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10 06:19:18阿楨
《舊制度與大革命》
為何從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不易讀出前評《法國大革命》所補貼的＜托克維爾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解釋＞之要義呢？
這個嘛！如同托克維爾的另一名著《民主在美國》（後評），除了特殊的寫作風格外（界於學術論著專文與政治評論散文之間），如同托氏界於保守與自由派之間的學經歷身分（簡傳補貼於文後），造成了如下文所言：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解釋是對當時保守派與民主派的大革命史觀的反撥。
托克維爾關于法國大革命起因的解釋
劉北成（北師大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給出一種完美的結論，而是提出了引發後來者思考與探索的問題。對于150年後的中國讀者來說，托克維爾的解釋不僅具有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價值，而且它對我們關于法國大革命乃至各種革命的"常識"構成一種挑戰，因此值得我們重視。本文僅僅討論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起因的解釋。
一
20世紀初法國文學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就指出，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解釋是對當時保守派與民主派的大革命史觀的反撥。[1](P20)
保守派詛咒法國大革命，把法國大革命視爲魔鬼在世間顯靈。德‧梅斯特爾說："法國革命具有惡魔的特點。"伯克說："法蘭西豈止喪失了舊政府，簡直喪失了一切政府。"民主派則在大革命身上發現了上帝的福音：它不僅要更新法蘭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煥然一新。例如，米什萊在他的《法國革命史》（1847年）的導言中對大革命的解釋就是："什麽是大革命？這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義的爲時已晚的來臨。"[2]（P1）托克維爾注意到，保守派和民主派立場截然對立，但是二者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的思維邏輯卻是相似的，即法國大革命在事實上是曆史的斷裂，在價值上是善惡的顛倒。
針對這兩種二元對立的神話式解釋，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1]（P60）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
當然，托克維爾對保守派解釋和民主派解釋的態度有所不同。他明確地引用保守派的言論作爲批駁的靶子，但是他用大革命的"創新程度比人們普遍認爲的卻少得多"[1]（P60）來安撫保守派。他在價值判斷上更接近民主派，肯定大革命的民主成果：平等、民主等信條"不僅是法國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大革命最基本的功績，論時間，則是大革命最經久最實在的功績"。[1]（P46）但是，他用從大革命中産生出更專制的"民主專制制度"[1]（P197）來消解民主派的神話："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1]（P36）
托克維爾的大革命史觀是有所秉承的。那就是梯也爾、基佐等爲代表的奧爾良派自由主義史學傳統。
首先是既捍衛又批評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立場。基佐的父親死于大革命的斷頭臺。但是，基佐認爲："法國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戰鬥，它是權利與特權之間的戰鬥，是法律與非法專橫之間的戰鬥；唯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節制革命的任務，也唯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純潔化的任務。"換言之，"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來批判檢討大革命。[3](P6)托克維爾有著與基佐相似的身世――他的父母曾被捕入獄，幸虧熱月政變，才死裏逃生。托克維爾早在《論美國的民主》（1835年）中就肯定了"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強調了在民主的基礎上並通過民主的方式來保障自由。[4](P4)
其次是用階級鬥爭來解釋曆史連續性和必然性的觀念。梯也爾、基佐等人認爲，法國大革命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基佐指出："從社會和我國各階級關系的角度看，被稱爲第三等級的那個階級不斷成長壯大。其他階級起初被它所改變，而後被超越，最終則被融化吸收了。"[2](P188)托克維爾也斷然表示："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曆史。"[1]（P158）
不過，托克維爾對于奧爾良派史學也有所偏離。他是第二帝國的反對者，但他不是用自己的研究來爲任何一個黨派服務。再者，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的必然性並不簡單地蘊含于某種新生社會力量（資産階級）與舊制度的矛盾之中，僅僅用這種階級鬥爭觀念還不足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這場到處都在醞釀、到處産生威脅的革命，爲什麽在法國而不在其它國家爆發？"[1]（P61）如果說奧爾良派自由主義史學闡發了革命起因的某種根本性因素，那麽托克維爾則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進行了一種更豐富、更具體的曆史社會學分析，揭示了與民主派的革命神話迥然不同的曆史畫面。
二
"舊制度"是一個特定概念，指大革命前18世紀的法國社會。大革命起因于"舊制度"，但是無論在民主派眼中還是在奧爾良派自由主義史學家眼中，"舊制度"作爲革命的反題，是被完全否定的。托克維爾從這裏突破，從而對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內在聯系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
在深入研究舊制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爲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1]（P156）他發現，舊制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制的複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系恰恰與人們想象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
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吊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余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1]（P64）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爲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爲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爲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爲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産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凶極惡，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會心理的變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1]（P72）
不過，相比之下，托克維爾認爲，各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之所以加劇，主要是中央集權制的作用。
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維爾認爲，中央集權制不是大革命的産物，而是舊制度的産物。法國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王權中央形成了一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于一身的統一權力機構，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總督總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中央集權制的政府幾乎達到了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更有甚者，舊制度實行官員保護制，專橫地庇護大小官員。這樣，中世紀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和個人的政治自由權利也統統喪失了。這裏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顯然是把政治專制與行政集權混爲一談了。
托克維爾承認，這種中央集權政府是舊制度的一項成就，是舊制度下"所有活著、動著、生産著的東西"的"新的根源"，[1]（P57）也是舊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後保存下來並且能夠適應新社會的政治體制。但是，他也發現，這種單一的中央集權制既是舊制度時期社會動力之源，也很容易成爲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個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爲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爲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1]（P107）結果，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絕對依賴又很容易轉變爲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願時，便産生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極端仇恨。由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地位，是法國多次革命的主要條件之一。
托克維爾還發現，正是中央集權制的發展，造成法國階級分離的加劇，使法國社會變成一點即炸的火藥桶。首先，三級會議的停開，使得第三等級（主要指資産階級）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系。其次，與一般人們想象的相反，貴族的種種免稅特權不是中世紀的遺存，而是中央集權制發展的結果。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爲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爲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致了資産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爲了獲取免稅特權，資産者設法住進城市並在城市中獲得職位，這就導致了資産者和農民的分離。第四，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級。不僅其他階級都離棄農民，而且政府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各階級之間彼此隔離的惡果，一方面是"再也組織不起什麽力量來約束政府，（但）也組織不起什麽力量來援助政府"[1]（P171），也就是說，政府實行分而治之，最後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階級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敵，"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爲著互相廝殺。"[1]（P145）
有的評論認爲，托克維爾不是把經濟基礎的變化，而是把中央集權制看做是導致大革命的主要原因，這顛倒了主次關系。其實，托克維爾對經濟基礎的研究是開創性的。索布爾指出："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十分重視土地問題和封建問題，也許更加重視所有權問題，這種好奇心在他那個時候是新穎的。"[2](P86)而且，不難看出，托克維爾對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的分析，遠比割裂地排列經濟和政治情況更有說服力。
三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發的衆多直接因素時，托克維爾論及思想文化、宗教習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強調啓蒙運動和王權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詭異的曆史現象背後的曆史因果鏈條。
啓蒙思想爲大革命做了准備，這是常識。民主派把大革命視爲啓蒙思想的正義原則的實現，保守派則把大革命歸咎于文人的蠱惑。與他們不同，托克維爾所要探討的是啓蒙思想的思維特征及其得以産生和傳播的社會條件。
托克維爾發現，啓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1]（P175）。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之所以形成和傳播，是因爲法國缺乏政治自由。與英國不同，法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區域，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因此他們只會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于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于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至于爲什麽這種文學化政治思想會支配法國的政治生活，托克維爾則主要不是分析啓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強調舊制度下法國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裏，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麽全盤忍受，要麽全盤摧毀國家政體。"[1]（P177）貴族、資産階級因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經驗，因此對于那種文學化政治理論的危險性毫無所知。貴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爲座上賓。國家高級官員也只精通行政事務，而不懂得治國安邦的根本法則，不能理解和預見社會潮流的動向及後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抛棄了現實社會，沈湎于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裏了。"[1]（P181）
舊制度政府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爲末代王朝卻是迄當時爲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爲，盡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臺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爲標志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1]（P207）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衆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還嘗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
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系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欲望，但是，專制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迹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系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産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
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衆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制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爲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只是起了喚起民衆不滿情緒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衆的私有財産，對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賴，在饑荒時期強行實施征集制、食品強制出售和最高限價等措施，對窮人實行嚴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現身說法對民衆進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沈屙"，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仿佛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准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它（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1]（P234）
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1]（P210）
四
根據以上概述，我們不難看出，托克維爾在法國大革命的起因中發現了一個曆史吊詭現象，即"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爲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1]（210）在某些情況下，革命與經濟發展、政治改革之間卻似乎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正關聯關系。托克維爾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蓋然性命題。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起因的解釋是圍繞著闡釋這種吊詭現象或者說論證這個命題而展開的。
托克維爾的解釋十分豐富精彩，其範圍涉及了經濟、政治、思想、宗教等方面，其中包含的政治觀點、研究方法，不僅對于西方的法國革命史研究産生重大影響，而且對于後來其他超出史學研究領域之外的許多研究都具有啓示意義。他的某些結論得到進一步闡釋或修改。《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譯本的序言（張芝聯）和導言（J.-P.邁耶）對此有所論述。
需要指出的是，托克維爾對曆史吊詭現象的揭示，即他所建立的研究命題，近幾十年來在西方學術界格外受到重視。20世紀60－70年代是一個全球激蕩的時期。動亂、革命與政治穩定成爲西方學界的一個重要主題。一些現代化研究者發現，托克維爾命題具有很大的普適性。在許多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在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動亂、政變乃至革命發生的幾率比較高，因爲經濟發展引起社會平衡被打破，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挫折感變得強烈等等。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總結有關研究成果後提出一個更普遍的命題："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孳生著動亂。"[5]（P5）同一時期，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泰德?古爾更推而廣之地提出"相對剝奪理論"來解釋"人們爲什麽造反"。他認爲，由價值期望與價值實現能力之間的落差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乃是人們造反的心理原因。[6](P13)等等。當然，對于他們的結論也有種種異議。但是，托克維爾命題及上述學者的研究畢竟給我們開辟了一條不同的思路。
注釋：
1、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M]. 馮裳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索布爾. 法國大革命史論選[C]. 王養沖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3、甘陽. 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A]. 李世濤. 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C].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4、托克維爾. 論美國的民主[M]. 董果良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5、塞繆爾‧亨廷頓. 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李盛平等譯.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6、Ted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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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社論2013.7.4埃及政變的三個輸家：首先當然是前總統穆希，他錯估情勢，在最後一刻仍發表強硬演說，稱要用生命保衛憲法，結果自己成為憲法的殉葬品。第二個輸家是埃及軍方，現在軍方似乎是勝利者，但卻是惹上無止境麻煩的開始。第三個輸家則是阿拉伯之春革命，兩年多前席捲北非與中東，現在則失去了正當性。埃及的革命失敗，更顯示阿拉伯之春的正當性破滅。一個經過民主選出的總統，沒有內亂叛國，也沒有貪污腐化，竟然被推翻掉，這會對其他經過革命的國家像葉門、利比亞等，產生莫大衝擊。這三個輸家，引發對阿拉伯之春的嚴肅反思，也反映出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尚未能扎根結實。 回應：第四個輸家是美國，讓大家看清美國是如何挺民主制度的!所謂「民主」、「人權」都祇是幌子而已，切勿當真，更不要吹噓成甚麼「普世價值」 是對「阿拉伯之春」的反思，不是對民主的反思喲？真是能寫文章。而反思的結果，不用說，大概也就是「民主在這些國家尚未能札根結實」。所以，民主是不會錯的，錯的是沒將民主札根。這種打手級的文章寫法，放到文革，也是挺管用的。）
聯合報社論2013.7.4埃及悲喜劇：當民主靠槍桿子維持從土耳其的大示威到埃及民選總統遭罷黜，對所有領導人都是一課深切的提醒，不要只仗恃手中權力，想想你的責任！ 回應：這種話也能寫在社論?當領導人不能掌握槍桿子,就是腦殘,就算民主先進國家(US....)也一樣，遑論埃及這麼個鳥地方--古老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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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2013-7-6對政府不滿，那就自求多福吧！：平情而論，巴西和土耳其這兩個國家，其執政者近年來都做了不少改革，並取得可觀的成績，但到頭來卻點燃包括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在內的市民大眾對政府不滿的抗議浪潮。總體看來，「對政府不滿」似乎已成為當下全球最時髦熱門的話題。尤其在目前網路無國界，資訊傳遞即時而又巨細靡遺的情況下，政府凡百施政都要受到監督乃至吹毛求疵的質疑。「對政府不滿」成為社會大眾最方便而廉價的情緒宣洩口，但同時也使得各國政府的執政者普遍陷入動輒得咎的困境，而告進退失據。 全球性的「對政府不滿」群眾運動，其中不免有相當程度的民粹情緒。「經濟學人」把這股方興未艾的「對政府不滿」運動，寄望於各新興國家能夠改善民主政治的品質。但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卻在其新著「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中直指，撐持過去500年西方文明的民主、資本主義、法治與公民社會4大支柱，目前均出現嚴重退化。從而出現一波波的國際金融海嘯，各國所積累出的巨額國債、不只壓制經濟成長的動能，也破壞不同世代間的「合夥關係」，民主被民粹綁架，法治質變為被惡法層層管制，公民社會面對龐大公權力機制只能狗吠火車，誠如弗格森的洞見，則「經濟學人」寄望於民主政治的自癒功能，豈非形同刻舟求劍。 不論西方民主機制有無自我調適的能力，擺在眼前的「對政府不滿」風潮，對台灣而言可以說一點都不陌生。就如同巴西或泰國，調價會引發不滿，維持不變則會使政府財政進一步惡化，公共投資、公共服務不足在在都可以引發民怨。面對這種局面，政府作為或不作為都會挨罵，看來「對政府不滿」與「政府難為」恐將要持續糾纏下去，社會大眾最後只能自求多福了。聯合報2013.7.6槍桿子凌駕民主 埃及創惡例：穆希遭到驅逐，可能創下一項可怕惡例，而使其他的民主政權面臨動搖。埃及民眾的舉動，將鼓勵其他國家對政府不滿、不服的反對人士，不再以選票來變更政府，反而改用激烈的手段來推翻民選的政府。反對派將在街頭追求他們的主張，而不是在國會。如此將使整個地區維持和平及創造繁榮的機會下降。在此同時，這項訊息也將使其他國家的伊斯蘭運動者心懷憂懼。他們從埃及事件所獲得教訓，就是如果他們在選舉中贏得勝利，反對者就會使用非民主的方式將他們推倒。因此一旦他們掌握權力，便更加無所不用其極地鞏固權力，無論是採取公正或邪惡的手段都無所謂。「粉碎敵人」將成為他們的座右銘。
美國真的是邪惡之國嗎！：在網上，經常看到很多謾駡美國的話語，但總的來講千篇一律，大約都是說美國是一個邪惡、黑暗、無恥、流氓、惡棍、陰險、侵略成性、毫無道義、搶劫掠奪、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國家………不過，本人比較愚笨，有幾點比較不明白，希望請教下各位，解答出我的疑惑。麻木不仁的國人，醒醒吧！ 回應：腦殘貼！精神病患者在胡說！ 我來回答樓主:1. 說美國是世界上最邪惡的國家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把子女送到美國的當官的和有錢的人.而且美國在科技方面還是有優勢, 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就象一個人, 他道德很敗壞,並不等於這個人就一定沒有能力,就一無是處. 所以並不矛盾. 2. 關於為什麼歐洲國家願意跟著美國, 這個道理很簡單,這個幾個主要發達國家形成一個集團, 共同瓜分了世界財富. 3. 至於你沒有聽到美國人說要侵略中國, 這是你個人的智商問題, 在這裡我不跟樓主來討論這個問題. 4. 至於利比亞, 伊拉克, 朝鮮等是不是正義的一方, 最少他們是被侵略被欺壓的一方. 他們都是主權國家.美國沒有任何權力去侵略一個主權國家. 按照樓主的邏輯, 如果你家裡窮, 有錢的人看你不順眼, 打到你家裡去, 甚至把你殺了, 那也是合理的. 5. 至於美國在全世界都有駐軍, 更不能做為為美辯護的論據. 美國是現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保持帶殖民色彩治外法權的國家. 就是美國駐軍在所在國犯法, 不受當地國法律的約束.這就是口口聲聲崇尚自由, 人權和法治的國家.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609956 2013-07-23 11:21:09
民主派棄民主 埃及混世權鬥幾成笑談2013-7-23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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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攝影師看見槍口指向自己錄下被殺瞬間 (回應：埃及呀！你聽美國佬的，這就是老美願意看到的。你們選的總統不聽美國的，他就要給你們換一個… 無恥的美國，撒謊的所謂民主 阿拉伯世界的春天——這是美帝國主義利用所謂的民主，達到控制整個阿拉伯世界範圍內石油能源目的的手段。 不懂的別瞎扯蛋，整天義憤填膺的。絕對支持現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國策，懂什麼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嗎？不忍辱負重，祖國早就淪為越南，印度，菲律賓，印尼這類不入流的國家了。)紐時：埃及公僕 故意扯穆希後腿：紐約時報2013.7.11認為，埃及能源短缺的危機奇蹟般結束，警察重新現身，在在顯示軍公人員過去一年蓄意擺爛，降低人民生活品質，抵制穆希的執政。（楨：豈只，而是軍公與美帝共謀！）
中國時報2013-7-6埃及軍方有多厲害：第一，從納瑟推翻法魯克王朝之後，埃及便是變相的軍方執政。第二，穆巴拉克之前的六十年，不但總統由軍人擔任，由於長期執政，在行政體系中充滿軍方色彩的人，絕大多數首長都是退役軍官擔任的，連應該獨立的司法方面也受到軍方的滲入，無論是最高法院或地方法院及檢察部門，都以軍方的意見為原則。第三，它如同伊朗的革命衛隊，擁有自己的土地和公司企業，軍方參與的經濟活動占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埃及三大地產開發商都由退役將軍主持，國家主要基本建設項目也優先由軍方參與。第四，美國的軍事援助直接撥給埃及軍方，不是透過政府系統，軍方根本不必向政府要錢（楨：美國每年援埃十五億美元，依照美國法律，不得援助發生政變的國家。但是否政變美帝定義！）。有這許多特色，軍方不高興時，搞個政變那是易如反掌的。
伊斯蘭派反撲 號召埃及人抗議 穆斯林兄弟會恐反撲 埃及更動盪（回應：其實這後面的黑手就是美國，當初穆斯林兄弟會所支持的穆希當選，老美就很不爽，一直想把這個穆希搞下台。 美國所謂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所指的是，我說了算，聽命美國的政權就是民主，不聽話即使你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政府都是不民主，欲除之而後快的政權。 原來阿拉伯之春是在瞎整，反正全由美國一張嘴，說黑就是黑，說白就是白，這個世界已經被一個想建立世界太上政府的美國家族搞到烏煙瘴氣，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卻渾然不知，還在一旁搖旗助威。唉。）
歐巴馬認可埃及軍方行動（回應：對外，美國從不講民主人權，只講國家利益，而且是毫無公平道義的利益。世人被蒙蔽太久太久了，以至於不知道落後國家人民是一直被剝奪的，世人清醒沒？）
嚴震生：爭辯中的埃及政權更迭：有好的軍事政變嗎？（回應：民主時代群眾抗爭是常態,軍方藉此推翻民選政府,是沒有正當性可言的,就是外國勢力介入操作下的軍事政變,因為穆斯林兄弟會掌政,對美歐明顯不利,所以英美的發言都有樂觀其成的樣子）
聯合報/朱立安/教2013.7.5美國操弄 埃及步伊國後塵：被美國伸黑手的國家，下場都很慘；而今美國卻堂而皇之高唱「重返亞洲」，不但和日本與菲律賓聯手軍演，還想染指東海與南海。近日被史諾登舉發，美國老大哥以「稜鏡計畫」監控全球。如今又天羅地網追緝史諾登，更透露美國以中央集權老大哥思維，持續對世界進行全面操控。長久以來，美國藉武力支撐，彷彿全世界的事，都是美國人說了算，卻連網路人權這麼基本的事，都無法合宜處理。靠著網路力量串連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又不能免去美國以「稜鏡計畫」從背後操弄。其實美國那管阿拉伯是春天、還是冬天，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路線放任弱肉強食，只在意本身利益。在埃及諸國貧富差距拉大，且弱勢者更形弱勢的情況下，人民對任何親美勢力有更深入理解與評估前，都不會有希望。
聯合報2013.07.08埃軍政變前 美警告穆希「剩一小時」 回應 夏明珠這篇報導很到位，可以看看：《埃及政變恐引發難以預期的連鎖反應》美國推翻穆希，只是消滅了走選舉路線的兄弟會溫和派，兄弟會中採極端路線的激進派，反而因此受到鼓舞。 美國哪是在幕後『協調』，分明就是幕後『主使』，是美國開條件給穆希，不聽話就下台滾蛋，埃及軍方則完全聽命於CIA，這是第三世界親美國家的共同悲哀，1979年伊朗國王巴勒維面臨革命，想調動軍隊鎮壓，才發覺自己根本叫不動手下的將領，將領只聽命於美國，當時美國認為把巴勒維趕下台，另行扶植親美傀儡就能穩住伊朗，結果誤判情勢讓何梅尼上台，這就是伊朗革命成功後，何梅尼重用革命衛隊來取代軍隊的原因。 由此可見『幕後的黑手』是誰？一目瞭然。還要跟鱷魚當朋友嗎？小心成了牠的「點心」。 根本是美國在搞鬼，半年前的消息：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卡爾─萊文稱，穆巴拉克被推翻後，埃及穆兄會領導人穆爾西成為新總統，他勢力不斷強大違反了美國的利益，奧巴馬正想辦法弱化或推翻他。 2013-07-23 11:08:50
阿拉伯之春與歐元風暴中的民主危機2013/07/22郭崇倫（聯合報副總編輯）
最近在歐洲與中東所發生的事，提醒我們，民主不是廉價易得的，因為歐元危機，部分國家接受紓困被迫付出代價，民主更為倒退，而阿拉伯之春革命，雖打倒了獨裁者，但並不能保證能夠有民主。
最近金融時報的一篇專欄《民主與自由不是一回事》，在大陸引起很多討論，專欄作家拉赫曼以埃及民主實驗失敗的例子，認為自由與民主有時互為敵人，拉赫曼似乎暗示，既然阿拉伯或伊斯蘭文明，還沒準備好，也許某些時候，為了自由，可以犧牲民主。
上期的經濟學人封面故事則很有耐心的辯解，民主沒有來，未必代表不會來，政治改革需要很長的時間，西方在1848年各地紛起的革命，多達五十起，雖然都被鎮壓，但是火種已經傳出去，30年當中，大革命時代於焉展開，阿拉伯民主只是時候還沒有到。
但是究竟需要等多久？對於為民主奮鬥的人，如果終其一生，看不到結果，意義何在？又或者阿拉伯世界，民主無法點滴累積，只是一個獨裁結束，落入另一個獨裁，這樣還有什麼意義？
中產階級的反撲
拉赫曼引申認為：相對富足、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精英階層，發現自己在選票數量上，不敵國內其他群體，因此心理上產生了落差。而心底信奉威權主義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一旦在選舉中獲勝，譬如泰國總理塔克辛、或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憑藉著小城鎮或鄉村「真正」國民的支持，踐踏城市中產階級所珍視的各種自由，所以自由派中產階級不得不反撲，甚至飲鴆止渴，期待軍方政變。
其實俄羅斯總統普亭，在某個意義上，也是如此，他的支持者並不是中產階級，而是來是莫斯科以外的鄉間，就像中國未來如果開放選舉，中產階級是不敵農村人口，自由派是敵不過保守派是一樣的。然而這樣的民主，是俄羅斯或中國的中產階級所要的嗎？
當選票失去作用...
……………
無論是中產階級的逆反心態，或是不願屈服於對岸的干預，台灣雖自認已經民主化成功（楨：？），但恐怕還是應該警惕的。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467554
做為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富者富可敵國，貧者貧無立錐。（美聯社照片）
余英時先生上月接受媒體訪談中開宗明義就指出：「我沒有中國夢，有的只是人類的夢」。顯然，余先生相信全人類會做同樣的一個夢。政治上余先生心目中的「普世」夢就是民主自由，認為台灣應該堅持民主自由，來與中共對抗，而且還舉陳光誠為例，表達了對台灣政府沒有堅持對抗的強烈不滿。另外，余先生沒有中國夢的原因顯然是因為共黨的腐敗，訪談中，台灣的民主自由是如此鮮明的與共黨的腐敗對立了起來。
在人類社會，民主與腐敗兩者並不存在非黑即白的互不相容，反而常常夾雜交融而形成各式各樣人間悲劇。做為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富者富可敵國，貧者貧無立錐（見圖，美聯社照片），社會上的不公不義讓人無法想像。做為「亞洲民主櫥窗」的菲律賓，每逢選舉就死一堆人，絕大多數的席位則由少數幾個大家族所把持，長年下來淪落到一堆人要靠出國當勞工來養家活口。在中東藉口民主的「阿拉伯之春」，現已演變成血流成河。
台灣在威權時代，官員沒有一個是民主方式產生，創造了舉世稱羨的台灣奇蹟，是台灣四、五十年來最讓人民懷念的政府。經過一些迷信西方民主是「普世價值」的人多年努力，台灣獲讚「亞洲民主燈塔」，卻遏制不住第一個民選總統的黑金，第二個的貪腐。有這樣的政府，台灣奇蹟的消失成為一種必然。
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手段能達成目的才有「價值」，達不成目的的手段沒有價值，遑論「普世」？（民主也分英國的內閣制民主和美國的總統制民主）
西方人完全了解其民主只是基督教文明演化出來的一種政治制度，適用於基督教文明的國家，非基督教文明國家從未有過成功的案例。民主做為一種文物就像船堅炮利一樣，背後一定要有價值體系的支持。
美國知名漢學家費正清在總結滿清自強運動失敗的原因中說到：「做為依據的、好聽卻誤導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似乎是以為，西洋的軍械、輪船、科學、技術，可以從某方面用來保存儒家的價值觀。我們現在回顧以前，可以看得出來，砲艇和煉鋼廠，是帶著它們各自的生活哲學而來的」。
費正清只說對了一半，但僅此一半，已足以說明為什麼民主在全球範圍內幾乎全面失敗的原因了：如果連船炮都是帶著各自的生活哲學而來，民主還用說嗎？
視民主為普世價值，我們不須再思考其它可能性，只要努力落實民主即可。結果越努力落實就越失敗，還完全不知問題出在那。因為我們不會想到質疑民主本身，這正是台灣濫情理盲而無法自拔的根本原因。走筆至此，不禁讓人想到法國漢學家與哲學家余連（F. Jullien）的話：「只有從差異開始，我們才能思考」。
民主對台灣的影響，絕不僅止於在政治層面上摧毀台灣奇蹟而已，在社會層面上更是讓台灣陷入「濫情理盲（政大教授錢致榕語）」的深淵而無法自拔。
理性逐漸淪喪遂成為台灣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其結果是造成全面性的社會困境：政治無法掙脫意識型態的綁架、政府幾乎完全癱瘓失能、經濟競爭力不斷流失、司法成為人民嘲笑的對象、媒體形同貪婪嗜血的大鱷魚、教育改成各級學校通貨膨脹，幾成泡沫，甚至出現少數人為了個人的私利，就可以公然摧毀政府政策等等不可思議的現象，最終造成上百萬的台灣人民要離開「民主」的台灣，到「獨裁」的大陸謀生，如果你不想在夜市擺地攤的話。而且，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選擇去大陸讀書工作的年輕人有增無已。
非常歡迎余英時先生到自由民主的台灣來定居，親眼看一看民主落實到儒家文明的台灣社會之後，所引發的各種癥瘊。頂多三年，相信您對民主一定會有更為深刻的看法。 2013-09-02 10: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