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20 06:53:59阿楨

《醫學人類學》


喬治.福斯特等著,陳華譯《醫學人類學》(桂冠,1992)與藍采風、廖榮利著的《醫療社會學》有啥異同?

小同(醫學)大異(人類學偏原始傳統社會、社會學偏現代社會)

那不如彼岸、席煥久主編的《醫學人類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合二者為一(目錄貼於後)。

都不如Vicente Navarro著,呂宗學譯的《從馬克思主義看醫療保健》(台北:南方出版社,1988)

還「從馬克思/社會主義醫學」呢?瞧下書中吹捧的拉美、中共等國醫療保健之現狀吧。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4427756/20080310065259

台灣又如何?《從馬克思主義看醫療保健》譯者一開始所要獻給的,三位台灣真正的社會醫學醫師:洪奇昌、陳永與、楊憲宏,如今安在?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574886/20070629061527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4897452/20080322063004/

現實太難堪了,還是來了解:

醫學人類學理論與學派>陳 華

早期的醫學人類學運用人類學的通用理論作爲自己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隨著研究的深入和資料的積累,醫學人類學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理論。這些理論的形成,標志著醫學人類學已經是人類學的一個逐漸成熟的分支學科。
本文通過文獻研究,對醫學人類學理論進行學派歸類,簡略敘述醫學人類學各種理論的主要觀點並指出這些理論的優缺點,爲醫學人類學的調查研究選擇不同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提供參考。

一、醫學人類學的主要理論

醫學人類學的理論是伴隨著醫學人類學調查研究的不斷發展和資料的不斷豐富而逐漸形成的。關于醫學人類學有那些主要理論,在醫學人類學的研究學者中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另外,在醫學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研究興趣和重點的轉移,醫學人類學理論也在不斷地變化和發展。
在1978年出版的由Michael H. Logan和Edward E.Hunt,Jr.所編的《健康與人類的狀態:醫學人類學的觀點》(Health and Human Conditionerspectives on Medical Anthropology)這本書中,Edward Wellin在《醫學人類學的理論取向: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變化與持續》(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change and continuity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這篇文章中論述了醫學人類學的五種理論取向,即Rivers關于土著醫學是文化的組成部分的理論;Clements關于原始醫學是分離的文化特征的理論;Ackerknecht關于原始醫學是在社會結構中由文化確定的,在功能上相互聯系的文化要素的理論;Paul關于醫療模式是整個文化體系中的一個亞體系,而醫療模式是由許多要素構成的,跟保健有關的新要素與整個文化體系以及醫療模式會相互影響的觀點;在1960年代出現的將文化因素與生物學因素相結合的生態學觀點。
Byron J.Good在1994年出版的《醫學、合理性與經驗:人類學的觀點》(Medicine,Rationality,and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這本書中論述了醫學人類學的四種主要理論觀點:經驗主義範式、認知範式、意義中心範式、批判範式。
Robert A.Hahn在1995年出版的《生病與醫治:人類學的觀點》(Sickness and Healing: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這本書中論述了醫學人類學的三種理論,即環境/進化理論,文化理論,政治/經濟理論。
麥克爾羅伊(Ann McElroy)和湯森(Patricia Townsend)在2004年出版的《生態學觀點的醫學人類學》(Medical Anthropology in Ecological Perspective)(第四版)中討論了醫學人類學的四種理論:解釋理論、政治經濟學或者批判理論、生態學與生物文化理論、政治生態學理論。

二、 醫學人類學的理論學派

關于醫學人類學有多少種理論學派,很少有人認真探討過。筆者認爲,要了解醫學人類學的理論學派,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從醫學人類學的來源和醫學人類學研究者的學術背景去探討,二是從各種理論的特征去分析。
醫學人類學是人類學的一門應用學科,是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在健康、患病、醫學和治療等方面的應用。根據Foster和Anderson的觀點,醫學人類學的形成主要有四個不同的來源:(1)體質人類學家在人類進化與適應研究、比較解剖學、人種學、遺傳學和血清學等方面所做的工作;(2)傳統的民族志學者對包括巫術和魔法在內的原始醫學所做的研究工作;(3)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精神病學家和人類學家合作所開展的關于“文化與人格”的研究工作;(4)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公共衛生工作。
參加醫學人類學研究的學者既有體質人類學家,也有文化人類學家。研究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考古學、語言人類學的學者都可以爲醫學人類學的發展作出貢獻。人類學研究強調整體觀,強調既要注重人類的生物學要素,也要注重人類的社會文化要素,因此,醫學人類學的研究也可以分爲兩個極,一端是生物極,另一端是文化極,它們的中間是生物與文化的結合。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將醫學人類學的理論分成四個學派,即生物理論學派、文化理論學派、生物文化理論學派和批判學派。生物理論學派的主要理論是環境/進化理論;文化理論學派的主要理論包括文化體系理論、經驗主義理論、認知理論、文化解釋理論等;生物文化理論學派的主要觀點是生態學理論,包括文化生態學理論和政治生態學理論;批判理論學派的主要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哲學批判理論。

三、醫學人類學各種理論的主要觀點

環境/進化理論的主要觀點是,人類群體生存的環境與這個群體的醫療體系、群體成員的健康狀態是相互影響的。這種理論可以用來解釋西非地區鐮狀細胞貧血發病率高的現象。在曆史上,西非的居民由于砍伐森林發展農業,導致岡比亞按蚊(Anopheles gambiae)大量繁殖,結果,瘧疾在當地流行。由于鐮狀細胞貧血病雜合型個體對瘧疾有抵抗力,在瘧疾這種自然選擇壓力的作用下,當地土著居民鐮狀細胞性狀的出現率高達30%。
文化體系理論包括四種觀點:(1)Rivers關于土著醫學是文化的組成部分的觀點;(2)Clements關于原始醫學是分離的文化特征的觀點;(3)Ackerknecht關于原始醫學是在社會結構中由文化確定的,在功能上相互聯系的文化要素的觀點;(4)Paul關于醫療模式是整個文化體系中的一個亞體系,而醫療模式是由許多要素構成的,跟保健有關的新要素與整個文化體系以及醫療模式會相互影響的觀點。
經驗主義理論的觀點認爲,傳統醫學是一種信仰體系,醫療體系是一種社會文化適應策略。經驗主義理論強調將醫學人類學田野調查所觀察到的常識進行理論化或者概括。
認知理論強調從認知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模式的性質,去探討所研究文化的疾病分類體系,不舒服和醫治的民族理論,不舒服敘述的結構等。
文化解釋理論,又稱爲意義中心理論。這種理論強調優先探討與醫學和健康有關現象的意義,而不是其科學解釋。持這種理論的醫學人類學家探討在不同文化中健康和不舒服的隱喻以及人體的象征應用。這種理論認爲,疾病不是一種實體,而是一種由文化建構的解釋模型。
生態學理論包括微觀的文化生態學理論和宏觀的政治生態學理論。文化生態學探討在特定環境中人類個體或者群體與其他物種(包括植物、動物和病原體等)的相互關系,考察個體的行爲及其與疾病發病率之間的聯系。政治生態學探討不同的人類群體(包括民族、階層、國家)之間在曆史上的相互關系。這種相互關系通過人口的遷徙、土地的使用,或者獲得資源的差異作用于生態學。政治生態學注重研究由政治制度導致的社會分層,以及這種社會分層與疾病分布之間的關系。
批判理論學派的觀點包括政治經濟學觀點和哲學批判觀點。醫學人類學的政治經濟學觀點認爲,要從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以及全球範圍政治經濟的不平等的宏觀角度去探討疾病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分布。醫學人類學的哲學批判觀點受後現代哲學的影響,對隱藏在生物醫學理論和實踐中的假定和概念提出批判性的質疑和分析或解構。這種理論認爲,西方醫學是建立在心理與身體分開,精神與物質分開,真實的與非真實的分開的觀點之上的文化建構産物。這種理論提出一種新的觀點認爲:患病不是一個分離的事件,而是涉及自然、社會和文化之間複雜的相互關系的産物。

四、 醫學人類學主要理論的比較

環境/進化理論從生物學的角度探討人類的生存環境對人類的生物學性狀和健康的影響,用群體遺傳學的方法揭示人類在自然選擇壓力下的進化規律。但是,這種理論只注重自然環境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而忽略了社會文化環境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這種理論注重的是自然生態學。
文化體系理論是在醫學人類學形成初期出現的。這種理論主要探討原始醫學與文化之間的關系。Rivers,Ackerknecht和Paul都認爲,原始醫學是文化的組成部分,而Clements卻認爲,原始醫學跟文化的其他要素是分離的、無關的。
經驗主義理論強調對田野調查所得來的常識進行理論化或者概括,符合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但是,這種理論缺乏宏觀的視野,可能會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結果。
認知理論強調從認知的角度去探討不同民族的醫療體系,保健信念,疾病分類系統等,從心理學層次去了解不同民族跟醫學、保健、治療有關的世界觀。但是,這種理論忽略了影響不同民族世界觀形成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
文化解釋理論強調,疾病不是一種實體,而是一種文化建構的解釋模型。這種理論可以解釋爲什麽同一個病人在巫醫、傳統醫學治療者和生物醫學醫師那裏得到不同的診斷結果。但是,這種理論忽視了不同醫學體系在進行診斷時所具有的原則性和客觀性。
文化生態學理論探討在特定環境中人類個體或者群體與其他物種(包括植物、動物和病原體等)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而政治生態學理論則探討不同的人類群體(包括民族、階層、國家)之間在曆史上的相互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健康的影響。這兩種理論符合整體觀的原則,但是,卻忽略了世界觀、價值觀、情緒、心理等要素對健康的影響。
批判理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指出疾病是政治經濟不平等的産物,從醫學哲學的角度對構成生物醫學基礎的笛卡爾二元論哲學提出挑戰。這種理論爲醫學的發展和改革提供了新的視角。但是,有些學者認爲,這種理論缺乏理性,具有憤世嫉俗的風格,頗有我國“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火藥味。
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到,醫學人類學的不同理論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人類學強調整體觀,我們研究人類的健康、患病、醫學和治療等問題時,也需要有整體的觀念,既要考慮人類的生物學要素,也要考慮人類的社會文化要素。但是,在醫學人類學特定課題的研究中,我們會有所側重,因此,我們要根據具體的情況,選擇特定的理論作爲研究的理論框架或者分析工具。
五、小結
醫學人類學是用人類學的觀點和方法,從生物學和社會文化的角度,研究人類的疾病和保健問題及其與生物學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的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醫學人類學理論可以分爲生物理論學派、文化理論學派、生物文化理論學派和批判學派。不同學派的理論各有不同的優點和缺點,是由于研究者的不同學科背景,以及他們在研究中關注不同的側重點而形成的。在醫學人類學研究中,我們要根據研究課題的具體情況,選擇特定的理論作爲研究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
http://202.116.72.153/ant/html/25/t-25.html

十七大報告解讀: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

新華社北京1月12日電 黨的十七大報告要求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全民健康水平不斷提高,是人民生活質量改善的重要標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從制度上保障人民健康,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希望解決的現實問題之一,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一,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促進社會和諧的內在要求。健康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關系千家萬戶幸福。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衛生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基本形成了公共衛生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國民健康狀況不斷改善。近年來,黨和國家更加重視全民健康,加大衛生事業投入,調整醫療衛生資源結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進展良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推行,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有所改善,重大疾病防治進展順利,婦幼衛生保健和衛生監督工作得到加強。目前,我國人均預期壽命接近73歲,在發展中國家中處於領先水平。但是,我國醫療衛生服務與人民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還很不適應。因此,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盡快緩解和克服上述矛盾,是改善民生、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關鍵環節,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具體體現,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
  第二,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目標是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關於這一目標的總體要求,我們必須走中國特色醫療衛生改革發展道路,建立起符合國情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從基礎性框架起步,朝著更加全面的水平發展,從覆蓋面不夠大,朝著逐漸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發展。為了建立這一制度,我們必須把握兩個堅持,一是『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遵循醫療衛生事業為人民健康服務的宗旨,強化政府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責任,完善國民健康政策,加大政府的衛生投入,從有利於群眾及時就醫、安全用藥、合理負擔出發,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二是『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並重』的方針,在政府的主導下,提供全面的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服務;重點加強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和隊伍建設,著力解決部分農村缺醫少藥問題;扶持中醫藥和民族醫藥事業發展,促進中西醫、中西藥相協調,努力縮小城鄉、地區、不同收入群眾之間的醫療衛生服務差距。
  第三,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關鍵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形成比較完善的服務保障體系。我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框架,由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組成,四位一體協調發展。其中,建設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重點是健全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婦幼保健、計劃免疫、計劃生育技術等服務網絡,特別是完善重大疾病防控體系,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能力;建設醫療服務體系,重點是加強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實行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深化公立醫院改革,鼓勵社會參與、興辦醫療機構;建設醫療保障體系,重點是完善城鎮職工和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鄉醫療救助相互銜接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以慈善事業為補充,發展商業健康保險,引導群眾合理就醫;建設藥品供應保障體系,重點是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對國家基本藥物實行招標定點生產、集中采購和統一配送,保證群眾基本用藥,大幅度減輕群眾藥物費用負擔。為了保障四大體系有效規范運轉,還要深化醫藥衛生管理體制、公立醫療機構運行機制、經費投入機制、醫療服務與醫藥價格形成機制、監管體制等改革,健全人纔隊伍、信息系統和法律制度等條件,通過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制度化,逐步實現其均等化,積極推動醫療衛生事業與經濟社會建設協調發展,把全民健康不斷提昇到更高水平。
http://internal.big5.northeast.cn/system/2008/01/12/051113007.shtml

阿楨 2022-04-01 10:14:36

人類在接下來1萬年間會發生哪些變化? 2022-03-31 新浪科技

  一些科學家認為,文明的崛起意味著自然選擇的終結。
  但進化(楨:演化!)並沒有停下腳步,只不過驅動力不再是“適者生存”,而是“適者生育”,因此“性選擇”比“自然選擇”更重要。城市為疾病提供了易於傳播的環境,我們的大腦體積也變小了。
  人類的壽命會越來越長,進化出抗衰老或抗癌基因就毫無意義了。
  過去200萬年來,隨著我們對蠻力的依賴減少、對工具和武器的依賴增加,骨骼的質地變得越來越輕。現代工作則更多是腦力勞動、而非體力勞動。
  早期以植物為食長有巨大的臼齒和下頜骨,用於磨碎富含纖維的植物。但食肉烹飪之後,下顎和牙齒都開始縮小,智齒未來也可能會消失。
  過去600萬年來,在工具使用、複雜社會體系和語言的驅動下,大腦體積三倍自然選擇的大腦。1萬至2萬年前達到了最大值,之後,大腦就一直在縮小。也許是因為,農耕文明,身體攝取的脂肪和蛋白質大大減少,大腦的耗能相當驚人,可占全身的20%。也許狩獵採集比農耕更費腦力一些。也可能是因為,大型社會中有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所以耗費的腦力更少。
  大腦體積其實並不能決定一切。大象和逆戟鯨的大腦都比人類大,愛因斯坦的大腦則小於人均,尼安德特人倒是與我們差不多,但主要用在了視覺和身體控制上,語言和工具並不多。被人類馴化之後,羊的大腦品質減少了24%,牛減少了26%,狗減少了30%。
  以狩獵採集社會,人類需要富有攻擊性,如今,我們要買肉就去菜市場,有糾紛就去警察局或法院。但越來越多的人正飽受孤獨、焦慮和抑鬱等心理問題的困擾。在這些精神問題從人類基因庫中剔除的同時,我們或許也會失去這些極富才華和創造力的領導者、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
  回應
在病毒面前越來越脆弱

為什麼我們會有不同的血型? 2022-03-30 新浪科技

  所以有不同血型,原因在於瘧疾,O型比其他血型低66%。不同血型可能存在著疾病聯繫,例如,O型更容易患霍亂、鼠疫、結核病和腮腺炎,AB型更容易感染天花、沙門氏菌和大腸桿菌。儘管Rh陰性會導致新生兒溶血症,在過去的進化中存在過某種優勢,使這種基因突變能夠保存下來,但現在優勢消失了。

圖博館 2017-03-18 11:20:31

通過對西醫訴訟檔案文本的解讀,可以看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醫醫訟的“盛產”,確實與當時西醫所大力建構的現代醫療模式以及對新式醫療器械的使用與中國的本土傳統存有很大張力有關。面對西醫基於西方醫學倫理而展開的對國人的規訓,在本土傳統的影響下,國人有意無意地採取了形式多樣的“反抗”,表達了自身對西醫的部分看法和態度。醫訟案中病人及其家屬的發聲,便集中體現了國人對西醫的一般感受與想法。當對療效不滿後,病家的疑慮、焦灼、想像、恐懼,諸多情感交錯雜陳,在訴訟狀中得到了強烈的爆發。當然,事實證明,這些“反抗”最後都在擁有強勢話語權的西醫面前以失敗告終。本土的醫療傳統,最終讓位於西醫的專業權威。在某種意義上說,西醫訟案中醫病之間的這些較量,也便成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角力的一個縮影。

圖博館 2017-03-18 11:20:18

從法律的角度來講,如若醫師並無醫療過失,即便醫病雙方因故未在之前簽字,“亦不能遽責以手續不完,便令負何責任”。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世人不察,有以事發不得簽字引為口實而起無謂之糾紛者”。
  由此一來,許多醫師被迫捲入醫訟之中,不但名譽受損,一些“忠厚畏事之醫者”不得不委曲求全,“賠償來纏者以若干之願”。 ……
  關於醫師在症起倉促時的顧慮,瞿紹衡講述了兩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例。一則發生在1937年,一男子陪同產婦入住醫院待產。男子在簽署住院保單並交納住院費用後離去。不想產婦夜間“劇痛,至午夜忽起變化,勢非施行手術不可”。瞿紹衡急忙讓院役按照保單上的地址去找簽保單的男子,然而卻並無此人。當時產婦“時勢益危”,瞿紹衡百般無奈下只得在街上叫來一名安南巡捕,在後者同意做證人的前提下為產婦實施了手術。瞿紹衡所講述的另一則事例,發生在1937年12月的一個深夜。一“其狀非常狼狽”的婦人扣門求診,當其進門後“嗚嗚不能言,腹痛不能步,腰彎不能支”。待將婦人抬入產室,褪去衣褲時才發現嬰兒已“露頂矣”。這一突發事件,著實讓瞿紹衡頗費躊躇。在良心的驅使下,瞿紹衡最後還是為產婦進行了接生。儘管產婦順利產下嬰兒,但也著實令瞿紹衡異常擔心,“倘或不測,早步杭州某醫師之後塵矣”。
從瞿紹衡的文章中,我們約略可以看出,當時的國人對於醫療協議書的認識,的確不是很清晰。在醫師看來,本來用以表現穩妥慎重的行為,最後竟然會成為病人家屬舉控的理由,難免讓人心寒。不過,從病人家屬的角度來看,協議的簽訂,多是在遇有危險的診療之時。病人一旦發生變故或者身死,病人家屬心中本就無法釋然。因此,對協議書的再三強調,更會讓病人家屬產生醫師在推卸責任的看法。
  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西醫的在華傳播與中國本土傳統產生了諸多疏離和緊張。而通過對這些疏離與緊張的深入探討,往往會讓人們別有收穫。如上所述,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醫在中國的大城市中已然站穩腳跟。中醫界通過積極革新也取得不小進展,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城市的名醫也開始樹立起了專業權威。西醫以及新中醫對現代醫療模式的強調,顯然讓依然抱持傳統醫療觀念的國人不易接受,進而給現實中的醫病關係帶來了深刻影響。就在醫病雙方圍繞現代醫療模式的磨合中,摩擦與齟齬也在所難免。特別是對於西醫來說,醫病之間的緊張關係尤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