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06 06:10:38阿楨
《當代史學主要趨勢》
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主要內容如下：
當今世界曆史學的發展有哪些主要趨勢？這些趨勢的前景如何？如何評價這些趨勢？讀一讀英國前曆史學會主席、著名曆史學家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主要趨勢》曆史學卷——《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會使人大開眼界，並找到比較令人滿意的回答。
對于巴勒克拉夫，中國的曆史研究工作者也許並不陌生，他撰寫的《國際事務概覽》是研究國際關系的人們不可不讀的參考書。巴勒克拉夫博學多識，除國際關系史外，在西方上古史、中古史和近現代史方面也有極深的造詣。他曾先後執教于英國聖約翰學院、劍橋大學、利物浦大學、倫敦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等著名高等學府。他一生著作頗豐，舉其要者有《公證員與羅馬天主教廷》、《羅馬天主教廷聖職委任制》、《中世紀的德意志》、《近代德國探源》、《中世紀的歐洲》、《處于變動世界中的曆史學》、《當代史導論》、《曆史與百姓》和《中世紀的東歐和西歐》。他還是《泰晤士世界曆史地圖冊》的主編。他的這本《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以在《國際事務概覽》中所使用的同樣的宏觀分析比較方法，爲我們精采地描繪了當代史學發展的全貌，顯示了他馭駕豐富龐雜的資料的能力和透辟的分析力。
一
正如《趨勢》一書的題目所示，它不是籠統地介紹當代史學發展的所有問題，而是從紛繁迷亂的史學發展變化中找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影響較大並已形成趨勢的史學現象和流派加以論述和評價。巴勒克拉夫認爲，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是曆史主義的衰落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日益擴大；對新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探求；曆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彙流和曆史研究領域在時空方面的擴展。
曆史主義曾在反對實證主義史學中起過重要作用。它把實證主義史學斥之爲剪刀加漿糊的曆史學，攻擊這種曆史學誇大的自然主義和唯科學主義傾向，揭露其粗糙的經驗主義方法論的不足。曆史主義的根本觀點是嚴格地將自然科學與他們認爲屬于心靈科學或精神科學的曆史學相區別。
曆史主義的代表人物科林伍德就說過：“一切科學都基于事實。自然科學是基于由觀察與實驗所肯定的自然事實；心靈科學則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兩者的不同就在于“對科學來說，自然永遠僅僅是現象，”“但曆史事件卻並非僅僅是現象、僅僅是觀察的對象，而是要求史學必須看透它並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來。”這種認識的根本原則是：曆史就是思想史。
克羅齊則斷言：“過去之對于我們，僅僅在于它作爲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主觀觀念而存在。我們只能以我們今天的心靈去思想過去；在這種意義上，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曆史主義認爲，自然科學所關心的是不變性和永恒的反複，是爲了發現一般原則，而曆史學所關心的卻是獨特的精神的變化領域。曆史主義這種割裂自然科學與曆史學的聯系，將精神與客觀實在對立起來，勢必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
巴勒克拉夫將這類後果歸納爲五個方面：曆史主義由于否認系統研究方法可以應用于曆史學，特別強調直覺的作用，就爲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打開了大門；曆史主義用特殊性和個別性鼓勵了片面的觀點，而不去概括或試圖發現存在于過去中的共同因素；曆史主義意味著陷入更繁瑣細節，因爲若非如此，曆史學家無法抓住各種個別形態和狀態；曆史主義把曆史學引向了“爲研究過去”而研究過去，使“認識和理解人類過去的經曆”變爲曆史學家的唯一目的；曆史主義贊同曆史學的要素是敘述事件並把事件聯系起來，結果必然糾纏于因果關系。
由于曆史主義本身的弊病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德國曆史主義所由産生的制度，這種新唯心主義的曆史觀在一九五四年隨邁納克的逝世而一蹶不振，讓位于其他曆史觀和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就是取代曆史主義的最重要的思想體系。
馬克思主義雖産生于上世紀中葉，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並沒有對曆史學家的思想發生真正的影響。巴勒克拉夫認爲，一九二九——一九三○年的世界性大蕭條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危機證實了馬克思的曆史判斷的正確性，從而結束了無視或蔑視地排斥馬克思主義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所以影響日益擴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以唯物史觀爲基礎。馬克思主義對曆史學家的影響在以下諸方面得到表現：它既反映又促進了曆史研究方向的轉變，從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轉向對社會和經濟的複雜而長期的過程的研究；它使曆史學家認識到需要研究人們生活的物質條件，並在這個背景下研究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曆史；它促進了對人民群衆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們在社會和政治動蕩時期的作用；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結構觀念以及他對階級鬥爭的研究不僅對曆史研究産生了影響，而且特別引起了對研究西方早期資産階級社會中階級形成過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對研究其他社會制度中出現類似過程的注意；它重新喚起了對曆史研究的理論前提的興趣以及對整個曆史學理論的興趣。
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僅在中國，在東歐和蘇聯確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在日本、西歐、印度等國家産生了巨大影響。巴勒克拉夫指出：到一九五五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曆史學家會懷疑馬克思主義曆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作者將馬克思主義曆史哲學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曆史哲學所作的比較是耐人尋味的。他一方面指出托因比歸納出的一系列世界文明的作法解決了許多問題，但同時又産生了同樣多的問題，甚至說托因比的《曆史研究》的影響已經基本消逝，“在二、三十年以後只不過是一件古玩”，它缺乏概念的明確性，失去了啓迪的價值，從曆史哲學這個詞的精確意義上說，它對曆史哲學沒有增添任何新內容。另一方面，作者則充分肯定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和作用，認爲它是今天仍保留著生命力和內在潛力的唯一的“曆史哲學”。當代的著名史學家，甚至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也不能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曆史哲學對他們的巨大影響。
二
向曆史主義提出挑戰的另一個頗有影響的曆史流派是年鑒學派，它代表著對新曆史理論和新方法的探索。巴勒克拉夫對年鑒學派倍加贊賞，對之作了濃墨重彩的描述。一九二九年由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創辦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鑒》是年鑒學派之濫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該學派就在法國國內外産生了重大影響，大戰使其發展中斷，直至一九五五年才贏得勝利，在歐洲取代德國曆史主義學派的地位。年鑒學派的第二、第三代代表人物分別是布羅代爾和拉杜裏。年鑒學派堅持要求擴展曆史學的研究領域，擴大曆史學家的視野，其根本目標是要創立一種“全面的曆史”，以取代“事件構成的曆史”，因此它關心的是處于時代中的人類的全部活動，是“屬于人類，取決于人類，服務于人類的一切；是表達人類，說明人類的存在、活動、愛好和方式的一切。”
年鑒學派堅持曆史學必須從文學檔案及其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其方法是利用人類的一切創造物——語言、符號，農村的證據，土地制度，項圈、手鐲以及其他可利用的史料，廣泛吸收其他學科，如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等的發現和方法，“通過今天生活在人類現實中的人們，並且爲了他們而重現過去人類的社會和狀態。”
布羅代爾曾用一通俗的比喻闡述了他的曆史觀。他把曆史分成幾個在不同層次以迥然不同的速度同時並進的幾個進程。他把這些進程與一幢三層大廈相比，把人類的土地、海洋和人口環境長時期內的緩慢變化置于最底層，中間一層則是人類在中期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遷，這些變遷是在一兩個世紀而不是幾千年內發生的，最高層則是一切短期內發生的波動沈浮和傳統意義上的“事件”。他把這三種變化所需的時間分別稱爲“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或稱爲“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別時間”。地理環境是廣闊的舞臺，而作爲政治事件中的個人不過是來去匆匆的角色。當這個演員退場之後，舞臺依然存在。當光輝燦爛和令人神往的——而同樣短暫的——明天和後天來臨時，這個舞臺又將爲別的演員所占據。
令人遺憾的是，巴勒克拉夫對年鑒學派的不足未作任何分析。實際上年鑒學派的曆史觀是一種偏重地理環境的多元曆史觀，它過分貶低政治、軍事力量和“事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沖擊。
年鑒學派的最大的特點和貢獻就是擴大了曆史學家的視野和對社會科學各種方法的借鑒。該學派吸收了保羅‧維達爾‧德拉布拉什在人文地理學方面，呂西安‧萊維－布律爾在關于“原始心態”方面和杜爾克姆在社會學方面的成果。學派本身就包括地理學家阿爾貝‧德芒戎、社會學家莫裏斯‧阿爾布瓦赫和政治學家安德烈‧西格弗裏德。我們可以斷言，沒有曆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彙流，也就不可能有年鑒學派和其他代表史學趨勢的其他史學流派。所以，巴勒克拉夫對社會科學給曆史學的影響作詳盡論述，予以特別強調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社會科學與曆史學的彙流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因爲兩者有著共同的目標，兩者至少在原則上都自稱要以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都産生于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土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其後德國曆史主義的破産爲兩者的結合開辟了新途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提高了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而且也提高了人們認識社會和人類本身的能力，並爲兩者的結合提供了技術上的條件。社會科學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以及世界上一系列新問題的出現使曆史學在史學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了重大差距，使史學家要轉向社會科學尋求研究方法。如果說一九○○至一九五○年間曆史學向社會科學所尋求的主要是新的認識能力，其重點對象是社會學，人種學和心理學，那麽1950年後這種借鑒則從尋求社會科學的一般概念轉爲方法論問題，一是更加廣泛應用社會科學思維的範疇，二是運用新的計量方法。
美國的新經濟史是社會科學影響曆史學的一個典型。新經濟史發樣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康拉德和邁耶的著作以及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戴維斯休斯與麥克杜格爾的著作。它的主要特征是強調理論，更加系統地使用統計分析方法，因爲經濟史中的問題只有在定量的範圍內才能得出學術上令人滿意的答案。它力圖用可靠的假設—演繹模式去檢驗對過去經濟發展的全部解釋，如美國內戰前奴隸制對美國是否有利？鐵路對美國經濟的發展是否起了重要作用？這些問題的解答必然要影響到對美國曆史進程的任何一種解釋和評價。
但正如《趨勢》作者所批評的，新經濟史的這種“假設—演繹模式”在運用時所得到的“收效並不象許多鼓吹者以爲的那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種先驗的模式往往得出荒謬的結果，例如認爲美國的內戰是人爲的，奴隸制是高效率、高利潤的資本主義企業，明目張膽地爲美國奴隸制辯解。
心態史學和人口史學也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的影響。曆史學家們研究的側重點從個人心理轉移到了社會心理，不再把人的心理看作解釋人類行爲的始終一貫的、不變的、永恒的、固定的基礎，而是看作社會環境中的一個側面，必須同這個曆史背景下的其他所有側面一樣予以解釋。巴勒克拉夫總結說：社會科學對曆史學的影響是使曆史研究中心從特殊轉向一般，從敘述轉向分析。傳統的曆史學以定性爲主，而現在由于進行量化分析，使曆史學更趨精確，帶有更大的科學性。但計量史學等新史學也面臨兩大危險：爲追求技術而研究技術，濫用社會科學的概念和術語取代系統分析。
當今世界曆史學的發展有哪些主要趨勢？這些趨勢的前景如何？如何評價這些趨勢？讀一讀英國前曆史學會主席、著名曆史學家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主要趨勢》曆史學卷——《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會使人大開眼界，並找到比較令人滿意的回答。
對于巴勒克拉夫，中國的曆史研究工作者也許並不陌生，他撰寫的《國際事務概覽》是研究國際關系的人們不可不讀的參考書。巴勒克拉夫博學多識，除國際關系史外，在西方上古史、中古史和近現代史方面也有極深的造詣。他曾先後執教于英國聖約翰學院、劍橋大學、利物浦大學、倫敦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等著名高等學府。他一生著作頗豐，舉其要者有《公證員與羅馬天主教廷》、《羅馬天主教廷聖職委任制》、《中世紀的德意志》、《近代德國探源》、《中世紀的歐洲》、《處于變動世界中的曆史學》、《當代史導論》、《曆史與百姓》和《中世紀的東歐和西歐》。他還是《泰晤士世界曆史地圖冊》的主編。他的這本《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以在《國際事務概覽》中所使用的同樣的宏觀分析比較方法，爲我們精采地描繪了當代史學發展的全貌，顯示了他馭駕豐富龐雜的資料的能力和透辟的分析力。
一
正如《趨勢》一書的題目所示，它不是籠統地介紹當代史學發展的所有問題，而是從紛繁迷亂的史學發展變化中找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影響較大並已形成趨勢的史學現象和流派加以論述和評價。巴勒克拉夫認爲，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是曆史主義的衰落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日益擴大；對新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探求；曆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彙流和曆史研究領域在時空方面的擴展。
曆史主義曾在反對實證主義史學中起過重要作用。它把實證主義史學斥之爲剪刀加漿糊的曆史學，攻擊這種曆史學誇大的自然主義和唯科學主義傾向，揭露其粗糙的經驗主義方法論的不足。曆史主義的根本觀點是嚴格地將自然科學與他們認爲屬于心靈科學或精神科學的曆史學相區別。
曆史主義的代表人物科林伍德就說過：“一切科學都基于事實。自然科學是基于由觀察與實驗所肯定的自然事實；心靈科學則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兩者的不同就在于“對科學來說，自然永遠僅僅是現象，”“但曆史事件卻並非僅僅是現象、僅僅是觀察的對象，而是要求史學必須看透它並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來。”這種認識的根本原則是：曆史就是思想史。
克羅齊則斷言：“過去之對于我們，僅僅在于它作爲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主觀觀念而存在。我們只能以我們今天的心靈去思想過去；在這種意義上，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曆史主義認爲，自然科學所關心的是不變性和永恒的反複，是爲了發現一般原則，而曆史學所關心的卻是獨特的精神的變化領域。曆史主義這種割裂自然科學與曆史學的聯系，將精神與客觀實在對立起來，勢必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
巴勒克拉夫將這類後果歸納爲五個方面：曆史主義由于否認系統研究方法可以應用于曆史學，特別強調直覺的作用，就爲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打開了大門；曆史主義用特殊性和個別性鼓勵了片面的觀點，而不去概括或試圖發現存在于過去中的共同因素；曆史主義意味著陷入更繁瑣細節，因爲若非如此，曆史學家無法抓住各種個別形態和狀態；曆史主義把曆史學引向了“爲研究過去”而研究過去，使“認識和理解人類過去的經曆”變爲曆史學家的唯一目的；曆史主義贊同曆史學的要素是敘述事件並把事件聯系起來，結果必然糾纏于因果關系。
由于曆史主義本身的弊病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德國曆史主義所由産生的制度，這種新唯心主義的曆史觀在一九五四年隨邁納克的逝世而一蹶不振，讓位于其他曆史觀和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就是取代曆史主義的最重要的思想體系。
馬克思主義雖産生于上世紀中葉，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並沒有對曆史學家的思想發生真正的影響。巴勒克拉夫認爲，一九二九——一九三○年的世界性大蕭條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危機證實了馬克思的曆史判斷的正確性，從而結束了無視或蔑視地排斥馬克思主義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所以影響日益擴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以唯物史觀爲基礎。馬克思主義對曆史學家的影響在以下諸方面得到表現：它既反映又促進了曆史研究方向的轉變，從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轉向對社會和經濟的複雜而長期的過程的研究；它使曆史學家認識到需要研究人們生活的物質條件，並在這個背景下研究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曆史；它促進了對人民群衆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們在社會和政治動蕩時期的作用；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結構觀念以及他對階級鬥爭的研究不僅對曆史研究産生了影響，而且特別引起了對研究西方早期資産階級社會中階級形成過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對研究其他社會制度中出現類似過程的注意；它重新喚起了對曆史研究的理論前提的興趣以及對整個曆史學理論的興趣。
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僅在中國，在東歐和蘇聯確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在日本、西歐、印度等國家産生了巨大影響。巴勒克拉夫指出：到一九五五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曆史學家會懷疑馬克思主義曆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作者將馬克思主義曆史哲學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曆史哲學所作的比較是耐人尋味的。他一方面指出托因比歸納出的一系列世界文明的作法解決了許多問題，但同時又産生了同樣多的問題，甚至說托因比的《曆史研究》的影響已經基本消逝，“在二、三十年以後只不過是一件古玩”，它缺乏概念的明確性，失去了啓迪的價值，從曆史哲學這個詞的精確意義上說，它對曆史哲學沒有增添任何新內容。另一方面，作者則充分肯定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和作用，認爲它是今天仍保留著生命力和內在潛力的唯一的“曆史哲學”。當代的著名史學家，甚至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也不能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曆史哲學對他們的巨大影響。
二
向曆史主義提出挑戰的另一個頗有影響的曆史流派是年鑒學派，它代表著對新曆史理論和新方法的探索。巴勒克拉夫對年鑒學派倍加贊賞，對之作了濃墨重彩的描述。一九二九年由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創辦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鑒》是年鑒學派之濫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該學派就在法國國內外産生了重大影響，大戰使其發展中斷，直至一九五五年才贏得勝利，在歐洲取代德國曆史主義學派的地位。年鑒學派的第二、第三代代表人物分別是布羅代爾和拉杜裏。年鑒學派堅持要求擴展曆史學的研究領域，擴大曆史學家的視野，其根本目標是要創立一種“全面的曆史”，以取代“事件構成的曆史”，因此它關心的是處于時代中的人類的全部活動，是“屬于人類，取決于人類，服務于人類的一切；是表達人類，說明人類的存在、活動、愛好和方式的一切。”
年鑒學派堅持曆史學必須從文學檔案及其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其方法是利用人類的一切創造物——語言、符號，農村的證據，土地制度，項圈、手鐲以及其他可利用的史料，廣泛吸收其他學科，如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等的發現和方法，“通過今天生活在人類現實中的人們，並且爲了他們而重現過去人類的社會和狀態。”
布羅代爾曾用一通俗的比喻闡述了他的曆史觀。他把曆史分成幾個在不同層次以迥然不同的速度同時並進的幾個進程。他把這些進程與一幢三層大廈相比，把人類的土地、海洋和人口環境長時期內的緩慢變化置于最底層，中間一層則是人類在中期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遷，這些變遷是在一兩個世紀而不是幾千年內發生的，最高層則是一切短期內發生的波動沈浮和傳統意義上的“事件”。他把這三種變化所需的時間分別稱爲“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或稱爲“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別時間”。地理環境是廣闊的舞臺，而作爲政治事件中的個人不過是來去匆匆的角色。當這個演員退場之後，舞臺依然存在。當光輝燦爛和令人神往的——而同樣短暫的——明天和後天來臨時，這個舞臺又將爲別的演員所占據。
令人遺憾的是，巴勒克拉夫對年鑒學派的不足未作任何分析。實際上年鑒學派的曆史觀是一種偏重地理環境的多元曆史觀，它過分貶低政治、軍事力量和“事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沖擊。
年鑒學派的最大的特點和貢獻就是擴大了曆史學家的視野和對社會科學各種方法的借鑒。該學派吸收了保羅‧維達爾‧德拉布拉什在人文地理學方面，呂西安‧萊維－布律爾在關于“原始心態”方面和杜爾克姆在社會學方面的成果。學派本身就包括地理學家阿爾貝‧德芒戎、社會學家莫裏斯‧阿爾布瓦赫和政治學家安德烈‧西格弗裏德。我們可以斷言，沒有曆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彙流，也就不可能有年鑒學派和其他代表史學趨勢的其他史學流派。所以，巴勒克拉夫對社會科學給曆史學的影響作詳盡論述，予以特別強調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社會科學與曆史學的彙流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因爲兩者有著共同的目標，兩者至少在原則上都自稱要以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都産生于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土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其後德國曆史主義的破産爲兩者的結合開辟了新途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提高了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而且也提高了人們認識社會和人類本身的能力，並爲兩者的結合提供了技術上的條件。社會科學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以及世界上一系列新問題的出現使曆史學在史學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了重大差距，使史學家要轉向社會科學尋求研究方法。如果說一九○○至一九五○年間曆史學向社會科學所尋求的主要是新的認識能力，其重點對象是社會學，人種學和心理學，那麽1950年後這種借鑒則從尋求社會科學的一般概念轉爲方法論問題，一是更加廣泛應用社會科學思維的範疇，二是運用新的計量方法。
美國的新經濟史是社會科學影響曆史學的一個典型。新經濟史發樣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康拉德和邁耶的著作以及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戴維斯休斯與麥克杜格爾的著作。它的主要特征是強調理論，更加系統地使用統計分析方法，因爲經濟史中的問題只有在定量的範圍內才能得出學術上令人滿意的答案。它力圖用可靠的假設—演繹模式去檢驗對過去經濟發展的全部解釋，如美國內戰前奴隸制對美國是否有利？鐵路對美國經濟的發展是否起了重要作用？這些問題的解答必然要影響到對美國曆史進程的任何一種解釋和評價。
但正如《趨勢》作者所批評的，新經濟史的這種“假設—演繹模式”在運用時所得到的“收效並不象許多鼓吹者以爲的那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種先驗的模式往往得出荒謬的結果，例如認爲美國的內戰是人爲的，奴隸制是高效率、高利潤的資本主義企業，明目張膽地爲美國奴隸制辯解。
心態史學和人口史學也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的影響。曆史學家們研究的側重點從個人心理轉移到了社會心理，不再把人的心理看作解釋人類行爲的始終一貫的、不變的、永恒的、固定的基礎，而是看作社會環境中的一個側面，必須同這個曆史背景下的其他所有側面一樣予以解釋。巴勒克拉夫總結說：社會科學對曆史學的影響是使曆史研究中心從特殊轉向一般，從敘述轉向分析。傳統的曆史學以定性爲主，而現在由于進行量化分析，使曆史學更趨精確，帶有更大的科學性。但計量史學等新史學也面臨兩大危險：爲追求技術而研究技術，濫用社會科學的概念和術語取代系統分析。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重大變遷是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歐洲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大爲削弱，加之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世界不再象過去一樣分散割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聯系比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強，這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得以建立自己的史學的條件。西方絕大部分史學著作充斥著西方文明及其播化的陳腐說教，巴勒克拉夫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抛棄了“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不僅論述歐美的曆史研究，用大量篇幅介紹蘇聯、東歐的曆史研究發展和現狀，而且對第三世界的史學也不吝筆墨，作了客觀介紹。它肯定了中國、印度和伊斯蘭文明完全同西方文明一樣都是構成當代曆史背景的組成部分。
以往，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曆史學的目標是一種准巫術，與古代的崇拜和宗教關系密切，目的在于撫慰神靈，因爲他們一舉手、一投足都決定了人類的命運。後來曆史學又成了國王行動的記錄，歌頌國王的至高無上和豐功偉績，是官僚們寫給官僚們看的曆史。它不是如實記載過去發生的事，而是爲王朝統治者利益，保持現存社會秩序穩定，盡可能抹煞和掩蓋分裂、分歧和沖突等等。
但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史學有其自身的特點。巴勒克拉夫用比較方法分析了三大洲史學的異同。與其他大陸相比，非洲史學文字史料比較匱乏，但口述史料相當豐富，後者占相當重要地位。非洲曆史學家面臨的嚴峻任務是重新發現和重新創立他們早期的曆史，並糾正歐洲人對非洲曆史的偏見。
拉美史學則從一開始就紮根于歐洲，以歐洲史學爲自己的楷模。最初，它追隨十九世紀歐洲的實證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竭力仿效德國曆史主義；最後，在本世紀五十年代末，又開始學習法國年鑒學派。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比森斯、比韋斯等的西班牙和美洲經濟——社會史問世，標志拉美史學抛棄了德國曆史主義，拉美史學現代化階段的序幕拉開。拉美史學傳統上是從民族主義觀點進行研究，但因爲拉美一個半世紀前就獲得獨立，因此拉美與帝國主義關系問題不象亞非史學中一樣成爲壓倒一切的問題。拉美史學與亞非史學的共同點更多是在“對殖民主義”的共同經驗、人口激增、內部的革命形勢、軍人政權以及經濟發展等問題。
亞洲史學也有自己鮮明的特征，具體地說就是：馬克思主義對史學的影響甚巨；曆史學和考古學的關系密切；研究重點從民族的政治史轉移到社會和文化史；民族主義色彩強烈。
亞非拉史學的新發展在空間上爲曆史學家開闊了視野，而考古學則是從時間上開闊了曆史學家的視野，尤其是對亞非拉史學來說更是如此。因爲考古學把無文字曆史的民族帶進了曆史研究範圍，而對“有文字曆史”的民族來說，它也揭示了文字所忽視的社會和經濟方面情況。以往曆史經典強調政治事件和偉人的作用，而考古學證據卻揭示人們如何生活、生産和交換，從而使整個人類曆史得以全面展現。無怪乎一位曆史學家要說：“史前考古學造成一場人類對自己過去的認識革命，這場革命規模之大，可與現代物理學和天文學所取得的革命相比擬”，使曆史學家的視野向前展延了幾十倍。
四
當代世界，曆史資料信息量急劇增加，電子技術的廣泛運用，曆史研究隊伍的日益擴大，政府對曆史研究的影響大大加強，集體研究項目增多。然而這些新情況並不意味著曆史學家應抹殺自己的創造性，而是相反，應當特別強調曆史學家個人的創造性，因爲很顯然，起主導作用的仍是曆史學家。電子計算機雖然可以較精確地回答交給它的特定問題，但不可能進行本質上是創造性的工作，即評價和判斷用機器處理過的數據資料。天才的思想畢竟得由天才的個人提出，曆史學當然也需由天才的曆史學家個人提供思想的火花。
總而言之，巴勒克拉夫熱情支持和擁護史學發展的新趨勢，但並不乏冷靜的分析態度。作者對于新趨勢的前景所作的預測反映出他冷靜的科學態度。他指出，目前，抵制曆史研究變革的力量同推動變革的力量相比較，至少是一樣強大，甚至可能更強大一些。據記載近來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曆史著作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沿襲傳統。新趨勢是否能取得必然勝利，尚沒有得到保證。大部分曆史學家只不過是把這些新趨勢看作對傳統曆史學的有益的技術補充，將它同傳統史學結合，他們並不認爲這些新趨勢將會取代已經被駁倒的曆史哲學和過時的方法論。曆史學肩荷過去的重負，既面臨廣闊前景，又面臨危險。但與巴克爾、孔德和斯賓塞時代相比，把曆史學提高到一門科學的可能性大多了，所使用的技術也先進多了，對科學曆史學的理解更爲成熟，這就是曆史學新趨勢的希望。
http://www.lesun.org/xueke/html/2004-10/18406.htm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重大變遷是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歐洲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大爲削弱，加之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世界不再象過去一樣分散割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聯系比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強，這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得以建立自己的史學的條件。西方絕大部分史學著作充斥著西方文明及其播化的陳腐說教，巴勒克拉夫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抛棄了“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不僅論述歐美的曆史研究，用大量篇幅介紹蘇聯、東歐的曆史研究發展和現狀，而且對第三世界的史學也不吝筆墨，作了客觀介紹。它肯定了中國、印度和伊斯蘭文明完全同西方文明一樣都是構成當代曆史背景的組成部分。
以往，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曆史學的目標是一種准巫術，與古代的崇拜和宗教關系密切，目的在于撫慰神靈，因爲他們一舉手、一投足都決定了人類的命運。後來曆史學又成了國王行動的記錄，歌頌國王的至高無上和豐功偉績，是官僚們寫給官僚們看的曆史。它不是如實記載過去發生的事，而是爲王朝統治者利益，保持現存社會秩序穩定，盡可能抹煞和掩蓋分裂、分歧和沖突等等。
但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史學有其自身的特點。巴勒克拉夫用比較方法分析了三大洲史學的異同。與其他大陸相比，非洲史學文字史料比較匱乏，但口述史料相當豐富，後者占相當重要地位。非洲曆史學家面臨的嚴峻任務是重新發現和重新創立他們早期的曆史，並糾正歐洲人對非洲曆史的偏見。
拉美史學則從一開始就紮根于歐洲，以歐洲史學爲自己的楷模。最初，它追隨十九世紀歐洲的實證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竭力仿效德國曆史主義；最後，在本世紀五十年代末，又開始學習法國年鑒學派。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比森斯、比韋斯等的西班牙和美洲經濟——社會史問世，標志拉美史學抛棄了德國曆史主義，拉美史學現代化階段的序幕拉開。拉美史學傳統上是從民族主義觀點進行研究，但因爲拉美一個半世紀前就獲得獨立，因此拉美與帝國主義關系問題不象亞非史學中一樣成爲壓倒一切的問題。拉美史學與亞非史學的共同點更多是在“對殖民主義”的共同經驗、人口激增、內部的革命形勢、軍人政權以及經濟發展等問題。
亞洲史學也有自己鮮明的特征，具體地說就是：馬克思主義對史學的影響甚巨；曆史學和考古學的關系密切；研究重點從民族的政治史轉移到社會和文化史；民族主義色彩強烈。
亞非拉史學的新發展在空間上爲曆史學家開闊了視野，而考古學則是從時間上開闊了曆史學家的視野，尤其是對亞非拉史學來說更是如此。因爲考古學把無文字曆史的民族帶進了曆史研究範圍，而對“有文字曆史”的民族來說，它也揭示了文字所忽視的社會和經濟方面情況。以往曆史經典強調政治事件和偉人的作用，而考古學證據卻揭示人們如何生活、生産和交換，從而使整個人類曆史得以全面展現。無怪乎一位曆史學家要說：“史前考古學造成一場人類對自己過去的認識革命，這場革命規模之大，可與現代物理學和天文學所取得的革命相比擬”，使曆史學家的視野向前展延了幾十倍。
四
當代世界，曆史資料信息量急劇增加，電子技術的廣泛運用，曆史研究隊伍的日益擴大，政府對曆史研究的影響大大加強，集體研究項目增多。然而這些新情況並不意味著曆史學家應抹殺自己的創造性，而是相反，應當特別強調曆史學家個人的創造性，因爲很顯然，起主導作用的仍是曆史學家。電子計算機雖然可以較精確地回答交給它的特定問題，但不可能進行本質上是創造性的工作，即評價和判斷用機器處理過的數據資料。天才的思想畢竟得由天才的個人提出，曆史學當然也需由天才的曆史學家個人提供思想的火花。
總而言之，巴勒克拉夫熱情支持和擁護史學發展的新趨勢，但並不乏冷靜的分析態度。作者對于新趨勢的前景所作的預測反映出他冷靜的科學態度。他指出，目前，抵制曆史研究變革的力量同推動變革的力量相比較，至少是一樣強大，甚至可能更強大一些。據記載近來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曆史著作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沿襲傳統。新趨勢是否能取得必然勝利，尚沒有得到保證。大部分曆史學家只不過是把這些新趨勢看作對傳統曆史學的有益的技術補充，將它同傳統史學結合，他們並不認爲這些新趨勢將會取代已經被駁倒的曆史哲學和過時的方法論。曆史學肩荷過去的重負，既面臨廣闊前景，又面臨危險。但與巴克爾、孔德和斯賓塞時代相比，把曆史學提高到一門科學的可能性大多了，所使用的技術也先進多了，對科學曆史學的理解更爲成熟，這就是曆史學新趨勢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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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新文化運動敘述一民國教科書中的新文化運動敘述二整理國故與新文化運動三整理國故與“反傳統”：國民黨對新文化運動的批判四教科書中對五四運動及其與新文化運動關係的敘述五國共兩黨對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闡釋
第十三章帝國主義話語與中國近代史書寫一帝國主義話語與歷史教科書編寫二帝國主義話語與歷史書寫：以鴉片戰爭為例三帝國主義侵略及其影響四軍閥：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五國民革命與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帝反封建與合法性建構六光榮與苦難：民族史敘述與民族國家認同
第十四章教科書案（上）：《現代初中本國史》案一《現代初中本國史》之編寫二《現代初中本國史》中的“三皇五帝”敘述三黃帝始祖地位與“共信”之國本四傳疑與象徵：其他教科書黃帝敘述之參照五國民黨的思想控制
第十五章教科書案（下）：《白話本國史》案一《白話本國史》之編寫二《白話本國史》中關於岳飛的敘述三《白話本國史》案四 民族英雄敘述的尺度：南京國民政府對歷史人物的揚抑
結語一教科書知識的性質：國家意志與個人觀點二歷史教科書的功能：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三歷史教育的本義：個人與國家四歷史知識：建構與反建構附錄清末民國時期中小學的歷史課程設置
第四章 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者一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者概況二編者之構成：地緣與學緣三編者的職業與專業：編輯與史家四編者與政府之分合
第五章 書局的權勢網絡與知識生產一高集中度與高關聯性：以商務印書館為中心的出版業二書局與課程標準的製訂三上層路線：書局與教育部之關係四佔領市場之一：民初中國歷史教科書廣告戰五佔領市場之二：書局間的競爭與合作
第六章 歷史知識與社會意識：以孔子敘述為中心一清末教科書中的孔子敘述二民初教科書中的孔子敘述三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教科書中的孔子敘述四教科書敘述與國家、思想界之關聯五教科書敘述：孔子儒學在近代中國的難局
下編
第七章 古代與近代的表述：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一歷史分期與中國歷史書寫二“近古”與中國古代史：發展或停滯三中國近代史：“舊史結穴時代”或“西力東漸時代”四中國現代史：史家與時代五“共和”、“中華民族”與“世界化”：中國近代之展開六中國歷史公式：普遍歷史中的中國史
第八章 考古發現與民族認同一考古學與中國歷史教科書編寫二史前史的出現與中國歷史的拉長三商代的信史開端與中國歷史期的縮短四考古發現與古史傳說：社會進化階段的象徵五考古學與民族認同：古史辨運動之參照
第九章 危機與認同：中國民族起源說一 中國人種起源作為問題的出現與“西來說”二1930年代前教科書中的“中國人種西來說”三1930年代後教科書中的“中國人種土著說”四 考古發現與“中國人種土著說”的興起五“暫行斷定”“土著說”：考古發現與民族情感
第十章 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中國民族敘述一清末引譯教科書中的民族敘述二清末自編教科書中的民族敘述三民初的中華民族“一源說”四民族同化：部分民族之漢化五民族融合：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
第十一章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民國教科書中的清史敘述一教科書中的清初內政措施敘述與清史二民初教科書中的清初內政敘述三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教科書中的清初內政敘述四共和政體與民初教科書中的共和立場五黨國體制：政治認同與漢族立場六民國社會中漢族意識的參照七政治認同下的雙重民族敘述
歷史哲學 2021.12.25 劉紹楨
歷史的教訓是：人不會記取歷史教訓，因人的積極理性會合理化自己不會重蹈歷史覆轍，故非經親歷，個人或國族不易記取消極理性所得知的歷史教訓。
歷史的意義是：歷史沒有意義(及價值)，因應然的史觀才會積極地找啥是歷史意義，但如同廉能勤儉是各種政經體制之普世價值(如真有普世價值的話)，消極理性的實然史實，也是各種史學應追求之價值意義。
歷史是時間的排泄物，其屎有二：史觀之屎，貌似美玉，黑臭其中；史實之屎，貌似醜石，道在其中。
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政軍勝利者書寫的政統史觀，冷眼旁觀便能一目了然其謬，但一屎障目的典範勝利者之史觀，會合理化自己的道統才是正統，故不易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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