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16 05:50:29阿楨

《法國人民抗爭史》


讀提利厚近八百頁的《法國人民抗爭史》(麥田,1999),怎不覺有啥盧建榮在<導讀>所言的「歷史學家應覺汗顏」或「期待台灣版的人民苦難史」,只覺讀地頭昏腦漲?

這個嘛!如果你熟悉歷史社會學和法國四百年的人民抗爭史,不只能讀出類似前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法國大革命並沒推翻而是加強了中央集權之舊制度(《法國人民抗爭史》p.515),還能感受到提利試圖以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方式(或遊記式)重臨現場的寫作方式(p.79)。

曆史社會學

曆史社會學是一門新興的社會學分支,其主張者強調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必須考量曆史因素,社會現象本質上就是曆史過程中社會互動的結果。從學術典範變遷的角度來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這門分支在美國社會學界的興起是對當時占主流地位的結構功能論與抽象的量化研究法的一種反省與批判,爲解決帕深思主導的現代化理論對曆史不夠重視的困境,社會學家如賽雅達?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主張返回到更重視曆史的歐陸古典傳統,但以韋伯跟馬克思的思想遺緒爲主,比較下塗爾幹的傳統被忽視。從跨學科交流産生的影響來看,當時在曆史學界中新社會史跟新文化史的盛行也對社會學的曆史轉向有推波助瀾之效,在方法跟主題上豐富了社會學家的曆史想像。
在“重塑現代性:政治、曆史、社會學”[1]一書中,Julia Adams, Elisabeth Clemens,Ann Shola Orloff等人將曆史社會學的發展劃分成三個時期,雖然他們對同領域學者作品的解讀及劃分的原則仍受到相當程度的質疑,但三階段說還是可以當成一個大致掌握曆史社會學版圖演變的參考。
古典時期
也正是社會學研究跟理論基礎形成的肇始期,現代社會的崛起成形爲社會學探討的中心課題[2],這一曆史性轉變是馬克思、韋伯、塗爾幹、齊美爾、W.E.B.杜波瓦(DuBois)、範布倫、伊裏亞思等人關注的焦點。
復興期
二次大戰後到60年代前期,社會學理論跟研究方法分別被以帕深思爲首的結構功能論和問卷、普查等數理量化研究所籠罩,古典作品中的曆史意識跟曆史面向的必要性消失在“社會學爲純粹科學”的學科目標中,但是正是這些理論家及實證主義者的學生後來成爲曆史社會學再興的主導份子,在70跟80年代,巴靈頓?摩爾、班迪克斯、舒默凱?諾亞?艾森思塔特、李普瑟、查爾斯?堤利、賽雅達?斯科克波、華勒斯坦等人成爲再興的先驅、著重探討民族國家、革命、群衆運動、工業社會跟階級形成的曆史過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曆史等主題[3]。
開枝散葉時期
指80年代後受到後現代、後結構主義潮流沖激而生的文化轉向之影響,有關性別、認同、後殖民曆史、大衆文化紛紛成爲曆史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複興期以來的主流-政治經濟學、國家、革命-逐漸轉成多元化的衆多分流,也采用了更多質性研究的方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E7%A4%BE%E4%BC%9A%E5%AD%A6

算了吧!還是來看下:

《法國人民抗爭史》討論會>02年3月23日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二樓,主持人:戴晉新,主講人:王芝芝

周樑楷:
首先看王芝芝老師在很久很久以前(小姐時代)寫的一篇論文〈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北部的奴隸制度〉,本學期所唸的主題與社會底層有關連,因此與奴隸也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
主講人:王芝芝(輔仁大學歷史系)
感謝周老師推介那篇〈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北部的奴隸制度〉,那是我年輕時代不成熟的作品,我一直盡量的做,可能會讓大夥兒見笑,我把它藏在文件底部。周老師給我機會叫我寫的比較好些,大家如果有什麼意見,多多指教。
我這篇文章講的是「奴隸制度」,從上古、文藝復興時代之奴隸制度與半自由的中古農奴有很大的差別。14世紀地中海商業地區,基督教之社會制度下,為何無「眾生平等」的觀念?比較有趣的是—那時候的義大利地區,主人與女奴的家庭問題可以見於當時法院的社會檔,主人會使頗有姿色的女奴懷孕,所以有很多外國混血後代和棄嬰。這篇文章結構龐大,討論的主題太多,收不了手,有肚子大、頭大尾小的缺陷,希望大家予以指教和補充。
今天輪到我來報告本書的導讀,其實我對法國史一向陌生,…。
全書總共有12章,我報告的部分為1到5章,佔了極大的份量,實在是很可惡的事,…。看完這本書的感想,相當龐雜,處理400年來5個點,將500年分為4個階段,頭一章選擇布根第成為其標竿,第2章以後為其他類型的抗爭情形,第3章為互相比較,不同時間的跳躍式敘述,除非讀者相當熟悉法國歷史,否則會不清楚其史事安排。這本書看時要稍稍小心其序文,以及第1章民眾蜂起的反抗運動內容有提到討論的幾個問題與第12章的關連,事實上第1章和第12章應該要一起看,但是講第1章不可能跳到第12章,這就太過份了。
從1598年《南特詔令》頒佈接納休京斯派的新教徒,到了1751年路易十四死去的時候,法國王權如何在封建殘餘背景之下,建立王權和集權中央,以及向外擴張和建軍以安撫國內?因為擴張武力,所以稅很重,地方上的勢力反對政府加稅,人民有稅的集體行動。國家採取重商主義作法,把國家經濟利當做專利,出售官職給資產階級,與貴族分享利益,中央利用重商主義的作法來統籌地方資金,而國家在擴張經濟上,把整個國家動員起來,中央才有足夠的錢來集權中央和擴張政治勢力。
中央面臨地方上抗租、抗糧的行動,不完全為平民老百姓參與,也有中產階級小商人和貴族參與其中,這種發展構成很大的危機。路易十三時代的集權中央,路易十四與母后爭權,多虧他們有能幹的大臣李希留、馬德瑞,集權中央的專制王朝得以成立。王權作法是把全國經濟利益一把抓,與中產階級共同分享,使資本主義與國家擴張的發展,相得益彰,受害者為人民,因為他們無法分享到中央與王權的利益。Tilly注意到主要的反應,經濟、政治的擴張結合在一起帶給人民很大的壓力和剝削,而17世紀人民抗拒過份的剝削大多為失敗的。雖然如此,17世紀法國人民抗暴的行動,源源不斷。
1715年以後,資產階級與皇室分享國家機制和權力;即資產階級投資官職,中央皇室回饋他們種種特權。但是路易十四連年征戰,府庫空虛,得不到利益(中產階級參與國家機制以分享權力)的資產階級將重擔加諸於一般小民,因為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所要求回饋的利益,真正受害者為一般小民。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浪潮,路易十四所建立的專制王權愈來愈無法控制。第三階級(其實有豁免權)的賦稅最重,從舊制度下的人民抗爭,人民角色的轉變愈來愈清楚為推翻王朝,後來的王室不得不中產階級的會議。法國大革命時期,我們可以看到第三階級全國會議代表(巴黎市民和各地方的代表),會前往排球場抗議。而從1789年到1906年和以後,將來的人民抗爭是新型態的,變成了階級問題的抗爭。例如:1906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代,「德雷福斯事件」,猶太人叛國問題影響法國自由主義的政教合作,1906年以後的發展,轉變成民權反抗共和政府的一些政策。這裡我不願多講後面,我顧到前面就好了。

Tilly選擇5各地方來講人民抗爭,以下為本書所提及的五個地區概況:
大巴黎區,四周都是河流,是法國的首都所在地,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聚集地,也是消費的所在市中心。從地方上聚集財富稅收,這裡的人等著運糧來養他們,因此其人民抗爭行動,主要是與糧價、政府貪污問題有關。
另外一個地區,安茹區,諾曼第南部靠海邊的農業區,種植很多蔬果、穀物,主要向外輸出穀物,因此這個地區人民的想法為,不喜歡別人阻礙他們將穀物向外輸送,否則他們便無利益可言。
還有一個地區,布根第地區,14世紀英法百年戰爭時期的強藩,沿襲過去查理曼中王國時期的情況,盛產美酒,貴族氣息很強,是貴族抗拒中央王權很強的地區。
最後,法蘭德斯區,今比利時境內,天主教區域,後來在西班牙統治的新教革命又回到天主教,在宗教改革時期始終未改宗,地方性極強,不希望中央管理,人民朝向抗稅色彩。北面靠海,故海運盛,在紡織、手工藝、農業方面相當發達,也蘊含鐵、煤礦,由於地方上富裕,有農工業(豐富)和教會(教產),法國皇室一直欲控制的地方。
里昂地區,與北部騎士文化傳統、語言均不同,世代務農,中央關注的新教徒(休斯京派)聚集區。
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如此分區有其地方特色,非常符合資本主義配合國家發展下人民抗爭的大形勢。

我的感想:天下的抗爭形式相似,產生社會輿論的壓力,與抗糧、抗稅在中國的作法比較,是一個極有趣的現象。16-17世紀法國社會表態的惡作劇方式,利用法國節慶和民俗活動,並非完全排斥年輕人結黨,和進行社會批判。例如:「夏利瓦里」(在鄉下對道德操守有問題,老先生娶年輕貌美的女子,年輕未婚者群起抗議)和「賽倫那」(當地人對不喜歡者於夜間在其住處唱歌抗議之民俗),雖然觸犯社會規範,但是也表達了地方意見,引起很大的迴響。有趣的是,帶有惡意的抗議通常都在工作處,比較善意的抗議都在私人住處。
書中大部分所提及的人民抗爭,皆有基本組織,通常非知識份子所領導,但也絕非烏合之眾,不透過大眾媒體、印刷術來表達人民心聲之粗俗表達方式。
法國大革命後,抗爭非正式系統被瓦解。17世紀人民抗爭的對象為莊園經濟利益,例如:在空地中放牧、在森林中撿拾柴火。而資本主義擴張式的圈地和砍伐森林,造成人民生活困難因而反對說:還其放豬的權利!﹗人民不懂傳統法律,在另外的層次上,人民有生活壓力的直接影響;而地主則循著中央集權思想,非關情緒性也有法律依據。本書強調人民抗爭的特色:非完全靠資產階級(平民中小有財產者或小資產商人)領導,反而是直接影響其生活本質。以第3章布根第區域為主線,人民抗爭的情況、模式從布根第戰爭到1789年,甚至於到了20世紀,作者深受感動。

對於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的意見:想講到哪裡,就講到哪裡!﹗只不過在講故事,十分瑣碎、凌亂的內容,讀之反而不熟悉法國哪5個地區和哪4個世紀的時間,要隨時注意時間和地點。不太有歷史學家的時間概念,在第7章寫了一小段5個地區的特徵,先掌握住再看前面內容,會比較清楚。對其主題是否有其概念?會讓人覺得,法國整個歷史敘述為這樣?由於背景的章節安排不清楚之故,主題不是很明顯,反而抓不到主題。在第3章已經講完了5個地區的抗爭比較,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作者有意將研究範圍擴大為5個地區,但常會無法給予讀者足夠的地區背景陳述和資訊來瞭解。
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的《當歷史遇見社會學》,就結合歷史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而言,想從歷史學上找出社會學理論,則是兩面不討好。歷史學方面,比較太多,時間、地域穿雜;而社會學理論看不出來。他非常注意比較方法,時代先後和地域比較。有必要這樣比較嗎?我覺得霍布斯邦寫的比較清楚。其長處是將歷史領域增廣,使我們瞭解人民抗爭的犧牲傳統,表達心聲的非理性架構,而人民抗爭圍繞與生活直接相關者,例如:糧食和稅賦,反倒無「階級鬥爭」的意識型態。單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與政治和人民的關係著手,較少提及民俗文化和宗教等社會史層面的影響。例如:法國南部地方(郎格多克地區)文化、口音與中央的不同之處,其人民抗爭的原因,如特產和驕傲。如果說,後人願意朝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的研究方向著手研究,那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應更寬宏。
………………
張老師:
Tilly非法國人的反反覆覆。我同意王老師提及本書內容太龐雜,若我有像Tilly他那麼博學和那樣的時間閱覽檔案,我有興趣的部分,會擺在抗爭的過程放在社會史裡的「現代化」過程裡,以及文化史方面,法國中央與地方之菁英文化和俗文化,以及「法國性」的角度來探討,或許看起來沒那麼龐雜。
如果我來寫的話,比如說,在法國人民抗爭中帶有歡樂氣息、節慶色彩的「夏利巴里」。還有在鄉間發生的「賽倫那」,被修理的人會在臉上塗很多蜂蜜,頭上戴一種類似英國睡帽的帽子,上面還插一些裝飾(野雞、鴨的毛),倒騎驢子,邊敲鑼打鼓,邊講些嘲弄話語。例如:對於富有的老男人娶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有意見。
從文化史方式,民俗鄉下的方言與官方語言不易溝通、瞭解,他們又不給官方的人瞭解,因此官方緊張、害怕,造成兩方張力的誤會,事實上它們是很簡單的。「法國性」國際性模式的共通性公認:英國人有幽默,法國人有機智。但是法國人的機智有點尖酸刻薄的嘲弄。
抗爭有其可愛的一面,知識份子聽不懂俗人的機智,即用方言寫成的歌曲來唱,而知識上的典故民眾也聽不懂。就俗文化來講比較粗俗,兩邊會產生菁英文化和俗文化的衝突。
王老師:
書中有介紹巴黎右岸產生衝突的市政廣場具有象徵性,有很多外地來的工人、商人聚集處,類似台北華江橋下待工的人,也是抗爭活動聯繫的地方,也是抗爭活動聯繫的地方。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更是人民聚會的地方。在83頁中提及法國大革命後,巴黎人民抗爭,對於受刑人,政府宣達政令、處決犯人,民眾會齊聚廣場,觀看受刑人被殘忍的對待。政府處決犯人之前也有儀式,相當血腥、暴力,更允許民眾處理屍體(切成好幾塊、拖在地上走)。抗爭走向暴亂性,人民壓力到了極端,1715年中央集權以後,資產階級的抗爭中也會出現。
張老師:
抗爭方式持續至18世紀,官方公權力便介入「夏利巴里」和「賽倫那」,而Tilly是從人民抗爭的角度去探討。
王老師:
1789年以後,和法國大革命時期,政府也常參與大型節慶活動、嘉年華會和遊行大街,類似「夏利巴里」,遊行到一定地方,舉出一個裸露雙胸的俗人自由女神雕像「瑪麗安娜」,唱一首歌,以取代路易十四信仰的聖母瑪麗亞。政府也自己設計民俗活動,帶有強烈的節慶氣氛,讓社會大眾表達其意見,如同最近我們政府的國慶活動設計,非常有這種味道。
沈、潘:
剛王老師提到本書難懂,時間和地點都混在一起。如果扣掉首尾的第1章和第12章,就有10章。第1章〈民眾蜂起〉是講述布根第和其他地區的特色;第2-3章為討論區域特徵和比較其他地區;第4-5章為布根第戰爭,音樂會形式、單純節慶式吵鬧的人民抗爭,由非正式到正式的人民抗爭行為;第4章〈安茹危機〉,相較於其他農業區,當地人民希望糧食先吃飽,再向外輸出麵包,因此有抗糧行動;第5章〈麵包、刀劍、十字架〉為其他地區抗糧的情況,從其他地區去看,看出一些端倪。請參照115頁和227頁,其中提及:“我不管中央要我輸出,先餵飽國王的軍隊,我不管其他怎樣,…”。第6-7章為朗格多克地區;第8-9章為法蘭德斯地區;第10-11章為大巴黎區。其他地方抗稅比抗糧嚴重。
作者於22頁提及參考其說明。在大巴黎區、安茹區和朗格多克區不明顯,罷糧情況是否在其他地方會出現?
如同第1章結語所言,隨著中央集權、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做了一些章節介紹,回過頭來講5個地區在4個世紀間的差異,卻又把河岸廣場放在布根第和其他區域的中間,而第3章前半部關於布根第整個地區介紹,而第128-129頁為4個世紀抗爭差異介紹。我非常好奇和不明白,就歷史寫作的角度而言,為何要將河岸廣場放在中間的意義,章節安排的用意為何?
王老師:
布根第在傳統的農業經濟方面,是非常強大的地區勢力,早期15世紀的抗爭與中央和地方的對峙有關。河岸廣場的空間象徵,與巴黎河中島朝向海洋出去,是消費中心,中古以來具有戰略價值,塞納河右岸為商業廣場,還有中古皇帝的宮殿「羅浮宮」;左岸為藝術氣息的拉丁區和大學區;北面為皇宮所在;南面為聖母院等宗教重心。河岸廣場為傳統的政商中心,早期城市平民在橋頭交稅才可以賣東西,是法國大革命的重鎮,路易十六還開放了紀念廣場和市政廣場為工作廣場,公眾廣場為每個西方城市都有的。
………………
周老師:
上半場幾個朋友推敲Tilly寫作的章節結構,這牽涉到Tilly的思考主題,非依照時間順序(Time Order),就像西羅多得是以空間思維帶動時間思維,和以空間敘述帶動時間敘述;而司馬遷也不是按照時間順序來撰寫史書一樣。
1970年代左右,史學界裡面有“文化取向”的轉向,而社會學界有“歷史學轉向”,從社會學的實證、模型和形式的轉變為歷史性的不同處理方式。Tilly為重要健將,被人定位為社會學者和歷史學者的一號人物。閱讀這本書的動機是,希望藉此機會向社會學家多學點東西,儘量不要把史家的身段擺那麼強。這也是本讀書會前幾年研讀「新文化史」相關書籍的原因。幾個月前要決定此讀書會的申請案,又重新研讀《法國人民抗爭史》,每看一遍就有收穫。
首先,Tilly既然是社會學者,其歷史學的轉向必有其主軸和方向,他思考些什麼?這幾百年來,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國正式由中古封建社會像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健全社會過渡,思考國家和資本家的關係為何?這兩條平行線對於底下平民百姓的影響與造成人民抗爭的因素?
本書的歷史分期為4百年來5個地區的發展,利用Universal Laws來講人民抗爭,非常重視時間性,類型會因空間而有所改變,難免會有重複主題,在音樂裡主題重現是扣緊主弦的表示。Tilly談及這4百多年,對十七世紀著墨很多,例如:投石黨之亂等。各位弄西洋史的一定知道,1960年代,西方史學界有個很重要的爭論“十七世紀的危機”,庸俗的馬克斯學者的歷史5個階段說,從封建到中央集權的過渡時期,缺少中央絕對王權興起的階段,Tilly在1980年代出版此書時,或許受此史學界探討十七世紀的危機聯想所影響,刻意有別於新馬克斯學者的歷史分期解釋。
第二,我會把 Tilly與E. P.湯普森、霍布斯邦來比較,非死板套用社會學理論,比較其著作中尊重時間、空間的差異性。我非常佩服Tilly坐在檔案室做研究的耐心,每個人閱讀時,會以其興趣聯想來閱讀,而Tilly這位學者不只寫法國的人民抗爭史,也有英國和歐洲其他地區的人民抗爭研究。既然探討底層社會與上層的對抗之社會活動情形,其歷史的連續性和斷裂性為何?新馬克斯的史學家會把勞工史處理的連續過程,對於中央政權興起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軸是相輔相成的,屬於連續性;而人民抗爭的情況,屬於間歇性和斷裂性;而1789年到1848年時期的人民抗爭,頂多抗爭方式就學者傳統而言是屬於連續性的。
第三,那麼Tilly處理的思考方式是連續性,還是斷裂性?Tilly對於階級(classes)和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的看法為何?尤其是從抗爭的連續性和斷裂性延伸,書中在145頁有提及階級部分。新馬克斯史學家認為:工人若非有勞工意識,便不算勞工階級。同理,就像身為女性的女性意識比生理上的女性還重要。Tilly不像E. P.湯普森、霍布斯邦等學者強調階級意識,對於階級意識並沒有著墨,只強調下層社會後來總集結行動,其他並無著墨。假設Tilly本身政治哲學思想或政治、社會思想的偏向為政治家和資本主義式的。E. 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採取國史論述的大敘述來談英國工人階級,使把英國工人階級當做整體看待。
而Tilly很強調地區性,以避開國史論述式的大敘述,因此將不同的地方區分成幾個區域來敘述,而無國家整體的概念。那麼Tilly的政治哲學偏向可以追溯到哪些人?經初步比較,Tilly處理此本書,沒有對於國家和政府的基本假設,而是強調國家和政府的權力為惡的,國家想要中央集權對人民不利,因此人民反抗它;以及底層人民與政府、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之抗爭。所以Tilly偏向霍布斯和史賓諾莎的系統,而非洛克的社會契約論。
………………
周老師:
張老師是從「現代化」的角度切入,而認為Tilly有那麼好的史料,卻沒有從新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我前面說過把Tilly和馬克斯一起比較的話,Tilly是屬於自由主義左翼的,而馬克斯是左派的。並非叫大家捲入馬克斯的漩渦,但也可以做此聯想。我反而想到把Tilly與年鑑史家比較,而第三代的年鑑史家雷瓦諾得里的《蒙大猶》和嘉年華會的文章,也會提到嘉年華會的文化活動,在處理農民問題時,也跟Tilly一樣標榜社會學方法的比較但強調文化層面。如此也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每個人可以依其興趣來探討、處理。
主持人:
中西抗爭本質相同,但是牽涉不同歷史時空下,所造成的文化傳統所造成的影響,這4百年來抗爭的背後有權力意識和法律觀念,這種東西非天然就有,與西方歷史傳統有關。中國內部有權力意識但法律觀念(楨:權利)較為淡薄,例如:官逼民反﹑替天行道,領導者奪權的權力,而在《詩經》提及人民懷怨恨和《孟子》的「民貴君輕」僅是書生輿論,人民少有行動。就像周老師前面所提到的,其實文化傳統不一樣,表面一樣的行動,而背後的意識為何?人民是否有那種抗爭意識?
張老師:
應拿時間上同樣為王權之前來談,這樣才以作為比較,否則似乎不妥。
周老師:
從宋的市民社會,和中央力量興起後來談。
劉老師:
周代以前,已往的時間概念差很多,莊園經濟的權力因王權擴張而消減。
主持人:
一種具體時間性(時間差很多)和歷史情境的相同性(牽涉到很多),中古莊園經濟下,人民所享受到的權利到了王權伸張後所享受的權利不同。先秦周代的莊園經濟並不等於中古時代的莊園經濟。中西文化本質不同。古老時代人民有怨,《詩經》中人民懷怨恨,老闆是王權或是權力屬,其實很複雜。明清和宋代,在時代上比較接近書上所提的時間和帝國型態,才可以做為老百姓的感受下的文化類比。我不喜歡用歷史進程的相當性與不相當性。中國到了後來的歷史進程,我粗淺的認為,即使明末流寇的民間動亂,也無本書提及的抗爭行動,此乃文化的不同,而不解釋成歷史的階段性。中國從先秦、周、秦到明清有很大的變動。
王老師:
補充一點,從書中257頁看到,地方對中央的抗拒與一國中央分裂的關係裡,誰掌權?首先民眾要聽誰的話?產生一種實行困難,人民莫衷一是的情況,因此人民負擔較大,所以執法方面不一樣。
鄧老師:
我們學歷史的,對Tilly總有意見,對本書的敘述會不習慣,因為寫作混亂,如果我們來安排,理解上會比較好。我在美國唸書時,有次大陸學者談到“文化大革命後期”廣西有「吃人」習慣的文章,相當殘忍,群起而攻之,我看完感到噁心、震撼,思想會影響到人變成這樣子,看了本書,我對於文革有另一種認識。但是另一上海學者談到,不止文革時期有吃人事情,以前他們村子抓到強盜便全村食之。
這本書《法國人民抗爭史》原名是指法國人民本性聒噪、好爭辯。其抗爭意識是「合理化」其傳統信仰和法律方式。人民本質是否有很大的變化?這姑且不論,照歷史寫作的安排方式,法國人民抗爭意識的合理化完全未交代,在解釋上會不妥與不安。文章裡頭順理成章的策略與歷史社會學會有衝突,如果以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會比較完全,不限於1598年以後,法國人民的本性和文化是喜愛抗爭的,例如:群眾運動、聖女貞德。
周老師:
18世紀之前,下層社會抗爭活動會運用傳統工具方式來進行社會抗爭,因當地的色彩而不同,其實不只法國,美國和英國多的很,台灣也有,並不是只有法國人如此,一時之間想不出例子。如何定義「法國性」?反反覆覆?我一直對於「國民性」(一個國家的人民具有共同個性)抱持懷疑,因為是中國人所以有「華人性」?用出身血緣來決定風格,我一直不用「國民性」來解釋歷史,我認為那是一種神話。
王老師:
18世紀的法國文化是非常文雅的宮廷文化、菁英文化。
鄧老師:
法國人民多有裝飾的俗文化,特有的風俗行為「夏利巴里」怎樣可以變成一種人民抗爭,原來是什麼?Tilly不過是簡單定義而已,此為抽象概念的一種途徑。
王老師:
法國人喜歡把人丟到爛泥巴裡…。
張老師:
我某次看一個週二的電視節目,年鑑史家提及「法國性」還不包括好爭辯之外,還有內部不斷爭辯,法國人必須去鬥別人,自己鬥自己,以推翻別人論點,把以前講過的事情給推翻,從「結構」到「解構」。
王老師:
英國人有約翰尼,法國人有跳蛙。
主持人:
民族性的問題,以前的人皆然,一個簡單的辯證:一種人,一種個性。為數據上的完整性,某一種存在我們可以感覺到,民意非用百分比分佈的。現代人也會有不同的詮釋,到最後還是見仁見智。
張四德老師:
打開來看本書的導言,序言標題「歷史學家應該汗顏:當歷史學遇見社會學」,本書處理問題的方式並不特別,空有架構的漏洞湊在一起,有點籠統,其實Tilly雖然屬於社會科學院,接觸社會史方面的資訊不多,如同社會學家說歷史學家空有史實,我們也可以說他們空有架構一樣,歷史敘述應該有橫切面也要有縱深。
葉勝裕:
很多老師認為本書很亂,但我不那麼認為,本書探討重心為集體行動和抗爭背景的關係,普通都是先設定目標再看資料,但是Tilly是由資料分析,來探討時代背景和抗爭類型。有兩個主軸,從封建社會向專制王權和民族國家演變,和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過渡,經濟傳統走向統一、整齊。用這兩個影響看每個時段的歷史發展、動機和組織有其社會學的背景,Tilly嘗試要有歷史變遷,只不過這兩者弄在一起,對我們歷史學者看起來會有點雜亂。
………………
下次誰要報告?下次的部分為特定省分的地區性。林慈淑可以報告現代研究宋代人民抗爭活動裡面,有哪些重要的作品和方向?不是講宋朝人民抗爭史,而是研究宋朝社會底層民眾。張秀蓉可以繼續下面部分和明清之際的人民抗爭的報告。…中國真的有吃人的事情?
主持人:
大陸有《中國食人史》這本書,中國人被認為最會吃人,大概是中國史書記載多和中國史學的關係,逐漸變成一種形式上的套語,「飢荒時期,人相食」,吃人的事情不是文革才有。
http://sexybiker.bravepages.com/a_1_2_7_5_2.htm

(楨:本館有評《中外食人史話》)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2699388/20080130074058/

阿楨 2019-12-19 09:08:26

“我這本書的核心觀點在於:美中兩種模式之間差異巨大,而且兩者都不可能被對方改變;‘中國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觀點源於很多美國人的嚴重誤解;只有在這種嚴重誤解被消除之後,兩國之間的建設性接觸才能真正變為現實。”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9年11月8日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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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往往把“自由”只局限為政治自由。事實上,政治自由只是極少數人感興趣的自由。絕大多數民眾感興趣的是生活自由,能不能自由地購物消費逛街悠閒娛樂……據我所知,美國在生活中的條條框框比中國要多的多,比如不能在自家院子裡曬被子,很多州還不許任何酒精飲料在街頭露面,在中國隨處可見的在大排檔吃燒烤喝啤酒,在那邊根本不能存在……即便是政治自由,跟美國比也只是自由的範疇有差異而已,比如在中國網上,充斥著給外軍甚至罪惡人士當帶路党的言論,在美國可不是隨便敢說的
 陳平老師已經闢謠過了,美國政府是小政府就是一個大忽悠大謊言,把美國各種有政府職能的機構加起來,人數比中國少不了多少,而我們人口是他們的四倍。
 西方要的自由是資本為所欲為的自由,其他的都是幌子。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一旦資本為所欲為,這個國家(朝代)也就快完了。

阿楨 2019-12-19 09:07:20

“第二個背景就是中國在清王朝被推翻後的100多年裡經歷的各種動盪和災難,軍閥割據、日本的侵略、國共內戰、文革等經歷讓中國領導人格外重視國家的穩定。當西方媒體頻頻提及中國的人權問題時,中國民眾對這個問題大多是缺乏興趣的。與西方媒體的立場相反,普通的中國百姓對中國領導人強力的反腐措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美中兩國的世界觀以及兩國對戰爭的不同理解
“美國的世界觀是向外擴張式的,這最初體現在1823年提出的‘門羅主義’,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時期的美西戰爭再一次體現了美國的這一世界觀。‘美國例外論’和‘美國天命論’導致美國為了在全球範圍內推進民主、維護人權對世界事務抱有一種主動出擊的心態。”
“自911事件發生以來,美國的軍事行動都是極為昂貴的,過去20年裡的反恐戰爭已經耗費了6萬億美元,可是人們看不到那些戰爭給美國帶來了哪些具體的好處。‘美國優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旨在扭轉這一局面的措施,不過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它是否能夠給美國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中國人在過去130多年裡一直受到戰亂的困擾,他們一直在忙於抵禦入侵者:先是鴉片戰爭時期的西方人,然後是日本人。在過去1000年裡,中國僅在15世紀征討過朝鮮半島並兩次攻打越南,不過這些衝突在世界歷史上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
  “中國相對和平的歷史記錄源於東方人所崇尚的平衡、和諧的價值觀,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內守的,他們傾向於採納一種來自中國古代兵書的實用主義觀點,即戰爭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其代價極其高昂而且很難達到真正的目的。今天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非常活躍,但其行為基本都是出於經濟目的,他們的長遠目標在於提高普通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
  “對外貿易是一種經濟活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促進貿易並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百年馬拉松:中國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的秘密戰略》和《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等書之所以如此熱銷,原因就是他們利用了很多美國人將中國視為敵人的心理,那些書顯然沒有從歷史角度來分析‘中國是否會對我們構成軍事威脅’這個問題。”

阿楨 2019-12-19 09:06:58

“至於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我給你提供這樣一個資料:中國父母會把家庭收入的15%用於支付孩子的課外學習費用,這包括週末補習班和家教。然而美國家長只會拿出2%的收入讓孩子接受課外教育。可見中國家長不僅為孩子的成長花了大量時間,他們為孩子作出的犧牲其實更多。在另一方面,中國孩子會覺得自己有責任讓父母在步入老年後過得開心、健康。”
  “與美國模式對美國所起到的作用相似,在過去數千年裡,中國模式也在中國運行良好。在19世紀初之前,中國經濟一直在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經過了百年屈辱的時代,如今中國僅用了幾十年就讓自己的經濟規模發展到了接近美國的水準。在過去40年裡,中國政府已經讓8億人擺脫了貧困。”
  人權與個人自由
“若要理解中國的個人自由問題,我們就必須把這個問題的歷史背景納入考慮。首先是戶口制度。在幾十年前的中國,分房、工資、結婚都要接受組織的安排或批准,甚至出差也要攜帶單位開具的介紹信才行。”
  “如今除了在戶口所在地以外工作的人需要辦理當地的居住證,上面那些限制已經基本不存在了。所以每當我問中國人,‘你覺得自己自由嗎’這個問題時,他們反而會盯著我說不明白我到底什麼意思。他們覺得,除了違法犯罪行為,他們基本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當我問他們如何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理時,他們會說‘我知道怎麼找到自己想要的資訊’;當我問他們如何看遍佈城市的監控系統時,他們會說‘那些攝像頭是針對犯罪分子的,對我沒什麼影響,中國的犯罪率非常低與這個監控系統的存在是有關係的’;當我問他們如何看法院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判時,他們會說‘這樣的人在中國社會是極少數,他們的目的在於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這樣做是不對的。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我們只有一個可以依靠的政府,把政府推翻了對老百姓有什麼好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