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學》
楊祥銀著《口述史學》（揚智，2004）是本值得一讀的好書，雖然書中一再為「口述史學的口述資料往往帶有一定的片面性，采訪誰不采訪誰都是由口述史學家決定的。史學家的立場是否公正，材料來源是否可靠，這些都值得懷疑。口述資料有時可能脫離曆史實際，因爲口頭傳說往往都是一代人一代人傳下來的，難免有些誤差。」辯護（比如pp26-32,48-52），有點令人反感。
如只想淺識啥是「口述史學」，下貼之諸文足矣。如要深入「口述史學」實作的技巧，楊著《口述史學》第二章＜方法篇＞就值得參考。
《口述史學》內容簡介
作為現代口述史學興起的標誌是一九四八年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的建立。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口述史學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新加坡等國家相繼得到發展，並且廣泛地應用於社會學、文學、人類學、民俗學、災難學、新聞學、醫學等社會和人文以及自然科學領域，它在推動跨學科研究中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簡單地說，口述史學已經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研究方法。不管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新聞記者、圖書館工作者，還是醫務人員，都用此方法進行研究和從事工作。本書將從理論、方法、應用與教學等方面對口述史學進行全面的系統論述。
作者簡介
楊祥銀：1979年4月出生，浙江瑞安人，美國口述曆史教育家協會（Consortium of Oral History Educators）會員。2001年畢業于吉林大學曆史系, 2004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曆史系碩士學位，並于同年被香港中文大學曆史系錄取爲博士生，2007年8月于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現任溫州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近代中國醫療、疾病與衛生史以及西方史學理論的研究。目前已在《當代中國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國外社會科學》、《口述曆史》、《世界經濟與政治》、《中國學術》、《中國社會曆史評論》和Oral History in New Zealand等雜志發表多篇學術論文。部分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曆史學、婦女研究、國際政治）等雜志轉載。代表性作品有：《與曆史對話：口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口述史學》（臺北：揚智，2004年）、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Network in Colonial Hong Kong, 1841-1941（臺北：中央研究院，“從醫療看中國史”學術研討會，2005年）、《嬰兒死亡率與近代香港的嬰兒健康服務（1903－1941年）》（天津：南開大學，“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和《近代上海醫療衛生史的另類考察——以醫療衛生廣告爲中心的分析（1927－1937年》（廈門：廈門大學，“從近代到當代——第七屆兩岸三地曆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2006）等等。
E-mail：yangxiangyin@yahoo.com.cnpersonal
blog: http://blog.sina.com.cn/oralhistory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3313.html
口述史學
口述史學也稱口碑史學，主要指一種搜集和利用口頭史料研究曆史的方法和流派。口述史學淵源流長，可以追溯到荷馬史詩、希羅多德的《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9世紀以前，口頭傳說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來源，直到德國蘭克學派興起，檔案庫的資料被看作最可信的記錄，口述資料才遭到冷落。但是20世紀初年，蘭克學派的治史主張開始受到各國史學家的批評，口述資料又重新受到史學界的重視。
1938年，美國曆史學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曆史之路》一書，首次發出開展口述史學研究的呼籲。二戰以後，也就是1948年，尼文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口述史料學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彙編》到1971年，已收集到2500種各界人士的談話記錄，達2425000頁之多。在尼文斯的帶動下，口述史學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整個西方發展起來。
總起來看，當代西方的口述史學和傳統的口述史學已有明顯不同：傳統史學只把口頭傳說當作一種輔助性的東西，而當代口述史學則把口述資料作爲研究寫作曆史的主要依據；傳統史學記載口述資料主要靠一支筆和一張紙，當代口述史學記錄資料則廣泛應用了打字機、謄寫機、錄音機、電影、電視等現代化手段；傳統史學對口頭資料的搜集，是一種比較粗糙和簡單的活動，當代口述史學則已經有了專門的理論探討，比較著名的成果有美國曆史學家W．鮑姆的《口述史料的抄錄與編寫》、S．柯蒂斯的《口述曆史指南》P．湯普森的《往昔的回聲：口述史學》等等。
另外，當代口述史學也逐漸有了自己的組織。1966年，美國口述史學的研究機構已超過90個，1967年，成立了美國口述史學協會，1971年出版了《口述曆史評論雜志》；傳統史學的口述資料主要來自社會的上層，當代口述史學則把注意力集中在社會的下層。例如在美國，以往不受重視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口述史學得到較大發展，口述資料在社會史、地方史、企業史、勞工史、城市史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運用。從這一點上來看，口述史學的出現適應了當代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
口述史學在西方史學研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首先，口述資料可以作爲文獻資料的補充。當代西方的口述史學家都強調指出，口述資料和文獻資料在曆史研究中各有利弊。文獻資料的優點是排除了心理因素，從時間上看，事件發生當時的文件和書信比後來記載下來的口述資料更可靠一些。但如果文獻資料遭到有意無意的曲解，任何人都毫無辦法，因爲一些文獻當事人已經死亡，而口述資料的當事人卻是活的，曆史學家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立場對口述資料作必要的修正。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口述資料反而比文獻資料更加真實。
其次，口述史學恢複了普通人民群衆在曆史上的地位。傳統史學所以忽視人民群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料不足，而口述史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另外，口述資料的應用還使曆史學家對曆史的認識更加全面。過去的文獻資料大都來自統治階級，往往是一面之詞，而口述史學則揭示了被統治階級的看法。
第三，口述史學再現了落後國家的曆史，有助于打破歐洲中心論的傳統模式。比如非洲曆史上就幾乎沒有什麽文獻記載，在殖民者的曆史著作中，非洲史不是一片空白，就是遭到污蔑和歪曲。非洲獨立以後，一些研究非洲曆史的學者到各個部族收集口述資料，取得了豐碩成果。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分析，最終恢複了非洲曆史的基本輪廓，肯定了非洲人民對世界曆史的巨大貢獻。
第四，口述史學還是一種動態的曆史教育方法，其通俗、生動、形象的特點容易引起教師和學生的興趣。美國許多大學和中學都把口述史學作爲正式的曆史課程，有的大學還設置了口述史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
但是口述史學存在的問題也是很明顯的，比如口述資料往往帶有一定的片面性，采訪誰不采訪誰都是由口述史學家決定的。史學家的立場是否公正，材料來源是否可靠，這些都值得懷疑。口述資料有時可能脫離曆史實際，因爲口頭傳說往往都是一代人一代人傳下來的，難免有些誤差。另外，口述史學只適用于缺少文獻資料的特定領域和細小的問題，對于研究比較龐雜的問題就不太適合。對于以統計爲主的經濟史和以原始文件爲主的政治制度史，口述史學也難有用武之地。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693.html
中國口述史學漫談
人類原始發展期間，有一項重大的創舉，那就是利用語言。幾萬年以來，語言已成爲人類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標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傳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們口述流傳而來的。我們今天能夠知道有盤古開天地，有所謂燧人氏、有巢氏、庖犧氏、神農氏等老祖宗的事迹，也有宙斯衆神和諾亞方舟等傳說，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傳下來的。由口述流傳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寫到紙上，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過程。到今天雖已經進步到有多種專爲信息用的工具，例如電腦，但一直還沒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語言。人們的嘴巴依然還是人類基本的信息傳遞工具之一。
口述傳說（Oral tradition）各種知識，似乎象一種無形的口述制度，在從古到今的中國及世界許多國家中，一直有十分興旺的活力。我們很容易在各地民衆的習俗技藝和生活方式中，發現大量口傳方式和口述專用內容，真是世傳不輟，蔚爲奇觀。這既與各民族的文化基礎有關，亦與口述傳說實際上在執行教育和合法性灌輸任務的特點有關。中國古人曾經留下許多格言，這裏抄錄幾條爲鑒：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詩經‧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經‧大雅》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春秋谷梁傳》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聽人以言，樂于鍾鼓琴瑟。”《荀子‧非相》
這種傳統的口述傳說方式和效果，是很難用行政手段來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夠發達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國家，其口述傳說越多。這種情況對于研究者來說，反倒是機會，他們更容易使用科學手段，深入口述環境，以取得將可能永遠消逝的史料。
不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並不是口述傳說，因爲它更偏向文學了。本文討論的是口述史學（Oral history），是屬于曆史學範疇。筆者作如下義界：口述史學又稱作口碑史學或口頭史學，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爲主要研究對象的史學，從形態上與文字史學並列，在實質上與文字爲主的史學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過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錄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錄音爲依據。以口述史料爲主編寫成的曆史爲口述史。
筆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曆史是受訪者與曆史工作者合作的産物，利用人類特有的語言，利用科技設備，雙方合作談話的錄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與文字史料相等，可以歸入檔案類別。將原錄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經研究加工，可以寫成各種口述曆史專著。判斷口述史書可以用兩個標准：一是要有原始錄音，以供核對；二是要符合史學的基本原則，排除幻想亂編的內容。口述史有如下五個特點：
（一）口述能夠糾正文字的偏見，生動形象，特別適用于表述人類生活中各種基本聯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遠勝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組成的一句話並不能夠反映其中語氣的深淺份量。當然口述史並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們各有其適用度，它們可以互相補充和糾正。
（二）口述史重視的是重現曆史，而不是解釋曆史。重現曆史是現代曆史學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僞劣“曆史商品”太多的時候。
（三）口述史所運用的口述史學方法，是一種獨特的方法。不能象傳統史學那樣僅在書房中翻舊書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業和書齋作業相結合的，並且有一套國際通用規範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計劃可以多樣化，不論以人物爲中心，還是以主題爲中心，皆可以事前設計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種可取的學術方式，可以對某些學術界上層壟斷提出挑戰，因爲普通的受訪者和訪問者都可以成爲曆史角色。也就是說，人民群衆的曆史性和曆史的群衆性，都可以通過口述史來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頭上。
有一位英國學者托什（J?Tosh）寫道：“口述史的主要意義不在于它是什麽真實的曆史或作爲社會團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于它證明了人們的曆史意識是怎樣形成的。……人們的曆史意識就象一個戰場，在這裏，互相競爭的思想體系和權威的正當與否可能受到考驗。”還有湯普森先生對口述史的見解是：“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曆史恢複成普通人的曆史，並使曆史密切與現實相聯系。口述史憑著人們記憶裏豐富得驚人的經驗，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描述時代根本變革的工具。”這種見解很值得中國的曆史工作者借鑒。
二、中國史學界的傳統方法之不足
中國曆史學傳統悠久，自從司馬遷憤而著《史記》，左丘明盲而作《左傳》以來，形成紀傳和編年兩大寫史系列，千余年間寫出了世界上豐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謂史家四德——史德、史學、史識、史才，絕不是憑空總結出來的，並且都是建築在史料基礎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馬遷在《史記》中廣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介紹，有劉邦、項羽各自評價秦始皇的話語，等等，使得極其生動翔實的史書流傳至今。又如更早的《論語》，正是口述語錄體，典型的“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産物。我們不妨說，在中國古代的史學界中，口述方法是長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學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學派因政治壓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據學，長年累月鑽故紙，使得史學脫離現實，不單扼殺了新史學方法的探索，結果就連老祖宗原先所擅長的口述史方法也棄之不用，似乎是“口說無憑”。這真是遺憾至今，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說：
“凡是沒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礎的曆史，當然只得收容許多傳說。這種傳說有真的，也有假的；會自由流行，也會自由改變。改變的緣故，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國的曆史，就結集于這樣的交互錯綜的狀態之中。你說它是假的吧，別人就會舉出真的來塞住你的嘴。你說它是某種主義家的宣傳吧，別人也會從這些話中找出不是宣傳的證據。你說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責備。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們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傳下來的太少了，不夠做比較的工作。所以，這是研究曆史者所不能不過又極不易過的一個難關。”
近代中國變革需要新史學，大興疑古之風，新學與舊學形成強烈沖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學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尋新史料。梁啓超先生就曾以狂飆言論橫掃史學界，他寫道：“曆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吾人做新曆史而無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在他著的《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中，將史料分類，有一類正是“傳述之口碑”。其解釋爲：“采訪而得其口說，此即口碑性質之史料也。”梁先生是針對中國傳統史學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們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六、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在本世紀初，這種言論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論上則不足，因爲作爲史學工作者，如果將這“四蔽二病”反過來，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國家”、“有群體”等等；反對原先知道的“朝廷”、“個人”等等，中國史學的進步依然很難說，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紀的中國史學實踐就是明證，恰如顧頡剛先生自述那樣：“我常說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人家也就稱許我用了科學方法而整理國故。倘使問我科學方法究竟怎樣，恐怕我實知的遠不及我所標榜的。”此話中有他自謙之意，但也是他的實際感歎。問題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上，空頭理論家的空話太多，而實踐者往往受制于“理論家”，實踐所産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論所禁錮。
中國史學的問題，文學家魯迅也曾寫過：“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爲塗飾太厚，費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爲他們究竟不必大擺史官的架子。”而史學家翦伯贊則說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爲曆代的統治者，都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亦獲記錄，而此種民間言語，則最爲可信。”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間言語絕對地對立，這恐怕過分了一點，關鍵還是具體的真實性。所以筆者比較注意姜蘊剛教授的一段話：
“古史固然是由于傳說得來，便是現代史乃至新聞材料，也都傳說的。司馬遷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淮陰侯列傳贊）等，固是傳說；而現在成都正在鬧米荒問題，米荒的真正的內容怎麽樣，也多半是傳說的，因爲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著說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積不售，而人民則又說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買操縱。兩者都由于傳說，所以甚爲含混。要是將來有人作史而根據這些傳說，甚至以爲實錄的無過于當日報紙登載的新聞消息，則就無法明了這段史迹了。……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還是如何去采擇傳說了。傳說畢竟還是曆史的動力，曆史的存在還是依存于傳說。”
今天的時代向曆史學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決大量過去沒有探索過的問題；要求面對現實而追索過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體現各種人群的特征；要求內容更翔實、更生動、更能從多方面說明或探索曆史因素；要求不單有固定的、死的史料，還應當尋找活的、可能不穩定的、但遠非死資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曆史學者不單會在書房中尋找書本裏的言外之音，還應該會田野作業，以豐富的多學科知識作武裝，從書本以外搶救新史料；還要求曆史學者在曆史與現實之間作更密切的有機聯系，依靠現代科學工具，同時又抵制外界非學術性的利誘。等等。總之，社會和讀者都向曆史學者提出更科學、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現實明擺著與要求的距離相當遠，中國史學相當部分落在曆史的後面太遠了。就以近年十分熱門的中國文化史研究來說，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紹外國文化理論多；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概念多，（並且多是在５０年前就介紹過的概念）；而實實在在描述中國文化實況的書則太少，在文化理論方面則還沒有達到５０年前黃文山教授的水准。爲什麽一些淺薄的抄襲反能夠嘩衆取寵？原因之一，正是認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國文化狀態，並能夠客觀地描述出來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狀態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別人去提供調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決心在史學上搞田野作業罷了。
三、口述史學的重要性
時代對當代史學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當代世界上許多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並且紛紛在各自領域內探索新方法。口述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種經過驗證的好方法，並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國，早在１９３８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創議並進行了研究，終于在１９４８年錄音機商品化並有了雄厚財力以後，展開了大規模的收集與研究。到７０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機構３００多個，有口述史協會（ＯＨＡ），協會的刊物爲《口述史評論》，協會還出版《口述史書目》以及大量口述史書，其中包括有關口述史學方法及理論的各種書籍，並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許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歐洲各國也有相似的團體和成果，口述史學成爲曆史學界承認的一門新分支。日本也有類似的成果，他們使用在民俗學、社會學、生活史、女性史、技藝史等方面特別多，以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的早期工作爲代表，其代表作爲《遠野物語》（明治４２年）。７０年代日本出版了許多口述史書，例如：《被差別部落的傳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聞書》，柴田道子著；《證言米騷動》，北日本新聞社編；《新編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崗事件的人們—中國人被強制的記錄》，野添憲治著；《聞書—丹波的庶民史》，奧谷松治著；《啊！野麥嶺—制絲女工哀史》，山本茂實著；《民衆的座》，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海女》，瀨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廣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藝》，小澤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１９９３年９月３日的日本《每日新聞》報紙上，介紹了國會圖書館公開解密的１０個人的錄音帶，其中有町野武馬大佐在１９６１年口述的“張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將在１９６３年口述的“盧溝橋事件”、藤山愛一郎在１９８１年講的“日中關系”等。由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新加坡口述曆史館，也工作幾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２０多人，訪問了１千多人，收藏有錄音帶１萬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驅人物口述曆史訪談目錄》（１９８４年）、《新加坡多元種族社會》（１９８９年）、《口述曆史手冊》（１９８８年）等。
現代最早搞中國口述曆史的專家，是美籍華人唐德剛教授，他從１９５７年開始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曆史學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書，在全世界發行百萬冊以上。他對口述曆史的見解是：“所謂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水；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口述曆史可以慢慢談，慢慢問，可以加以補充改正，而其他曆史就不能如此。”這是他的經驗之談，可惜不能作爲定義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領導時，接受了胡適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議，擬定了一個口述曆史的訪問計劃，“其目的在廣泛搜集當代人物的有關史料，爲民國史留一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並備將來之研究”。此計劃從１９５９年１２月開始執行，至１９７２年９月，由沈雲龍先生負責，訪問過７０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談話幾十次，皆錄音和整理成記錄稿。此事成爲該研究所當時一項重要工作，整理稿則從１９８２年開始，以《口述曆史叢書》形式發表，到目前已有３０多本出版。該所于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６日又成立口述曆史組，繼續新的訪問工作，累計受訪者已達１６０人以上。他們還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出版不定期雜志《口述曆史》，企圖成爲“中國口述史學”的公開園地。他們的近況由于聯系中斷，難以詳述。總之，在臺灣的口述史學，由于近代史所的牽頭而得以形成和發展，他們一般采用美國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爲訪問重點，已經積累了３０多年工作經驗，收集到大量錄音及記錄稿。相比之下，我們內地雖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曆史整理，但尚無系統的工作計劃和措施；雖有了一些熱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個牽頭的學術機構來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經費匱乏。（據說在美國，整理完成一盒錄音帶的平均費用是１００至５００美元）
開發口述史學，是對死資料研究的一種互補。口述史料的重要性決不在文獻檔案以下，而且是檔案中的一種。當前更因欠缺過多，而形成“搶救”活史料問題！回憶６０年代初始，全國政協周恩來主席呼籲老人們寫下自己親曆、親見、親聞之事情，遂産生大量回憶錄，以《文史資料選輯》名稱發表了１００余部。限于當時情況，絕大多數回憶錄的書寫過程，沒有曆史工作者參加，而且主題內容有限定。到現在，了解２０世紀前半葉中國的老人多已風燭殘年，此時不“搶”，更待何時？筆者就經曆過，兩天前的約會，因老人去世而作罷。而且，許多老人願意把經曆介紹給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願意動筆而願意講述。那麽，只有依靠科技設備和訪問者合作，才可能獲得活史料。還要注意一點，現在有一些創作者，以老人爲居奇可用的材料，編創一些像曆史的小說體傳記。例如茅以升院士在１９８５年告訴筆者：現在有一本寫他的書，書中的茅以升講了不少他自己沒有講過的話。本來口述文學在中國是相當發達的，但它與口述史學範疇不同，曆史的真假在史學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夠算是真的。
總之，中國口述史學的展開和研究，已經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們應該承擔時代的責任，不能再假裝視而不見，更不能等待外國人來代替我們完成此項任務。
筆者采用口述曆史方法已經十幾年，在國內走訪過８０歲至１００歲老人近２００人，整理錄音，拍攝照片，經費自籌，設備是朋友贈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書：《早年留日者談日本》，起因是１９９３年筆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時，深感中日間理解之困難。回國即向早年留日前輩１８人請教，將其中１４人的錄音整理出來成爲此書。顯然，筆者的訪問計劃與前述臺灣近史所的計劃有一點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爲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題爲中心，請不同的人來談同一個有意義的主題。筆者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是經費嚴重短缺而逼出來的辦法，不過這辦法頗有特色，很適用。
四、口述史學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學的方法是一種生動的綜合方法。對于每一位有志者來說，需要在基本訓練和認識觀念方面進行綜合培訓；在准備、進行、整理、著書等各個階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條件與因素，以對應不同的難點；尤其在與受訪者進行錄音談話時，文化修養和聰明的頭腦會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得到驚人的效果；還有，對工具的運用也有多種技巧。可以說，當你決定嘗試用口述方法時，你已經開始沖破傳統方法的拘束，已經在進行嚴肅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筆記中記下來了。筆者曾經聽某人說過：“中國口述曆史還沒有提到日程上。”這是一種遁詞，是懶漢的時間表。筆者也曾經見人寫過，說是搞口述史學的人，要具備五大條件：（１）基本的史學素養。（２）足夠的近代史知識。（３）寫真傳神的大手筆。（４）繡花針的細密功夫。（５）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這幾條可是夠嚇人的，筆者要是在做這項工作之前看見，恐怕就會不敢幹口述曆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將時間先後反過來看，即通過搞口述史，在這五方面都會有長足進步，我是願意自我作證的。
口述曆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確的思想性以外，還要運用複雜又細致的組織技巧。組織者—訪問者—受訪者—研究者，要從衆多因素的配合中爭取得到最佳收獲，絕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組織者必須能夠判斷口述史主題和訪問範圍，還要進行籌集資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個有意義的、有可讀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題，也並不是一想就來的。組織者在主題範圍內，要安排對訪問對象的了解和制訂訪問計劃，還需要申請和控制適度經費，約集訪問者，配備設備，對訪問的事前訓練，訪問中的資料管理，對錄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組織者都必須照料到，任何一個環節出差錯，都會嚴重影響工作進程，其中包括對知識産權的法律安排；訪問者需要熱情又實在，有訓練的頭腦及配備現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要准備吃苦頭；受訪者一般年齡偏大，事情較多，幹擾因素也偏多，所以應該做好談話的精神准備。又由于受訪者回顧經曆時，往往會受到事後經曆的影響，使原來事情增加了變形的色彩。因此，當受訪者與之談話時，訪問者警惕不要被動陷入受訪者的變形觀念中，但也不能夠與受訪者形成語言上的大沖突，這無疑是對訪問者的更高要求，因爲他是談話的主導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訪問結束之後，利用寶貴的錄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遺物，將錄音的聲音提煉升華成口述文字稿，這是一種藝術性的工作，要將重複多余的言語刪去，要處理好談話中的矛盾不妥處，要處理好談話與文字史料間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訪者談話特色，又要文字通順；最後寫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經受訪者審查簽名同意，就可以爲研究者使用或者編輯公開發表。以上各個環節，如果沒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和合適的方法，恐怕是難以成功的。這些相關人士如想完滿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嚴格的工作程序，因爲調動不同資曆的老人爲一個訪問主題而向你“口吐真言”，這本身就說明工作的難度和樂趣，其間很大程度是依靠訪問者的准備和現場的表現。
五、中國口述史學目前的困難
經過７０年代國際上口述史學的發展高峰後，目前國際口述史學是進入軌道的平靜，他們抱怨的是錄音太多，多到了難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筆者在１９８９年曾著文：“中國口述史學芻議”，呼籲將中國口述史學安排進國家研究計劃中，並希望至少有一個學術機構出面來承擔。但是很遺憾沒有得到回應。１９９５年筆者又寫了兩個申請報告，也是如石沈大海。
國內學術界中一些人對口述史學各有各的看法，有興趣盡管談，象彭衛、孟慶順、沈固朝等先生都發表過言論，關心中國口述史學發展的可行性，還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會史、生活史、婦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戲曲史等等方面。他們希望通過講述中國口述史的重要性來呼籲別人做此項工作，而筆者略有不同之處就在起而行，從幾個迫切的主題展開口述訪問工作。
目前國內熱心的探索者太少，這恐怕與我們的學風有關系。學術界中坐而論道的學者頗多，評頭論足的也不少，深受門戶派別、官位職稱的幹擾。要想認真嘗試田野作業與書齋作業相結合的實踐，用一用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爲只有曆史才永遠承認這種辛苦勞累的價值。
其實很多人都明白，中國口述史學目前的關鍵困難，是缺乏經費。至于願意進行中國口述史的朋友們，肯定都不會在沒找到經費前就去開展工作。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爲不管多少錢，都不能夠改變曆史的真實性。中國傳統有一種“刀筆吏”，總想把出錢人描繪成不食人間煙火的活神仙，只有大優點，頂多再附點小缺點。其實神仙沒血沒肉，在曆史上從沒生存過，誰要學習？口述史工作者的頭上是懸著真理之劍，責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對人類曆史負責的
http://www.xingzhi.org/culture/history/28255_3.html
從往事的簡單再現到大衆曆史意識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學方法述評
往事口述史學，簡單地說，就是搜集、傳播口頭史料，並以此進行曆史研究和曆史寫作的方法。史學家對口頭史料的運用由來已久，但它作爲一種獨立的曆史方法學則誕生于本世紀30、40年代的美國，並于60、70年代在西方各國得到廣泛應用。縱觀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曆程，筆者認爲可以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爲界，把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歸納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口述史學只是停留在史料學階段，以確定曆史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態爲目的，基本上是在與文獻史料學的不斷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後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則開始把口述史學當作一種治史方法，結合社會學和心理學等跨學科方法來研究大衆曆史意識的形成過程。本文試圖在闡述和分析這一曆史演變過程的基礎上，對其作出簡要的評價。
一
在19世紀中葉史學走向專業化之前，口頭史料一直是西方曆史著述的主要依據。被稱爲西方史學之父的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把史學家的責任歸結爲“報道人們所說的一切”（注：希羅多德：《曆史》，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691頁。）。修昔底德(Thcydides)在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時是這樣闡述他的寫史原則的：“我描寫的事件，不是我親眼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裏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7-18頁。）。盡管17世紀以後，由于印刷術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史學家開始轉向已經建立起來的檔案庫和業已大量發行的曆史著作，但是那種認爲口述證據更能客觀地展現曆史發展過程的傳統觀點仍然得到大多數史學家的贊同。伏爾泰在《查理十二曆史》一書中明確表示：在沒有得到那些講實話的目擊者證實的情況下，他不敢提出任何曆史事實。
然而，19世紀中葉以後，自然科學的進步使人們普遍産生了一種信念，即隨著科學的進步，一切都將被納入科學的範疇，一切問題都可以隨著科學的進步而迎刃而解。這種科學將囊括一切的實證主義思潮也深深地滲入到曆史學領域，它使史學家們堅信：只要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對待史料，研究史實，並以嚴格的科學邏輯進行考證，就可以獲得確鑿的曆史事實，從而客觀地再現往事。“曆史事實”的概念就是這一時期被西方史學界譽爲史學“泰鬥”、“科學史學之父”的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來的。蘭克不僅把曆史事實等同于自然科學的事實，甚至認爲曆史事實只存在于那些“曾經目擊其事的人”所記載的文獻史料中。在蘭克看來，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文獻，沒有文獻，便沒有曆史學。史學家只有到檔案庫中去窮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獻，才能客觀地“再現往事”。在蘭克學派的影響下，文獻考證成了19世紀西方職業史學家訓練的中心內容。而傳統的口述回憶，因其是一種事實有確定目的的有意回憶，不符合蘭克所謂的“純客觀”的原則，必然會隨著西方史學專業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
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一些曆史學家通過對曆史認識過程的反思逐漸認識到：文獻史料中的主體意識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獻檔案都不可避免地會留下其最初記錄者和編定者的個人印記。即使是官方文件也未必能反映真正的曆史事實。許多史學家在研究實踐中都發現：由于某些高級官員們害怕後世學者們用他們留下的文字記錄做文章，因此，不願把自己某些行動的真實動機用文字記錄下來。此外，文獻記錄者有時爲討好上司也故意僞造。擔任過英國政府大臣的克羅斯曼(R.Crossman)就曾指出：閱讀了我所參加的內閣會議的全部文件，我發現文件實質上與實際發生的事情毫無共同之處。因爲整理會議記錄的官員力圖在記錄中說明的完全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官方所希望的事情（注：參見彭衛、孟慶順：《曆史學的新視野》，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頁。）。所有這一切，使得越來越多的史學家們普遍感到，文獻檔案中爲政界利益服務的宣傳品越來越多。
史學家們對文獻史料真實價值的懷疑，爲日後口述史學的再度複興提供了前提。
20世紀30年代，隨著蘭克文獻史料學的衰落和文獻資料的日益減少，口述史學作爲一種獨立的曆史方法學，重新登上了曆史學的大雅之堂。由于西方口述史學的再度複興是以反對蘭克學派關于“沒有文獻便沒有曆史學”的史學觀念爲前提的，故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大都強調：口述史料優于文獻史料。美國早期口述史學家斯坦利?維斯塔爾(Stanley Vestal)在比較和分析《西亭?布爾》一書中所使用的文獻史料和口述史料之後指出：“我們都過于相信印刷品的權威性，而實際遠非如此。在采訪中，人們有許多機會來檢驗口述者的忠誠、能力和知識。但當我們閱讀時，我們只能盲目地接受。”（注：坎曼：《往事曆曆在目：美國當代曆史寫作》(Michael Kammen,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頁。）另一位美國口述史學家霍夫曼(Alice Hoffman)認爲：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個，而且是明確的，史學家可以對他或她進行重複采訪以確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獻史料的作者也許是明確的、也許是不明確的，也許是一個、也許不只一個，而且死無對證，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參見杜拿威等編：《口述史：跨學科論文集》(David K.Dunaway & Willa K.Banum ed.,Oral History:an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美國國家與地方史學會1987年版，第72頁。）。英國口述史學家塞繆爾(RaphaelSamuel)認爲：“口述證據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曆史事實的最佳途徑，因爲日常經曆在某種意義上說不受思想回顧的影響，而文獻則不然”（注：塞繆爾：《神話與曆史：首次閱讀》(Raphael 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載《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頁。），此外，“口述史料特別自然，未加修飾，……而曆史實際上就是從最初的直接經曆中建立起來的”（注：塞繆爾：《神話與曆史：首次閱讀》(Raphael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載《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頁。）。
盡管這些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曆史認識中主體意識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由于他們在本體論上還沒有擺脫傳統史學的影響，在曆史認識的目的和動機方面仍然與蘭克建立檔案曆史學之初的想法保持著一定的連續性，即如實地再現客觀曆史過程，恢複曆史的本來面目，因此，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往往也同傳統史學家們一樣，回避對曆史認識主體（無論是被訪者，還是史學家本人）的研究，力圖排除一切與主體意識有關的思想、情感、態度等方面因素的幹擾。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早期口述史學家們對被訪對象的采訪以及處理和使用口述史料所奉行的原則中。例如，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在撰寫《桑切斯的孩子們》一書時，甚至要求桑切斯一家中的每個成員都分別關在自己的房間中用自己的語言，講述自己的故事，目的就是使口述證據更加自然地“再現往事”。此外，在處理口述史料方面，早期口述史學家們所強調的也是盡量保持其原有風貌，避免留下史學家的個人印記。有些口述史學家擔心口述筆錄的方法會影響口述史料的純客觀性，還把打印出來的結果再交給被訪者進行修改。後來，隨著錄音機的問世，口述史學家可以更加准確地記錄下被訪者的原話，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第一個倡導者阿蘭?內文斯(Allan Nevins)很早就購買了電子錄音機，並安裝了信息轉換器，使記錄下來的采訪內容直接轉變爲打字稿。
二
進入60年代以後，隨著大量廉價錄音機的上市，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和口述實踐活動的深入，以約翰?托什(John Tosh)和查爾斯?喬伊娜(Charles Joyner)爲代表的一大批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越來越認識到：無論口述史料多麽可靠，它與所有以精神形態存在的史料一樣，只是曆史認識的“間接客體”或“中介客體”，而不是“直接客體”或“原本客體”，因此，即使口述史料中避免了口述史學家主體意識的滲入（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僅以此來再現往事，也是徒勞的。正如約翰?托什在《追蹤曆史》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無論依據是什麽，與往事直接接觸的想法只是一種幻覺”（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因爲，“過去的聲音，同時難免也是現在的聲音”（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此外，“即使認爲口述證據是真實而未受影響的，僅以此來表現過去仍然是不夠的，因爲曆史事實並不是個人經曆的總和”（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
既然口述史學不能滿足史學家再現往事的願望，那麽爲什麽口述史學在70年代以後在西方會得到廣泛的傳播？口述史學方法的真正優勢又在哪裏呢？托什認爲：“曆史理解不僅要認識普通個體的生活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衆日常生活經曆背後的思想動機，盡管這些思想動機被現實生活過程所掩蓋，但他們是現實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由此托什得出結論：“口述研究的主要意義並不在于它是什麽真實的曆史或作爲社會團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于證明人們的曆史意識是怎樣形成的。”因爲人們的曆史意識決定著“當時作用于個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結構和過程”（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181頁。）。盡管這一主體性範疇有礙于史學家客觀地再現往事，但它有助于史學家“揭示那些被認爲是自然的、靜止的，而實際卻是文化的、運動著的現象”（注：帕塞裏尼：《大衆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曆》(Luisa Passerlin,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曆史研究只有弄清楚這一深層結構，才能使曆史學真正成爲一門科學。當代西方口述史學家的口述研究實踐證明：口述史學方法確實能夠在揭示深層結構方面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對此，美國口述史學家威廉姆斯(T.HarryWilliams)體會得最早。早在60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書後就深有感觸地說：“我越來越相信口述史的價值，它不僅是一種編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還可以爲研究過去提供一個不同尋常的視角，即它可以使人們從內心深處審視過去。”（注：坎曼：《往事曆曆在目：美國當代曆史寫作》，第394頁。）
既然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把重建大衆曆史意識當作口述研究的目的，那麽他們又是怎樣考察人們曆史意識的形成過程的呢？英國口述史學家查爾斯?喬伊娜認爲：情感是曆史事件作用于曆史認識主體的結果，是主體的一部分，它不僅在被訪者的頭腦中保留的時間長，易于回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實可靠的。即使被訪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與曆史事實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但是從他或她的情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們自己最深層的價值體系的依據”（注：杜拿威等編：《口述史：跨學科論文集》，第304頁。）。另一位英國口述史學家斯蒂芬(StephenYao)也認爲：口述者印象最深的莫過于情感，因爲它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因而不易于被人們遺忘掉，即便有時我們很難找到一種方式去理解它。斯蒂芬甚至把口述回憶直接看作是各種不同演員抒發情感的舞臺。
爲了刺激口述者盡量地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實感，爲了使自己能夠更加准確地把握甚至連口述者本人都未意識到的作用于口述者生活經曆中最深層的價值體系，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摒棄了以往那種排斥一切主體意識、避免留下史學家個人印記的原則，而是主張史學家應該積極地參加到口述者的行列中來，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與他們一起交談，因爲只有通過交談，才能使史學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學家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個性與共性，從而增進史學家與口述者之間的相互了解，這是口述史學方法的獨到之處。至于技術手段的應用，當代口述史學家們一致認爲：音像技術只是爲口述史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它決不是口述史學發展的唯一條件。而且實際上，當代一些有成就的口述史學家並不是依靠錄音、錄像設備來提高自己的口述研究水平。例如，曾獲普力策獎的美國口述史學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就極力反對使用錄音機進行采訪，她認爲用筆記錄更有助于史學家從口述回憶中選擇出重要的史料。
既然口述史料中主體意識的滲透是無法避免的，也是無可厚非的，那麽以重建大衆曆史意識爲目的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又是怎樣判斷口述史料的可信程度的呢？
首先，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除了考察口述者自我陳述的可靠程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口述者本人的心理過渡。對此，意大利口述史學家盧薩?帕塞裏尼(Luisa Passerini)有過深切的體會。帕塞裏尼自1976年至1981年曾在意大利的工業城市都靈采訪過67位1922年以前出生的工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在3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統治時期來到都靈的。他的采訪內容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被訪者的個人生活經曆；二是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的態度。在個人生活經曆的采訪中，帕塞裏尼發現：盡管複雜的日常生活是被訪者進行口述回憶的原始材料，但被訪者的自我陳述往往並不能完全反映當時意大利的社會生活狀況，口述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實際上都是對個人真實經曆的選擇，原因很簡單，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看作是當時那種艱難和動蕩時期的産物，而是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相對靜止的現存狀態中去”。例如：被訪者中“大多數男人都試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工作能力極強的人”，“而婦女和老人們則願意把自己表現爲當時社會中的一個叛逆”（注：帕塞裏尼：《大衆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曆》，第17頁。）。帕塞裏尼認爲：那些經過選擇的經曆，盡管有時有背于曆史事實，但卻能反映出被訪者的心理過渡，從而有助于史學家解釋和說明被現實社會已經接受了的傳統的價值體系，就此而言，它是真實可靠的。此外，英國當代口述史學家約翰?托什在評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的《愛德華時代的人》時也曾指出：盡管那些愛德華時代的人活下來變成了喬治時代的人，又變成了伊麗莎白時代的人，經曆了這些歲月，一些往事必然會在記憶中消失，但是從愛德華時代的人，到喬治時代的人，再到伊麗莎白時代的人的心理過渡本身就是一個真實的客觀存在的曆史過程，而不單純是作爲史學家與往事直接接觸的障礙而存在（注：參見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頁。）。
其次，以重建大衆曆史意識爲目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在驗證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曆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還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曆史觀的代表性範圍。帕塞裏尼認爲：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實際上取決于口述者對曆史事件的解釋和分析是否能夠代表特別是與其本人有血緣和政治聯系的那些朋友或親戚所構成的社會集團中大多數成員的文化態度和社會曆史觀。口述史料的代表範圍越廣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爲曆史發展的趨勢往往總是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所構成的社會集團中所共有的情感、願望、利益、心態等因素所組成的曆史意識的發展方向緊密相連的。帕塞裏尼在采訪30年代都靈工人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態度時，他發現：盡管當時法西斯的暴政已經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各個方面，但以都靈工人階級爲代表的意大利民衆並沒有被法西斯主義的高壓政策所征服，他們在無法公開建立反法西斯組織、宣傳反法西斯主義思想、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活動的情況下，仍然利用都靈工人階級自己特有的文化形式，如歌曲、漫畫、玩笑來發泄對法西斯主義的不滿和仇恨。由此，帕塞裏尼得出結論：人們的曆史意識就像一個戰場，在這裏，互相競爭的思想體系和權威的正當與否並不是通過政治權力、經濟實力的強弱來檢驗。法西斯政府的垮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普通民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和心態（注：帕塞裏尼：《大衆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曆》，第72頁。）。換句話說，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是以占意大利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衆的曆史意識爲前提的。可見，研究曆史意識，特別是民衆的曆史意識，要比單純考證某個曆史事件或人物更有意義，因爲它在很大程度上與曆史發展趨勢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
三
無論是早期西方口述史學家，還是當代西方口述史學家，都對西方曆史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以客觀地“再現往事”爲目的的西方口述史學的早期開拓者們，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對二戰以後西方曆史的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二戰以後，“交通運輸業日益發達，政界和企業界的領導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是通過電話和各種交通工具直接進行會談，致使文獻資料日益減少。……此外，由于查閱公共文獻日益方便，國家領導人也不願保存完整的記錄”（注：坎曼：《往事曆曆在目：美國當代曆史寫作》，第392頁。）。在這種情況下，口述史學方法的確立和應用，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西方近代政治史料的不足。西方口述史學研究的發源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研究中心在搜集和整理近代政治史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美國最大的口述研究項目就是由該中心承擔、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對曆屆美國總統的口述研究。內文斯首先完成了對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的采訪資料的整理，並把它保存在海德公園的羅斯福圖書館裏。他的後繼者路易斯?斯塔爾(Louis Starr)采訪了與1952-1960年艾森豪威爾政府有一定聯系的人士，采訪記錄保存在艾森豪威爾圖書館中。此後，對曆屆卸任總統的口述研究一直持續到現在。此外，由哥倫比亞口述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口傳史料彙編》，除了在國內受到美國的科研機構和學者們的高度重視之外，還得到外國史學界人士的采用。前蘇聯學者西瓦切夫(H.B Cyvachev)編著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美國政治鬥爭》一書，就采用了《彙編》中的大量的口述材料。
第二，口述史學方法的確立和應用，還爲各行各業曆史的建立提供了搜集史料的有效手段，從而拓寬了西方曆史學的研究領域。1951年博姆巴特(Owen Bombard)的口述研究以及1953年歐文斯(William Owens)對亨利?福特(Henry Ford)主持錄制的有關德克薩斯石油工業發展狀況的口述回憶，不僅爲企業主“考察和熟悉自己企業的曆史，特別是仔細地研究企業及其管理程序的發展過程”（注：侯成德：《美國口碑史料學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9期，第31頁。）提供了幫助，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學科對曆史學，特別是口述史學本身的關注。此後，各行各業都把口述史學方法視爲建立本行業曆史的有效手段，口述史從企業史、機構史的研究發展到農業、社會、保險、衛生保健、高等院校、報刊雜志、宗教團體、宇宙航空、藝術體育等各個領域。70年代美國出現的公共曆史學派(Public History)中的應用曆史學派就是在此基礎上産生的。
然而，也正是由于這些以“再現往事”爲目的的早期口述史學家們過多地關注于對口傳史料的搜集與搶救，導致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口述史學只是停留在史料學階段，而作爲一種治史方法，口述史學的內在潛力還未得到應有的開發。
70年代以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從簡單地確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態，深入到探討曆史過程的參與者本身的曆史意識，特別是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群衆的願望、情感和心態等精神交往活動當作口述曆史研究的主題，這一研究視角的變化，無論是在史學本體論上，還是在史學認識論方面，都對曆史學的發展和史學觀念的進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一，它給了普通人一個機會，把曆史恢複成普通人的曆史。這樣，不僅可以糾正各種史料中遺留下來的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偏見，使曆史學更加全面地反映人類社會的曆史；而且可以增強普通人的主體意識，從而有助于曆史學的教育和啓迪功能的實現。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曆史學本身的發展，曆史學早已超越了昔日那種主要爲統治階級提供統治經驗的政治功能，它面向社會公共教育和啓迪的功能具有了日益突出的地位。曆史學本來就應該成爲促進勞動大衆認識自己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的有力工具。但西方傳統史學和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都把曆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爲精英人物的精神作用的結果，至使普通人在以往的曆史著作中，只是被看作是大人物的陪襯，是精英統治下的永久犧牲品。這種錯誤的社會曆史觀不僅限制了普通勞動群衆通過自我認識這個心理過程了解自己、理解自己，而且大大阻礙了他們自我認知能力的發展。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通過調動普通人參與曆史研究和寫作的積極性，不僅使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這些“沈默者”們體會到自我存在的價值以及自己在創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質生産實踐活動中的力量，而且意識到曆史寫作決不只是學術界少數人的事情，普通人也能夠而且也應該在提供具有重要意義的曆史知識方面扮演主動的角色，因爲“通過晤談而得到的曆史證詞是雙方合作的學術成果”（注：M.海德：《哲學詮釋學和經曆的交流——口述曆史的範型》，《國外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第42頁。）。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當作曆史學家，人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曆史發展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力量，從而自覺地擴大自己社會生活實踐活動的範圍廣度和深度，並用自己在廣泛深入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科學的社會曆史觀來分析過去、指導現實、預見未來，那麽，曆史學的教育啓迪功能就可以充分地得以實現。雖說西方當代口述史學距離這一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但其中的一些積極因素，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第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把口述研究的目的從往事的簡單再現深入到大衆曆史意識的重建，把關注的焦點從“真實的過去”轉移到“記住的過去”，不僅增加了曆史認識的深度，而且擴大了曆史認識的廣度。
一方面，研究大衆曆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使人們認識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並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曆史關系。因爲人們在口述回憶中所陳述的曆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現”，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願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人們的情緒，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們對現實社會所持的態度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夢想。換句話說，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爲自己所樹立的形象，既可以揭示過去，也可以揭示現實；既可以揭示已經發生的事情，也可以揭示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爲曆史是現實的前身，而現實則是曆史的延伸，而口述者本人既是曆史的一部分，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口述回憶離曆史事實越遠，它所包含的口述者的現實態度的成份就越多。口述者在不同曆史時期對同一曆史事件的描述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恰恰體現著“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的某種曆史繼承關系。
另一方面，研究大衆曆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打破個性與共性之間靜止不動的對立關系。由于生活在同一社會環境中的人們的物質生産實踐活動，甚至精神交往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似之處，因而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所暴露出來的個性並不是絕對的個性，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口述者所生存的那個社會階層乃至整個階級中人們所共有的性格。帕塞裏尼對30年代都靈工人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文化態度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然而，也正是由于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過多地關注于情感、意識、性格等一系列心理因素，因此，他們在解釋口述史料時，有時也難免陷入困境。例如，帕塞裏尼在口述采訪中注意到了都靈女工中大部分都具有叛逆的文化性格，那麽向現存的社會秩序挑戰的個性爲什麽會在婦女身上表現得如此突出呢？帕塞裏尼認爲這是由這些婦女本身的性格決定的，因爲她們在從事政治活動以外的任何活動中，也表現得十分倔強，這種性格是與生俱來的。他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被訪者卡羅蘭納(Caro Lina)5歲時在桌旁吃面包，遭到幾只雞的襲擊，她沒有躲閃，而是用面包刀刺死了其中的一只，其他幾只雞也嚇跑了。
帕塞裏尼用性格來解釋性格，必然回答不了卡羅蘭納及其他都靈女工的性格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社會生活實踐是認識主體認識客體之間的關系得以形成和實現的現實基礎，是決定主、客體之間關系的根本因素。曆史意識之所以能夠反映曆史發展的連續性，是因爲它是在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形成的，而實踐活動具有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個性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性，是因爲生活在同一共同體中的人們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具有一定相似之處。卡羅蘭納及其他都靈女工的叛逆性格是由她們的具體生活實踐經曆造成的，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根據卡羅蘭納的自我陳述，她在5歲之前就失去了母親，她必須學會自我保護，她在自己短短的生活實踐中逐漸體會到：靠躲閃是不能保護自己的，只有起來反抗才有出路。都靈女工之所以具有比男人更爲明顯的叛逆性格，是因爲她們在社會生活中所承受的重壓比男人又多了一層，也就是說，她們除了要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下爭取做人的權利以外，還要在以男性爲核心的社會中爭取做女人的權利。
由此可見，以重建大衆曆史意識爲目的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如果忽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而只是單純地吸收人類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的思想和方法，那麽就根本無法擺脫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無法打破這些學科之間的界限。
http://www.xingzhi.org/culture/history/28254_4.html
《口述史學》怎會只僅五十多年的發展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的內容
稗官野史不是佔了相當的份量
(雖然無法列入正史)
阿你沒聽過"官大學問大""官方說了才算"嗎
不是從深宮內院出來的資料
哪值得奉為圭臬~
少在那兒曲高和寡了
一般升斗小民只關心與自己生活同調的時事
最好還有頗具戲劇性與話題性的內幕消息
---譬如說各類的宮廷秘辛
...
狗改不了吃屎
不然洋人說的算？
沒辦法，學術也要洋邪者認可
學術也後／殖民主義 2008-06-09 08: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