裔，最早稱“後金”，在金朝滅亡的六百年後，滿族人建立的清王朝也面臨著“傳統”與“接軌”的挑戰。
這裡，我們先要了解這樣一個事實：滿族人與其他游牧民族不太相同，他們生活在東北，那裡並不完全是草原，而是集漁獵、農耕、放牧於一體，既有游牧的習慣，又有農耕的經驗，兼容並包，集兩種文明優勢，所以滿族並不是純粹的游牧民族，而是有著農耕特色。也因此，滿族人比之前的鮮卑、契丹、蒙古人都更善於學習，更有胸懷去吸納外來文化。
還在入關以前，皇太極一方面大力招徠漢族知識分子，禮賢下士，如範文程、洪承疇這些漢人，為己所用，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另一方面也對漢文化的消極作用產生警惕，在軍營中與所有親王、郡王、貝勒研讀《金史?世宗紀》，告誡子孫：“我們要以史為鑑，居安思危。我擔心自己百年之後，子孫都忘記了滿族的尚武之風，廢掉了騎射，效仿漢人，所以現在就給你們打預防針，為的是讓子孫都不懈怠！”（“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 ”）
滿族人很善於學習，而且學得很快：從原始部落制迅速變成中央集權制。
早期，在部落時代，努爾哈赤特別強調“八王共理國政”的原則，後金軍事決策由“八旗”的八個首領共同決策，是一種原始的部落民主制。但在進入中原後，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情勢的變化，這種制度的弊端顯現出來，八個王爺都手握兵權，相互不服，乃至皇太極死後，力量最強的正白旗主多爾袞獨斷專行，壓過了皇權。多爾袞死後，孝莊太后和順治帝學習了漢族的集權模式，剷除了多爾袞的黨羽，將多爾袞統領的正白旗收歸皇帝親領，加上原有的正黃旗、鑲黃旗，是為“上三旗”。從此原來大致平等的“八旗”，逐漸產生了上下之分，到最後權力全部集中在皇帝手上，這是滿人學習漢族集權體制的最明顯成效。
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民族，要統治上千萬人口的大國，是很需要智慧的。在“接軌”和“國情”的蹺蹺板上保持平衡，需要極高的政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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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元朝不足百年亡，而清朝卻延續近三百年？
摘自書籍《變革之路－中國歷朝改革得失》
元、清：排斥與吸收
11～ 13世紀，遼人被金人擊敗，金人又被蒙古人擊敗，最後蒙古人南下中原，西進歐洲，建立起四大汗國。沒有人是蒙古人的對手。
蒙古人征服歐亞大陸，盛極一時。
蒙古人對漢文化嗤之以鼻，忽必烈就說“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 ”，認為遼朝是因為學佛太甚而亡國，金朝是學儒太甚而亡國，所以他們對中原文化並不感興趣，採取與漢文化對立的態度。
元朝統治者把全國百姓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漢人，四等南人。第一等是蒙古人自己；第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欽察、唐兀、畏兀兒等；第三等漢人，特指淮河以北原金國境內的漢、契丹、女真等族；第四等南人，指最後被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內的人民。
元朝統治者不僅拒絕漢化，而且還試圖把中原“游牧化”。
元朝皇帝曾想把中原的漢人都驅逐，把農田全部變成大牧場，種草養馬，全國土地集中在蒙古色目貴族及寺廟手中，大量強佔土地，任其荒蕪（“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孽畜”），如山東沿海登、萊一帶，都成了牧場，生態嚴重破壞，經濟倒退。
元朝的民族歧視政策異常嚴重，法律明文規定：蒙古人可以毆打漢人，漢人只能申訴不能還手；如果蒙古人醉酒後打死漢人，只需出埋葬費就可以，漢人打死蒙古人，則必死無疑。對漢人的防範也最嚴密，在戶籍制度上以二十戶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監控漢人的行動，並明令禁止漢人打造、私藏武器，禁止漢人聚眾、騎馬、學習武藝，甚至到元朝末年，據說還禁止使用菜刀，幾戶人家共用一把。不僅如此，還把社會群體分為十個階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曾經承載漢文明的儒生們，竟然淪落為第九等人，僅比乞丐高一個檔次。
元朝如此拒絕漢化，與先進文明割裂開來，自然是不能長久的。不到一百年，元朝就被漢人推翻，游牧民族又重新回到了草原上。
歷史上，落後文明（主要指游牧文明）面對先進文明（主要指中原農耕文明）的態度無非是三種：一種是無比嚮往，全盤接收，比如北魏，很快就被聲色犬馬腐化了；另一種是拒絕先進文明，死抱著自己的國情與特色不放，比如元朝，也很快就被推翻了；還有一種則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控制地進行漢化，漸進式改良，遼、金都做得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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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為中華歷史上的大秦帝國辯護、回應針對《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批評聲音的第三篇文章。沒有正面討論大秦帝國，而是反思了我們自己心目中那個“西方中心論”的來源。探求到這一步之後，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柳暗花明了，也就不必多說了，這一組系列文章也就此宣告結束。
當然，無論怎樣，很多人還會一如既往地言必稱西方，一如既往地嚴厲批判大秦帝國，批判中華歷史、中華文化以及中國的一切。這顯然超出了正常討論的範圍，恕不再作答。
最後，要對近三週來參與本輪討論的所有觀網網友表示感激，正是你們的精彩評論和誠懇批評，提供了推進討論的主要動力。在此深表謝意！
回應
世界文明不是永遠不變的，不要總是活在大唐夢境中。
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的，不過我一直都相信，歐洲雖然強但潛力遠不如中國。
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7_03_21_399718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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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流行的關於希臘光明、先進而波斯黑暗、落後的刻板印象恰恰相反，其時的波斯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光，受到包括希臘人在內的周邊各民族的崇拜。波斯四通八達的道路交通網，使人們在一周之內即可到達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連希羅多德也將之視為奇蹟：雨雪、高溫和黑暗都不能減緩消息傳播的速度。（希羅多德《歷史》）
在政治文明方面，在歷史上稱為“大流士改革”的時期，大流士劃分了行省、軍區，統一了鑄幣，開通了運河……。在貝希斯敦山上的石碑，用波斯語、埃蘭語和阿卡德語三種文字記錄了這一時期帝國治理的事蹟和原則，碑銘要求確保帝國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為正義是帝國的基石。
而在文化多元和寬容方面，正是波斯國王居魯士二世讓陷入“巴比倫之囚”的猶太人獲得了自由，被各族人民稱為“彌賽亞”。
希臘達不到這種文明成就，因為在一個城邦林立、各自為政、相互征戰、連最起碼的統一都沒有實現的地區，談不上高度文明的發展。波斯帝國從大流士一世時起，就有四個首都：蘇撒、愛克巴坦那、巴比倫和帕賽玻里斯，蘇撒的宮殿用埃及的烏木和白銀、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亞的黃金、粟特的青金石和硃砂、花剌子模的綠寶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裝飾而成，國王及其宮廷一年四季輪流駐於每個都城。對於小小的希臘來說，這根本無法想像。
劇作家歐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侶》一篇中寫道：“我從神奇富饒的東方來到希臘……那裡有著沐浴在陽光之下的波斯平原，有著由城牆保護的巴克特里亞城鎮，有著設計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樓。”
除了波斯，在亞洲這個“帝國的搖籃”中還有很多遠比羅馬帝國更偉大的帝國。突厥帝國的早期歷史到底是怎樣的？阿拉伯帝國的崛起過程是怎樣的？第一個實現了全球化的蒙古帝國是如何實行統治的？最後一個橫跨亞歐非三個大陸的奧斯曼帝國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還有，自秦漢以來兩千年不斷崛起和再生的中華帝國，又是一個怎樣的奇蹟？
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建立起“全球化”的帝國，而兩千多年來最主要的“全球化帝國”實際上都是亞洲的帝國。一旦我們去除掉自己心目中那個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史觀，就很容易接受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正是這些亞洲帝國，包括東亞的中華帝國，才構成了世界歷史的中心和主要的發展路徑。
換位到這樣一個世界史觀的立場上，我們還會藉西方的理論來批判中國的大秦帝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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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除了《舊約》中這些虛構故事，沒有任何真實的理由，證明埃及、迦南、巴比倫和亞述等王國和城市都是“邪惡”和“不義”的，都應該遭到毀滅。這些當時已經十分發達的古代文明，無端遭到污名化、妖魔化，唯一的原因，只是因為它們大大優越於猶太文明——城市比耶路撒冷大得多，財富比以色列多得多，工藝美術比猶太人強得多。猶太人在這些城市之間的荒野中游盪，居無定所，不知所終，就只有靠編寫“聖書”、偽造歷史來發洩憤恨，換取精神勝利。
是時候重新審視我們自己心中那個“西方中心論”了
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是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高級研究員，牛津大學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他在最近的新著《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完成了一件大事：將“兩千年來始終主宰人類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從地中海還原到了亞洲心臟地區。
作者在前言中寫道：“課堂上，那些沒有學到的地區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歐洲崛起的故事淹沒了。……事實上，東西方之間的橋樑正是文明的交叉點。這些國家絕非處在全球事務的邊緣，而是國際交往的正中心，並且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歐洲人把亞洲分成三大區域——近東、中東和遠東。然而在我成長過程中聽到或讀到的有關當今時代的問題，好像都發生在第二個區域：中東。……我不明白為什麼大人們一直告訴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稱地中海是人類文明的搖籃，而事實上地中海很明顯就不是人類文明的誕生地。”
作者提供了一個非西方的全新視角，從這個視角看世界、看歷史，一切都與“西方中心論”版的歷史不一樣。
舉例來說。由於波斯帝國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數百年宿敵，所以，這個東方帝國在“西方中心論”史書中一直都被嚴重地污名化和妖魔化。但事實上，公元前550年居魯士大帝在滅掉米底王國之後開創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稱第一波斯帝國，曾是第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帝國，歷經220年。極盛時期的領土疆域東起印度河平原，西至小亞細亞、歐洲的巴爾幹半島的色雷斯，西南至埃及、利比亞、努比亞和阿比西尼亞，總面積約為600萬平方公里，人口峰值約為18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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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故事中承認，古代東地中海世界中最早的大都會，如古巴比倫的吾珥、烏魯克、尼尼微等，早已繁榮昌盛，人文薈萃。據記載，“尼尼微是極大的城”，需要行走三日才能繞城一周，其時的耶路撒冷不過是個小村鎮。
但是，自從亞伯拉罕（其時名為亞伯蘭）離開吾珥城之後，一個顛倒的歷史也隨之開始。
亞伯拉罕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吾父”、“大族長”、“第一先知”，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自認為是“亞伯拉罕教”的教徒。 但是，幾千年來經書無數、信眾無數、神學大師無數，卻沒人能解釋亞伯蘭為什麼要離開吾珥——古代世界的紐約，前往迦南——古代世界的撒哈拉。
創世紀15:7中寫道：耶和華又對他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因為神將亞伯蘭領出了吾珥，賜地迦南，那麼吾珥城和巴比倫也就瞬間成了被神所遺棄的地方，無論曾經多麼輝煌。
由於亞伯蘭一家人離開吾珥城之後的遷徙，走的是一條遠離文明中心、前往不毛之地的路線，這就意味著一段反文明歷史的開啟。在《舊約》故事中，伴隨這條背離文明的遷徙路線，沿途的那些偉大王國和美麗城市，統統受到了神的詛咒，甚至遭到滅頂之災。
在埃及，因為法老欣賞亞伯蘭妻子撒萊的美貌，耶和華就“降大災與法老和他的全家。”（創世紀12:17）
在迦南，因為所多瑪、蛾摩拉兩座城市擋住了亞伯蘭的營地帳棚，耶和華就“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裡，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創世紀19:24）
在巴比倫，因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拆毀了耶路撒冷的神殿，擄走了城中百姓，耶和華就說：“我必興起攻擊他們，將巴比倫的名號和所餘剩的人，連子帶孫一並剪除。”“我必使巴比倫為箭豬所得，又變為水池。我要用滅亡的掃帚掃淨他。”（以賽亞書14:23）
在亞述，因為“設謀攻擊耶和華”，耶和華就指著尼尼微說：“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後。我必從你神的廟中，除滅雕刻的偶像和鑄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歸於墳墓。”最終，“尼尼微現在空虛荒涼，人心消化，雙膝相碰，腰都疼痛，臉都變色。”（那鴻書1:14，2: 10）
順便說一句，尼尼微近年來有個如雷貫耳的名字：摩蘇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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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質疑：赫梯、亞述、米地亞、巴比倫、迦太基、阿契美尼德、波斯、安息、大夏、孔雀王朝……所有這些“非西方”的東方帝國，真的不如西方的“古典時期”燦爛輝煌嗎？有沒有可能這些文明無論是在政治秩序上、經濟發展上、科技成就上、文化和藝術的繁榮上，不僅絲毫不遜色於甚至還大大超過希臘、羅馬和耶路撒冷，只是在近代被西方帝國主義史學家根據政治的需要、按照政治正確原則，處理成了“世界史”的背景和邊緣，一種次生的、被影響的文明，甚至是野蠻的象徵、邪惡的代表？
君不見，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員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在他的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書中已經揭露了部分真相。他通過大量考證發現，希臘與其說是歐洲的希臘，不如說是黎凡特的希臘，是埃及和西閃米特文明影響的結果。而今天人們所讀到的古希臘歷史，不過是在1785至1985這兩百年時間裡一個可以被稱為“編造古希臘”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的集體創作的結晶。他在書中寫道：“大多數人都會吃驚地發現，人們從小到大深信不疑的'雅利安模型'（即古希臘文明源自於其北部的雅利安文化），只是在19世紀上半葉才剛剛構建出來的。這個新的模型否認了埃及人向希臘殖民這個事實，也質疑腓尼基殖民者的存在。我將這個模型稱之為'純粹化的雅利安模型'，它在1890年代和1920-1930年代兩次反猶主義高潮之間大行其道……”。
出於反猶的需要，西方帝國主義學者可以將“古典時代”編造成一個“純粹化的雅利安模型”，不僅排除掉了埃及，排除掉了小亞細亞，也排除掉了腓尼基以及後來的以色列。一口咬定希臘文明就只有一個方向上的來源，就是北方的雅利安。
但西方是基督教世界，堅信“上帝在我們一邊”，所以耶路撒冷又不能丟給“非西方”，必須是西方歷史起源的一部分。西方可以反對猶太人，說他們不是上帝的選民，甚至相信《新約》中關於第二神殿的毀滅是上帝對猶太人的死亡審判、耶穌不是被羅馬皇帝彼拉多殺死而是被猶太人殺死的各種說法，但是決不能沒有耶路撒冷，也不能沒有亞伯拉罕和摩西等大先知們，因為在《舊約》記載中這些人都與耶和華訂了契約。
做到這一點也不難。耶路撒冷作為基督教聖城的光輝，以及周圍所有古代王國和城市的黑暗，這個黑白分明的圖景，在《舊約》故事中早已描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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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世紀至前2世紀發展為燦爛的“箕子朝鮮文明”；經過短暫的“衛滿朝鮮”之後在公元前109年被來自西方的“蠻族”漢人所滅，進入了黑暗的“漢四郡”時代；而後發生了“偉大的高句麗復興”，疆域遍及整個東北亞，歷時350餘年，但在公元668年再次被來自西方的“蠻族”唐人所滅；經過200多年的“後三國”之後，又迎來了“第二次偉大的高句麗復興”，“東方凱撒”王建統一“後三國”建立了輝煌的高麗王朝；1388年“東方拿破崙”李成桂政變，結束了500多年的高麗王朝，建立了“偉大的李氏朝鮮”……
其中不見了夏商周，不見了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不見了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所有發生在中原九州的王朝興衰和文明發展都被淡化成了可有可無的背景，既沒有貫穿的主線，也沒有光輝的事蹟，只有時興時衰的“西方蠻族”活動……
不妨再聯想一下：當今世界流行的“西方中心論”的“官修版”世界史，就一定比這一版“朝鮮中心論”歷史更真實嗎？
要不要質疑：“古典時代”的希臘、耶路撒冷和羅馬，真的如“官修版”世界史中描述的那麼光輝燦爛嗎？有沒有可能這幾處文明相對於古代世界真正的文明中心，實際上是處於很邊緣的地位，差不多就是東胡和箕子朝鮮相對於中原文明夏商周秦漢的地位呢？君不見，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歷史著作揭示出：1. 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並不在地中海，而在亞洲的心臟地區——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2. 文明的傳播方向並不是從西向東、向南，而是從東向西、從南向北；3. 所謂的“古希臘文明”並不是來自北方的歐洲大陸，而是古代亞洲文明向西、非洲文明向北傳播的結果。
要不要質疑：“西方”作為一個共同體，真的有古代世界的起源和“中世紀”的共同經歷嗎？有沒有可能它的形成完全是近代之後的事，只是在大航海和發現新大陸之後，才產生了一種命運與共、惺惺相惜，也才產生了編造共同歷史的需要？君不見，關於西方之身世最為自誇的說法——“那個無可比擬的共同體的三次深呼吸”（蘭克Leopold Von Ranke），其實反而暴露了編造的馬腳，因為所謂第一次“深呼吸”蠻族入侵和第二次“深呼吸”十字軍東征，作為歷史材料都太過牽強，捉襟見肘，這些零星曆史事件與同時期在亞洲大陸發生的那些壯麗史詩相比，小得不成比例，根本不可能產生長達千年以上的歷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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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植入此種思維定式的中國人大有人在。一條從古希臘羅馬直到今日美利堅綿延兩千多年的“西方文明”歷史長河在他們心目中熠熠生輝，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都是黑暗和停滯，尤其是中國的部分，兩千多年都“處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與西方文明的光明之河相比，猶如一潭死水，不值一提。
可嘆的是，他們從來未曾想過這個黑白分明的歷史圖景有可能是個贗品，至少是出於某種政治目的而被動了手腳。他們堅定地認為自己心中那個光輝的西方是通過自己努力學習和“獨立思考”樹立起來的，於是對於所有挑戰和詰問都嗤之以鼻。
然而，無論他們願意不願意，事實終將揭示出：他們心目中的黑和白正好搞反了，那條光明之河根本不存在，反倒是長期被貶低為黑暗野蠻、永遠停滯的東方文明，有更長的輝煌歷史和更多的燦爛文化。
“古典時代”的真相
一位19世紀的學者說過一句話：“把歷史弄錯，是成為一個民族的必要條件”。此話道出很多人不願意承認的一個真理。中世紀末的歐洲還有400多個自主政體，到了19世紀末，變成了25個民族國家，這就意味著，每一個赫赫有名的民族——法蘭西、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丹麥……，其實原本並不存在，無不是其統治階級為了創造“民族國家”人為捏造而成的。
而“西方”這個大概念，當然也是無中生有。隨著幾個歐美國家崛起為世界霸權，上升為世界各民族的主宰者，一項“把歷史弄錯”的系統工程也悄然展開。於是，一條閃閃發光的“世界歷史主線”被精心編造出來，被寫成教科書流向全世界的學生課堂。這是一個關於“西方”的前世今生的“官修版”世界史，人們對其耳熟能詳——古希臘-古羅馬（“古典時代”）-中世紀-文藝復興-大航海-新教革命-工業革命-自由民主-西方。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自我中心”和“線性歷史”是歷史學家最容易發生的兩大“錯覺”。但反過來說，如果就是故意要把歷史弄錯，那麼這兩大“錯覺”，也恰恰就是最容易使用的兩大工具。
不妨想像一下，假如有這樣一部另類的“東方歷史”：“文明之光”出現在大約公元前14世紀遼東和朝鮮半島的“東胡”部落，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並列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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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揚：僅僅從“西方中心論”出發，我們可能讀的是假歷史 2017-03-21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在大國崛起之時，電視劇《大秦帝國•崛起》在許多人眼中有了別樣的意義。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文揚連續發表兩篇文章，重新審視大秦帝國與當今的輿論場。因讀者討論熱烈，作者寫就第三篇，作為回應。如何看待大秦帝國與中西文明、中西史觀，這是個重大課題，作者擊了第一波鼓，望讀者們繼續討論。本月25日，觀察者網、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將共同主辦首期“觀天下講壇”，本文作者文揚將對話《大秦帝國》小說作者孫皓暉，敬請期待。】
前兩篇文章，《他們不罵<大秦帝國>，卻大罵大秦帝國》和《2000年後繼續罵大秦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正確”》，都提到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學人歷史觀的影響。
影響之深令人吃驚。“君主專制”這個詞，很多中國人順手從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等人那裡拿過來，直接扣到了中華歷史各個大一統朝代的頭上，當作頭號罪名，亂批一氣。其實大都沒搞明白這個詞所指何為，也不知其來龍去脈。
有個基本的事實：思想也是一個市場，也有產品暢銷度和市場佔有率的考慮，當一種觀點像一個產品一樣被普遍接受，並且這種普遍接受一定有利於某些人時，那麼，這背後就一定存在著一個系統性的廣告操作和營銷。
“西方中心論”當然是大大有利於西方的，維護西方利益的學者不可能不致力於推動這一觀念的普及。所以，心中秉持“西方中心論”每一個人，都不應該排除這個可能性：自己實際上是受到了一個長期的、深入的、系統性的廣告操作和營銷的影響，是被某些人當成了思想觀念“市場佔有率”指標的對象。
有充分的事實證明：近幾百年來，西方的帝國主義學者們通過幾代人不懈的努力，經由各種形式的文學、藝術和學術，努力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深深植入這樣的思維定式：除了西方，所有東方的和南方的國家，無論是大一統帝國時代，還是分立割據四分五裂時期，都是落後、野蠻、黑暗、邪惡的；只有西方的政體，無論是古希臘民主、古羅馬共和，還是近現代自由民主，才代表著先進、文明、光輝、正義，才是唯一可以正面評價的，才是值得美化和歌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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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舉制度選出的人才要迴避本籍，不能到原籍擔任地方官，如此可省去地方派系問題。這個制度開啟了中國科舉制度幾千年的傳統，使漢朝從封閉的功臣集團統治轉變為全國各地的精英共同統治的局面。我認為這是漢之為漢的首要條件，這使得人民認為這個國家是大家共同擁有的，政權是全國人民共有的，而不再局限於封配出來的功臣。
二、經濟網絡的整合
在戰國時代，中國已經具有相當的城市化，商業活動非常活躍，各地有各自的貨幣，例如北方的刀錢、東方的布錢、南方的元、西方的錢。當時秦國叫做錢，楚國叫做元，齊國叫做布，燕國叫做刀。貨幣並沒有統一，各地有各地的物產、風俗習慣，所以各地的市場並沒有真正被整合為一個市場，產品在城市生產。當時第一級的城市約有七八個，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生產單位，手工業在街坊裡進行，而不在農村。所以全國城市發展的手工業，基本上只供應各國疆域內所需，自己銷，自己運，並沒有被整合為共同的市場。
在農村生產須有集散功能，因為農村工業產量不大，物品集散的機制可以形成全國性的經濟網絡。從漢武帝開始，組成了全國經濟交換網，這使得中國經濟被整合為一。
三、宗教文化方面的整合
在宗教方面，漢武帝是非常迷信、重感情的人，李夫人死後，為了找回她的靈魂，武帝召集全國各地的道漢初各地的信仰皆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祇都在長安建祠，各種神祇集中在長安，各種巫師、降靈人物都在宮中融合成一體，到王莽時終於生根發芽。東漢晚年道教盛起，全國的民間信仰結合起來成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種信仰方式、祀奉的對象基本上與那時相差不遠，是宗教的大統一。
在文化部分，經過察舉制度，各地精英都匯集在中央，中央又有學校。在漢成帝時，博士弟子的人數約有三萬人，他們學成後回到各地教書，這是文化上儒家的統一。博士弟子對於上層文化有統一的功能。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有各種不同的學派、學說，在中國統一尚未完成時，有些學者已經在做文化整合的工作，例如呂不韋編《呂氏春秋》、淮南王劉安編《淮南子》、董仲舒編《春秋繁露》。其中《春秋繁露》規模之大，兼包自然與人事，如此宗教融合，儒家文化傳播，儒家學者才能大規模地予以整合。司馬遷作整體歷史的構建工作，這些成果構成了跨時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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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為什麼一直稱自己為漢人而不是唐人？ 2017-03-14
中國人一直都稱自己為漢人，漢人的名稱是從漢朝而來，從漢朝而來的還有漢字、漢語、漢服、漢俗等等。中國人自稱漢人，主要原因是漢朝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文明繁榮的一次頂峰，除了漢朝以外，唐朝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文明繁榮的高峰，甚至文明程度上超越漢朝，所以今天還有唐裝、唐人街等。
這個緣故在於，漢人不是一個族群的意義，而是一種文化群的意義。在這個定義上，漢人和歐洲族群的概念是相當不一樣的，例如猶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都是以族群、種族、血統來界定，可是漢朝卻是以文化來定義，才能夠一直維持到今天。今天我想拿我自己假定的一些想法請教於各位。
我們知道漢朝從劉邦打敗項羽後，一時並起的群雄也都一一低下頭，但當時的漢朝還不能稱之為漢朝，從劉邦到呂后再到文景二代，最初還動盪不安，尚未融鑄成一個具體的朝代。直到漢武帝，約公元前一個半世紀的時候，才顯現漢朝之所以為漢朝的特點。賈誼在他的文章中常常問道：漢之為漢已經很久了，為何不能改掉秦朝的毛病？為什麼不能避免外族的侵略？為什麼百姓的日子仍過得不好？自賈誼提出這些疑點直到解決這些問題，總共花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時間，才將漢界定為漢。我們可以從以下三點來分析。
一、政權的整合
從一個武裝集團共有逐漸轉變成各地的人才都可以加入統治集團。在漢初時，丞相只有功臣可擔任，因此漢朝非侯不能擔任丞相，非軍功不能封侯，只有功臣的子嗣才能封侯。後來逐漸轉變成公孫侯可以布衣封侯，文人可以封侯做宰相。
漢朝的察舉制度經董仲舒等人努力，使全國的人才進用到中央，也使全國人才分散到各地擔任統治工作。每一個郡都有一定的配額，每一個地區的人皆可加入國家的統治集團，雖然用的名稱為“孝廉方正”或“賢良方正”，等等，這些名稱過去也曾用過，但沒有配額，直到察舉制度建立，才建立了政治統治集團的基礎，使分散在全國各地甚至到邊緣的省份，人口不到一定的比例，也有保障名額，可使地方的孝廉察舉到中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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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長稱中國想恢復明王朝冊封體制擴大勢力範圍
據日經中文網2017.2.9刊文稱，日前剛結束首訪日韓行稱的美國新任防長詹姆斯•馬蒂斯稱，“當今的中國似乎想要恢復明王朝的冊封體制。也許是想把周邊地區全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不過在現代世界裡，這種做法絕對行不通。”
文章還介紹，馬蒂斯是個擁有約7千冊藏書的“學霸”，對中國歷史的造詣似乎致使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對華警惕論。事實上，美國國防部內早在小布什時期負責研究超長期戰略的部門就有過“通過研究明王朝的行為模式，針對正在崛起並強化自身主張的中國構建對抗策略”這樣的課題。
關於日媒對馬蒂斯的“明王朝”中國觀這一說法，事實上，中國始終強調，中方無意稱霸擴張，我們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中方願同各方一道，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為解決當前世界面臨的問題、促進共同發展繁榮作出努力。
關於馬蒂斯在日期間針對中國南海及釣魚島的相關言論，外交部發言人陸慷駁斥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這是不容篡改的歷史事實。所謂《美日安保條約》是冷戰時期的產物，不應損害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正當權益。
回應
厲害了“學霸”，馬蒂斯還知道“明王朝模式”，那他應該知道南海早就是中國的了！
我大明朝若不是禁閉海疆，你今天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
這個愚蠢的美國佬，只是想顯擺一下他知道中國有明朝！中國要實現天下大同，比你這小人有理想！
美國才是那種體制，在日、韓駐軍，日韓掏錢。很明顯。
我說瘋狗先生，拜託你重學下中國歷史好嗎，首先，中國的對外冊封體制不是明朝就有了。漢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另外，中國的對外冊封體制實際是朝貢方式，並且還是中國出的多，周邊國家出的少的方式來實現的，另外，中國的對外冊封體制絕非為了領土，而是為了和平交流。
沒文化真可怕！美國是霸道，中國是王道！
冊封體制總比你美國的掠奪體制強吧？
美國人研究歷史都研究到了中國明朝那麼細的程度，為什麼不好好研究下二戰史，日本是怎麼對珍珠港發動突然襲擊的。
明王朝沒有將冊封國家的軍隊歸明朝庭指揮呀？可是韓國軍隊是歸美國指揮。
明著告訴你，中國不僅要明王朝的模式，還要元帝國的疆域呢！就這麼滴，你咋滴吧！
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7-02-09/doc-ifyamkzq11981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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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中國》拍續集記錄超級亞洲2016-07-06環球網
7月5日是「中國網絡名人環球行——韓國站」活動代表團抵達首爾進行訪問的第二日,來自中國的大V們參觀了三星D-Light宣傳館、SM TOWN及KBS電視台等韓國科技和文化領域的代表性機構。在KBS大樓內,中國網絡名人代表團還與紀錄片《超級中國》的導演們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超級中國》是韓國KBS電視台2015年特別推出的紀錄片,共有七集內容,分別從人口、經濟、外交軍事、土地、文化和政治六個方面介紹中國的發展現狀。攝製組走遍美國、希臘、阿根廷、肯亞、越南等20多個國家,以政府官員、研究學者、企業家及普通民眾的視野,觀察中國為世界帶來的改變。
據《超級中國》總導演朴晉范介紹,影片在韓國播出後,收視率達到10%以上,而如此高的收視率在韓國紀錄片播出史上甚為罕見。儘管紀錄片並沒有在中國的電視台播出,但其中華網網絡播放量累積也超過3千萬。
影片的另一位導演金PD還補充到,《超級中國》播出後,幾乎在同類型的紀錄片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從韓國政府、學界,到民間都對影片十分關注。甚至中國一些地方政府也希望與《超級中國》的製作方合作,拍攝有關當地的宣傳影片。但因為這一類的合作需求很多,KBS方面並不能一一實現。
對於《超級中國》的成功,中國代表團成員、北京大學張頤武教授贊道,紀錄片在介紹中國時不僅僅是從韓國的角度出發,而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這一超脫韓國本國視角的做法十分難能可貴。就此,朴晉范導演介紹稱,《超級中國》的拍攝宗旨是保證客觀性,而這也是該紀錄片能夠成功的因素之一。為保證影片能夠展現一個真實的中國,影片在拍攝過程中沒有接受中韓兩國政府,以及任何一家企業的贊助,完全由攝製組獨立完成,以保證影片的客觀性。
正因為《超級中國》獲得如此的成功,KBS電視台啟動新紀錄片《超級亞洲》的拍攝企劃。據《超級中國》導演黃PD介紹,紀錄片《超級亞洲》的拍攝將與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SMG)合作進行,影片將從中國夢、「一帶一路」等話題入手,繼續為觀眾解讀中國的發展。其中有關中國的內容將占到整個紀錄片的50%。《超級亞洲》計劃於10月在中韓兩國電視台同步播出,具體播出平台及播出時間仍在協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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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說瓷器，《明會典》記載“青花白瓷盤每個五百貫，碗每個三百貫，瓶每個五百貫，酒海每個一千五百貫。豆青瓷盤每個一百五十貫，碗每個一百貫，瓶每個一百五十貫”。鄭和龐大的船隊帶有大量的瓷器，並以這些瓷器壓倉，這一點史料和學者都沒有什麼異議，以最便宜的豆青瓷碗舉例，1萬隻都青瓷碗也不過1噸多，可以賺回100萬貫！鄭和龐大的船隊只要帶有100噸瓷器壓倉，就可以賺到不下幾千萬貫的利潤，實際上以鄭和龐大的船隊（至少有幾萬噸級別），可以裝多少瓷器，這些瓷器又可以賺回多少錢，況且鄭和下西洋經營的物品遠不止胡椒和瓷器，多達幾百種，實際利潤應該比我估計的大得多！
先生所說的都沒有直接證明明朝七下西洋通過貿易獲得了巨大的財富，您總是藉用記載來做暗示鄭和下西洋可能通過貿易獲得了大約多少多少的財富，事實上卻沒有證據表明鄭和下西洋進行的是商業貿易而不是朝貢貿易，也沒能證明鄭和下西洋和夷人所做的是以物易物的原始貿易還是以金銀為交換的商業貿易。即便是按照你猜測的觀點來做邏輯推論，明朝政府需要的也是金銀這樣的硬貨幣，保船帶回的奇珍異寶和香料又能有多大市場？香料還可以出售換取銅錢，即使要出售，明政府也必須學習宋朝建立官營的商行，可《明史》沒有這類記載。從另一方面來做邏輯推論，如果鄭和下西洋的確為明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彌補了財政收入，那麼永樂帝在晚年時就不會防範皇四子，並將皇位傳給只能做守成之主的仁宗了。如果下西洋的確可以帶來財富彌補財政收入，那麼明宣宗在進行了第七次下西洋之後就絕不會放棄在下西洋，更不會因為財政問題罷奴爾幹都司和交趾省了。
http://www.guancha.cn/chenping1/2016_07_31_3695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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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系統的西方文明史，不到一千年，遠比中國和伊斯蘭文明為短。這是伊斯蘭和中國始終不像印度和美洲文明那樣，被西方文化統治的歷史原因。（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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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學家還發現一件值得深思的事，鄭和的遠航為什麼不能持續，因為木船時代，關鍵的戰略資源是做大船桅杆的大樹。........這是扯談。明明是鄭和沒有發現金礦，也沒有奴役人家黑人的動力（國內勞動力充足，儒家環境也不允許奴役異族），幾萬人奉旨旅遊，得不償失。如果當年鄭和發現了南非金礦，拿回來幾噸黃金……你看看務實的中國人會怎麼樣！
呵呵不要急嘛，你要按數據說話。1：朱棣一朝，重大工程數不勝數。六次下西洋、每次出行艦船數百艘、水卒數万人；五次徵漠北，動輒大軍數十萬大軍、三次大規模的討伐安南、萬里大遷都、大興土木修築京師、疏通大運河、修撰永樂大典、修建萬里長城…… 以某些敗家亡國的帝王教訓，夠永樂大帝亡國十幾次了，但是朱棣的王朝一直穩穩噹噹的，甚至越到永樂後期越敢花大錢，最後還留給兒孫一個仁宣盛世，鄭和下西洋後如何賠錢了？3：鄭和下西洋的費用鄭和艦隊下西洋的費用，倒是有明確數據可查的。……鄭和下西洋堅定的反對派劉大夏明確說：“三寶下西洋花費數十萬錢糧，與國家何益？”劉大夏是下西洋的堅定反對派，只可能誇大鄭和下西洋的花費，不可能縮小鄭和下西洋的花費吧，後世的文人也沒有說劉大夏說錯了.到此，你還覺得下西洋的成本高嗎？鄭和下西洋賺到的利潤1、首先還是先說胡椒，《東西洋考》載三佛齊胡椒每百石值金2兩；《瀛涯勝覽》載蘇門答刺國胡椒每官秤100斤值銀一兩、柯枝國胡椒官秤400斤值銀5兩、古里國胡椒每400斤值金200分，但被運到中國後，則以每斤10—20兩的價格賣出。胡椒有1000倍——2000倍的利潤（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現在史料和學者都認為鄭和的船隊帶回來的主要貨物是胡椒和蘇木，以鄭和龐大的船隊只要運回1000噸胡椒，就可以獲得2000萬——4000萬兩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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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講工人無祖國，也沒講對。二戰後的全球化，造成的是資本無祖國，科學無祖國，但是政治家和藍領工人有祖國。
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和人才保護主義的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都有很大勢力。蘇聯科學家願意到西方去做學術交流，蘇聯政府讓去。老百姓要去西方打工，也不讓去，蘇聯修柏林牆和中國改革前封鎖香港邊界。越這麼幹，人家就越好奇要出去看看。這給西德發明心理戰和宣傳戰創造了機遇。
我在2006年應邀去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意外發現東西德統一後，西德首都從波恩搬到柏林，沒有促進新首都柏林的繁榮，反而比波蘭匈牙利的首都還要蕭條，週末竟然找不到餐館開門。問了西德的師生才發現了問題的真相。
因為二戰後西柏林是東德和蘇軍包圍的一塊西方飛地，所以在柏林牆沒垮以前，西德各州的財政都補貼西柏林的高消費，然後用電視和廣播向東德和東歐人宣傳西柏林的虛假繁榮。讓東德和東歐的民眾相信，只要翻過柏林牆到西方的自由世界，什麼自由、民主、富裕、奢侈就都有了。
柏林牆垮後，西德各州都認為冷戰結束，沒有理由再補貼柏林的高消費。各州自負盈虧，柏林是政治、文化中心，但是沒有工業，變成最窮的地區。服務業也發展不起來，因為居民大量失業，到南部和西部德國去找工作。
過去南德窮、工資低，吸引了奔馳等汽車巨頭去廠，反而由窮變富了。中國現在有一批人在鼓吹輸出製造業，以為服務業的利潤高，不知道沒有製造業的服務業是無本之末。
蘇聯沒有敗在大饑荒，也沒有敗在兩次大戰，卻敗在冷戰的心理戰，中了西德的糖彈宣傳戰，這對中國是極好的教訓。中國經濟發展再快，沒有中國道路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中國的民眾和領導照樣會被西方已經百弊叢生的新自由主義忽悠。這不是危言聳聽。
（3.8）大數據和新科學揭發文藝復興編造的西方史。
大數據和新科學的結合，提供了新的數理方法系統分析已有的歷史文獻，發現西方宣傳的希臘羅馬文明沒有可靠的歷史證據，大量宣稱是從阿拉伯文轉譯的古典文獻，實際上是中世紀後期發動文藝復興運動的佛羅倫薩金融利益集團偽造的。
希臘、羅馬的歷史和哲學文獻，到現在為止不存在希臘文、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文本，倒是發現聖經的不同文本，是在中世紀寫成的。世界上有確實文字記載的文明史，除了已經滅亡的古埃及王國以外只有中國。希臘羅馬卻有不少片段的遺跡，但是不連續、不完整，不同版本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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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西方媒體也在不斷造神廟，做廣告，宣傳西方的普適價值，給西方潛在的挑戰者洗腦，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這種宣傳造勢也許可以嚇退多數人，但歷史上總有少數人不信邪。少數人就類似中國的劉邦項羽，看見秦始皇那麼招搖，反而立志“彼可取而代也”。
所以埃及希臘的神廟立在那裡炫富，招引周邊後起的野蠻民族和窮困民眾來打來搶。結果是埃及文明、希臘文明都沒有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這就給歷史哲學提出了問題，判斷歷史文明的先進落後用什麼標準？人生的價值究竟是追求短暫的輝煌，還是可持續的發展？
過去把中國文明的源遠流長批判為社會的停滯落後，把西方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當做先進的文明仿效，結果導致嚴重的生態危機和帝國的消亡。
最近中國媒體出現一股批判大政府和凱恩斯的思潮。就算修長城、運河、高鐵都是政績工程，和修金字塔、神廟、摩天樓，和七星級豪華旅館的政績工程相比，中華文明、中近東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選擇，誰更高明呢？
（3.7）西方的心理戰和柏林牆垮台的秘密
蘇聯的瓦解原因是什麼？首先不是軍事或科技的失敗。許多人以為是蘇聯計劃經濟的失敗。但是我對東德經濟的觀察，意外發現柏林牆的垮台和中國海外學子的歸國，說明的是蘇聯和中國應對西方開放社會的心理戰，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西方在柏林牆垮塌之前一直標榜自己是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吸引許多蘇聯東歐的知識分子嚮往西方。如今面對非洲、東歐和中美洲的移民潮和衰老的西方經濟，美歐日紛紛築起阻擋外來移民的隔離牆，大幅限制移民的移居和工作權利。
為什麼科教先進的蘇聯東歐，在全球化開放競爭的條件下，輸給了科教相對落後的中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比較優勢不是比東歐更廉價的勞力，而是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和自信。
中國開放前沿海的知識分子很少人自願去內地和邊疆，因為去了就不讓你回來。我們1980年代出國的時候，教育部的人也害怕留學生不回國。鄧小平說，放學生們出去，只要中國搞好建設，他們會回來的。現在多少海歸回來了？
就這一念之差，決定了蘇聯封閉和中國開放的不同命運。蘇聯人二戰後修柏林牆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經濟學的均衡理論講資本和人才向稀缺方向流動，實際恰恰相反，二戰打完後，發展中國家大量頭腦外流，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流入發達國家，而非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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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疑問是戰爭誰勝了，籤和約是誰提出的？你們歷史電影中看到的羅馬戰車，實際上是從埃及的對手赫梯人學來的。現在的考古文獻表明，戰爭是赫悌贏了，求和也是埃及先提出的。然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覺得非常不爽，大事宣傳說是他贏了，合約也是對手提出的。
以什麼為證，就是舉世聞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廟。巨大的浮雕和象形文字刻下他的赫赫戰功，忽悠了全世界的歷史家3000餘年，直到現代文字學破譯了赫梯已經失傳的文字記錄，以及其他證據，才發現歷史真相是赫悌贏了，而且是埃及首先向對手求和。
這是歷史上最早的先例，即戰敗者可以靠文化宣傳改寫歷史，並嚇退可能的挑戰者。
中國的儒家強調謙虛的美德，這在內政上也許是對的，外交上卻可能吃虧。中國經濟的表現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了，但卻沒有國際話語權，因為中國改革的過程是摸石頭過河，摸完石頭過了河也不下功夫總結出經驗道理，只帶個帽子叫“中國特色”，讓讚揚和批評中國特色的人都可以大做文章。
厲以寧說，所有中國特色都是成功的，吳敬璉卻說，所有中國特色都有問題，要向西方高級階段過渡。中國經濟將來向何處去？對國內外的觀察家都是疑問。
我怎麼能發現修神廟的動機是為了宣傳造勢，而非真實的軍事民生工程？觀察修神廟的地點選擇就可以推測其目的。雅典娜神廟的選址是港口的山上，使來訪的海船沒進港就看得見。用來宣傳國力強盛上頗為成功，作為軍事防禦卻毫無作用。
歷史的結局是希臘成為奧斯曼帝國的行省，戰爭中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把神廟用來儲存彈藥。威尼斯海軍的大砲擊中彈藥庫，引發神廟的爆炸。目前看到的神廟是法國人在一次大戰後局部修復的。宣傳的目的埋下戰爭毀滅的種子。號稱文藝復興發源地的威尼斯海軍，在摧毀雅典神廟時從未珍惜過所謂西方文明的精華。
這令人記起下令焚毀圓明園的英軍統帥，也是自稱代表啟蒙運動的英國貴族將軍一樣，用毀滅前人文明的手段，來給自己的野蠻戰爭貼金。
拉美西斯二世修建的巨大神廟修在南埃及和黑非洲交界的岩石上，猶如中國把戰勝紀念牌修在戈壁沙漠和農業區的邊界上。原因是埃及最凶悍的對手來自南面黑非洲的黑人，建神廟主要用來嚇唬外來的野蠻民族，而非國內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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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神廟建築、科學和藝術的成就，無法掩蓋一個嚴酷的事實，即雅典神廟的建造不僅是西方古典文明頂峰的象徵，也是雅典民主共和失敗的開端。雅典興亡的歷史代表了西方模式的難以持續。
先講雅典興亡的故事。公元前五世紀波斯大軍進攻希臘，希臘上百個分散的城邦不得不聯合抵抗，當年希臘城邦聯合的動力遠比現在歐盟還大。聯軍統帥是雅典的伯利克里，西方民主共和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打仗的軍費是上百個城邦籌集的軍費，大量黃金放在雅典。
打敗波斯之後，伯利克里挪用了聯軍剩餘的黃金儲備修建了雅典娜神廟。建雅典娜神廟的目的和美國建自由神像與世貿中心類似，是為了給自己立威。
希臘每個城邦的保護神是不一樣的，雅典娜的起源也不是雅典，而是在土耳其。建雅典娜神廟為了強化雅典在希臘城邦的領導地位，同時也強化主持者自己的領袖地位。
成功了嗎？科技成功，但是政治失敗了。
因為第一，造神廟引發雅典的內外交困。挪用聯軍的戰爭儲備引起了斯巴達和雅典的分裂戰爭，導緻雅典和整個希臘文明走向衰亡。第二，引起雅典的內亂。為什麼呢？因為雅典是民主的城邦，民主最反對獨裁者。選民以個人野心家的名義免去了伯利克里的統帥職務，換上像奧巴馬那樣只會講話，不會做事的政客，敗得更快。西方民主的弊病從希臘到美國，一脈相承。
（3.6）埃及神廟和歷史的話語權
我對世界神話起源的興趣，讓我意識到希臘文化不是原創，而是從埃及學來的。埃及建築和石雕的規模要大得多。我2013年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動亂之間訪問了埃及金字塔和阿布•辛拜勒神廟，進一步發現埃及和希臘造神的目的是建立話語權。
以前讀歷史有一個誤解，以為中國失去話語權是因為戰爭打敗了，因為歷史是贏家寫的。到西方以後才明白，話語權也可以是用資本打廣告來造勢。西方的歷史是造神的宣傳家寫的。建神廟打廣告，都是交易成本，短期可以造勢蒙人，嚇退競爭者，獲取超額利潤，長期愚民愚己，敗給更有競爭力的對手。雅典的伯利克里重複的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故技。
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戰役距離現在已經3300年。這是歷史上記載最早的一次戰爭，發生在埃及和如今在土耳其的赫梯王國之間。戰爭規模達幾萬人和幾千輛戰車。戰後在公元前1258年雙方簽訂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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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著名例子包括匈奴西遷，蒙古西遷。迫使中亞的游牧民族西入波斯和土耳其，再衝擊東歐，產生一串連鎖反應。打垮了千年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的突厥人，現在的土耳其人來自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古名花剌子模），從漢唐開始就和中國交往。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發現是中華帝國的穩定迫使中亞游牧民族西向，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奧斯曼帝國擊潰十字軍控制里地中海通往東方的商道道，削弱了威尼斯海軍的霸權，使意大利的商業城邦衰落。逼著意大利的航海家去投靠葡萄牙、西班牙人，西出大西洋尋找通往東方的海上通道，導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刺激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帶動了西歐的科學革命，後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講了。
可見，西方15世紀的崛起是中國文明和中近東文明先後衝擊的結果，而非西方文明具有先天的優越性。當然，地理環境限制了不同文明的反應選擇。
（3.5）雅典科學民主的神話和歷史真相
大家可能奇怪，中國人那麼保守、謙虛的民族，怎麼可能成為世界變革的源頭？西方的崛起不是源於西方的科學民主嗎？我從小就被希臘的神話、藝術和建築迷住。但是2010年我親自見到雅典神廟之後，立即發現西方所謂世界七大奇蹟的毀滅之謎是逆天行事，因為在地震帶建造大理石的神廟屢建屢毀。原來欽佩西方大理石的建築，比中國的磚木結構雄偉和堅固的多，相應的力學水平和工程難度也高超得多。
顯然日本和東南亞的木質結構比希臘的石料建築更有利於地震帶的生存。東西方的建築材料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維方式。東方文化是節約資源、適應自然，西方文化是耗費資源、征服自然。這代表了中西方哲學和人生觀的基本差別。
今天的生態危機就是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引起的，是不可持續的，就長遠的發展而言，也是不科學的。將來中國要建設可持續的全面小康社會，應該發揚中國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而非人類獨大、逆天行事的一神教。
可惜中國目前推行西方模式的現代化，使中國的哲學傳統面臨嚴重的挑戰。搞美國日本式的城市化，造那麼多摩天樓，要是有自然災害或戰爭，斷水斷電怎麼辦？
更嚴重的問題是為什麼要修神廟，而非建軍事或民生工程？我問大家，中國修長城和水利，埃及和希臘建金字塔和神廟，哪個文明更有穩定性和延續性？誰的領袖更具戰略眼光？只要破除對西方優越的迷信，不難發現歷史演化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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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生的巨變在春秋時期，井田制瓦解變為地主制，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使粗放耕作的農牧混合經濟逐步轉化為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這一農業結構的重大轉變，並非源於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氣候的變化。
中原地區在商代氣候溫暖，才使牧業有發展的空間。周代中期氣候變冷，導致牲口大量死亡，造成牧業損失巨大。春秋時期氣候回暖，種植業的恢復快於牧業，導致人口增長。中國多山少地的地理約束，只能發展精耕細作的農業，無法維持廣大的牧場來養活眾多的人口。
我對春秋時期中國社會變化的解釋跟郭沫若不同，不是郭沫若套用歐洲的五階段論，把商代定為奴隸社會，周代定為封建社會，而是氣候引起的農業結構和耕作方式的演變，從粗放耕作的農牧混合經濟，變成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從類似歐洲的封建制變為地主制，是為了適應中國多山少地的自然條件，來養活眾多的人口。
秦漢形成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本質是維護種糧為主的小農經濟的穩定性，用屯田和修長城的辦法來防止游牧民族把農田轉化為牧場，否則無法供養龐大的農業人口。政府的功能還包括救災和興修水利，以應對中原地帶的半乾旱氣候和頻發的天災。
所以，中國春秋之後，再也沒有“看不見的手”和無為政府存在。這是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顯著差別。
世界史上第二次文明的分岔，發生在1453年，土耳其蘇丹攻占了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阻斷了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迫使西歐的海上貿易通道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和太平洋，這段歷史使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三大文明中心互動的故事。
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隔著中近東文明，在鴉片戰爭之前沒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但是有間接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方式之一就是連接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使西方商人對東方的商品有持續的需求，而中近東的地理位置獲取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吸引了歐洲的商人、海盜和十字軍，企圖佔領富裕的中東，造成中近東和歐洲長期的爭鬥。
影響方式之二是中華帝國的強大加氣候寒冷的衝擊，多次壓迫中國北部的游牧民族大規模西遷，衝擊中亞、中近東、以及東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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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果不掌握金融中介和營銷網絡，即使是生產大國也沒有國際市場的定價權。空講什麼市場化來追求高收入，純粹是經濟學的烏托邦。
西方目前的長處就是靠技術新陳代謝來佔領科技制高點，然後用金融和軍事控制全世界的資源。
美國低息發債，然後投資新興國家的核心企業獲得高額資本回報，拿回來養國內的高福利。問題是，這種國際分工格局能持續嗎？要看美國有無強大的競爭者。
因為現代科學技術更新非常快，羅馬帝國崩潰以後，西方國家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心，而是經濟政治中心不斷轉移，引發一連串危機、戰爭和宗教衝突。
西方的優點是技術更新快，權力更替也快，整合統一難上加難。在技術更新的條件下整合社會協作，中國文化的優勢比西方大很多。當今世界敢跟美國競爭的不是日本、韓國、新加坡，也不是巴西，而是當年有過帝國傳統的國家，例如中國、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俄國。
我跟伊朗的普通老百姓聊天，發現伊朗民眾很自信，說別看我們日子過得不好，但我們不怕美國人。土耳其人心裡也不服，他們記得敘利亞、伊拉克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省份。這是為什麼世界銀行故意把土耳其劃在高收入國家之外。歐洲人最害怕讓土耳其加入歐盟，儘管土耳其是北約最早的成員。
中國要打破美日對中國的海上圍堵，可以用經濟和文化外交，北美聯絡墨西哥，那是美國的命門，近東聯合土耳其，那是歐盟的命門。中國的外交和經濟戰略一定要知彼知己，對手的弱點，就是中國的機遇。要在世界的發展中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
（3.4）歷史上中國文明多次推動世界格局的劇變
我給大家看歷史的分岔圖，哲學上講是量變引起質變。
世界歷史上有兩次分岔，對中國和西方文明的走向發生深刻影響。世界各大文明之初，都是人口稀少，土地資源相對豐富，所以先後發展了漁獵、畜牧業和種植業，形成自給自足的混合農業。中國周代的社會制度和西歐的封建社會相似，封建領主擁有大片土地，分給農奴耕種，井田制保留了大量公地給社區居民使用，土地不得自由買賣。
世界文明發生第一次的歷史分岔，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中國、希臘、印度的主要哲學思潮突然爆發，為了應對環境和社會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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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以發展經濟為重點，但是疏忽了思想文化的建設，搞得部分人見錢眼開、失去信仰、人心渙散，尤其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劇了民族矛盾。
這幾年去埃及、伊朗、土耳其的觀察，深感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必須整合經濟和文化的關係。中國知識界不能簡單地把伊斯蘭當成反現代化的落後文化。我發現伊斯蘭是比天主教更具草根性的信仰。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誤以為科學會取代宗教。
歷史現實相反，科學越發展，技術更新越快，社會的不確定性越大，下層老百姓越沒有安全感，面對社會巨變越依賴民間信仰。我認為馬克思低估了宗教的作用，毛澤東對思想教育的重視對保持現代化的正確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要認真的反思和研究民族和宗教政策，才能推進一帶一路的大計。西方教會對社區建設的作用，也是值得中國研究的。
西方的特點，氣候良好，雨量多，平原大，有利於發展大規模的農牧經濟。西方的農場、商場、工廠、銀行，都是越搞越大，傳統中國經濟的特點都是小，小農，小商店，小作坊。人人相當雞頭，不為牛尾，家族企業一大就分。
如今大家終於明白，規模經濟大的好處可以降低產品的平均成本。所以中國企業現在紛紛要做大做強，爭奪市場份額。
但是經濟學的一個常識卻被大家忽視，就是規模經濟越大越不穩定，因為沒有穩定的供給曲線。規模經濟雖然降低了平均生產成本，卻大大增加營銷風險。
中國推廣美國式的農村規模經濟，造成一波波的賣大蒜難，賣大白菜難，以及玉米、豬肉價格的大幅波動，使巨額投入的大農場因為供銷脫節而面臨破產風險。規模經濟的營銷風險靠什麼解決？作為金融中介的期貨市場不但沒有平穩大宗商品的價格巨幅波動，反而加大槓桿放大投機熱潮，損害實體經濟。
其實美國大蕭條倒牛奶就是規模經濟引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市場無法解決規模經濟引發的經濟危機，才靠政府的凱恩斯政策來幫忙。
美國政府在國內給大農場補貼，在國外用政治軍事手段壓埃及、日本進口美國糧食。美國在爭奪國際市場上推行的“看得見的手”，值得中國領導人研究。單靠民間自發的萬眾創新難以解決供給側的問題。
中國經濟的核心短板出在金融中介和營銷網絡。國際金融和營銷網絡都控制在美國跨國公司手裡。沃爾瑪下的採購定單可以憑它的訂單規模大幅壓低中國的出口價格和企業利潤，才是壓低中國工人工資的主要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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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喜歡講成功的故事，不愛檢討丟臉的故事。西方啟蒙運動的源頭，包括科學技術都是從中國、阿拉伯等東方文化學來的。
這裡有件事值得我們今天考慮的，就是中國出口乾嘛？我認為明代最大的錯誤是出口主要拿來換白銀，跟今天出口換美元一樣。經濟學家誤以為錢就是財富，人人想發財，錢生錢。我們的代謝經濟學認為錢是虛的，資源是實的。獲取資源真正重要的經濟實力是國際競爭能力。
如果把出口商品只換來白銀或其他貨幣，只會引發通貨膨脹和投機。現在中國人聰明了，出口第一要換資源，因為中國缺資源。更重要的是出口積累的資本要換技術。
但是換技術是有限度的。現在美國歐洲都明白了，中國是西方的主要競爭對手，最核心的科技不給我們。怎麼辦？自己做。我們科學院的人最喜歡美國對我們下高科技出口禁令，因為逼我們自力更生。
美國封鎖什麼，什麼項目就上去。迷信貿易自由化的人真以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是洋務買辦的思維。中國有文化的比較優勢，到現在為止，沒有其它國家可以和中國比，就是中央集權和文字統一。
中國要像五四啟蒙家主張的那樣，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中國每個方言都會變成新的語言文字，中國的大一統就會變成歐洲那樣的碎片無法統一，也就無法和美國、中國競爭。計算機發明以後，中國漢字輸入的速度可以超過英文。要中國全盤西化的最後一個理由也不存在了。
中近東有一個特點，它既是交通要道，也富藏資源。古代埃及是主要的糧食生產大國，出口供給羅馬帝國。問題在埃及的地理條件難以防禦南北入侵之敵。
中近東維穩的方式和中國不一樣，值得中國研究。馬克思可能低估了宗教的作用。中近東不斷出現穩定強大的帝國，和一神教的興起有很大的關係。各地文明最早都出現神話轉化而來的多神教。多神教，例如希臘、羅馬神話和印度教，都不利於國家的統一。
一神教最早的源頭是拜火教，後來變成波斯國教。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起源於中東的沙漠地帶，成為凝聚游牧民族的強大紐帶。羅馬帝國把天主教變成國教，西方民族國家的興起都藉用了天主教的社區建設力量。日常生活的程式化使伊斯蘭教帶來的穩定性超過基督教和後起的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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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中國那麼多出口，但是不懂金融控制定價權，也不懂軍事劃分資源控制的勢力範圍，所以中國出口再多不發財。那麼出口那麼多乾了什麼？創造就業，增加人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靠人多抵擋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也是領土廣大的國家，但是人均資源並不豐富。這是我們祖宗的遺產，也是現在發展的基礎。
東西方之間貿易的必經之路就是控制中間通道的中近東地區，中間這個地方是必經要道，也是四戰之地。所以中近東的民族一個比一個好戰，不像中國農民那樣熱愛和平。
我和埃及人，伊朗人，土耳其人聊天，共同語言就是反對列強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幾個國家四面都是敵人。伊朗人至今記得俄國當年如何打伊朗，也記得中國的唐朝打到他們的中亞祖先。游牧民族的戰爭記憶真是比漢族的歷史感要強。埃及沒有險可以守，四面的窮國都來搶，打不贏只好修神廟給自己壯膽，也用來嚇唬競爭者。但是後果並不佳。
為什麼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穩定性，比中國皇朝還要強，因為君士坦丁堡不僅控制了陸上的交通要道，還控制了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海峽，同時維持強大的陸軍和海軍。奧斯曼帝國的財稅基礎和中國不一樣，才能夠養一支龐大的職業官僚隊伍和一支龐大的職業常備軍。職業軍隊要發財，只能不斷打仗，不斷對外擴張。
中國沒有，中國一打仗就賠錢，所以維持和平的最小代價是和親政策，把公主嫁出去，意外的收穫是民族融合，沒有西方的種族矛盾，宗教戰爭和語言戰爭。其次是宋朝的下策，花錢買和平，最後輸掉戰爭。
中國文化重文輕武，是小農經濟決定的。中東和西方都尚武，因為控制交通要道收過路費比徵收土地稅容易，控制交通就能控制金融，就可以養活龐大的常備軍。
許多中國人至今不明白佔領科技制高點，和占領軍事金融制高點之間的關係，所以才會被斯密忽悠，以為看不見的手就能國家致富，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先例。
西方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當過世界的穩定中心，但是老想佔領這個世界中心。西方怎麼去搶占交通要道？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發展技術，因為西方人口少，歷史內鬥又不統一，只能靠技術創新來奪取中心。早先的西方技術，都是從東邊學來的。唐朝西進中亞時打過一次大敗仗，阿拉伯人俘虜了大量中國工匠，學到許多中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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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個月到地中海東岸，西邊的土耳其一看，海邊是大片的平原，比希臘富的多。怪不得文明國家首先出現在地中海東部的平原與河谷，領先了兩千年後，才吸引愛琴海西邊的的希臘人到東邊富裕的地方來搶。
荷馬史詩描寫的特洛亞戰爭，似乎處在土耳其西邊的特洛亞也是希臘城邦。去了土耳其才知道特洛亞帝國比希臘城邦早發達兩千年。希臘神話的源頭在埃及和土耳其。希臘文字的源頭在北非。美國現在製造的中東戰爭，正在摧毀西方文明的老師，世界文明的發源地。
為什麼從希臘、羅馬，到英國、美國，都要爭奪中近東，因為從一萬年以前，到一次大戰，中近東才是世界的中心。交通中心和貿易中心都在這塊，我現在還沒有發明新的地名，暫時就叫中近東，實際指的是世界中心。
中國之意是中央帝國。西方中心論也一直希望自己是世界中心。但是歷史上，中國和西方都沒有當過世界中心。倒是用不同方法推動了世界中心格局的演變。我們後面再講。
中近東文明的世界中心相對穩定，先後穩定的大帝國，包括赫悌王國，波斯帝國，巴比倫王國，埃及王國，都比西方多數後起的國家穩定得多。所以西方優越是個神話，羅馬帝國也就是500年。
東羅馬帝國差不多1000年，奧斯曼帝國500年，都比他長。波斯帝國中間斷過多次，加起來帝國也有2000年曆史，但是沒有像中國一樣2000年的國家、文字、語言都是統一的。如此統一的世界文明，只有中國一家。
東南方向還有一個印度文明歷史很老，但是對世界影響不大。因為印度歷史上沒有形成統一的大帝國，先是成為西北游牧民族侵略對象，後來又成為西方航海民族的殖民對象。
今天我們以為阿富汗非常落後，其實印度最壯觀的泰姬陵，就是阿富汗入侵的伊斯蘭君主建的。阿富汗窮人起家的穆斯林軍隊一路打到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的窮人軍隊類似中國的八路軍。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是普遍成立的。
世界當然還有其他相對獨立的文明，例如南美洲的文明和中美洲的文明。但是世界文明競爭的主戰場在亞非歐的橫軸上，三大文明競爭，規律非常穩定。
什麼規律？財富生產中心在中國，從當年的絲綢之路到現在的製造業大國，產品源源不斷出口，大家都願意買中國價廉實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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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現在還在講西方先進，東方專制。其實西方學者經常變換“西方”的概念。如今國際媒體常用的詞，諸如什麼中東、近東、遠東，出發點全從西方出發來看東方。過去西方人講西方先進，指的西方是希臘羅馬，他們的老師和對手，包括埃及、土耳其、波斯都是專制可怕的“東方”。
莫里斯現在講西方技術先進，用什麼莫氏線，把埃及、伊朗、印度全劃進西方了。但是文化上的西方中心，只講希臘、羅馬，也就是地中海的西北面，連愛琴海東岸，土耳其西部的希臘城邦都不算。
西方人實際上不了解中國，他們腦袋裡的東方專制就是他們的老師和對手，包括老打他們的敵人波斯，和希臘神廟模仿的對象埃及。講埃及專制是源於水利社會，修水利需要中央集權。憑腦袋想，中國跟埃及差不多，也是水利社會。但
是我的觀察，中國和埃及不同。中國的中央集權，不僅要修水利，更要防止游牧民族入侵。中國防禦的辦法是修長城，而不是造神廟，中國文化延續的基礎和埃及有同有不同。歷史的分類需要更細緻一點。
有文字記載以前的史前文明，真正人類起源的地方是在黑非洲這一塊。現在發現最古老的從猿到人的演化遺跡，主要在非洲的肯尼亞一帶。因為氣候變化的原因，原始人逐漸外移。
石器時代先後出現農業、牧業，最早的城市和國家的遺址都在哪兒？在中間這一塊區域。中間這塊文明發源地，西方經常故意分成兩半，西方人講宗教，猶太人的聖經故事以巴勒斯坦為中心，實際上猶太人是游牧民族，活動的範圍從埃及、敘利亞、一直到土耳其西部的安那托利亞。
實際上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兩河流域（包括土耳其的東南部和如今的伊拉克、敘利亞），外加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波斯（伊朗），原因是地中海的東岸和南岸有沿海平原，比愛琴海西岸的希臘土地肥沃的多。希臘羅馬的航海和戰車技術，都是從地中海東岸和南岸的非洲和西亞國家學來的。西方中心論顛倒了文明的發展史。
了解西方歷史要親自去看了世界地理才明白。為什麼西方文化不是從希臘發源？道理非常簡單。
我2010年訪問希臘，發現雅典周圍非常貧瘠，連土壤都沒有，到處是火山爆發造成的黑石頭。只能石頭縫里長點葡萄和橄欖樹，沒法種糧，只能靠貿易進口糧食。所以希臘人重商和浙江沿海多山少地一樣，是地理環境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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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韓愈在“師說”中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弟子只能給老師做註解，不能突破老師的局限。中國再好的理論創新也就是舊瓶裝新酒。你看看西方人的思路傳承，一神教的起源，從波斯的拜火教，發展到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代代全是學生殺老師。中國文化，“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所以全世界的大家都喜歡中國學生，這是中國將來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文化基礎。
但是，中國學術傳統也要改革。咱們當然不會殺老師，但要學一半西方人的優點，就是要敢於質疑和發展上一代人的智慧。我們首先要質疑的是西方中心論主導的西方的社會科學。
（3.3）世界史上不存在西方中心，世界史主要是三大文明中心的競爭
我今天講座的結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對象，就是斯坦福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莫里斯2010年寫的書（中譯本為2014年），題目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麼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崛起)》。
這本書想解釋為什麼中國能崛起，從西方優越論後退了一步。他綜合考古和遺傳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承認到目前為止西方領先東方，不是什麼種族和基因的優勢，也不是什麼制度和文化的優勢，而是地理環境和社會的相互作用。
他和西方宣傳的普世價值論比，是前進了一步，對反思世界史有所貢獻。但是，他仍然想用歷史地理學的解讀來保留西方中心論。他的創新不是基於傳統地緣政治學來區分東方與西方，而是利用了哈佛人類學家研究160萬年前石器時代得到的所謂“莫氏(Movius)線”，把印度、中東劃入石器技術“先進”的西方，剩下中國、東亞、中亞、俄國、澳洲都算石器技術“落後”的東方。然後論證西方技術統治到現在是因為地理環境的原因。
這是非常奇怪的理論。似乎百萬年前石器時代的某些石器特徵能決定後來東西方文明的分野，其實國際考古人類學界公認的文明起源是一萬年前的兩河流域，加上埃及、土耳其、和伊朗地區，西方稱之為近東和中東。
我對世界科技史和政治經濟史的研究，要修改東西方的兩元模式，再多畫一條線。複雜性三是混沌和發展的起點。老子說“三生萬物”。什麼時候西方比東方先進？把文明史上確實先進的中東切一塊出來，從一萬年前最早的國家、城市出現於近東和中東，一直到一次大戰，世界的中心在中近東，西方只是西邊的邊緣，老想爭奪中心，為的是尋找通往東方的貿易通道。
我們新的世界三分法，就可以站在西方巨人的肩膀上，重新認識歷史的規律。我給大家看一下世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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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更大的錯誤是沒有產業政策。明代的出口規模跟現在非常像，是世界的出口大國。出口換來的主要不是資源和技術，而是大量白銀，替代自己的紙幣用於收稅。白銀多了製造通貨膨脹，跟現在外貿順差多了換美元類似。
美元多了乾什麼？拿人民幣對沖，房地產泡沫起來了。卻不懂得用外匯儲備佔領科技和金融的製高點，才有現在的什麼產能過剩問題。有產能不會用，反而要削減過剩產能，學英美的去工業化。原因還是內向而非外向的經濟思維。
美國歷史學家還發現一件值得深思的事，鄭和的遠航為什麼不能持續，因為木船時代，關鍵的戰略資源是做大船桅杆的大樹。中國明代沒有保護海軍的產業政策。放任沿海木材市場“看不見的手”，為了做家具大量砍樹。大樹砍完以後就無法造大船，中國的航海優勢就完了。
英國殖民的基礎是海軍，為了保持海軍的壟斷地位，很早就立法限制北美殖民地的沿海地區，禁止私人砍伐大樹，才會保持英國海軍的霸權。把英美的強大說成是“看不見的手”，是編造的經濟學神話，不是真實的歷史故事。
西方編經濟學神話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愚外政策。自己成功的秘訣不能告訴外國人，對外宣傳的目的是叫你失敗和聽命於西方主子的教條。
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他經常跟我講一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他說：”Do American do, don't do American say”! 就是說，你學美國你不能照他說的做，要學他自己怎麼做。
美國天天高唱自由貿易，看不見的手，但是年年發動戰爭，用看得見的手控制制高點、話語權、和定價權。我們古人以前有句話，叫“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今天全球化的時代，不能先知己，後知彼。我們很多經濟學家一天到晚講的都是中國問題。卻不懂很多所謂的中國問題，反面也是中國潛力。今天你得先“知彼”，後“知己”，西方發動國家的困難和危機，本質都是富貴病。
中國和西方比，看起來比西方窮，競爭學習的能力比西方強得多。我們一批食洋不化的本本主義者，拼命要學西方失敗的高福利模式，使勁貶低中國的競爭能力，實際上是讀書沒讀懂的書呆子。
實際上西方很多學者已經開始反思西方中心論的歷史了，中國人的反思反而落在西方學者後面。一些中國學者以為我太狂妄，其實我不夠狂妄，西方真正的大家比我狂多了。嚴格講西方文化有個優點不能說是狂妄，而是西方文化非常鼓勵”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是批判思維，即使對自己學派的祖師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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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麼失掉海洋的歷史機遇呢？我認為有幾條應當反思：
第一，小農經濟的觀念的局限，不重視耕地以外的資源。中國人不僅不重視東邊的海洋，也不重視西邊和北邊大片的草原和沙漠，不重視控制貿易的交通要道，只重視流汗的辛苦錢。更不願意背井離鄉，走向世界。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人變了，全世界的窮鄉僻壤都看得見中國人，90後，00後，有沒有膽量闖蕩世界？不要守在門前幾分地，守住老婆孩子不出去，哪沒出息。
第二，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國內向型的財稅體係是約束中國對外發展的。我後面會講，世界的中心不是西方，而是中東。東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有那麼大的疆域和那麼長的穩定，中東的財稅系統絕不是中國式的重農抑商，而是農商並重。
中國的財稅體系歷來依靠土地稅、人頭稅，屯田政策養大批農民，農民出身的大批步兵對付少數民族游牧的騎兵。歷史上中國抑商有非常大的軍事考量，理由是江浙沿海富起來的農民不願意當兵，金兵入侵大量農民軍隊投降或被殺。中國帝王的朝貢和抑商政策還有國家安全的考量，因為開放貿易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明清兩代禁海政策當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武器。明清統治者沒有明白國際貿易可以是雙刃劍。盲目開放可能引狼入室，但是自主開放可以大大擴大中國的戰略空間。
第三，官本位的金字塔體系限制了中國經濟外向發展的積極性。中國實現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靠的是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意味著金字塔的層級結構。好處是增加了社會流動性，窮人可以憑藉科舉考試往上移動。但是缺點是往上的通道越走越窄。如果中國的激勵機制只有這一個文官體制，大家想過是什麼樣的社會體制嗎？這是一個鼓勵內鬥，制約外向的體制。所以每次中國的青春期都很短，就是王朝建立之始鼓勵能臣，建立之後就多用庸吏。對外只有開國帝王積極進取，多數繼位者都是消極防禦。即使中國歷史上出現一些開疆擴土的大將，中國統治者害怕的是功高震主，削減邊疆大將的軍權遠比開疆擴土重要。這是為什麼中國農民出身的漢族帝王，除了漢武帝，很少有對外發展的積極性。
我到伊朗去，普通伊朗人都記憶非常清楚，中國軍隊上千年前被波斯打敗過。因為波斯俘虜大批唐朝隨軍工匠，獲得中國許多先進技術。
歷史上中國多次錯過很好的對外發展機會，但是中國自己的內向型體制約束，中國的官僚體制沒有對外發展的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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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國人失去歷史的機會，源於中國小農經濟的眼光看的不遠。到了馬六甲海峽，就發現中國小農可愛啊，中國人的勤奮開發了東南亞。弱點呢，眼光太小，從來沒有西方大國要主導世界秩序的雄心。
孟席斯質疑流行的西方航海史。原來歷史家猜測，哥倫布向西航行發現美洲是蒙的，他自己的目的是向東航行找到通往印度和中國的航路。英國潛艇艇長最關心的證據不是中國考古的器物。他反思歷史，關心的是海圖。他查了全世界的海圖檔案，發現葡萄牙收藏的一幅海圖標出中國的位置，可能引導了哥倫布向西航行。他研究了半天，猜測這個海圖只可能是鄭和留下來的。
為什麼中國自己沒有海圖呢？因為明代信奉儒家的大臣認為航海是勞民傷財，不許再搞。把鄭和的航圖和航海日誌全燒了，後果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嚴重的多。這是儒家只講內向修德，不講外向競爭的最大愚蠢。
當然中國儒家對中華文化的保持也有很大的貢獻。我上個月訪問了馬六甲海峽，那兒都看到華人的貢獻。當初鄭和艦隊在馬六甲停了多次。中國人當初要有海權眼光的話，現在哪有什麼南海問題。即使馬來西亞和印尼本地的人口多，多半成功經營的企業家都是華人，世界的經濟地位超過猶太人。
為什麼？華人依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文化傳統。華人第一重視家庭，第二重視教育。但是我認為，孔子如果不跟孫子相結合，孫子如果沒有毛澤東戰略思想的發揚光大，今天的中國形不成國際話語權。中國辦的孔子學院，以為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我認為這是不全面的。中國文化包括老子、孫子、法家、儒家，還有中醫的哲學，綜合起來才能理解中國文化長達兩千年的凝聚力。
孟席斯研究中國明代的航海潛力越研究越厲害，他認為鄭和船隊可能發現了美洲、發現了澳大利亞，還可能到了佛羅倫薩，激發了文藝復興。他不是瞎猜的，有很多經驗證據。中國考古學家只重視挖出來的器物。西方學者兼顧人種學、語言學、DNA和岩畫等證據。
我訪問墨西哥博物館時，注意到墨西哥考古發掘出來的古代雕塑上有甲骨文。已經有中國學者考證出來，墨西哥人可能是中國人的後裔。當年周武王打敗殷商，殷人東渡到了北美。如此重大的歷史成果，如果是美國人的發現就大吹特吹了，中國人至今保持低調。你們有多少人知道這有關的研究？政治上的韜晦之計，不等於學術上不敢標新立異。咱們做研究的應該雄心大一點。有爭議才有新意。不要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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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中國還能高速發展多少時間要看美國犯多少錯誤，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發展機遇。美國打中東戰爭，搞阿拉伯之春，結果自己陷入中東動亂的泥潭，無法重回亞洲，中國起碼有20年到30年的發展機遇。美國再製造烏克蘭動亂，整個北約同時陷入和俄國與伊斯蘭的對抗，無法轉過來給中國製造麻煩，中國的發展機遇再加20年。
換言之，只要中國自己不犯大錯，不出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物自廢武功，中國足夠有20-50年的自主發展機遇。美國精英早就明白，中國是美國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挑戰者，但是美國四面楚歌抽不出身來。美國想要重返東亞，戰略上都明白，政治體制轉不過來。
目前的國際格局，只要中國不犯大錯誤，最快20年就能掌握制高點。犯點小錯誤，中國有試錯的空間，摸石頭過河，總得犯錯誤。去年的股災付了學費，我很高興。要不怎麼能夠知道李德和毛澤東的差別呢？你以為李德、博古代表的是西方先進的現代化，否定毛澤東的土包子。
誰對誰錯，由戰爭的勝負來檢驗。中國的股災可能損失上萬億美元，但是給金融自由化敲響警鐘，也許避免了中國實體經濟像蘇聯東歐那樣自廢武功。
看歷史大勢，我對中國前景非常樂觀，中國比美歐日都大有希望。在座的各位可以檢驗我的預言。
（3.2）反思中國失去的歷史機遇
我們不能只講好的，也得講講教訓。中國人要反思，反思什麼？中國失去的歷史機遇。世界歷史上的中國機遇也是討論李約瑟問題時提出來的。
法國歷史學的年鑑學派，影響了一個美國重要的社會學家華勒斯坦。他1974年寫過一本書很有影響，叫《世界體系》。他認為15世紀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那時中國是地少人多，西方黑死病以後人口大減，是地多人少。按照西方的理性邏輯，西方應該像中國歷代君王那樣，打完戰爭後鼓勵生育，增加人口；中國應該對外擴張，尋找生存空間。結果相反，中國大大增加人口，西方尋找生存空間侵占了非洲、亞洲和美洲。
這是為什麼？這是華勒斯坦提的問題。我稱之為“華勒斯坦佯謬”。
進入2000年，英國潛艇艇長孟席斯退休了研究歷史上的海圖，研究哥倫佈為什麼會向西航行。英國是個海洋國家，中國是個大陸國家。中國大陸在海洋身邊卻看不見海。我們奇怪中國人寫詩，講國家就講“江山”，不講“陸海”，好像江比海重要。中國人喜歡山，卻不喜歡大陸。西方人連沙漠、森林都要搶，中國人不重視不能種莊稼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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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的總量測量很奇怪，似乎沒有經濟的健康標準，人越胖越重越好，把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算進去，加成總的GDP。任何醫生都知道什麼是正常、健康的人體。太瘦了不行，太胖也不行，起碼對人體正常狀態有健康標準。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總量測量是非科學的。
中國有效的GDP遠遠超過美國，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那麼多社會矛盾。美國黑人暴動的費格森、巴爾的摩都是美國的主要經濟區，人均GDP都是三到五萬以上，比北京、上海高得多。你去看看他們的黑人區，比中國內地的貧困區還糟糕。
我的觀察，人均GDP測的不是國家真實的發展程度，也不是居民的生活質量。測的只是商業化、城市化的程度。我去調查過浙江、廣西貧困縣的農村，發現農村老百姓的生活質量超過北大教授。
農民進城打工賺的錢回鄉蓋房，面積達200-400平米的房子，不少是二三層樓的小院，呼吸的是新鮮空氣，滿處都是氧吧，吃的是有機食品。算了影子價格嗎？沒算。因為有錢人集中在城裡呼吸污染空氣，吃各種激素催大的不健康食品，但是沒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交易市場。
所以中國革命老區的農民生態好，但是無法交易，無法變現。不少進城打工的農民還在縣城買了第二套房子，比美國負債累累的所謂中產階級富裕的多。中國提出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其真實的發展水平遠遠高於西方危機中的高收入國家。
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戰略目標，應當是掌握科技、工業和金融的製高點。要花多少時間？先看歷史經驗，美國花了多少時間？大約70年。美國到1944年建立布林頓森林體系才佔領金融制高點。
美國1969年發射登月飛船成功，科技總算超過蘇聯，花了70年佔領科技制高點。但是1971年以後，美國黃金和美元脫鉤，軍事、金融的霸權就開始動搖了。其實美國維持世界霸權的時間比英國、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城邦都要短得多。美國全面掌握制高點的時間也就幾十年。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世界包括美國競選總統的政客都明白美國的霸權在衰落之中。問題只是中國崛起的速度和路徑，能否擺脫美國已經百弊叢生的老路。
西方經濟學家經常問我，你們中國經濟還能高速發展多少時間？他們老在想，你們工資該漲了吧。只要中國工人的工資跟西方工資差不多，中國就該失去廉價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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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像拿大象的某個生理指標跟蚊子、跳蚤比較，把沒有物種分類的數據作線性回歸，能發現生物演化的規律嗎？太可笑了！科學研究連起碼的分類都忘了。生物學家首先要給動物的演化階段分類，是爬行動物，還是哺乳動物，還是別的類別。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還得分析不同的發展階段。
拿中國的青年時代跟美國的老齡時代比，說發達國家老齡化不搞製造業了，要中國年輕人也放棄製造業，豈不是傻帽。學西方經濟學沒有中國文化擅長的歷史觀念，學新古典經濟學忘記馬克思的歷史發展階段論和生物結構的常識，再討論中國的發展目標，結論是完全不一樣的。
（3.1）中國今天的定位相當於1900年的美國，而非1970年代的日本
我個人的看法，中國今天的世界定位相當於1900年的美國。為什麼是美國的1900年？中國的人均GDP目前相當於1970年代的日本和二戰時期的美國。不是嗎？我認為人均GDP不反映真正的國際競爭力。
為什麼這麼講？英國工業革命的高峰在1850年，那時人均GDP 約$2300美元，中國1993年就達到了。如今英國的人均GDP比1850年增加了10倍，但是英國的世界地位已經從當年的世界霸主跌落為二流國家。因為金融等服務業虛高的GDP並不代表英國真實的國際競爭力。
我們觀察中國的世界定位和歷史使命，要關心的是中國在不平等的國際分工格局下，離世界制高點的距離。
我拿1900年而非1941年的美國作為中國國際地位的類比，因為1900年美國工業生產達到世界第一，超過歐洲主要國家的產量之和，但是美國並沒有掌握科學、軍事、和金融的製高點。1900年科學制高點在哪兒？在德國。軍事制高點，在哪兒？海軍在英國，陸軍在德國。金融制高點在哪兒？在英國。中國現在的地位很相似吧？中國現在工業生產世界第一，但是沒有掌握科技、軍事、金融的製高點，雖然已經坐二望一，距離制高點的目標並不遠。
所以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戰略目標，不是什麼增加人均GDP，不是用去工業化、城市化的辦法提高人均GDP。因為中國小康社會的目標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所謂的高收入國家。
我個人的觀察，中國的有效GDP，扣除那些虛擬金融，過度醫療、過度軍事化產生的經濟廢熱，物理學叫熵（無序的量度），遠遠超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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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中國去學墨西哥、土耳其、伊朗，我原來差一個土耳其沒去過，我看完之後可以告訴你，這些國家的民眾和領導人都在學中國。中國人均GDP的數字肯定有巨大誤差，誤導了領導層的決策。
我的觀察，中國過去30年，硬件發展非常快，但是經濟學、理論界、軟件建設差距一大截。中國現在財政、稅收系統、統計局、金融的數據，都是不可靠的。不可靠是高估還是低估？有些認為高估，我認為中國嚴重低估。
就憑個人經驗的直覺看，中國沿海地區已經超過南歐了，內地的中間地帶超過中歐和拉美，兩部分一平均，中國已經是高收入國家，肯定超過高收入國家的下限如波蘭和希臘。咱們這些國家去過的請舉手？沒去過你們爭取去走走。
我的治學經驗是要“翻萬卷書，遊千里路，會百家才”。為什麼要“翻”萬卷書，許多書一翻就知道不值得讀。現在信息爆炸，你讀萬卷書，腦袋就讀死了，書翻萬卷才知道，大部分都是一大抄，裡面只有幾本書可以讀，幾本書裡面只有十幾頁值得深入讀。“遊”千里路是為了發現書上沒有的好多怪事。你只有發現和解釋了“反常”現象，才對科學有所貢獻。
經濟學的怪事是許多重要的事書裡面不解釋，例如規模經濟沒有均衡價格，解釋的是無關緊要的瑣事。如果市場波動只是噪聲驅動，還要研究什麼危機政策？
我的猜測，中國的歷史定位，絕對不是一些人講的，相當於19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韓國，因為他們認為高增長已經不可持續了。瞎說，中國的經濟規模比日本、韓國大多少倍？
中國最最重要的歷史地位，是中國有獨立完整的工業科技體系，金融和央行政策也獨立於美國，所以中國的經濟決策不受美國的製約，這連德國、日本都比不上。中國這三十年只是開發了沿海，大部分內地都沒有充分開發，中國怎麼會沒有中高速的成長空間？
目前沿海的發展放慢，只是因為中國過度學了西方的自由貿易體制，放任投機資本投資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擠出實業當然越搞越搞不上去。其它的中部地區沒多少泡沫，發展形態好著呢，怎麼會沒有發展空間？
放眼歷史，中國經濟決策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拿哪些國家做發展戰略的比較。世界銀行用計量經濟學的回歸方法比較全球200多個國家的人均GDP，許多國家小到只有幾十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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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模式是農村包圍城市，邊緣區挑戰核心區。我認為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模式更有普遍意義，也啟發了我觀察科學範式的革命。中心的變遷不是馬克思講的生產力在核心區的發展引起生產關係在核心區的巨變，然後向邊緣區擴散。
新思想的突破往往在以往先進的核心區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阻力，不得不到邊緣區尋求發展，力量做大以後再反過來挑戰核心區的統治集團，用革命或其他手段突破現有體制的障礙，才能上一個經濟台階。
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戰略，對我們做新科學的發展戰略也是普遍規律。
即使科學的主流學派都會保護既得利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波爾的量子力學，普里戈金的非平衡態物理學，都首先出現成長於三流大學，在科學界成功之後才能進一流大學。
我們搞複雜科學、非均衡經濟學，哈佛就不讓你做。要研究中國道路，就要敢於在中國的邊緣挑戰西方的中心，這是普遍的發展過程。後面我要講，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崛起，也是邊緣挑戰中心。
現在我們回顧歷史，把這三種模式同歷史比較，我們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格局的變遷，來把握歷史機遇。
三、中國不同的歷史定位和兩種不同的經濟戰略
一種是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中心聯合起來向我們國內推銷的收入發展觀，忽悠了中國許多人，說我們下 一步的發展方向是中收入到高收入。現在最重大的危險是什麼“中等國家收入陷阱論”。目的呢？矮化中國地位。
他們把中國的經濟地位用人均GDP測量，比巴西、伊朗、墨西哥、土耳其、馬來西亞還要低，那怎麼辦？當然只能聽命於美國了，當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順民，像日本、韓國一樣當美國的依賴經濟了。
我覺得世界銀行的收入分類是別有用心。因為如此分類，中國下一步的目標變成赶超俄國、波蘭，這些都是我前面觀察過的轉型失敗的國家。前蘇聯十年轉型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二次大戰，超過一次大戰，甚至超過內戰加飢荒。而這發生在和平時期。中國為什麼要學蘇聯東歐？那是希望中國自廢武功。
學東歐轉型的華盛頓共識，中國哪裡還能成為美國對手？如果中國的目標只想學高收入國家，如現在發生危機的希臘、西班牙、意大利，這我都去過，比中國差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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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競爭模式我們大家都熟悉，就是啟蒙運動宣傳的，先進打敗落後的模式。
西方對先進落後的理解有對立，馬克思講生產力發展推動生產關係的變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意味著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先進。新制度經濟學相反，他們主張看不見的手，說的是私有產權制度才能優化資源配置。
兩者方法論類似，雖然先進的定義不同，但都認為應當是先進的東西打敗落後的東西。如果這是唯一普遍的規律，那麼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不在德國發生在比德國落後的俄國發生？為什麼中國現代化走得比前蘇聯還快？歷史的路徑並不符合馬克思的設想。列寧只對一半，他起碼發現發展是不平衡的。真正看到發展不平衡的是毛澤東。
第二種模式是落後打敗先進。毛澤東的農民戰爭創造歷史論，從西方理性來看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是是落後打敗先進，實際上是窮人打敗富人。
在歷史上，紅軍打敗白軍，窮人打敗富人的例子數不勝數，生產力落後的游牧民族多次打進先進富裕的中原和江南地區。我是浙江人。浙江人很會經商，但是不能打仗。蔣介石江浙幫的國民黨軍，打不過湖南的農民游擊隊。不是嗎？你去看西方也是這樣子。英國打仗冒險的是貧困的蘇格蘭人，發財掌權的是富裕的英格蘭人。
要理解中國革命、中國改革，毛主席說的就不是什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是恰恰相反，路線和乾部是決定性的因素。革命和發展時期，毛主席講戰略和人的因素第一，不是物質條件第一。講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所以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不利的情況下靠戰略可以以弱擊強，以少勝多，以落後的農民軍隊，靠組織和戰略打敗先進的武裝到牙齒的西方列強。
西方領袖從來沒有人設想過落後的中國小農會打敗國企工人或者西方跨國公司的大資產階級。只有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鄧小平的中國改革，創造了中國道路的奇蹟。毛澤東敢說超越馬克思的話。拿了毛澤東思想到全世界看，中國的成功不是特殊情形，而是普遍規律。
現在你才知道為什麼西方衰落，為什麼美國人競爭不過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歐洲人害怕北非難民了。因為先進會轉化為驕奢淫逸，從而失去競爭力。這正是小波的特徵，因為任何技術優勢都和波浪一樣有生有滅。新制度經濟學保護私有產權的前提，是資產者的競爭優勢可以永遠保持。中國人的觀察是富不過三代，有的二代就衰敗了。窮人的努力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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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中國今天的世界定位相當於1900年的美國而非1970年的日本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2016-07-31
【本文是陳平教授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13期演講的第二部分。上一講《中國歷史定位是追求高收入，還是佔領制高點？》中，陳平教授談到了他的最新理論“史觀經濟學”的開題部分，即要明白中國的歷史定位，要從斯密的空想資本主義說起。第二講，重點探討歷史發展的多種競爭模式，並以全球歷史的變遷來論證，最終目的還是破解西方中心論，以及中國發展目標不是跨越世行眼裡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科技、金融、軍事等領域佔領全球製高點。演講稿經陳平教授審定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二、歷史發展的多種競爭模式
我現在開始我們今天的第二主題，發展的多線模式。前面的第一主題是給你們一個引論，講非均衡的思維框架。有了發展的非均衡，才有發展的多樣性。這是今天探討史觀經濟學的目的。史觀經濟學要做什麼呢？不是重新做一個編年史。做科學最重要的是先提出問題，再回答問題。
不同的歷史觀導致不同的發展戰略。現在一批崇拜西方中心論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化改革就是“國際接軌”，擁抱西方全部的信息和規則，甭管是好的還是垃圾，統統開放接受，因為西方的發展經濟學認為，技術進步就是西方技術、西方體制向發展中國家的擴散過程。主張改革就是市場化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祇要開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經濟就進步了。
是這樣嗎？現實告訴我們，拉美、東歐國家向西方開放的自由度比中國大得多，經濟發展的挫折也大得多。開放既是機遇、也是風險，看你能否自主應對。向烏克蘭那樣開放垮了的慘痛教訓不能掉以輕心。
思維範式的改變可以引發數學模式的改變。現代世界是多中心相互作用的產物，現代社會絕對不是西方一家創造的，而是幾個文明中心相互作用形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世界發展的動力是什麼？是生態？包括地理、環境、氣候、人口，還是科技？包括戰爭和金融。我告訴大家，沒有一個統一的最終的答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不是像黑格爾那樣用一個固定模式歷史上生搬硬套套，什麼都是否定之否定，不一定如此。
前面介紹的小波圖形描寫了技術競爭，有三種可能的競爭模式，不只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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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說硬的東西還不行，還得有觀念。什麼觀念？用什麼原則指導我們的外交政策？28個字的核心價值觀肯定不能用於外交政策。外交政策靠什麼？靠王道思想。中國傳統王道思想是公平、正義、文明。公平、正義、文明在現代意義上來講不排斥平等、民主、自由，但它在民主、平等、自由的基礎上要上升一個更高的層次。什麼叫作平等？上車，誰先上車誰有座。什麼叫公平？所有人上車後要給老弱婦孺讓座，這是公平。實行王道政策，就得公平，而不是天天強調平等。大國跟小國不能講平等，講平等，它們會害怕，因為實力有差距。王道強調公平。思想觀念上，我們要藉鑑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領導人也提出應該從中國古代思想中汲取那些有益的、進步的治國理念，如此制定我們的對外政策，促進民族復興早日實現。
最後總結一句話，跟《世界權力的轉移》這本書相關，這本書的思想核心是中國古代的國家間政治思想，即王道思想，形式是藉鑑了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科學方法，用這些科學方法對古代思想裡機制性的東西加以分析，明君賢相，國家能強大的簡單道理，把中間的機制是什麼說清楚。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堅持了“拿來主義”原則，借鑒已有的科學研究方法，結合中國古代思想，創建一個新的世界權力中心轉移的理論。
以上內容根據閻學通教授講座的文字記錄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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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面臨的很大問題是如何應對崛起困境的問題，這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措施問題，而且是政治觀念的問題，用什麼辦法來破解隨著自己的強大形成的越來越強大的國際壓力。
最後說說中國崛起的趨勢。中國崛起的趨勢會怎樣？中國崛起目前遇到一點挫折、出現一點冷風，這是進步中遇到的困難，在所難免。但眼前的困難不意味著我們就開始走下坡路，是線性的，就沒有回升的可能了。極“左”思潮在國內受到一定的遏制，意味著社會有一定的糾偏能力，這個糾偏能力使政府能夠不斷地調整政策，在正確的方向上改革。現在提“萬眾創新”，創新就是要改革。第二個決定我們繼續前行的因素是開放。中國這個國家的文化決定了，只要開放，這個國家就能發展。開放是我們國家走向強大的必要條件之一，封閉的話，國家就會走向衰落。改革開放兩個基本條件同時具備，就會有加快崛起的速度。我們國家的文化是海綿文化，是一種可以吸收所有外部的東西而不改變自己的文化。但是，通過吸收，會使自己的質量有所不同。“中庸”體現的是拿來主義，需要什麼學什麼，還有清朝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現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這樣的原則，再加上改革開放，崛起就會比較快。
再是文化的理由，中國學習能力非常強。過了這個階段就是創新，創新需要國家來提倡，國家就是要解決社會不能解決的問題。創新能力弱，國家更應該加大對創新的扶持，提供創新的條件。我們進行開放，就有學習的機會，自己通過改革加大創新的能力，就能實現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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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非常大，內外都有。在崛起過程中，我們面臨最大的國內挑戰是極“左”思潮。從1949年到現在，左傾、右傾對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強大、中國的進步都有影響，但極“左”的負面影響是最大的，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對中國發展、進步和強大產生的負面作用超過極“左”思潮。嚴防極“左”思潮是保證國內不出現顛覆性的危機，不使整個民族崛起、民族復興出現顛覆性的後退。
國際上是中國面臨的崛起困境。崛起困境是什麼？隨著實力增大，國際社會對中國不滿的國家會增加。如何處理隨著中國實力增長對中國不滿意的國家增加這個問題？如果194個聯合國會員裡，除了中國之外，193個國家都反對，那麼我們的民族復興肯定是很難的。有人問：“為什麼崛起別人會不喜歡？”先不說我們，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崛起是別人喜歡的嗎？沒有。崛起過程中，別人一定不希望你強大。那麼，為什麼有的國家能讓別人希望自己強大？你的強大可以給他帶來好處，不給他帶來好處，他一定是反對的。
中國古代長期以來都在討論“王霸之爭”，王道和霸道的爭論是用什麼辦法讓其他國家願意臣服。“王道”是說以仁義對待它們，讓它們願意臣服。“霸道”是說用武力壓服它們，讓它們臣服。我推崇的是“王道”思想，用這種方法的好處是可以持續。“霸道”的方法可以建立以你為中心的秩序，但難以持續。
古代的“王霸之爭”到今天依然在繼續，即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政策。下面具體講講“不結盟”。很多人說結盟是冷戰思維，其實不結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冷戰思維，不結盟運動是在冷戰時期形成的。1956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在會談中提出了不結盟的主張。1961年第一次不結盟首腦會議，25個國家參加。結盟不是冷戰思維，自古以來人類就結盟，春秋時期的諸侯都搞結盟，“合縱連橫”就是。不結盟的核心是什麼？不結盟的核心是不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這就是為什麼不結盟的都是中小國家、弱國；超級大國是沒有搞不結盟的。兩極化的情況下，如何體現中國對外政策是一種王道思想、仁義思想？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是，告訴所有國家：“我們越來越強大，但放心，我們絕不會保護你們的安全。”這仁義嗎？講道義嗎？不講道義。美國結盟了卻不遵守盟約是不道義的行為；可我們連結盟都不敢，是連道義的思想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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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變化，我們簡單歸結為中國領導人強於其他國家，那麼中國是否就應該放心了？我跟大家說：崛起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沒有人保證你一定能成功，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歷史上很多大國跟世界超級大國、世界領導國擦肩而過，半路夭折是多數，只有少數國家運氣極好。對於中國來說，好的方面是向兩極化發展，因為中國恰巧是兩極中的一極，這是我們的優勢。也就是說，中國跟美國的實力差距在縮小，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當然我不是說一定能，但別的國家連可能性都沒有。在這個意義上，這是對中國最好的一點。
第二點，在轉變過程中，不僅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跟美國的差距在縮小，軍事力量也已經開始和美國縮小差距。我舉個具體的例子，美國的國防開支今年是5000多億，中國是1500億。世界上國防開支超過1000億的國家就是中國和美國，而且中國和美國的差距是縮小的趨勢。俄羅斯國防開支是負增長。日本軍費在增長，但現在加在一起是500多億，不僅物質力量的差距在縮小，而且由於中國崛起速度比較快，人們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中國是一個被認為哪兒都不對、哪兒都不行的國家：科技不行，盡是山寨，沒有原創，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沒有幾個，還沒有印度多……但面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會問：中國發展模式沒有一點可取之處嗎？如果沒有，怎麼能發展得快，怎麼能縮小和美國的差距？於是西方社會有名的人開始反思，布萊爾發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死了嗎？》。民主制度這麼好，怎麼就不能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擺脫出來？中國被認為是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卻是擺脫金融危機最快的，為什麼？福山則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冷戰結束說歷史終結，民主勝利了，西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二十多年以後，寫了《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說美國政治制度不好，導緻美國的衰敗。到底美國製度使美國成為世界霸主還是美國製度導緻美國失敗？他的兩個觀點我都不同意，我既不認為美國的製度能讓美國的霸主地位永遠維持下去，也反對美國製度對美國崛起沒有作用的說法。美國製度對美國崛起有作用，只不過由於太成功，不願意改革，不適合現在這個時代。所以，沒有一個制度是永遠正確的。時代、技術、人的觀念、社會、生活水平等都在變，制度如果不變，不落後是不可能的。我們中國有一個詞叫“與時俱進”，最高明的戰略是與時俱進的戰略。
三中國的崛起趨勢
中國現在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是什麼？機遇是面臨兩極化趨勢，發展速度比別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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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是國家的改變，換新的領導國，新領導國跟上一任領導國不一樣，新的領導國會推行新的國際規範。典型的例子是二戰後美國和蘇聯提供的以聯合國為基礎的主權平等規範，這雖然是霸權規範，但好於之前的先佔原則、吞併原則，有進步。其實，國際規範的變化不一定永遠是進步的，有可能是循環的。
二、當前世界權力轉移和中國面臨的挑戰
今天中國的崛起，非常明顯一定會帶來國際格局的變化，即冷戰後美國一超獨大的格局一定會有變化。但往哪兒變？有人說會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我認為不是。多極化是指在不遠的將來至少有兩個國家跟美國的實力相似，或者在一個等級上。現在除了中國之外，看不到第二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可能縮小跟美國的差距。美國GDP現在是18萬億，中國是11萬億，中國是美國的60%。再下來是日本，5萬億，相當於美國的1/3不到。德國4萬億，相當於美國的1/4不到。其他的更少。有人說印度，印度2萬億，是美國的1/8.5。除中國之外，這些國家跟美國差距都是逐漸拉大的。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是多極化？有人說歐盟，歐盟是國際組織，拿歐盟的GDP跟美國比，沒有意義，因為它沒有國家的功能。
這次變化不僅是國際格局從一極向兩極發展，而且世界的中心會從歐洲向東亞轉移。過去世界主導國的地位在轉變，但沒有改變地理位置。譬如，英國取代法國，但仍然在歐洲；俄羅斯取代英國，也仍然在歐洲。二戰後，北美的美國加入，仍然是歐洲為中心，因為美國說它是跨大西洋的國家。今天有人說亞太在崛起，這沒有道理。美國既是太平洋國家也是大西洋國家，算哪頭都行，地理位置不變，實力不變，就是一個常量，常量不決定變化。變量是什麼？變量是東亞地區的總體實力一點點超過歐盟。那麼，超多少？現在整個歐盟加起來跟美國差不多，17萬億或18萬億。中國是11萬億，日本是5萬億，加上韓國1萬多億，這三個國家就17萬億，也就是說這三個國家加在一起，基本跟歐盟差不多，還有東南亞、台灣和香港。東盟差不多相當於俄羅斯，比俄羅斯多一點。西歐加上俄羅斯，跟現在的東亞地區差不多。東亞的發展速度明顯比歐洲快，俄羅斯今年是負增長，明年還是負增長。這意味著東亞整體實力超過歐洲整體實力，大洲對大洲的對比要發生變化。世界中心的重要標誌是什麼？——召開國際會議多。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國際會議在東亞地區召開。這次中國的崛起不僅將改變國際格局，還會改變世界中心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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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什麼我國政府強調黨的領導重要性的原因。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取得的成就。但這件事分兩面說：成就是領導的，問題也是領導的。科學的態度是一個理論兩面都能解釋。
我的理論不但能解釋一個國家為什麼能強大，同時能解釋為什麼霸權會衰落。崛起國能夠以弱勝強，取代現行的大國，是靠這個國家的領導能力很強，政府不斷地改革。我理解，領導能力是改革能力，“改革”是一個正面詞，使國家往壞的方面變是倒退，往正確方向發展是改革。如果改革多，落實好，那麼這個國家的強大會很快。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不改革，就會停滯不前。比如日本，冷戰結束後，日本長期出現零增長，日本抱怨是因為美國1988年制定《廣場協議》，逼著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受到壓制，從而導致日本的經濟衰落。後來美國對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很多好心的日本學者提醒中我們一定要小心，美國當初就是拿這招對付日本，讓日本20年不發展。但想一想，1988年《廣場協議》讓日本20年經濟零增長，美國說，如果這個協議對你產生負面作用，你可以改變它，為什麼自己不改革？所以多數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是日本不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我不是搞經濟的，難以對日本經濟為什麼長期停滯不前做出解釋，但政治上的解釋是日本沒有進行改革。我們國家也一樣，改革往正確方向走，就會進步；不改革，就會停滯不前；如果我們倒退，就會走向衰敗。
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是不可能的，崛起只能是個別。世界上能崛起的國家不會超過5個，還得是大國。要想實現中國的崛起，必須得有強有力的領導，這個領導得不斷地進行改革，不斷地糾錯，不斷地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這是什麼？是鄧小平講的“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及時發現錯誤及時糾正。
國際規範會否變化？這一點我不敢說，因為國際規範的變化也是靠領導。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領導國內部領導的類型發生變化。比如美國，克林頓時期支持軍控，強化軍控政策，使軍控領域不斷達成新的協議。小布什上台後反對軍控，軍控領域裡的國際規範形不成，很多規範也不實行。小布什時期還退出了《反導條約》，這是美國原來講的維持世界和平的基石。小布什上台後還和印度進行核合作，違反了《防止核擴散條約》。在一個國家裡，領導改變後會影響國際規範的執行，使得推行的規範就會發展，不執行的規範會弱化，因為它是最強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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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格局的變化由政治領導決定
國際社會的體係由三要素構成：行為體、國際格局、國際規範。這裡面兩個變化跟政治領導相關：一個是國際規範，換了一個領導，這個領導制定了新的國際規範，新的國際規範出來後取代舊的國際規範。
第二個變化是國際格局的變化。國際格局是指實力對比，幾個大國到底誰強誰弱。國際格局為什麼會發生變化？因為有的國家發展快，有的國家發展慢。那麼，為什麼有的國家發展快、有的國家發展慢？有人說，列寧早就回答了，是實力不均衡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比如一起上課，有的人進步快，有的人進步慢，這是自然規律，當然有的國家發展快，有的國家發展慢。自然規律由什麼支配？班上有人學習進步快，有人進步慢，進步快靠什麼？有的人智商高，有的人智商低，同一起跑點，結果不一樣。考慮另外的因素：智商高的人不好好學，就會出現“龜兔賽跑”。所以，有兩個因素：智商高、努力。智商高又努力，就強大了；智商高卻不努力，就衰落了，或者智商低但是努力，差距照樣拉開。這就出現了實力的相對性。不是你自己進步多快的問題，而是你跟別人比，你比別人進步快多少的問題。進步快與慢沒有絕對性，是相對的。國家也一樣。
2008年全世界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出現相對衰落，中國崛起速度加快，這裡面存在著一個問題：是什麼導致的？——兩個國家提供的領導不一樣。領導是什麼？領導進行的改革不一樣。應該說，奧巴馬非常想改革，但是奧巴馬的政策能夠真正落實下來的改革部分並不多，領導能力被認為比較弱。在美國，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到奧巴馬，在美國人心目中，這三個人哪個領導班子領導能力強？——克林頓。克林頓時期，美國拉大了和所有國家的差距，包括和中國。克林頓把負債累累的美國變成有兩千億財政盈餘的國家。克林頓能把握住軍隊：先到了索馬里，但看形勢不好就能馬上撤出來，敢進去能出來；小布什是敢進去撤不出來；奧巴馬是進也進不去，撤也撤不出來。這就是能力，最高領導人有能力，但最高領導人一個人不行，它是由一個班子決定的，是一個集體領導。
大家特別欽佩唐太宗創造的“貞觀之治”，《貞觀政要》裡面體現了李世民高度依賴他的領導集體，不是自己一個人獨斷專行。《貞觀政要》記載了他執政23年的語錄，在23年執政中，前18年44次公開承認錯誤，其中有4次是所謂的“罪己詔”。如果說在古代社會，一個領導的能力決定了國家的強盛，在現代社會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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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學通：中國崛起戰略和國家環境變化趨勢2016-04-26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相對衰落，美國對於國際政治秩序的主導能力相對下降，而中國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綜合能力的快速提升，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大大增強。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的新書《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闡述了崛起國何以成功和霸權國何以衰落。2016年3月25日晚，閻學通教授在北大作了題為“中國崛起戰略和國家環境變化趨勢”的講座。
非常高興今天晚上有機會能夠跟北大同學一起討論中國崛起面臨的國際環境。我在《世界權力的轉移》這本書裡講的和西方學者對於世界權力轉移的認識不太一樣。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一書分析了為什麼世界帝國都會走向衰敗，得出的結論非常簡單——帝國的過度擴張。大國衰落的原因是它的過度擴張。現在大家用的典型例子是小布什，認為當時小布什搞過度擴張導緻美國的相對衰落。肯尼迪的理論能解釋所有歷史上帝國擴張的失敗；但有一個問題解釋不了：誰能取代？現在絕大多數國際關係的理論都在解釋帝國為什麼能持續和帝國為什麼衰敗，但沒有解釋哪個國家有希望崛起並取代這個帝國。
中國學者最早研究的是“崛起的困境”，即一國從原來不是主導國變成主導國的過程中面臨哪些困難。我們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哪個國家能崛起取代現行的世界主導國？為什麼歷史上都是這樣：後面比前面強，一個一個取代？哪個國家能取代，為什麼能取代？所有的崛起國一定從實力或綜合實力上比現行的主導國實力弱，要不怎麼能叫崛起？崛起是從弱到強的過程。為什麼在物質、政治、經濟、文化力量上都不如主導國的情況下，能發展取代對方？它靠的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困惑。
從美國來講，不管是在軍事上、經濟上，還是科技發展和製度上，都比中國強。但為什麼中美之間的差距卻在縮小？從學術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困惑。我這本書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這個主意不是我想出來的，而是藉鑑中國古代思想（主要藉鑑的是荀子的思想），最典型的是管子的一句話：“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國家實力很強大，但如果政治領導是弱的，就會把這個國家引導到走向衰敗；國家不強大，如果有強大的領導，就會使弱國變成大國。為什麼政治領導力強，這個國家就能強大？裡面的機制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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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做這個調整，是因為Maddison是個原教旨主義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相信技術進步率恆定的情況下，GDP長期看是個平滑的指數增長，短期危機後一定有恢復性反彈。這個和現代經濟增長數據擬合很好，但是用在古代GDP估計上完全沒有依據。
說實話Maddison本人文章重點根本不是這個，他就是隨口一說，根本沒有拿這個數據做證據的意思，不能聽風就是雨。所以，我覺得可以終結這個問題了。
回應
古代各國經濟，軍事沒有準確數據進行對比，那幫外國專家基本靠猜來得出各種結論。
最可笑的是中國網上還有很多人拿著這種數據來搞東西方關公戰秦瓊:什麼秦朝軍隊對比羅馬軍隊啊，什麼中國古代gdp對比印度啊，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幾千萬啊。。要么把中國吹上天，要么把中國踩到地。
被幾個不靠譜的國外專家耍的團團轉，這的確是國內現狀
最主要也不全怪外國人不靠譜，主要是中國人樂意信。一些愛中國的要靠那些威風的數據滿足自豪感，你懷疑很有可能就被人家扣帽子說你不愛國。恨中國的逆向民族主義者就相反，他們專找貶低中國的材料，拿著他們外國老爺幾句不知所謂的屁話來黑古代中國，這些人完全跟著別人的指揮棒起舞，為黑而黑。
我看過少數民族（某千萬人民族）為黑漢族而把外國人的話當做金科玉律的，言必稱外國機構專家如何如何說。只要可以用來貶低古代中國的外國資料，不管真假，人家一律奉為聖旨。看過某些教徒為了自己的宗教自豪感詆毀中國，恨不得用他們的宗教立馬取代中國。什麼古代歐洲完虐中國，什麼古代中東比中國強大。更看到過一些人過分誇耀中國，先不說他們也喜歡輕易相信一些不靠譜的資料，就先說其狂妄自大的姿態，和某些韓國人印度人也真沒多少區別了。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 《謠言》 《亞洲歷史》《中國大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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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講真，宋朝GDP佔當時世界的60%？
本行經濟學，歷史/東方project愛好者 2016-05-12
“宋朝GDP佔當時世界的60%，鴉片戰爭時清朝GDP佔當時40%。”這是個流傳甚廣的謠言。幾乎每一個講宋代GDP佔全世界60%的文章，都會引用著名歷史經濟學家Angus Maddison的數據作為佐證。然而Maddison的原文裡明確有寫，公元1000年，宋代GDP佔全世界的22.7%。而且他也明確指出，這個數據是他猜的。他的原話是“guesstimate”。
那麼為什麼會有宋代GDP佔世界60%的言之鑿鑿的謠言出現呢？原因在下圖：該圖節選自Maddison的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可以看到公元1000年，宋代GDP估計量為26550百萬國際美元，世界總GDP為116790百萬國際美元，宋代大約佔不到23%左右。
之所以會誤傳成60%，是因為上圖綠色圈中有一個數據，叫亞洲GDP（除去日本）。這個數據剛好是世界GDP的60%。
產生這種誤會的原因很簡單，因為Maddison在這部300多頁的著作中，中國GDP的數據僅僅在這張附錄圖表中出現了一次，之後也沒見哪個經濟學家引用過這個數據。而亞洲GDP（除去日本）這個數據在論文中出現了不下幾十次。之後的經濟學家再引用這本書時，也引用過這個數。最早傳謠言的人估計覺得，亞洲除去日本大概就剩中國了吧，然後就把這個當成了中國的數據。
實際上，宋代GDP佔世界GDP總量22.7%也非常扯淡，根本不能採信——因為Maddison本人也缺乏數據。這也是為什麼Maddison雖然算出了這麼一個數，但是在整部著作裡只提了一次，因為他自己都不相信。這個數據怎麼得來的，在他的一篇論文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有寫。
我大概概括一下。意思就是1500年前的農業時代GDP主要靠農業產出，工業服務業比值很小且固定，世界各國的經濟結構都差不多。Maddison對比了下史料，發現中國宋代的農業技術和畝產比歐洲強一點，商品經濟也強一點。以前，有人研究過歐洲和平時期農業社會人均GDP大概是500國際美金，他估計中國大概比歐洲強個20%吧，就是600美金。然後再乘以人口。最後再通過1820年世界GDP數據，除以一個恆定增長率（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0-0.1%，我有印象但是想不起那篇論文叫什麼了）倒推調整一下，然後就整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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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崛起標誌著五百年來首個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一個曾經飽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蹂躪的東方國家，正在世界權力體系中走向最高的位置。
雖然我們並不能確保過去“以戰爭促崛起”的發展模式不會重現，但是今天的國際格局與過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儘管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但是我們不應被歷史所牽絆。
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需要的不僅是中國政府的努力，更需要世界各國的協助。要避免中國南海發生衝突也是如此。
將戰爭風險降低到零也許是不可能的，但是建立對話的機制和平台卻能夠降低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嘗試一下這種方法絕對是值得的。
回應
這般公正的西方人士，鳳毛麟角
中國在過去的一千多年裡，基本都是一個超級大國，一個最和平的超級大國。西方中心論歷史觀的學者是看不到這點的。
他們不是看不到，而是不願承認罷了。
真理只在大砲射程之內——卑斯麥.今天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講和多數選票來決定，而是靠鐵和血。
靠“鐵和血”的那位，最後下場如何？
西方已經逐步在失去其高福利來源的基礎掌控力，而中國已經做好基礎設施的硬件建設與資源優化多元化。中華崛起，和談只能是選項之一，一手拉一手推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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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介紹帝國主義的壓榨剝削和黑暗歷史，並不是說現在中國也可以這麼幹。不過，單純的“和平”說教的確既虛偽又惱人，而且事實上毫無用處。一些國家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並不是因為西方大國遵守規則，而是因為西方大國希望中國遵守自己定下的規則——事實上，西方大國自己根本不遵守國際規則。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抗性的舉措，尤其是那些試圖構建反華同盟的舉措——例如“重返亞洲”，只會增加發生武力衝突的可能性。
大家都應該明白的是，如果中國真的實現了“和平崛起”——在不發動戰爭，不掠奪、奴役、佔領別的國家的情況下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那麼中國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不依靠侵略他國而崛起的世界大國。
如果中國試圖從英國、美國和日本崛起的歷史中尋找靈感，那麼過去這些國家的崛起模式將重現，武力衝突或將不可避免。有人說，過去發生衝突是時代的原因，今天我們有許多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和國際準則來避免戰爭。但我認為這是站不住腳的，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就明顯違反了國際規約，聯合國對此也無可奈何。
大國，似乎天生是不在意什麼規則的。
因此，我一再強調，如果我們不關心歷史，我們就無法理解當下的現實，更不能預見未來。而關心歷史，離不開持續的對話。
我們可以邀請來自昔日大國（尤其是英國、美國和日本），以及東南亞和中國的思想領袖們和歷史學家們，建立一個論壇或討論平台。這或許能使各國邁出增信釋疑的第一步。
討論的主題主要包括如何從過去的歷史經驗吸取教訓，如何避免以戰爭促崛起的模式再現，以及這些歷史經驗如何助力未來政策的製定等。會議的進展和結論都將提交給相關國家的政府首腦和政策制定者們。
對話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時間來逐漸克服各國之間的猜忌。但是，正如丘吉爾的一句名言：“吵吵總比打打好”。
在過去的500年裡，西方主導了這個世界。日本崛起的時候，它沒有選擇與西方衝突，而是選擇與西方的既有大國結成盟友——先是大英帝國（1902年至1922年），再是納粹德國（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 ，最後是超級大國美國（二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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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至1899年，美國與西班牙發生了戰爭。這場戰爭不僅鞏固了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地位，還使美國“收穫”了菲律賓殖民地——這讓美國的勢力範圍擴張到了太平洋西岸。英美兩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爆發了許多衝突，其中就包括1812年的英美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英國國力衰弱，世界權力的中心從英國移向了美國。
中國南海周邊的東南亞國家，除了泰國之外都曾是西方的殖民地。二戰期間，這些國家都曾被日本侵略。當時，日本希望自己的力量能夠輻射到整個亞洲地區，建設“大東亞共榮圈”。
有些人曾相信，日本由於受到“亞洲價值觀”的浸潤，會和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有所不同。但事實卻是，日本不僅採取了帝國主義的發展模式，甚至比西方人更加殘忍——強姦、虐待和屠殺屢屢發生在日本的佔領地——其中1937年南京大屠殺是最為殘忍的一次。
中國直到最近才加入“全球大國俱樂部”，躋身全球大國的行列。明代鄭和的船隊曾七次“下西洋”，曾行經東海、南海、孟加拉灣、阿拉伯海、紅海、印度洋等海洋，到訪印尼泗水、錫蘭（今斯里蘭卡——觀察著網注）、霍爾木茲、亞丁、東非等地。但是宣德皇帝（1425年至1435年在位）提出停止下西洋之後，中國就放棄了在世界的角色，背向海洋向內陸看，專注於大陸的發展。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中央王朝”的版圖的確有所擴大，但主要是在陸地上，而非在海上。
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在澳門設立了貿易港口，此後澳門就被葡萄牙人殖民統治。從那時起直到20世紀後期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中國一直只是全球事務被動的觀察者。其中，在1839年的鴉片戰爭後，中國更是淪為了各國瓜分勢力範圍的受害者。
中國的領土被攫取，歐美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力日益提升，中國國家主權受到了侵害，勞工們被強迫勞動——這也就是“shanghaied”的詞源（在19世紀的美國，許多人被拐騙到商船上做船員，這些船大部分開往上海，因此這種拐騙、奴役的方式逐漸被稱之為“shanghai”——觀察者網注）——當時的世界沒有任何道德可言，達爾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唯一行得通的規則。
了解這些歷史背景對於理解中國當前發展及未來趨勢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在就政策進行辯論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到這些歷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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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是人類歷史上首個不依靠侵略而崛起的世界大國2016-05-09
【南海仲裁結果將於近期公佈，中國始終堅持不接受、不承認、不參與的立場。南海問題逐步升溫，中國成為許多西方政客和輿論的靶子，比如在仲裁問題上指責中國。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IMD）國際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讓·皮埃爾·拉赫曼近日發表文章，指出“一些國家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並不是因為西方大國遵守規則，而是因為西方大國希望中國遵守自己定下的規則——事實上，西方大國自己根本不遵守國際規則”。
某域外大國對南海的干預也是世人皆知。讓·拉赫曼勸誡道：“ 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需要的不僅是中國政府的努力，更需要世界各國的協助。要避免中國南海發生衝突也是如此。”
本文原載4月10日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青年觀察者張成翻譯。】
近些日子，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衝突有所加劇。毫無疑問，南海的局勢已經開始惡化。有一些預言家們警告稱中國南海將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則簡短清晰地道明了南海問題的趨勢——南海近期不太可能爆發武力衝突，但爭端並非可以輕易化解。
換句話說，儘管眼下我們並不需要因此而恐慌，但是如果我們對中國的崛起置若罔聞的話，那將是十分危險的。因此，我們必須要以審慎而正確的視角來觀察南海問題。中國不再是一個所謂的“新興經濟體”，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把中國視作一個普通的金磚國家（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這五個新興市場國家的英文首字母組成BRICS，與英文中的“磚”諧音——觀察者網注），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全球性的超級大國。
從十五世紀末以來的五百年裡，以葡萄牙海上帝國為開端，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和俄羅斯與蘇聯先後成為了全球超級大國。中國正在試圖加入他們的行列，在全球權力結構中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中國從歷史上這些前超級大國的崛起中明白了什麼道理呢？任何一個國家想要成為超級大國，都需要通過戰爭進行對外侵略擴張，五百年來無一例外。
美國以“昭昭天命”的名義將土著印第安人趕盡殺絕，在1823年“門羅主義”的指導下在美洲建立霸權，將加勒比海變成美國的內海，頻繁滋擾中南美洲，並迫使非洲奴隸和中國勞工為其修築鐵路等等——美國的崛起是建立在無數人苦難與鮮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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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昕：認識並實踐我們新的歷史性課題2016-02-06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中開始了艱難的現代化進程。一百七十多年來，我們這個民族面對的是“救亡圖存”和“振興中華”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之前仆後繼、不懈奮鬥，其間進行過各種各樣的歷史性選擇。...當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時，怎樣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係，不可迴避地又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由程亞文、王義桅合著，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一書，試圖在這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這部著作以“天命”為主線，在縱論時代巨變和中國復興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如何成為領導型國家這一新的歷史性課題。本書除前言和結束語外，共分“回到常規的世界”、“文明中國的再出發”和“開創一個新時代”三個部分，在敘述上則分為依次遞進的三個層次：一是“世界怎麼了”，談世界發生的重大變革；二是“中國的新使命”，談中國要站在自身歷史和人類文明的新高度，承擔起引領世界的歷史責任；三是“中國如何做”，談中國在世界大變局中的具體戰略運籌。
本書在前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這樣一個判斷：“2008年以來的歐美金融危機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顯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所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已陷入崩潰，西方世界近世以來用以處理自身及全球性問題的思想知識和製度體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發揮到極致，世界急需新的國家走到前台，提出並實踐新的價值觀念、知識體系，推進新的制度安排，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產品。”全書所有的論述都是圍繞著這個判斷展開的。
...........
中國現在還不是個世界中心質國家。中心質，它的內容是觀念理念，制度法律規則，精神思想意識道德，信息信用話語權。中國強有力的觀念理念是什麼？強有力的精神思想意識道德又是什麼？
中國人沒有種族歧視，包容性強，勤奮刻苦，奮發圖強，是地球統一的最佳選項，
受命於天，引領全球，中華擔當，地球之福。
http://www.guancha.cn/ChenZuo/2016_02_06_350500.shtml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去中國與俄國化 《亞洲歷史》 雙面君王與朝貢體系 中國崛起(二) 炒作能阻止中國崛起？《中國模式》 美善的《帝國》 《美國的霸權泡沫》 《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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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定能勝！因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這就是智慧。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個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
如果順利，再過10年-12年，中國經濟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國人必須努力。只要堅持夢想終會實現
非常榮幸有生之年能夠目睹中國的重新崛起！中國加油！
這是一篇很有說服力的文章，有視野，有功底。美國人害怕中國的做大，鷹派主張早早開戰，所謂“將中國打回新石器時期”。而他們又知道中國不是伊拉克，與中國交戰數万數十萬人的死傷他們又死不起。而別人死自己獨活的便宜事又沒有。因此他們想打卻又難下決心。時間在我們一邊，不要給美國資本寡頭們發動戰爭的藉口，要知道，他們不用上戰場，為了他們寡頭集團利益的最大化，他們或許還真有可能不把自己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
作為中國人，相信中國必是最後贏家。美國的構成在某種程度上是“移民的精英”構建的，他們得勢的本身就是無法放棄剝削和蹂躪弱小維護他們高高在上的本質。當美國輸的時候，就是精英們認識到強大替代者出現的時候。而真正的強大是人民，因為他們培養了精英，這個本質，現代的美國早已忘記！民有、民治、民享在現代的美國被過去幾十年一成不變的繁華所籠罩。所以，現代的美國已經腐朽並正在繼續腐朽之。武力的使用說明不了內在的真正強大。真正強大的是那片水域，就是在於人民！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中國大戰略 中國崛起 G2 炒作能阻止中國崛起？ 《中國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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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所以出現中產階級萎縮的現象，一是由於全球化，一是由於金融、互聯網產業取代了傳統的製造業。全球化時代，資本可以在本國之外尋找更多的利潤。蘋果手機的研發在美國，但生產製造卻在發展中國家，結果獲得暴利的僅僅是少數高端的研發人員。金融和互聯網行業也是類似，獲利的也往往是少數群體。可以說，如同當年無產階級變成中產階級是歷史必然一樣，今天中產階級的消失也是歷史的必然，人類進步的必然。這個必然也就決定了美國製度的未來。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上述因素都是動態的，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這對雙方政治精英的宏觀掌控能力、微觀應變能力都是嚴峻的考驗。李光耀曾形像地說中國有20%的出錯概率。而假如美國仍然如同反恐戰爭那樣，還非理性地搞出次貸，中國的勝算率恐怕會更高。
雖然這場博弈只有一個贏家，但結局未必是災難性的。如果中國吸取昔日挑戰者日本、德國和蘇聯的教訓，美國借鑒同文同種英國“禪讓”的經驗，中美將成為偉大歷史的創造者。
在這裡，有必要引述一下西方乃至在全球都享有盛譽、中國老朋友基辛格和施密特的看法。2012年11月29日，在德國漢堡舉辦的中歐漢堡峰會上，兩位老人聯袂登場，語驚四座：中國不會背棄自己和平發展的傳統，西方也不必為中國崛起而產生恐懼甚至對抗的思維；如果有一天中國真的在新的國際體系中佔據了更多主動地位，而西方則走向了衰落，對於西方人而言，首先應該做的不是指責中國的崛起，而是應該首先反思，自己做錯了什麼，使得自己走向衰落。
兩位世紀老人的睿智和用心良苦是否付諸東流還需要歷史來檢驗。我們只能說，未來的十年和二十年，中美最後的博弈將成為全球的主軸。這不僅決定著全球力量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更決定著未來人類文明的走向。曾經幾千年引領世界的中國，已經到了再度領航的時刻了。
回應
好文章，有深度。
難得好文
分析透徹。偉大的預言家！
元朝沒擴張嗎？現在實力不夠！
元朝是蒙古族，不是傳統漢族國家
美國人眼裡只有進攻，中國人從來都習慣退讓
正是因為中國歷史上不擴張，不殖民的態度，才讓北美，澳洲說起了英語！
回頭看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華民族就是一部經歷了五千年風吹雨打的大熔爐，不管她統治了誰還是被誰統治，最終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又壯大了。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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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額的限制，如今，還取消了個人向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最高限額。金錢與政治的聯姻，一個後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過去9次總統大選中，有7次出現過來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頓家族的成員。
本來西方民主政治向來推崇“忠誠”的反對黨，發揮的是監督和製衡的作用。但經濟危機之後，極端政治力量崛起，如茶黨，意識形態壓倒黨派甚至國家利益，為反對而反對成了常態，雙方圍繞債務上限、醫療、教育等事項，或者對簿公堂，甚至鬥到即使政府關門也不善罷甘休。不僅國內如此，事涉外交也同樣。在伊朗核談判的最後階段，眾議院議長博納繞開奧巴馬總統直接邀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到國會發表演講，公然反對。隨後，幾十名共和黨參議員又聯名致信伊朗領導人，警告伊朗政府奧巴馬2017年初任滿之後伊核協議將被否決。
面對如此現實，一向鼓吹西方民主制度是歷史終結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認“美國政治總體衰朽的大趨勢”、是“日漸腐朽”，認為美國“不再是一個唯才是舉、唯賢是用、充滿活力、高效運作的組織”，已經變成“否決政治”。他最後的結論是：“國內政治弊病已經頑固不化，很難出現富有建設性的改革，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直至外部震盪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團，並付諸實施”。
另外還有兩大危機如果無法解決，也將直接終結美國製度的未來。
一是種族上創造美國奇蹟的傳統白人正在成為少數，其他族裔的崛起，必然會改變這個國家的價值觀以及美國的民族特性。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的數據，1950年歐洲和北美佔世界總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將下降至12%，且平均年齡為五十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地區。到2042年，美國傳統白人將第一次被其他族裔超過。一向對美國肯定有加的世界級華人政治家李光耀在其最後一本書《光耀看天下》中，認為種族結構變化將是威脅美國未來命運的唯一挑戰。可以說，只要中國頂住壓力十年到二十年，種族問題就令西方再無能力和中國對抗，相反將極有可能不得不和中國合作，以應對自己的危機。
二是2015年，美國中產階級第一次成為少數，最富有的和最貧窮的人口數超過50%。“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這是著名的西方民主理論。福山也認為當年馬克思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無產階級變成了中產階級，現在中產階級萎縮的趨勢如果無法改變，美國的製度也就無法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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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理論創新，爭奪話語權。徹底改變自己有理也說不出、“講不好中國故事”的不利狀態。四是提出國際關係的新設想，佔據道德高地。當年美國崛起過程，先是有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再有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雖然都充滿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法國一戰時的總理克里孟梭就曾輕蔑地說上帝也才十誡），歷史證明也走不通，但卻把美國推到了道德精神高地，做到經濟崛起，精神也崛起。中國已有這方面的嘗試，比如提出的和諧世界，但仍需繼續完善和豐滿。
第二個變量就是國際局勢。目前看，仍然是有利於中國的崛起。一是俄羅斯和西方的對抗不僅日趨激烈而且將長期化。戰場主要在烏克蘭和敘利亞。除非西方放棄烏克蘭或者以反恐名義轉而不反對阿薩德政權。但這顯然都是政治不可能的。二是極端伊斯蘭勢力在全球迅速擴張，矛頭直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三是西方深度介入的國家正處於失序狀態，但又不可能像對待過去殖民地一樣一走了之。這主要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以及也門。美國在伊拉克撤軍的後果就是伊斯蘭國家的壯大，美國也即將撤離阿富汗，其結果也將是塔利班的捲土重來，到時都將逼迫想脫身的美國再度重返。利比亞和也門既有陷入極端伊斯蘭勢力之手的危險，也有出現大規模人道災難的可能，任何一種結局，都使得西方不能袖手旁觀。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切亂局中，還不排除另一個9·11性質的事情再度發生。
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國自身的問題還未找到解決之道，其歷史性的衰落難以改變。
經濟上看，雖然美國經濟已經開始復蘇，但藉貸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沒有改變，寅吃卯糧肯定無法持續。今天美國的國家債務佔GDP的總量已經超過100%，換成其他國家如希臘早就破產。但正如2006年就成功預言了美國經濟危機的經濟學者彼德·希夫所下的結論：當世人對美元不再有信心而要求回購自己的財產之時，即美元的清算日，美國就會崩潰。這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何以美國如此懼怕其他貨幣包括人民幣取代美元的地位。
政治上看，美國的製度日益退化。當初美國的製度設計是發生在前工業化時期，到現在兩百多年了，美國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了，但它的政治制度並沒有多少改變。現今的製度已經越來越制約美國的發展。
縱觀人類歷史，任何制度產生之後，都會有退化現象。美國主要體現在一是金錢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帶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黨利益高於一切，政黨惡鬥成為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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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遏制、干擾中國崛起的角度，美國的第一張牌就是亞洲盟國。包括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以及由於領土爭端而向美國靠攏的越南。所以，世人非常容易理解何以近年來在東海、南海突起爭端。
美國的第二張牌則是經濟牌，包括公開反對中國推動成立的亞投行、力推排除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以及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施壓人民幣升值，試圖重演日本“廣場協定”一幕。美國數年拒絕提高中國在IMF的投票權也是這種心態和戰略的反應。
第三張牌則是台灣、達賴流亡集團、熱比婭為代表的分裂勢力等。雖然這些牌的功效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干擾作用。
從徹底擊敗中國的角度，則是價值觀之戰，也就是冷戰後俗稱的顏色革命，這是釜底抽薪之舉。其做法一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令中國自我解體，不戰而潰；一是全力向中國知識精英滲透西方的價值觀。
從目前看，目睹蘇聯解體悲劇、成功走出一條適合自己國情道路的中共已經吸取了蘇共的教訓，西方唯一的著力點就是利用中國可能出現的失誤，以自己影響和支持的知識分子為工具，達到顏色革命的目的。如果說過去知識界自由派僅僅是某種信仰的話，現在則至少客觀上成為美國和中國進行戰略利益博弈的工具。當然，十八大以後新一屆領導集體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回應，包括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意識形態上旗幟鮮明的亮劍，有效地改變了過去被動和混亂的局面。
對於中國而言，在戰略上應該明白，在知已知彼的今天，韜光養晦不僅無效也無可能。2009年美國的“亞太轉移”戰略已經挑明。中國過去示弱以圖未來的策略對西方已經行不通，只能直面這場對決。那麼這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兩強碰撞，誰將笑到最後？
對於中國而言，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是要繼續促進經濟發展，成功轉型。道理都明白，實力取決於發展，穩定也取決於發展，解決問題也取決於發展，最終決定勝敗的還是自已的表現。當年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曾深有感觸地說：“百姓對一個制度好壞的感受來自於能從超市買到什麼”。二是要繼續有效地回應民意。十八大以來，反腐、整軍、治吏、深化改革、變革計劃生育政策、完善大病醫保、及時處理各種突發災難及事故，已是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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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升級：南海朝鮮局勢緊張只是美國的第一張牌2016.2.5 觀察者網
2016剛至，中美已經在南海、朝鮮問題上兩度交手。美國軍艦來到沒有多少主權爭議的西沙群島，提升了中美在此領域對抗的烈度。而在朝鮮問題上壓中國經濟制裁則是一箭數雕：中國如果聽從，則破壞中朝關係，而且朝鮮有可能不穩定，中國作為鄰國，首當其衝；中國如果拒絕，則破壞中韓關係，美國在東亞由於日韓矛盾造成的（針對中國的）缺口將會被填補。
自從尼克松訪問中國以來，中美關係一向起起伏伏，但今天的波瀾已經和過去有了質的不同。因為今天中國已經取代歷史上的蘇聯和日本，成為全球老二。二戰以後的歷史已經表明，美國對於“第二”這個挑戰者向來是格外關照，不管雙方的製度是否相同。所以，今天中美兩國已經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不同於過去具體的、局部的摩擦，比如最惠國待遇、人權等等，而是國家最根本的戰略利益博弈期：雙方爭奪誰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雙方爭奪的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它所賦予的世界領導權，當然這自然也包括誰是最後的世界貨幣。
客觀而言，儒家中國傳統上就是一個內向的、非擴張性的民族，中國也沒有挑戰任何國家的主觀故意。但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迅速發展，必然導致擠出效應和替代效應。比如，過去西方統治世界依靠的是對資本、工業產品、原材料定價權的壟斷。中國崛起後，這三個壟斷紛紛打破，這自然動搖了西方的統治基礎。站在西方立場來看，中國自然是威脅。所以中美雙方在這個級別的博弈不存在雙贏。要么中國如同當年的蘇聯和日本敗下陣來，要么美國是第二個英國，交出世界領導權。因此，在中國進入崛起最後一公里的十到二十年間，將面臨美國的全面戰略挑戰。不僅中國，人類歷史也隨之進入一個驚心動魄的、難以預測的大時代。
由於中美都是核大國，這基本就排除了雙方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更何況還有時時枕戈以待、希望火中取栗的俄羅斯。
其次，由於中美雙方巨大的經濟利益以及某種金融“恐怖平衡”——中國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雙方也不太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經濟戰爭。這和美國藉口烏克蘭危機而製裁俄羅斯完全不同。
所以，中美雙方的戰略博弈將完全不同於此前的人類歷史。然而刀光劍影更勝真槍實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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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媒：“賢能政治”令中國強大 2015-05-05 環球時報
韓國《中央日報》5月4日文章，原題：韓國總理不堪史，窺探中國的賢能政治筆者曾採訪甘肅省蘭州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李西新，他是清華大學博士畢業生，是學識與能力俱佳的人才。筆者問他為何不在中央部門就職，卻跑到偏遠地區苦幹？他的回答是：我們黨的用人培養方式就是先在地方磨煉、積累經驗，而後再走向中央。
確實如此。胡錦濤30多歲開始先後在甘肅、貴州、西藏等地工作;習近平主席年輕時從基層幹部做起，先後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他曾就職過的這些地方所管轄的人口加起來約為1.5億，相當於一定規模國家的人口數量。可以說習在擔任國家主席前，已經歷並積累了一些“治國”經驗。
要成為中國國家領導班子成員，必須在每次晉升時通過嚴格的考核與審查。該過程的執行機構中組部，是管理8000萬中共黨員幹部的龐大人力資源組織，周密而不動聲色地進行管理。優秀人才會被送到黨校接受教育，將晉升要職的干部會被派到地方“掛職”2到3年，因為只有了解地方實情，才能製定出實效性高的政策。
“中國為何如此強大？”對這一問題，在清華大學教政治學的加拿大籍教授貝淡寧認為，答案在於共產黨的人才運用體系，即挖掘能力出眾的人才並將其培養成為國家領導人的用人體系。貝淡寧將其稱為“賢能政治”，他認為這種制度有利於挖掘出道德(賢)與實力(能)兼備的人才。
這是一黨專政國家才有的特徵。與通過競選決定國家領導班子的西方不同，中國祇能通過不斷的內部自我革新來維持體制。這當然也有些弊端。即便如此，之所以要看看中國的“賢能政治”，是因為韓國目前的政治體系運轉不很順暢。相繼有兩名總理辭職、3名候選人落馬，堪稱“總理不堪史”。這令人不由懷疑，“聽證會”這種民主制度真能選出德才兼備的人才嗎？▲(作者為《中央日報》中國研究所所長韓友德，金惠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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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年，大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新新加坡，新新新加坡，蒙古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總量首次與美國持平。當年全球GDP排行為1大中華，美國，3日本，4大朝鮮民國，5，德國，6法國，7印度，8英國。
2034年，中國主導建立亞洲共同體，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成功登陸火星。美軍撤離日本，日美安保條約失效。
2035年，大朝鮮民國正式全面啟用漢字書寫，要求利用10年時間恢復漢字與朝鮮文書寫系統並用。同年，日本限制假名和英語詞彙的過量使用。規定有漢源詞的詞語一律使用漢字書寫。同時日本人姓名中，不得出現假名。
2036年，越南正式啟用簡體中文作為書寫系統，朝鮮，日本也開始引進中國的簡體字，保證本國漢字與中國漢字的一致。同年，全世界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3億。
2037年，中國出台新移民法，嚴格限制外來移民和偷渡者。
2038年，亞洲共同體把人民幣作為通用貨幣。日元匯率與人民幣掛鉤。以西方世界主導的經濟秩序正式崩潰。
2040年，東方世界的財富超過西方世界，全球GDP排行為1大中華地區2歐盟3北美（美國加拿大）4日本，5大朝鮮民國，6印度。中國人均GDP，達到200000人民幣，成為發達國家。
回應
遠離現實不切實際及以小人之心妒君子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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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媒體預測中國未來30年，驚呆了！可能？
2016年，中日韓-東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成功發射載人登月航天器。首名中國女航天員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登上月球的中國人。
2017年，中國宣佈建成科技創新型國家，中國產業升級初步完成，中國企業的生產線更多的設立在非洲，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中國本土製造比例逐漸下降。
2018年，龍芯處理器佔領國際CPU超過10%市場份額，中國國產汽車大量佔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中國國內汽車擁有率達到20%，個人移動終端擁有率超過80%，全部位居世界第一。
2019年，朝鮮韓國結成自由經濟體，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7位。當年全球GDP排行為1美國，2中國，3日本，4德國，5英國，6法國，7朝鮮韓國經濟體，8意大利，9印度。
2020年，中國海軍在東海與日本自衛隊發生小規模衝突，中國海軍隨即佔領釣魚島。最終中日談判解決爭端，日本承認釣魚島屬於中國，中國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島之主權。
2021年，一種以學習中華禮儀，復興中華文化為目的的仿古私塾在民間興起。以往的英語，鋼琴，芭蕾，素描等等培訓機構逐漸被冷落。
2022年，中國宣布啟動反分裂國家法，統一台灣。中國政府在台灣推行一國兩制，台灣體制維持不變，但是取消台灣軍權，收編為中國人民軍。
2023年，中國大型空間站建成。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初步完成，從此，伽利略，GPS在中國成為純民用，軍用全部採用北斗系統。
2024年，中國第三個航母編隊建成。活動區域，南海。中國初步借鑒台灣經
2026年，俄羅斯遠東的中國移民首次超過俄羅斯族，成為半中國化地區。俄羅斯人口繼續衰退，經濟影響力甚微，使得俄羅斯對遠東心有餘而力不足。
2027年，朝鮮經過多年改革開放，各方面體制與中國無異，加之中國對朝鮮的扶持，朝鮮人均GDP達到韓國的60%。朝鮮半島開始統一談判。
2029年，馬來西亞華人獨立建國，國號新新加坡。印尼華人開始獨立運動。
2030年，中國政府表示支持印尼華人的民主要求，認為當地華人有人民自決的權利，中國本著人權大於主權的原則，派出2只航母編隊和10萬陸軍進發印尼。2031年，經過幾個月的戰鬥，印尼華人成功建國，國號，新新新加坡。國防暫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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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陽講的天下體系我還是頗為贊同的，而且我認為在歷史中它不僅是所謂的理論體系，是部分實現的，比如漢唐宋明清，之所以說它是實現的，因為這樣一種所謂的天下體系和西方的帝國有很大的區別，所以我老講後帝國的概念，帝國在中國祇有像秦是帝國的概念，因為它是通過掠奪別人來補充自己，後帝國概念講的就是這套天下體系，天下體系的核心我覺得是它不僅有一個最高的權威，關鍵在於這個權威是道德最高尚的，皇天污清，唯德是從，誰道德最高尚，誰就有天命，就去當所謂的天子，它以這個為核心來覆蓋整個天下，那麼我覺得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導致了就是說：第一，這樣的帝國它不以掠奪別人為它的基本生存方式，它是在它的帝國范圍內比較恰當地運用資源，正是因為它在它能控制的境內，它能夠有一些仁政，這個邏輯導致的是後帝國內部的強盛，還有就是它不對外進行擴張，不去掠奪別人，這樣看來，雖然短期沒有更多的多餘資源，但從長期看，它不會結怨周邊民族，一旦它崩潰或者衰落以後，它不會遭到羅馬帝國衰落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周邊的蠻族一起把它滅掉了，從此再也沒有第二個羅馬帝國，看宋明清的邏輯，即使這個王朝完蛋了，但是這個形式是存在的，所以漢唐宋明清一直延續到近代，只是到了近代碰到西方的挑戰，我覺得這一點是需要強調的，但我順便也說一下，西方的挑戰之所以成功，它是囚徒困境，因為這種後帝國強調的是和平手段，不強調戰爭手段，而戰國恰恰是通過戰爭進行競爭，它肯定在武器上要優於後帝國，這恰恰是文明的囚徒困境，並不能說明後帝國的模式是錯誤的，恰恰是人類碰到了問題。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73422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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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體系：國際秩序重建 2015-09-29
譯者序：大國關係仍然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政治，但是，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無形的交換契約，一些國家靠大國庇護而減少自身的防禦投入，大國也會因此獲得一些國際權威，建立國際秩序。（關係型）權威作為自變量而等級製作為因變量，權威的大小決定了等級程度的高低。
英文版序：在薩達姆侯賽因倒台後，美國食言，伊拉克沒有實現穩定。美國沒有在該地區，甚至更廣泛地將沒有在全世界建立秩序。因此，為了誘使他國接受規則，主導國必須誠實可信，有限地使用其權威。美國在遭到國際社會反對的情況下依然發動戰爭，打破了原有用來自縛手腳的約束，而且違反了僅在正當權威範圍內採取行動的承諾。
中文版序：隨著中國成為一個全球大國，它在世界政治中面臨著獲取更大權威的新機遇。中國有著悠久的國際等級制歷史。實際上，在長遠的歷史長河中，國家顳部等級制歷經興衰，當皇帝的中央權威在類似於戰國時期式微時，這種內部等級制不時地接近於國際關係中的無政府狀態。不過，等級制不斷反復出且卓有成效，從而導致今天的中國仍被認為是一個單一行為體國家。同樣，中國有時也對亞洲其他國家行使比較有限的權威，而且有時甚至建立了比較廣泛的等級體系。
如果中國選擇尋求對這些國家建立類似（美國）的權威，它必須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一攬子政策和領導能力，並接受對其想方設法確立的任何權威進行更加嚴格的約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競標中擊敗美國。倘若中美任何一國想要在亞洲尋求一種排他性的權威範圍，那麼存在於這兩個新的超級大國關係中的危險性將會上升至極致……美甦之間冷戰的爆發，至少部分是它們在西歐和東歐爭奪專屬勢力範圍的結果。
盛洪評趙汀陽“天下體系：
我有一篇文章叫《新帝國主義》，講的是美國，其實它的邏輯基本差不多，只不過它的掠奪形式不同而已，但道理是一樣的，都是通過外部的資源來供你，就是吸別人的血來供你，這件事情是一致的，所以西方的主導社會沒有走出戰國-帝國-帝國崩潰-戰國這樣一個循環，而更嚴重的是我們現在的武器已經走到了核武器階段，你再搞個戰國，再去打仗，結果可能就甚至不會再有帝國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把這個問題當作現實的問題去考慮，中國為什麼現在有更多的人這麼關注。我覺得這是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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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億年前中國真是“中央王國”
英國科學家和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2015-09-21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發表研究報告，稱中國是字面意義上的中央王國。研究人員利用地質數據重建18億年前的Nuna超大陸，發現華北古岩石與西伯利亞克西南的部分岩石在同一時期經歷了近乎相同的演化歷史。
西伯利亞（下圖4）、東歐和北美古陸塊（下圖1）共同構成Nuna超大陸的核心，此前的研究因為難以確定華北古陸（下圖5）的位置而將其置於超大陸的周緣位置，最新研究通過地質證據將華北和西伯利亞古陸相連，因此在重建的Nuna超大陸中，華北古陸將處於Nuna超大陸的中間位置。
重建超大陸的關鍵方法是比較地質結構類似的穿刺點或克拉通（大陸地殼上長期穩定的構造單元）之間的診斷帶。
古元古代(Paleoproterozoic,符號PP)是地質年代中的一個代，開始於同位素年齡2500Ma（約25億年前)，結束於1600Ma。古元古代期間藍藻、細菌繁盛。
25億年前，古老的微陸塊以規模較小的板塊構造形式拼合成超大陸，而在18億年前，超大陸受古地幔柱構造的影響再裂解成不同的陸塊。華北克拉通在約2500Ma太古宙結束時已基本形成，在2300Ma之前處於相對穩定的構造環境。
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5_09_24_3354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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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推薦序】交換模式與生產模式之辨∕萬毓澤
第一章 何謂「黑格爾的倒轉」
1.為什麼要批判黑格爾
2.馬克思的黑格爾批判之盲點
3.生產模式論的極限
4.交換模式的導入
5.社會構成體與交換模式
6.前後的倒轉
7.來自未來的回歸
第二章 世界史之中的定居（定住）革命
1.遊動狩獵採集民
2.定居的困難
3.互酬性的原理
4.定居革命
5.互酬制的起源
6.遊動性的兩種類型
第三章 專制國家與帝國
1.國家的起源
2.恐懼脅迫下的契約
3.帝國的原理
4.專制國家與帝國
5.帝國與帝國主義
6.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
7.歐洲與帝國
第四章 東亞的帝國
1.秦帝國
2.漢帝國
3.隋唐帝國
4.遊牧民的帝國
5.蒙古帝國
6.蒙古帝國以後
第五章 近世的帝國與其沒落
1.俄羅斯、鄂圖曼、蒙兀兒帝國
2.帝國的衰退
3.歐洲的「世界―經濟」
4.帝國的近代化
5.奧地利、俄羅斯
6.中國
第六章 帝國與世界共和國
1.帝國與神之國
2.霸權國家
3.歷史與反覆
4.諸國聯邦
5.自然的狡智
6.自然與歷史
第七章 作為亞周邊的日本
1.周邊與亞周邊
2.大和與朝鮮
3.皇帝與天皇
4.官僚制與文字的問題
5.漢字與假名
6.日本的封建制
7.什麼是德川體制？
8.明治維新之後
另詳參【圖博館】：美善的《帝國》《亞洲歷史》《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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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
作者： 柄谷行人 心靈工坊出版 2015
內容簡介
近年來，各地革命與政治運動蜂起，但仍無法打破「資本―國族―國家」的牢固體系。世人中，已覺醒全球局勢並未跳脫此體系者少，誤以為歷史正在前進者多。此外批判席捲全球的新帝國主義時，若將矛頭指向特定國家，亦是時代的誤識，無法超越「資本―國族―國家」三位一體的終極結構。
到底我們該如何消解霸權的競逐，實踐全球的和平共處模式？柄谷行人延續《世界史的結構》中對國家、國族與資本的深刻思考，在本書中，構想建立更大區域的和平共同體的可能。他提出大膽構想：回復「帝國」。這不是回復傳統帝國的框架，更不是為當代特定經濟霸權背書。
我們必須「揚棄」帝國，才能在較高的層次上，回復過去被視為前近代而遭到否定的事物，藉此超越近代國家的界線，掙脫「資本―國族―國家」的結構，邁向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國。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0-）
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及文學評論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2006年退休。
柄谷行人出身學運世代，1960年代就參加反安保運動。1969年以討論夏目漱石的〈意識與自然〉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賞。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來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之理念，2000年曾組織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的生產與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怪獸，近10年來更積極參與反核。日本311地震之後，他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並親上街頭遊行。
柄谷行人至今已出版著述30餘種，代表作有《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以上五書由心靈工坊出版）、《邁向世界共和國》（臺灣商務出版）、《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斯》、《歷史與反覆》、《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作為隱喻的建築》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於2004年由岩波書店出版。
阿楨
深度：淺談美國在伊拉克的失敗及中國對此的反思2014-7-7 觀察者網
中東向來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佔有特殊地位；美國的中東政策，也會對其戰略佈局和全球權力均衡產生深遠影響。在“9•11事件”後，美國積極干預中東事務。小布希總統時代，美軍在中東以反恐為名號進行軍事干涉，在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幫助建立了新政府；奧巴馬總統時代，美國淡化了直接軍事干預的強硬色彩，更多使用支持當地反對派、推廣西方民主等“巧實力”手腕影響中東局勢。這些措施在反恐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中凸顯了美國的政治影響力。
然而近期的一系列中東亂象似乎也指出，美國新世紀兩任總統的中東政策也存在一定問題。這從其伊拉克政策中即可一窺端倪。
究其原因，小布希時期的軍事干涉和奧巴馬時期定位不明確的政策調整，都造成了伊拉克目前的混亂局面。
布希時代
小布希的執政，特別是第一任期的執政，與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思潮密不可分。相比起前任克林頓總統，小布希不僅沒有趕上美國經濟的繁榮時期，而且上臺初期就遭遇“9•11”恐怖襲擊。
新保守主義的外交觀以“美國例外論”為基礎，該理論認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典範，美國具有向外推廣其制度的歷史責任，因此格外強調通過包括軍事在內的手段干涉國際與他國政治。
伊拉克戰爭是新保守主義“大中東”戰略佈局的關鍵，也是其外交實踐的一個縮影：借著恐怖襲擊帶來的高支持率，小布希政府先後在阿富汗、伊拉克發動了兩場戰爭美軍對薩達姆政權作戰的初始理由是“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與本•拉登勾結”等，其可信度至今存疑；然而就在充滿爭議的情況下，美國繞開聯合國安理會，與少數盟友單邊發起了伊拉克戰爭，並在當地建立民選的新政府。在“大中東”戰略中，伊拉克將作為美式民主的範本，在中東地區起到示範效應，進而在全區內推廣“民主”，獲得支持。
然而事與願違的是，這場爭議重重的戰爭不僅耗費了高昂的財力和人力，也帶來了不利於美國的地緣政治影響：
首先，美軍進行戰爭和維持戰後秩序的成本十分昂貴。美國國會報告稱，從2003年到2008年間，美軍在伊拉克已經花費6480億美元，接近越南戰爭的總投入。美軍在伊拉克犧牲了近9000名士兵，而當地人的傷亡更是超過60萬。
版主回應
必須承認，這次戰爭的人員傷亡與相對軍費(占GDP比率)都小於當年的越南戰爭，而美國也憑藉戰爭獲得了一定收益；然而伊拉克戰爭造成大量的美軍、平民傷亡，連同虐囚醜聞與戰爭理由存疑等因素，對美國的國際聲譽造成了惡劣影響。
其次，伊朗在伊拉克戰爭中獲益甚豐，攪亂了美國的中東佈局：
(1)其主要對手伊拉克陷入政治動盪，強人領袖薩達姆倒臺，新政府的重建工作困難重重，而伊朗借機擴大了地區影響力。
(2)伊拉克有54.5%的穆斯林屬於什葉派，而美國推翻了遜尼派的薩達姆政權，舉行民主選舉，這些都有利於什葉派贏得伊拉克；同屬什葉派的伊朗，也借此機會加大了對伊拉克政治的影響力。
(3)由於海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抬高了油價，伊朗從油氣出口中賺取了更為豐厚的利潤，也借此改善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4)再者，美國在伊拉克贏得了戰術勝利，卻不得不承受身陷戰爭泥沼、國力相對下降的全球戰略失分。
奧巴馬時代
奧巴馬總統上臺後，致力於擺脫布希時期兩場戰爭的負擔，並將戰略重心調整至亞太。他將布希的“反恐戰爭”改為“反恐行動”，有意降低其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重要性，同時堅定地執行從伊拉克、阿富汗撤出美軍的計畫。
然而面對最近的亂象，奧巴馬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仍然備受質疑。美軍逐漸弱化的軍事存在，可能給伊拉克的極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總體來看，奧巴馬的伊拉克政策意圖明確，他急於兌現競選時的撤軍許諾，以抽調力量實施其亞太戰略。然而美國政府對中東在其全球戰略中的定位卻失之模糊。即使美國逐漸達到能源自給、不再依靠中東石油，沙特等中東盟友仍然有著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中東穩定也與美國的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為了鎮壓宗教極端勢力和敵對勢力，美國需要維護該地區的穩定，而這與小布希時期開始、奧巴馬加以延續的中東民主化互相矛盾。當“阿拉伯之春”在中東、北非興起，美國為了推廣其價值觀外交、施展巧實力，以及推高油價等經濟考慮，或明或暗地支援該地區各國的反政府活動，美國一些盟友也參與其中。然而當地區暴力衝突愈演愈烈，美國及其盟友也進退維谷，不想干預、卻又不得不被牽涉其中。
美國外交的問題
美國最近兩任總統處理伊拉克局勢時的問題，有其內閣班子的決策失誤，也有美國外交的一貫局限性。總體而言，美國國內實行民主政治、國際奉行霸權的政治傾向使得其戰略佈局時常遭遇不可控的挑戰。
國際方面，美國善於利用制度框架，推進國際合作和長期戰略佈局，然而其短期考慮卻是當國際制度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美國政府往往優先後者。儘管克拉斯納等著名制度主義學者主張，霸主國應服從國際機制、犧牲無視國際法“貪便宜”的短期利益、從穩定的國際體系長期獲利，美國的保守派卻認為，美國完善的國內法優於混亂的國際法，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因此優於其主導國際秩序的整體利益。如果國際框架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衝突，那麼該框架就是不合法的。
這導致美國的長期考慮和短期相衝突。華盛頓的外交決策者精于戰術手腕，然而有時也缺乏大局觀之嫌，一個主要表現就是扶持恐怖分子。與ISIS關係密切的兩大勢力中，“基地”組織來自蘇聯入侵阿富汗時受到英美支持的阿富汗義勇軍，“救國陣線”則是受到西方支持的敘利亞反對派武裝。這種飲鴆止渴式的對外干涉，時常會留下未來外交的隱患。
此外，美國在雙邊合作中也尋求不平等的合作關係。雖然美國在中東地區擁有眾多盟國，它卻未能避免中東地區愈演愈烈的民族、教派衝突，有時甚至為了推高油價而縱容、加劇該地區衝突。對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去年11月訪美時提出的武器支援請求，美國方面也未予理會，坐視ISIS於今年1月宣佈“建國”並逐漸做大。
同時，美國國內的政治鬥爭也會掣肘其戰略佈局；在人所熟知的國會—政府博弈之外，政府內部的幾股不同聲音也左右著美國外交的走向。
綜上所述，美國在“9•11”後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價；雖然奧巴馬致力於彌補戰爭的失誤，然而卻不得不面對美國撤軍後的權力真空，其挑起中東民族紛爭的短視外交也使得美國進退兩難。在這十餘年中，美國始終保持著世界員警的獨霸地位，美軍贏得了所有正面交戰的勝利，美國也在中東展現出了強大的政治文化影響力，然而這些都難以掩蓋世界頭號強國的戰略損失。近年來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實力逐漸增強，呼籲施展強硬手腕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如何避免無謂的衝突、避免全盤戰略上的失誤，也是我國政府在對熱點地區施加影響力時需要考慮的問題。(作者署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問題專家 金燦榮 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金君達)
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7-07/1627788968.html
阿楨
民主條件：邏輯邪40/66
說民主政治的實施要有條件者
根本沒有條件在此說三道四
民主是種普世價值之信仰
信仰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是啊！就像二戰終、德日無條件投降後，德日不需任何條件，就被民主教主美國強暴生出民主！但實際是如此嗎？瞧瞧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如何依理性專業事實戲(謔評)論如下：
1.自然環境。孟德斯鳩在《法意》認為有自然屏障的社會（如英美），因無需中權集權和備戰，故有利民主。此說顯然未必，地緣只與民主相關而已（如日本地緣似英美，但得在二戰後，才被民主教主美國強暴生出民主！）。
2.宗教。有人認為耶教信仰中的尊嚴、平等、公道、自由、和統治者需服從神的律法等有利於民主。但這些只不過是世俗的政治原則和實際政治，政教關係其實和經教關係一樣是辯證性的關聯性的。（如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間的關聯性，同一耶教信仰在中世不利民主、在近代則有利民主；同一伊斯蘭信仰在廿一世紀初美國主導的第四波民主化下、造成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
3. 現代化的社經和人格。（如德日的現代化和威權性格，在二戰前後對民主有不同的關聯性發展！）
啥是現代化的社經和人格？理性！問題是人非理性動物，理性只是用來合理化，所以後/現代化會加劇如下的非理性：
政治行為論認為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從傳統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其間因結構分化、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大眾參與的擴張、政治系統能力增強、政治組識結構化、功能專業化；都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公平的財富分配、龐大的大眾、高識字率、普及的教育和高效率的政府；開放的現代性格，所以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發展。
上述到Huntington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1968)有了決定性的轉變。杭氏研究主題是政治衰退而非政治發展。衰退之因在社會變遷太快，而政治制度發展又太慢。於是現代化（含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工業化、大眾傳播）喚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識，腐蝕了傳統政治權威和制度的根基，使建立新且合法有效的政治組識和制度，變得複雜且艱難，結果政治不安和紊亂。
杭氏論斷獲得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證實（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539465
阿楨
民主條件：邏輯邪40/66
說民主政治的實施要有條件者
根本沒有條件在此說三道四
民主是種普世價值之信仰
信仰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是啊！就像二戰終、德日無條件投降後，德日不需任何條件，就被民主教主美國強暴生出民主！但實際是如此嗎？瞧瞧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如何依理性專業事實戲(謔評)論如下：
1.自然環境。孟德斯鳩在《法意》認為有自然屏障的社會（如英美），因無需中權集權和備戰，故有利民主。此說顯然未必，地緣只與民主相關而已（如日本地緣似英美，但得在二戰後，才被民主教主美國強暴生出民主！）。
2.宗教。有人認為耶教信仰中的尊嚴、平等、公道、自由、和統治者需服從神的律法等有利於民主。但這些只不過是世俗的政治原則和實際政治，政教關係其實和經教關係一樣是辯證性的關聯性的。（如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間的關聯性，同一耶教信仰在中世不利民主、在近代則有利民主；同一伊斯蘭信仰在廿一世紀初美國主導的第四波民主化下、造成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
3. 現代化的社經和人格。（如德日的現代化和威權性格，在二戰前後對民主有不同的關聯性發展！）
啥是現代化的社經和人格？理性！問題是人非理性動物，理性只是用來合理化，所以後/現代化會加劇如下的非理性：
政治行為論認為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從傳統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其間因結構分化、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大眾參與的擴張、政治系統能力增強、政治組識結構化、功能專業化；都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公平的財富分配、龐大的大眾、高識字率、普及的教育和高效率的政府；開放的現代性格，所以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發展。
上述到Huntington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1968)有了決定性的轉變。杭氏研究主題是政治衰退而非政治發展。衰退之因在社會變遷太快，而政治制度發展又太慢。於是現代化（含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工業化、大眾傳播）喚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識，腐蝕了傳統政治權威和制度的根基，使建立新且合法有效的政治組識和制度，變得複雜且艱難，結果政治不安和紊亂。
杭氏論斷獲得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證實（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539465
阿楨
權力論：邏輯邪32/66
普世只剩一種價值：民主，權力有啥好討論的？
是嗎？那如今普世橫行地怎是：民粹！就好像福山在《歷史的終結》預言、蘇聯瓦解後全球將只剩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2010年美式資本主義所導至的全球金融危機和伊斯蘭革命，卻証實了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論》悲觀地認為不可在全球非西方尤其伊斯蘭地區推動自由民主，而只能遏制之以保護西方的民主及耶教文明。這一切皆源自人對權力邏輯邪之無知，為避免呆歹，瞧下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對權力之理性專業事實戲(謔評)論：
權力（power）、權利（right）、權威（authority）、特權（privilege）、極權（totality）等是複雜且眾說紛云的概念。
權力本指力量，故權力存在於任何存有。可是因學術分科的結果，權力成為政治學探討政治上爭取、分配和維護具有支配、命令和給予他人的一種力量。
因權力是不平等的，故權力的施展要有其強制性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司法），和與其匹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宗教、教育、規範），將權力合理化成具正當性，韋伯稱之為權威。
傅柯以其權力解構主義──權力是種話語和知識──來批判傳統將權力視為政治性及壓抑否定性，而知識則是客觀中性的。他認為權力就是種具有生產性及宰制性的知識。
就歷史而言，西方從古希羅開始便重視權力關係，並將之合法正當化成權利。反之，中國從古甚至今仍不重視權力。君不見號稱已民主自由、主權在民的台灣，為政者和知識分子還口口聲聲自稱天下為公無私無欲，並批他人爭權奪利專搞特權。殊不知，不只政客，知識分子（尤其自由派）更是憑著聲望特權爭權奪利於學官政社文化各界。
就思想而言：一、Weber將權力看成，為了達成國家、社會或個人的某一目的之一種強制性或暴力性的工具。此權力觀隱含了強制性暴力性的工具，而忽略了其強暴性和合法性的危機。二、Arendt強調在古希羅民主共和時代的市民政治、和資本主義之前的民族國家，存在著一種不以爭取個人利益或侵略他國，而是公民在自由的公共領域（論域、空間），以一種透過理性溝通去除任何國家和政府外力干涉之後，所得到結構稱為權力。三、Habermas以其溝通理論為判準，認為在理想的溝通言境中，透過理性溝通所形成的共識，此種權力本身便是目的而非工具。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242013
阿楨
雙面君王與朝貢體系
台評哈《雙面君王》哈到韓流1成為亞洲的好萊塢2了。其實《雙》片喜劇部分尚可！扳起臉當王就失史實失法理了！
談起「影視史學」3，別說韓國歷史劇4失實，就連【圖博館‧影視史學】上百部的影視也多失實！
問題是《雙》片完全顛覆了當時朝鮮史觀！
韓國要獨立於儒家中華文化圈，當然要否定當時的韓中朝貢體系5。不只如此，還要對對東亞輸出此種去中國化6觀點，雖然儒家中華文化曾是東亞的「普世價值」。
不就是「軟實力」7，重造「中國模式」8就是了！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6829182
阿楨
小談電影【光海/雙面君王】——窺探當代韓國新歷史觀認知引導
影響力：
我知道電影不能太較真。但【光海】作為一部突破1200萬觀影人次的電影。要知道韓國人口是4000萬。1200萬人次是平均每4名韓國人既有1人觀影。這樣一部影響力不可小視的電影。以歷史正劇的拍攝手段呈現。
影片大意：
而若用當代文學來分類這部電影的話。亦是“歷史架空小說”類。完全編造的劇情綁架價值觀引導成為本片重點。
簡言之。影片所借用的是光海君李琿在明萬曆四十四年消失15天的史料（明萬曆四十四年是影片中奏摺上的紀年、有待考證）。編造出光海君大病。找到與其長相一樣的假王取而代之執政。爾後做了一系列利民事件。真光海君病痊癒後。假光海君逃跑。
這本身並無不可。但重點是影片後期高潮部份所展現的歷史觀引導。如下。
歷史觀引導：
在處理朝政一幕。光海君李琿以對明朝（因滿清南下）的軍事捐助大加不滿並斥責。且給滿清寫信稱：因畏懼明朝派兩萬士兵。望金國使士兵平安。並對臣下稱：比起讓百姓生死不如死卻與明朝世代交好，百姓的生命更重要。
二是在結尾處歌頌光海君李琿為“為維護百姓不惜對抗明朝的唯一一位朝鮮君王”。
要解釋這些問題就不得不提到光海君李琿及其所處的歷史背景。
光海君李琿及歷史背景：
光海君是李氏朝鮮歷史上的暴君。光海君名李琿。因萬曆朝鮮戰爭中與明軍聯合對抗日本侵略而得以積攢民心。後宣祖在壓迫下立李琿為世子。上奏明朝請求冊封。但自被立為世子到登基14年間。因光海君有其兄長臨海君。而被明廷五次以“繼統大義，長有定分，不宜僭差”拒絕。直到萬曆三十六年因明朝對抗滿清入侵而勉強冊封。因此也埋下李琿對明朝的憎恨。[1]
之後李琿殺害兄長、廢大妃等一系列行為後。[2] 在明朝對滿清的戰爭中。朝鮮朝野均主張出兵以援助有“再造之恩”（因明神宗剛幫助朝鮮打敗日本侵略）的明朝。主張大明與朝鮮之間的君臣之義。但李琿背信棄義。私通滿清。並久不出兵。[3]
最終光海君李琿被仁祖反正。以“戕兄殺敵”“幽廢嫡母”“忘恩背德”“輸款奴夷”罪名罷黜。
版主回應
影片問題分析：
1 【光海】在情節虛構上徹底歪曲李琿對明朝忘恩背德態度的緣由。
李琿因明朝五次拒絕冊封而埋下憎恨之心。從而後來在明對抗滿清時不予出兵。
而影片中是以虛構人物——一個長相像像李琿的市井民眾代替病重的真李琿暫時執政。因見到百姓慘狀而生愛民之心。從而對向明朝派援軍做出“比起讓百姓生不如死與明朝世代交好，百姓的生命更重要”的定論而持反對態度。這完全是囫圇吞棗式的轉變了李琿憎恨明朝的性質。
2 歌頌對抗明朝、顛覆歷史上對李琿忘恩背德的定論
【光海】中所述的中心價值觀是歌頌光海君李琿“為維護百姓不惜對抗明朝”。
而當時的情況是在朝鮮收到3封來自明朝要求出兵支援的信函後。朝野上下提議立即出兵。只有李琿及7人反對（後來7人因壓力也轉向親明陣營）。爾後李琿屢屢拒絕出兵。甚至將傳達大明皇帝聖旨的朝鮮使臣關在漢陽城外公然拒絕接旨。此舉觸怒了朝野上下。群臣均不齒李琿背棄有“再造之恩”的大明。甚至表示寧得罪光海君也不願背棄大明。從而李琿被孤立。[4] 對李琿“不義、邪倫”的定義直到朝鮮王朝滅亡也無人提出異議。影片中對這種忘恩背德的歌頌在歷史面前完全是逆歷史之流。[5]
窺探當代韓國民族歷史認知：
如前所述。電影終歸為電影。不可較真。但由這部電影可一窺當代整個韓國民族歷史觀和價值觀的一些轉變。
在漢文化儒教思想影響下的朝鮮王朝。士大夫奉五倫為正倫。視大明天子為君為父。崇尚“業”、“義”、“正”、“道”。這種儒家價值觀成為漢文化圈中（日、韓、越）的普世價值。特別是受到明朝幫助攻打日本的李氏朝鮮。更是對綱常倫理敬重且遵守。這裡引述一點史實說明。光海君之後的仁祖也並未得到明朝承認。特別是山東登萊巡撫袁可立甚至上書要求出兵罷黜。仁宗只好派使團出海赴山東登州府求情。[6] 直到五十年後。滿清入關後康熙十五年。編寫明史時。李氏朝鮮依然害怕在中國正史中留下朝鮮王統違背綱常倫理的不良記載。特意派專使求情。訴說袁可立罪狀。請求編寫明史時改寫政變記載。[7]
從此可見朝鮮對儒家價值觀的尊崇和重視。朝鮮稱滿清為“蠻夷”。這一稱呼即代表自身並非蠻夷之列。而為大明藩邦。而在明朝滅亡後自稱奉明朝衣缽的“小中華”。並背著滿清偷偷祭祀明神宋三百餘年。[8] 從【光海】裡可看出（服飾禮儀上相對還算考究）滿朝文武自王至臣子皆著大明衣冠（在上世紀初日本殖民朝鮮扶植皇帝之前朝鮮沒有皇帝只有王）。
就是在這樣一種漢文化作為根基下的韓國。上世紀中期開始卻在進行去漢化運動。之前的一些文章裡已多次提及不再展開說。就這部電影而論。一對比即可看出當代韓國民族意識的某些端倪。開始為歷史上聲名狼藉的光海君進行平反甚至歌頌。這樣對一個在儒家道德倫理裡被定性的君王的歌頌。不僅僅是刨除中國在其歷史上的影響。而是當代衡量標準的變化。而是對儒家道德標準作為根基的漢文化的剔除和否定。以中華綱常倫理為普世價值的衡量體系被動搖。
【光海】中所作的對“比起讓百姓生不如死的世代交好”這樣的價值觀引導成為當代經濟發達的韓國社會主流思想。想盡最大力度擺脫中國在其歷史中的政經文化等各方面強大的影響。中韓之間的關係是超越日本的更根深蒂固的漢文化圈的關係。簡單的說就是共同的儒家價值觀體系。為擺脫這一束縛而將其淺化為國與國之間、利益與利益之間的關係。虛化文化上最根本的影響。以此建立在與中國國與國、利益與利益之上的新史觀。構成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獨立於漢文化之外的獨立國家的歷史認知。為當代飛速發展的經濟創造輔助的歷史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
這樣的刻意引導愈演愈強烈。甚至伴隨韓國電影工業的發展開始向整個亞洲輸出。
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ff8d10101c22h.html
光海君_百度百科
我們簡單翻一下舊案，倒是對如今的中朝關係、朝貢體系有一點有益的認識。對於當今時代大國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有一個比較之後的認識。 無論是古代中華的朝貢格局，核心力量，首先是經濟軍事力量。過去中國與朝鮮通過朝貢貿易使得朝鮮受到恩惠，中國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幫助朝鮮消除日本的威脅，從而對朝鮮具有一種強制的號召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通過自己的文化力量，通過綱常倫理這種中華文化圈內具有“普世價值”的核心價值觀，從而具有對屬國的文化號召力。無論明朝、清朝，只要他們具有這種基於儒家文化的價值觀，並通過經濟和軍事力量確立了當時“普世價值”下的國際秩序，那麼就會使其畏懼，使其感化，使其被牢籠其中，不得不尊奉這種價值觀下所統御的一切，這就是“軟實力” （楨：如今之美式民主！）。
http://baike.baidu.com/view/347656.htm
阿楨
李光耀警惕崛起中的大陸 2013-02-21中央社
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在一本新書中說，亞洲很多中小國家擔心可能再次淪為不得不向中國大陸進貢的附庸國。
大陸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昨天引述澳洲媒體披露，在新書「李光耀：大師論中美和世界」中，李光耀作上述表示。
李光耀指出，亞洲很多中小國家很擔憂中國大陸可能想恢復昔日的帝國地位，他們擔心可能再次淪為不得不向中國進貢的附庸國。「中國告訴我們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當我們做的事惹其不高興時，他們就會說你讓13億人民不高興了。」
李光耀認為，大陸須避免犯下德、日曾經的錯誤，「我相信中國領導人明白，若與美國展開軍備競爭就會失敗」。
他預測大陸國內生產毛額（GDP）將不可避免地超過美國，但創造力永遠無法與美匹敵，「因為中國文化不允許自由交流和思想競爭」。
此外，李光耀直指，大陸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若成了那樣的國家，中國會崩潰。」中共領導人也不會嘗試多黨制一人一票的民主體系。
李光耀經常喜歡在演講或受訪時評論他國，但由於言論有時過於直言不諱，有時則與事實或現況差距太大，往往激起鄰國和被評說國家的反感，甚至導致新加坡和他國的糾紛。
回應
不當中國附庸國就是當美國的附庸國，小國國力弱也只能這樣，台灣現在不就是美國的附庸國嗎?
把大陸土地搶回來，臺灣人就是民主大國主人
把大陸土地搶回來,大陸人仍然是主人,他們選票比較多.
多讀點歷史, 就知道是杞人憂天了。因為想要避免成為附庸國, 根本是不可能的。中外歷史上, 有哪些小國可以千年不向大國低頭? 能撐過30年就不可思議了。
李光耀跟李登輝同是老番癲
李光耀看起來像高級受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而骨子裡卻滿是傳統中國的政治手法。如學蔣介石先找個嚴家淦再傳給蔣經國一樣的使自己兒子來繼承位置，以他的專制霸道來對付反對黨，是不會比共產黨遜色的。「我相信中國領導人明白，若與美國展開軍備競爭就會失敗」。這句話充分表現出他的崇洋態度，軍備競爭是任何國家怕受鄰國威脅而不得不做的措施。新加坡如有能力大概也會學印度與巴基斯坦一樣來擴充軍備的！會不會失敗指的是戰爭失敗或是永遠趕不上美國的軍備競爭失敗？我看也未必，中國有的是人，人才加錢財說不定會贏？而自由交流和思想競爭在新加坡如牽涉到政治不也是一樣有些管制，更何況自由與思想跟軍備競爭是沒有關係的，當年希特勒等...不是個例子嗎？
版主回應
看未來10年 李光耀：全球將走入中國世紀【聯合報2013.02.20
中國大陸「央視網」報導新加坡建國總理、前內閣資政李光耀日前接受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訪問時說，全球即將走入中國世紀，未來十年，中國繼續高速成長，可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不會像日本一樣加入西方陣營。
李光耀上周五發生短暫性腦缺血（一般稱「小中風」）前受訪，經過醫師治療，已在十七日返家休養。
李光耀在之前的訪問中表示，未來十年，中國將以好幾倍、甚至更高的增速超越美國和其他西方競爭者。中國領導人很希望中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第一強國。
「為什麼不呢？他們再次覺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李光耀說，中國就是中國，不是西方的一分子。
李光耀說，中國崛起的戰略是「創造繁榮強大的未來，利用技術更高的工人，和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超越其他國家。」他說，「他們將堅持『和平崛起』的路線，在經濟和技術上爭第一。」在硬實力方面，中國領導人會聽從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
李光耀也說，他在中國問題看法上出錯的可能性大約是五分之一，「如果觀點無誤，那中美兩國將在未來幾十年展開激烈較量」。
回應
勤儉民族勝出！
事實上我覺得新加坡的一黨專政開明專制才是所有華人社會的典範.新加坡不論GDP/清廉度/競爭力/社會治安/城市建設..都是華人4地最高的.也是唯一能吸引移民的.為什麼李不肯開放民主?就是為了族群和諧.偏偏不論台灣或大陸都有族群/種族問題.台灣甚至還有統獨問題.為什麼台灣經濟最好的的時候是一黨專政時期?像台灣政黨輪替後核四停工損失千億是絕對不會在專制的中國新加坡發生.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一黨專政不必然跟腐敗劃上等號.只要有獨立肅貪機構與陽光法案司法獨立.李登輝根本不是民主先生.他民主化是為了台獨.不然也不會搞成黑金政治及撤換馬.事實上我認為台灣不應該過早民主化.至少不應該全面開放普選總統.你看看李光耀擔心的事是否在台灣全發生?台獨是假議題因為根本不可能.只是徒然虛耗空轉. 我支持新加坡中共的開明專制菁英政治.傾聽民眾意見但最後施政由政府的專家決定.台灣是民粹政治.施政要考慮選票
我相信全球經濟是將走入中國世紀,但會唾棄中國人的素質與惡習!!!
你以為台灣人是天生就守規矩嗎?小時後台灣還不是給人吃餿水油、糞坑水? 現在仍到處是農藥蔬菜"加料"食物 台北市還看得到計程車司機路上牆邊小便...國民水平都會隨著經濟起飛 逐漸進化 不是天生的...
臺灣就娘娘地繼續“反共”到地老天荒吧。。。。。。。。。。夢！
三年前，李在「邀美制中」("US must engage Asia to maintain global power")的演說中，早已提及：日、印、....台獨等仇中的「反華基本教義派」，不滿其言論與預估，情有可原。......但要證實李對亞洲形勢之觀察是錯誤的，那就得自己拿出些實在的本事吧！
幾千年來中國每幾百年就會躍為區域或全球強杈。現在中國崛起只是回到千百年來的循環中。沒啥奇怪的。明朝的艦隊遠達非洲，千百年來，中國周圍的國家，從韓國日本到非洲，那個國家變成說中文的了？西方人數百年來強大一次，世界大部分地區都變成說英法西語，西方人在怕什麼？
李光耀回應說，美國既然無法阻擋中國的發展，那就得學習去接受一個實力更強大的中國。李光耀說，「你不能阻擋中國的崛起，只有他們自己能這麼做。除非你想要向他們宣戰或是在經濟方面抑制他們的發展。然而，這麼做將適得其反。假設中國沒出問題，你們只得接受它會更加強大的事實。」
據IMF最新官方預測，按實值計算，中國經濟將在2016年超過美國，距現在只有五年時間。 據IMF預測，明年大選，無論是歐巴馬、羅穆尼、川普或其他任何人獲勝，他將是美國最後一位領導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總統。 大多數人尚未對此做好準備，甚至不知道這一天距現在是那麼近。
中國若動用武力，美國是否會介入？李光耀認為介入的可能性低，因為台灣是中國的基本核心利益，但美國視為次要利益，是有很大的不同。 台灣有自己的打算，但中國一定要台灣回歸，台灣不應獨立，沒有一個國家會支持台灣獨立，統一只是時間問題
李光耀：台獲美援也無法抗中國統一 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卻點出中美台3方的現實政治面。他認為，台灣無論得到美國援助與否，都將無法抗拒中國的統一，中國視台灣回歸為不可動搖的目標。日本、韓國、印度和整個東協，這些國家加起來都不可能對中國抗衡
最新一期《時代》雜誌以「中國世紀」為封面故事，指出中國已經成為新超強，正處於新王朝的開端 ... 沉睡的巨龍甦醒了 中國新超強美國難制衡 洗刷近代中國的一切恥辱! 拿破崙：「中國是頭睡獅，一旦驚醒將震動全世界！
台學者：文明衝突論不了解儒家
2012-12-14 旺報 記者羅印冲／綜合報導
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昨天表示：西方學者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凸顯其不了解儒家思想的精義；杭廷頓只看到中國帝王專制後的儒家思想，認定儒家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必然產生衝突，沒能真正體察孔孟學說的真義。
傅佩榮昨天受邀出席「2012兩岸人文對話：中華文化與世界和平」座談會。他認為：人類歷史沒有過真正的和平，中國也是分久合，合久分；人類文化的特色就是大放異彩，因為每個人有不同成長環境與條件，產生不同想法；最終目標是達到和諧，但能否真正達到，誰也沒有答案。
傅佩榮認為，談文化有三層次，包括：經濟與科技必要的器物，這是身體層次；規範與法律需要的制度，是心靈層次；以及涉及理想與觀念的理念，這是性靈層次。
傅佩榮說：若缺乏理念，人生就是重複而乏味，理念體現在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等領域。儒家思想核心是對自己要約束，對他人寬恕，對物質要節儉，對鬼神則要尊敬；儒家的處世目標是修己善群、成為君子聖賢，真正的孔孟思想絕非服務帝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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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預言：中國經濟 2016稱霸全球【經濟日報 2012.11.10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9日發布預測說，全球經濟勢力在未來半個世紀會出現大洗牌，中國最快將在2016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2025年前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產值合計可能超越7大工業國（G7）的總和，並在2060年前超越所有已開發國家加總。
與霍布斯邦談共產主義2012-11-11 中時 江靜玲(另參本館：《革命的年代》)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今年十月一日在倫敦辭世。
猶太裔的霍布斯邦十四歲參加共產黨，十六歲跟著叔父逃避納粹，從柏林輾轉到倫敦，在劍橋大學完成歷史學業後一直在倫敦的柏貝克大學任教，終其一生都是一位共產主義者，即使在一九九一年英國共產黨解散後，他仍堅持自己是一名獨立共產黨員，「那是我的少年夢，我想保留著它。」
中共十八大本週在北京揭幕，當年訪談中，霍布斯邦有關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有成為世界強權潛能的講述分析，再次在我腦海中迴盪，昨日重看訪談筆記，益發懷念並佩服這位史學大師。
他指出，在廿世紀中，俄共垮台，歐洲共產國家也瓦解了，中國共產黨已走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與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之初的政策大不相同，「因此，我不相信這個企圖改變社會的運動是成功的。」但是，霍布斯邦對此解析又十分清楚，他把以「工人運動」和「解放運動」為根源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與共產主義執政質變聯在一起，「當『共產主義』演變成為『政府』的那一刻開始，共產主義已完全變質了。」
霍布斯邦指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可以把「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政府」闡釋得更好，「我們應該把共產主義做為一個社會解放、民族解放，或混合兩者的解放運動，興共產主義取得政權後，嚴格區分開來。」
霍布斯邦早已預言，中國具有成為世界強權的潛能，甚至可能與美國競逐世界超強地位。在那次訪談中，他再次提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急速發展，一直到廿世紀未的表現，都令人覺得中國將會很快的邁向先進國家，「中國在廿世紀，建立了強烈的國家定位和民族主義，甚至可說，是一種強權式的民族主義，因此，我認為，中國有極大的可能在未來發展為世界主要強權。」霍布斯邦並指出，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中國人民勤奮和才能各界有目共睹，「我不相信，也不同意一些人的主張，即中國將會開始分裂的說法。」
G20綜合國力評估 中國政治文化世界第一俄羅斯綜合國力跌至第十二
朝鮮日報記者 洪永林 (2009.08.15)據G20綜合國力評估調查顯示，以100分為滿分，美國的綜合國力得到69.15分，與排名第二的中國有10分以上的差距，證明了其作為世界最強國的實力。美國在13個具體測評領域中有7個（國防、經濟、科技、教育、信息、外交、宏觀變化應對能力）排名第一，在綜合國力硬件和軟件能力方面均處於優勢。
中國在政治實力、文化實力、社會資本實力等3個軟件領域排名第一，綜合國力排名世界第二。而最有趣的是，實行共產黨一黨獨裁體制的中國，政治能力竟然排在世界第一位。
國力研究組評價說：“統治13億中國人的政治領導人事先排好次序，權力系統在沒有極端對立或報復的情況下持續了30多年，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力量。”但研究組指出：“中國在環境管理水平和國政管理水平方面排在靠後的第十八位，預計今後在環境問題上可能會與發達國家不斷產生摩擦，或對國力因素的推進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另外，研究組還表示，中國的文化實力獲評世界第一，這得益於其創作產品出口額高達美國的兩倍，但有必要考慮到出口額當中可能含許多中國產的低價文化產品。
綜合國力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依次為：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意大利和西班牙。其中，大多數國家的軟實力比硬實力佔優，或兩方面實力保持均衡。只有日本，軟實力（第八位）遠遠落後於硬實力（第三位）。中國也是硬實力（第二位）和軟實力（第七位）間的差距較大。這說明這兩個國家的國力在結構方面具有脆弱性。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9/08/15/20090815000005.html
另參本館：中國崛起 G20 vs G7 G2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中共十七大 民主形式萬歲 《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
阿楨
林中斌：中國欲不動武主宰東亞2011-12-08 中央社
奧地利「標準報」（Der Standard）記者最近在台北專訪林中斌。今天在國際版刊出記者與林中斌的對談內容。
針對最近美國與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緊張關係，林中斌認為，看這個問題，要考慮到4項重點。
第一，強硬的外交經常是為了向國內交代，2012年歐巴馬總統要尋求連任，而中國領導階層也將更迭。
第二，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鄰國，包括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或新加坡，都不是出於自願成為美國的盟友，而是基於自保。
第三，美國不僅有經濟問題，政治也陷入僵局，所以，美國的軍事支出會大幅削減。也因此，可能無法維持在太平洋地區的強勢地位。
第四，北京有一套細密的大戰略，有一部分可追溯到鄧小平。這一點常被忽略。鄧小平說過：「我們和美國人交涉立場非常強硬，但絕不會斷絕關係」。這正是北京目前的做法。它的戰略其他部分就是主宰全東亞不必用軍事手段。中國並沒有意圖超出這個範圍。
他指出，北京打算藉由經濟、外交、心理、文化及傳媒等非軍事手段達到目的。武力則是這個戰略的支柱。中共人民解放軍的信條為：「隨時作好準備，但是儘可能不必動用。」這個觀念和一百年前美國羅斯褔總統提出的概念相似。羅斯褔的說法：「口氣要軟，不過要隨身帶根大棒，這樣就萬無一失。」
關於美國遏阻中國的戰略能否收效的問題，林中斌的看法是：就長期來看，未必有效；然而，仍是可以運用的手段，在未來的談判桌上可以挫大陸的銳氣。
他強調不能錯誤地低估美國。當下的美國不同於以往，已有能力自省和自我批評。這一點也挽救了美國。雖然可能不再是第一大國，卻仍然是一個被信賴的外交強權。
解讀一些中國軍事將領的武嚇作勢，林中斌說，中國軍方將領有分工，有些負責對外武嚇，有些負責策劃。一些常耀武揚威的將領，從一星升到兩星軍階後，立即封口。
根據他的分析，中國解放軍早已是被拔了利齒的老虎。當年鄧小平僅晉升17位三星上將，江澤民時期卻有79位。被封官削權的將領們對內張口無牙，只能對外舞爪。
他同意「標準報」記者的看法：中國海軍在太平洋實施演習是對外武嚇。不過，他也提醒，在中國的戰略傳統，關鍵在於不讓對手看清虛實，並非威懾。西方國家會盡可能展現自己的實力。對中國而言，卻無此必要。他特別引述中國古代哲人老子所言：「邦利器不可以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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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為何沒有陽剛之氣 2012/07/27泰國世界日報社論
中國外交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這個考驗不但是因為世界強權美國的圍堵和挑戰，更重要的還是中國在外交上的指導思想和外交行動力，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詬病。就以日前發生的俄羅斯軍艦砲轟中國漁船，導致中國移民掉海失蹤的案件來看，中國外交部的軟弱對應，引發了國內外華人的憤慨和不滿。不僅如此，就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的兩三天內，中國不顧敘利亞獨裁者阿塞德統治搖搖欲墜的現實，依然追隨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下了反對制裁的票，令人相當錯愕。中國外交的邏輯到底何在？實在令人無法理解。人們不僅發問，既然北京強調與俄羅斯攜手抗衡美國和西方的圍堵，俄羅斯總統普亭也高聲稱讚俄中關係是「帆與風」的關係，為何俄羅斯敢於為了自己的漁業利益，可以悍然向中國人開砲？而中方的回應竟然如此軟弱？難道中國外交已經得了軟骨病，不到遭到周邊小國如菲律賓、越南的肆意挑戰，也遭到日本的一系列挑釁，如今連所謂的「盟友」俄羅斯都可以隨意欺負中國，而中國竟然束手無策？
回顧歷史，中國在百年前，因為積貧積弱，所以受到外交列強的欺凌，簽下了無數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款，賠出了難以數計的人民血汗錢，那是因為「弱國無外交」。如今的中國，號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擁有核子武器，也是外太空俱樂部的新貴，但在目前遭遇的種種外交挑戰前，表現出來的還是唯唯諾諾，色厲內荏，非但沒有強國的本色，根本就是弱國的「謹小慎微」。理由何在？是領導無能，還是實力不夠？是害怕別人說「中國威脅」，還是心理上懼戰，在精神上宛如遭遇閹割？
仔細分析，中國外交的「軟弱」，有這樣幾個表面因素。 第一，外交上沒有原則，也沒有作為，而是害怕出事，期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第二，軍隊腐敗問題嚴重，對軍隊的戰鬥素質沒有把握，無法做到「戰之即來，來自能勝」。第三，決策階層已經變成利益階層，擔心戰事會打亂既得利益集團的小算盤。有人開玩笑說，美國通過秘密渠道警告中方領導層，如果中國在南海釣魚島等出兵動武，華盛頓就公布決策階層家人在西方銀行的存款表和資產表，讓他們吃不了兜著走。
但是，透過表面看本質，中國的軟弱外交，還不在於軍事實力和軍事裝備的欠缺，也不在於是否擔心對外能否打仗，能否打贏。其實，中國在外交上的軟弱，在深層處體現了中國決策層對內沒有信心。因為他們知道，今天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已經降到歷史的低點，而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模式，已經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社會對執政者的巨大不滿，社會矛盾幾乎要達到沸點的程度。一旦對外發生軍事衝突，就可能點燃遍布社會內部的大小「雷區」，造成中國社會的大動盪，直接導致執政黨的垮台。於是，他們對於外國對自己領土主權乃至公民生命的挑戰和傷害，都採取搖擺姿態，卻無所作為的對應方式，以至於讓一些國家「欺負到頭上來了」。舉例而言，除了上述俄羅斯砲擊中國漁船之外，日本在釣魚島挑戰北京，結果是日方召回駐華大使表示抗議，中方卻難以有任何實質的反應，出現了北京繼續封鎖自己的民眾從福建、香港出海去釣魚島宣示主權，而是由台灣的民眾拿著五星紅旗前往相關海域保釣。
由此可見，中國要在外交上硬起來，不是靠「神九上天」和瓦良格號航母巡弋，而是要在內政上先硬起來，讓人民認同其執政的合法性，信任政府的決策，明白一旦有戰事，到底是為誰而戰。如何達成這樣的目標，那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完善法制，實現社會公義，不然，中國就是一個外強而內弱的國家，無法有真正「男子漢」的外交。
回應
中國”弱”，美國就不會搞22國環太平洋軍演，日本也不會在釣魚台問題上強拉美國的美日安保的協防義務。中國可以很”有陽剛之氣”地說：”不惜動用武力解決釣魚台爭端和南海爭端，不放棄率先使用核武。”之後全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對世界和平共處有助益嗎？中國自古以來即行王道，現今中共政權亦不例外，只是有很多國家把中國的王道當成病貓，連華文的世界日報也在其中。
第二個，不同位置的DNA計算出來的人類起源時間是不同的。
上面提到用線粒體DNA計算，人類的老祖母出現在20萬年前，但用Y染色體計算，就變成了33.8萬年前，用X染色體計算，就變成了49萬年前，用常染色體計算，則是150萬年前。同樣的方法得出這麼多不同的結論，顯然是有問題的。
第三，沒有反應出尼安德特人的DNA貢獻。根據現代人Y染色體DNA反推的結果，尼安德特人對現代人類的基因沒有任何貢獻。但是2010年成功提取尼人DNA，一對比發現，現在人普遍含有少量尼安德特人的DNA。
四、本土連續演化附帶雜交說的依據和問題
我國境內的古人類化石有一些延續性的特徵，其中很多特徵也體現我們現在的中國人身上。而在國外，不管是古人類還是現代人，這些特徵出現的頻率都明顯低於中國人。
比如有名的鏟形門齒。中國境內的人類，從元謀人到山頂洞人，再到現在人，普遍有鏟形門齒。目前中國人80%以上的人有鏟形門齒。
但是鏟形門齒在國外古人類和現代人中都很少見，現在歐洲人中不到5%，非洲人大概10%。
有人說了，一顆牙而已，趨同進化完全可以解釋。
如果只有一顆牙當然沒什麼說服力，問題是這樣的特徵有很多。
僅僅頭骨上就有十幾個，比如面部扁平，眼眶形狀，中國人的眼眶比外國人方一點，還有鼻樑角度，印加骨，兩面坡形頭頂等等，牙齒上也不僅僅是門牙，比如第三臼齒先天缺失，也就是不長智齒，中國人出現的頻率也明顯比外國人高。
而且，中國人的這些特點是同時大量出現的，而外國人往往的單獨或者少量出現。舉個例子，一個有鏟形門齒的外國人，眼眶往往不方，眼眶方的外國人呢就沒有鏟形門齒……
只有在中國，這些性狀會大量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他眼眶是方的，也有鏟形門齒，他的鼻樑也是夾緊的……從古人類化石到現在的中國人都是這樣。這就是連續演化的強力證據。
除了人類骨骼的化石，石器的遺存也更支持本土學說。
古人類使用的那個石器，製作方法也是有演化的。在非洲，從300萬年前到新石器時代，石器的製作方式更新了三四代。到了10萬年前，他們的石器製作方式被稱為第3模式。
如果非洲人在6萬年前到達中國並取代本土人，他們應該把第3模式的石器帶過來。但現在的情況是中國境內製造石器的方法，從170萬年前的元謀人到新石器時代，主流一直是第1模式，沒有發生石器大規模更替的現象。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強有力的說明了中國本土人類的連續演化。
基於以上內容，可以說中國地區現代人的起源是越來越清晰的，那就是本土連續演化附帶少量雜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