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13 05:55:41阿楨

《路易十四時代》


前評《制作路易十四》曾言:若說彼得‧柏克的《制作路易十四》(麥田,1997)太過後現代地解構「路易十四神話」,那麼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北京:商務,1997四刷)又太過前現代地結構「路易十四神話」,書商以下文宣可不以為然:

太陽王路易十四繼承法國王位72年,是歐洲歷史上在位最長的君主。在位其間,他將「絕對王權」的專制政體帶到最高峰,並帶領法國度過最輝煌興盛的時期。十七世紀可說是路易十四的時代。本書作者跳出紀傳寫法的模式,把人物擺在廣闊的時代範圍來描述,因此本書既是路易十四的傳記,又是一個時代的寫照。作者著重於記述這個時期的文化技藝、科學以及人類在精神方面的進步,也包括了軍事和政治上的情形,並探討當時法國對整個歐洲所引起的影響。作者開宗明義點出寫作的宗旨在於敘述「值得各個時代注意,能描繪人類天才和風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勸人熱愛道德、文化技藝和祖國的事件」。本書不但為一本翔實可靠的文學史書,更是闡述人類文明的最初嘗試,開法國新歷史的先河。

這個嘛,不只伏爾泰對路易十四有迷思,至今讀者對《路易十四時代》亦然:

   在伏爾泰心目中,路易十四時代並不意味著路易十四的一生,而是略早和略晚于這個人的壽命。因此,以路易十四命名那個時代決不意味著伏爾泰全盤肯定這個時代和這位君主的一切。伏爾泰在1731年8月24日給奧利維的信中明確說過:“營、連的戰鬥、戰敗、城池的得失,曆來的曆史都是如此。路易十四時代在戰爭和政治方面,絲毫不優于其他史書,甚至遠不如聯盟和查理五世時代有趣。刪掉藝術和人類精神的成果,就找不出足以引起後人注目的傑出東西來。”在另一處,他又說,書中的重點是“值得一切時代注意,能描繪人類的才智和風俗,足以起教導作用,引人熱愛道德、學術和祖國的事情。 
    才華橫溢的伏爾泰,是法國啓蒙運動的領袖。《路易十四時代》是伏爾泰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寫成宏篇巨著。從l735到l756年,他收集軍事、政治、商業等各方面的檔案資料。特別在l745年4月1日,他被任命爲法國史官以後,得以在軍機部和外交部不間斷研究各種文件檔案。l746年,又獲得王室侍從的職位,便于他研究羅浮宮所藏的國王給大使的訓令及其發回的外交報告、秘密談判記錄。
    《路易十四時代》出版後,伏爾泰仍繼續收集檔案資料,爲再版作充實、修改的難備,從而在《路易十四時代》1756年版中,他又援引瘋神父聖皮埃爾尖銳地批評路易十四處事和施政的手稿材料和在諾阿耶手中保存的路易十四親筆回憶錄手稿檔案的內容,更有助于領會和把握路易十四的爲人和性格。書中援引的檔案資料,被認爲是“當時最好的原始資料”、“並未篡改或捏造”。 
    伏爾泰列舉了曆史上前三個偉大時代——伯裏克利和柏拉圖時代、凱撒和維吉爾時代、意大利的梅狄奇家族(Medicis)時代之後, 伏爾泰寫道:“第四個時代叫做路易十四時代,在這四個時代中,第四個時代最接近完美狀態。” 
    路易十四時代的極權主義在他看來是“最開明的世紀”。他告誡人們,“勿要根據我們的習慣來判斷一切”,但伏爾泰自己卻常常違反這一原則。後來的曆史主義及其論題——真理是時間的女兒,糾正了伏爾泰的價值論的超曆史主義(transhistorism)。 
    伏爾泰對曆史與曆史哲學的其它基本貢獻是:他寫了一部世界史而不僅僅是西方史。在我們時代,施本(史賓)格勒吹噓說他對印度、中國、阿拉伯和墨西哥的曆史同對西方曆史一樣重視。在這一方面,以及在其它許多方面,他被湯因(恩)比所效法。然而,施本格勒以及湯因比只不過是遵循伏爾泰開創的路線而已。正是這位法國哲學家用“哥白尼體系”代替了曆史的托勒密體系——盡管施本格勒自稱做到了這一點。 
    伏爾泰克服了曆史區域主義(provincialism), 他也向著曆史的徹底世俗化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他斥責博修埃寫曆史“純粹是爲了暗示:世界上一切都是爲了猶太民族”,他堅持異教文化的重要性,打破了猶太—基督教倫理的壟斷地位,證明異教徒也可能有道德。博修埃乞靈于神的旨意,認爲這是最合理的解釋,伏爾泰卻試圖把一切(曆史的與自然的)事件解釋爲是普遍規律的必然産物。確實,有時他也提到天意,比如他說:“天意使人進入挪威,也使人進入美洲和南極地區,正如天意栽種了樹木,也使雜草生長。” 

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作者】施康強

法國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本名弗朗索瓦-瑪麗‧阿魯埃﹐生於巴黎一個公證人家庭。在耶穌會學校受中學教育。畢業後與貴族子弟交遊。由於寫詩諷刺權貴﹐曾兩次入獄。1726至1729年避居英國﹐潛心考察英國的政治制度﹑哲學和文藝﹐回國後發表《哲學書簡》(又名《英國書簡》﹐1734)﹐宣揚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的成就﹐抨擊法國的專制政體。書簡出版後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女友愛特萊夫人在西雷村的莊園﹐隱居15年。這期間他一度被宮廷任命為史官﹐1746年並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伏爾泰抱著對開明君主的幻想﹐應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請﹐於1750年來到柏林。他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卻把他當文學侍從看待。這一時期他接近年輕一代的啟蒙思想家﹐為《百科全書》撰稿﹐文稿後來收入他的《哲學詞典》(1764)一書。1753年離開柏林﹐寄居瑞士。1760年起定居法國和瑞士邊境的費爾奈莊園﹐與歐洲各國人士保持頻繁的通信聯繫﹐並且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撰寫大量小冊子﹐揭露宗教迫害和專制政體下司法部門的黑暗。1778年為出席他的悲劇《伊雷娜》的首次公演而回到巴黎﹐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
伏爾泰在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中﹐反映上層資產階級的利益﹐主張開明君主制。他在哲學上信奉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洛克的經驗論。伏爾泰是自然神論者﹐提倡對不同的宗教信仰採取寬容的態度﹐終生與宗教偏見作鬥爭﹐但又認為宗教作為抑制人類情慾和惡習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的主要歷史著作有《查理十二史》(1731)﹑《路易十四時代》(1751)和《風俗論》(1756)。他的歷史觀點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把歷史發展看作理性對謬誤﹑特別是對宗教狂熱的鬥爭﹐並且過分誇大傑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伏爾泰的文學觀點和趣味﹐基本上承襲17世紀古典主義的餘風﹐主要表現在詩歌和悲劇創作上。他的史詩《亨利亞德》(1728)以法國16世紀宗教戰爭為題材﹐寫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後登基為王﹐頒布南特赦令以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史詩中的亨利四世被當作開明君主的榜樣來歌頌。這部史詩模仿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和義大利詩人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伏爾泰的哲理詩說理透徹﹐諷刺詩機智冷雋﹐有獨到之處。
伏爾泰畢生主要從事戲劇創作﹐先後寫了50多部劇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劇。他師法高乃依和拉辛﹐遵奉“三一律”﹐又受到莎士比亞的影響。他是莎士比亞劇本最早的法譯者。他初時推崇這位英國作家的天才﹐後來又站在古典主義和民族偏見的立場上﹐指責莎士比亞的趣味不雅馴。伏爾泰的第一部悲劇《奧狄浦斯王》是在獄中寫成﹐1718年上演後獲得成功。他的《布魯圖斯》(1730)取材於古羅馬共和派與貴族派的鬥爭﹐宣揚為反對專制政體而犧牲個人利益的崇高理想。他還有反對宗教狂熱﹑主張不同宗教信仰之間互相寬容的悲劇《扎伊爾》(1732)和《穆罕默德》(1741)等。
伏爾泰的文學作品中最有價值的是哲理小說。這是他開創的一種新體裁﹐用戲謔的筆調講述荒誕不經的故事﹐影射和諷刺現實﹐闡明深刻的哲理。他的《查第格或命運》(1747)的主人公查第格是古代巴比倫的居民。品性高尚﹐一心向善﹐然而每做一件好事﹐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場災難。歷盡千辛萬苦﹐才得到美滿的結局﹐後與王后阿斯黛丹結婚﹐並被臣民擁戴為國王。查第格的命運代表人類的命運﹐人類經歷的各種苦難最終必定會得到報償。作者藉助查第格的不幸遭遇揭露專制統治的黑暗﹐又通過查第格的政績來頌揚開明君主制。
《老實人或樂觀主義》(1759)是伏爾泰最出色的哲理小說。老實人在德國一個男爵家里長大﹐他的老師邦葛羅斯是德國哲學家華伯尼茨的信徒﹐認為這個世界上一切都趨於至善﹐然而老實人及其意中人男爵小姐居內貢德和邦葛羅斯本人卻遭遇一系列無妄之災。顛沛流離﹐死裡逃生﹐終於認識到這個世界並不完善﹐唯有“工作可以使我們免除煩悶﹑縱慾和饑寒三大害處”﹐因此還是“種我們的園地要緊”。小說還寫了一個政治清明﹑黃金遍地的奇異國土﹐寄託了伏爾泰的政治理想。
《天真漢》(1767)把故事情節直接安排在17世紀末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主人公天真漢從小生活在加拿大未開化的部落中﹐成年後回到法國。他天性純樸﹐與封建社會險詐﹑虛偽的習俗格格不入﹐最後被關入巴士底獄。他的妻子聖伊弗為了搭救他不得不屈身於當朝權貴﹐後在悲憤中死去﹐但天真漢卻由於權貴的提拔﹐成為“優秀的軍官﹐得到正人君子的讚許”。伏爾泰讚賞天真漢的純樸。
伏爾泰推崇中國文明。根據元人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的法譯本﹐他寫了一部悲劇《中國孤兒》 (1755)。他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時代﹐寫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德行﹐最終感動了中國少數民族的領袖成吉思汗﹐使他制止屠殺﹐成為賢明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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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及其思想

伏爾泰1694年11月21日出生于巴黎,他的真實名字是弗朗索瓦-瑪利•阿魯埃(Francois-Marie Arouet)。父親弗朗索瓦•阿魯埃是巴黎夏德萊區法院的公證人,屬于第三等級,祖先中有買賣人、皮革商人和呢絨商人。母親瑪麗•馬格麗特•竇瑪爾是一個不知何時早已衰敗的貴族之家的女兒。
伏爾泰生于法國專制制度臻于極盛的年代,中央集權空前強大。1661年,路易十四(Louis ⅩⅣ)親政,躬行政務,委派地方官吏,采取各種措施獨攬大權,宣稱朕即國家。他依靠教會的支持,打擊與自己爭奪權力的封建貴族和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厲行中央集權制,強化國家機器。他接受財政總監柯爾伯的重商主義政策,興辦工業、獎勵商業、廣開財源。這時期,法國的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也有長足的發展,繁榮興旺,使法國在歐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伏爾泰後來把這個時期與古希臘、古羅馬和意大利文藝複興(Renaissance)並列,稱之爲路易十四時代。
但當時法國的情景並非像伏爾泰所說的那樣美好。路易十四窮兵黷武,連年發動對外戰爭,在國內驕奢淫逸、揮金如土,搞得國庫空虛、財政赤字累累,縱使柯爾伯有非凡的理財能力,也難克服國王的欲望所造成的經濟危機。在宗教方面,路易十四廢除南特敕令,公開迫害胡格諾教徒,迫使主要是工商業資産階級和技術工匠的胡格諾教徒,背井離鄉,逃往瑞士、英國、荷蘭等鄰國,使法國損失了大批優秀技工和大量財富,這也爲日後的危機埋下禍根。社會危機的苗頭在路易十四統治的後期已經出現,他死後,在後繼者攝政王奧爾良公爵統治下,在被革命者送上斷頭臺的路易十六的統治下,危機逐步地爆發出來,導致法國封建王朝的徹底崩潰。
作爲一個世紀兒,伏爾泰就誕生在這樣一個時期,維克多•雨果比較形象地說:“這個人生活的八十四年,處于君主制的極點和大革命黎明時期。他出生時,路易十四仍然在位,他去世時,路易十六已經登基;他的搖籃可以看出是偉大朝代的最後一縷寶光,他的靈柩是那個地獄般的世界的第一絲微亮。”
伏爾泰正是出生于這樣的一個時候,他生下來時十分弱小,沒有人會認爲他會活下來。人們馬上叫來教士給他進行洗禮(baptize),這樣他的靈魂就會得到拯救。他的父親是個平庸的公證人(notary),他的母親只是他的母親,早逝,在他的作品中,從未提到過其母親。而他有一個哥哥、姐姐,也只因爲他的光彩而被曆史記下。沒有人可以從他的祖先或其他親戚身上找到一點天才的證據。如果那時候有優生學(eugenics)的話,他們一定不會允許這樣一個小孩了出生,因爲他的父母太平庸了。科學知識會表明沒有什麽有價值的人會從他父母的結合中産生。
一段時間後,他的父母和護士就開始厭惡他,希望他早點去世。當他是個小孩的時候,父母就把他的教育丟給了一個教士(priest)Chateauneuf,這個人一點也不盲信宗教,他聰明,富有懷疑精神,而且是一個性格和善、樂于助人的人。他非常喜歡伏爾泰,因爲後者是他的教子(godson)。所以他盡力使自己的學生免于當時的迷信思想的污染。
他在十歲前就表現了很大的天賦,他的身體雖然很瘦弱(lean and thin),但是頭腦卻很敏捷(keen and active)。這種狀況維持了一生。他十歲時進入耶穌教會辦的貴族子弟學校大路易學校,教的是拉丁文和一些無聊的東西。他不喜歡遊戲運動(sports and games),別人玩兒的時候,他卻與老師交談。當有人勸他玩兒時,他說,“Everyone must jump after his own fashion”。一位老師這樣評價他:“That boy wants to weigh the great questions of the day in his little scales”。在學校時,他便開始寫詩歌,很有原創性。他在15歲時離開學校,他父親希望他成爲一名律師(advocate),而他卻不想追隨父親,堅持要走文學道路。青年時期,他儀容俊秀,是青年婦女景仰的偶像。同時,他思維敏捷,談吐不凡,是社會沙龍的上賓。
1713年,他作爲法國駐尼德蘭的大使的隨從,出使海牙,後因桃色事件被遣送回國。1715年,也就是路易十四去世後的第二年,他因寫詩(satire)諷刺攝政王奧爾朗公爵,被流放到蘇裏。次年5月,又是因寫諷刺詩而獲罪,他第一次進入巴士底獄(Bastille),達十一個月之久。在獄中,他完成了第一部悲劇《俄狄浦斯》(Oedipe),並開始寫史詩《亨利亞特》,這兩部作品都帶有很明顯的反政府反宗教色彩。1718年,他發表《俄狄浦斯》,第一次使用“伏爾泰”(Voltaire)這個筆名。該劇在巴黎上演曾轟動一時,後來還在英國宮廷演出過。從此以後,終其一生,他成爲法國文學的泰鬥和帶頭人、歐洲自由思想的象征。
1726年,伏爾泰受到權貴羅昂騎士的污辱,卻反遭誣告,3月28日二入巴士底獄。“二進宮”時間不長,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他接受流亡英格蘭的條件,幾天後被釋放,渡芒希海峽,開始新的生活。
流亡英格蘭,是伏爾泰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點(turning point)。學界認爲,這猶如穆罕默德從麥加逃到麥地那,對伊斯蘭教形成一樣,具有決定意義。伏爾泰在英國會見過包括貝克萊(Berkeley)、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等于一批世界著名思想家,拜見過國王、王後,還參加過牛頓(Isaac Newton)的葬禮;英國的唯物論(materialism)、英國的政治制度、英國的資産階級政治理論和政治改革、英國發達的工商業,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寫下世界名著《哲學通信》,第一次系統向法國人民介紹了英國的哲學、文學、政治理論和政治狀況,尤其詳細介紹了莎士比亞(Shakespeare)和洛克(John Locke),這部著作對法國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教育了一代新人。
1729年2月,伏爾泰得到路易十五(Louis ⅩⅤ)的默許,回到法國。以後一些年他完成或發表了許多作品,如悲劇《凱撒之死》、《愛麗菲勒》、《查伊爾》、《雅勒齊爾》以及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哲學論著《形而上學論》(the treatise of metaphysics),哲理詩《論人》和《摩登人物》,文學評論《趣味的聖堂》等,因而在法國成爲名噪一時的名人。
1734年4月,《哲學通信》法文版在魯昂秘密出版,立即引起當局的注意,巴黎高等法院下令全部銷毀,出版商若爾被捕下獄,伏爾泰再次流亡,逃往西雷(cirey)避難。西雷別墅是伏爾泰的情人夏特萊(chatelet)侯爵夫人愛米莉的宅邸,他們倆情投意合,又有共同的事業,理想的抱負,在一起生活的十五年裏,愛米莉用她自己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幫助伏爾泰,並以身作則,孜孜不倦,鼓勵伏爾泰努力奮鬥,督促他完成大量的傑出著作,其中包括《梅洛普》、《穆罕默德》、《塞米拉米斯》、《得救的羅馬》,哲理小說《如此世界》、《查第格》、《米克洛美加斯》,哲學著作《牛頓哲學原理》,以及曆史著作《路易十四時代》。1749年愛米莉因病去世,伏爾泰悲痛欲絕。
伏爾泰與盧梭(Rousseau)、狄德羅(Diderot)、愛爾維修(Helvétius)、霍爾巴赫(Holbach)等人不同,他在世時就享有很高的榮譽。1743年,他當選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會員,1746年他成爲法蘭西學院院士;他曾一度成爲法國國王和王後的寵臣,1745-1746年擔任過宮廷史官和國王的侍臣;他出入上流社會,被敬爲上賓,他的許多同學好友擔任國家要職,他與國王情婦的關系也非同一般。作爲啓蒙思想家,他的想法與盧梭等人不同,曾一度把改變社會面貌的希望寄托于上層人物身上,竭力做這些人的工作。他與波蘭前國王私交甚好,與普魯士(Prussia)國王弗裏德裏希二世(Friedrich)一度有忘年之交,與俄國女皇葉卡特琳娜有書信來往,還深得瑞典國王和英國國王的賞識。
但是由于利益集團的對立,使伏爾泰難于長久地與這些人保持密切的關系,他的生活如同驚弓之鳥,一言一行稍有不慎,便招來不測之災。一有風吹草動,他便逃之夭夭。1750年6月,伏爾泰應普魯士國王弗裏德裏希二世的邀請赴柏林任職。弗裏德裏希以開明君主自居,他的確做了一些開明的改革,並廣徠風雅之士,爲各國受迫害的民主主義者提供庇護,拉美特裏曾在他的宮廷任職,盧梭得到過他的保護。伏爾泰在柏林宮廷待了近三年時間,起初與普王關系很好,形影不離。後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發生了口角,普王表示伏爾泰只是一只桔子,等擠幹了汗之後,皮便要丟掉。伏爾泰得知後,憤然離開柏林回法國,途中被地方官扣下,倍受污辱。
普魯士國王驅逐他,法國國王宣布他是不受歡迎的人,他無家可歸,只得客居日內瓦(Geneva),後來又考慮日內瓦反動勢力日漸得勢,便在法瑞邊境附近購買了四處房産,即洛桑、德利斯,弗爾內和圖爾內。狡兔三窟,伏爾泰在“三不管”的地區自由自在地生活,無須看他人臉色行事,無須征求任何人或政府的同意,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見,也沒有坐牢的危險。因此,生活在這個時期,他的著作的戰鬥性、革命性是最強烈的。
狄德羅和達朗貝主編了《百科全書》(Encyclopedia),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思想家,如盧梭、馬爾蒙代爾、霍爾巴赫、愛爾維修、孔多塞、孟德斯鳩、杜爾哥、魁奈,杜克洛和內克爾等人,後來被稱爲百科全書派,從而結束了像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單槍匹馬與舊制度戰鬥的時期。伏爾泰堅決支持《百科全書》事業,不僅爲它寫了若幹辭條,而且從各方面給予它很大幫助,他聲稱,這項事業將是法國的光榮和它的非難者的恥辱。狄德羅和達朗貝正在建造一座不朽的大廈,而他本人將會不時地添加磚加瓦。
《百科全書》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反動勢力的圍攻,1757年第七卷上載有達朗貝在伏爾泰授意下寫的“日內瓦”辭條,這個辭條極力贊美日內瓦的政治氣氛和政府的寬容精神,目的是想擡高日內瓦,使巴黎相形見絀,以此批評法國的時政。同時,它也批判了日內瓦的宗教傳統和社會風氣,建議日內瓦應當修建劇院。這卷《百科全書》一出版,立即引起日內瓦當局、法國政府和百科全書派內部的強烈反響。達朗貝由于厭倦這個條目引起的爭吵,于是打算退出《百科全書》,伏爾泰寫信勸說他保留副主編的職務,聲稱:“我們正在接近人類思想的一場偉大革命”。但達朗貝仍毅然辭職而去。此後,盧梭、魁奈、杜爾哥、馬爾蒙代爾和杜克洛等人也先後退出百科全書派。法國當局也加緊了對百科全書派的迫害,1759年禦前咨議會和巴黎高等法院做出判決,下令公開燒毀伏爾泰的《詠自然法則》、愛爾維修的《精神論》等八本書,委派神學家修訂已出版的七卷《百科全書》,吊銷《百科全書》的出版許諾。伏爾泰動員《百科全書》的三千名贊助者向政府施加壓力,撤銷對該書的禁令。他給路易十五的情婦,百科全書派的同情者蓬巴杜爾夫人寫信,懇求給予幫助。
另一方面,伏爾泰用他那犀利的筆鋒,回擊反動勢力,他寫了悲劇《蘇格拉底》、時文《耶穌會士貝蒂埃患病、懺悔、死亡和顯靈的記錄》、《何時》和喜劇《蘇格蘭女人》,諷刺、挖苦、抨擊、揭露反動文人和教會人士貝蒂埃、佛勒龍、蓬皮尼昂等人,因此達朗貝稱他是“百科全書的全權大使”。
伏爾泰的隱居地成爲進步人士的聖地,不僅達朗貝、杜爾哥、孔多塞等法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時常登門請教,共同爲啓蒙運動運籌帷幄,而且各地名流也慕名而來。德利斯和弗爾內是人們旅行的必經之地,成爲“歐洲的首都”,有人稱伏爾泰是“費爾內教長”。日內瓦執政官跟他拉關系;普王弗裏德裏希主動與他修好;英國政府願意爲他提供庇護;俄國女皇葉卡特林娜封官許願,邀他訪俄;美國革命家本傑明•富蘭克林托人帶信向他致意。
他在這些年先後完成了或出版了悲劇《中國孤兒》、《奧林匹亞》、《奧爾良少女》、《米諾法典》、《伊雷娜》,哲理小說《讓諾和科蘭》、《老實人》、《天真漢》、《有四十金幣的人》、《巴比倫公主》,政論文《共和思想》、《甲乙丙三人對話》,曆史著作《帝國編年史》、《俄國史》、《日內瓦內戰》、《巴黎高等法院史》,哲學著作《哲學辭典》、《關于百科全書的問題》、《理智史贊》、《無知的哲學家》等,還編輯出版了高乃伊的著作集和梅葉的《遺書》。
1778年2月10日,84歲的伏爾泰回到闊別29年的巴黎,群衆對他歡呼致敬,遠遠超過對帝王形式上的禮遇。他參加了法蘭西學院的例會,得到與會者的高度贊揚,當選爲以後三個月的會議主席,他親自擬定編纂一部法語辭典,並承擔A字目,他出席法蘭西喜劇院爲《伊雷娜》舉行的首演儀式,盛況空前。達朗貝一刻也不離開他,杜爾哥、狄德羅常來拜訪和問候,美國政治家本傑明•富蘭克林多次與他會晤,並把孫子帶到他的病榻前,請他祝福,他的祝福詞是“上帝和自由”。
5月30日,伏爾泰離開人世。臨終前多次拒絕發表信仰聲明,拒領聖餐,不做臨終儀式。他死後教會不准他葬在巴黎,親友們只得秘密把遺體運到香檳省,埋在塞裏耶爾修道院。法國大革命中,資産階級革命黨出于敬意,于1791年兩次發表公告,決定把他遷葬在巴黎先賢祠,並補行國葬。
他的墓在盧梭的旁邊。他的心髒裝在一只盒子裏,存放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裏。在這個盤子上刻著伏爾泰生前一句話:“這裏是我的心髒,但到處是我的精神”。
http://ccly.nenu.edu.cn/web/article.jsp?id=240

太陽王 2008-05-13 08:37:00

啓蒙前夜的法國生活> 張鷺

提到“路易十四”這個名字,很多人腦海中浮現出的是那個大言鑿鑿“朕即國家”的暴君形象。如果要評選歐洲封建社會中的專制君主之最,恐怕非他莫屬了。如果不是他留下的舊制度把法國人逼得走投無路的話,後來“洪水滔天”的狀況可能就不會發生。但是,以說刻薄話著稱的伏爾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時代》中把路易十四時代與伯裏克利和亞曆山大,愷撒和奧古斯都,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時代並稱爲人類曆史上的四個巔峰時期,而當我們讀完法國曆史學家弗朗索瓦‧布呂士的這本《太陽王和他的時代》(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後,路易十四的暴君形象恐怕要被徹底顛覆了。
弗朗索瓦‧布呂士,長年研究斷代史,他旗幟鮮明地指出:那些把路易十四時代描繪得民不聊生,把路易大帝本人刻畫得殘暴無道的人,不過是在“用神聖之筆來了結個人恩怨”罷了,而真正可信的,其實是像伏爾泰、科爾維澤、古貝爾這樣態度嚴謹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如清華大學教授葛兆光所說的那樣,在經過“意識形態”、“精英倫理”、“道德倫理”和“曆史編纂原則”這4把剃刀的過濾後,我們所看到的曆史早已經不是其本來的形態了。
從宮廷內闈到王室和中産者的餐桌,從貴婦人客廳裏的午後沙龍到教士僧侶的床塌,從行會的工場到村落共同體,從水手的航船到政府的收容所,作者像潛入了時間隧道,帶著我們在兩個多世紀前的法國四處遊蕩,讓我們隨著他的筆觸與法國貴族們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在同一個劇院看戲,在同一個教堂裏做彌撒。因爲他使用的史料,不是我們在大部頭曆史著作中常見的那些冰冷的注腳,而是來自大量考證過的野史、方志、檔案以及一些在曆史上不知名的小人物的日記和回憶錄。這些鮮活的一手資料帶著王公貴族和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體溫,是後人了解那個時代人們生活狀態的直接通道——對細節的尊重是拒絕宏大敘事最有效的手段,而對瑣碎日常生活保持敬意是史學家還原曆史圖景的途徑。
盡管譯者稱贊作者“引用的史料與自己的敘述銜接得十分妥帖,毫無牽強之感,整本書讀起來親切自然、趣味盎然”,但它絕不只是爲中産階級准備的一本茶余飯後的消遣讀物,而是一本嚴肅的曆史著作。它有著與其他體例的史學著作同樣的實證態度,不同的只是作者沒有僅僅把目光停留在那些既定的、影響曆史進程的大事件上,而是進一步爲這些由大事件構成的曆史骨架重塑了血肉真身。作者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解構一些已經在我們的頭腦中形成思維定勢的神話,以細微的思想觸媒、切身的生命感受來體驗曆史另一端的心性感覺,以此完成我們對曆史真實的“同情地理解”。
事實上,連皇宮的走廊裏都時常可以聞到尿味、國王的花園可以任人隨意出入的路易十四王朝可能並不像後人想像中的那麽專制;反對宗教改革,嚴厲迫害新教徒但同時大興近代教育,改革政制的路易十四可能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麽反對進步;雖綿延悠久但仍允許下層階級通過自身努力晉升貴族的等級制度,也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麽森嚴。
路易十四在他的時代創建的大路易學校培養出了以伏爾泰爲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而後者一邊受惠于前者建立的年金制度,一邊肆無忌憚地攻擊著搖搖欲墜的舊制度。當他們的思想以小冊子的形式在底層讀者中大面積傳閱時,啓蒙的鍾聲已經隱隱作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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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與《路易十四時代》> 外羊

黃仁宇先生在他的《萬曆十五年》後序中這樣解釋他的大曆史觀,他大意說,以大曆史觀研究曆史問題,應該首先放棄所謂的階級立場,將曆史的基點推後好幾個世紀,以原始的眼觀重新檢討很多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的程序。
黃先生能有此在史學研究上比較新的並且得到史學界認可的研究立場或是觀念,應該說是與他所處的環境有很大關系。美國的學術研究怎樣的自由我不去論述,但在這樣的環境下産出的遠比我們國內更多更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可以比較出一種正確的結論,而就人文學科而言亦是如此。
在我國,不論是著史的人還是讀史的人,至少在若幹年以前我們的腦子總是不由自主的被局限、被框定,因而對于曆史當我們知道是秉著一種並不正確的觀念在解讀曆史,以至于我們看到黃先生用這樣研究曆史的方法而撰寫出的著作表現出的欣喜自然也沒什麽奇怪的。
最近又重讀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也是本講曆史的書,就伏爾泰寫作此部書的宗旨而言與黃先生的大曆史觀我個人感覺是頗類似的,都是通過曆史的某個斷面深入剖析那個時代的種種社會問題。在《路易十四時代》的導論中伏爾泰說,本書撰寫的目的不在于寫路易十四個人,而在于寫他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人類的精神文化所取得的進步。
而看過《萬曆十五年》的人們也都明了,此書亦不是黃先生要論萬曆這個皇帝,正如黃先生在他的自序中說,這本書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曆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沖突即開,恢複故態絕無可能,因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曆史的機緣。所不同的是黃先生是在他所研究時代的好幾個世紀後,根據對曆史文獻的分析而進行的論述。
無論如何中國曆史文獻的真實性是在國際史學界有口皆碑的,雖然本書史料所佐證的《明史》、《明實錄》以及相關人物傳記皆是在後朝的人所著,而從中國人爲史的一貫嚴謹性來看,史料的真實性多半是可以保證的,唯一稍許有些疑問的是《明史》,由于是清朝皇家編撰,對明朝的統治有一種勝利者姿態,然而又由于明亡給清的警鑒性所以也不必要在著明史上有什麽傾向性,最近一些學者指出明史中幾個帝王統治軌迹缺乏真實性,因而指責清時代的編撰者有意歪曲曆史事實,可見所謂的正史由于都是著于後朝,而後朝又多是通過武力征服前朝的,因而反映在史料方面其公允程度的確有些疑問。
伏爾泰寫作《路易十四時代》則相對在采用史料上比較有優勢(楨:《製造路易十四》?),由于伏爾泰生活的年代離路易十四時代並不久遠,那個時代在各個方面的延續還能使伏爾泰能親身體會,並且經曆過那個時代的某些重大曆史事件的人尚有留存,這樣采集到的史料的真實性以及所論述事件的准確性都較其他史書更具可信度。伏爾泰在寫作《路易十四時代》的時候社會主義還處于空想形態,資産階級真正形成勢力還只在英國與荷蘭,因而也不會受到所謂的新興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伏爾泰被稱謂爲反宗教、反封建的鬥士,被尊爲資産階級意識形態確立的啓蒙性代表人物,不過以伏爾泰對路易十四的推崇與贊譽不免些許影響了他比較客觀的立場。
萬曆朝時代有這樣一些社會現實導致漢民族最終喪失邁入新型社會的契機是不容否認的,在這一時期沒有給當時已經萌芽的帶有資本性質的工商業以扶持,沒有營造出一個適合這個萌芽生長的社會環境,從經濟層面上喪失了突破傳統小農主義的時機,而就政治層面還是一貫延續以道德代替法制反而更向集權的極至發展,從而更加抑止了資本經濟萌芽需要在上層建築上的支持。
反觀同一時期的歐洲,以意大利的諸多城邦爲例,由于本來就相當開化的城市共和制度在接受新的生産方式,商業方式方面表現出中國社會理解不了的能動性,反過來,新興城市資産階級在促進城邦政治制度更加開化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促動作用。雖然這種互動不可避免産生的社會變革也使社會産生了一定的混亂與紛爭,然而鬥爭的結果是朝著有利于城市資産階級的方向發展的。
而我們中國除了沒有宗教帶給社會的混亂與戰爭之外,這個東方的巨人從皮膚到骨髓的腐爛除了換腦子已經是無藥可救了。我們喪失自身改革發展的機會那只好被動的去接受變革了,而這個變革帶來的陣痛那就是我們必須去承受的了。
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就科技發展發面已經落後于英國,在《路易十四時代》書中有關科技的介紹伏爾泰對英國也是極度推崇,科技的發展在工業上的應用在路易十四時期的英國已經大規模的使用,相較于英國與荷蘭的新興工商業與金融業法國方面是落後的,但是由于路易十四是個精明睿智的目光遠大並不保守的君主,在他在位的這一時期法國的新興工商業、金融業業得到了扶持與發展。法蘭西科學院是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創建的,路易十四對新興科技、哲學、文學、藝術的積極支持與熱情同他打擊羅馬神權的積極與熱情一樣的高。法國由于路易十四時代在經濟、科技、人文上的積澱能在之後成爲僅次于英國的強國就很自然了,尤其該時期在人文思想上的自由給後來的法國大革命,給整個歐洲的資産階級革命都有著深遠影響。
倘若現代的被公認爲正確的政治制度以及支撐這個制度的所有下層建築更接近人類理想的要求並適合人類的發展,我們就可以用這一接近完美的制度去衡量古代社會的發展,從而能對比出人類曆史在發展過程中的種種迂回、種種挫折是中了什麽樣的魔症,會比較出到底是什麽原因與這個完美制度忽遠忽近,爲什麽在接近並最終歸化于這個制度的過程中不同民族表現出被動與主動,而黃仁宇先生的的曆史書籍就是這樣比較並給我們以深思的。
就此兩部書的內容而論,都有一個首相在生前與生後帝國政治的走向不同,中方的是首輔張居正,法國的是紅衣主教馬紮然,即使萬曆皇帝能保留張居正在生前的那些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改革措施而就其本人的個性以及當時的官僚體制而言,明王朝亦不會中興,最多是苟延殘喘更多一些時日而已。而對于路易十四,由于馬紮然的政策導致國內的投石黨人暴亂以及由于其的貪婪造成的國家財政的虧空並沒有阻礙路易十四複興王國的信心與熱情(楨:《製造路易十四》?)。
我們再看萬曆朝當時的社會安定狀況,由于土木之變後與鄰邦沒有了大的戰爭,社會穩定,財政也經過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的稅收政策而逐漸殷實,正是由于缺乏危機而致使政治制度得不到變通的機會,反而使集權統治與道德代替法制的思想更趨于僵化與極至。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由于之前的三十年戰爭對國內經濟的破壞,加上德意志帝國、西班牙、英國等強敵在側,國內又有教派之間的戰爭,投石黨人的暴動,三級會議的掣肘,各個方面的不利因素遠比萬曆皇帝要面對更多的困難。然而兩位帝王卻有不同的命運與結局,給予帝國的也是不同的命運與結局。(楨:誰更慘?法國大革命?)
萬曆朝的政治表現出來的問題與今天我們的政治生活所面對的問題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可比性,然而就統治思想來說由于人文傳承的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延展,因而那一朝所反映出的不合時宜的問題對我們現今的政府仍有借鑒意義,而當我們再具體深入到政府管制的某一層面我們就會發現16世紀的萬曆朝與當今政府在很多地方仍有很多相似處,這種相似並不是正確處理政務方法的延續而更多的是如何的趨利避害,如何的蠅營狗苟方面的相似。
在我們拿中國曆史與歐洲曆史比較時,我們總是自豪夾雜著羞愧,個中原因想必大家都清楚(楨:?),至于十六世紀後的中國緣何沒落,關于此方面的論述很多,而黃仁宇先生能以一種比較新的視點深入細致的分析讓我們更清楚的了解個中緣由。關于曆史觀,史學研究的問題黃仁宇先生在他的諸多著作中都有比較精辟的論述。就西方史而言,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在作者立場以及寫作手法和資料采信上都是開西方新方法著曆史的先河。所以拿《路易十四時代》與《萬曆十五年》對比著來看,能使我們依據大曆史的眼光看的更寬、更深、更廣(楨:?)。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5-9-11/85935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