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客不能來旅遊業等到快翻臉 怒問政府「有善意嗎？」不排除抗爭 2023-08-13 聯合報

中國大陸文旅部開放第三波陸客團出境旅遊，仍不包含台灣。台灣旅行業界不滿，知情人士表示，5月底業界餐會就決定陳情自救，還擬定三大訴求6月遞交陳情書，但這2個月看下來，沒有成效，8月底將再次開會，決定是否採取行動。

大陸恢復團客旅遊未列台灣 郭正亮爆出2可能原因 2023/08/12 中時

一個考量是，上次夏季旅展，我們不准大陸9個省70幾位官員來；另外一個可能是大選因素。

日人為啥不去大陸了？日媒曝「1原因」讓旅客心裡很毛：被挖祖宗十八代 2023-08-12 聯合報

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中國大陸重新開放邊境半年後，赴中的國際旅客寥寥無幾。大陸文旅部前天宣佈新一波恢復團體旅遊的國家和地區後，日本旅遊詢問度最高。但這半年日本人不到中國旅遊，除了有些人身安危的心理壓力，更可能與中國政府至今尚未恢復給日本人的15天短期免簽有關。
　　回應
這記者很塔綠班啊！智障台媒,成天鬼話連篇,日人不遊中國,就跟白人至上不到亞遊一樣心理嗎:

中國今日起解禁「日、韓團體觀光」 網崩潰：蝗蟲入境 2023-08-10 三立新聞網
　　回應
噁心的媒體整天做噁心事，台灣的老鼠屎
只有綠網軍會崩潰吧
哪一國的網友？
"酸民"都在三立的編輯部裡

中國出境遊熱潮遲遲未至，中國的「報復性出遊」主要出現在境內。增加國際航班面臨的瓶頸是阻礙中國人出國旅行的一個主要因素。儘管諸多問題終將解決，但旅遊相關行業的投資者可能需要更多一點耐心。 2023-06-12 CST

中國旅遊研究院:境內遊估45.5億人次，同比增長73%；入出境逾9千萬人次，同比增一倍 2023-02-22 聯合報

華府智庫全球24國大調查！「這3個國家」民眾最愛台灣 2023/08/12 中時

美國華府智庫皮尤2023年春季全球態度調查顯示，台灣在全球24個中、高收入國家得到民眾的正面觀感，前三位的分別是日本、韓國及澳大利亞，與對中國的看法連在一起。不過奈及利亞、南非及肯亞等3個非洲國家，有相對最多比例的人對中國持正面觀感，但對台灣持負面觀感。
　　回應
「最愛」？ 台灣人並不傻，知道日韓澳，根本打心底看低台灣人。現在只是因為舔米，自己打不過又贏不了中國，只好「最愛」拿台灣來戳中共罷了！

當我問“戰敗可能性有多大”，俄羅斯人回答Ничего 2023-01-31 觀察者網

　　回顧十年與俄羅斯人打交道的感受——果敢、達觀、豪爽、無所無懼、不拘小節…。“Ничего”簡直就是他們的性格標籤，而能夠傳達其神韻的中文詞，我暫時想到的是東方哲學中佛家的“空”和道家的“虛無”，或者簡單理解為“心大”。
　　傲慢與偏見：有關俄烏衝突的幾點迷思
　　首先，俄戰力問題。外界認為“戰鬥民族”的戰鬥力著實令人大跌眼鏡，“龐大俄竟打不過區區一個烏”。對此，莫斯科民眾則相當看得開。俄在這場“群架”中四兩撥千斤，能維持國內政局穩定，經濟相對平穩，而不是迅速“垮掉”，屬實不易。
　　其次，反戰情緒及反戰遊行的確存在，但更大反對的是戰爭本身，而不是普京政府。25-35歲以下不少青年人不滿普京，卻也不知更好的選擇是什麼。50歲以上中老年“戰爭很糟糕，而俄沒有更好的選擇”，表現出理解、信任及支持。
　　此外，民眾並沒把烏放在敵人的位置，更罕見的民粹主義情緒。絕大都相對客觀、冷靜，無奈而平靜地描述傷亡損失，講述著俄烏曾如何情同手足、又為何走到今天。
　　第三，民眾認為俄並不是為了支撐“帝國野心”，而是為了保持其國際地位不繼續下滑以及不被“霸淩”的剛需。
　　第四，關於俄的各種負面資訊鋪天蓋地，甚至國內某些研究國際關係的前輩和同行也時常發來一些諸如“俄還行嗎”之類的讓人哭笑不得的“關切”。
　　有意思的是，也許是因為疫情、戰爭的突然爆發，讓人們深切感受到了生命的無常，身邊的俄羅斯年輕人在經歷過短暫的苦悶後，反而更加“今朝有酒今朝醉”，旅遊、閃婚、五花八門地狂歡…將及時行樂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對於“俄羅斯有多大可能戰敗”的問題，我很熟悉的兩位老師，一位表示：“俄羅斯人不考慮/不適合這樣的問題”，另一位表示：“萬物各有其時”。這不是個例，從與當地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也能發現有一種難以描述的信念或者說“信仰”支撐著他們即使在千鈞壓頂時，也能淡定。這大概也是“神秘的俄羅斯靈魂”的具體表現之一吧。這能從歷史中找到注解，就像19世紀俄羅斯詩人丘特切夫那首經典四行詩所描述：“用理智無法理解俄羅斯/不能用一般標準來衡量她/她具有獨特的氣質/對俄羅斯只能信仰。”同樣具有借鑒意義的是“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經典論斷：“永遠不要同俄羅斯人作戰。對你的任何戰鬥謀略，他們都會報以不可預知的蠢行。”

韓媒MBC電視臺稱中國遊客在泰國享受“國賓待遇”：副總理迎接 感覺像明星2023-01-11

與中國遊客青睞泰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韓國則受到了冷落。1月6日，韓媒news1發文稱，根據攜程發佈的資料，中國遊客春節熱門出境遊目的地中，泰國高居第二名，韓國連前十名都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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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泰國旅遊受到熱情接待，脖子上掛鮮花。去韓國旅遊受到各種歧視，脖子上掛黃色狗牌。是個人都選擇泰國旅遊，畢竟大過節的，幹嘛去被人歧視啊~
個人一直不理解為啥要去韓國旅遊？看明朝的宮殿？吃泡菜？
建立禁止向棒子出口泡菜
為什麼禁止？漲價不好嗎？多漲點兒！
一個同事曾經留學韓國，當年好奇，去上了韓國史課程，結果教授開篇就講，韓國有8000年的歷史，中國東北當年都是韓國的。這可是正規大學的正規課程，就教這個。
南朝鮮是從民間到官方，從底層到精英都極度仇恨中國，仇恨中國文明，仇恨中國人，如果非要從整個亞洲找出一個全方位無死角裡裡外外上上下下仇恨中國的國家，南朝鮮絕對排第一。哪怕是日本，起碼在賺中國錢的時候還會裝出一副笑臉做做樣子，南朝鮮愣是連裝都懶得裝，仿佛中國欠他們的似的，賺你的錢還要指著你的鼻子罵你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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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多地優化調整防疫措施12-05起，公交、景區等室外不再查驗陰性證明。優化防疫12-07新十條(回應：全世界都不防了，中國就不可能完全清零，只能動態清零。多地2023-01-09宣佈：第一波感染高峰已過) 。防疫封控放寬經濟復蘇，旅遊熱度暴漲12倍機票增8.5倍。 各地采取有力措施擴內需促外貿穩增長；財政金融齊發力，擴内需穩增長，企業復工市場回暖，各地經濟回穩向上。新冠肺炎更名為新冠感染， 2023-01-08起入境免核酸檢測免隔離。 2023年元旦市場漸活躍消費正復蘇韓春運客流預計21億人次同比增99.5%。歐美日韓早和病毒共存了，為何怕放開的中國？(回應：總有一款抹黑等著中國！霸權只有種族主義，反共宣傳，政治操弄。) 歐美日韓為難陸客，東南亞招手取消查驗疫苗證明，泰國副總理兼衛生部迎首批解封陸客。陸客到日韓頸掛黃牌怒遭辱，反歧視反制第一槍01-09中國暫停日韓公民簽證。

老外也把短視頻叫“精神鴉片”了 2023-01-06

近日，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議員麥克•加拉格爾，炮轟以TIKTOK為代表的短視頻娛樂，稱之“非常容易上癮且有破壞性”，堪稱荼毒美國青少年的“電子芬太尼”。
而如果去各大英文網站轉轉，你會發現，怒駡短視頻害人的老外，絕不止議員麥克一人。
　　回應
臥槽！你真毒品都合法化了，電子鴉片算個匹啊！
外網什麼極端言論沒有，也未見恐慌麼。估計是擔心話語權旁落，才是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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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外媒“帶話”的中國NGO公知

外網討論：為什麼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普遍不好？ 2023-01-07

大多數國家和"鄰居"的關係通常並不融洽，這是常態。特別是當中國更大時，通常，為了平衡這種"優勢"，人們自然期望"大 "國應該自願犧牲自己，自願為"小"國提供利益。從歷史上看，中國確實是這樣做的。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地區的長期和平與穩定。然而，近代中國由於自身的問題而衰落，失去了繼續這樣做的條件。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富裕和自信，我們的大市場將使該地區更多國家受益。我仍然對中國解決與鄰國的分歧抱有良好期望。當然，這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回應
弱國無外交，強國無友鄰。
中國在干涉他國內政，文化洗腦，在外國扶持親華勢力的操作上，差了歐美俄日幾百年的水準了。孔子學院/魯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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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日韓早和病毒共存了，為何怕放開的中國？(回應：總有一款抹黑等著中國！霸權只有種族主義，反共宣傳，政治操弄。) 東南亞不像歐美日韓對陸客強制新冠採檢成最大贏家。

劍橋大學調查：中國在發展中國家聲望首次超越美國 2022/10/28 中時

英國劍橋大學「民主未來中心」整合全球137個國家和地區調查數據發現，西方國家對中俄好感下滑，發展中國家卻對中俄好感上升，世界愈呈現兩極化趨勢。原因之一是西式「民主」體制被暴露出一些不足之處。也有經濟因素，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46億人之中，接近2/3對中國有好感，而非一帶一路國家對中國有好感的比率只有27%。中國2013年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已投資超過4兆美元，吸引超過140個國家參與。此外，西方近年擁抱性傾向少數群體、性別平權等價值觀，亦可能間接使非西方國家向中俄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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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調查：西方國家肯定中國經濟成長 卻對中國印象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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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到之處帶來建設，美國所到之處帶來破壞；中國不侵略別的國家，美國到處威脅別的國家；中國不干涉別國的內政，美國處處搞顏色革命；中國不要求別國選邊站，美國處處拉邦結派要求別的國家選邊站；中國振興世界經濟，美國攪亂世界經濟...。正常的人應該都會認同中國。不喜歡中國的，應該都是被意識型態捆綁或聽了太多西方的謊言被洗腦而已。

不歡迎中國遊客的國家，如今疫情大爆發下場大快人心 2022-05-30

華人在世界各國都比較受歡迎，因為中國的遊客消費能力的確是很強。甚至有些國家對中國遊客實行免簽政策，但是世上有國家，對華人表現出了嚴重的敵對態度。甚至還在餐廳門口掛出來：不歡迎中國人。並且他們向中國遊客收取各種小費，還敢毆打中國遊客，那麼他們為什麼要歧視中國遊客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1g85mcQ6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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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老實話，不能全怪他們。我在我們國家和中國也看到很多低素質旅客和中國人。
美國遊客素質超級低你不敢講罷了，每個國家都肯定有爛蘋果的，不能代表全部!
最近看到新聞，印尼巴厘島開放了，歐美遊客在那裡的不文明行為（公開裸體•••••）又上了當地新聞版面，嘿嘿
不知你說的情況是什麼年前的？我在偏遠的城市昆明住了廿年，也很少見有這樣的情形，除非充斥著外來人口的城中村也許會差一些，就是我們常去的大灣區城市，衛生情況和人民的素質也是很好的。
現在的中國遊客進步了,表現我國泱泱大國 , 禮儀之邦的氣度!
出去走過的人都知道，拿國人素質說事，那純粹就是瞎扯淡。

愛得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出爐 中國成最大贏家 2022-01-20 德國之聲

美國公共關系公司愛得曼（Edelman）最新發布2022年全球信任度調查（Trust Barometer）顯示，全球公眾對政府以及傳統媒體和記者的信任度最低。在當前全球依然深陷新冠危機的大背景下，科學家是最受民眾信賴的群體。同時，全球民眾對民主制度國家的信任度有所下降，最受本國民眾信任的政府是中國政府。
公共關系公司愛得曼每年都會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期間推出反應世界各國民眾對包括政府、媒體、企業等各類機構的信任指數報告。此次連續第22年推出的調查報告囊括了針對全球28個國家，超過36000次網絡調查問卷的統計結果，並保證了每個國家至少有超過1150份問卷樣本。
此次調查中，最大的贏家是中國，其2022的公眾信任指數——也就是本國受訪民眾對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來説的信任指數為83，與一年前相比提高了11個點，位居調查報告全球27國榜榜首。民眾信任度下滑幅度最多的是德國(46點)，與去年相比低了7點，其次是澳大利亞（53點， -6點）、荷蘭（57點， -6點）、韓國（42點， -5點）和美國（43點， -5點）。愛得曼發表的信任指數，1至49點代表不信任，5至59點代表中立，60至100點代表信任。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最新的調查結果表明，全球民眾日常生活中最擔憂的事情是失去工作。其次是氣候變化、黑客攻擊、失去公民自由、遭受偏見和歧視待遇。越來越多的人趨向於認為政府和媒體是分裂社會的力量。幾乎每兩個受訪者中，就有一人持這一觀點。報告撰寫方指出，為了重塑公眾的信任，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商界領袖繼續承擔起社會責任，公眾也需要更多此類人物。此外領導人物應該更多的著眼長期利益，展示目前的體制和系統其實是運作有效的。通過提供基於事實的信息，打破不信任的惡性循環。

英媒報導"眯眯眼事件" 有人稱"中國人不就長這樣嗎" 2021-12-30

　　近日，“眯眯眼”成為國人輿論焦點，英媒《每日郵報》也報導“大多數中國人不都是眯眯眼嗎”“她們看起來很中國人，有什麼問題嗎”。
　　中國網友“非常傲慢，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反對他們來如此定義我們。”
　　回應
眯眯眼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天然長相，我們反對的不是這種天然長相，而是一種西方惡意塑造的形象，這種形象應該被賦予另外一個名字以示區分，比如西式斜眼妝。
眯眯眼不是天然能長出來的。第一，眯眯眼不是眼睛小。可以看到西方醜話中國人的那些眯眯眼很長，從占比看如果這個眼睛睜大是很大的。那些眯眯眼的廣告模特，他們平時的日常紮照片看也是眼睛挺大的，只是拍攝廣告等的時候故意眯眯眼，有的可能眯眯眼的效果還不好，用PS改的更小一些的痕跡也是有的。第二，眯眯眼不是眯眼。有些說說是笑的時候，但是人笑的時候眼眉是彎的，眼睛眯起來額是跟著彎的，而不是歇著上翹或者一字型的。有人那一些抓拍的人眯眼瞬間做例子也是錯誤的，人眯眼的一個瞬間和專門拍攝的廣告照片肯定不一樣。一些宗教雕像和歷史人物眯眼是宗教需求和震懾用途，表示深奧或者不屑一顧等意思。第三，現在看到的眯眯眼廣告都是故意眯起來或者後期PS等加工的，也就是故意為之的。

《醜陋的中國人》絕版，臺灣的中國人瀕危？ 2021-11-16 雁默

柏楊遺孀張香華正式向兩岸出版商發出聲明：“依柏楊生前交代，如今將永遠停止發行《醜陋的中國人》”。原因是有出版社希望取得授權，摘文選入臺灣中學一年級教材，張擔心此作品被用來辱華，故而斷然拒絕。
張對現在臺灣教育和新課綱“去中國化”甚至“反中”無法苟同，尤其痛心於如今的“國文”、歷史教材，刪減文言文，以“東亞史”觀點取代“中國史”等現象，根本是執政者“去中國化”的教學策略。“（青少年）在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況下，即便讀了柏楊的文章，又怎能領會柏楊的精神？”
《醜》將於2024年與兩岸原出版社合約到期後，永不再續約，張甚至希望兩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書。她強調，柏楊生前一再交代，當大陸文明已經進步了，就要廢除這本書的發行。
《醜陋的中國人》絕版，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就像李敖一樣，被蔣家關過，自然討厭老國民黨與其党國體制與思想，因此在思維上，只有在西方文化裡能找到容身之地，並據此反國民黨。
《醜》全書的重點在於闡述“醬缸文化”，所針對的是中國的官場文化，以及在此文化支配下的中國社會，而腐敗的核心則被認為是儒家文化。
國恥時代的中國文人，有著恨鐵不成鋼的強烈情感，以西方文化作為對照組，對儒家文化的理解偏差得很嚴重。柏楊對儒家的誤解與偏見，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文化現象。
但在今日，自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破產後，所有曾經以西方文化為高標的文化理論也都隨之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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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將停止發行？人民文學出版社：目前正常銷售
　　回應
柏楊是中華文明衰弱時代自卑者集中表現，早已被時代所拋棄，幸有佳偶，全其後事，免得被掛在歷史恥辱柱上。

英媒：西方的三個對華錯誤成見

英國《金融時報》2020-09-20原題：西方應注意拿破崙的忠告，讓中國沉睡
21世紀過去20年了，西方的主要挑戰已顯而易見：中國重返舞臺中心。1980年到2020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西方的應對不錯，但在第二階段卻面臨失敗。這種失敗源於三個錯誤的成見。
第一個是認為，只要中國由共產黨統治，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好夥伴。按照此種邏輯，一個違反人民意願的政黨進行統治，世界怎麼可能與之合作？
然而，大量證據表明，大多數中國人並不那樣認為。事實上，最新的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的支持率是全球最高的。
儘管如此，鮮有西方人能擺脫第二個有問題的成見，即認為即使大多數中國人對共產黨滿意，但若中國立即轉為民主制度，中國和其他國家會更好。
蘇聯解體以及隨後俄羅斯人民生活水準一落千丈時，可能確實有一些中國人那樣認為。但如今，許多人毫不懷疑，一個軟弱的中央政府將導致中國人民遭受巨大的混亂和痛苦。事實上，中國的任何一個鄰國甚至亞洲最大民主國家，都沒有推動北京的政權更迭。一個穩定的、可預測的中國，即使變得更強硬，也比其他選項要好。
第三個有問題的假設可能是最危險的，即認為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接受西方規範和做法，並像日本那樣愉快地成為西方俱樂部成員。這不是亞洲的主流文化動態。土耳其和印度都是西方的朋友。但土耳其已從凱末爾的世俗意識形態變為埃爾多安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印度則從親英派的尼赫魯轉變為印度教信徒莫迪。

從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國家財政（大司農）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不用私錢支付俸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秦朝開始，徵稅都是由縣鄉兩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不曾在大一統王朝時代存在過。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家臣、與軍隊、與包稅人的關係。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家們想講也沒處講，因為西方很少認真傾聽過中國。現代化始終以西方為中心，中國一直處於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只是由於我們工業化的成功使他們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後面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間掙扎。如梁啟超。戊戍變法失敗後，他先後寫了《擬討專制體檄》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也有皇帝與平民聯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裡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之後，他訪問美國，當聽到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在擴充海軍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共盡勢力于東亞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他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複之而不能去”。幾年後又寫了一篇《開明專制論》，說中國古代的“專制”也有“開明”之處50，儒家重民本，類似於沃爾夫與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於博丹與馬基雅維利。梁啟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份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對西方叢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
　　回應
寫得真好！尤其是對梁啟超的描述，正面回答了中西文化融合中的困惑，具有時代進步意義。
秦漢所奠定的這些東西如果能完全持續下來就不會有明中期以後的衰落。原因在於朱熹理學“聽天命滅人欲”，造成中國由秦漢一直秉持的開放轉變為明清的封閉。之後就是吃老本了，一直吃到鴉片戰爭。到了20世紀則發生了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思潮。這都是災難性的…..
你這是倒推歷史。西方崛起了，你就說理學不行。如果西方沒有崛起呢？
好文，在改革開放40年後西化盛行的中國，應該是一篇充滿自信的文章。
https://mil.news.sina.com.cn/history/2020-09-10/doc-iivhvpwy5912276.shtml

另外，任何制度都不能光靠本身取得成功，運行制度的人也相當重要。因此，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此文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
　　結篇
　　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對此轉變，譽者贊為“從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東方專制主義的開始”。
　　“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最初由亞里斯多德定義，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裡的東方，僅限於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裡的東方，僅限於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
　　歐洲最初瞭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教士們帶回的資訊，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由此激起了兩派大師的爭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首的“崇華派”。他想“托華改制”，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科舉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魁奈認為“中國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首的“貶華派”，把中國塑造成東方專制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國人只能叫“專制”（despotism）。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韃靼帝國同歸一類“東方專制”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於“東方專制”。再後來，黑格爾發明了歷史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歷史觀，東方天然是落後、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大師們，除了從傳教士那兒道聼塗説，沒人去過中國，沒人看得懂中文，沒人研究過中國歷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方文明”。大師們對中國政制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真了。
　　除了“東方專制”這條脈絡，大師們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官僚制”，說官僚們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一的財政體系，說讀書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俸祿”的投資，期待成為“包稅人”。這不符合基本史實。

商朝，算是被周朝黑到底的一個王朝 2020-09-11觀察者網

說到商朝，算是被周朝黑到底的一個王朝。紂王一點不紂，原名帝辛。妲己也不是蕩婦，從妲己這個名字就能看出，她是一方勢力的首領。帝辛，妲己，他們兩個的名字裡都帶出自天干地支，辛，己。商朝只有王一級的人，名字才能從天干地支裡取。
….
　　回應
如果歷史不能給當代提供敘事，那麼它就是死歷史，正如歐洲的歷史遠遠早于古希臘，但它不是歐洲敘事的一部分，所以很少被討論。周朝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商朝是死文化，死文化就讓它徹底死去。
商代的歷史意義，就一個甲骨文就已經震鑠古今了。人家說的是歷史敘事有時代背景，你丫直接來了個釜底抽薪。簡直和日本的崖山之後無中華異曲同工。但你這不是壞，是蟲蟲蟲啊！自我閹割，腦袋有問題是吧。中華復興可是包涵中華文明溯源，而且這是國家主導的工程。兄弟，麻煩不要閉著眼睛在這激揚文字！太瘮人了！

秦漢與羅馬有著相似的基礎與挑戰 為何發展不同 2020-09-10 觀察者網

　　秦漢與羅馬是大致時期形成的文明，所擁有的基礎與挑戰也很相似，但是在後續的發展中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潘岳先生看來，兩者各有高峰與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

川普比普亭、習近平更不可信 33國民調：他負評最高 2020-01-09 世界日報

丕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33個國家或地區，對美、中、俄、德、法五位世界領袖的民意調查發現，美國總統川普的負面評價最高，最不值得信任，在五人中墊底，主要與他上任以來所推行的政策有關。
參與民調者被問及，在世界事務中是否信任五位領袖做正確的事情，結果是64％的人表示不信任川普，俄羅斯總統普亭為57％，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43％；只有29％的人對川普充滿信心。
至於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是最受信任，46％的受訪者表示對她有信心，有29％的受訪者表示不信任，其次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宏，獲41％信任。
丕優的分析報告解讀這個民調結果時認為，川普的信任度最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來自全球公眾的負面評價，對他的評價，遠低於前任總統歐巴馬。
報告指出，反川普的情緒在西歐尤為普遍；來自德國、瑞典、法國、西班牙及荷蘭，最少75%的人對他不信任；北美的墨西哥，對川普的信任度最低，只有8％的人表示對他有信心，主要是與他決定興建美墨邊境圍牆有關。
報告還指出，不僅川普受信任最低，自他上任以來，美國所獲評級也節節下降。
受訪國家裡，只有菲律賓（77％），以色列（71％），肯亞（65％），奈及利亞（58％），印度（56％）及波蘭（51％），對川普的信任度較高。
這個民調是在去年5月至10月展開，大多數人不同意川普退出伊朗核協議、退出巴黎國際氣候協議以及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的決定。
川普政策裡，唯一獲得更多支持的是他對北韓的態度，有41％的人表示同意，不同意者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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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豬是美國新納粹的精神領袖

全世界最懶與最勤勞的國家是．．．2017.7.13中時電子報

全球活動量統計，越偏冷色系活動量越高，越偏暖色系活動量越低。(Tim Althoff)
美國科學家以手機計步器統計世界各國人的平均活動量，發現最勤勞的地區是中國，最懶惰的地區則是印尼，台灣則處在兩者之間。
美國期刊《自然》（Nature）最近刊載一篇研究文章，生物工程團隊以手機軟體Argus提供的數據資料，整理出全球超過70萬參與者的步伐紀錄。觀察發現，世界平均每日步數為4961步，最高平均步數位在中國，又以香港的6880步最高；最低平均步數位在印尼，每日平均步行數為3513步。
研究顯示，統計數據存在地區的性別差距與建設差距。性別方面，日本的男女活動量差距最小，沙烏地阿拉伯的男女活動差量差距最大，這可能與當地文化有關；建設方面，越方便步行的地區活動量越高，越不方便的地區，由於需要開車，活動量相對偏低。
此外，研究隊指出，一個地區的人口活動量越趨近較不肥胖，反之則較肥胖。例如美國與墨西哥的平均步數相當，但美國的活動不平等高於墨西哥，其肥胖人口也較多。

尼日利亞成本年度最親華國家對中國好感度比“巴鐵”還高20%

英國BBC國際台7月初公佈了一項全球民調，受訪者需要針對16個國家和歐盟在全世界的影響力選擇“比較積極”或“比較消極”作為回答。該調查由BBC委託GlobeScan/PPC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進行，來自五大洲19個國家的18000名受訪者參與其中。竟然有一個國家的對華好感度超過“巴鐵”。巴基斯坦對華正面評價的比重為63%，而尼日利亞竟然是83%——當選本年度“最親華國家”。原文如下：
　　上圖是BBC剛公佈的一份民調，仔細端詳，裡面不少很有意思的信息。
　　從圖中我們能看到，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印象整體變化不大。對中國持積極態度的受訪者比重由43%下降到了41%，而持消極態度的比重則增加兩個百分點至42%。
　　而具體到個別國家上，有的變化不小。比如，“雙印”。印尼對中國的負面評價（50%）首次超過正面評價（28%），成為有這項調查以來，印尼人對中國最不友好的一次。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印度，印度人對中國的積極評價減少了14個百分點，而消極評價增長了25個百分點至60%。
對中國印象最差的國家是美國。70%的美國人對中國印象消極。不只是美國，英法德西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印像都不太好。這些並不令人意外！
那誰對中國最有好感呢？當然該非“巴鐵”莫屬了！
然而，竟然，不是！“尼鐵”？
　　中國在尼日的影響力是最近一些年才開始快速上升的。
尼日1960年獨立，獨立後11年，也就是1971年，中國才與拉各斯建立外交關係。那時候，尼日首都是拉各斯，1991年遷至阿布賈。
　　在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尼日的國際貿易夥伴主要是歐洲和北美國家。阿巴查實行軍事獨裁的1993年到1998年期間，尼日被剝奪了大部分的西方援助，它開始採取與津巴布韋現行戰略相似的“東望”外交政策，大大加強了與北京的關係，中尼兩國間建立起了政治互信。
進入新世紀，中尼充分發揮互補優勢，加強合作。尼日是中國在非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場，中國是尼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二大貿易夥伴。1995年至2015年間，尼日和中國的貿易額從2億美元增長到149億美元，增長了73倍。
.......
　　回應
誰能告訴我，西班牙為什麼這麼反華？
很簡單，列表里大多數不喜歡中國的國家，都經歷過反共運動（甚至是大屠殺）！反共教育！大部分國家現在依然限制對共產黨進行各種限制和禁止。
http://www.guancha.cn/Third-World/2017_07_12_417838.shtml

BBC調查 中國受歡迎度 全球第五贏歐美 2012-05-21 中國時報

　據英國ＢＢＣ最近公布今年「全球最受歡迎國家調查」顯示，中國受歡迎的升幅最大，成為全球第五位最受歡迎國家，歐盟因政經動盪排名落在中國之後。不過，周邊國家對中國印象明顯滑落，說明中國當前在處理周邊事務所面臨的處境。
　進行該調查的民意公司GlobalScan的負責人庫爾特說，調查範圍涵蓋廿二個國家的二萬四千人，與去年相比，今年對中國持積極看法的比例從四六％升至五○％，為所有受調查國家之最，名列第五，歐盟退居第六。前四名為日本、德國、加拿大與英國；美國排第八。
　庫爾特指出，「歐盟長期被視為政治和經濟穩定的象徵。歐盟陷入危機後，人們把希望轉向中國。」
　調查顯示，中國民調之所以上升主要拜經濟所賜，有超過五一％的受訪人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印象深刻。
　其次，中國廣受歡迎主要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如尼日高達八九％的支持率都投給中國，巴基斯坦和肯亞則分占二、三位。
　除此之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歡迎程度也有所提高，如美國對中國持積極看法的比例從去年的三六％升至四二％；澳洲更從去年的四三％增為六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大力推展與周邊國家關係，在今年民調中卻明顯滑落，如日本的半數受訪人對中國均持消極態度，對中國有好感的不及一○％；南韓對中國的負面評價上漲十一個百分點；印尼對中國的好感下降十二個百分點﹔俄羅斯民眾對中國好感也跌落六個百分點。
　庫爾特表示，該調查主要從「國家對外政策、傳統文化（包括音樂、藝術和美食等方面）、對國民態度和該國經濟（產品和服務）等四個方向進行考量。」他從調查中發現，「越來越多的國家看到中國的進步，這是個好現象。」

如果說中國可以
善於偽裝 冷血 善變
的變色龍來形容
那真的是以管窺天---
那些外國人應該要去瞭解一下
中國的地大物博 源遠流長

袁行霈：文化的饋贈

　　如果追溯世界上幾個古老文明起源的年代，中華文明不能算是最早的，但中華文明是唯一從未中斷過的文明。中華文明的組成，既包括定居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較早以農耕爲主要生活來源的華夏文明，也包括若幹以遊牧爲主要生活來源的少數民族文明。漢族不斷與周圍的民族相融合，形成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中華文明是多元的，但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不是互相滅絕，而是互相融合。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爲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過程中整合爲一體的過程。多元一體的格局最晚在西周就建立起來了，此後雖然曆經戰亂與分裂，不斷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進來，但沒有任何一種文明的分支分裂出去，所以這個大格局始終保持著完整性而沒有打破。因此，中華文明的發展史從一個側面看來就是民族融合的曆史。
　　中華文明和域外異質文明的接觸，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印度佛教對中華文明的影響表現在思想觀念和生活習俗等等許多方面，而佛教與中華傳統文化相融合便出現了禪宗，禪宗成爲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文明從明代中葉開始傳入中國，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只是對傳統的中華文明的局部補充。鴉片戰爭之後，在救亡的呼聲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紛紛介紹和學習西方先進的文明，魏源編纂《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的方針，便是一個帶有標志性的變化。此後，向西方學習經曆了從科學技術的層面到政治、人文層面的深化過程。廢科舉、興學校，留學、辦報，種種新的事物迅速出現，形成一種新的時代潮流，促使中華文明繼續前進。
　　然而，中華文明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發育成長起來的，周圍的天然屏障，一方面保護著中華文明較少受到外族的入侵而能夠獨立地連續地發展；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華文明與其它文明的交流。總的看來對外文化交流的機會畢竟不多，交流的地域也不廣。當中華文明發展到鼎盛期後，特別是當世界上其它地區的文明實現了近代化的轉變之後，中華文明急需吸取其它文明的優秀成果以豐富發展自己。可是在這個曆史的關頭，清朝統治者卻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固步自封，不圖進取，喪失了曆史機遇，遂使中華文明逐漸被排斥到世界文明發展的主流之外，並處于落後的地位，甚至淪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這是我們回顧中華文明史的時候不能不深感悲痛的，也是我們應當牢牢記住的一個慘痛的曆史教訓！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發展的趨勢可以簡單地概括爲打開大門與走向世界，一切有識之士的種種呼號與努力，無非以此爲中心。直到今天，打開大門與走向世界，仍然是尚未完成的曆史任務。打開大門，是在保持自己民族優良傳統的同時，吸取世界上其它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帶著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
　　當前世界形勢發生了空前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深刻地影響著人類文明的進程。但這種狀況不應當也不會導致民族文化特色的消亡。我在1998年北大舉辦的漢學研究國際會議上，提出“文化的饋贈”，得到許多學者的響應。文化的饋贈是極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創新活動，各個民族既把自己的好東西饋贈給別人，也樂意接受別人的饋贈。饋贈的態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別人的選擇，決不強加于人。饋贈和接受的過程是取長補短、融會貫通。饋贈和接受的結果是多種文明互相交融、共同發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榮。因爲多元的文明本來就各具本色，吸取外來文明的內容、分量和方式又不相同，交融之後出現的人類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態，我們的世界仍然是異彩紛呈。
　　一切有良知的學者，在這個關系人類命運和前途的重大問題上，應率先采取互相尊重的態度，擔負起文化饋贈的任務，並影響自己的政府尋求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以保持文明的多樣性。中國的經濟正在騰飛，中國的綜合國力逐漸強大，但中國的騰飛和強大不會對別人構成威脅。我是從學者的角度說這句話的，根據我多年研究所得到的認識，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和平的文明，中華文明有能力在外來威脅下保存自己，但沒有興趣威脅別人。這樣一種文明對于未來世界的穩定是不可缺少的。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中，中華文明的未來是我十分關心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歡迎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來的、更加廣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積極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過去，中華文明在與外來文明的接觸中，既然能夠吸取改造它們以豐富發展自己，今後必然能夠做得更好。
　　其次，中華文明應當更主動地走向世界。中國對世界的了解雖然還很不夠，但是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更少、更膚淺。牛津大學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國變色龍—歐洲中國文明觀之分析》一書中（Ray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p.1–8 . 此書有中文譯本，《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常紹民、明毅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出版），詳盡而具體地介紹了西方對中國的種種看法，並總結說：在西方人眼中，中國的形象似乎在兩個極端間變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國，或者是停滯與落後的象征。中國時而被描繪爲富裕的、先進的、聰明的、美好的、強大的和誠實的，時而被描繪爲貧窮的、落後的、愚蠢的、醜陋的、脆弱的和狡詐的。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出，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與中國的實際有很大的距離。西方對待東方的態度，常常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即只有西方才擁有解釋東方的權威。我們並不想糾纏他們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所持有的種種偏見，只是從中深切地感到，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華文明具有廣闊的空間，可以在世界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真面目。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日益繁榮，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國；中華文明也會得到更多的途徑走向世界。經濟全球化對中華文明來說，機遇大于挑戰。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這種形勢，把握這個曆史機遇，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爲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三，要堅持文明的自主。無論是引進世界文明的優秀成果，還是走向世界，都是我們自主的意識和行爲。回顧曆史，漢唐人對外來文明的開放胸襟與拿來爲自己所用的宏大氣魄，即魯迅稱之爲“閎放”的那種態度，便是自主性的很好表現。西方近代文明，從明朝中葉逐漸傳入中國，鴉片戰爭之後大量湧入，影響著中國百余年來的曆史進程，但中華文明並沒有失去自主的能力。到了今天，我們更有條件加強文明的自主性，自己決定自己文明的命運。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我們一方面要采取堅決的切實的措施，努力保持中華文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族特色是因比較而存在的，越是有比較就越能顯示自己。還要看到文明的民族特色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與其它文明交流的過程中，有些因素會凸顯出來，有些因素則會逐漸淡化乃至消失。應當創造條件促成適應時代發展的新的特色逐步形成。
　　總之：與經濟全球化同時到來的，既不是單一的全球文明，也不是文明的沖突，而是文明的自主、饋贈，以及多元文明的繁榮。這種新的文明生態的出現和確立，是人類進化到更高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中華民族必能抓住這個曆史的機遇，實現偉大的複興。中華民族必能以高度的文明重塑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具有幾千年曆史而從未中斷過的中華文明，必將在世界未來的文明進程中再現自己的輝煌，並對全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
http://www.edu.cn/baogao_6122/20071026/t20071026_261899.shtml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大紀元04年5月11日訊】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更多的時候還是停留在通過個體的親身體驗、或是書籍、電影等途經了解到的。其實，即便是我們自己對自己又真正了解多少呢﹖但通過外人的眼，也可以反映每個時代的中國的種種歷史變遷。

豐饒之國　
馬可· 波羅告訴他的同胞關於中國是這樣的：雄偉的宮殿、豪華的慶典、豐饒的物產、珍奇的器物以及儒雅而溫良的國民。儘管他的《遊記》對這個他稱之為「世界之冠」的國家充滿夸夸其談、故弄玄虛的溢美之詞，但卻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沉睡巨龍
這是個讓中國人感到振奮，而且沾沾自喜了許多年的的說法，源自拿破侖那句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名言，這個傳言與歐洲啟蒙時代一眾碩儒大哲對中國的「褒多於貶」的好感相呼應，體現了上升期的歐洲對中國那種既仰慕又貪婪覬覦的曖昧態度。

劣等民族
西方對中國想像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緣於鴉片戰爭。那時這個東方帝國不堪一擊，而更多親臨者的所見所聞打破了以往的神秘想像。容貌醜陋、長辮小腳、不守時刻、不懂禮貌、不講公德、愛賭好嫖、溺嬰殺生、見死不救……這幾乎是所有傳教士、官員甚至作家們描繪的中國標準相。

和諧之邦
作為第一個有意識對西方進行中國營銷的文化人，林語堂以其「對中國人講外國，對外國人講中國」的營銷策略，以《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等為飽受工業化之苦的西方人「度身定制」的著作，成功地向世界輸出了幽雅恬淡、容忍知足和詩意和諧中國生活理念。

紅色中國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愛德加· 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白修德(《中國的雷聲》)、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以及路易· 艾黎、韓丁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講述的紅色中國故事，堪稱紅色延安借助國際人士進行革命營銷的極成功案例。

狂暴激情
「文革」的爆發給了西方傳媒一次對紅色中國「再妖魔化」的機會，「破四舊」、「噴氣式」、「紅海洋」以及「打砸搶」等等詞匯充斥西方媒體，構成了一幅關於中國的混亂狂暴景觀。而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更是把中國形象定格在「荒謬」、「無序」、「自閉」的基調上。

田園詩畫
與上一幅狂亂景觀相對應的是一種「田園詩畫」般的中國圖像。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的解凍，再次激發了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詩意想像，進入與世隔絕20多年的中國的外國記者們，開始撰寫一些關於中國的田園詩般的文字，那些與西方國家「像照片和底片一樣截然相反的圖像——沒有失業、沒有通貨膨脹、沒有所得稅、沒有吸毒、沒有賭博、沒有色情」等等。

苦海餘生
《紐約時報》北京分社主任包福德那本專門暴露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中國——苦海餘生》，在1982—1983年連續兩年成為美國的暢銷書，這或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撥亂反正的中國表現出有限度的直面現實的勇氣，已令西方人深感驚訝，但更讓他們震驚的是其改革開放的決心和速度。

龍的世紀
在鄧小平視察南方後兩年，趨勢家奈斯比特在其新著《全球反論——小而強的時代》一書中，稱中國為「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並認為，由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三個經濟體構成的「大中華經濟圈」將要締造一個「龍的世紀」。

新新中國
198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他們漫不經心的詭異姿態、狂熱的消費衝動以及和任何傳統斷絕了關係的叛逆感，讓西方人看到了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中國。轉戰於網絡和街頭，迷戀任何新奇和超酷的東西，自由率性地設計的活……
http://news.epochtimes.com/b5/4/5/11/n535427.htm

西方人從文藝作品中讀解到的中國形象

文藝作品，特別是那些流傳甚廣、迎合讀者期待與需求的作品，對西方人形成關于中國的印象、感受、認識等起到很大作用。西方人接觸到的文藝作品，有關中國主題的，既有被譯介過去的中國作品，也有由西方人直接創作的。

一、西方人通過中國的文學藝術了解中國

中國人使用的漢字，被西方人認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口語和書面語之一，是&quot最複雜、最難懂、最笨拙的思維工具&quot。西方人對中國作品的接受，大多基于西人的譯作，而這種譯作因對&quot漢語&quot帶有嚴重的誤讀必然存在諸多的缺陷。
西方人閱讀中國作品，主要目的是要借此了解中國人曆史和現實的生活狀態、奇特的社會習俗。儒蓮說：&quot最好是翻譯中國的作品，……這些作品能使我了解中國人的曆史、宗教、習慣、風俗和文學。&quot
中國的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給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物對生活和格調的&quot乏味誇張&quot，一切事情都講究一定的儀式，都有嚴格的禮俗規範，人物的生活矯揉造作、循規蹈矩。西方人由此認爲：現實中的中國人可能也是呆板不化、亦步亦趨、中規中矩、缺乏血肉情感的。
在西方人眼中，《金瓶梅》講述的是&quot商人西門慶和他的六個老婆的故事，女人之間的明爭暗鬥構成了該書內容的主要部分&quot；《紅樓夢》則講述&quot一個榮耀高貴的家庭被剝奪了長期以來所享用的皇帝恩賜而最後衰落的故事&quot。這類題材的小說帶給西方讀者的印象是：中國人都生活在這樣的大家庭裏，男人都妻妾成群，女人不僅要服侍丈夫，還要照顧公婆、小叔、妯娌、小姑和孩子們，她們妒忌心強，相互勾心鬥角。而小說角色流行使用敬語和謙詞，則被西方人看成是中國人生性做作、虛僞的表現。
對于中國戲劇，諸如《琵琶記》、《漢宮秋》、《趙氏孤兒》、《西廂記》，盡管西方人也承認這些作品劇情跌宕，細節優美，表現簡潔、明晰、自然，風格獨特，對了解中國習俗和生活很有價值，中國人演技超凡，靈活敏捷等，但是，&quot總體而言，他們認爲中國戲劇粗俗、造作&quot。中國人的幽默被認爲是猥褻下流，中國人的笑話則鄙俗不堪。
對于中國詩歌，因爲中國的詩人&quot內心深處沒有太多的宗教激情可以宣泄&quot，在表達超凡世界或上帝的意志方面無能爲力，所以西方人認定中國詩人缺乏靈氣和深度。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電影的接受，西方人熱衷于發現&quot鐵幕&quot後中國人僵化、落後、殘忍、愚昧、野蠻不開化、專制不自由等負面特性，關注中國神秘的&quot功夫&quot、武俠、奇異而壓抑的愛戀情感，注意的是其中所表現的各種獨特的習俗。換言之，西方人是按需接受，從自己的接受心理定勢出發來選擇中國的文藝作品，並以自己的思維模式來加以闡釋和理解。

二、西方文藝作品中的中國人形象

法國文豪伏爾泰1755年根據元人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改編的悲劇《中國孤兒》，把故事挪到了歐洲人感興趣的蒙古族鐵腕人物成吉思汗的時代，描寫中華民族的儒家智慧與修養最終感化了這位少數民族的領袖成吉思汗，使他制止屠殺，成爲賢明的一代君主。《中國孤兒》是歐洲最負盛名的&quot中國式風格&quot的戲劇，采用的道具和布景都是&quot中國式&quot的，而其思想內涵則是歐洲人傳統的思想。
在西方大部分作家的筆下，中國人被描繪成&quot可愛&quot卻不大通人情、缺乏血肉情感的玩偶。家長總是滿腦陳腐學問，滿嘴孔孟之道，手握毛筆寫個不停；年輕的新娘嬌媚秀麗，天真無邪，打扮得如花似玉；而婦女們總是生活在男人的陰影之下，沒有自由；她們的名字譯成西文後便成了&quot金色的蓮花&quot（金蓮）、&quot冬季的櫻花&quot（冬櫻）之類，越發帶給西方人矯揉造作的印象。而在西方小說中的中國人，則往往被刻畫成活生生的&quot中國式風格&quot工藝品中的雕像。像哈羅德?阿克頓的《牡丹與馬駒》一書中塑造的一對中國戀人，只是&quot兩個會動的象牙雕像，兩個靈巧的、精心制作的機器人&quot，而中國則被描述成&quot一出常年不斷上演的啞劇&quot，從天壇到公開處決等百件事物總有人出于毫無意義的好奇心圍觀。西方作品中的這些中國人物，又被西方作家賦以運用過分客套的敬語和謙詞對話，而且使的是蹩腳的洋涇浜英語，平添了許多辛辣的嘲笑和諷刺意味，諸如歐內斯特?布拉默所寫的Kai Lung（《凱隆》）的故事，狄更斯撰作的喜劇等。
在英國著名作家索默塞特‧毛姆（1874-1965）的筆下，中國的高官被塑造成&quot腐化、無能而且肆無忌憚，他要掃除擋住他去路的一切障礙。他是勒索高手。他用最可惡的手段積累了一大筆家底。他陰險狡猾、殘忍、報複心重，而且貪污受賄&quot。
對西方讀者影響最廣、最深的有關中國的小說，應數美國女作家珀爾?賽登斯特裏克?布克，即賽珍珠（1892-1973）發表于1931年的長篇小說《大地》。該書出版後立即成爲暢銷書，並于1932年獲普利策獎金。1938年她因創作了描繪&quot中國農民的豐富多彩而真摯坦率的史詩&quot和&quot傳記文學的傑作&quot而被授予&quot諾貝爾文學獎&quot。賽珍珠曾在中國生活、傳教多年，晚年的政論主要爲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辯護，攻擊共産主義。她是地道的&quot中國通&quot，自稱熱愛中國，但她愛的是封建時代的舊中國。《大地》講述的是一個名叫王龍的貧苦農民經曆私營業主、家庭困難和矛盾糾紛，最後達到了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發迹。這個故事因爲迎合了許多美國人自身的經曆與閱讀口味，贏得了他們的同情與共鳴，所以大受歡迎。但讀者對其中的中國背景並不太在意，只留有模糊的印象。她的《大地》及隨後分別于1932年和1935年發表的《兒子們》、《分家》這組《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並未能真實反映中國社會的現實面貌，也未能反映中國人民的命運。而在其1957年發表的《北京來信》及1969年發表的《梁太太的三個女兒》中，則明顯地流露出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敵對情緒。
歌劇方面，意大利著名的歌劇作家普契尼撰作的《蝴蝶夫人》塑造的中國女人東方式的典雅、含蓄，壓抑自己的欲望與情感的形象，在西方人代表的外來文明的影響下逐漸變得開化大膽，敢于追求愛情，情感熾熱、真摯。歌劇《中國公主圖蘭朵》則塑造了另一位富于個性的中國女子。
電影方面。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好萊塢影片中的中國人形象。在好萊塢電影中，中國女人一向被描繪成&quot花瓶式&quot的；中國男人則多爲留長辮、穿長袍，中國古裝戲裏的人物。近些年來由于李安、吳宇森等一批華人導演以及成龍、李連傑等中國演員的加盟，好萊塢電影中的中國人多被賦予中國功夫、武俠形象，人物的情欲都是壓抑的、蘊蓄的，布景和道具、背景音樂等都是典型的&quot中國式風格&quot：深山老寺，雕梁畫棟，中國民俗等，集中展現的是一個古老、神秘、幽雅、怪異的中國整體形象。
意大利導演貝托魯齊1987年執導的《末代皇帝》正是西方關于中國形象塑造的電影方面的代表。
電影中的末代皇帝溥儀被作爲中國人形象代言人，電影著重表現溥儀當上皇帝後被限制了自由到成爲平民後恢複了自由的過程，表現中國封建制度對人性的壓抑與扭變。電影中充斥著大量神秘、怪異的中國場景：表現紅衛兵跳&quot忠字舞&quot的文革街頭場景，具有紀錄電影式的特征；慈禧&quot老佛爺&quot生活的空間，她的病榻被置于一個煙霧彌漫、佛像環繞的殿堂裏。電影中許多細節描寫也暗合西方人的欣賞心理，比如：小皇帝喜歡一張口就吸吮奶媽的乳頭，揪心地叫喊&quot我要出去&quot；那只溥儀幼時玩耍過的蟈蟈神奇地活過半個世紀，由綠色變成了褐色。電影通過對溥儀一生的描述，表現的是中國60年的曆史，體現著西方人對東方文明和文化的哲理性思考。其對神秘、古舊、怪異的中國形象的塑造，是其贏得西方讀者，並一舉摘取第六十屆奧斯卡九項大獎的根本原因。
2000年，羅燕根據賽珍珠小說Pavilion of Woman改編、嚴浩執導的影片《庭院裏的女人》，表現中國女性的生存處境及其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的動人經曆。女主人公吳太太被刻劃成心思縝密、綿裏藏針、秀美端莊的東方女性，她在美國教會醫生安德魯的啓發引導下，逐漸從中國男尊女卑、相夫教子、三綱五常的囚籠中掙脫出來，自覺追求愛情，獻身愛情。影片的場景也是中國式的：深宅大院、朦朧水鄉，吳家花園裏舉行盛大壽宴、堂會，金水鎮通電儀式上的煙花爆竹、中國大戲，舊中國沿河停泊岸邊的花船，孩子們在水邊撈蓮藕、捉鴛鴦……所有這一切所呈現的正是一個遙遠而陌生、古老而神秘、樸實而怪異的中國形象。
http://www.ccmedu.com/bbs12_62132.html

李朝全：西方妖魔化中國的歷史

一、西方對中國的誤讀與偏見由來已久（19世紀初葉之前）

19世紀之前，歐洲人對神秘中國除了長期沿續的傾慕與向往之外，還懷有某種程度的敬畏與恐懼。13世紀，當蒙古騎兵橫掃西伯利亞，席卷歐洲大部時，德國的威廉國王便曾驚呼&quot黃禍來了&quot，整個歐洲充滿了對所謂&quot東方野蠻行爲&quot的恐怖。
對東方的醜化有悠遠的曆史和宗教方面的原因。《聖經》中就寓含著把信奉基督教的歐洲視爲文明社會，而把外部世界看成野蠻世界的內容。在蒙古遊牧民族爲期暫短的威脅下，歐洲更加激發起了舊有的關于歐洲具有天然優越性的信念。14世紀的作家拉努夫?希格登重新傳播了普林尼關于歐洲氣候有利性的觀點，塞繆爾?珀切斯則宣稱：歐洲主宰著世界，並在事實上成爲&quot藝術與發明&quot的唯一家園。他寫道，&quot歐洲的質量勝過了她的數量，在數量上她是世界上最小的，在質量上她是世界上最好的。&quot
在&quot歐洲中心主義&quot者的眼中，中國形象是野蠻、愚昧、落後的。抱這種錯誤觀念的歐洲人中，也有出于想象的虛構或道聽途說得來的印象的，對中國的認識真實與虛構混雜錯亂。
在葡萄牙修士達‧克魯斯（？-1570）筆下，中國人&quot通常相貌醜陋，長著一雙小眼睛，面部和鼻子淺平，沒有胡須，下顎部只有寥寥幾根毛發&quot。英國作家笛福在《魯賓遜漂流記》中主觀地認定&quot中國人不誠實&quot。他借魯賓遜之口宣稱：&quot當我回到家，聽人們到處談論中國人的勢力、榮耀、輝煌和商業之類的事，我必須承認我感到非常奇怪：因爲迄今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他們幾乎是一群不值一顧的人，或者說是一群無知而肮髒的奴隸，從屬于僅配統治這種人的政府。&quot 孟德斯鳩（1689-1755）在《論法的精神》中武斷地認爲，環境決定了中國人懶散的性格；中國人是&quot地球上最善于騙人的民族&quot，&quot具有一種常人難以想象的貪利之心&quot，而且法律也&quot准許欺騙&quot。 &quot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quot。理查德?沃爾特（1716-1785）認爲，中國人是個&quot自私自利的民族&quot，極盡&quot各種詭計、敲詐之能事&quot：爲了增加賣出的鴨子的重量而塞進鴨肚過多的石塊砂礫；往豬肉內注水，給豬吃大量的鹽刺激其喝大量的水，然後再想辦法阻止它們排尿，在此之前將豬賣掉，……中國人僞善、虛假，時刻壓抑激情和狂熱，性格懦弱、虛僞和不誠實；中國人固執而荒唐地以任意符號代表言語的原始、拙劣的方式，中國作品過于拘泥和刻意雕琢，……
亞當‧斯密（1723-1790）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寫道：&quot中國下層百姓的貧困程度遠甚于歐洲最窮的國家中的下層百姓。廣州城周圍地區有一百個（普遍的說法是上千個）家庭在陸地上沒有住房，只好棲身于停泊在河面上的漁船上&quot，&quot他們的食物少得可憐，因此，非常渴望能打撈出一些歐洲來的輪船上傾倒下來的最最肮髒的垃圾……諸如臭肉、狗或貓屍體等，即便是腐爛得臭不可聞的，他們也很歡迎，就像其他國家的人們得到最有營養的食品時一樣興奮&quot。
馮‧赫爾德（1744-1803）從種族特征的角度描述：&quot（中國人）生來就是小眼睛、短鼻子、平額頭、小胡須、大耳朵、鼓肚子的民族&quot，&quot他們的思想的形成酷似那油彩和鍍金紙，酷似那些方塊字和音節的韻律&quot，&quot（中國人的）理解力似乎仍停留于幼兒時期。&quot
英國使節馬戛爾尼勳爵（1737-1806）在他的出使中國日記中寫道，在中國這樣一個&quot婦女被禁止抛頭露面的國度裏&quot，充滿著&quot粗俗的親近、低劣的玩笑、露骨的引喻&quot，賭博盛行，&quot將女人的小腳塞進嬰兒的鞋中&quot，&quot華夏帝國是一個古老、狂熱、産生一流戰爭狂人的國家&quot雲雲。
黑格爾繼承了馮?赫爾德的觀點，在1807年出版的《精神現象學》中，認爲中國處于人類意識和精神發展進程開始之前，而且一直處于這一進程；中國是一個極古老的專制國家，在自身的發展道路上陷于困境，把自己同周圍不斷變化的世界隔離開來；中國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經過被篩選之後，才能被帶入曆史進程之中。
狄更斯也在《匹克威克外傳》中貶抑中國。愛默生則認爲中國已經成爲曆史進程中虛弱的一方，&quot中國是一個屈服于西方統治的、寂靜的、停滯的、一成不變的、女性的國度&quot。

二、 近現代西方對沒落中的&quot天朝大國&quot--中國的看法：&quot黃禍論&quot、&quot東方睡獅&quot與&quot東亞病夫&quot（19世紀初葉--20世紀初葉）

中國自明朝起爲防海盜、倭寇而實行&quot海禁&quot，清朝基本沿續了&quot閉關鎖國&quot的政策。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中國是世界中心，是&quot天朝大國&quot，不屑于與荒蠻遠夷交往。而西方在實現向資本主義過渡之後，隨著地理大發現和環球航線的開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擴張本能的需要，使得西方有必要、有條件也有可能向海外伸延勢力，尋找新的豐富的原料産地、廣闊的銷售市場和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中國這個曆史上被定位爲富裕、繁榮的東方大國無疑立即成爲西人覬覦的鵠的。十九世紀初，英國使團帶著大宗禮品以爲清朝皇帝祝壽爲名遠涉重洋來到中國乞求通商，卻因其不肯像番邦貢使一樣給清朝皇帝磕頭而被驅逐。不久之後，這些曾受驅逐的歐洲人攜帶堅船利炮，氣勢洶洶地轟開了&quot天朝大國&quot的大門，從此徹底結束了歐洲對中國的傾慕、向往曆史。
在19世紀初葉以降至20世紀初葉這100多年的時間裏，西方的中國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變，並自茲奠定了西方人對于中國的基本&quot成見&quot，構築了其潛意識、集體意識中中國形象的大致輪廓和深色背景。
在這100多年中，有幾件大事從根本上塑就了這個扭變過程。
1.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資本主義的西方爲了掠奪中國的財富，面對與中國巨額的貿易逆差，采取了卑鄙的戰術，即向中國傾銷鴉片，並阻撓中國政府的禁煙行動。最終由&quot虎門銷煙&quot直接引致無恥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勝利，強迫中國開放五口通商等，使西方重新看到了一個笨拙、落後、不堪一擊的老大帝國。以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締結，中國領土與主權的不斷淪喪，等等，更加深了西方關于中國&quot老朽沒落帝國&quot的印象，中國完全淪爲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西方人通過在中國通商、傳教、旅行等，企圖用資本主義文明和基督教精神來重塑中國，讓中國&quot歸化&quot，卻未能得逞。爲了維持對中國的征服與奴役，消除隱患，保障其在華的既得權益，西方急于竭力貶抑、醜化中國和中國人。
2．中國人不屈不撓的抗爭，加快了西方對中國的&quot妖魔化&quot進程。在被奴役的近百年時間裏，中國人從未停止過英勇頑強的抗爭，其中尤以1898年前後&quot扶清滅洋&quot的義和團運動、1919年的&quot五四&quot運動給西方侵略者的打擊與震動爲劇。爲了鞏固對中國的半殖民統治，西方列強一面逼迫中國政府當局壓制中國的排外抗西運動，一面從輿論、意識形態方面加劇醜化中國，妄圖從思想和精神上將中國人陷于奴隸地位，愚昧、落後、野蠻、只堪被西人役使。
3．中國人的海外移民帶給西方人危機感。19世紀時中國人不斷被販往北美等地，因其勤勞、儉樸、堅韌不拔，在各處的移民均能頑強地紮下根來，成長壯大。由此帶給當地的西方人強烈的&quot威脅感&quot和危機感。西方中心主義者出于恐懼、恐慌心理，企圖排斥、驅逐華人，于是變本加厲地醜化中國人，貶損中國形象，乃至于制造出&quot黃禍論&quot的巨大聲浪。19世紀60-70年代，美國西海岸排華運動猖獗，&quot黃禍&quot和&quot中國威脅&quot論盛行。爲了排華，美國公衆竭力煸動種族歧視與仇恨，竭盡誣蔑醜化之能事，把中國人描繪成&quot上帝創造的最低劣的民族&quot，認爲&quot四千萬人的美國文明與四億人的中國文明接觸，會把美國文明降低到中國文明的水平&quot；英國等西方一些人則大肆散布妖化中國的理論：&quot中國人首先在自己的領土內充分地繁殖人口，然後進行移民擴張&quot；&quot像中國人這樣偉大的民族，並且擁有這樣巨大的自然資源，遲早會溢出他們的世界，擴張到新領土上去，並且把較弱小的種族淹沒掉&quot，&quot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區總有一天會變成有色人種的天下&quot，雲雲。
現在回首19世紀西方對中國認識的主流，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這些方面：
（一）、關于中國人的外表形象

在西方的視野裏，中國人是未開化的、怪異的、可笑的。1858年，英國的《笨拙》雜志在4月10日號上刊登一幅醜化中國人的漫畫和《一首爲廣州寫的歌》，縮影式地反映了當時西方流行的印象與看法：中國人被描繪成天生的流氓和殘酷、頑固的混蛋，&quot爲了人類&quot，應該用枷鎖將其套住，中國人&quot長著小豬眼，拖著大豬尾，/一日三餐：鼠、狗、蝸牛與蚰蜓，/炒鍋裏面玩把戲&quot，中國人狡猾、撒謊而又膽小，令人作嘔。
在西方人眼中，中國男人留有辮子，婦女裹小腳，每個人都留長指甲，中國人又窮又髒，表情麻木。德庇士在《中國人》第一卷中寫道，中國人&quot過20後不久青年人那種圓潤便逐漸消逝，顴骨向外凸出，使整個容貌顯得粗野而猙獰。隨著年紀的增長，老年男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變得極其醜陋&quot，而老年婦女則皺紋密布，如同&quot印度森林深處一個衰老的猿人&quot。
不少中國人因吸食鴉片，呈現出一副病態、孱弱的面孔，唐寧在《番鬼在中國》第2卷中寫道：&quot他們幾乎都是一副令人厭惡的病態像，天朝居民的上層階級臉上顯露出來的不僅僅是一種女人味，許多陌生人甚至一瞥見他們就會覺得惡心和討厭。&quot 衛三畏（1812-1884）在《中國總論》序言中指出，在訪問過中國的旅行者日記中普遍接受的關于中國人的印象是這樣的：一個了無興趣、不自然和不文明的&quot豬眼&quot民族，對他們，你盡可以嘲笑；他們還是&quot打傘民族&quot，&quot長辮子的天朝人&quot，極度驕傲的、無知的，而且幾乎是不長進的民族。 這副中國人的畫像正與1858年英國《笨拙》雜志刊登的中國人的漫畫形象如出一轍，反映出19世紀西方對中國人形象極度的醜化。
德庇士認爲，歐洲人是通過肖像畫--通常只是在廣州買的瓷器上出現的漫畫而了解中國人的外表形象的。中國人的外表令西方人一見就忍俊不禁：他們從嗓子裏發出嘶啞的嗚嗚聲，帶著刺耳的鼻音，含混不清的語調，他們女人一般的打扮，留長辮子，佩戴撚珠和刺繡飾品，手拿扇子，左手的指甲很長。 總之，中國人外表可笑、滑稽。
（二）、中國人的性格
西方在與中國交往過程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具備了諸如勤勞刻苦、堅韌頑強、隱忍寬容、孝悌仁愛、節儉持家、知足常樂等優良品格，另一方面，或出于誤解&quot誤讀&quot，或出于排斥貶損的目的而故意加以醜化，認爲中國人身上還存在著許多致命的弱點或缺陷，如&quot死要面子&quot、漠視時間與精確、拐彎抹角、狡詐無信、守舊僵化、敵視外族、缺乏同情心和公益心、相互猜疑、麻木、膽小懦弱等性格特征。這些認識和印象，雖也不乏切中肯綮、比較可取或善意的批評，但大多是出于醜化或&quot誤讀&quot的用心。比如，中國人一直把自己的國家稱爲&quot天朝上國&quot（Celestial kingdom），其他民族都是蠻夷之邦，生活在&quot四方大地&quot的某個角落或&quot中央王國&quot（中國）四周大海的一些小島上。西方人據此便一直認爲中國人自負和傲慢。
西方人一面承認中國人溫和、善良、適應能力強、對傷害和侮辱處之泰然、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堅忍不拔、不屈不撓，一面又批評中國人遲鈍、軟弱、怯懦、太講究禮節，認爲中國人是&quot臭名昭著的撒謊家&quot，放縱淫蕩，因爲中國人&quot普遍的習慣是講猥褻下流的語言&quot；&quot中國人不以撒謊爲恥，反以爲榮&quot，甚至&quot孔夫子都相信，小孩撒謊只要對父母有利，就值得肯定&quot；中國人虛僞、無恥、迷信、殘暴而麻木不仁，因爲中國的父母親竟能面帶炫耀之色觀看孩子們肢解昆蟲，廚師在殺死一只家禽時非要折磨它一頓，而鞭打、殘害甚至殺戮自己的同胞則最讓中國人欣喜若狂。
英國經濟學家、邏輯學家穆勒（1806-1873）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幹應用》中寫道：中國人目光比較短淺，得過且過，相信一切勞碌和不幸都是出于天意的安排。 郇和則在《1860年華北戰記》中，從清朝守軍的怯懦推斷出&quot這個民族的膽小投降精神&quot；而西方的醫生們則根據對中國患者進行外科手術時忍耐力的觀察和思考，概括出中國人殘忍、對疼痛麻木不仁的特性。
有些西方人在與中國人交往中，因其偶爾的托辭借口，便認定中國人爲人不誠實；或是從中國夫妻、父母、子女間相互隱瞞一些事情，證人在官司中表態&quot我不騙大人&quot等言行中，便輕率地推斷出&quot詭詐是中國人的第二本性&quot。 中國存在溺死女嬰現象被當作中國人缺乏同情心的鐵證；中國人相互依賴、財産共享的大家庭習俗被看作是必然導致家庭成員相互長期的不滿、嫉妒、猜疑和懶惰的源泉。而中國人的教育方式、豎排左行的書寫方式、象形文字等，則被認定&quot從一開始就扼殺了小孩智能的發展&quot，造就中國人遲鈍、天生的保守性、精神麻木不仁等特性。
（三）中國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等
對于中國的認識、感知、了解與判斷、定位、描述等，西方人總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價值觀、文化心理等進行取舍、抉擇，做出相應的反應。這些判斷與描述必然是適合西方人口味和閱讀、審美期待的，也必然體現著當時曆史條件下西方人的中國觀、東方觀及其文化知識體系。
19世紀至20世紀西方人眼中中國的人與事，從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社會狀況上來說，那些陋習、弊端、問題與症結首先吸引住了西方中心主義者或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目光，引發了其濃厚的興趣，並爲其貶抑、醜化中國及中國人，爲其&quot奴化中國&quot論調尋找所謂的客觀依據。他們沿續了十八世紀時那些關于中國認識上的否定式，把中國看成靜止停滯、僵化保守和日益腐朽墮落的國家。而在工業列強全球範圍內的對抗中，中國總處于失敗的邊緣。這些都更加深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悲觀看法和中國缺乏適應能力、缺乏生機與活力的觀點，認爲，&quot無論從哲學的還是遺傳學的角度講，中國都是命該被世界曆史揚棄在外，而且在先進國家的威壓下，中國必將失去其在世界上的生存權力。&quot 這實質上是沿襲了黑格爾的觀點，即認爲&quot中國處于人類意識和精神發展進程開始之前，而且一直處于這一進程&quot，&quot中國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經過被篩選之後，才能被帶入曆史進程之中&quot；或者如衛三畏在1847年出版的《中國總論》中所表達的觀點：中國應被視爲&quot中間王國&quot，&quot因爲中國人在文明和野蠻之間占據中間的位置&quot。
西方的&quot中國形象&quot是蒙昧、未開化的，怪異、野蠻、不文明、殘忍、狡詐的，完全是作爲西方的一種對立面、西方的&quot他者&quot出現的。美國史景遷（Spence）教授在北大講演時指出：&quot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一直是作爲一個`他者`出現的，而它的有用之處或許也正在于此，對那些富于創見的作家和思想家來說，更是這樣，因爲他們就是要探尋存在于自己已知的領域之外的東西。&quot 可見，西方人更多的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從鞏固和加強對中國的殖民統治、對中國人民的奴役等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目的出發，重新&quot塑造&quot中國形象的。這一形象，正如巴拉德在《太陽帝國》中所描繪的：混亂不堪的生活，饑荒、騷亂和死亡。這一形象的基本輪廓和主要內容，大致由以下這些現象或表征構成：
1．吸食鴉片。十九世紀的中國人被描畫成一個個的大煙鬼。鴉片原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爲了掠奪中國財富而采取的一種卑鄙無恥的貿易戰略，客觀上嚴重毒害了中國人的肉體與精神。丁韙良在《花甲記憶》一書中稱，他在寧波研究吸大煙的後果，竟得出這樣振振有詞的結論：&quot這種行爲對中國人來說是無法解脫的禍患。&quot 英國爲了自己的商業利益而縱容、鼓勵向中國輸入鴉片，使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身受其害，英國的議員卻恬不知恥地宣稱：使用這種毒品而引發的罪過被誇大了，如果使用適量，鴉片不至于對人體有多大的危害；想想從鴉片貿易中獲取利益比起從酒類物品中得到的稅收，人們就不應對它多加指責。1773-1906年，英國人從鴉片貿易中，共從中國等東亞國家攫取了21億美元的純收入。而有些英國人竟然還將可恥的鴉片戰爭歸結爲&quot中國人的傲慢自大而又愚昧無知&quot。
由于吸食鴉片成癮，不少的中國人身體憔悴萎靡，精神頹廢麻木，滑向了&quot一種無法形容的懶散、痛苦、墮落的深淵&quot。不少中國人瘦弱不堪，滿臉病容，被誣稱爲&quot東亞病夫&quot。
2．婦女纏足。逼迫婦女裹腳是中國人的一大陋俗，被西方視爲從孩童起即已遭受的&quot殘酷虐待&quot，&quot對健康的傷害程度有多大難以估計&quot。而裹腳婦女和小女孩&quot臉上都沒有我們期望的那種痛苦表情&quot， 對此早已麻木不仁，習以爲常。在當時的中國，&quot有7000萬雙變形的、疼痛的、難看的小腳，這些都是墮落的男人審美觀的犧牲品&quot，就因爲在男人們看起來婦女細小畸型的腳富有美感，女孩就得忍受從五歲至七歲三年纏足的殘酷歲月，&quot悲慘&quot，&quot沒有歡笑&quot，&quot九死一生&quot，而由于裹腳，不少婦女變得&quot格外髒，格外懶&quot，&quot她們在炕上度過一生，從不鍛煉，從不呼吸新鮮空氣，也不交流相互之間的感情&quot。
3．棄嬰及殺害女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傳續香火觀念，使得棄嬰及溺嬰（女嬰）現象相當普遍。在西方人看來，棄嬰反映著中國人的生命不值錢。黑格爾寫道，&quot自殺……和棄嬰，是經常性的，幾乎天天發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個人的不尊重，在總體上也是對人類不尊重&quot。有人據此（--棄嬰和溺嬰）推斷出中國人殘暴野蠻和無情的性格特征，缺乏同情力量，&quot比動物好不了多少&quot。而事實上，當時&quot中國的苦力&quot和一些&quot勞力移民&quot都被西方人普遍地看作&quot畜牲&quot，美國作家巴亞德?泰勒（1825-1878）甚至聲稱：&quot中國人是地球上道德品質最惡劣的民族&quot；&quot要想公平對待我們自己的民族，就應要求不讓他們安居在我們的土地上。&quot
麥華陀《在遙遠的外國人》中寫到：多數英國人認爲中國是一個殺害嬰兒的民族。那些好奇的觀光客帶回英國的故事總會涉及聳立在諸城鎮邊上的&quot孩兒塔&quot，池塘和溝渠裏那些可疑的小包裹，沿街收拾棄嬰屍首的馬車，還有橫陳在野地裏的小棺材等等。還有許多西方人甚至推測，&quot中國政府和公衆輿論容忍虐殺嬰兒的行爲&quot。古伯察在《中華帝國》一書中指出：&quot中國婦女的狀況是最慘的，受苦、受難、受歧視，各種苦難和貶抑無情地伴她從搖籃一直走向墳墓。她一降生就被公認爲是家庭的恥辱……如果她沒有立即被溺死……就被當作一個卑賤的動物，幾乎不被看作人……&quot。
4．人口買賣。棄嬰和溺嬰有時是因爲經濟困難無法養活更多的孩子。而中國社會尤其是鄉村普遍的貧困現象則促進了人口買賣現象的大量湧現。不少家庭爲解困窘淪至賣兒賣女的地步。這些現象連同童養媳現象、早婚現象，在西方人眼裏，都是中國人殘酷、野蠻、無情的表現，是中國人把人視如畜牲、商品，不重視人的價值，缺乏同情心的證明。
5．中國人肮髒，不講衛生。馬戛爾尼在《出使中國》中描寫道：他們（中國人）穿的是小亞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髒也很少洗，他們從來不用肥皂；他們很少用手絹，而是隨地亂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邊的任何東西上……還在脖子裏找虱子；沒有沖水廁所或固定的方便場所，廁所設施暴露無遺，糞便不斷被清走，幾乎到處都臭氣熏天。衛三畏則在《中國總論》中斷言：中國人行爲的無恥和語言的肮髒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他們的談話中充斥著極下流的詞句，生活充滿了不清潔的行爲；妓院和嫖客不論在水上還是在陸上都隨處可見……
中國大多數鄉村隨處可見成堆的垃圾、糞堆、污池、泥坑、下陷的屋頂、倒塌的牆壁、腐爛中的草屋以及散亂的碎石。鄉民們用大糞作肥料，居住在籬笆圈成的肮髒的環境中，家裏沒有桌布、床帷，沒有煙囪，牆壁總被熏得漆黑；門窗沒有玻璃，只在窗楞上貼白紙來透光。用具破損，落滿灰塵和蛛網。在城市，街道狹窄、彎曲、凹凸不平、肮髒不堪、臭氣熏天。公共浴室齷齪不潔。旅館肮髒、惡臭，虱子遍地，沒有公共用水，從河裏挑來的水渾濁不能飲，中國人一般用裝有明礬塊並帶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攪拌幾下，使水慢慢澄清。
6．中國人吃古怪的食物。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除了無休止地吸食鴉片外，在日常食物中還吃小狗、小貓、老鼠，自死、&quot不潔&quot的動物，腐敗的動物屍體、腐肉等。&quot一日三餐：鼠、狗、蝸牛與蚰蜒，/炒鍋裏面玩把戲&quot，如同&quot令人作嘔的給養員&quot。 中國人把吐完絲的蠶蛹，幹不動活的馬、驢、騾、駱駝，自然死亡的牛、豬都作爲食物，還把外國人抛棄的家禽的頭、爪和內髒收拾幹淨後吃掉，豬皮、傳播傳染病的狗、老鼠和貓都被當作食物。 西方人相信，中國主要的食物是諸如燕窩、狗肉火腿，老鼠、貓和狗被當成廣泛的消費食品，則是中國人的民族習俗。
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人古怪的食物，&quot中國人吃老鼠&quot這類的傳聞，一方面印證了中國的貧窮，另一方面則更增強了其關于中國人肮髒、不講衛生的成見。
7．&quot與抽大煙一樣，賭博也是中國最具破壞性的惡習。&quot&quot中國人借賭博來尋求刺激和快樂，休閑娛樂與偷懶&quot。 盡管政府是禁止這種行爲的，但在西方人看來，中國自下而上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是賭棍。 賭博是中國人的一大弊病。
8．認爲中國盛行多妻制，中國男人都是妻妾成群，這是西方人的又一大&quot誤讀&quot。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存在著普遍的強迫和包辦婚姻，普遍的早婚和納妾現象；中國的法律允許納妾。衛三畏寫道，中國有五分之二的家庭都存在一夫多妻現象。 納妾這一備受西方人指責的現象與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傳續後嗣香火觀念有關。&quot男人出于自己的考慮，娶了許多小妾，生了許多子女&quot；&quot實際上，所有20歲的女青年除了妓女都出嫁了&quot，而&quot幾乎所有的婦女的生育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quot。中國&quot這個充滿智慧的民族如此輕率地繁殖&quot，導致中國大衆陷入極端貧困，&quot總是處于爲生存而不斷鬥爭之中&quot。 中國人口的過度膨脹，還被西方人視爲災禍的根源，並由此制造出&quot黃禍論&quot、嚴禁華人移民的巨大喧囂。
9．祭祖、迷信和偶像崇拜。中國人祭祀祖先和祖先崇拜，是緣于儒家的教化等。而受佛家、道家思想影響，中國人還講究風水、迷信，並對一些偶像頂禮膜拜。這些純粹而樸素的信仰在西方基督教教徒看來，全都是怪異的、未開化的表現，中國是&quot一個上帝的光芒沒有照到的國度&quot。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基督教把中國人看作是&quot一個陰險的、不可思議的民族，而且由于他們信奉異教加上皮膚的色素沈澱的濃重，因而必須被當作低等民族&quot；美國傳教士衛三畏（韋爾斯?威廉斯）則把中國民衆描繪成&quot一個種類上和程度上的道德墮落，這種墮落怎麽說也不過分，也很難得出適當的概念&quot。 可見，西方人的這種&quot誤讀&quot明顯地打上了種族和宗教歧視的烙印。
10．中國官員索賄受賄成風；軍紀不嚴明，軍隊軟弱渙散；中國實行保守的專制強權統治，語言、文藝古老僵化；社會效率低下，勞動者技術、素質水平低劣。因此造成中國普遍貧困、蒙昧與落後，中國人思想遲鈍停滯，創造力泯滅，西方人由此推斷&quot中國是一個不能實現自己諾言的國度&quot， 中國文化低劣，早晚是要被取代的，中國人只有在西方的裹脅之下才能進入世界曆史進程雲雲。
（四）華人移民及西方&quot黃禍論&quot的炮制出臺
十九世紀初中葉，中國勞力被大量販運到美國西海岸。淘金、開礦山、修鐵路……，憑借自己的耐力、勤勞和辛苦勞動，中國人在美國頑強地生存下來，定居下來，並發展、壯大成爲美國社會一支不容忽視的經濟、政治力量。戴著種族歧視眼鏡的許多美國人、西方人，爲了達到&quot排華&quot目的，惡毒貶抑華人，炮制、出臺了&quot黃禍論&quot和&quot中國威脅論&quot。其主要內容荒唐可笑：中國在蓄意過度繁衍人口，作爲廉價勞力大量向外輸出，進行移民擴張，最終淹沒美國（西方）及美國（西方）文明，使之退化、衰落。他們惡意驚呼：&quot黃色帶子將侵占地球&quot，&quot誰也不敢想象中國死氣沈沈的巨大力量有朝一日被組織起來，變得活潑，並從事軍事侵略。最可怕的是，中國人恰恰有這種素質、潛力與可能。&quot可見，在&quot黃禍論&quot的背後，掩藏著的正是對中國這一東方睡獅一旦醒來巨大的恐懼與不安，正是西方列強長期堅持限制遏抑中國、阻撓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原因。在這些西方人眼中，美國的&quot中國城&quot（唐人街）裏遍地是亂倫和猖妓，中國是極度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在&quot黃禍論&quot、&quot中國威脅論&quot甚囂塵上之際，1884年美國通過可恥的法律，廣泛禁止中國人移居美國。 近一百多年來，這些可怕而卑鄙的論調多次沈渣泛起，爲中西關系蒙上層層陰霾。

三、對東方醒獅的恐懼不安和&quot遏制中國&quot的叫囂（二十世紀初葉以降）

20世紀是以西方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揭開中西關系序幕的，在維持對中國的半殖民地統治和在中國的特權的同時，西方一面繼續醜化中國形象，一面也不斷加強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認識與理解。二、三十年代，當經濟危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時，西方大有災難臨頭之感，一時之間還出現過對中國文化産生濃厚興趣的情形。林語堂、辜鴻銘等人的著述譯作竟因此而在西方世界備受推崇與重視。
綜觀二十世紀初葉以降，特別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影響西方人中國觀的主要事件及因素，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這些方面：
（一）、中國發生的曆史性事件
1．軍閥割據混戰、民不聊生，給西方人留下關于中國的印象是&quot混亂不堪的生活，饑荒，騷亂和死亡&quot，中國沒有希望沒有出路，是睡著了的東方雄獅，也是孱弱的&quot東亞病夫&quot。以至于有英國人竟在上海租界內公園門口打出&quot狗與華人不得入內&quot如此種族歧視、踐踏中華民族尊嚴的牌子。
2．&quot八年抗戰&quot。自1931年&quot九一八事變&quot日本入侵中國始，1937年&quot七七事變&quot，日軍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中國人民以血肉築就長城，開展了長達八年之久、艱苦卓絕、英勇頑強的抗爭，付出傷亡數千萬人、損失不計其數的代價，爲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在包括西方人在內的全世界人民面前重塑起英勇、頑強、勇于犧牲、堅忍果毅的民族形象，贏得了各國人民普遍的同情、支持和尊敬。
3．解放戰爭及共産黨奪取政權。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人民民主專政，一貫公開反帝、反侵略、反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與壓迫。因此共産黨政權長期以來都被頑執&quot冷戰思維&quot的西方當局視爲敵手或對手也就在所必然。而出于對&quot黃變紅&quot、共産主義的無名恐懼，處在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的無形威脅之下，不少西方人頑固地將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看作&quot鐵幕&quot後的獨裁、專制統治，認定中國公民沒有民主、自由可言，人權得不到保障。而中國1949-1972年與西方世界基本上的&quot隔絕&quot，被迫&quot閉關鎖國&quot，客觀上使得西方社會只能依據和借鑒曆史上有關中國的史料，加上自己的想象與杜撰，勾勒出一幅漫畫式、妖魔化的中國形象。
4．抗美援朝。1951年中國與美國的這場對抗與較量並以美國的被迫接受停戰協定告終，讓西方對中國的強大感到莫大的隱憂。這種狀況在後來的越南戰爭中再度重現。西方擔憂社會主義的中國將向外擴張，輸出革命和共産主義信仰，威脅資本主義在西方的統治。
5．十年&quot文革&quot。&quot文革&quot中的反右鬥爭、紅衛兵運動等，曾在英、法、日等國引發類似的遊行、騷動，從而導致了西方極大的恐慌。&quot文革&quot爭鬥本身則被目爲恐怖鬥爭。
6．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壯大，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在和平中崛起，引起西方猶抱&quot冷戰&quot思維的一些人莫大的恐慌，從而重抛&quot中國威脅論&quot，並披上&quot文明沖突論&quot外衣，叫囂&quot遏制中國&quot，威脅和恫嚇中國。
7．中國科技、軍事、體育、文藝等的飛速發展，爲中國形象的重新塑造增色添彩。胰島素、對撞機、雜交水稻、原子彈、人造衛星、載人航天等一大批科技成果，體育競賽中不斷摘金奪銀、屢破記錄，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quot醒來的東方雄獅&quot形象，贏得了衆多西方人的刮目相看與敬重。
（二）中西交流
1．貿易。輸入西方各國的中國貨物，從玩具、紡織品、日用百貨，到冰箱、彩電、電腦等，這些貼著&quotMade in China&quot（中國制造）標識的貨物給了西方人普遍的質優價廉的感受，也使西方感性地認識到自己的生活與中國密不可分的關系，潛移默化地培植和影響著他們的&quot中國觀&quot。而隨著身邊中國商品的增多，有些抱有成見的西方人則敏感到所謂&quot中國威脅&quot的恐懼和不安。
2．文化交流。中國以成龍、李連傑等爲代表的功夫片，李安導演的武俠片在西方躥紅，客觀上重塑了中國人的勇武形象。而張藝謀、陳凱歌等人的電影，中國雜技、舞蹈、歌唱、鋼琴、小提琴、小說、報告文學等在西方的頻頻出鏡或獲獎，在贏得西方觀衆/讀者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傳播了中國文化，重塑了中國人形象。而隨著中西人員交流的不斷增加，譯介文化産品的逐漸豐富，西方人對于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也開始有了比較豐富和全面的認識。
3．軍事、科教體衛、外交、民間等方面的交流。譬如，亞運會、世界婦女大會，APEC（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世界園藝博覽會、領導人互訪、非政府組織（NGO）之間的交往等，都有助于增進中西相互了解和理解。
4．移民、留學生及中國遊客出國帶去了中國形象。在西方的華人群體，如留學生、&quot唐人街&quot等，以及日見增多的富足起來而出國旅遊的中國遊客，都是中國人和中國的縮影。他們的言行舉止、精神風貌代表著中華民族在西方人面前的形象。據香港《亞洲周刊》2002年5月19日報導：據統計，2001年中國出國者逾1200萬人次。大量的出境觀光者，原可以與其他地區的民衆由相互直接接觸而增進了解和友誼，但中國大陸遊客出境旅遊，除了&quot將自己國家的繁榮景象遍灑世界的同時，也有人把生活陋習帶往世界各地，令中國的文明形象受損。衣冠不整、隨地吐痰、乘車不排隊等壞習慣，一些在國內屬`生活小節`的動作，大大影響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quot，以至于有人慨歎，這些人&quot真是把臉丟到家門外去了&quot。概括起來，中國遊客在海外顯露出來的&quot醜陋&quot，有髒、吵、搶、粗、俗、窘、潑等&quot七宗罪&quot。
5．外國人來華旅遊或觀看比賽等。隨著中國擴大對外開放，不少西方人可以親臨中國，設身處地地感受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狀況。
6．外商投資及與華人交往。西方商人在華投資，開店設廠，如肯德基、麥當勞、家樂福、摩托羅拉等，西方人在從中國賺取高額利潤的同時，也熟悉了與中國人打交道，扭轉了其關于中國人欺詐無信的成見。
7．媒介交流。西方媒體關于中國的報導、宣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西方大衆的&quot中國觀&quot。那些別有用心的歪曲與誣蔑也培植了不少西方人對于中國的敵意或成見。隨著信息全球化進程的拓進，互聯網將成爲西方人認識、了解中國的重要&quot窗口&quot和媒介，定將對其&quot中國觀&quot産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三）一些理論家、作家、政客等的鼓噪，極大地左右著西方人對于中國的看法。比如，美國人亨廷頓抛出的&quot文明沖突論&quot。
（四）中國對待西方的態度
中國國內某些民族主義傾向的擡頭、少數人的片面仇外排外心理及與西方的對抗和敵意也會反作用于西方人的中國觀，促成或增強西方將中國視爲敵人和對手的成見。比如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即被美國分析家看作是中國長期以來仇外、總抱有防範心理、封閉、易怒、注重意識形態、把美國視爲道義上與文化上的危險和現實中國發展的障礙等態度及觀念的具體表現。與此同時，少數中國人對于西方采取奴顔婢膝、崇洋媚外或全盤西化的態度，固然會博得西人之好奇或好感，終究卻還是要被西人所看低看賤，認爲中國人缺乏個性，適于被人奴役，要由西方人引導才能被帶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
英國人雷蒙?道森在《中國變色龍》一書中比較客觀地分析、解剖了1958年前後西方對于共産黨中國的看法。他這樣寫道：
&quot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信息來源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況……在西方報刊上出現的大部分消息最終是靠在香港的美國人提供的對中國大陸報刊的翻譯材料。這些翻譯材料如果不是顯得冷漠無情的話，它們就不能出現和加以利用，……最後，由于版面篇幅的原因，並爲了滿足廣大讀者，只有那些最聳人聽聞和荒唐可笑的敘述才會登載在大衆化的報刊上……
許多關于現代中國的評論文章完全缺乏曆史意識……
另外一個由于曆史上的無知而産生的謬誤，是把一些並非中國文明中的新做法也歸罪到共産黨政府頭上。許多觀察家抱怨大陸社會上單一的藍色服裝，並爲此而責怪現政權……
還有一點是，中國與富有的西方國家之間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不可避免地在雙方之間形成了強烈缺乏同情心的狀態……
對現代中國産生曲解的下一個因素就是對共産主義的恐怖與仇恨……
美國對中國仇恨的一個明顯而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國軍事力量在朝鮮戰爭中直接卷入了一場令人灰心喪氣的同中國人的沖突，另外還在于美國人現在要爲他們繼續留在遠東找借口，因而把中國人往最壞的方面去想……
……大部分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對亞洲産生了一種和善地、普遍地平等相待的興趣，……政治上美國人喜歡把自己看成是亞洲各國人民的庇護人和保護者……
可以理解，中國的拒絕導致了美國人的強烈失望和義憤。
同時……保守的世界觀--以及他們（指美國人--筆者）享受到的優裕生活--意味著他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更害怕革命……&quot。
道森的這些觀點，對于了解和把握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微妙的&quot中國觀&quot不無啓發和幫助。考察二十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的&quot中國形象&quot，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三大特征：
（一）對&quot紅色中國&quot的敵意、恐懼和妖魔化
&quot二戰&quot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長期的對立與隔絕，中國被西方劃入&quot鐵幕&quot後的紅色國家，認爲共産黨實施的是&quot極權主義政權&quot，對地主、資産階級等實行嚴厲的大規模壓制，有人甚至將之稱爲&quot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暴政&quot；共産黨在中國的&quot統治&quot被認爲是恐怖的、泯滅個性與自由的。出于&quot冷戰&quot及&quot後冷戰&quot思維的慣性，出于對異樣意識形態國家長期以來的憂心忡忡和無名恐懼與不安，西方人總是有意識地醜化中國形象，將中國描繪成&quot魔鬼&quot統治下的國度。
這種&quot妖魔化&quot中國的習慣思維，迄今還時常在西方一些人的頭腦及言論中鬼影重現。
（二）對待覺醒的東方雄獅心理複雜，&quot黃禍論&quot死灰複燃
1972年，是尼克松首先向中國伸出了友好之手。20年後，又是他第一個提出震驚世人的&quot中國威脅論&quot。他引述2個世紀之前、從未到過中國的拿破侖的話說：&quot中國，這頭雄獅，讓它沈睡吧！因爲它一旦醒來，將會震動整個世界。&quot而現在，這頭東方雄獅醒來了，&quot中國已經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超級經濟強國&quot，美國不應低估中國在全世界破壞美國利益的能力，因爲&quot憑借巨大的自然和人口資源，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下個世紀成爲一個經濟和軍事的超級大國。&quot
1997年前後，理查德?伯恩斯坦、羅斯?芒羅在其所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中聳人聽聞地指出：&quot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世界上力量最強的國家美國已經成了全球對手，這兩個國家關系緊張，利益沖突，今後會出現更嚴峻、更危險的時期&quot；&quot不出幾年，中國就會向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大國的方向前進&quot，&quot中國是一個未得到滿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國，它的目標是支配亞洲&quot；中國領導人繼續維持著&quot獨裁專制&quot，利用人民的仇外情緒和愛國心，將會爲以前西方加諸中國長期的屈辱曆史而報複西方；中國將變成世界的一支支配力量，&quot而作爲這樣一支力量的中國將勢必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友邦，而成爲它的長期敵人&quot。而追溯這一切的根由，他們的結論竟是：&quot中美兩國由于意識形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對外政策不同而長期存在沖突。因此，事實將證明，徹底改善中美關系是不可能的。&quot
在這些專業政客眼中，始終是把社會主義中國當作潛在的敵人與對手的；在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之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國看作最大的對手，重彈&quot黃禍論&quot老調，再抛&quot中國威脅論&quot，叫囂要&quot遏制中國&quot（Containing China），其實質與用意是遏制直至扼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逼使中國人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對外政策等方面作出主動的妥協，從而達到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長久獨占世界霸權的目的。
（三）醜化及&quot妖魔化&quot中國
正如H. Issacs在Scratches On Our Mind：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我們思想的掃描：美國人關于中國和印度的印象》）裏所指出的，在美國公衆心目中，中國和印度具有&quot共同的一種遙遠性，都顯得生疏、怪異、奇特、陌生，而且直到最近都與生活中顯然重要的事情毫無聯系&quot；在美國人看來，&quot中國既是靜止的，又是不停在騷動的，中國人既聰明又蒙昧，既強又弱，既誠實又狡詐&quot,&quot中文是一種圖畫式的文字&quot，&quot中國的帝王傲慢&quot，……
美國公衆的看法代表了西方較爲普遍的&quot中國觀&quot。西方人的看法總是強調中國文化及習俗等方面的種種新奇事物，而且將曆史與現實混淆在一起。比如認爲中國&quot男人有辮子，婦女裹小腳，每個人留長指甲，吸食鴉片&quot，&quot中國人吃老鼠&quot，用筷子吃飯；還有如強調&quot中國風格化&quot，&quot在中國一切全是相反的&quot，&quot男人穿長袍，女人穿褲子，他們由上往下從右往左地讀書。湯在最後上，穿孝的人戴白，新娘戴紅，姓在名前，羅盤指著南方，左邊是上座，……&quot再有，認爲中國人麻木、懦弱，&quot又窮又髒&quot等等。 西方人沿襲的是十九世紀以來醜化中國的成見，把不信奉基督教的中國視爲&quot魔鬼&quot掌握中的國度，妖魔化或異化中國及中國人的形象。
一位去過瑞士的中國遊客王永治，根據他對瑞士的考察，推斷出一個普通瑞士人通過各種媒介（書籍、媒體、華人寫作）了解到的中國的模樣：
&quot第一，中國人都有神秘的中國功夫，說不上幾句話就要動手。第二，中國古代美人喜歡哭，現代美人喜歡跟老外幹那事兒。第三，中國人都有民族狂熱，勝利之後就要上大街。第四，中國人不自由，還有點恐怖。第五，中國人都想往國外跑，死也不怕。第六，中國人會變著花樣地吃。&quot由于西方各國&quot有限的文化傳播和有選擇的新聞，塑造出來的就是這樣一個異樣的中國，雖非妖魔化，但也不太開化，有些原始的味道。&quot
清華大學博士生相德寶對2005年《泰晤士報》有關中國的報道進行了實證研究。 根據對該報有關文章的分析，相德寶得出了英國媒介對中國比較普遍的看法和觀點：一是經濟上美化：逐漸崛起的超級大國。《泰晤士報》對中國經濟的報道飽含熱情和信心。&quot增長(Growth)&quot和&quot經濟強國 (Superpower)&quot成爲定義中國經濟的兩個主要的中心詞，常用的修飾詞是&quot最大的&quot(largest; biggest)。二是政治上妖魔化：共産黨領導的專制政權。武器禁運、中日關系和臺灣問題成爲《泰晤士報》設置的主要議程。英國媒介忽視中國在政治方面的進步，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成爲媒體反複炒作的事件。另外一個被妖魔化的符號便是&quot共産黨&quot。英國媒介依然遵循著冷戰時期的刻板思維，將共産黨描繪爲專制者和獨裁者。三是社會上醜化：混亂、髒亂的中國。《泰晤士報》對中國社會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其中器官買賣、離婚、公共廁所、超級女聲、出生率、社會不安和污染問題等，聚焦中國負面的社會現象。《髒亂的中國》、《貪婪的中國》、《擴張的中國》顯赫地出現在《泰晤士報》對中國報道的標題當中。&quot髒亂&quot(dirty) &quot貪婪的(voracious)&quot和&quot擴張的( expanding)&quot，這樣一些修飾詞在標題中直接給中國定性，投射了一個落後、混亂、髒亂的中國形象。在環境方面，《泰晤士報》尤其誇大中國的威脅。例1、中國吃掉世界，中國龍將非常饑餓，繼續對能量和原材料的貪婪需求。例2、兩位著名的環境科學家稱，中國持續增長的環境腳印很快將成爲世界最大的挑戰之一。在對社會人群的刻畫中，2005年《泰晤士報》主要集中在煤礦工人、乞討者、搬運工和監獄犯人的形象。5月14日，發表特稿《中國抛棄乞討者》，對乞討者的生活進行了聚焦。11月14日，《泰晤士報》發表了特稿《地獄中的苦難--給中國加油的礦工》，描寫了中國礦工的悲苦生活。通過單純報道窮人和貧苦人的生活，《泰晤士報》投射了一個落後的中國的形象。四是文化上神秘化：神秘、醉人的文化。從一種異域的視角，中國文化都成爲英國媒介吸引讀者的一種軟力量。神秘(Mystery)、謎(puzzle)、故事(story)是用來定性中國文化的暗語，而激動人心的(Exciting)、令人驚奇的(fantastic)、吸引人的(fascinating)這些形容詞則被用來形容讀者對中國文化的體驗或期待。
《泰晤士報》的報道代表了西方每體對中國形象比較普遍的描繪和敘述，極大地影響著西方公衆對于中國的印象、認識和看法。換言之，《泰晤士報》的觀點是目前西方中國觀的一個縮影。
王寧在《西方人眼裏的中國和中國人》 一文中指出，西方知識分子和普通人關于中國的印象，大多分別來自他們所讀到的書本和接觸到的媒體，他們對于中國的曲解和偏見在所難免。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是一個古老文明已衰落的國家，各方面都不如西方；中國這頭睡獅一旦醒來將極大地威脅世界；中國人既神秘、令人向往、具有東方美德，又愚昧、懶惰，遠未達到文明的程度；等等。王寧在文章的最後強調：西方人對中國的傳統看法乃至偏見也將隨著中國本身的日益強大而逐漸消失。應該說，王寧的這一意見是符合實際的，隨著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科技、教育、文化等全面進步，國民素質普遍提高，中國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必定會隨之改變和改善，而隨著現代傳媒特別是互聯網的推廣與普及，西方的中國觀勢必會漸趨客觀，逼近真實中國。因此，對于中國人而言，大可不必太在意西人之看法，而應&quot走自己的路，讓他人說去&quot，潛心發展自己，提升自己的綜合實力和民族素質。惟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讓他人尊重你；惟有自己形象完美起來，才能逐漸消除別人的曲解與偏見。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8-05/05/content_8108185_3.htm

西方中心主義的初步反省＞陳立柱

[提要] 西方中心主義在18世紀中後期西歐思想家那裏，已經以歐洲的文明、進步與東方的落後、停滯、沒有而表現出來。19世紀，西方更把這種思想加以發揮。認爲西方白人是人類的優等公民與代表，世界精神的體現者，東方各國沒有發展，處在世界之外，並且成爲白人的負擔。進入20世紀，世界各地紛紛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民族國家，進行化建設，並且大都放棄了本民族原有的學術語言，學著黑格爾一樣使用理性、、自由、民主、進步、邏輯與整體性等概念說話。西方文明世界化了，也即世界西方化了。

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省批判是很早的，二戰後這種反思性全面展開，表現爲批判資本主義的技術文明與文化霸權，審視近代西方曆史文化觀念，對人生社會與日常生活的關注，重新認識東方社會的曆史與文化，批評工具理性與種族主義，提倡走出希臘中心主義，等等。爲此出版了一大批關于這一方面的論著。在國內，對西方文化的批判，從章太炎、嚴複、梁啓超的即以開始。1906年章太炎提出“俱分進化論”，認爲事物進化中，矛盾雙方同時並進，共同發展，“善亦進化，惡亦進化”。20年代梁啓超對于用西方的進步觀念認識曆史也做了深刻的反省，60年代周谷誠對于一些世界史體系中西方中心思想提出了種種駁難。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潮的再次湧人，國內學者對于國外提出的文化霸權、東方主義、西方話語、知識權力、後殖民等等有關于西方中心的討論越來越多，甚至開始談論學術本土化等問題。最近幾年這種討論愈益增多。但是略一檢討即可看出，這些討論都是研究某一問題涉及到西方中心理念時從而加以辯駁的，非是對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專門研究，尤其是對于它之曆史的形成過程，更是缺少系統的討論。深刻地反省西方中心主義，認識其實質及其對于世界的，特別是對于現在各種世界史體系的影響，首先需要對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曆史發展與現實形態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沒有這種認識與澄清，談論西方中心主義的各種影響難免支離破碎，甚至跳不出西方中心的圈子，學術界許多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論者，常常又被另一些批評者指爲沒有超出西方中心主義的巢臼，就與此密切相關。基于此，筆者不揣冒昧，對此試做一簡要考察，以期引起學人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關注。

一、西方中心主義及其出現的曆史背景

西方中心主義，有人認爲在16世紀法國人波丹那裏已經出現，波丹在四大帝國的曆史擇指數分期之外又提出了新的曆史分期觀點，其中不無西方中心論的印痕；“新曆史主義”文學批評家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亞的劇作中也看出了“一種歐洲文化優越感”。更有甚者認爲亞裏士多德《學》中提出的“亞細亞人比歐羅巴人更具奴隸性，他們忍受專制統治而無怨憤”，已經有了西方中心與優越的萌芽。還有人認爲，18世紀的中國與印度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還是富足與先進的代表，只是到了下一個世紀，歐洲中心主義才表現爲西方具有普遍性的意識。
可以看出，西方中心主義始于何時，人們的意見並不是一致的。是不是西方人對于別的民族存有偏見或持批評態度都是西方中心論的呢?在我看來，人們總是從其自己民族的曆史文化角度出發，審視別的民族、別的文化的，這是曆史以民族社會爲主體的時代的必然現象。我們不能把西方人對于東方文化的批評全都看成是西方中心論。當從自己的文化價值出發，又以普遍的名義說出時，這就具有了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了。進一步說，西方中心主義是一個定義問題，即什麽樣的認識理路才可以說是西方中心論的，對此，人們似乎並沒有進行認真的界定，雖然有著各式各樣的說法和衆多心照不宣的認識。我認爲把以下幾個方面看作是西方中心思路的基本特征是有益于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一問題的。
(一)把西方或歐洲各個不同時期的思想觀念與曆史發展看作是正常的演變，即具有普遍性的曆史進程。“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這句話最能體現這一點，用阿布戴爾一馬裏克的話說，就是西方“把自己各個不同時期的主導意識形態作爲所有可能存在的社會的意識形態。”
(二)西方中心主義是通過對于世界與東方的認識與評價中體現出來的，其中存在著明顯的歐洲優越的價值取向，把西方的價值觀念看成是世界共同的觀念，西方的取向即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前進方向。
(三)強調用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進步、發展、統一性等觀念看待世界與東方，用李約瑟的一句話說，“歐洲中心主義的根本錯誤是那樣一種心照不宣的假設，即事實上在文藝複興的歐洲才紮下根來的現代科學和技術是普遍的——隨之而來的則是，凡是歐洲的就同樣是普遍的。”
由以上三個方面來看西方中心主義的出現與形成，我們大體可以將之定位于18世紀，在這之前還沒有明顯的迹象。中世紀時代，歐洲與伊斯蘭世界一直處于敵對狀態，《馬可波羅遊記》對于東方中國的描述激起了西方對于東方的夢想，引出了新航路探險的熱潮。15世紀末，葡萄牙人才初次到達印度。傳教士與殖民者將有關東方的各種信息帶到西方，尤其是傳教士的著述、翻譯與信函往來，帶來了關于東方的較爲確實一些的資料。因此西方對于東方中國、印度直接的接觸與認識，是從16世紀開始的。16、17世紀西方對于東方的中國有著強烈的興趣，1585年西班牙人門多薩寫作的《大中華帝國史》，15年間以七種語言出版了46個版本，而且這七種語言都是歐洲主要的語種。據統計，1552—1687年間，傳教士們總共有69種中國學著作出版，這比關于南亞、東南亞以及亞州群島的著作都多得多。史景遷教授甚至說：“我相信日本、印度、中東都沒有如此強烈地吸引過西方，你可以說它們對西方也産生了影響，但中國四百年來對西方所具有的卻是一種複雜的魅力”，“西方被中國迷住了”。這一時期，傳教士對于中國的宣傳“好”的一面是主要的，這是當時歐洲所需要的，也是傳教士爲得到教會與公衆的支持有時故意這麽做的，金尼閣將利瑪竇的手稿中對于中國的批評刪除後再出版就是例子。這一時期歐洲對于東方的認識還處在初步的了解階段，明顯的表現是受到傳教士的影響，從宗教角度比較中西。如馬勒伯郎士、帕斯卡爾、培爾等人，只是在中國的天、理與西方的上帝之間比較異同。這些認識猶如上帝一樣的模糊，便是批評也是十分地膚淺與狹隘，西方社會思想界此時對于中國的認識，大體上還處于“異國情調”的範圍，那裏是冒險家的樂園，中國對于西方還是一個“異己”的形象，“東方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用佛家的一個詞來說，西方對于東方還處于“格義”的階段，除到過東方的傳教士之外，深刻的認識是不存在的。史景遷認爲16世紀末(中國明朝萬曆20年前後)中西方在相互認識前夕出現的許多著作有著驚人的相似。以後中國經曆了明、清王朝的替代，西方進行了三十年戰爭，彼此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之後開始分道揚鑣，“中西文化類同(equiva- lence)”也就結束了。這以後的幾十年間，歐洲出現了笛卡爾、牛頓、霍布斯、萊布尼茨、哈維、彌爾頓、拉辛等等一大批奠定歐洲近代科學、思想與文化精神的人物，開始用一種新的觀念來審視世界與東方。1687年，《孔夫子：中國家》出版，在歐洲知識界産生廣泛影響，一些人開始閱讀中國經典著作，他們發現無法將中國納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中國的曆史比《聖經》編年史要長，進而中國的思想文化也與西方不同，自成一格。當時的基督徒們企圖加以調和，他們把中國曆史記載的洪水與《聖經》中描述的洪水結合起來，甚至把東方說成是諾亞三個兒子中的一個到過的地方。這種牽強附會很快遭受崇尚科學與理性精神的啓蒙哲人的批判與拒斥。18世紀，耶穌會教士在各個國家紛紛遭禁，就是這種形勢發展的結果。面對與自己思想極不相同的東方的文化觀念，要麽接受將之納入自己的體系之中，要麽拒斥，將之推向否定方面。歐洲的近代精神已不能接受東方中國的過于相異的文化傳統。在這種情況下，雄心勃勃、對外開拓殖民已經取得巨大成功的歐洲開始用他們所謂的理性否定東方，宣揚歐洲的進步與文明，西歐中心思路在思想家與政論家的言語著述中開始出現了。

二、18世紀西歐中心論的初步形成

18世紀的歐洲被稱爲“啓蒙”，民族君主國逐漸過渡到資産階級的民族國家。由于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其對于東方的態度、視角與提出的不盡相同，表現出了民族性的特點。英國17世紀中葉爆發了資産階級革命，到18世紀，它的上的民主，上的強大，海上霸權的建立，使得這個最先開始化的國家更重視商業貿易與經濟的，這在他們對待東方的態度上也能反映出來。18世紀英國的知識界，除了利用(事實加想象)來批判英國文化等文學現象外，社會與思想界對中國多從商業貿易即經濟的角度去理解與認識，這樣便走上了否定中國之路。1719—1720年，笛福出版了《魯濱遜漂流記》與《魯賓遜思想錄》，作者在後一書中對中國極盡諷刺誣蔑之能事，充分表現了他作爲文學家的天才。他認爲中國的一切都不值得他記述，也不值得後人一讀，“他們愚蠢無知之極”，說長城若碰到英國陸軍手裏，10天便可以攻破。中國人的貧窮愚陋讓他作嘔，甚至說“我竟以爲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們略勝一籌”。在《魔鬼的政治史》中，笛福把對中國進行贊美的耶穌會教士，全都看成“魔鬼的同夥”，“中國的魔鬼”是他書中的主題。1742年出版的《休謨論文集》，也說中國人不會做生意，上只取得緩慢的進展。另一部出版于1748年更爲廣泛的著作是殖民軍官喬治?安森的《世界旅行記》，他的同胞說他“甚至比笛福更加敵視中國”。他說中國人生活簡直混亂不堪，中國文字是一種蒙騙，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如此等等。因爲他曾經到過中國，他的流言影響更大，他的著作爲歐洲各大圖書館收藏。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國富論》，書中講到中國的地方很多，他使用了許許多多諸如“停滯不前”、“陳陳相因”的句子描繪東方與中國社會。他認爲中國很久以來就停滯于靜止狀態了，5個世紀沒有變化，“他們的食物少得可憐，因此非常渴望打撈出一些從歐洲來的輪船上傾倒下來的最肮髒的垃圾”。類似的描述在書中非常之多。弗蘭克因爲斯密在書中說過“中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富有”的話，認爲他與馬克思不同，後者是西方中心論的代表。其實，斯密認爲中國是根據“法則”而取得財富的，這種自然法則是一種爲他所否認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他同時才會說中國5個世紀沒有發展了。
英國最初對于東方的了解主要來自殖民者、商人、水手們的耳聞目睹，他們接觸到的中國僅是一些沿海地區與傳聞而已，其關于中國的敘述大多帶有殖民者的傲慢與故意聳人聽聞，不少錯誤有時是故意的。這種情況使得英國人時常把中國人當作穆斯林，或把中國安在阿拉伯。
和英國主要從經濟貿易角度看中國不同，法國思想界更注意從制度文化等方面認識中國，雖然他們也關注中國的經濟。1748年，孟德斯鳩完成他的大著《論法的精神》，這部討論廣泛的書，從、地理、文化、氣候等許多方面了古代以來的與政治制度，範圍涉及當時被他認爲所有較爲重要的國家與地區，其中對東方與中國的討論也很多。他重新研究了傳教士留下的資料，認爲“亞洲自由從來沒有增加過”，中國一直是專制國家，與他本人推崇的英國民主制根本不同。他甚至認爲亞洲屬于溫帶，這使亞洲人弱而被奴役。中國人是不帶枷鎖的奴隸，專制的原則是恐懼，恐懼導致了忠孝。他並得意地宣稱這是他的發現。他還從各個方面了中國人何以適應于專制統治，包括文字、禮教、土壤、疆域、風俗等等。總的傾向是把中國劃人否定的方面。此前孟氏還寫有《波斯人信劄》，利用波斯人之口對于法國進行批評。他的這個做法在當時的歐洲甚爲流行，就是借助中國、波斯等的名義來批評本國。至于其中對東方國家敘述得正確與否，他們是不關心的。這大概就是“文化利用&quotPM，捕風捉影的事實加上自己的想象。這種只爲自己觀點服務不顧事實本身的做法，後來被柯林武德批評爲“論戰式的與反曆史的”。
和孟德斯鳩比較，伏爾泰對中國的贊揚是不少的，這曾引起過不少國人的驕傲。但伏氏所歌頌的是哪些方面?又爲什麽要頌揚它?還有他對中國的認識有否變化?關于這些方面國內外的研究已很多，我們只要做些就行。伏爾泰認爲世界曆史開始于中國，雖然還有不少民族的曆史比中國早，但只有中國四千年連續不斷。他認爲這靠的是道德理性的信仰，表現爲家長式的德治主義，而這一切都是中國文化闡釋者孔子的功勞，他創立的儒家學說倡導爲政以德。所以他的小教堂裏供奉著孔子的畫像。伏爾泰爲什麽要贊揚儒家的德治主義，甚至駁斥孟德思鳩對于中國的批評呢?這是因爲他自己是一位道德的理性宗教的倡導者，他提倡開明專制，反對教會，提倡“砸爛不名譽”，中國儒家思想與他本人的志趣可謂不謀而合。是以當大家都在利用東方的時候，由他來宣揚儒家的道德主義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1760年以後，伏爾泰開始相信與贊賞英國的議會民主政治，于是他對中國就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們不必被中國的成就迷住心竅，以致競承認其帝國體制真乃世界有史以來最好的”，“那些如此贊美過的事，現在看來是如此地不值得，人們應該結束對這個民族智慧及賢明的過份偏見”。史景遷總結了伏爾泰否定中國的四個方面。首先，中國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在物質方面沒有什麽重大改善，法律、儀禮、語言和服飾一如既往；其次，中國人沒有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發明創造，停止不前，是西方人將之提高並擴展到新的領域；再次，西方人迅速將科學發明趨于完善的能力使西方在它與東方的文化平衡與技術平衡之中處于主動地位；第四，中國人的感覺雖然很好，但缺乏智慧，而難以掌握的文字體系加上對過去曆史的景仰，使中國的發展速度更加緩慢了。史景遷並指出，“伏爾泰否認中國有發展的能力，這個思想後來竟成爲一個固定的觀念，它在歐洲人對于中國的思考中占有重要位置。于是，中國的落後成了18世紀文學的一個主題，在德國、法國和英國都是如此。”史景遷的研究揭示了伏爾泰對于中國的真實態度，那就是他與其他否定中國的人並沒有根本的不同。重農學派的魁奈1776年完成的《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書，幾乎就是對于伏爾泰有關中國思想的具體闡釋。
另一位對于東方政治制度做過系統研究的是尼考拉．布朗傑，1763年他出版了《東方專制制度起源》一書，這是一本把盂德思鳩的問題進一步加以討論的專著。他完全否認東方具有進步的可能性，認爲社會要求發展，中國等東方國家在這種要求面前無能爲力，中國人一直保持著人類原始的精神狀態，中國如今所具有的古老制度的殘余必將不複存在，它們將被未來的革命洪流所吞噬，等到它不再擁有任何新生的東西時，中國將永遠處于失敗者的地位。
百科全書主編狄德羅是一位對東方與中國的分析較有綜合性的人物，他對“舉世公認的中國的古老”表示敬意。但他認爲，愈久愈應該向他們提出批評，因爲他們的語言文字是不完善的，他們的紡織品質料雖好，風格與造型卻不登大雅之堂；顔料很鮮豔，但畫出的畫很不中看，這一切都是因爲缺少歐洲一樣的天才人物。爲什麽中國無緣幸會這樣的天才人物呢?他提出了一個“東方精神”的概念，在他看來“東方精神”趨于安寧、怠情，囿于最切身的利益，成見甚深，對于事物缺乏熱烈的渴求……受“東方精神”的影響，中國沿襲的慣例更僵化，采用的國策更劃一，制定的法律更少變化，這一切阻礙了革新天才的産生。所以他直言不諱地宣稱：“我們比較符合這些條件，因此出現如下的情況並不奇怪：雖然中國人的曆史悠久，可我們卻遠遠地走在了他們的前面”，“是東方精神束縛了東方人”。
法國人說東方中國停滯、落後、沒有發展能力，更早的意大利人維柯經過獨立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維柯的代表作是《新科學》，這是一部反對笛卡爾知識論的新作，他開始把人類對于自己曆史文化的認識放人知識的大家庭，創立了所謂的曆史，即他自己說的“新科學”。他的研究是廣泛的，從大的方面講，他把人類曆史依次劃分爲三個時代，即神權時代、英雄時代與人的時代，與此相適應的有三種類型的政權、法律和語言。中國的情況怎麽樣呢?維柯說中國和古代埃及一樣使用象形文字，和作爲英雄時代徽標的“龍”，並且中國人是用唱歌來說話的，中國閉關自守，處在黑暗的孤立的狀態之中，沒有正確的時間觀念。因此他把中國歸之于“英雄時代”，並認爲中國的曆史並不古遠，只是特別落後而已。他因此寧願相信金尼閣《基督教遠征中國史》，而不認爲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更可信。事實上後一部著作是根據較可靠的對于中國曆史的敘述，而前者則是《聖經》體系的曆史書。
德國人對于東方的認識別有自己的特點。17世紀的萊布尼茨對中國沒有多少偏見，而且認爲中西方應該相互，互爲補充，反映了那個時候歐洲共同的態度。萊氏的觀點大體爲他的學生沃爾弗所繼承。沃氏最感興趣的是中國的道德政體，認爲孔于是理性的代表，反映了歐洲君主專制國家知識界的願望。進入18世紀下半葉，接受了啓蒙理性思想的德國，曆史哲學觀念甚爲發達，因而從形而上學的角度討論世界曆史問題的人很多。“世界史之父”施羅塞爾的學生穆勒，這位被阿克頓稱爲“第一個世界史曆史學家”的人說道：“我關注的是人類種族的歐洲部分”。在這裏，我們隱約可以聽見後來蘭克的聲音：“世界曆史就是西方的曆史”。1784—1791年，赫爾德出版了他的4卷本的《人類曆史哲學的觀念》，他認爲全部人類曆史就是從野蠻狀態開始，而以一個完全理性的和文明的社會而告終的有機的發展過程。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東方社會的情形是什麽樣子呢?他認爲由于地理與氣候的原因，歐洲是人類有機體中的更高的類型，“所以唯有在歐洲，人類的生命才是真正曆史的，而在中國或印度或美洲的土人中間，就沒有真正的曆史進展，而只有一種靜止不變的文明，……沒有那種穩定的積累的發展。”這樣，他就把歐洲列在值得推崇的文明的種族，開啓了後來歐洲種族優越與“白人的曆史責任”的先河。他說中國像一座古老的廢墟一樣的矗立于世界的一角，“一個裹以絲綢，以象形文字和塗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它們體內循環就是一只冬眠鼠的體內循環”。東方沒有發展能力，歐洲文明、先進、種族優秀等爲特征的西方中心觀念在赫爾德這裏都已出現了。
以上我們簡單介紹了18世紀歐洲幾個主要國家學界主流人物，從自己的問題出發對于東方中國的研究與批評，爲了說明自己的優秀、文明、進步、富足與理性，努力把自己同東方中國區別開來，否認東方有西方一樣的發展能力，把東方歸之于貧窮、靜止、停滯、落後、專制甚至野蠻的社會。他們各人的問題不盡相同，對于東方的認識角度有別，然而得出的結論卻極爲相似。爲什麽呢?這就要考慮他們的時代了。
18世紀是以理性爲上帝，以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爲《聖經》，以伏爾泰爲先知的啓蒙時代，“它把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捧上了天”。理性與進步是他們基本的出發點，進步就是經濟的發展，它依靠知識的積累，而知識的獲得則來自理性的發達與科學的研究。所以他們批判中世紀與教會，視之爲“黑暗時代”，強調商業貿易與經濟的發展，以及對于其他地區的征服，提倡科學與功利，以戰鬥者的姿態面對過去與其他社會，成爲新興的資産階級的代言人。這些啓蒙哲人的眼界雖然開闊，但心胸並不寬大，他們肯定的只是商人資産階級爲代表的資本主義精神，視之爲文明與進步，並以之爲普遍理性而以“世界公民”的名義裁度一切。與此同時，歐洲的社會正在醞釀著用自己的工藝技術，生産從印度、中國進口的産品，17世紀那種獲得東方物品的欣喜，這時已變成了拒斥與超越的願望與努力。東方的一切和此時的歐洲的曆史進程都是相矛盾的，何況歐洲正在雄心勃勃地要征服他們呢。歐洲的思想界從自己的問題出發提出了對于東方社會的看法，他們的社會背景相同，思考的基點相近，得出的結論自然小異而大同。這有什麽好奇怪的呢?當你認爲自己是文明、進步與美好的時候，在邏輯上已否認了他人的進步性。歐洲思想界已開始把自己的主導意識形態看作是其他地區同樣也該所是的東西了。1762年，英國作家哥德斯密出版了《世界公民：一個住在倫敦的中國哲學家的來信》，書中塑造了一個叫連濟(亦譯李安濟)的中國人在歐洲的種種遭遇，結論是可憐的連濟說：“他們根據理性，推斷我並非來自中國。”這就是18世紀的歐洲(確切地講是西歐)利用東方又批評與否認東方的典型例子。問題在于，啓蒙哲人所謂的“理性”真的具有裁決一切的權力嗎?史景遷說，“我認爲，西方哲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試圖根據理性，把中國人排斥在曆史之外，否定他們具有曆史身份。”這或者可以讓我們看出啓蒙哲人所謂的“理性”之本質：霸權與獨斷性，其所賦予的普遍性特征已經十分明顯了。19世紀歐洲將這種理性推至極端，終于將東方逐出世界曆史之外，否認了他們的曆史身份，完成了西方作爲世界的中心與代表的“理性認識”。

三、19世紀排除東方的歐洲中心視野

從西方中心主義的曆史演變角度說，19世紀可以說是18世紀的發展與完成。18世紀的思想家建構普遍理性時，倘能注意一下東方的情況，19世紀的學人們則將理性加以普遍化、絕對化，從而掩蔽了歐洲以外的世界，使之處于“世界曆史”之外了。
19世紀歐洲最顯著的特征是開始于18世紀的工業革命在這個世紀裏逐漸完成並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經濟實力的雄厚與軍事力量的強大，牢固地奠定了歐洲的霸權地位，對東方的殖民侵略變成了最後的征服。印度成爲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中國、土耳其半殖民地化了，東方其他國家與地區大多淪爲印度一樣的命運。這就是學者們所謂的“歐洲優勢”的時代。這一優勢帶來了歐洲作爲世界統治者的地位。《全球通史》的作者這樣寫道：
歐洲的主子在所有大陸上都接受了“弱小種族”的效忠，認爲這種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適者生存”的必然結果。在印度，他們被恭敬地稱爲“大人”，在中東被稱爲“先生”，在非洲被稱爲“老爺”，在拉丁美洲被稱爲“恩主”。
世界在歐洲的腳下，他們當然要認爲這是由于他們文明的優越所帶來的。對于非西方世界，他們似乎已有足夠的理由不屑一顧，驕傲的主人能從被自己征服的奴隸那裏學到什麽呢?18世紀的人把知識看作進步的階梯，現在斯賓塞則可以進一步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了，黑格爾從邏輯上、馬克思從社會曆史上也提出了人類演進的普遍規律，而歐洲正在這個演進的至高點上。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告訴人們自然界的生物都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並從科學上爲這種演進提出了證明。面對這樣的世界，思想家們提出了怎樣的認識呢?
黑格爾是這個時代的前期的代表。1807年他完成了《精神現象學》，1823年前後又寫成《曆史哲學》，繼續討論18世紀所謂的“曆史哲學”問題。他說，“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曆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人之爲人是自由的，精神自由構成他的真正本性。以此爲前提他提出東方人還不知道精神是自由的，因爲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不自由。東方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希臘羅馬部分人是自由的，而他那個時代的歐洲人都是自由的，世界曆史開始于東方，經過希臘羅馬，完成于日耳曼的西方，就像太陽東升西進一樣。黑格爾所謂的東方主要指通常所謂的“近東”，即埃及、兩河流域，它們構成歐洲的“前史”。其他的地區都在世界曆史之外。因此，他對中國說出這樣的話也就不奇怪了：中國曆史“我們不必深究，因爲這種曆史本身既然沒表現出有何進展，只會阻礙我們曆史的進步。”
蘭克是19世紀歐洲曆史學的代表，被稱爲“近代史學之父”。他說，曆史教導我們說，有些民族完全沒有能力談文化。從全人類的觀點看來，人類的思想只是在偉大民族中曆史地形成的。那麽，哪些民族才是蘭克所說的“偉大民族”呢?他提出，拉丁條頓民族不僅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體，而且他們自古以來一直是世界曆史發展舞臺的主角。于是他寫作的多卷本《世界史》，簡單地敘述一下埃及、兩河流域的曆史後，便轉入到希臘羅馬與條頓民族史的敘述。他直言：“印度和中國根本就沒有曆史，只有自然史”，世界曆史就是西方的曆史。西方中心主義的曆史觀在這裏可謂骨露無遺。他的後輩同胞馬克斯．韋伯認爲資本主義是西歐的特産，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不存在産生資本主義的條件。韋伯比他的許多前輩大師掌握的東方資料更多，寫作了許多專著來宣揚歐洲作爲獨特性與普遍性的統一，成爲“最精心致力于歐洲中心論的集大成者”。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也說，“我們的曆史研究幾乎只應該以人類的精華或先鋒隊(包括白色種族的大部分，即歐洲諸民族)爲對象，而爲了研究得更精確，特別是近代部分，甚至只應該以西歐各國人民爲限。”19世紀許多歐洲學者都致力于證明歐洲的獨特性與其文明、發展的“奇迹”之間的關系，認爲西方在傳統上是一種合理性與能動性的獨特結合，而其他地方則沒有這種情況。這就難怪19世紀的歐洲思想界對東方的中國失去了往日的熱情，而印度只是因爲成了英國的一部分才爲歐洲特別是英國所注意。既然西方是進步與發展的，代表著世界曆史的方向，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只要注意西方也就可以知道世界的未來了，研究其他地方還有什麽必要呢，黑格爾不是已告誡人們，注意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只會阻礙自己的進步嗎?進步——西方的進步，作爲一種信條在西方與世界傳布著：“人類曆史是一部進步的記錄——是積累知識和增長智慧的記錄，是智力和福祉從低級到高級階段不斷前進的記錄”。這是被柯林武德稱爲能代表某一思想擴張程度的“二、三流作家”麥肯齊《十九世紀史》(1880年出版)一書的結語。沒有進步的東方國家當然只能在曆史之外。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名作《匹克威克外傳》的主人公說：“中國怎麽能有哲學呢?”暢銷小說的主人公這麽認爲，也正是一般大衆的心理觀照。所以那個時代的人，只要掌握理性與進步的原則，既便是沒有研究過東方也可以對之大發議論，像大名鼎鼎的愛默生，就不通中國而對中國說了許許多多的話。
東方在世界曆史的進程之外，說明東、西方是根本不同的兩個世界。英國詩人吉蔔林說，東西方永不相會，白人高人一等，肩負著締造世界、傳布文明的責任。于是白人種族優越論就成爲19世紀歐洲中心視野的又一個極端表現。這些我們今天看來甚爲可笑又可惡的觀念，19世紀卻是西方普遍的意識：“他們深信上帝創造了不同的人。它將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能指揮勞動，能指導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的發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責任’這一概念”。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合流，並且成爲一種。這就是達爾文也能說出：“在未來某個時期，文明的人將滅絕並替代全世界未開化的民族”之類話語的時代背景。19世紀末的再一次殖民瓜分浪潮被視爲榮譽而非不名譽就很自然了。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曾有人把日本人稱爲“尊貴的白人”，由此可以看出種族主義荒謬到何種程度，這也是以經濟與強大爲目標的文明發展的邏輯必然。西方中心主義除了把西方看作整個世界外，還夾雜著種族的優秀與帝國主義精神。
東方既然落後靜止，種族懦弱，沒有發展能力，而西方正在迅速發展，代表著世界的方向，則東方需要按照西方的面貌加以改造也就理所當然了。黑格爾《曆史哲學》就認爲，中國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經過“篩選”以後才能被正式帶人曆史進程之中。怎樣“篩選”呢?這只要看看緊接著黑格爾的馬克思的一些說法便可明白了：
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爲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改變，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指中國清王朝——引者)作垂死掙紮，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資産階級……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産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爲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馬克思是世界無産者的代表，對于資本主義有過無情的揭露，尚且認爲東方必然要走西方的路，其他的人可想而知。簡單地說，在西方人看來，東方只有抛棄傳統，拋棄一切，照著西方的模樣重塑自己，才可以被帶人曆史進程之中，人類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既然這樣，西方征服世界，迫使其他民族也像歐洲一樣的改變就具有了曆史的正當性，雖然手段與方式不免粗魯一些。但這是曆史的規律，惡從來都是曆史進步的杠杆啊!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就是這種邏輯的産物：它以基督教文化爲背景，以普遍理性爲支點，以曆史不斷進步爲線索，以結構主義整體論爲，將人類曆史變成理性的遊戲場，自由精神或生産方式的集散地，18世紀以來所有的世界史都以此爲模型或主導意識形態，從而世界史成爲西方中心主義的集中地也就不足爲奇了。一些學者指出：“我們還沒有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多數史學家公認的編寫世界史的理論框架“還沒有找到”，“是編不出一部令人滿意的世界史的”，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中心主義對于世界史的影響有多深。2000年舉行的第19屆國際曆史科學家大會把“全球史或普世史能否成立?”作爲首要的主題而加以討論，說明國際上對于“什麽是真正的世界史”也沒有一致的意見。從另一方面看，所有這些不也都在質疑：我們真的知道“世界史”意味著什麽嗎?18世紀以來以“世界史”名義寫作的無數的曆史著作真的可以叫做世界史嗎?這是多麽令人心驚的質疑!
西方的“東方學”也能給人不少啓示。不少學者已指出，職業的東方學開始于19世紀的歐洲。但多數東方學研究的目的並非純粹的。“印度學自18世紀興起，19世紀末可說已極爲發達。其原因是：西方人(特別是英國人)爲了在東方進行政治和軍事上的統治，獲得經濟上的利益，十分需要了解印度人的生活，理解他們的思想和宗教。”中國學的研究也有著同樣的背景。這種研究的實質是：“東方及東方人是研究的‘對象’，其標志是這一對象的他在性，……研究的‘對象’被認爲(仿佛就應當如此)是被動的、非參與的，他們被賦予一種首先是就非主動性、非自治性而言的‘曆史’依附性，甚至對自身都沒有主權。這種東方、東方人，或勉強承認的‘依附物’是一種哲學上異化的存在，是自身的存在，是由其他東西規定的，在其他東西的推動下運動的。”在西方藍眼睛的觀照下，東方已不再是他自己，只是西方的附屬物而已，研究東方只是爲了統治東方服務。東方被掩蔽與誤讀了，變成了純粹的客體。關于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薩義德的《東方學》一書有著很好的闡述：“東方學的一切都置身于東方之外，東方學的意義更多地依賴于西方而不是東方”，東方學“是歐洲對于東方的集體白日夢”。“東方學”表現出了與西方主流思想界完全相同的志趣，甚至是西方中心論的淵藪。
“人並不是基于協調關系，是基于對立關系，而生活于社會”，這種自赫拉克利特以來的鬥爭哲學在黑格爾的普遍史中終于達到了“統一”，“自由精神”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這是通過西方的發展及其對于東方的征服改造而實現的。自由與民主無可匹敵，曆史的演進過程終于完成，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和黑格爾這樣的思想家的普遍的意識，20世紀末又爲美國人弗蘭西斯。福山所再度宣揚。
19世紀西方中心思路的特點可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把特殊的東西說成是普遍的東西，再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統治的東西。

四、20世紀的西方化傾向

西方中心主義在20世紀的表現又有不少新變化。19世紀西方中心主義表現爲西方對于世界與東方的理解與認識，對東方造成誤讀、掩蔽與傲慢，將其逐出之外，表現爲西方的自我中心與對外的帝國主義。進入20世紀，廣大的東方開始批判自己的曆史與文化傳統，並在反對西方殖民的鬥爭中把西方當作先進而加以追隨，多數東方學者也學會了像黑格爾一樣使用理性、、自由、進步與統一性等等概念思考，形成世界只有一種聲音的局面。這樣，西方中心主義就由西方人自以爲是世界的中心與代表，演變爲東方人也以西方爲先進而向之看齊，學著西方人的口氣說話與行動了。這種情況在19世紀已露出端倪，但形成趨勢，尤其是在則是20世紀才全面展開的。令人感慨的是，因爲兩次世界大戰，西方一些學者開始反省批判西方近代以來的曆史文化觀念，而東方許多地區與國家則借助于戰爭的契機，以西方的方式贏得民族獨立。于是便出現了世界在西方文化開辟的道路上向前邁進的大趨勢。這種情形讓許多人認爲這是一場“化”運動，是人類曆史的必然。因此，很多人包括大多數東方學者，都把自己的過去歸結爲“傳統社會”甚至“古代”，而把現實的曆史運動看作是進入現代，建設現代化，因而傾全力參照西方討論“現代性”問題，以爲現代化建設服務。這樣，西方中心主義就由西方人的偏見而以“現代性”的面目獲得了東方的認同，從而成爲實踐上的“世界主義”。西方文明世界化了。于是西方中心就由一種理性認識變成東方社會向西方看齊的實現“全球一體化”的曆史運動。這種情況的出現與這一時期的曆史變化密切相關。
在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的打擊下，東方各國一個個戰敗了。戰敗者尋找失敗的原因，看到西洋人軍事技術與實力的力量作用。于是爲保存自己而開始西方的造船制炮技術和化生産。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思想觀念也都引進了，它們以“新學”的面目來到東方。這個過程雖然複雜、曲折，但終于不可阻擋。東方各國的洋務運動有早有晚，日本從“蘭學”算起那是很早的，“維新運動”也在19世紀中葉開始，印度伴隨著英法的侵入已開始，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有了相當可觀的成就。中國的情形類似于日本，雖然比它進展緩慢。其他各國或早或晚也都走了同樣的路。
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新興的民族資産階級開始出現，民族觀念也由過去的“小民族”向“大民族”轉變，即向現代民族國家過渡，這使得民族獨立與鬥爭成爲可能。借助兩次世界大戰，東方國家紛紛獨立。可以看出，東方是在西方侵略的背景中，以西洋的方式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這就是毛澤東經常說的“先生”與“學生”的關系，反對“先生”的壓迫與剝削鬥爭中，“學生”們認識到了這樣一些道理：西方先進，是文明進化的，我們落後，落後就要挨打，必須努力趕上先進。“落後就要挨打”六個字，不僅說出了當時東方各國的困境，也說出了他們以後曆史的方向。于是日本有人提出“脫亞人歐”，中國則有“全盤西化”的呐喊，“印度近代之父”羅伊認可比梵語或阿拉伯語更值得學習，土耳其按照西方世俗化標准全面改革伊斯蘭教俗……亞非拉國家差不多全都請了洋教席，學洋文，進行洋務運動。
向西方學習在開始時主要表現于三個方面。一是學習它的科學技術，二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三是進行工業化建設。進一步的工作則是全面引進。日本很早就已學成，並且成爲“西方七國”(今天已是八國)成員之一，中國和印度還在學習之中，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他國家情形不一，但都在你追我趕。大家共來學習西方，于是造成許多人所指出的那樣，形成了以西洋文明爲主體的現代世界技術文明，華勒斯坦把它叫做“世界的資本主義化”或“資本主義的曆史體系”，今天不少人則名之曰“全球資本主義”：西方處在這個世界的中心，其他各國位于邊緣或半邊緣，邊緣隨同中心旋轉，利潤向中心滾動，中心越來越富，邊緣則在這種旋轉中身不由己，失去自我，成爲附庸，越來越窮。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經濟體制的曆史與現實。資本主義強勁的整合能力一直讓學人們樂此不疲地探討著它的秘密，東西方的學者傾注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與時間，直到今天對于這一秘密的討論還是學術界的一大熱點，某種意義上它也是在探討“現代文明”的底細。
從民族國家的角度看，東方國家的獨立自主導致了西方殖民統治體系走向衰亡。歐洲表面上衰落了，但是“歐洲除了進入一個衰落的時期外，還在進入一個成功的時期。它的思想、技術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迅速地傳遍全球”，“對西方實際統治的反抗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對世界的征服。爲了確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的地區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標已爲人們所接受，並被用來同西方的控制作鬥爭。”
簡單地說，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是，東方利用西方的方式擺脫了殖民壓迫與控制，獲得了民族的獨立與自決，但同時也將自己統一到西方世界中去了。西方中心理念不僅是西方人的話語形式與思想觀念，也是許多東方人的說話方式與行動准則，東西方學術研究之間的交流、溝通之所以能夠進行，主要即在于東方翻譯、使用了西方的學術語言與邏輯思考，接受了西方的知識體系與認知方式，而不是相反。西方化的曆史進程也讓人們不再覺得西方的東方學家的思考方式、提問方式的西方性了，如關于中國落後的“李約瑟難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有沒有”等西方式的論題，也已成爲國內許多人認真思考甚至競相討論的問題。誠如一位學者最近指出的那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相當一部分長的也是西方的眼睛，他們與西方的思想關系遠遠超過他們與這個社會內部的文化關系。”這可由最近時期中國學者對百年學術反省研究的意見體現出來。如漢語文研究中一百年來用的都是“印歐人的眼光”；曆史研究中我們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與古代、中世紀、現代的演進模式；文學研究中“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這些純粹西方的術語成爲中國文學史的主題詞；經濟學則如許多人指出的那樣，根本就是照搬西方的，中國直到今天還沒有被國際認可的“中國學派”的經濟學；中國有無“哲學”爭論了近百年，但以“本體論”、“認識論”、“論”爲基本理路的哲學思考顯然不是中國固有的方式，如此等等。反過來看，天、理、性命、道、心、風骨、氣韻、通變、實錄、史德、境界、生計、群、通儒等等中國本有的學術語言及其運思方式，全都在現代中國學術思考中隱退了，成了學術史研究的。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化”?
還好的是，當我們能坐下來認真思考問題的時候，意識到了這一切。我們是從認同西方、失去自我的困惑中體會到這一點的。民族和個人一樣，當它失去了自我，它的意義就走向消亡了。近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它的科學技術上的進步，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同時也將人類推向危機的邊緣。我們學習這種文化的生存方式，就需要對它有一個反省性的認知，這就是學習別人的時候，如何保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尤其是我們民族文化所提出的生存觀念對于人類會有什麽樣的貢獻。這些都是需要認真反省、比較與深入研究的。在我看來，只有曆史的方法才能讓我們視通古今，從更長遠的角度去審視現代文明的意義。尼采以來，西方自身開始了用古希臘甚至前蘇格拉底時期的文化精神來“澄明”現代西方文明的意義，從而走上反省西方中心主義的道路。有著幾千年連續不斷的曆史，並且文化又自成一種格局的中國人，該如何對待這一問題呢?
本文努力用“現代”的方式，將作爲一種認識框架的西方中心思路的曆史進程或說演化軌迹勾勒出來，希望人們能從中看到西方中心主義的真實面相。我覺得這是認識西方文化與建設我們民族新文化首先要做的工作。
http://www.100paper.com/100paper/zhexue/xifangzhexue/20070625/29150_3.html

中華書局的“西方的中國形象”譯叢包含了此前時事出版社黃興濤、楊念群主編的“‘西方視野裏的中國形象’叢書”和光明日報出版社黃興濤、楊念群主編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名著譯叢”。這套譯叢主要選擇19世紀中國國門被打開後，來華西人綜合記述或具體描述中國城鄉的社會經濟生活、各階層的日常信仰行為、文化接觸的故事、政治制度的運行等輕鬆活潑、感性突顯、不那麼古板學究氣的各類著述。作者或是在中國生活多年的傳教士、外交官，或是為清廷所雇傭的外國官員、教習和科技人員，或是西方報刊派駐中國以及在華西文報刊的記者，或是考察、遊歷中國的作家、學者、探險家、律師和到中國經商的商人等。

《中國變色龍——對於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英）雷蒙?道森 著，常紹民，明毅 譯

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英國當代著名漢學家，曾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著有《孔子》，《中國人的經驗》等書。《中國變色龍——對於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是其代表作之一。

《真正的中國佬》（The Real Chinaman）， 作者：（美）何天爵 著，鞠方安 譯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美國傳教士，外交官，1869年來華，在北京負責公理會所辦的學校。1871年辭教會職，就任駐華使館翻譯。1876年繼衛廉士為頭等參贊，1875-1876、1878-1879年和1881-1882年幾度任代辦。他還協助起草過1880年關於華人移居美國的條約（《續修條約》及《續約附款》）和1882年美國與北韓簽訂的條約。1885年回國。《真正的中國佬》是關於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幅全方位、大視角、內容較為生動豐富的畫卷，內容涉及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語言教育文化、家庭社會生活、官民關係、禮儀習俗、財政金融等方面，是近代西方人中國觀的代表性著作。

《變化中的中國人》（美）E.A.羅斯 著，公茂虹，張皓 譯

EdwardAlsworth Ross E．A．羅斯，美國社會學奠基人，以《社會管制》一書聞名。出生於1866年12月12目。父親是農民，母親是教師。1893年至1990年在斯坦福大學教授經濟學，他反對使用中國民工建築鐵路，後因對公眾問題的激進改革觀點而被免職。1906年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以激進的教學觀點著稱。他分析了行為和社會管制，在人口和其他問題上也有很多著作。20世紀初旅居中國。本書出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觀察中國的代表著作。書中主要記錄東西方文化衝突引起的中國的變化，作者對中國當時各方面的狀況進行了獨到的觀察，並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見解。其中對中國人口問題、環保問題以及禁煙等問題的議論，極富預見性和史料價值。其主要著作有《社會管制》(1901年、1969年再版)、《社會學基礎》(1921年)、《社會心理學》等。《變化中的中國人》的英文版本出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觀察中國的代表作。

《西方的中國及中人觀念1840-1876》（美）M.G.馬森 著，楊德山 譯

M.G.馬森（Mary Gertrued Mason），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生平不詳。 這是一本綜論1840至1876年間西方人“中國觀”之縱向演變與橫向差異的著作。

《中國人的氣質》（明）明恩溥 著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美國公理會傳教士。1872年來華，先後居住于天津、山東等地，兼任《字林西報》通訊員。1905年辭去教職，留居通州寫作。著有多種關於中國的書籍，代表作是《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在華生活近五十年，特別熟悉下層農民的生活，對中國較有感情，是最早建議美國政府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的人，並獲得了美國國會通過。本書首版于1899年。他對中國社會的研究深為魯迅、潘光旦等學人稱道。這是一部湮沒百年的中文譯著，魯迅先生生前曾向國人鄭重推薦此書，但對些一譯本，竟未曾得見。

《中國鄉村生活》（美）明恩溥 著，陳午晴，唐軍 譯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美國公理會傳教士。1872年來華，先後居住于天津、山東等地，兼任《字林西報》通訊員。1905年辭去教職，留居通州寫作。著有多種關於中國的書籍，代表作是《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在華生活近五十年，特別熟悉下層農民的生活，對中國較有感情，是最早建議美國政府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的人，並獲得了美國國會通過。本書首版于1899年。他對中國社會的研究深為魯迅、潘光旦等學人稱道。

《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英）麥高溫 著，朱濤，倪靜 譯

麥高溫（John Macgowan?-1922），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60年來華，先後在上海、廈門傳教。他精通漢學，著有《中華帝國史》、《廈門方言英漢字典》、《華南寫實》、《華南生活見聞》等書。本書1909年道版于上海，是作者關於中國文化的代表作。本書所展示的中國人的生活畫面出自於麥高溫的親身經歷。麥高溫在中國生活了50年，幾乎與每個階層的人都有個很深的交往，從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慰。作者越是深入到中國人生活的內部，他的心就越是被他們深深吸引。他們確實是一個非常可愛的民族，在充滿歡樂的時刻，在籠罩著悲哀的時刻，以及在激發起正義感的時刻，他們都證明了自己真正擁有作為一個偉大民族的品質。

本書各章，除了結尾一章外，分別都獨立成篇地在中國上海的《北華捷報》上發表過。它們後來又以書的形式在中國出版，定名為《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

《美國的中國形象》（美）哈羅德‧伊羅生 著，于殿利，陸日宇 譯

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R.Isaacs），1910年生，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後來任職于上海《大晚報》和《大陸報》，又主辦《中國論壇報》，兼“哈瓦斯通訊社”駐滬通訊員。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執行委員。1943-1950年任《新聞週刊》副主編。1953-1965年任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副研究員，1965年以後任政治學教授。著有《民主黨反動的五年》（1932）、《中國革命的悲劇》（1938）、《亞洲殊無和平》（1947）、《心影錄——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和印度形象》。本書為美國人哈羅德?伊羅生所著《心影錄——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和印度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 India）中有關中國的部分。該調查借助社會生的一些系統化手段，闡明瞭在170年的美國交往歷史期間，佔主導地位的美國人對中國的反應有著大幅度的波動，這些印象和態度大部分是它們所處的時間、地點和環境的產物，並探討了這些印象和態度和政治、國際關係、政府政策的制定、公眾與論的形成的關係。

《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英）約‧羅伯茨 編著，蔣重躍，劉林海 譯

本書對19世紀英、美、法、德等西方國家的部分來華人員的著作、手稿、日記以及官方檔案進行分類摘編，主要涉及政府與法律、宗教與科學、社會生活、婦女和兒童、經濟、軍事、旅行、中國人的特性等方面。約‧羅伯茨（J.A.G.Roberts），英國漢學家。長期任教于哈德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從事中國歷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除了本書，還編著有《二十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中國歷史——從史前到一八00年》《現代中國》等書。

《穿藍色長袍的國度》（英）阿綺波德?立德 著，劉雲浩，王成東 譯

阿綺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1945-1926），英國在華著名商人立德之妻，習稱立德夫人。她隨在華經商的丈夫在中國整整生活了20年，幾乎走遍了中國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主要著作有《穿藍色長袍的國度》（1901年）、《在中國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國》（1899）、《北京指南》（1904）、《李鴻章，他的生平和時代》、《北京我家花園的周圍》（1905）等。 本書是立德夫人在中國的遊記作品，初版于1901年，以後曾多次再版。文筆生動細膩，可讀性極強。在本書裏立德夫人為我們講述了她在中國十多個省市的經歷，以及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情況。為了徹底解放中國女人的腳，立德夫人組織了“天足會”，並且四處組織演講。她找到“中國最有學問的總督”張之洞，說服他為“天足運動”題字。在本書中，講述了作者為了贏得更多中國官方的支援，千方百計見到李鴻章總督，並且試圖請他題字的事。書中的大量照片，其中很多已經成為珍貴的歷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