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09 06:09:16阿楨

《邁向現代化》


雖說前評多本析論中國人性格的書之論基在現代化理論,但也沒必要評本Alex Inkles and David Horton Smith著、何欣譯《邁向現代化》(台北︰黎明,1981)舊書吧?

《邁向現代化》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現代化:抗拒與變遷》雖皆黎明出版有關現代化之舊書,但「現代化」「邁向現代化」「開放」和「封閉」等在後現代之現在仍流行著,不信?輸入這些關鍵字找找看!

啥前/後/現代化的,三階段現代化說、萬歲!萬萬歲!

第一階段是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化研究,其理論成果是經典現代化理論。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80年代的後現代研究,包括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和發展(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以及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化理論的興起。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90年代的新現代化研究,湧現了一批新的現代化理論,如生態現代化理論、再現代化理論(反思現代化理論)、繼續現代化理論和第二次現代化理論等

這麼說來,你以下的舊文才真舊了?

這有啥?類似「新xx」的借屍還魂、看多了,簡直罄竹難書!

《台灣共犯體》第三章、說文解字(五)現代化

  人類史上最大的社會變遷是源自英國並如波浪般擴散的「現代化」。完整的研究應含三個層面:一、社政經文化現代化的表層現象。二、對現代性的中層之分析,如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批評理論的異化論和工具理性。三、深入到主體論、存有論、和真理論。如西方現代化有其理性主體、人的有限存有、神與自然的絕對超越等之深層。反之,中國則是德性主體、人的無限存有、神與自然的既超越又內在。一般現代化只介紹表層,一些觸及中層,但很少深入裡層,即使有如林毓生也不充分。

   1、現代化與理性化

  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本質是現代性(modernity),而現代性表現於現代的社政經文化結構和現代人格(一六0p141),這二者皆可用韋伯的理性化來貫穿。由拙著《緣現論》析判可知,韋伯的理性化雖能洞見西方理性文明,但因將之視為深層價值,於是被理性芻化,而不知牢籠並非理性的異化,而是理性的自然結果。

   2、傳統與現代

  現代化論者雖皆認為傳統與現代有異,但有些認為二者對立,有些認為現代是由傳統延續而來。就史實來看,延續說正確(一三二p137-8,一六七p141-3)。但就理來看,對立說才能自圓其說。
  首先以理性分辨傳統與現代的是韋伯,將之發展至極的是Parsons為主的結構功能論,其他社會學家則有類似的區分,如Durkheim的機械連帶與有機連帶,Tonnines的社區與社會,Maine的身份與契約,Redfield的鄉村與都市(一六七p78)。
  Parsons以人在社會中行動時所採取的模式變項來判別傳統與現代--特殊性對普遍性、擴散性對特定性、品質對成就、情感對情感中立、自我導向對集體導向。他認為現代社會對行動的評價是以整個社會共同適用的普遍原則而非以特殊原則為基礎。個人的情感範圍是狹窄而非擴散的。人的評價應以其成就為主,而不以與生俱來的品質或個人家世背景為標準。對於一般社會目標人應情感中立。最後,社會的集體目標優先於個人的滿足(一六七p80-1,一六一p84-6)。
  由於現代化乃依現代理性而來,而現代理性又是西方論證理性的表現,故現代化無論在理論或實際上,均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種族中心的偏見。
  艾愷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理性化的結果,由於現代化以理性和效率為最高標準,所以必然走上功利主義。完全以功效為判準,當然就產生道德真空、價值失落、及無意義的世界(一六五p12、21)。也因如此,所以反現代化並非後進國家的專利,早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就已出現不少反對。
  金耀基認為不少人因以下誤解而反現代化:一、以價值判斷方式將現代化誤解成西化。二、誤以為傳統到現代乃直線演化。三、誤以為現代化乃經濟現代化。四、將傳統與現代二分對立(一六四p146-9)。他認為傳統與現代並非對立(p145)。現代化是包含了都市化、工業化、世俗化、和民主化等的「綜協的整體」(p150)。但他忽略了自己在〈中國的傳統社會〉對傳統社會的分析和批評是以現代理性為判準,其實他也說:「不錯,現代化這個說詞無可避免地含有一種價值意味」(p157)。

   3、現代人性格

  Inkles在《邁向現代化》認為現代人格並非西方偏見而是適用於任何文化,且可設計出一適用於任何文化地區的「現代人性格量表」。他認為社會的現代化必須有個人現代化為基礎,現代人格非但不會像反現代化者所說的犧牲精神幸福,相反的,心理更健康(一六八p6,11,13,15,16,25,527,531)。他認為現代人格有以下特質:一、樂於接受新經驗。二、準備接受社會改變。三、積極地表達意見。四、積極地獲取形成意見的事實與知識。五、期向未來和現代,而非回顧過去。六、相信人能控制環境,改善不合理的法律。七、對生活有長遠的計劃。八、相信世界和他人值得信賴。九、重視專門技術,接受以技藝做為報酬的基礎。十、相信現代的教育與職業。十一、更能了解和尊重他人。十二、相信普遍化規則而非袒護親友(p27-34)。與之相對的則是傳統或權威性格。
  Portes在1974年的〈個人現代性與發展〉對所謂個人現代性--參與、同情心、雄心、個人主義、世俗主義、平等主義、訊息靈通、消費取向、都市癖好、地理流動(一六七p129-130),提出三點批評。一、個人現代性與社會現代化是辯證而非直線演化的。在後進國的情況是:1、有效組織的團體而非眾多現代性個人更能促進現代化。2、現代化組織不足,現代人太多,反造成失望、挫折、甚至革命。3、更多的現代人移民至先進國。二、傳統文化並非同質且未必無助於現代化的發展。三、個人心理的現代未必有利於社會的現代化:1、大眾現代性中的消費取向不利於經濟發展,公平分配取向亦然。2、世俗主義有礙於支持發展所需的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集體主義……(p138-149)。他認為現代化是西方成功後的意識形態,充滿了價值判斷(p132-3)。
  針對上述批評,Inkeles反駁如下:一、現代人特質並非西方特有,故非文化帝國主義。但其辯解不一,一方面認為這些特質是歐洲傳統(一六八p25,一六七p106),一方面又說不可盲且地將它強加在發展中國家(一六八p25),而忘了自己說的可適用於任何文化。說現代人特質是描述義而非價值判斷(p507-8),又說:「構想一種價值中立的個人現代性測量似乎並不可能,甚至也沒有意義」(p25)。二、個人現代化沒義務替現代化的負面性驗證,且負面性未必與現代化有關,現代化未必會捨棄傳統(一六七p104-5,120-3,一六八p39,504-5)。
  台灣的現代化理論霸權--楊國樞更有以下的合理化。實證發現台灣的現代負面性--精神官能症、酗酒、躁鬱症等隨現代化程度增加而增加(一七一p86-7),但個人現代性愈高則心理愈健康(p91)。楊氏合理化成心理健康是量的特徵,人人皆有,但負面性是質,只對能力、知識、和容忍力低者產生影響。由於這些條件差者占少數,故整體而言,社會全體和個人的心理健康皆隨現代化而增加(p93-4)。
  楊氏合理化有以下謬誤:一、實證得知條件好者如醫師、經理、股票業務員、銀行職員等,其患精神性疾病率甚至比條件差者高(二五二p141)。二、以量和質來區分心理健康和疾病,這已預設了現代化的正面性才正常,而不知負面性正是被現代化芻化的結果。三、如果了解個人現代性的內容其實是根源於現代理性,那根本沒必要花那麼多人物財力來驗證現代性愈高心理愈健康的假設,因那只不過是自說自話而已。即使有任何反證也可被合理化掉。故號稱實證科學的現代化理論並非科學。
  即使到了20世紀末,香港和大陸學者仍在現代化的迷思下,延續著楊國樞的看法,藉由對香港和大陸的實証研究,認為中國傳統價值與現代化呈現負關係(一0八二p325),甚至重覆「現代化與心理健康呈現正相關」的論調(p335),而不對質疑者的批評做合理的辯駁,更不用說去調查現代化地區的精神疾病等身心不健康的情況。其實只要在研究方法上能突破現代化理論所謂的实証科學,如实地觀察研究華人世界,將發現中國伝統价值與現代价值是旣合協又衡突地並存,且伝統价值未必無助於現代化,而所謂的現代化又常常產生負面的人際關係、功利、色精化及其他生態硬坏、官僚脔化、人際疏離、社会脫序等(一二六八p.219-251,一三四一p.91,一三四二p.28,299-312,一三四八p.288-295)。

   4、公民文化

  相對於以制度和心理的量化為研究現代化之取向,Almond和Verba在《公民文化》認為「參與政治系統的民主體制還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八五八p14)……作為被內化於該系統居民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之中的政治系統(p16)」。他們透過多國性研究,認為與英美民主政治相配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結合了傳統的村民的臣民文化和現代的參與文化而來,具有平衡消極服從和積極參與、忠誠共識與反叛分歧的特質(p541)。他們以政治文化中的自我態度和政治系統為標的,認為鄉民文化尚欠政治角色(首領、酋長、巫師)專業性分化,對政治系統的輸入出和自我參與均不重視;臣民文化已有政治角色分化但對其它二者亦不重視;參與文化除了重視輸入出外,尤其強調理性而非情感評價的參與(p19-22)。
  雖然他們真正的評價在參與文化,但經實證即使英美公民文化其理性參與者並不多、加上參與過度不利於民主之穩定,故他們退而求其次--公民文化,並質疑公民文化是否能像現代化一樣移植至其他文化(p9-10)。
不只如此,旨在保護公民權利及對抗國家極權的西方公民文化,不但不是如理想所宣傳的如此理性,其實質仍是種「泛政治化」,意圖透過「公私區分」來保護統治階層的特權,雖然西方的此種「泛政治化」異於中國傳統「臣民文化」的「泛政治化」,但中國從民初以來傳自西方的「公民文化」並未造成「公私區分」的「公民文化」,相反,只是由上而下動員式的「公民模樣」(一一00p1-16)。(這好比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並未因傳入西方的「民族國家觀」而變成「主權國家」,二者從孫中山、蔣中正、毛澤東、蔣經國、鄧小平、江澤民到李登輝陳水扁等統治下的兩岸皆然〔其實新加坡和香港亦然〕。)
http://www.jslm.twmail.net/Data/Paper/History/LSTaiWanGongFanTi.mht

阿楨 2014-06-30 08:51:04

民主條件:邏輯邪40/66

說民主政治的實施要有條件者
根本沒有條件在此說三道四
民主是種普世價值之信仰
信仰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是啊!就像二戰終、德日無條件投降後,德日不需任何條件,就被民主教主美國強暴生出民主!但實際是如此嗎?瞧瞧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如何依理性專業事實戲(謔評)論如下:

1.自然環境。孟德斯鳩在《法意》認為有自然屏障的社會(如英美),因無需中權集權和備戰,故有利民主。此說顯然未必,地緣只與民主相關而已(如日本地緣似英美,但得在二戰後,才被民主教主美國強暴生出民主!)。
2.宗教。有人認為耶教信仰中的尊嚴、平等、公道、自由、和統治者需服從神的律法等有利於民主。但這些只不過是世俗的政治原則和實際政治,政教關係其實和經教關係一樣是辯證性的關聯性的。(如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間的關聯性,同一耶教信仰在中世不利民主、在近代則有利民主;同一伊斯蘭信仰在廿一世紀初美國主導的第四波民主化下、造成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
3. 現代化的社經和人格。(如德日的現代化和威權性格,在二戰前後對民主有不同的關聯性發展!)

啥是現代化的社經和人格?理性!問題是人非理性動物,理性只是用來合理化,所以後/現代化會加劇如下的非理性:

  政治行為論認為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從傳統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其間因結構分化、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大眾參與的擴張、政治系統能力增強、政治組識結構化、功能專業化;都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公平的財富分配、龐大的大眾、高識字率、普及的教育和高效率的政府;開放的現代性格,所以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發展。
  上述到Huntington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1968)有了決定性的轉變。杭氏研究主題是政治衰退而非政治發展。衰退之因在社會變遷太快,而政治制度發展又太慢。於是現代化(含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工業化、大眾傳播)喚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識,腐蝕了傳統政治權威和制度的根基,使建立新且合法有效的政治組識和制度,變得複雜且艱難,結果政治不安和紊亂。
  杭氏論斷獲得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證實(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539465

參考書目 2008-07-09 06:19:26

中國現代化研究參考書目

現代化理論著作
[德]馬克斯‧韋伯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
[美]英格爾斯著:《人的現代化》,殷陸君編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美]C.E.布萊克著:《現代化的動力》,中譯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美]C.E.布萊克編:《比較現代化》,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
[美]羅伯特‧海爾布、羅納等著:《現代化理論研究》,,華夏出版社1989年
[以]S.N.愛森斯達德著:《現代化:抗拒與變遷》,中國人民大學1988年
[美]艾愷著:《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美]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美]巴林頓‧摩爾著:《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
[美]C.E.布萊克主編:《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商務印書館1984年
[英]安德魯‧韋伯斯特著:《發展社會學》,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7年
[日]富永健一著:《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現代化理論》雲南人民1988年
周忠德、嚴炬新編譯:《現代化問題探索》,知識出版社1983年
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曆史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
羅榮渠:《現代化理論與曆史研究》,《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羅榮渠:《西方現代化史學思潮的來龍去脈》,《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羅榮渠:《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初步探索》,《中國社會科學》, 1988年第1期
羅榮渠:《論現代化的世界進程》,《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
丁學良:《現代化理論的淵源和概念架構》,《中國社會科學》, 1988年第1期
錢乘旦、陳意新著:《走向現代國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版
海外中國現代化研究
[美]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美]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1993年
[美]G.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美]韋政通著:《儒家與現代化》,臺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
[美]P.A.柯文,《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
[日]橫山英編:《中國の近代化と地方政治》,勁草書房1985年
[日]橫山英編:《中國近代化の經濟構造》,東京亞紀書房1972年
《中國近代化の社會構造》,東洋史學論集,汲古書院1973年
[日]依田熹家著:《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港]金耀基著:《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1988年;廣州文化1989年
[港]金耀基著:《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臺北時報,1977年
[港]金耀基等著:《中國現代化的曆程》,臺北時報
[臺]胡光鑣著:《中國現代化的曆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
[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論文集》,1991年
[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蘇省、閩浙臺地區》(已出5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大陸中國現代化研究
章開沅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1993年
章開沅著:《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湖南人民1988年
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大1990年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羅榮渠著:《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 1993年
羅榮渠著:《現代化新論續篇—東亞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1997年
羅榮渠、牛大勇編:《中國現代化曆程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
陳旭麓著:《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1990年
姜義華等編:《港臺及海外學者論近代中國文化》,重慶出版社1987年
姜義華等編:《港臺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重慶出版社1988年
張立文等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7年
複旦大學曆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高力克著:《曆史與價值的張力—中國現代化思想史論》,貴州人民1992年
鄭繼兵、楊侖著:《艱難的曆程—中國百年的現代化追求》,黑龍江人民1992
孫立平著:《傳統與變遷—國外及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黑龍江人民1992年
http://www.china1840-1949.com/news/view.asp?id=82

歷程 2008-07-09 06:18:36

現代化理論的演進歷程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首先發端于西歐,然後再傳播到歐洲其他地區和北美。從20世紀開始,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也都先後開始了現代化進程,因此,最初的現代化理論研究一般把現代化定義為“西歐和北美產生的制度和價值觀點從17世紀以後向歐洲其他地區的傳播過程,18世紀向世界其他地區的傳播過程”。20世紀50年代,廣大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先後實現民族解放和獨立,為了儘快實現國強民富,紛紛步入工業化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也迎來了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和穩定增長的“黃金”階段,於是在全球範圍掀起了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高潮。這種新的國際形勢,對美國的經濟、政治和外交提出了嚴峻地挑戰,美國政府為了重新調整它的對外政策,需要對新興國家的發展背景和前景進行研究,為其制定對外政策提供理論和實踐的依據,在這種形勢之下,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在美國率先應運而生。20世紀50年代,美國一批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相繼開展了現代化研究。不可避免地,在這種背景之下,產生的早期的現代化理論自然帶上了濃重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烙印。
1951年6月,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經濟增長委員會主辦的學術刊物《文化變遷》雜誌編輯部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上,與會學者討論了貧困、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並且首先使用“現代化”一詞來描述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特徵。1958年,丹尼爾·勒納出版《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現代化》一書,認為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就是現代化。1959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比較政治委員會召開了政治現代化討論會,隨後出版了《發展中地區的政治學》(阿爾蒙德和科爾曼,1960)。在20世紀50~60年代,現代化理論逐漸發展成主導世界發展理論的主流學派,其核心理念也得到當時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的普遍認同。無論從現代化研究的理論層面或方法論的層面來看,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可稱為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它與目前國際上研究的現代化理論存在較大的差異。這種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側重點在於從不同的學科領域探討社會的“傳統性”與社會的“現代性”的兩大特徵之間的差異,並且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對現代社會的“現代性”行進深入地闡述與剖析:
· 從經濟方面看,認為現代社會是工業和服務業佔絕對優勢的社會或所使用的全部能源中非再生資源佔絕對優勢的社會,而傳統社會則是第一產業佔絕對優勢的社會或所使用的全部能源中生命能源佔絕對優勢的社會。
· 從政治方面看,認為現代社會普遍具有一個高度差異和功能專門化的一體化的政府組織體制,它採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式制定政治決策,人民懷有廣泛的興趣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各種條例的制定主要是以法律為基礎,而傳統社會則多數不具備這些特點。
· 從社會結構來看,認為現代社會是高度分化的社會,各組織之間的專門化程度和相互依賴程度很高;社會流動率也很高;人口大規模集中于城市;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依據個人的能力和業績;調節人際關係的規範是標準的、普遍主義的;科層制度普遍發展,家庭功能縮小、地位下降等。傳統社會則相反。
· 從文化層面看,認為現代社會的文化強調理性主義、個性自由、不斷進取、效率至上、能力至上等觀念。傳統社會的文化則強調超經驗的、反個性的、知足常樂的、天賦至上的、情感至上的價值觀念。
· 從人的個性與行為特徵上看,認為現代社會的成員有強烈的成就動機,在處理事務時有高度的理性和自由性,對新事物有高度的開放性,對公共事務有強烈的參與感,對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較高程度的信任感等。傳統社會的成員則缺乏這些基本素質。
上述五個方面充分反映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區別,實質上“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具有上述“傳統”特徵的社會,逐漸消除這些特徵,同時獲得上述種種“現代”特徵的過程。20世紀7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曾對現代化的基本特徵進行如下集合式的表述:
(1)現代化是革命化的過程。這是直接依據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兩者的比較而推論出來的。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必然涉及人類生活方式根本的和整體的變革。按照現代化研究的先鋒者——西裏爾·布萊克的說法,從傳統性向現代性的轉變,只能與人類起源的變化和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變化相比擬。賴因哈德·本迪克斯也同樣指出,18世紀發生的變化,“其規模之大, 只有一萬年以前遊牧民族向定居農民的轉化才可與之比擬”。
(2) 現代化是複雜性的過程。不能將現代化過程簡單地歸納為某一種因素或某一個範圍。它實際上包含了人類思想和行為一切領域的變化。至少包括工業化、城市化、社會流動、世俗化、民主化、知識化等方面。
(3)現代化是系統性的過程。一個因素的變化將聯繫並影響著其他因素的變化。按照丹尼爾·勒納的表達,現代化是“具有其本身的某些特殊屬性的過程,這些屬性可以解釋為什麼按照其規則而生活的民眾感到現代化性是一個連貫的整體”。現代化的各種因素之所以極為密切地聯繫在一起,“是因為從歷史意義上來說它們必須聯繫在一起”。
(4)現代化是全球化的過程。現代化源於歐洲的工業革命的興起,但是在今天,現代化已成為人類的共同企盼與追求。過去一切社會都是傳統社會,而現在的任何社會要麼是現代社會,要麼是正在成為現代社會過程中的社會。
(5)現代化是長期性的過程。現代化所涉及的整個變化需要時間才能解決,因此,雖然現代化是一個革命的過程,但是從這些變化所需時間來看,現代化又是進化的過程。西方社會現代化走了好幾個世紀,雖然後發國家現代化過程呈現加速趨勢,但現代化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6)現代化是階段性的過程。一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有可能劃分出幾個不同的水準或階段。可以根據社會從傳統性向現代性轉變的道路上的轉變過程對它們進行劃分。在現代化過程中,各個社會之間在領先地位和具體方式方面會有差別,但是一切社會都要經過大致相同的若干階段。
(7)現代化是同質化的過程。傳統社會存在許多不同的類型,但是現代社會卻基本相似。現代化在社會之間產生了集中的趨勢。現代化意味著“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社會趨向於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以及各個社會趨向於最終結合”的運動。“現代的思想和制度所具有普遍性可能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各個社會是那麼同質,以致有可能形成一個世界國家”。
(8)現代化是不可逆的過程。雖然現代化過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現暫時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是在整體上現代化是個長期的趨勢。某個社會經過十年後在城市化、文化和工業化方面達到某個水準,那麼在以後十年內,它不會大大降低到這個水準。在各個社會之間,變化的速度將出現很大的差別,但是變化的方向不會不同。
(9)現代化是進步的過程。現代化的精神衝擊很多,也很深刻,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現代化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的。在轉變時期,尤其是在轉變初期,代價和痛苦是巨大的,但是,現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彌補。從長遠觀點來看,現代化增加了全人類在文化和物質方面的幸福。
中國學者也對傳統現代化理論做過精彩的總結與概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國現代化研究先鋒、原北京大學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羅榮渠先生,他曾把傳統現代化的基本特徵概括為:民主化、法制化、工業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會階層流動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識科學化、資訊傳播化、人口控制化等基本特徵。他對傳統現代化所持的基本觀點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透視,廣義而言,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變化。”同時,羅榮渠教授又強調“作為人類近期歷史發展的特定過程,把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的實現作為現代化完成的一個主要標誌也許是適合的”這樣一個基本的觀點。
進入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社會出現空前的“滯脹”問題,與此同時,非西方社會在經歷了初步快速工業化之後,也陷入了明顯停滯的泥潭中,以沃勒斯坦等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理論”和以阿明等為代表的“依附理論”等理論的興起,對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了嚴峻地挑戰,也使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模式受到衝擊。由於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是參照西方社會發展歷程而概括出來的,因此,它的普適性首先遭到質疑,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應用於非西方社會的具體實踐之中?非西方國家豐富多彩的現代化實踐和長期艱辛的現代化歷程探索證明:“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描繪的美好圖景,對非西方國家來說幾乎是遙遠的夢想。”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現代化理論模式與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之間的這種矛盾已開始廣泛被人們所認識。一些現代化理論研究的學者開始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早期現代化理論進行批評。這種批評首先是來自西方國家主流社會科學內部,主要有艾森斯塔特、亨廷頓、蒂普斯等人,他們認為早期的現代的概念、理論及其內容過於簡單、抽象,對現代化的過程與道路理解得也過於簡單。主要表現在:
(1)對“傳統”和“現代”這兩個概念及其關係理解過於簡單。“傳統”與“現代”是一種過於簡單的抽象。事實上,無論是現代化的國家,還是未現代化的國家都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其次,將“傳統”和“現代”作為相互對立、排斥的兩極也是錯誤的;再有,將“傳統”等同於落後,“現代”等同於先進,也是不恰當的。
(2)對現代化的過程與道路理解得過於簡單。它蘊涵了一種“單線進化”的社會發展模式,認為現代化過程是所有社會、所有民族都將經歷的普遍的進化過程,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現代化道路正是非西方國家將要走的道路,並由此將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所具有的一些特點,如漸進性、系統性、長期性、進步性等當作現代化過程的一般特徵,完全忽視了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發展路徑及其特點。
(3)理論表達的過於抽象。關於“傳統”、“現代”及現代化過程的討論都停留在最一般的抽象層次上,缺乏具體的、有時空限制的所指對象。這種脫離具體時空限制的理論模式,在運用於不同時空條件下的歷史過程時,自然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另一類批評則來自於“依附理論”的開創者弗蘭克、阿明等和“世界體系論”的創立者沃勒斯坦等。他們認為這種以西方國家的發展經歷為基礎形成起來的理論模式不可能用來指導今天完全處於新形勢下的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研究,進一步明確指出這種西方“中心論”的現代化理論不能指導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具體實踐。認為傳統現代化最大的問題是忽視了不同社會在發展時所處於完全不同的環境,而事實上外部環境對一個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由於西方發達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在開始各自的現代化過程時處於完全不同的外部環境之下,前者在世界體系中居於獨立的、中心的地位,而後者處於依附的、週邊的地位,這就使得它們的發展過程必然會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結果,因此,依附論者把外部動力和條件上升到理解現代化的“關鍵鑰匙”的地位、西方國家處於“中心”地位與非西方國家處於“邊緣”地位、西方國家處於“主導”地位與非西方國家處於“依附”地位,是導致非西方國家永遠達不到西方國家發展水準的根本原因。這些學者在批評早期現代化理論的同時,又在對早期的現代化理論進行補充、修正,形成一種更富有解釋力的現代化理論,他們又被稱為現代化理論的“修正派”。在這些學者中間,古斯菲爾德對“傳統”與“現代”之間關係的重新考察、艾森斯塔特對現代化具體過程的比較研究、亨廷頓對政治現代化所做的重新分析等,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布萊克認為現代化就是傳統的制度與價值觀念在功能上對現代性要求的適應的過程,並且指出:“從長期來看,使本國的傳統制度適應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樣照搬西方的制度更為有效。”德國學者茨阿波夫指出已有的現代化理論與全球社會發展的現實不相適應,無論是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之間,還是這兩類社會內部各國之間,都存在不同的發展路向,並且指出:“必須把社會發展的趨同性與多元性相結合起來,才能對現代化的不同層次、方向、途徑進行更好的理解。”
20世紀80年代東亞等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內在固有的缺陷充分暴露;以及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家們在對傳統理論的革新等,使“現代化理論”重新展示出新的活力,現代化理論在世界發展中產生的影響也與日俱增。這種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若干非西方國家可持續性的發展,特別是東亞發展模式取得的成功等均為現代化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泉和新的研究領域,現代化理論研究取得重大的創新與發展,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不再把傳統與現代性看做是兩個內部始終如一的均質的統一體,而是認為無論傳統性還是現代性,其內部都包含著性質不同的要素;不再把傳統和現代性當作是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而認為這兩者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補充,許多傳統因素對現代化具有推動作用,現代化是一個不斷對傳統加以改造使其在功能上不斷適應現代性要求的過程。
(2)不再堅持“單線進化”的發展模式,不再認為西方國家已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就是其他國家將要走的路,因而不再簡單地套用從西方國家經歷中概括出來的理論模式來描述和說明非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而認為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發展路徑和模式,即“多元化”的路徑和模式。更加注重對具體歷史事實的比較分析,擺脫了抽象的、哲學式的理論範式的探索。
(3)不再忽視外部環境的作用,雖然其重點仍在內部因素方面,但它們十分重視外部因素的分析,強調把內部因素與外部環境統一起來,從兩者相互作用中來考察現代化的歷史過程。
(4)不再局限于功能論和進化論的範式之內,而是企圖拓展自己的理論視野與分析的框架,不再把現代化過程描述成為一個分化、整合、適應能力升級的過程,而是試圖把各種壓制、不平等和衝突現象納入分析的範圍。所有這些區別,都使新的現代化理論不同於早期的現代化理論。上述的理論創新使得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不同於50~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這不僅為現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而且也為現代化研究“開啟了一片全新的研究領域”。
幾乎與現代化理論研究同步,西方學者對發達工業國家未來的發展也進行了研究,並提出許多種新的理論,由此構成了“後現代化”理論的基石。在現代化理論研究者看來,後現代化也是現代化研究的一個研究領域,它是關於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研究。例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布萊克教授在1976年出版的《比較現代化》一書中談到,有大量文獻討論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往往把它們稱為“後工業化社會”。例如,後資本主義社會(達倫多夫 1959)、後工業社會(貝爾 1973)、後現代主義(Lyotard 1984,Rose 1991,格裏芬 1997)、 後現代化理論(Crook 1992,Inglehart 1997)、知識社會(萊恩 1966)、資訊社會、網路社會和數字化社會等,其中,後工業社會和後現代主義是與經典現代化理論緊密相關的,後現代化理論則與經典現代化理論相對應。在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首先提出了後工業社會的思想,並且在1973年正式出版了《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三個階段,在今後30~50年間,發達工業國家將進入後工業社會。後現代化理論是西方學者提出的一種社會發展理論。它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是直線的,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發展方向發生了根本轉變,已經從現代化階段進入後現代化階段。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殷格哈特(Inglehart)(1997)把1970年以來先進工業國家發生的變化稱為後現代化。他認為,後現代化的核心社會目標,不是加快經濟增長,而是增加人類幸福,提高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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