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認為衝突能帶來善果 2020-10-20 復旦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

人和人之間的生存競爭註定是衝突的。但各大文明都希望通過消除內部衝突來實現和諧。無論是中國上古的宗法還是中古的禮教法家。各宗教文明，不管是婆羅門教、佛教還是諸亞伯拉罕宗教，也都希望通過教義消除社會內部的衝突。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講階級衝突，但目標卻是一個大同世界。
　　自由主義不同。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不僅允許衝突，而且要論證衝突的合理性、道德性，甚至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就反對和諧論。
　　資產階級起初並不掌握政治和軍事權力，在教權和貴族的籠罩下，它只能通過經濟手段來鬥爭。所以它強調自由競爭、自由契約和商法-民法規則。後來它俘獲了國家，手裡有了權杖和槍炮，就用來保障它在世界上進行競爭。等它進一步強大，就甩掉國家，躲在政府背後監管著靠法律和契約運行的社會。
　　經濟上，自由主義聲稱自由競爭會改善人類總體福利，從亞當•斯密到福利國家理論，雖然在干預問題上有不同立場，但都屬此論。
　　國際上，聲稱自由競爭和全球化最終會提升各民族福利。
　　政治上，主張政治多元主義，聲稱各種社會利益自由衝突博弈，最後會導向公正的結果。
　　法律上，主張法治，所有矛盾都可通過訴訟來解決。
　　文化上，主張各種觀點、信仰、身份自由競爭。
　　這些聽起來都挺有迷惑性的，中國的社會科學幾十年來大多淪為這些觀念的傳播和再生產機制。但是只要到真實的世界中看一眼，所有的這些自由主義原則，無一例外地有利於強者，有利於生產資料和財富的所有者。
　　針對今天網路上的輿論狀況：看似每個人都獲得了表達的自由，實際爭論的目的是為了達成共識、實現改進，還是僅僅為了表達情緒，陣營劃線，黨同伐異，為撕而撕？
　　回應
　所以，古代中國不會自動發展到資本主義，中國的工業化會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完成，亞細亞生產方式...五段論在中國是不成立的。
　中國本來就要資本主義萌芽，沒有衝破封建主義而已。
　即使中國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制度，這是由中國文明所制約的。

自由經濟學派 在金融海嘯裡栽跟頭＞中時08-10-14閻紀宇

　二○○八年諾貝爾獎六大獎項，在經濟學獎於十三日出爐之後畫下句點。今年的經濟學獎不但壓軸，而且由於近年來全球陷入金融市場風暴，因此也比其他獎項更受各方關注，事先已經有評論指出，有鑒於目前氣氛，自由經濟學派應該不至於再得獎。
　不過分析家指出，諾貝爾經濟學獎與醫學、物理、化學獎有同樣的傳統，得主絕大多數是學界耆宿，其偉大理論或發現早在數十年前就已提出，經過長時間的洗禮驗證，獲致顛撲不破的地位，如此才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評審委員的青睞。
　去年三位得主之一的赫維茨高齡九十歲，已經在今年六月過世。今年的得主克魯曼雖然「才」五十五歲，正值學術研究的顛峰時期，但他的關鍵論文發表於一九七九年，已是將近卅年前的作品。
　因此全球金融風暴雖是無比重要的議題，各方議論紛紛，經濟學者更是全神貫注，研究火力全開；然而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恐怕還是會按部就班，等到塵埃落定數年甚至數十年後，才會將殊榮賜予研究這場風暴的學者。
　評審委員會特別指出，雖然克魯曼是「意見形塑者」，但是得獎原因是經濟研究，而非他的政治見解。
　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指出，這場從去年侵襲至今的風暴，或許會逐漸改變評審委員的基本理念，不再對自由市場理論情有獨鍾，因為今日風暴之所以一發不可收拾，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市場缺乏健全的監管機制。
　不過今年新科得主克魯曼對這場風暴，最堪玩味的可能是去年八月十日《紐約時報》的專欄，當時次貸危機剛爆發不久，但克魯曼已預見今日美國政府面對信貸市場緊縮一籌莫展：「當市場流動性枯竭，正規的政策工具也將無用武之地。降低資金取得成本對借貸者幫不上忙，因為沒有人願意出借資金。如果銀行只願把錢堆在金庫裡，確保它們資金充裕也無甚用處。」

另參本館＜姓資姓社＞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10734384/20081016063824/
《歷史的終結》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359352/20080427060509/

依附論的視野——薩米爾‧阿明的東亞現代化思想研究＞何愛國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埃及人，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著名的全球化問題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涉及的學科非常複雜，有著濃厚的社會關懷和廣闊的國際視野，可以說，他既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曆史學家，又是活躍的左翼社會活動家。作爲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確實做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這從分析他的理論體系可以看得出來。不過，阿明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國際視野上，基本上屬于依附論的範疇，盡管如此，也有著向世界體系論發展的趨勢。阿明以他的理論來審視東亞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的發展，給東亞地區和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留下了獨特的視角和有益的啓示。這就是我解剖阿明的理論的趣旨所在。
一、 薩米爾‧阿明的新馬克思主義或依附論思想
分析薩米爾‧阿明的依附理論體系，不獨是分析他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也需要推源究後，故而本文把他的前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現代世界體系理論和大過渡理論放在一塊討論。從中可以看到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
（一）前現代世界體系理論
1. 前現代世界體系的性質理論
16世紀以前的社會絕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若幹地區性體系內部互相競爭（甚至可能是在一個全球體系內部），但不存在一個全球性氏族體系，可以叫氏族式文化圈或全球氏族式體系，前現代世界體系是否是如弗蘭克（A.G.Frank）所言，是一個持久的，一直不斷發展的全球體系，阿明認爲，最關鍵的區別體現在體系內部的力量集中方面，就全球範圍內的力量集中而言，前現代世界體系與現代世界體系是沒有可比性的。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範圍內是力量集中的，只有它才算是完全意義上的全球體系。阿明不同意弗蘭克的五千年世界體系論（3000B.C.至今），而支持沃勒斯坦的五百年世界體系論（1500年至今）。但阿明又說，在廣義上，我們可以說“全球體系”（前現代）是存在的，不過當然不能把它與現代全球體系（資本主義）相比。
2. 前現代世界體系與現代世界體系的本質區別理論
前現代世界體系（地區性和氏族性的體系）與現代世界體系（全球體系或資本主義體系）在中心——周邊的結構方面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是在地區範圍內力量集中，後者是在全球範圍內力量集中；前者的形成與重要的哲學和宗教運動相聯系，後者的形成與資本運動相聯系；前者不存在控制和支配體制，後者則有一個全球性的控制和支配體制；前者的力量集中源于政治思想的需要，後者的力量集中則出于經濟領域的需要；前者的主導地位源于政治和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導，後者的主導源于經濟和經濟意識形態的主導；前者在經濟領域具有中心變動以及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不一致的特點，後者在經濟領域具有中心穩定以及經濟中心與政治、文化中心重疊的特征；前者的中心——周邊結構只具有相對地位的關系，後者的中心——周邊結構則具有絕對地位的關系，後者完全是以歐洲利益爲出發點和目標的。
3. 前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與演化理論
氏族式文化圈或全球氏族式體系的形成約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因爲支配或主導這一體系的宗教哲學思想基本上在這一時期形成，如希臘宗教（公元前200年）、東方基督教（100——200年）、基督教（300年）、伊斯蘭教（600年）、瑣羅亞斯德教（公元前500年）、佛教（公元前500年）、儒教（公元前500年）等。阿明對公元前500年前後的這次宗教哲學運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它代表了世界史上第一次偉大的革命浪潮，表現爲超越了以往時代的地域觀念的，體現普遍理想的一種觀點。這次革命形成了氏族式體系，它成爲了2000——2500年間的，全人類範圍內，或幾乎是全人類範圍內的普遍體系。”全球氏族式體系自形成以來曆經2000年的演化（500B.C.——1500A.D.）資本主義體系才從中突破。
對于演化的特點，阿明概括爲以下六點：（1）中國的發展始終是突出而連貫的，在古代世界的納貢體系中保留有一席卓越而且穩固的地位，印度略爲遜色；（2）中東的發展停滯不前，導致在體系中的地位大幅度下滑；（3）最爲傑出的演變發生在歐洲大陸。約在1000——1500年間，出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500——1800年，歐洲憑借它對美洲的征服和塑造，將自身的巨變推上了新一輪高潮，爲世界體系由地區性向全球性的轉變揭開了序幕。（4）日本、東南亞和非洲的演變也以他們各自的方式爲全球性資本主義體系的構建作下了准備。（5）中亞在前現代世界體系中曾經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但在現代世界體系中落到了社會的邊緣；（6）從1500年開始運作的資本主義體系與此前的體系有質的區別。它顛覆了有關地區之間的相對地位關系，把歐洲推上了“控制和支配”的曆史舞臺。“控制和支配”代表了新興世界體系的主要特點，經濟和經濟意識形態上升爲新體系的支配性因素。
4.前現代世界體系的結構與演變理論
全球氏族式體系主要有中國、中東（含希臘、羅馬、拜占廷、阿拉伯——波斯等）、印度三大中心，而歐洲（除了拜占廷和意大利）、日本、中亞、南撒哈拉非洲、東南亞等分別成爲它們的周邊地區。中心與中心之間，中心與周邊之間，周邊與周邊之間都存在不同等級和程度的交流。中心與周邊之間的關系是非對稱的，且動態不平衡發展著的。關于全球氏族式體系的內部社會結構演變問題，阿明的結論是：（1）集體社會（大約相當于我們通稱的原始社會）之後，階級社會的一般形式是氏族式的；（2）封建社會不是一般規律，而只是氏族式社會的周邊形式；（3）氏族式社會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社會等級、封建時代的歐洲國家、國家官僚統治下的農民集體等）；（4）奴隸制不滿足任何一般要求。在大部分曆史軌迹中（如埃及、印度和中國），都沒有奴隸制度的出現。只有當它與商業相連時，奴隸制度才會迅速發展。因此，各個奴隸制度所處的生産力水平極其不同（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和一直持續到19世紀的美洲的奴隸制度）。資本主義體系之所以能夠從中破土而出與這種結構是分不開的。
（二）現代世界體系理論
1. 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理論
在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過程中，即歐洲的資本主義誕生過程中，“有兩個因素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
（1）封建邊緣從屬模式的靈活性。
薩米爾‧阿明認爲，前現代世界體系的內部邏輯，即商業資本主義邏輯（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商業資本主義的自主作用與從屬權力的主導邏輯之間的對立），是導致現代世界體系得以産生的前提條件，而這個前提並不獨屬于歐洲，幾乎在前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和周邊都能找到。如中國、印度、伊斯蘭東方諸國等可以找到有力的證據，“絲綢之路”、法國、德國、意大利、中亞、馬六甲海峽、撒哈拉、東非海岸、中國海和日本海的內陸商業城市等都存在類似的作用。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必然導致與舊體系的從屬權力産生沖突，要求擺脫從屬權力實現自治。其中中國曾經是典型的重商主義國家，但在明代卻突然中斷了重商主義發展，可能因而顯得像曆史的偶然事件。“但歐洲卻因此得到了機會。資本主義得以在這裏誕生，並不像以歐洲爲中心的思想所認爲的那樣，它在歐洲的誕生是規則的例外，恰恰相反，這是一切從屬制度根本矛盾的自然結果。”中心結構的僵化和邊緣結構的靈活性爲歐洲重商主義發展提供了廣闊的余地。
（2）重商主義世界經濟的建立以及由此産生的美洲邊緣。
但爲什麽只有歐洲的重商主義發展成爲資本主義，並形成全球體系‧薩米爾‧阿明認爲，有必要分析歐洲重商主義的特殊性，爲什麽只有它沒有爲前現代體系的從屬權力所吞噬？阿明通過分析歐洲的重商主義發展史，認爲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與其他地方和以前的時代相比，歐洲的重商主義過渡是獨特的。這個獨特之處就在于，歐洲的重商主義時代的專制國家不是此前分散的封建從屬權力的延伸，而是對它的否定，而在其他地方和以前的時代，如中國、印度、伊斯蘭東方諸國等，從屬國具有完善的形式（我稱爲中心形式）並把它保存了下來。
第二，重商主義時代歐洲封建制度的危機以及危機的克服形式與與其他地方和以前的時代大不相同。從1150——1300年，歐洲封建制度經曆了一次通過開墾新土地來完成的擴張，在隨後的時期（1300——1450），出現了衰退和危機。正是在這個時期，由于歐洲從屬形式的邊緣特點，出現了克服危機的靈活性特點，這與先進的中心從屬形式的相對刻板截然不同。歐洲專制主義國家通過征服美洲克服了封建制度的危機，建立了一種重商主義的世界經濟並爲之服務。
第三，歐洲大西洋和美洲之間的中心——邊緣關系新體系的建立並不是此前時代中心——邊緣關系的重複，此前時代的中心——邊緣關系是以商業交換的地理延伸爲基礎的，而新體系的中心——邊緣關系並不以“貿易”爲目的，歐洲對美洲“開發”的目的，在于使它成爲遭受歐洲重商主義經濟剝削的邊緣，表現在大量地掠奪美洲的黃金白銀和從美洲莊園獲得豐厚的利潤。使新興的商業資産階級既加強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又擁有了對付所有競爭對手的決定性優勢。
第四，歐洲重商主義過渡時期（1500——1800）的資本主義特點體現在意識形態的斷裂上，就是伴隨著專制主義國家的形成而産生的對形而上學的支配權的摒棄。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啓蒙運動就是這種體現。
第五，反對歐洲資本主義體系形成的其他各種理論，如意識形態先進論（新教論）、技術先進論、政治制度先進論（自由主義）、形形色色的文化主義（虛構的希臘鼻祖和基督教崇拜）、種族主義論。薩米爾‧阿明強調，歐洲的優勢關鍵在于建立了一種中心——邊緣的新剝削體系和對美洲邊緣的殘酷剝削上。
2. 現代世界體系的性質理論
現代世界體系與前現代世界體系有本質的區別，現代世界體系是在資本主義框架裏運行的第一個全球體系。它對整個社會和全球按照自己的內在邏輯實行了徹底的改造。
（1）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相對于此前的體系來說是一次質的飛躍。體現在價值規律影響的不僅僅是經濟生活，而且是現代世界的整個社會體系，包括特有的意識形態內涵，如“經濟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財富決定權力”等；這種體系之所以高級，不僅僅表現在它所帶來的生産力的巨大發展，而且表現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層面——現代民主觀念；體現這種特點的增長指數是整個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體系在無法改變的積累規律作用下的必然産物；但增長指數是一種癌症，它必然導致資本主義體系的死亡；新體系將把生産力的增長納入受控制的社會機制中，而不是任憑其僅僅由經濟剝削的機制來決定。
（2）現代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而且是第一個世界體系。這個體系的結構運行是通過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這種分工是大衆的基本消費品和它的産品之間的分工，而不是前此體系的奢侈品或珍稀品的分工；該體系還伴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商品化程度；該體系是一個由世界化價值規律統治的世界經濟體系。
（3）全球化的價值規律必然引起兩極化，即貧困化必然伴隨著世界範圍內的財富的積累。“全球化——兩極化”機制是該體系的最大特征和基本特征，這是一種在以前的曆史中沒有出現過的新現象。它引起了邊緣人民的暴亂和各中心之間爲爭奪世界體系的統治權而進行的鬥爭，而這將導致對該體系的超越。
3. 現代世界體系的結構理論
（1）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特點。中心——邊緣的權力結構是，中心對邊緣有一個全球性的控制和支配機制；中心——邊緣的力量結構是，全球範圍內中心力量集中；中心——邊緣的地位結構是，中心的支配地位比較穩定，任何趕超中心的企圖都是幻想；中心——邊緣的演化結構是，全球化——兩極化。兩極化的形式是，從殖民與殖民化，工業化與非工業化到非工業化（後工業化）與工業化。
（2）現代世界體系的主導因素。主導現代世界體系的是經濟和經濟意識形態。
（3）現代世界體系的動力因素。驅動現代世界體系運行的是資本與商業邏輯，即資本與商業自主性的不斷膨脹。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就是這種邏輯的意識形態體現。
（4）現代世界體系的演化方向。現代世界體系存在著由低級向高級演化的趨勢：中心地區的演變趨勢是，1500——1800是商業資本主義時期；1800——1945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1945以來隨著邊緣地區的工業化，中心地區反而開始步入非工業資本主義時期。
（5）現代世界體系的覆蓋範圍。現代世界體系從橫向上（地理上）來看，覆蓋了全球的每一個角落；從縱向上（社會上）來看，深入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4. 現代世界體系的演化與消亡理論（兩極化理論）
（1）兩極化是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擴張的內在規律。資本主義生産模式運行的基礎是結合了商品、資本和勞動的三維市場，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模式卻是二維市場，只漸漸地結合了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勞動市場是被人爲分隔的，這種現象足以引起不可避免的兩極化。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即世界化的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輔之以對資本主義價值規律的基本分析），甚至通過新古典主義的方法，我們都可以毫不費力地展示這種兩極化的積累機制。
（2）對中心和邊緣這兩個概念的定義的主要內容和二者間的關系本質上都是經濟的。這是經濟在資本主義模式中的統治地位以及資本積累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體現。如果在以前的時代有通常意義上的兩極化現象，那麽這種兩極化的本質和原動力是不同的，因爲它們不是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起作用。
（3）現代形式的兩極化表現爲世界分化爲工業化國家和與之相對的非工業化國家。工業化與非工業化的對立並不是資本主義兩極化的永久和最終的模式。這種現象只在1800——1945年間占主導地位。在1945年以後，隨著邊緣地區的工業化逐漸變得模糊了，同時兩極化的標准由轉移到了新的領域。
（4）邊緣地區近來的逐漸工業化和中心地區的“非工業化”，迫使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兩極化現象，以抛棄它那過時的曆史表現形式。壟斷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即三維的國家市場和二維的國際市場的結合，表現出了與19世紀資本主義市場規律的完全不同的特點。新的兩極化表現形式恰恰是“邊緣”的“工業化”和“中心”的“非工業化”，即中心從純粹的工業活動轉向控制技術、金融和自然資源的壟斷。邊緣的工業化可以成爲金融與技術中心控制下的一種現代生産體系，而中心的優勢反而得以鞏固。有四種與交換無關的兩極化機制在起作用：第一，資本從邊緣向中心的流失；第二，勞動者同一方向的選擇性流動；第三，位于中心的公司在世界勞動分工中處于壟斷地位；第四，中心控制著全球的自然資源。
（5）世界體系的一體化在資本擴張的邏輯中制造了一個無法消除的矛盾：它使邊緣的任何“趕超”的企圖都成爲幻想，而邊緣的人口至少占了整個人類的3/4。任何“趕超”都是留在世界體系內的“趕超”，即遵循全球資本主義規則，而遵循全球資本主義規則的“趕超”其實是不能實現“趕超”的。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是如此，社會主義也是如此。“任何社會都無法逃脫（資本主義）世界一體化的永久挑戰，‘發展’僅僅是這一制度下的發展，在此之外，不可能有‘自主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如此。”
（6）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邏輯所産生的不可控制的指數增長是自殺性的。資本主義同時作爲生産方式和世界體系既是自殺性的，也是罪惡的，它可能意味著在被逼造反的邊緣發生大規模的種族滅絕。
（7）所謂的自由主義思想斷然忽視世界資本主義內在的兩極化，這使它的觀點失去了一切意義。除非它敢于宣布廢除一切限制，讓勞動者在全球也自由流動，就像商品和資本的全球自由流通一樣，如果這樣，那麽，實際上，它就是用自己的邏輯，提出通過資本主義道路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條件的同一化。如果不是這樣，那所謂的自由主義思想就是地地道道的欺騙。
（三）大過渡理論
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體系由于其本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和兩極化規律，必然要被新的社會和新的體系取代，薩米爾‧阿明認爲這就是社會主義。但他不同意社會主義能夠迅速取代資本主義，也不同意社會主義只有從外部才能超越資本主義，他認爲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是一個資本主義內部不斷發生蛻變並得到超越的過程。阿明認爲要實現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必須擺脫抽象的“革命”與“改革”道路之爭，采取一種“激進的改革”形式，即“可以在不打破舊有系統的邏輯的前提下改變原有系統的範圍，超越其內部範疇。”因此，人們有必要應對好四個挑戰：
第一，“市場”的挑戰。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漫長過渡時期，必須明確市場的目標與駕馭市場的方法，以便明確市場的範圍使之服務于社會生産，以保證社會的進步，如充分就業，最大的平等，等等。在這一範圍內，不同産權形式的實體——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無論國家的，還是合營的——都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占主導地位。反對完全放棄市場和完全受制市場的做法。
第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必須正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無法回避的現實的制約與限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回旋余地來改變內外關系，拒絕一味地適應外來限制，而努力使全球化來適應各國的發展需要。反對完全融入或完全擺脫全球化的做法，可以采取類似歐盟“共同的農業政策”這樣的“分離”或“隔離”措施。
第三，“民主”的挑戰。社會可以通過教育權、工作權、健康權和退休權等一系列的特殊權利來保證人的“生存權”（“人不但生來自由平等，而且具有生存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自由與平等之間不相矛盾。反對以“社會權力”的名義取消個人權利，也反對以“個人自由”的名義取消“社會權利”。我們應該提出一種進步主義的概念來詳細地規劃市場法則。
第四，“民族與文化多元化”的挑戰。並不是要建立一個同一的集體或者所謂要絕對地執行國家、民族或宗教集體的權力，也不是要否認多元化在這些方面要求民主權利、尊重特殊和不同的存在，而是要在盡可能大的政治空間中認同的集體共存並相互聯系。
阿明反對傳統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認爲這些理論只是對20世紀曆史經驗的總結，也同時被20世紀的曆史所抛棄。“像蘇聯和中國那樣在短短的幾年內便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是沒有意義的”。阿明出于對資本主義及其體系的形成過程和曆史社會主義成敗的短暫曆程的深刻反思，不由發出疑問：“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中萌芽經過長期的發展才破殼而出並最終取代了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否在某些方面也要走同樣的道路呢？”
二、 東亞“成功”的依附論詮釋
（一）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東亞的“成功”
薩米爾‧阿明並不認爲東亞的“成功”是真正的成功，而只是認爲它是暫時的、有著特定含義的“成功”。從依附論的視野，阿明不難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阿明認爲東亞的“成功”是戰後資本主義擴張時期的暫時“勝利”，與這一特定的曆史階段是分不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對西方的擴張進行了一定的抵制，爲東亞的發展拓寬了空間。
第二，而今，“反蘇維埃地理戰略的擔心憂慮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整個周邊地區的新買辦化時刻已經來臨，它結束了萬隆紀元的幻影。”世界資本單極化的新階段已經開始，資本的擴張必然希望第四世界（除正在迅速工業化和新興工業化以外的地區）能夠邊緣化。
第三，東亞的“成功”只是“邊緣”的“成功”，即成爲“邊緣的中心”，而不是足夠替代或與原中心並立的“新的中心”。東亞仍在“第三世界”，只是沒有落入“第四世界”而已。
第四，東亞要成爲“新的中心”只有走“獨立的”發展道路，即與“全球化——兩極化”的規則遠離。脫離或獨立或一定程度上隔離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外。
第五，東亞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抵制新自由主義，以自身的合作或內部市場爲增長引擎。
（二）非“新自由主義”的東亞發展道路
薩米爾‧阿明認爲東亞的“成功”走的是非“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具體來說有如下特征：
1. 加強本國的經濟建設基礎；
2. 加強東亞本地區間的相互依賴性；
3. 有步驟地實施對外開放；
4. 以中國和東亞本身爲發展的引擎；
5. 抵制新自由主義；
6. 世界體系中的地緣經濟因素，導致東亞繞過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7. 世界體系中的結構轉型因素，即新技術革命給了東亞經濟發展的最好機遇。
阿明完全反對“新自由主義”，認爲只不過是“全球化——兩極化”機制的一種意識形態。東亞的“成功”是抵制“新自由主義”的結果，而其他地區的抵制則沒有東亞這樣徹底和成功。東亞“並沒有像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所建議的那樣，在立足地區之前，首先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競爭性的地位。它首先同時加強國民經濟基礎，本地區間的相互依賴性，以及有步驟地實施對外開放。散居各地的華人構成了東亞經濟發展的支柱，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憑借這一些，中國使得東亞的經濟圍繞著中國而不是日本而發展，並給東亞一個比較光明的前景。但是，東亞這個強盛的地區，比人們想象的要脆弱，因爲它幾乎沒有其他選擇而只有把賭注壓在中國的崛起上，並要和美國協調一致。”
東亞繼續成功的關鍵，按阿明的說法應該是進一步加強內部的合作，而不是融入“全球化——兩極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去，“在所有正在融合且有競爭力的國家中，東亞憑借其積極與活力躲過了那個普遍的危機（指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作爲資本加速積累的地區，東亞以其自己爲核心。這是從兩種意義上來說的，一是中國以自己爲核心；二是東亞地區內部的貿易占各國內部貿易的60%。這樣，盡管東亞很開放。但它不容易受到外界壓力的攻擊。”
（三）第三世界，還是第四世界？
薩米爾‧阿明認爲，最近有學者提出了一個“第四世界”的概念，即把正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的新工業化地區稱爲“第三世界”，如東亞、東南亞、印度；而把工業化程度低、未工業化或前工業化地區稱爲“第四世界”，如非洲、拉美、阿拉伯、穆斯林等。這些學者認爲，第三世界新工業化國家正在“趕超”或者能夠“趕超”，而第四世界則“前景暗淡”。阿明則認爲“工業化已不再是兩極化的基礎”，他建議在將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水平與可勞動人口中就業人口的比率（即與生産體系的各部門中非就業者的比率）相結合的同時，將全球的資本主義社會分爲三類：核心的、正在融合的及邊緣的。第一類是那些一直處于核心地位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西歐及中歐，還有日本；第二類是那些東歐國家，前蘇聯國家，東亞（中國與韓國）和東南亞，拉丁美洲國家（除加勒比海國家和中美洲國家外）以及印度的一部分地區；第三類是印度的大部分地區，印度構成了和第三類國家的結合點，即非洲，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這三類國家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分別處于中心、半邊緣和邊緣的地位。
（四）新的中心，中心的外圍，還是外圍的中心？
阿明認爲西方容許東亞的工業化是符合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運行的，是資本主義體系框架所允許的。但“趕超”西方資本主義是“虛幻”的，“任何邊緣在資本主義範圍內都無法趕超”。“我寧可這樣說：邊緣的核心——正在形成之中——是由那些在提供工業産品方面承擔主要職責的國家組成的；而‘第四世界’表明了資本主義擴張的破壞性的特點，這種特點不是新出現的，它貫穿著整個資本主義的真實曆史。”薩米爾阿明對邊緣的定義是，“（邊緣是）世界體系中沒有形成中心的所有地區”，因此，“邊緣在世界體系中所擔負的職責的多樣化也就不言而喻了”。東亞的“崛起”或“成功”如果仍然局限在“全球化——兩極化”（即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框架裏，在阿明看來，也就只是“多樣化的邊緣”的一種或者說“邊緣的核心”罷了。但如果東亞“獨立于全球化的進程之外”，東亞的真正崛起即“成爲新的中心”是可能的。阿明的分析是，“西方在一段時間內，保持虛假的繁榮，而東亞在這種離奇的全球化——兩極化過程之外實現經濟的穩步增長。這裏所說的東亞或許包括日本，它將會重走老路，更多地依賴其技術優勢，並且重視與中國等幾個地區工業國的合作。日本也有可能留在西方國家的陣營，因爲中國走著自己的發展道路，不願意加入日本的經濟體系中。至于美國以亞太區域性組織的名義將其他國家諸如日本與韓國納入自己勢力範圍的計劃，依我之見並未超出它一貫的想法，只會起到離間中國和日本關系的作用。不管怎樣，亞洲（包括東亞、東南亞和印度）的新興工業化道路究竟會通向何方呢？我們發現，如果亞洲留在全球化體系中，價值規律的作用、五大方面的壟斷、新的財富集中化等種種現象都將形成。又或者它將隔離于，或者相對性地隔離于這些現象之外。我的意思是說它獨立于全球化的進程之外，這一點不無可能。”阿明“隔離”的意思是加強東亞的內部融合或一體化進程，以東亞本身或中國的發展爲增長引擎。
三、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模式
（一）中國“成功”的原因
1.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世界體系是一分爲二的。
“整個美洲大陸、歐洲、非洲和西亞屬于西半球，西半球的國家25年來一直處于不同程度的危機之中。東半球則相反，所有的東亞國家——日本、中國、韓國以及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平安無事。當危機在這個擴大了的西半球日益加劇時，東亞國家進入了一個強勁的發展階段。發展的勢頭似乎還能夠繼續，也許日本是個例外，它好像也陷入危機。”
2. 中國有一個十分周密的計劃
薩米爾阿明在此把中國與蘇聯和東歐作了比較，他說：“東歐國家（以及前蘇聯的共和國）沒有實施轉變的構想，也沒有一個社會模式。當然，它們有意識形態，就是沒有要使社會渙然一心的計劃，無論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則有一個十分周密的計劃。我絕不認爲那是社會主義模式，我將其稱爲國家社會資本主義模式。”
3. 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
薩米爾阿明認爲中蘇兩國迥異的發展道路是由兩國曆史和兩種革命曆史的不同所致。尤其是在對待農民和資産階級的態度上。
其一，對待農民問題。
俄羅斯革命道路是延續西歐的工人運動傳統，通過城市革命取得成功的。俄羅斯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沿著打破工農聯盟的集體化和工業化方向發展的。這不僅使實現社會主義的夢想徹底破滅，而且可能限制了生産力的發展。中國革命走的是以農村爲基礎，從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始終重視工農聯盟，中國的農業和工業內部的交流關系從來沒有出現俄羅斯曆史上的那種極度惡化。“工農聯盟”問題解決得還算比較成功。
其二，對待資産階級問題。
俄羅斯革命完全清除了資産階級，中國則非如此。“抗日戰爭使中國共産黨在1930年之後贏得包括資産階級在內的國內抵抗力量的強烈好感。中國共産黨與知識分子、資産階級之所以能夠結成廣泛同盟，正是由這一因素決定的。”23
4. 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思想基礎
薩米爾阿明不同意世界銀行和西方主流媒體關于中國取得輝煌成就是因爲中國“放棄了社會主義”的看法，他認爲說中國通過“放棄社會主義”才步出“毛澤東時代的停滯”的說法，“不僅是將事情武斷地簡單化，而且是蒙住眼睛，不願獲悉中國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薩米爾?阿明認爲中國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毛澤東時代30年打下的政治、經濟與思想基礎。24“如果沒有奉行毛澤東思想的30年間打下的政治、經濟與思想基礎，很難想像會有近15年的飛速發展。要強調的，就是在原來基礎上的加速發展。” 薩米爾阿明舉1957——1975年中國的發展爲例，並把它與同期的印度作了比較。“在1957年到1975年間，中國就已經取得5.3%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都低于2%），從這段時間就已經取得輕工業11.2%和重工業8.3%的創記錄增長率，已經建成一整套收入分配的社會體系，遠遠優于（即公平）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此外，正因爲印度沒有從類似的重建工作中收益，盡管它比中國更資本主義化，更加向世界體系開放，但從效率上看，在社會公正或獨立性等各個方面都要遜色，將來也是如此。”
5. 對自由主義思想對抵制
薩米爾阿明認爲自由主義理論在中國市場不大，“這裏沒有人會愚蠢到相信‘市場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俄羅斯與東歐在由“集權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時，采取的是著名的“休克療法”，即“徹底的私有化、無限制的自由市場和不加控制的對外開放”，“結果正如大家所見，東歐進入了一個現在也未見有複蘇迹象的衰退期。”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雖然已決意‘重新融入世界體系’，但對著名的休克療法仍斷然拒絕。”
6. 特有的中國發展道路模式
中國取得的成就與其特有的發展道路模式是分不開的。薩米爾?阿明認爲中國特有的發展道路模式包括三個積極特征和一個消極特征。即中國式的私有化、市場化與分配體制；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得到國家的控制；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處于政府的合理控制之下；但缺乏大衆的廣泛參與。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特征
1． 非出口拉動的高速增長
中國已經連續15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年增長率爲10%。“即便需要打一個折扣（特別在農業領域，追求短期效應的現象比較普遍），還是相當令人吃驚的。”29“這樣的增長率出現在擁有12億人口的國家裏，無疑會打破世界所有的基本平衡。”不過，薩米爾阿明認爲，“重要的是要知道這種高速增長並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樣，主要是由出口拉動。” 薩米爾阿明舉1980——1990年中國的出口與國內生産總值的比率爲例，按世界銀行列出的“因優先發展出口而取得成功”的榜樣的國家中，出口的增長率基本上是國內生産總值的兩倍。而中國“出口的增長率是11.5%，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率是9.7%。”
2． 通脹和外債一直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中國的經濟增長還有其他與第三世界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特征。薩米爾?阿明舉通脹和外債爲例。
其一，通脹。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平均通脹率（從處于衰退中的貧窮國家平均每年的14.9%到中等收入國家的7.3%，經常被世界銀行援引爲例）相比，中國的通脹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其二，外債。中國外債中的服務部分與出口收入之比，1980年超過4.6%，1990年達到9.8%；而同期的印度分別是9.1%和26.4%；其他窮國是11.4%和27.4%；中等收入國家是26.1%和23.1%。可見，“中國的外債同第三世界國家其他地區和國家相比也是非常之低”。
（三）中國發展模式的特征
薩米爾阿明把中國發展模式稱爲“國家社會資本主義模式”，或“國家社會模式”。認爲這種發展模式主要由三個積極特征和一個消極特征構成。
1. 積極特征之一：中國式的私有化、市場化與分配體制
薩米爾阿明認爲中國“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中國發展模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中國式的私有化、市場化與分配體制。
其一，中國式的私有化實際上是公有制的一種權力下放。國家在1981年還是絕對主角，在各種所有制關系中，國家所有制占78%，集體占21%，私有份額可以忽略不計。到1990年國家持有的份額縮減到54.5%，減少的部分主要流入集體所有制（占35.7%），而非個體所有制，其份額不超過5.4%。
其二，中國式的市場化一種市場競爭的原則（企業自由定價）和計劃原則（國家強制定價或國家機構幹預市場）混合的價格體系。1978年以前，“蘇聯式”體系在中國雖然處于統治地位，但中國的體系從不像蘇聯那樣極端，一直非常注意市場的供需情況。從1990年起，約有一半的消費類工農業産品采取自由定價的原則，但在設備和原材料市場上自由定價的産品只占到36%。
其三，中國式的分配體制主要由多層次的廣泛的結構來保證。薩米爾?阿明認爲：“中國當然也有‘暴發戶’，有時（並不總是）他們是靠從事具有競爭力的經濟活動以及從經濟效率角度很難做出判斷的新的不平等中致富，但仍然有一種多層次的廣泛的結構來保證收入在12億人口中進行規模龐大的再分配，在其他任何一種經濟模式中找不到類似的結構。結果非常明顯：盡管國家底子很薄，又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卻沒有出現‘新的赤貧戶’。總之，與第三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絕不相同，無論其經濟有無增長，與東歐的情況也沒有相似之處。”
2. 積極特征之二：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得到國家的控制
由于中國非常強烈地意識到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會威脅到國家的統一，薩米爾阿明認爲，中國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仍然相當強大的中央集權力量（國家預算絕對不容忽視），采取許多旨在加強經濟發展較快的沿海省份和內陸省份依賴關系的政策。” 薩米爾?阿明舉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圈的關系以及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爲例。“這些政策至少起到了一些作用，即使最窮的省份，它的經濟增長率也接近或者要高于人口增長率。”
3. 積極特征之三：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處于政府的合理控制之下
由于中國抵制新自由主義，而且“中國的資産階級對民主似乎並沒有特別要爲之奮鬥”，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處于政府的合理控制之下”。薩米爾?阿明強調說，“事實上在中國，絕對不是誰想進口什麽就進口什麽。美國人指責中國‘在關貿總協定規則上弄虛作假’時，他們也沒有拿出真憑實據。需要澄清的是顯然是在無需判定相關規則的公正性時盡可能回避的做法是否正確。”
4. 消極特征：缺乏大衆參與
薩米爾阿明所說的中國發展模式的惟一消極特征是“缺乏大衆參與”，實際上說的是中國發展模式的非民主性。這與他所說的“曆史社會主義”（阿明指的是曆史上曾經存在過的蘇東式社會主義）有相似之處。薩米爾?阿明認爲：“（中國的）統治階層似乎堅信，只要政黨和國家按照現在的樣子正常運行，就能夠達到根據這三個積極特征確定的目標，不需要大衆階層的自發參與。” 薩米爾?阿明對這種想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蘇聯的曆史已經清楚地顯示，這裏恰恰是一個巨大的錯覺。”
（四）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
對于有沒有一個關于發展的“中國模式”，薩米爾?阿明的意見是：“確實有一個中國統治階級的模式。考慮到上面提到的三個積極特征和一個消極特征，我試著稱其爲國家社會模式。”不過，薩米爾阿明否認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是社會主義模式，他說：“我絕不認爲那是社會主義模式，我將其稱爲國家社會資本主義模式（阿明又稱爲“國家和社會的現代社會模式”）。”但薩米爾阿明強調說他發明的這個名稱並無貶義。他說：“此處的國家是褒義詞，因爲它不僅牽涉到實際存在的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現實態度，同時促使政權在社會責任的基礎之上構築其合法性。這裏我用的是社會責任而不是社會主義責任，我感覺社會主義必須要引起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劇烈變革，正如馬克思分析的那樣。而社會則意味著必須在真正的社會團結的基礎之上考慮發展問題，通過一些可以稱爲‘社會正義’的具有系統性的政策實現發展。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國家社會模式有些類似于西方的民主社會模式。”
（五）中國發展模式成功或失敗的可能性
薩米爾阿明認爲，雖然中國模式能夠迅速取得輝煌成就，但中國模式取得的成就是暫時的和不穩定的。盡管比俄羅斯、印度、東歐、拉丁美洲和非洲，或者東亞其他國家更有潛力和前途，但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中國還不是處于中心，而是外圍，是外圍的中心，尤其是對于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作爲中心的外圍和外圍的中心，中國能否迎接三大挑戰，是中國取得長期成功或戰略成功的關鍵。
1. 地區沖突的挑戰（發展不平衡和兩極分化的挑戰）
雖然中國模式的積極特征之一是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得到國家的控制，但由于曆史基礎條件的不同和市場經濟的劇烈競爭，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還是日漸明顯。薩米爾?阿明認爲，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問題，可以借助于“地區沖突”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將地區與生産方式（進而是當地的統治階層）對應起來：‘封建和官僚主義的’北方，‘民族資本主義的’上海，‘買辦式的’廣東。我們談論的中國模式就是三種成分在保持政黨國家官僚主義主導地位前提下的融合。”
但這種融合會是很順暢的嗎？薩米爾阿明提出了三點疑問：一是民族資産階級能否通過勾結逐利的腐敗官僚達到進入國家機器甚至將國家據爲己有的地步？二是對大衆階層自發參與的排斥能否使目前這種模式向更十足的資本主義模式的演變更加順暢？三是甚至可以設想一個讓人更不愉快的演變結果。那就是，如果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進一步加劇，不正是爲國家爆發沖突創造條件嗎？薩米爾阿明強調，鑒于在中國漫長的曆史進程中曾經不斷發生過國家的沖突與分裂，這一點絕不能忽視。他設想了中國地區沖突或分裂的三種或四種可能性：一個以廣東——香港——臺灣爲中心的、向太平洋和海外華人開放的、具有買辦性質的南方；一個以上海——武漢爲中心的中部地區；西北的一些受到冷落的省份，如西藏和新疆實現“獨立”。
2. 國際沖突的挑戰（霸權國家的挑戰）
薩米爾阿明認爲中國能否迎接國內地區沖突的挑戰，並不是純粹由中國自己的意志來決定。還跟國際環境分不開，即中國能否迎接霸權國家或中心國家的挑戰。阿明認爲“將中國解體的計劃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美國和日本已經在政治時間表裏做出安排，他們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中國（哪怕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中國）逐漸強大起來的預期。”阿明繼續分析道，“一個統一的中國和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在東亞乃至在世界經濟中顯然具有不同的地位，中國或者成爲重要的經濟中心，或者它的各個省份自行其事”，只要中國不統一，“地區經濟發展的勢頭雖然迅猛，但遠不足以在全球範圍內抗衡美國的霸權主義。”
3. 制度沖突的挑戰（資本主義的挑戰）
薩米爾阿明認爲，盡管他不認爲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是“社會主義模式”，但是他卻願意正視中國政權的聲明：中國政權不認爲他們的模式是“資本主義的”（盡管是民族的），而是稱之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裏我想提出不同以往的分析方法”，那就是，“從世界資本主義向世界社會主義漫長過渡”的大視野出發，即“不應將這段漫長的曆史視作不同社會制度並列（地理上）的時期，而應看作以各種社會內部的以及各種制度之間的沖突爲特征的，一部分制度從資本主義邏輯中尋求合理性，另一部分則努力推動社會主義性質的其他社會合理性標准。有點類似于資本主義脫胎于封建主義，社會主義在開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資本主義內部孕育發展。”這就是薩米爾?阿明的“大過渡理論”，這種理論打破了以往的曆史社會主義教條，即認爲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外部才能産生，而不能從資本主義內部長成。要發展社會主義就必須就地消滅資本主義。而且只有等待全球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才能最後成功。薩米爾?阿明認爲，“以這種觀念（大過渡理論）審視以中國爲代表的‘市場社會主義’（用詞上可以有各種選擇）模式，會有茅塞頓開的感覺。”
（六）大過渡理論與中國發展模式的性質
中國發展模式盡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薩米爾?阿明認爲，“還不足以做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判斷，還不能據此對曆史局限性和發展前景進行討論。”當然，阿明說的不能據此做出判斷，是從戰略發展的眼光來看的，並不是一定就對中國模式模糊不清，以至無法下斷語。其實他認爲中國目前發展的模式是“國家社會資本主義”模式，而不是純正或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包括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和曆史社會主義），但阿明尊重中國政權自己對其性質的認定，那就是“市場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從“大過渡理論”的新視野，作了自己獨特的闡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路徑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非線性道路，“市場社會主義”可能正是一條極有啓發意義的“內生式”或“內啓式”發展道路。這是阿明的“大過渡理論”的一個合理結論。
結 論
依附理論主要認爲第三世界不發達的根源在于它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附，發達國家通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控制了全球的經濟發展，而第三世界如果要發展的話，必須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脫鈎，走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阿明以依附理論看待東亞和中國發展，對他來說，確實是一種嚴峻的挑戰。因爲恰恰是東亞發展的良好成績在實踐上挑戰了依附理論。不可否認，在第三世界或所謂“第四世界”，依附理論確實有很強的解釋能力，因爲它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行角度解釋了第三世界國家貧困的根源。
但依附理論僅僅從不發達國家外部尋找不發達根源的努力不斷遭到猛烈的抨擊，因此依附理論也在不斷地適應實踐發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學者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的“內部結構”依附論，就對第三世界國家貧困的內因和外因進行了調和。阿根廷學者費爾南多‧卡爾多索和智利學者恩佐‧法萊托的“聯系性”依附論以及日本學者渡邊利夫的“從依附到自主”的發展理論就針對東亞的發展現實而對依附理論做出了重大修正。
作爲依附理論的激進派，阿明的“脫鈎”與“自立”的依附理論，在東亞經濟增長的現實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提出了“世界市場的聯系性分離或隔離”理論。這一理論是阿明根據歐洲共同體的共同農業政策和東亞緊密的市場依存關系而與外部相對隔離的曆史經驗總結出來的，主旨是在不能完全割斷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聯系的客觀情況下，如何有效地利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來保護和發展不發達國家的經濟。阿明認爲，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建立相對分離的産業領域，實行特殊的産業保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可以大大推進該産業的發展，從而在世界市場贏得有利的競爭地位。或者，在地緣政治的關聯地區，建立相對封閉的隔離市場，同時也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保持有效的聯系，以推進區域性經濟發展。不過，阿明認爲這要通過對發達國家的抗爭才能實現。
第二，提出了“區域內部的整合性發展”理論。這實際上也主要是通過東亞經驗提出來的。東亞成功的經驗和繼續成功的關鍵，按阿明的說法應該是加強區域內部的合作，而不是融入“全球化——兩極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去。阿明強調：在所有正在融合且有競爭力的國家中，東亞憑借其積極與活力躲過了那個普遍的危機46。作爲資本加速積累的地區，東亞以其自己爲核心。這是從兩種意義上來說的，一是中國以自己爲核心；二是東亞地區內部的貿易占各國內部貿易的60%。日本和中國分別成爲東亞發展的兩個增長引擎。東亞可能圍繞中國47或日本整合起來。這樣，盡管東亞很開放。但它不容易受到外界壓力的攻擊。第三，提出了“資本主義內部的大過渡”理論。阿明鑒于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崩潰的曆史教訓和對曆史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析，提出了另一種不同于曆史社會主義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過渡理論，他認爲，社會主義可能在資本主義內部生長出來，通過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長期和平鬥爭，最終在漫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而這也是通過一種類似“分離”的政策來實現的。阿明對依附理論的修正，既體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勇敢探索精神，也反映了他對曆史發展的經驗性事實的尊重。
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samier%20ami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