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11 06:01:11阿楨
《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相較於前評《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解釋，搖擺於保守派與民主派之間，令人不易掌握。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伯克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法國革命論》北京：商務，1989）就清晰明了：他認為大革命已經演變為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而非追求代議、憲法民主的改革。
太清晰明了往往非歷史實相，看下保守主義的思想發展和伯克的生平吧：
保守主義從來不曾産生過、也不太可能會産生如霍布斯的《利維坦》或洛克的《政府論》一般的系統性著作。也因此，保守主義一詞的真正涵義在今天依然有待爭論，許許多多的（也經常是互相矛盾的）政治意識型態或政黨都與保守主義有所牽連。雖然政治思想在起源時便包含了許多可以被歸類爲保守主義的成分，一直到啓蒙時代、尤其是1789年前後的法國大革命震撼歐洲後，保守主義才以一種政治態度或思想的面貌嶄露頭角。許多人指出在宗教改革時期，聖公會的神學家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強調爲了社會和諧和公共利益而必須在政治上保持穩定，顯現出了早期的保守主義思想。但保守主義一直要到埃德蒙‧伯克寫下《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後成爲系統性的意識形態。
英裔愛爾蘭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大力的反對法國大革命，但仍支持美國革命的目標。這些早期的保守思想通常堅持保守主義並非一種意識形態，因爲他們認爲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理想有所牽連。伯克反對一個完全由抽象的理性所引導的“啓蒙”社會。許多人認爲伯克發展出了對于現代主義的批評，不過伯克從來不曾使用這一詞，這一詞也要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伯克擔憂啓蒙運動將會帶來無法收拾的動亂，因此他主張應該保持傳統的價值。
伯克主張，一些人的理性必然少于其它人，因此如果這些人純粹依靠理性行動，他們所運作的政府將會非常糟糕。對于伯克而言，政府的架構不該是由抽象的“理性”所組成，而是應該遵循國家長久以來的既定發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會等重要的社會傳統。“我們擔憂人們會依照自身的理性主導其生活和交易，因爲我們懷疑每個人的理性其實是相當有限的，因此個人最好是依靠于國家的既有傳統。許多哲學家們都不會試著挑戰傳統，而是會利用他們的聰敏，尋找尚未被他們發掘的智慧。如果他們真的找到了，他們也會選擇繼續保留傳統，同時將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抛離傳統單純依靠理性；因爲傳統，夾帶著其本身的理性，也會允許理性有所活動，這種互動關系是永恒不變的。”
伯克主張，比起純粹抽象（例如“理性”）的事物，傳統更能作爲立身處世的依據。因爲傳統經曆了數個世代的智慧和考驗，“理性”則可能只是一個人的偏見，不但未經時間的考驗，最多也只能代表一個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價值觀或傳統都是經曆了過去的時光考驗才流傳下來的，因此都應該被尊重。
不過，保守主義並不反對變革。如同伯克所寫道的：“無法接受改變的國家是無法生存的。”但他們堅持變革必須是透過有系統、有條理的改變，而非突然爆發的革命。革命爲了某種理論或學說，會試圖改變人類社會中複雜的人類互動關系，這將會造成無法預料的後果。伯克大力呼籲應該避免道德風險的可能性。
對于保守主義者而言，人類社會有時是根深蒂固而體制健全的；爲了達成某種意識形態的計劃而隨意修改之和形塑之將會造成無法預料的災難。保守主義也強烈支持財産的權利。對于18世紀的輝格黨而言，沒有任何東西比財産權利更爲神聖的了，財産權使得個人的利益考慮高過那些華麗卻不實際的理論。隨著拿破侖時代的結束，維也納會議象征了保守主義在歐洲複興的開端，抗衡經由法國大革命産生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勢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79507.html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年1月12日[1]—1797年7月9日），愛爾蘭的政治家、作家、演說家、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他曾在英國下議院擔任了數年輝格黨的議員。他最為後人所知的事蹟包括了他反對英王喬治三世和英國政府、支持美國殖民地以及後來的美國革命的立場，以及他後來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為輝格黨裡的保守主義主要人物（他還以「老輝格」自稱），反制黨內提倡革命的「新輝格」。伯克也出版了許多與美學有關的著作，並且創立了一份名為Annual Register的政治期刊。他經常被視為是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2]。
生平
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伯克，其祖先原為愛爾蘭明斯特（Munster）地區的天主教家族，父親是一名改信了愛爾蘭聖公會的知名職業律師。他的母親瑪莉（約1702-1770）則是信仰天主教，來自南部科克郡（County Cork）一個貧窮但有教養的家庭。伯克跟隨父親的信仰長大，並且一生中都信仰英國國教，雖然後來他的政敵會以此為把柄攻擊他帶有同情天主教的心態。他的妹妹朱麗安納則是信仰天主教長大。
在幼年歲月裡，伯克偶而會離開空氣不健康的都柏林，前往他母親位於黑水山谷的家居住。他在一所距離都柏林30哩外的貴格會學校接受了幼年的教育，並且在1744年繼續至位於都柏林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就讀。在1747年他創立了一個辯論社，被稱為埃德蒙·伯克的辯論社，這個辯論社到了1770年與歷史社合併而成為後來知名的學院歷史社一直到現在。伯克當年於辯論社內留下的紀錄一直被歷史社保存至今。伯克在1748年畢業，他的父親希望他研讀法學，因此在1750年將他送至倫敦就讀法學院，但不久後伯克便放棄法學途徑而改前往歐洲大陸留學。
伯克的第一篇論文：《為自然社會辯護：檢視人類遭遇的痛苦和邪惡》在1756年發表並且經常被以為是一封寄給博林布魯克勳爵（Lord Bolingbroke）的信函，這封信原本被當成一篇正經的無政府主義論文，幾年後由於為了錄取政府的職位，伯克宣稱這篇論文只是一篇諷刺文章。許多現代學者也將此文視為諷刺文，然而，其他人則認為這的確是一篇替無政府主義辯護的正經文章（這種解釋尤其被穆瑞·羅斯巴德支持）。無論是諷刺與否，這篇文章的確是第一篇無政府主義的論文，並且被許多後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威廉·戈德溫認真看待。在1757年伯克發表了一篇有關美學的論文—《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這篇文章吸引了一些突出的歐陸思想家如德尼·狄德羅和伊曼努爾·康德的注意。在接下來一年裡，在英國作家Robert Dodsley的協助下，伯克開始出版具影響力的Annual Register—一份以由許多作家主筆、以探討每年國際政治時事為主題的政治期刊。在倫敦，伯克也與許多當時突出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接觸，包括了塞繆爾·詹森等人。
在1757年3月12日伯克與來自天主教家庭的珍·瑪莉·納金特（1734-1812）結婚，兩人是透過她擔任醫生的父親在巴斯市替伯克治療而相識。結婚後兩人於1758年2月生下了一名兒子理查，但另一名兒子克里斯多夫則在嬰兒時期死去。
大約在這個時候，伯克在他人介紹下認識了另一名政治家威廉·吉羅德·漢密爾頓（William Gerard Hamilton）—暱稱為「只做過一次演講的漢密爾頓」，當漢密爾頓被指派為愛爾蘭首席秘書時，伯克前往都柏林擔任他的私人秘書，一直擔任這個職位達三年之久。在1756年伯克成為了輝格黨政治家、和當時擔任英國首相的羅金漢侯爵的私人秘書，兩人自此成為親密的好友，一直到羅金漢在1782年早逝為止。
政治生涯
伯克在布理斯托的雕像，碑文寫的是：伯克，1774-1780，「我希望成為國會的成員之一，讓我能有一席共創美德並抵抗邪惡的座位。」1780年於布理斯托的演講在1765年伯克進入了英國國會，成為代表溫多爾（Wendover）地區的下議院議員，溫多爾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袖珍型選區，當時是由羅金漢侯爵的一名政治盟友所掌控。在議院裡伯克帶頭辯論有關憲法對於國王權力的限制，他強烈批判沒有經過限制的君王權力，並且強調政黨在保持反對派勢力上的重要性，以免君王或是某政府派系有機會濫用政治權力。他在這方面最知名的論文是1770年寫下的思考當前不滿的起因。伯克表達他對於美國殖民地在喬治三世及其代理政府治下暴發的不滿情緒的同情，他也積極反制在愛爾蘭迫害天主教的活動，並且譴責腐敗而濫權的東印度公司。
在1769年伯克出版了一本名為《當前國家的情況》的小冊子以回覆另一名輝格黨政治家George Grenville。在同一年他買下了位於比肯斯菲爾德鎮（Beaconsfield）近郊的一片土地，將其命名為「格裡高里」，這片廣達600英畝的地產大多是透過借來的資金購買的，雖然伯克同時也獲得了一批包含提香畫作在內的藝術品，格裡高里在後來幾十年裡對伯克造成極大的財務負擔。伯克的演講和寫作到此時已經使他相當知名，許多人甚至揣測他就是當年名噪一時的匿名信作家「Junius」。在1774年他競選布裡斯托選區的國會議員，布裡斯托當時被稱為「英格蘭的第二個都市」，有著龐大的人口，也因此議員選舉有著實際的競爭、而且還相當激烈，伯克的政見包含了替代議民主制原則辯護，批判當時認為民意代表只應該替他們自己選區利益著想的概念。伯克的這些理論也構成了代議政治裡有關民意代表和代理人的理論。他對於自由貿易和天主教解禁的支持使他與自己的選區主流民意產生衝突，最後導致他在1780年失去了國會席位。在那之後伯克改成為代表莫爾頓（Malton）地區的議員，莫爾頓又是一個由羅金漢侯爵控制、有名無實的袖珍選區。
在托利黨的諾斯勳爵（1770-1782）執政下，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戰局越來越糟，最後伯克在終結這場戰爭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他發表的演講《與美國和解》（1775）與他寫的《致布裡斯托首長的信》（1777）。諾斯勳爵政府的下臺使得羅金漢侯爵開始掌權，伯克被指派為軍隊主計官和樞密院的成員，然而在僅僅幾個月後的1782年7月羅金漢侯爵便突然去世了。
伯克接著支持同黨的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與諾斯勳爵組成聯合政府，但在不久他便對此感到後悔，認為那是他犯下最大的政治錯誤。在短命的聯合政府中他繼續擔任主計官的職位，並且挺身支持福克斯所提出的改革東印度公司的法案—雖然最後法案沒有成功、而且還成為另一個大失敗。聯合政府在1783年下臺，接著被托利黨的小威廉·皮特取代，皮特領導下的政府長期執政到1801年為止。在接下來的議員生涯裡伯克便一直扮演反對派的角色，在1786年他開始監督當時第一任英屬印度的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最後對他提起控訴，伯克擔任審判中的主要角色，官司從1787年開始一直打到1794年黑斯廷斯被判無罪為止。
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
由於伯克之前對於美國獨立的強烈支持和他對王室特權的長期對抗記錄，當他在1790年發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時震驚了許多人[3]。在整場法國大革命中，伯克成為英國最早而又最突出的法國大革命批判者，他認為大革命已經演變為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而非追求代議、憲法民主的改革運動，他批評大革命是企圖切斷複雜的人類社會關係的實驗，也因此淪為一場大災難。他還特別譴責民主：「一名理髮師或是一名蠟燭製造者的職業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眼中的榮譽，更不用說其他一堆更為次等的職業。這些人不應該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是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之前曾欣賞伯克的許多人如托瑪斯·傑佛遜以及同為輝格黨的政治家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都譴責伯克是一名反動份子以及民主的敵人，托馬斯·潘恩還在1791年寫下《人權》一書以回應伯克。不過，許多同樣支持民主的政治家如約翰·亞當斯則認為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是正確的。
由於這些事件造成的爭議使得輝格黨內部產生衝突，最後使得伯克與福克斯的合作關係及友誼畫下休止符。在1791年伯克發表了《呼籲從新輝格回歸老輝格》一文，再度展開他對於法國大革命中燃起的激進革命思想的批判，並且批評輝格黨內部那些支持這些革命的人。最後大多數的輝格黨人選擇站在伯克這邊，並且表決支持保守派的小威廉·皮特政府，皮特接著在1793年向法國革命政府宣戰。
在1794年，兒子理查的突然去世帶給伯克嚴重的打擊，身為獨子的理查一直深受伯克疼愛，而且伯克還對他寄予深厚的期望。在同年沃倫·黑斯廷斯的審判以無罪終結，伯克以全盤失敗收場。伯克感覺他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也沒有精力再奮鬥了，因此他不久後便離開了國會。當時英國國王（由於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立場而剛開始欽重他）想要將他封為比肯斯菲爾德伯爵，但由於獨子理查的去世，即使封爵也沒有什麼榮譽和好處可言了。伯克只願意接受一筆大約£2.500英鎊的退休金，這筆退休金還被貝德福公爵和羅德岱堡侯爵所批評，伯克於是在1796年寫信回覆了他們。伯克最後的著作是1796年的《論弒君的和平》（1796），呼籲英國與法國重新協議和平。
在經歷長年的疾病後，伯克在1797年於白金漢郡的比肯斯菲爾家中去世，並在6天後被埋葬在愛子理查的墓旁，他的妻子納金特則在十五年後才去世。
影響和評價
伯克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在出版時非常的具爭議性，書中使用的激烈語調和許多誇大的描述還使許多人認為伯克已經失去判斷能力了。然而，這本書逐漸成為伯克最知名而又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在英語世界，伯克經常被視為是現代保守主義的奠基者，他的思想對於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卡爾·波普爾等古典自由主義者也有極為深刻的影響。伯克的「自由保守主義」堅持反對政府依據抽象的理念進行統治、或是實行「全盤的」政治變動，與信奉獨裁保守主義的歐陸哲學家如約瑟夫·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形成強烈對比。
伯克對於當時的經濟思想也有極大的影響，他是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體制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政府若是企圖以任何手段操弄市場，便是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原則，事實上伯克堅持著「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伯克在他的《短缺的思索和研究》中寫下了許多他的經濟思想。亞當·斯密還曾說道：「伯克就我所知是唯一一個在與我相識之前便已經與我有完全相同的經濟思想的人。」[1]而自由主義的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則將伯克列為最偉大的三位自由主義思想家之一，與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和Thomas Macaulay並列。
伯剋死後，對他的評價可以從卡爾·馬克思和溫斯頓·邱吉爾兩人的極端對比中看出端倪。
卡爾·馬克思是伯克思想的嚴厲批評者，他在《資本論》一書中寫道：
這個馬屁精受了英國君王的賄賂，讓他批評法國大革命，就有如他在美國問題的開頭時被北美殖民者收買以讚美他們，這個假扮自由主義者對抗英國君王的傢伙，只是個徹底下流的資產階級。
而溫斯頓·邱吉爾則在《政治的一致性》裡寫道：
伯克在一方面來看是個倡導自由的先驅，在另一方面來看是個替權威發聲的辯護者。但人們對他生命中政治立場不一的指控現在看來只不過是小事一樁，歷史直接證明了他所一貫保持的動機和理念，以及在一連串他生命中所面臨的問題，他都顯現出一樣深刻而誠懇的精神，他的權威是對於專制的反抗，無論那是對抗一個跋扈的君主或是一個腐敗的法庭和國會體制，或是任何證明了沒有自由存在的政體，對他而言都是一個必須加以對抗的殘忍暴政和邪惡集團。沒有人在閱讀到伯克對於自由和權威的同時辯護時能不體會到他始終是出於同一個目標，追求同樣的社會和政府的理想，並且捍衛它們免受任何襲擊—無論是來自於這個極端、或是那個極端。
伯克在英國下議院曾作出數次知名的演講：
論美國的稅制（1774）：「當初你以建立商業壟斷而非獲取利潤為目標設置了那些殖民地，無論是否正確，這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個問題。你不能以一樣的權力組織達成這兩個目標，將統一實行的內部和外部壟斷加以統一的內部和外部課稅，是一種不自然的結合，完全是無利可圖的奴隸制度。」
論與美國和解（1775）[2]：「這個提議就是和平。沒有和平會透過戰爭作為媒介，沒有和平是以複雜萬千而永無止盡的談判來達成的，沒有和平會在大家的爭執吵鬧中達成，在原則上，在我們帝國的所有領土上，沒有和平會依賴於法律體制的複雜判決、或是複雜的政府所作出的模糊立場。和平就是和平，發自其自然的本質、發自其最樸實的一面，那就是帶有和平精神的追求和平，純粹根基於愛好和平的基礎上…」
同樣知名的是他在1774年競選布裡斯托選區議員時的演講：
布裡斯托競選演講（1774）：「…民意代表應該要把自己住在一個最團結、最廣達基層、最沒有障礙阻撓他與選民之間溝通的選區，視為自己的一種榮譽和快樂。他應該要將選民的期望惦記在心，尊重選民的意見，並且持續關心民間的事業發展。民意代表應該將犧牲他的睡眠時間、他的快樂、他的滿足以服務選民視為是一種責任，並且要將選民的利益超越他自身的利益。然而，民意代表自身所抱持的沒有偏見的理念、他的成熟判斷力、他的良心，則不應該犧牲給你、或給任何其他人。他保留的這些堅持並不會剝奪你的快樂、也不會侵犯法律和憲法，它們是一種基於信賴的托付，他必須要對這種托付付起全盤責任。你的民意代表擁有你，不只是他的產業、也是他的判斷能力。如果他向你放棄了這些堅持，那麼他不是服務了你，而是背叛了你。」
著作
1775. Conciliation with the Colonies—《與美國和解》，這篇長達74頁的演講稿是伯克在1775年3月22日於下議院發表的，演講的其中一句是：「使用武力只能是暫時性的。如果和解失敗，武力還可以持續；但如果武力也失敗了，那麼連和解的希望都沒有了。」
1756.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A View of the Miseries and Evils Arising to Mankind—《為自然社會辯護：檢視人類遭遇的痛苦和邪惡》，這篇非常激進的政治論文最初是以匿名發表，當伯克被指出是背後的作者時，他推稱這只是一篇諷刺文章罷了。學術界通常認為實情的確如伯克所言，然而穆瑞·羅斯巴德則認為此文是伯克認真撰寫的政治文章，最後為了自保而不得不改口。
1757.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伯克在年僅19歲時寫下此書，但要一直到27歲時此書才得以出版。
179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是伯克對於法國大革命以及與其連結的讓-雅克·盧梭政治思想的批判，這本書在大革命白熱化之前便已出版，正確預言了革命將會陷入恐怖、暴政、和不幸的下場。支持美國獨立戰爭的伯克寫下此書，也是為了回覆一些當時誤以為他也會支持法國大革命的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BE%B7%E8%92%99%C2%B7%E4%BC%AF%E5%85%8B
2014年臺灣發生“太陽花運動”時，學生非法佔領“立法院”，在野的民進黨不但不譴責，相反還全力聲援。可是它就不想想，如果民進黨執政，學生也去做同樣的事情，它該怎麼辦？
不過面對這樣的局面，執政黨也是輕描淡寫，竟然把遊行發生暴力事件歸結為少數職業破壞者（法國內政部長認為暴亂是破壞秩序的慣犯、職業打砸搶所致）。而對於這些所謂的職業人士，多年來一直存在，歷經多個不同政黨執政，卻從未得到整治。以致于有員警懷疑這些人是政府故意放養的，如無暴力行為出現，當局又如何能公開勸阻民眾上街，將其負面化並在短期內壓下社會運動呢？
我多年來之所以對法國民主越來越失望，當家做主的人民如何表現就不說了，那些精英組成的各政黨，怎麼就連暴力這樣的問題都會沒有共識呢？如此無原則不就是為了一個權和利嗎？這怎麼像搞了兩百多年的老牌民主國家的樣？
所以一個五毛錢的改革就能引發一場如此烈度的革命風暴，就是今天西方制度運行困境的寫照。
最後要說的是，在五毛錢的改革出臺之前，法國還對高等教育進行了超大幅度的改革，甚至可以說是教育路線的大變革。但奇怪的是，這樣大動作的改革竟然在法國未能引起一點波瀾。
原因很簡單，這次改革的對象是留學生。過去法國對學生採用平等原則，只要是學生，不管來自什麼地方都一視同仁。公立大學除了收一點註冊費外，所有人都是免費。這和英美教育產業化完全不同。為此既顯示了法國的軟實力，增強了法國（法語）的吸引力，而且還在全球培養了不少親 法派精英。
然而，這一次法國決定改變這樣的教育方針和理念，所交費用上漲十幾倍：本科生從過去的170歐元漲到2770歐元！碩士從243歐元漲到3770歐元！
最奇葩的是，法國總理菲力普聲稱學費暴漲的目的是為了：“歡迎更多留學生來法國。”沒有看錯，他說的就是：為了“歡迎更多留學生來法國”！法式政府的邏輯就是如此。
但事實是由於來自非洲的留學生占42.7%，他們多數都沒有能力承擔這個費用而不得不離開。
法國這樣做的原因誰都知道，就是因為財政困難才不得不放棄教育平等的價值觀。這和法國民眾因為經濟而放棄環保低碳價值觀是一樣的。能光天化日之下如此黑白顛倒，也真是令吾輩大開眼界。
政治人物是制度困境的一個方面，民眾則是另一個方面。今天整個西方失去了改革能力，“當家做主”的人民也是責任難逃。
一個國家不可能總是順風順水的發展，總會有逆境和困難，也就需要改革。但西方民主這種制度設計對人民的要求非常高：不但要理性，還要有長遠目光，還能為了全域利益犧牲局部利益，為了未來犧牲當下，為了集體犧牲個人。但這樣的人民基本上不存在。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損，要麼立即走向街頭終結改革，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希拉克時代，要麼用選票中斷改革。
和制度有關的第三個因素則是反對黨。
本來，按照制度設計，忠誠的反對黨的職責就是監督執政黨，糾正錯誤，更好的治理國家。然而這個制度設計是如此的違反人性。反對黨最夢寐以求的是成為執政黨，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令執政黨犯錯，放大執政黨的任何錯誤，讓它失去民心而下臺。
執政黨有難，哪怕是國難，它們只會趁火打劫。這一次黃色風暴如此猛烈就和在野黨推波助瀾有關。甚至當發生全面的暴力行為時，在野黨不但不站在政府一邊，反而指責政府故意凸顯暴力場景，意圖使其在這場運動中徹底失去人心！
且看法國左右翼在野黨的表現：
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讚：“英雄啊，黃背心，你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你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
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
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法國不服從領袖梅郎雄指責“當權者希望發生嚴重事件來讓人們感到恐懼”，當晚他發推稱：“這是歷史的一天，在法國，公民起義讓馬克龍一派以及金錢世界發抖。”
別忘了現在的在野黨也是昔日的執政黨，它們也有著眾多的資源。當他們介入的時候，這場運動怎麼可能不一再升級？怎麼可能短期收場？
要知道這個連法國的象徵凱旋門都不放過的暴力運動，傷害的是這個國家的國際形象和民族榮譽，但政黨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現實。
且不說法國教育理念的改變是否合理，後果是否嚴重，從長遠來看國家是否得不償失，問題的關鍵在於全法國竟然一片靜悄悄，這和區區五毛錢引發的爆炸性效果實在是過於懸殊。
原因其實也很簡單，留學生沒有選票，其利益自然沒有保障，自然可以被任意侵害和剝奪。如果說民眾可以為了五毛錢而阻斷改革是一個極端，那麼另一個極端就是這種制度根本無法保護弱勢群體。別說沒有選票，就是選票少也同樣被忽視。這恐怕就是法國少數族裔比如穆斯林往往訴諸暴力的原因，而且寄希望于未來通過高生育率改變處境。
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因，法國這場微不足道的五毛錢引發的如此不成比例的黃色革命，背後就是國民性、價值觀共識的崩解和制度的失靈。不管是哪一方取得勝利，最後失敗的都是整個國家。國民性無法改變，看來能動的只有價值觀和制度了，只是以今天的法國來講，它還有這個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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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有“民主”的地方都這樣。看看臺灣選舉前的那些奇葩，再比如2016年美國大選，在支持希拉蕊的集會上，麥當娜聲稱投票給希拉蕊拉票，我親自幫你口交。這些比這個村委會選舉厲害的多了，別大驚小怪
這還算好的 好多村選舉都是挨家挨戶塞錢 當選以後靠官商勾結撈回來
震驚 某大國號稱救災從不帶武器 這次竟然開著裝甲車進了災區😂
按某些境外媒體的脾氣，這些視頻及截圖幾年後很可能變成《中國政府趁夜出動軍隊及裝甲車大肆拘捕新疆異議人士，我國大使對此表示抗議，希望中方重視人權》
民主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把選舉權送給統治階級之外不納稅、不當兵的人，結果當然就是分肥政治、民粹政治。分肥一時爽，民主火葬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