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曆史與身體的政治——
讀《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 畢向陽

在曆史的分層體系中，被壓迫群體的知識如何可能？這是越來越多把目光投向底層社會的學者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在《危險的愉悅》這部著作中，賀蕭以其涉獵廣泛而又細致入微的“聲音考古”的工作，在紛繁蕪雜的各種檔案和文本中認真地挖掘並建構著20世紀中國上海娼妓的曆史，以其紮實的研究回應著將女性主義帶入後殖民理論的主要人物美籍印度裔學者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底層群體不能說話”的著名論斷。納入其視野的資料包括娛樂場所指南、奇聞逸事錄、回憶錄、文學小說、傳奇故事、勸誡文字、市政法令、庭審記錄、改革者的禁娼主張、醫生和社會工作者所做的性病發病率報告，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資料並不囿于傳統上被認爲是所謂“事實”的曆史記載，更包括不會被認爲屬于“客觀”資料的各類文體。然而，所有這些東西都構成賀蕭進行“聲音考古”時面對的素材，因爲在她的研究裏，這些已然化爲敘述文字形式的曆史檔案之中凝結著一整套的權力關系，共同參與了娼妓這一特殊的底層群體的話語生産和社會建構的曆史過程。
翻開《危險的愉悅》這本堪稱大部頭的史學專著，一開始就是作者就開誠布公地告知讀者，這項研究“雖稱不上是對19世紀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構，但卻又甚于想像性重構。說算不上是想象性重構，是因爲娼妓同其他所有下層群體一樣，並沒有記載自己的生活。事實上，只是當有人想對她們進行贊譽、譴責、統計其人數、進行監管、爲她們治病、分析其病理、對世人發出警示、拯救她們、取締娼妓業或者用她們作爲社會象征等種種情形下，娼妓才進入曆史記載”（第3頁）。的確，所有這些資料所提供的，或是一套與社會性別有關的、關于男性的愉悅和對男性的危險的話語，或者是一種與階級密切相關的、關于拯救的話語，並不足以直接重構娼妓自身的生活經驗。賀蕭自身已經明確意識到“有關娼妓問題的資料是那麽完全徹底地嵌入了愉悅、改革和管理的話語之中，所以不可能憑借這些資料，以任何直截了當的形式重構這些婦女的生活經驗。”（第25頁）因此，作者並不諱言這部著作並非娼妓本身的曆史，但問題的關鍵和微妙之處在于，透過這些集中于娼妓的作爲權力體制的知識生産或強勢話語的文化想象，加以反思性地解讀和創造性地重構，正可以由此捕捉20世紀中國現代性之展開的曆史脈絡。
賀蕭的這部著作在方法論上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她放棄了不少激進的曆史學家抱持的試圖通過曆史編纂“複原”那些被忽略的群體曆史或者“拯救”他們的曆史的勃勃雄心，轉而將目光投注到那些建構著底層群體曆史的各種話語和敘事。不過，她表示自己也不完全同意斯皮瓦克在此方面過于悲觀的“不可知論”，將底層群體，尤其是女性底層群體，看作沒有任何自主獨立地敘述曆史的可能性。爲了在各種強勢話語和曆史檔案中捕捉到這個沈默的群體的痕迹，賀蕭所采取的研究策略是，以所謂“聲音考古”的進路，從各種不協調的嘈雜話語相互的關系之中去識別底層群體發出的難以分辨的雜音或細語，並注意從中“堂吉訶德式地”盡力但不加浪漫化地尋覓著娼妓的能動性和日常的反抗行爲。賀蕭承認，對于娼妓這個底層群體來說，在曆史關于她們的記載中有太多的靜默無聲，有太多的含混和曖昧，有太多無法填補的空白，她表示自己無意于粘連這些曆史的碎片，鋪陳出一套渾然一體、了無縫隙的“線性曆史”，或者塑造出統一的、同質性的“大寫主體”，而是從各種不協調的、相互競爭的話語中去閱讀、聆聽，在“與那些更顯見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的關聯中”（第34頁）去辨識這個底層群體的聲音和行爲。
換言之，娼妓自身並沒有曆史，如果說她們有某種意義上的曆史，也是以某種形式存在于各種主導話語和精英敘事之間，發生于權力關系的網絡之中。因此，賀蕭這裏既不是妄圖“複原”娼妓在曆史中的聲音，徒勞地去尋找屬于這個群體的所謂“反敘事”，也不是一味炫弄對官方文本或精英敘事的解構技巧，把曆史研究變成拆解高級語言的符號遊戲，而是著眼于這個群體與各種話語及權力實踐之間的曆史關聯，努力從中捕捉這個特殊的底層群體社會命運的變遷。所以，對作者來說，底層群體能否發出自己的聲音，能否自主地表述自身的曆史已不重要，本質的問題也不在于她們是否擁有始終如一、獨立自主的主體性或群體意識。賀蕭傾十年之力所探求的，乃是“一種關系”，她表示希望透過這種關系，盡力發掘出“帶有性別指向的主體之軌迹的構造”（第27頁）過程。
在研究過程中，賀蕭對自己作爲研究者在權力-知識體系中的位置時刻保持警醒，小心翼翼地並深具反思性地指出的，這個研究本身也是曆史學家對娼妓的曆史進行重構的一次嘗試。賀蕭的反思性立場尤其體現在她將作者身份加入到在重構娼妓曆史時發生的這樣一種關系網絡之中：“我們要做的不是尋覓‘已然在那兒’的過去，而是尋找曆史記載的對象、記載曆史的人和我們自己這三方面互相之間遊移不定的關系”（第14頁）。除了徹底的反思性以及對“曆史事實”所持的建構主義的立場，在這個說法中還表達出一個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底層群體能否發聲的問題上，賀蕭以關系論替代了本體論，在將“底層群體表述的可能性”問題化解于這樣一種關系網絡之中後，她面對的主要是“底層如何被表述”的問題，而非“底層真正的存在形式如何”的問題。因此，與其說賀蕭在這部著作中考證出作爲底層群體的娼妓在曆史中究竟發出了哪些真正屬于自己的聲音，不如說是在她以對這樣一種關系的把握爲基點重構娼妓被壓抑、被扭曲的曆史的過程中，多大程度上揭示出令娼妓群體沈默失語和形塑她們曆史境遇的權力機制，以及這樣一種權力實踐的過程及其效果對于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進程來說具有怎樣的曆史意義。就此而言，無論對于作者本人還是對那些並非簡單地懷著文化獵奇或者懷舊心理的讀者來說，重要的已不是考古的結果，而是考古的過程。恰如作者自己所舉的“剝洋蔥”的例子，過程本身而非最終結果提供了鑽探曆史地層探查其構造及變遷的機會。
二
賀蕭在這部著作中所建構的娼妓的曆史，構成福柯意義上的“他者的曆史”的一個範例。福柯所實踐的對瘋癲者、罪犯、性錯亂者等邊緣群體的研究，正是通過對那些被壓抑、被排斥、被遺忘的“沈默”的考古學，來揭示現代社會如何通過種種排斥或規訓的權力配置和話語實踐，實現自我表達與統合，確立自我中心的價值和秩序。在現代性的宏大敘事面前，這類曆史只是以“他者的曆史”的面目出現，而非主體自身的曆史。既然如此，作爲研究者或者後來者，如何才能在曆史之中聽到這些群體的聲音呢？
福柯在一篇重要的文章《無名者的生活》中已經提出，捕捉這些沒有曆史的人群被掩蓋的生命痕迹，“……必須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們。這束光來自另外的地方。這些生命本來想要身處暗夜，而且本來也應該留在那裏。將它們從暗夜中解脫出來的正是它們與權力的一次遭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次撞擊，對他們匆匆逝去的短暫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紙只言。……也正是這樣的權力，催生了這些文字，讓我們有機會窺見這些生命：或是因爲有人自己向權力呈言，用這些文字來告發、申訴、懇請或哀求；或是因爲權力想要幹預，然後用寥寥數語來裁決或者宣判。”這幾乎是把握無名者的生活的唯一途徑。因爲“所有這些生命，本應注定活在所有話語不及的底層，甚至從未被提及就銷聲匿迹。它們只是在這次與權力稍縱即逝的接觸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謎一樣。因此，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們處于‘自由狀態’時的本來面目；只有當它們落腳在權力遊戲和權力關系所預設的滔滔雄辯、出于戰術考慮産生的片面之辭或者奉命編造的謊言中，我們才能把握它們。”這裏，福柯融合了知識考古學與權力譜系學分別對話語實踐和權力實踐的關注，並避免了在《癲狂與文明》、《紀律與懲罰》中在如何進入日常生活問題上所采取的巴塔耶式或者卡夫卡式策略的危險性，更精准地指出了無名者進入曆史的方式，或者說接觸無名者的生活的途徑。
對于底層群體，由于既有的曆史體系之中並不存在脫離權力關系和強勢話語獨立表達的底層群體自身的敘事或者自在的曆史，我們也許只有像福柯那樣，“透過這些沈默者的死敵才能了解他們，通過權力技術的改進獲知他們的反抗，在與權力相撞擊的光中窺見他們模糊的身影”。賀蕭在對娼妓的曆史研究中使用的正是這種策略。作者通過對作爲底層群體的娼妓的“聲音考古”勾勒出的娼妓的曆史意象及其變遷軌迹，正是從對那些圍繞著娼妓紛爭不息的話語實踐和不斷深化的權力實踐的曆史考察中逐步呈現出來。在具體的研究中，雖然賀蕭承認底層群體的聲音的確難以分辨，但她堅信“在一定程度上”，底層群體“既實實在在地開口講話（發出的聲音被他人記錄下來，作爲文本而進入曆史記載），也能表現自我（就是說，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說自己的經驗和活動，爲的是盡量從中獲取自身的利益）”（第26頁）。比如，賀蕭指出，高等妓女從不動筆寫字，但是有大量的勸誡文字告訴客人不上她的當的種種方法，于是就可以從中推斷她的謀略和操縱手段。因此，雖然她們沒有直接的言說，但還是留下可以辨認的痕迹。
又比如，通過對20世紀30、40年代政府動用警察抓捕上街拉客的妓女的曆史時期所産生的關于罰款的新聞報道、警方內部備忘錄或者警探的回憶錄，人們大致可以了解當時從事這類活動的妓女的規模、基本社會特征以及她們遊擊戰般逃避圍捕的行動策略等信息提供了素材。其中尤其惹人注目、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警方對馬路妓女的訊問記錄，這些曆史檔案似乎提供了聽到沒有加工過的、真正屬于娼妓的聲音的難得機會。但正如賀蕭敏銳地意識到的，當妓女因拉客而被拘押的時候，她們立即落入了“一種特殊的權力關系”之中（第225頁）。在她們面對官方訊問給出的公式化的回答“爲生活所迫”的背後，實際上存在多種解釋的可能性，但無論是她們確實感到生活艱難，還是一種應對警方盤問的伎倆，抑或僅僅是警方例行公事的填寫，以權力認可的話語形式表述出來的娼妓發出這個“沈悶的咕噥”，無疑都是一種娼妓自身也參與其中的權力實踐過程不斷生産和再生産的作品。這正是權力作爲生産性實踐所産生的曆史效果。而我們之所以能夠跨越時空聽見這個模糊曖昧的聲音，也正是由于這些化爲文字記述的權力作用于娼妓所産生的痕迹的存在。它們是權力關系的産物，表現爲一類特殊的話語形式，而非簡單地由底層群體自身發出的聲音。因此，認識它們也必須將之重新置于這樣一種關系網絡之中。
不過，娼妓與其他底層群體相比，唯一的差別之處就在于這一群體本身特有的更爲濃厚的身體化特征和權勢話語所賦之以的高度的象征性意義，乃至在某些曆史時期成爲“名妓”者似乎打破了作爲底層群體成員的無名狀態，在男權的社會中博得一個顯要的位置。娼妓雖然身處社會底層，但她們卻無權躲避在曆史的幽暗之處，她們總要被從生命的暗夜中拖將出來，暴露在權力之光的照耀下。因此，盡管娼妓本身在曆史之中沒有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娼妓的主題卻散布在各類不同的話語體系之中，不論是贊譽還是貶損，不論是文化的想象還是出于治理的需要，圍繞娼妓的身體，不乏大量各類文體的記載與寫作，甚至觸及娼妓日常生活的層面。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在20世紀城市舞臺上，娼妓並不處于邊緣位置。相反，她們是由男人講述的關于愉悅、危險、社會性別與國家的故事中的要件（第12頁）。
然而，娼妓是以“嵌入”的方式被帶進曆史記載的：“她們嵌入了塑造她們的故事的人的曆史，嵌入了男性的權力爭鬥的曆史”（第12頁）。顯然，這種曆史並非娼妓自身的主體的曆史，而是一種典型的“他者的曆史”。在這種曆史中，娼妓並非以主體的形式出現，而是作爲一種被把握和治理的“他者”的類型而建構起來。娼妓之所以能置身于這樣的曆史敘事，爲權力所關注，並非自身發出引人注目的聲音和行動的結果，而是在于她們在不同曆史階段、被不同的主流話語賦予的變動的形象和多重的意義。隨著現代性的展開，圍繞政權建設、社會治理、民族救亡、國民健康等等問題而興起各種話語，無論是民族主義的、殖民主義抑或反殖民主義的、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還是革命者的、文化精英的、普通市民階層的，抑或文學文本，盡管各自立場大相徑庭乃至針鋒相對，但娼妓作爲一個尖銳搶眼的符號、作爲一種被言說的他者的類型都活躍其中。各種不同的話語交彙于娼妓這個象征焦點和社會議題，構成一種“互爲話語”（interdiscursive）的關系，它們彼此爭奪著對娼妓問題的解釋權，並藉此樹立自身的正當性。由此，娼妓的身體成爲各種曆史敘事爭奪的戰場。對于底層研究來說，各種話語互相竟奪而底層群體保持沈默的地方，也恰恰是需要大力發揮之處。正是以圍繞著娼妓所形成的這個“話語場域”（discursive field）中的各類素材爲對象，作者穿梭于多重話語形成的錯落交織的時空格局和意味深遠的比照關系之中，展開對娼妓群體“聲音考古”的細致工程。
在此過程之中，圍繞著娼妓的話語的豐富性和多重性非但不是賀蕭的聲音考古工作的障礙，反而爲之重構娼妓的曆史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機會。話語本質上是權力性的。在賀蕭看來，“所有的曆史記載都是一系列縱橫交錯的關系的産物”（第4頁），在用各種“相互競爭的話語”替代“君臨一切的話語”的圖像時，賀蕭提出，更富有成效的提法應該是“承認有些話語只有在相互關系中才能看到其意義，……可能正是在不協調的嘈雜話語之間才會産生最有意思的圖繪”（第28頁）。以各種話語作爲加工材料，通過反思性的解讀和重構，作者的確爲讀者描繪出一幅幅圍繞著娼妓的興味盎然且變化多端的曆史圖景。比如，在民國時代法律話語和改革派話語在力求對娼妓進行管理或者援助的時候，構造出了“作爲受害人的妓女”和“危險的妓女”兩種相互矛盾的形象。而在有關娼妓日常生活的報道中，她們又並不總是被描寫成有罪的或者需要援助的對象，當時的法律和社會准則也不對她們加以非難。這幅存在于不同話語交互性之中的差異圖景讓人們得以見識娼妓群體在各種話語建構下形成的複雜面貌，更重要的是，其中已經孕育了關系娼妓群體命運轉折的曆史分異。
當然，賀蕭“聲音考古”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爲了發現話語之間的內在結構或者關于娼妓的知識的曆史條件，而是通過在各種話語彼此交織的重重迷霧中對娼妓的聲音和行爲進行發掘和梳理的過程，破除遮掩著權力運作和支配關系的種種神話和必然性的宿命，揭示出娼妓的社會處境與現代性進程之間的曆史關聯。而在展示這個主題的過程中，研究對象的身體起著重要的線索性的作用。我們看到，盡管透過重重疊疊的曆史地層傳達出來的娼妓的聲音聽起來依然似有還無，娼妓的主體性或能動性似乎也難以直接露出蹤迹，但隨著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一條建基于娼妓身體之上的現代性展開的曆史脈絡已經逐漸從作者那帶有不確定性風格的敘事中浮現出來。
三
對于娼妓而言，“他者性”（otherness）與“身體性”（corporality）一脈相連，無論是帶來“愉悅”還是“危險”，她們的形象更多地體現爲一種以性爲核心的身體化的存在。盡管對于與之相對的權力主體而言，“愉悅”和“風險”兩個因素幾乎總是並存于娼妓的身體之中，但在強勢話語和權力實踐的支配之下，她們的身體在這兩個因素之間表現出靈活的可塑性。作爲一類“他者”的類型，她們變動不居的身體意象成爲現代性進程在身體層面的一類具體呈現和表征。套用福柯的話可以說，娼妓身體的表面鐫刻著現代性的曆史。
20世紀的中國，伴隨著民族國家建構的努力以及民族救亡主張的勃興，對于身體治理的生命政治愈益成爲一個迫切的問題。在這種表現爲“生命權力”實踐圖示中，性和疾病都是強化治理的重要的切入點，而這些在娼妓這一以身體化存在爲特征的社會群體中體現得尤爲深刻。
當權力的眼光去打量作爲治理對象的娼妓的身體的時候，當娼妓的身體通過話語的實踐與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救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時候，這些“輕薄”的身體被賦予了重重厚重的曆史意義。
正是在這一點上，由各種權力實踐和強勢話語建構起來的娼妓這個聚訟不已的他者的曆史意象及其變遷，爲研究者提供了一條辨析20世紀中國現代性建構之譜系的線索。通過在大量圍繞著娼妓的話語形式中進行“聲音考古”，雖然賀蕭很少發現由娼妓自身發出的聲音，但是在考古的過程中她有另一個重要的發現，這就是上流社會寫了大量的有關娼妓的文字，而且關注的問題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
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在上流社會的話語中，高等妓女體現了圓熟的文雅情致，是溫文爾雅的最高權威。不過，娼妓內部的分化也于此有鮮明體現，在關于下等妓女描述中，則充滿了擾亂治安、傳播性病的不安定因素。
然而，盡管這種多重論調一直存在，但20世紀20、30年代後，有關危險的性交易的調子逐漸升溫，到了40年代幾乎完全淹沒了愉悅的聲音。此時妓女已從男性審美與愉悅的對象蛻變爲疾病與混亂的淵藪，代表著受踐踏、妨害治安和危險。
雖然不論何時將娼妓業描述爲歡場和危險地帶的文字總是並存，但在主流話語中，娼妓業已經被廣泛地表述爲社會問題的化身、國家的恥辱，甚至就是中國國力單薄衰敗的症結所在。經曆了這個從“愉悅”到“危險”的污名化的過程，加諸娼妓身體之上的形象發生了顯著而深刻的轉變。這種不連續性既是此書敘事結構的關鍵轉換，也構成作者力圖刻畫的某種曆史變遷的表征。
賀蕭的整部著作便是圍繞這個娼妓形象的異變進行組織。在著作的主體部分，作者通過對那些有關娼妓的各類文本和敘事進行解讀，以精致的描述營造出“愉悅的”與“危險的”兩種身體意象強烈對比的曆史圖景。
首先，作者主要通過對“指南書”、“蚊蟲報”、“紀實報紙”之類文體的解讀，不厭其細地向讀者展示了一個遙遠的文化想象中的陌生世界。其中有林林總總的儀禮規矩、形形色色的等級門戶、或明或暗花招伎倆，以及妓女與嫖客之間複雜的關系等等，內容之豐富不禁令人想起埃利亞斯筆下的宮廷禮儀之繁複和考究，以及戈夫曼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中形象管理之細致與微妙。
這些以名妓爲主要角色的日常生活化的描述旨在傳達出這樣一種意象：19世紀20、30年代以前，上海的娼寮實際上做著嚴肅的事情，妓院是造就和展示都市男子氣概的重要場所。權貴名士在此展示風采學識，相互結交並加強了生意上和政治上的聯系。當昔日風光不再，更有文人雅客不無感傷地表達出對逝去時光的美好記憶和對現時粗鄙之風的批判：“過去只有飽學優雅之士方可享用的無以言喻的歡樂，現在已經變成粗俗的商業買賣”。（第43頁）這些文體所反映的，主要是當時的上流社會所建構的作爲一種處于禮俗約束之中的文化載體的高等妓女形象。自然，這也不過是男權統治的想象，無非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與儀式性的象征意涵罷了。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的是，隨著現代性的進程，娼妓的身體不斷卷入各種愈來愈激烈的話語論爭，原先賦予娼妓身體的作爲文化喻體的象征意義逐漸剝離殆盡，政治能指的味道越來越強烈。在有關道德、進步、救亡、秩序、革命等強勢話語的作用下，娼妓的身體越來越被貶斥爲一種危險的載體，一種敗壞社會道德，構成妨害公共秩序、有損國力、危及國民健康的根源，乃至成爲國家焦慮的隱喻與象征。
20世紀30年代末，當局加強了對娼妓身體的管制，建立起身體檢查、經營許可以及救濟收容等制度。在警察與司法權力向城市日常生活空間日益滲透的過程之中，娼妓作爲“危險分子”更是重點監管的對象。社會科學知識也責無旁貸地參與了這場風化整肅行動。性病的傳播此時也獲得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而娼妓的身體當作傳播性病、危害公共健康的罪魁禍首，更是作爲公共衛生政策關注的重點對象，被嚴格地納入醫學權力的關照之下。
這一切努力的結果是實現了對娼妓的從意識到身體的雙重排斥，不僅使得到了40年代娼妓被歸入了城市不安定因素的範疇，而且“與正經人已經截然有別，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涇渭分明”（第9頁）。帶著改革者與管理者的種種爭論與不斷調整的治理實踐，這些危險的身體終于迎來了革命者徹底的改造行動。1949年之後，對娼妓身體的治理達到了頂點，娼妓業被取締，娼妓獲得“解放”與“新生”。她們的身體進入了更加細致的管理與規訓的體制之中，通過各種權力的實踐，包括作爲一種基于社會記憶的話語與敘事技術的訴苦，實現對身體與思想的雙重改造，並在回歸社會之後，長時期被納入一種總體性的監督之下。而伴隨此過程，她們的身體也作爲一個權力的支點，進入關于階級和革命話語的宏大體系。對于這些娼妓的改造過程，成爲社會發展進步的體現和國家擺脫恥辱的象征，並以壓迫/解放二元化的線性模式，在有關新的政權合法性建立的革命敘事中作爲一個重要事件載入史冊。
四
在《危險的愉悅》一書中，賀蕭以“聲音考古”的方式，將處于失語狀態的娼妓重新置于權力關系和各種話語激烈交鋒的曆史情境之中，發現在她們的身上承載著被不同時代賦予的變化的曆史意義，並由此與現代性發展的主題緊密關聯。這樣的曆史並非娼妓自身主體性的曆史，而是一部“他者的曆史”。
然而賀蕭的研究表明，盡管作爲一類特殊的底層群體，娼妓在曆史中很少留下自己的聲音，但她們卻以各種強勢話語和權力實踐塑造出的他者的社會身份，在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曆史進程中扮演著一個獨特的角色。
民族救亡大業的展開、國家治理技術的改進、政權合法性的樹立、國民性的塑造、不同社會階層自我認同與主體意識的形成等等，都涉及到在話語/權力實踐的嚴密布控下將娼妓這一底層群體在“自我/他者”二元模式中加以“他者化”，進而施以指認、詢喚、排斥、規訓乃至剿除的過程。
無論是從機制上還是從效果上講，這個過程恰如福柯所揭示的理性對于非理性的禁錮與排斥、現代社會不斷施加于身體的紀律與約束。只不過因爲娼妓的特殊性，現代性的印記在她們身上體現得尤爲深刻，並別有一番韻致，構成一種典型的“身體化的曆史”。
賀蕭的研究表明，娼妓的“他者的、身體化的曆史”作爲20世紀中國現代性進程的一部分，見證了民族國家建構的曆程，參與了各種意識形態的紛爭，而且實際上已經以自我鏡像的形式積澱到社會主體認同的構型之中。
正是對此的揭示，使得這部關于娼妓的後現代風格的曆史作品不僅解構了現代性宏大敘事的合法性與霸權，也消解了自我中心主義主體性的虛妄和自戀。
掩卷之際，不禁讓讀者感到經曆了一次站在他者的角度重新想象和反思過去的旅程。而近些年來色情業複燃的社會事實無疑又凸顯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交疊于此中的曆史與現實的雙重意義。有關賣淫是否應該非罪化的爭論、各地抓捕賣淫嫖娼人員的報道、性病艾滋病調查等等紛紛出場，分明昭示著這個主題已經再次被推到了時代的風頭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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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91605973/20070727064642

《台灣藝妲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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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天倫敦應召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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