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基于流派的考察＞王軍

【內容提要】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被認爲是近年來挑戰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代表之一，文章主要探討這一知識譜系下學界的流派努力，進而揭示這一學派努力所蘊涵的學理基礎、學術策略，以及學理多樣性、張力和問題。

學說林立、流派紛呈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特點，但流派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之事，各學派的生成途徑亦各有特點。大略言之，至少可以看到兩種模式。其一爲先內容後形式，有些流派是在“十年磨劍”並亮出成果後被人貼上標簽，哥本哈根學派、芝加哥學派、哈佛學派等在此行列。其二爲先“形式”後“內容”，即在具備一定基礎後樹立學派的大旗，然後不斷填塞內容，英國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如此，正在建設中的所謂中國學派遵循的也許是同一種路徑。就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而言，這一知識譜系下的部分成果業已被人冠之以學派或學說的頭銜，也有人倡導建立新的學派，但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本身尚未得到廣爲認同的流派標簽。本文先論述學界以曆史社會學爲基礎創建新流派的努力，然後簡要介紹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這一知識譜系的學理特點和張力，以及流派身份對學術研究的作用。

一、創建流派的最新努力

史密斯(Steve Smith)和布斯(Ken Booth)指出，近來的國際理論中，有四個非常重要的主流理論挑戰者：曆史社會學、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和批判理論。 這四種知識譜系爲主流理論所邊緣化，但它們的學術成就日益得到學界認同。史密斯和布斯所談及的曆史社會學的努力與挑戰，主要是指80年代以來的學術思潮，它與50、60年代的相關學術思潮之間存在一定的繼承性，但並非全由前者生發出來。而且，50、60年代一些學者采用曆史社會學分析國際問題時，曆史社會學與國際關系流派之間還缺乏緊密的對應關系，采用曆史社會學方法建構國際關系理論的雷蒙?阿隆就被認爲是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著手思考曆史社會學能夠給國際關系研究帶來什麽，應如何吸納對方的新成果，如何突破兩者間人爲的邊界。其中，1999年于英國威爾士大學召開的相關研討會是集中體現，會議之後形成的論文集更被稱爲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的“宣言”。在這一論文集中，存在著弱流派意識的學術思考，也存在強流派意識的學術規劃和倡導。

(一)新流派意識的前提：質疑主流國際關系理論。

科威(Paul A. Kowert)一針見血地指出，“作爲一種宣言，需要有一個好的壞人”。所謂“好的壞人”是指有名的批判對象。霍布森(Hobson)和霍布登(Hobden)等選擇了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爲對象，特別是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霍布森認爲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存在著兩大缺陷，即“非曆史主義”(ahistoricism)和“非社會學主義”(asocialogism)。非曆史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即“現時中心主義”(tempocentism)和“現時崇拜”(chronofetishism)，它們都是工具主義的曆史觀。在霍布森看來，這將導致三種幻想。
(1)物化幻想(reification illusion)，它是指現在被有效地與過去隔離開來，致使現在成爲靜止的、自我構成、自主和物化的實體，因而模糊了現在的曆史和社會時間語境。(2)自然化幻想(naturalisation illusion)，它是指，現在是自發地出現的，因此現在被有效地自然化了，從而模糊了構成現在的各組成部分的社會權力、認同/社會拒斥和規範的曆史進程。(3)永恒化幻想(immutability illusion)，它是指現在被永恒化，因爲現在是被認爲是自然的，它抵制結構的變化，因而模糊了進程重構現在情景的作用。現時中心主義則會導致同構幻想(isomorphic illusion)，即“自然化”和“物化”的現在可在時間上回溯，從而將現在的國際體系與過去的國際體系視爲同構的或同質的，這導致我們不能認識到現在的國際體系具有獨特性。這是他對“好的壞人”的缺陷的診斷，霍布森還質疑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相關觀點：無政府狀態下單位相似的概念、國際領域明顯的自我構成概念、單位之間的、主權的空間關系、無政府狀態作爲未分殊的結構、體系間和社會間關系。
霍布森批判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時，結構現實主義已喪失“霸權”地位。仍要批判它的理由是：其一，在《國際安全》這樣的引領型國際關系雜志上，很難見到不是現實主義的文章，而且在各種關鍵爭論中，新現實主義總是位列其中；其次，霍布森認爲自己並不是要特意批評新現實主義，而是視其爲現時中心主義和現時崇拜的代表，而霍布森自己所倡導的曆史社會學的考察可以超越以上兩個缺陷；其三，霍布森急于批評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是因爲，沃爾茲式的說法更加明確地勾畫了國際關系的邊界，以至于在真正的國際關系學由什麽構成的問題上，明顯地排斥曆史社會學或將其邊緣化。從這一闡釋看，霍布森質疑沃爾茲的理論不僅在于結構現實主義的缺陷，更在于其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強大地位，以及它對其他不同方法或研究旨趣的生存或合法性的潛在威脅。批判他者不僅僅是學者間學理上的碰撞和交鋒，它也是自身被承認和被接受的手段，學術立場和學術身份隱含在學術辯論之後。可見，從曆史社會學角度質疑結構現實主義具有知識社會學的意蘊，這既表明新的宣言需要“好的壞人”，也表明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強大地位及其傲慢姿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際關系理論實現真正的“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
不少使用曆史社會學方法的學者注意到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缺陷，並以曆史社會學“醫治”這一頑疾，同時提出自己的學派規劃和宣言，但不少學者並沒有明確的學派規劃，而是通過曆史社會學、國際關系和其他理論思潮相結合超越或克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弊病。簡言之，前者具有強烈的學派意識和規劃，後者只具有微弱的流派意識。

(二)超越國際關系中的“現時中心主義”和“現時崇拜”：兩種流派意識

1. 弱流派意識。

在《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一書中，部分學者試圖將7種方法(學說)與曆史社會學和國際關系學結合起來。它們分別是霍布森倡導的新韋伯式曆史社會學；巴內特(Michael Barnett)提出的建構主義曆史社會學；巴裏?吉爾斯論述的世界體系的曆史社會學；卡爾特(Claire Culter)論證的批判曆史唯物主義的曆史社會學；林克奈特(Linklater)倡議的批判的曆史社會學；史密斯構建的後現代的曆史社會學；布贊和李特爾(Richard Little)聯合提出的結構現實主義的曆史社會學。他們探討新韋伯主義、建構主義、批判曆史唯物主義、批判理論、後現代理論、結構現實主義、世界體系論這些社會學、哲學和國際關系學中業已存在的理論或方法與曆史社會學和國際關系學的結合。
除霍布森和哈裏德(Fred Haillday)外，其他學者的流派意識要弱得多。事實上，這些學者各有自己的“合法”學術領地和身份，他們往往是某一學說中的核心或領頭人，如馬丁?肖(Martin Shaw)自80年代以來一直致力于戰爭社會學研究，成果頗多。林克奈特是批判理論中的核心成員，吉爾斯是世界體系論中新近崛起的骨幹，史密斯是後現代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核心成員，瑞?斯密特是建構主義中的大將。布贊則是哥本哈根學派的核心成員，亦是英國學派新近的領軍人物，他力圖通過國際體系理論爲國際關系學提供元理論。雖然他們在反對主流國際關系中的非曆史主義和非社會學主義的傾向上存在著共性，但他們原來相對強勢的學術身份和個人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們沒有必要團結在強烈的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的大旗之下。

2. 強流派意識。

(1)國際社會學。哈裏德指出了曆史社會學和國際關系之間的互動，即從古典社會學家的曆史社會學的創建，到50年代雷蒙?阿隆的洞見和倡導，60年代馬克思主義學者關于政治社會學的作品，70—80年代英美兩國在曆史社會學方面的成就，以及國際關系學研究中的社會學的努力。從社會學角度看，這些作品可以抽出二個重要的要素，或者兩種視角，曆史和國際。在他看來，曆史和國際視角的綜合前途無量。因爲從功能上看，社會關系的曆史化意味著“去自然化”和解放，而曆史化的國際視野也打破了社會學分析中的國家內生說(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從而提供了外生的國際影響論思路。
哈裏德認識到曆史化的國際社會學理論建設會遇到阻礙。首先，將社會、曆史和國際要素整合在一起會遇到巨大障礙。比如，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中，亞洲人、伊斯蘭、西方和“他者”等概念均是非曆史化和非社會學的概念，但它們已經成爲了解釋變量。在國際關系研究和曆史社會學中，這樣的概念很多，這些概念實質上均是曆史地産生並具有不同的內涵。其次，綜合了社會學、曆史視角和國際視角的學者也往往將國家間關系視爲決定性的，哈裏德將其源頭追溯到韋伯和懷特?米爾斯。其三，現存的一系列研究旨趣沖擊著國際社會學研究，即社會學中的流行方式是“現時主義”，微觀社會理論否認曆史和結構語境的適應性，後現代主義反對本質主義亦拒絕宏觀社會理論和理性分析，建構主義分析強調觀念和價值。 這些研究偏好和信念將阻礙曆史化的國際社會學的理論建構。哈裏德倡導建立國際社會學，但他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研究框架。
(2)曆史化的世界社會學。
①建構世界社會學的原因。霍布森等不采用哈裏德所使用的國際社會學概念，原因在于國際社會學主要關注國家間關系，忽略或排斥了國內、跨國和全球社會關系。霍布森和霍布登將矛頭指向了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特別是新現實主義的缺陷。在他們看來，曆史化的世界社會學可以促使學界重新思考和質疑國際關系學者關于現代國際體系的基本假設、非曆史的理論化模式。同時，曆史化的世界社會學也針對學術中的學科主義，即針對國際關系研究和教學的起點多爲1945年，並自我設置相對封閉的學術園地。
②世界社會學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霍布森和霍布登認爲，他們不是簡單地將曆史社會學方法移植到國際關系研究中來，而是重構國際關系學的定義，但這不是以曆史社會學取代國際關系學。世界社會學反對實證主義的國際關系研究具有惟一合法地位，它不要求國際關系學者放棄自己偏好的研究主題，但建議他們與世界社會學接觸。在他們看來，曆史社會學和國際關系學存在學科差異，但國際關系學具有多學科性，它立基于曆史學、社會學、政治理論、法律和經濟學，只是在“行爲主義革命”後才與曆史社會學相抵觸。換言之，國際關系學不是排他性的學科，曆史社會學應該在國際關系學中起到重要作用並具有合法身份。霍布森和霍布登並不倡導學術産權之間的戰爭，而是要求國際關系學重新發掘曆史社會學的作用，借用林克奈特的話是形成“對話的學者共同體”。
③世界社會學的理論基礎。世界社會學核心概念是厚重(thick)的國際體系和厚重的國家社會複合體，其矛頭指向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薄弱的(thin)國際體系和國家理論。薄弱的國際體系的定義可以分解爲五個部分：國際體系被認爲是自主的或者自我構成性結構——該結構完全獨立于國內領域的影響；由于在單位未分殊，國際體系被認爲是單一的；由于空間上的一致，國際被看成單一的；國際體系的社會維度亦模糊不清；結構言過其實地超越了施動者。與此相對，厚重的國際體系的特點是，首先，它強調國內力量的構成性作用。其次，國際體系是由不同部分構成的，即基于國際規範與制度、經濟軍事和規範性特點，階級力量和國際制度，或社會道德和全球經濟力量。第三，所有方法均設想國際體系不僅深嵌于國內環境，而且也深嵌于國際環境。第四，強調國際體系的社會維度。第五，在全球與國際層面上或國內層面上，國際體系部分地爲施動者的權力和力量所塑造。
薄弱的國家概念是指國家被剝離了具體的曆史語境，從而被認爲是自主的社會，國家在時間上是同構的，即其特征和行爲從不變化，它們過于關注國家的領土特性，從而模糊了具體的時空和國內、全球社會進程的作用，這一進程構成並持續地重新定義國際和全球領域中的國家和國家行爲。由此可見，厚重的國家概念旨在探索國際和國家/社會複合體互構特征。總之，這兩個概念在理論上有著不同于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諸多特點：本體論上複合因果模式，放棄簡約論；方法論上采用“新整合主義”(neo-intergrationism)，拒絕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和“方法論的國際主義”(methodological internationalism)；采用結構化而不是結構主義和施動者中心主義；承諾某種形式的批判理論，拒絕問題解決理論。這四點是霍布森和霍布登倡導的建構國際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四個特征散見于諸多采用曆史社會學視角的學者的厚重的國際體系和國家理論的分析之中。

二、曆史社會學流派的學理特點和問題

對曆史社會學和國際關系學的彙聚，有學者表示歡迎，“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是推動兩個領域之間更多協作和討論的努力，這是受歡迎和有些遲來的努力”。這一知識譜系下的學術和流派努力所涉及的理論思路，我們需進一步探討。
從特點角度看，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體現了多元視角和多時空觀。馬克思和韋伯是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的主要思想源泉，但不同學者在吸收、借鑒和揚棄兩者的思想和方法上各有不同。韋伯式曆史社會學的核心特點是理解，通過理解的方法既可以用來論述宏觀的社會曆史進程，如邁克爾?曼的社會權力分析，又可以用來建立理論框架，如阿隆的和平與戰爭分析，還可以描述微觀事件。韋伯式曆史社會學分析國際問題時，側重于運用社會學概念，在理解整體社會進程或微觀事件的基礎上，尋找更爲一般模式，並甄別一般模式所不能涵蓋的事實和意義(阿隆、曼和約翰?霍爾等莫不如此)，進而也爲行爲體的行動和選擇提供背景性知識和各種思考路徑。與阿隆、曼和霍爾稍有不同的是，馬丁‧肖主要吸收韋伯對國家理論的闡釋，他接受了經由曼所拓展的分層理論，即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文化(由韋伯強調的階級、身份和政黨中分離出軍事)，並側重強調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的軍事和政治維度。霍布森同樣吸收韋伯的思想和方法，他使用它來分析國家理論，只不過他同時吸收了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由于韋伯式曆史社會學強調理解，因此吸收其思想和方法的學者至少在兩方面顯示了其相對特殊的力量，一方面是對變化的把握，另一方面是對複雜性的把握。辨別國際關系中的變與不變，是學者所思考的核心問題，由于韋伯反對決定論，其理解的方法爲了解人類社會的變遷(包括國際關系的變化)提供了很大的空間。這樣的史觀和認識論預示行爲體面臨複雜的社會事實，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諸領域存在差異和一定的自主性、諸領域之間有非決定論的複雜關聯。不管是國際關系中長時間的社會進程，還是中短期的社會曆史局勢和事件，韋伯式曆史社會學呈現給讀者的是多時間、多空間和多因果的論述，模式湮沒于諸多偶然與不確定性之中，從而只具備“理想類型”的特點。霍布森和霍布登的曆史化的世界社會學的流派努力亦體現了這樣的特點，毋庸置疑，這樣的規劃與設計展示了與沃爾茲爲代表的新現實主義不同的理論觀和曆史觀。
就馬克思傳統而言，其後繼者也強調社會變化，他們對人類社會的曆史變化規律和模式很有信心。在領域分析中，他們多強調經濟領域的決定作用。雖然他們是在考察國際問題，但他們將其納入人類的社會進程中，並側重于考察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之間的互動。馬克思傳統的曆史社會學與主流國際關系中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解釋方法相比，不是問題解決理論，而是具有“解放特征”的批判理論。
在研究議題和思路上，馬克思傳統的曆史社會學也具有多樣化的特點。譬如，在20世紀70年代前後的國家理論討論中，馬克思傳統展現了在研究議題方面的不同側重點和研究思路的爭論。在體系理論中，沃勒斯坦的理論框架和觀點也遇到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的商榷。羅森伯格利用馬克思主義曆史社會學方法批判現實主義的諸多假定，認爲那些假定是經不起社會曆史檢驗的。在馬克思傳統中，最大的挑戰來自于對其經濟決定論的批判，即諸多學者主要針對其經濟決定論，認爲它具有目的論且經不起推敲，而對于其政治經濟學分析、階級分析法和辯證法分析的非議要小很多。因此，考克斯刻意回避經濟決定論，他設計的社會力量—國家類型—世界秩序的分析框架取消了決定論，轉而接受了影響論。
從問題的角度看，霍布森等人的流派努力及其思路存在著缺失。霍布森和霍布登的論述存在著“稻草人策略”。霍布森和霍布登認爲史密斯的分析存在“稻草人策略”，實質上，霍布森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批評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以基歐漢學術努力爲例，霍布森認爲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及其國際制度理論中存在現時中心主義。事實上，基歐漢的學術思想並不是如此簡單。基歐漢和奈自認爲學習了斯坦利?霍夫曼所稱的曆史社會學方法，“我們對世界政治作有別于現實主義的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描述，目的在于鼓勵一種不同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能分清世界政治中各個領域和層次的區別——而不是用一種過于簡單的方法來代替另一種過于簡單的方法。”這說明，基歐漢和奈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曆史社會學方法的特征。基歐漢的《霸權之後》推動了國際制度研究，該書被蘇長和博士批評爲忽略了“改制”在世界政治中的迫切性。但由此得出“現時中心主義”有些偏頗，因爲基歐漢考察的是美國霸權衰落之後的國際制度的重要性，這顯示了時間特性。而且，基歐漢強調融合論，他倡導融合理性主義和反思主義兩種方法來研究國際制度。
國際關系學的曆史社會學諸作品存在著不少含混之處。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曆史社會學在因果分析上尚可以找尋到更多的相似性，則韋伯傳統的曆史社會學顯示了更爲複雜的認識論，加上福柯式曆史社會學方法、英國學派中的曆史社會學特點，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呈現出多元的方法論、認識論和本體論，如何理順和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將是我們將其作爲一個流派來認識時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和困難。譬如，瑞?斯密特、林克奈特、布贊、李特爾、霍布登、霍布森、肖、吉爾斯、史密斯等人之間的學術旨趣各有不同，即算是通過曆史社會學能將他們凝聚在一起，他們之間的思想和理論張力也讓人懷疑其知識共同體的“成色”。
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諸作品也顯示了理論與曆史的張力。在沃爾茲的規劃中，“理論與現實雖然不與實驗下和觀察下的世界脫離，但它與世界只有間接聯系”。莫裏岑也認爲，“沃爾茲似乎是專注于建造巨大的防禦性堡壘，而不是按照波普的思路那樣將其理論暴露在持久的危險之中。”這意味著，在沃爾茲的理論觀中，理論與現實之間關系並不是很密切。與之相反，韋伯式曆史社會學則將理論嵌入現實之中，他們著力探索和甄別社會曆史中某一理論與事實之間的適應性與分離，並從因果關系上重新認識那些被分離的事實。換言之其理論觀努力避免簡約理論，他們著力分析理論與現實之間的一致和張力。與沃爾茲的科學理論類似的是，馬克思傳統的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也強調理論的解釋效力，但後者強調理論從現實中來，且對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即理論、現實和行動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韋伯傳統和馬克思傳統都強調現實的制約性作用和人的行動的意義，但由于馬克思主義強調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曆史規律，因此人的選擇對社會進程的影響要弱得多。福柯的曆史社會學方法具有後現代的特點，他所思考的是語言後面的權力場，是小人物和斷裂的曆史，這是韋伯傳統和馬克思傳統所忽略的。福柯式曆史社會學方法在國際關系中尚未能拓展，這一方法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增長潛力。同樣是曆史社會學視角，韋伯傳統、馬克思傳統和福柯思想對理論和曆史(現實)之間的關系有不同的認知。這一張力既是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的特點，也讓學習者感到難以把握，或不簡明。
基于以上分析，從流派上考察，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充其量是相對松散的流派，其內部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和張力。

三、流派身份的知識社會學考察

流派往往與一種分析範式相關，從內涵上看它是研究視角和問題性的獨特結合。肯尼斯‧湯普森指出，“在歐洲，根據有名的派別——法蘭克福學派、海德堡學派、科隆學派、慕尼黑學派確認研究領域很平常”。湯普森認爲這種確認形式在很多方面與美國高等教育格格不入，但他仍然將美國國際關系分爲芝加哥學派、哈佛學派和耶魯/普林斯頓學派，而且他認爲每一學派關聯著獨特的國際關系研究方法和視角。就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而言，其思路和問題視角是多元的，它最近的流派努力將結構現實主義作爲批判對象，但它的思想進程卻要複雜得多。
流派的知識根基使其在思想和社會實踐等方面贏得不同程度的承認。流派意味著一批研究人員、一組研究計劃、相關的學術期刊、學術交流與爭鳴。換言之，學派是一個知識共同體，它凝聚著相應的學術資源和社會資源，吸引著學術界、政策層或現實社會中相關領域的人們的“眼球”。學派的理論視角還可能被政策層面所接納，即“在每一個政策動議的背後都有某個‘學術文人’的傑作”。 當然，也有一些“流派”由于理論缺陷或形勢變化而被棄置一旁，風流不再或是銷聲匿迹。從這一角度看，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有著悠久的傳統和松散的學術隊伍和相關的團隊意識，但缺乏顯赫的地位。
流派的標簽還會形成消極影響，存在著異化的可能性。梯利指出，在曆史社會學中要警惕學術既得利益集團中空洞的意識形態口號，“曆史社會學的制度化，及學術團體、期刊、課程和職業市場份額這些部分自我標榜的專業化，會帶來一種荒唐的結果：這是由于首先這個領域缺少學術上的統一性，而就其本性來說將永遠缺乏；其次這種制度化恰好妨礙了曆史思想向社會學其他部分的傳播，而後者恰巧是迫切需要前者的”。 霍布森和霍布登也指出，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不乏不同流派的理論家試圖獲得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或霸權。這意味著，學術研究中的主導話語趨向于保護既得的學術利益。對非主流理論而言，它們可能被認爲是“持不同政見者”或說著“流放者的語言”，主流理論往往不屑于與之辯論，漠視、孤立甚至“隔離”它們。從這一意義上看，非主流理論往往沒有“平等”與“合法”的身份。如何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取得平等、“合法”身份？溫特采用的學術策略是，從原有立場上後退，接受主流理論的某些假定。對于溫特的學術基礎的轉變，有人形容爲“沃爾茲式的亞曆山大”。就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而言，部分學者接受其相對邊緣的境況，部分學者努力與主流學派溝通，試圖取得新的話語權，或爲主流所認同與接受，還有一些學者恰恰想打破主流理論對非主流理論不理不睬的學術“霸權”。
曆史化的世界社會學就是在這一不同學術旨趣和策略的情況下生成的。不管是接受霍布森等人的學派努力，還是如本文一樣將整個學術思潮歸納爲“國際關系的曆史社會學”，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它們取得“合法”的、被認同身份，它們是否固步自封、偏安一隅，玩起新的知識遊戲。從知識的角度出發進行歸類的目的是深化認識或簡化認識，如果過多地將其賦予學術制度內涵、或形成封閉的知識共同體，其結果可能是將整體性的關聯緊密的知識切割成爲不同的自說自話的文字或學術遊戲，從而不利于本學科內的研究與爭鳴，也不利于跨學科跨領域的爭論與交叉。
http://www.sinoir.com/Article/theory/200611/1933.html

可見讀得很仔細 ... 好樣的 。

東海大學才對 ... 一時給他忘了 .. :)

東華大學張華葆教授也寫了一本歷史社會學，那是
許久前第一次接觸社會學方面的材料，但至今，仍
在研讀歷史上的思想家、哲學家，及其理論，非常
有興趣。

您的新聞台題材都挺深的，滿特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