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觀與辨析》
陳融主篇的《博觀與辨析---西方學者論東方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比前評諸書單論中國更厲害、論及了整個東方文化。
不就是西方學者論東方文化的雜文集，連吾前評薩伊德的《東方主義》都未觸及，還叫厲害？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5990/20051227074159
這個嘛！東方學有二種，一種是客觀的偽東方學，如下文；一種是主觀的真東方學，如後貼。
東方學
研究亞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區的曆史、經濟、語言、文學、藝術及其他物質、精神文化的綜合性學科。
發展史 東方學産生于近代西方。16 世紀末～18世紀是東方學的醞釀階段。首先是一些歐洲商人、傳教士和其他最初到東方傳教、貿易和探險的人員編寫的關于東方各國的記載。如門多薩關于中國的記載（1858）、歐利裏阿斯關于波斯的記載（1647）等。16世紀末的巴黎大學、17世紀牛津大學都開設近東語言課程。牛津大學首任阿拉伯語教授愛德華?波考克（1604～1691）著《阿拉伯史綱》，開阿拉伯研究先河。17世紀末歐洲一些大學收集了大量東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據東方資料編成的系統著作。如戴爾倍羅等人編訂的《東方文庫》等。18世紀東方語言學獲得發展，東方經典的准確譯本出版：加蘭譯《 一千零一夜 》 、雷孝思譯《易經》、喬治?賽爾譯《古蘭經》、杜?伯隆譯《阿維斯塔》、哈爾赫德譯《摩奴法典》。英國學者瓊斯開始東方語言的比較研究。西方創辦了一些研究東方語言的專門學校，如維也納東方語言學院、巴黎現代東方語言學校。
19世紀是東方學的確立時期。在前一階段東方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東方學研究的衆多方面都有突破和發展。系列考古發現和東方古代銘文的解讀，是東方學確立的基礎之一。格羅特芬德對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譯（1802），羅林遜對亞述、巴比倫楔形文字的解讀，高波利翁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發現（1822）以及多次對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小亞細亞、印度、中國考古都取得成果。東方語言學發展成熟，大型東方語言辭典、自成系統的語法著作陸續出版。如《英華字典》（6卷）、《梵文字典》(7卷)、《阿英詞典》（8 卷）、《 中俄大辭典 》、《梵文文法》、《漢文典》等。東方曆史研究也是19世紀東方學頗有成就的領域。在搜集東方史料的基礎上撰寫東方通史著作的學者有羅林遜、敦克爾、勒諾爾曼、馬伯樂等。東方學確立的主要標志是各國東方學研究組織的建立和國際東方學會議的召開。巴黎的亞洲學會、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美國的東方協會、萊比錫的德意志東方學會等在19世紀初期相繼成立。1873年世界東方學家代表齊集巴黎舉行第一屆國際東方學會議，以後每隔3～4年召開一次。
20 世紀， 東方國家的一批學者加入東方學的研究隊伍，以不同于西方東方學界的民族視野研究東方學，以其材料充實的研究成果而異軍突起。一些研究領域呈現出繁榮局面。如敦煌學研究成爲國際性的熱門。漢學、中東學、日本學由于 20 世紀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成爲顯赫之學。沙畹（1865～1918）的漢學著作、戴密微的敦煌學研究成果、漢密爾頓?吉布的《 阿拉伯文學史 》 、瓦特的《穆罕默德：先知和政治家》、陶德的《拉賈斯坦編年史與文物》、溫德尼茨的《印度文學史》、謝爾巴茨基的《印度邏輯》等都是東方學的重要論著。
東方學家的國際性合作研究是 20 世紀東方學的新發展。如《 伊斯蘭百科全書 》 就是西方各國伊斯蘭-阿拉伯學者通力合作的産物。1942年出版了 4 卷本，然後各自根據已取得的學術成果進行專題研究 ， 提供基本書目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編寫的 3 卷中大部分詞條是專門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 。1954年又在英、法、德學者的主持下修訂，自1960年陸續出版各卷，彙集了20世紀世界阿拉伯研究的成果。
1993年在香港舉行第34屆東方學國際會議。世界各國的東方學家聚會香港，就中國踏進21世紀的門檻、珠江三角洲；潛力與機會、亞洲科技史、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東亞公民社會與停滯不前因素、敦煌研究、絲綢之路研究、佛教與佛學研究等課題展開深入討論。
內容 東方學實際上是一個學科群體 。
從學科領域看，有東方曆史、東方語言、東方文學、東方藝術、東方宗教、東方哲學、東方經濟、東方社會等分支學科。從研究區域看，有中國學（漢學）、西夏學、敦煌學、藏學、埃及學、赫梯學、亞述學、伊朗學、阿拉伯學、中東學、日本學、印度學、朝鮮學等分支學科。
中國東方學
中國在同亞非人民長期交往中積累了豐富的史料。唐代玄奘出使印度，著有《大唐西域記》；杜環出使西亞北非，著有《經行記》。二書是研究古代印度和近東的重要資料。元代汪大淵兩次遊曆東南亞和印度洋各地，著《島夷志略》。明代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訪問了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的20多個國家，其隨員馬歡、費信和鞏珍分別撰寫《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等書，是研究亞非政治、經濟、文化的珍貴資料。官修《二十四史》中不乏亞非地區或某一國家的專門記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東方學的研究內容由過去的語言、曆史、文化、哲學、宗教發展到當代亞非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的全面研究。敦煌學、西藏學的基地在中國，其研究水平處于當代世界的前列。對其他領域的研究，中國的東方學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以後，國內相繼成立了一些專門的東方研究機構。1956年成立的國際關系研究所設西亞、北非組，主要研究當代中東的政治、對外關系、社會狀況和經濟等問題。1959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籌建亞非研究所。1962年在北京成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國亞非學會。中國亞非學會和亞非研究所合辦《亞非譯叢》等刊物。1964年北京大學設亞非研究所。80年代以後，有關東方學的各種學會和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北京大學設有東方文化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 、朝鮮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有關期刊有《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阿拉伯世界》、《西亞北非》、《日本研究》、《東方叢刊》等。
發展趨勢
東方學的發展趨勢有幾點比較明顯 ：① 東、西方學者的真誠合作。②學術中心的逐漸東移。③由古代東方文化的研究轉向東方現實問題的研究。④研究視野的拓展，通過東、西方文明比較研究，豐富、深化東方學的內容。東方學雖然已有 400余年的曆史，但學科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缺少統攝各分支學科的宏觀理論研究和把握；學科研究不平衡，明顯重亞洲，輕非洲。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50.htm
總之，中國究竟是歐洲人嘴裡一塊易於咀嚼的美食，還是梗塞其喉嚨的一根魚刺？我於匆匆間撰就數文，依理憑據，研究何以中國將坐以待斃，為歐洲人所征服吞併，或中國何以能挽狂瀾於既倒，救潰堤而除險，脫黎民於水火。（1900年，第125頁）
隨後，作者分別從中國的工業、農業、商業、政治、軍事、宗教、道德等方面，分析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優勢與弊端。謝基卜筆下呈現的中國形象，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敘述話語總體上以正面為主。
二、客觀指出中國社會文化之弊端。
三、同情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識破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本質。
最終，筆者提出如下問題：未來中國將依然屬於中國人，抑或落入歐洲人之手，被強行改變，乃至瓜分豆剖？提出這一問題，是筆者撰寫“中國之未來”之本意。（1901年，第922頁）
謝基卜列舉了當時國際上對中國未來的幾種猜想：一是落入歐洲人之手，被歐洲列強瓜分；二是納入東鄰日本之囊中；三是被最強大的鄰國俄羅斯吞併；四是被中國內部的伊斯蘭勢力同化，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度。
在文章的結尾，謝基卜作出了自己對中國未來的預測：
筆者看來，中國人口眾多，種族單一，疆土廣袤，是歐洲不易吞嚥的美食。然而，中國畢竟已是垂死之鴕鳥，衰朽之帝國，除非其如同日本一樣，師法歐洲。日本借西方文明之力，藉現代科技之功，得以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其國力在東亞足以抗衡俄羅斯；其一兵一卒，足以匹敵中國之十人、十五人。中國仍以人口眾多、人種單一、幅員遼闊而自恃，然而，其神秘面紗終將被外人揭開，刀劍終將置於中國人之頸項，除非他們告別舊夢，幡然省悟。人雖多而愚，則不為多，人雖少而智，則不為少。中國之未來，取決於中國是否善於學習！（1901年，第924頁）
至此，可以結合本文之初提出的問題，對謝基卜的上述文章略作總結和闡釋。
首先，謝基卜這些文章總體上延續了古代阿拉伯人對中國積極、正面的話語傳統，他對中國人民的禀賦、道德與才能懷有好感，對近代中國深受外敵欺凌的遭遇也懷有同情。還可以看出，文中有關中國工匠手工之精湛、農民農藝之嫻熟、民眾性格之溫順、對學問之尊崇、對誠信之恪守等等細節的理想化表述，也延續《伊本·白圖泰遊記》等阿拉伯古代作品的敘述風格。
100年前的阿拉伯人如何看中國？2016.9.21《中華讀書報》薛慶國
本文中，筆者將根據近代阿拉伯重要思想家謝基卜·阿爾斯蘭（ShakibArslan）撰寫的關於中國的系列文章，作一案例分析，以期窺斑見豹，了解100多年前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謝基卜·阿爾斯蘭（1869—1946），出身於黎巴嫩一個信仰伊斯蘭教德魯茲教派的家庭，早年曾師從穆罕默德·阿卜篤等阿拉伯近代啟蒙思想先驅，並參加過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鬥爭，遊歷過歐洲及阿拉伯多國；後專事寫作，作品涉及文學、思想、政治等諸多領域，代表作有《為什麼穆斯林落後而他人進步》等。他還常年為阿拉伯各國報章撰文，呼籲借鑒西方文明、復興阿拉伯伊斯蘭文化。1900—1901年間，謝基卜在發行於埃及、面向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近代最重要學術刊物之一《文摘》（Al⁃muqtataf）上發表總題為《中國之未來》的系列文章。促使謝基卜撰寫這一系列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94至1895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作者在1900年8月發表於《文摘》的首篇文章中開宗明義：
眾所周知，幾年前的中日戰爭，撕破了中國的籬牆，去除了中國的威嚴，將其弱點袒露於西方各國面前。從此，西方列強開始覬覦這個廣袤的王國。而之前，這還不過是歐人心中的竊念和妄想，現在卻成了他們的夙願和篤志。如此變故，皆因這一龐大國度極像一面大鼓，其體積看來碩大，其聲響傳之遙遠，但只要用手割破，便會發現其內裡空空如也。於是，其體積不復巨碩，其聲響也告中斷。自中日戰爭後，歐洲人腦中便生出念頭，欲將中國置於因文明落後而臣服於歐洲的東方帝國之列。畢竟，愚昧終究對科學稱奴，落後者必定淪為前行者之附庸。（1900年《彙編本》，第124頁，以下該刊引文只標註年份和頁碼）
鑑於中國乃是各國之中面積最廣闊、人口最繁多、歷史最悠久的帝國，是歐洲列強最欲獲取的東方帝國，眾多觀事者不免想知道：歐洲能令中國俯首稱臣，並獲取其利益嗎？抑或這是難以實現的願望，是至今無法跨越的障礙？中國軍事之羸弱，足以導致其政垣坍塌、國體潰散嗎？抑或在其軍力之外，另有足以維繫其統一的其他要素和凝聚之力？另，北京當局一旦崩潰，整個中國都將隨之崩潰嗎？抑或中國憑藉其緊連之血脈、堅固而柔韌之肢體，將依然屹立於西方勢力面前，獨立於其控制之外？
第二，從謝基卜的生平可知，他一生中其實並未到過中國。因此，他對當時中國的了解，只能通過閱讀、聽聞等間接途徑獲得。鑑於19世紀來到中國的阿拉伯人十分稀少，也未曾見到由阿拉伯人撰述的介紹中國的作品，所以謝基卜對中國的認知極有可能以西方信息源為基礎。正如漢學界周知，馬可·波羅時代以後西方對中國的美好印象，在18世紀末發生急劇而根本性的逆轉：1742年英國海軍上將安森的《環球旅行記》，1748年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影響深遠的著作，以及隨後相繼問世的旅行家、傳教士和文學家的相關作品，讓一個邪惡、專制的天朝帝國形象和一個墮落、愚昧的東方民族形象，在西方得以逐漸確立。中國在西方人眼裡野蠻、落後的形像一旦成型，無疑可以為鴉片戰爭和殖民統治的侵略、掠奪提供“正義的理由”。一個野蠻、落後的民族，其存在的意義只在於“被解放、被開化”。知識和權力這種不可分離的關係，已經被福柯和愛德華·薩義德等人揭示。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人謝基卜的近代中國觀並沒有被西方的主流話語左右，而是有他自己的取捨和判斷，體現了一個東方阿拉伯人獨特的視野和立場，這不僅與西方的近代中國觀形成對比，反襯出西方強權對話語方式的影響和操縱，而且也表明：東方知識、東方視野自有其獨特價值。
第三，謝基卜在同情中國的同時，也對19、20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的嚴重弊端有清醒認識，他在文章中列舉的近代中國人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等宿弊，與他在《為什麼穆斯林落後而他人進步》等著作中指出的阿拉伯穆斯林民族之痼疾頗為相似；“中國之未來取決於中國是否善於學習”這一論斷，也反映了他認為阿拉伯民族應該通過學習西方，以實現文明復興的一貫理念。正如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所言：“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作為一個'他者'出現的，中國有用之處正在於此。”苦難深重的近代中國這一“他者”對於謝基卜的意義，也正在於被引以為戒，以警示、啟發阿拉伯穆斯林民族“哀之而復鑑之”。
第四，謝基卜的世紀之問“為什麼穆斯林落後而他人進步”，在今日更顯沉重；而由於鳳凰涅槃的中國與陷入怪圈的阿拉伯當下命運的戲劇性對比，這一問題又被許多阿拉伯人以中阿對比的方式提出。不過，歷史尚未終結，眼下還遠遠不是中華民族可以沾沾自喜的時候。攬鏡自照，以人為鑑，有太多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吸取；杜牧在《阿房宮賦》中的警示稍作變動，同樣具有歷久彌新的意義：“我哀他人而不鑑之，亦使他人而復哀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