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
旣然前評《自由主義》已言：重讀羅伯特‧尼斯貝的《保守主義》（桂冠，1992），還是搞不清「自由與保守」「左與右」「激進與保守」「改革與革命」…等的區別。
又何必再評約翰‧格雷的《自由主義》（桂冠，1991）？反正「自由與保守」傻傻分不清楚：
《台灣共犯體》第三章 說文解字 六 自由與保守
http://www.jslm.twmail.net/Data/Paper/History/LSTaiWanGongFanTi.mht
自由與保守存在著專名異化和庸俗化（相互褒貶）的情形。一般認為保守主義主張人性善惡並存、理性非理性兼具，因此政府乃必要之惡，政府與宗教道德配合以建立有秩序的社會，故改革須漸進。保守主義又假設人類天賦不平等，故自由競爭下的社會階層和財富不平等乃正常現象。在政治上反對民主多數原則，心儀精英主義。
相對的，自由主義相信理性，支持變革。認為個人自由的擴大將促進政社理想的實現。民主政治的目的在提供平等參與的機會，和規律社會價值的分配秩序。
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割，最早可追至法國大革命時，柏克為首的保守主義。到二十世紀的三０年代，美國的自由派支持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強調社會福利。而保守派主張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一三五p20-1）。
上述看法有問題。柏克有關人性、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的看法，基本與洛克、亞當斯密同。所以柏克的保守主義其實就是古典的自由主義，是主張政經理性、自由競爭、古典民主。而不是到三０年代才異化成保守派。亦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派在政經理性、自由競爭、和古典民主上看法是一脈相承的。反倒是，自由派是經社會主義異化的。正因如此，所以興盛於七八十年代的歐美新保守主义才会不滿敵對者所冠以的新保守主义之名，而自我正名為新自由主义。雖然以新保守主义來指稱源自洛克、亞當斯密的政治主張，顯得名实不符，但論者卻認為專名的使用本約定俗成且新保守主义守著洛克等的伝統，故稱之為新保守主义並無不當（一二三四p.76-82）。此論如通，那任何主張均有其伝統性，則任何自由主義、左派、激進、前衛均等可稱為保守主義或右派了。
那可不！依《自由主義》書商的宣傳：
長期以來，自由主義一直是一個爲人們津津樂道而又衆說紛紜的話題，這種認識不僅表現在非西方的世界，即使是在自由主義盛行的西方世界也是如此。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傳統下的人們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不盡相同，甚至是相互對立的。爲了澄清這些混亂，在這個關于自由主義的認識誤差中找到相對統一的可辨識的要素，有“自由主義評論家”之稱的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在《自由主義》這本小冊子中對此進行了簡要而富有啓發性的嘗試。他從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普世主義和社會向善論這四個要素出發，按照曆史和觀念的分析視角，條分縷析，爬羅剔挾，揭示了自由主義作爲西方現代性政治哲學的表征所具有的基本品格和特質。堪稱自由主義研究的典範
導論：自由主義傳統的統一性
第一編：曆史
第一章 近代自由主義的先聲
第二章 近代早期的自由主義
第三章 自由主義與啓蒙運動：法國、美國與蘇格蘭的貢獻
第四章 自由主義時代
第五章 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
第二編：哲學
第六章 探根溯源
第七章 自由的理念
第八章 個人自由、私有財産和市場經濟
第九章 自由主義國家
第十章 討伐自由主義
結語(1994)：後自由主義
附錄：自由主義和未來(第一版結語部分)
自由主義具有「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普世主義和向善主義」的統一性？真不知所云，還不如看下免錢的貼文：
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哲學，以自由作爲主要政治價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廣泛的，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保障自由貿易的觀念、支持私人企業的市場經濟、透明的政治體制以保障少數人的權利。在現代社會，自由主義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憲制爲架構的自由民主制，有著開放而公平的選舉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權利擔任政務。自由主義反對許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構，例如君權神授說、世襲制度、和國教制度。自由主義的基本人權主張爲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財産的權利。在許多國家，“現代”的自由主義者從原本的古典自由主義裏脫離出來，主張政府應該借由抽取稅賦以提供人們最小數量的物質福利。自由主義在啓蒙時代生根，到了現在自由主義一詞已經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政治思想，從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譜分布相當廣泛。
1.自由主義的起源和原本涵義
1.1 名稱起源和用法
“自由”一詞最早起源于拉丁文liber。蒂托‧李維在他的巨著《羅馬史》裏描述了羅馬平民階級向貴族階級爭取自由的鬥爭行動。馬爾庫斯‧奧列裏烏斯在他的《沈思錄》一書裏對此寫道：“...一種主張在政治上應該有著同等權利和同等言論自由的思想，以及一種尊重大多數自由政治的政府...”這種進展在漫長的中世紀裏都暫時停止了，直到意大利文藝複興爭取自由的鬥爭才再度開始，自由城市國家的支持者和教宗的支持者産生了沖突。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在他的《論李維》一書中闡述了共和制政府的原則。英國的約翰‧洛克和法國啓蒙運動思想家的巨著中敘述了這種爭取自由權利的鬥爭。
牛津英語詞典指出“自由”（liberal）一詞在英語中存在已久，意思是“得體、高尚而慷慨的自由人”，以及文科（Liberal arts）一詞代表了“免于受壓抑的言論和行動自由”。這一詞本來作爲一種貶抑詞，但到了1776年-1788年在吉本和其他人的使用下開始轉變爲較正面的詞彙“容忍、免于歧視的自由”。
美國獨立戰爭使美國制定了第一套根基于自由政府概念上的憲法，尤其規定了政府應該在人民的支持下進行管理。在法國大革命中較溫和的資産階級者也試圖建立一個根基于自由概念上的政府。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1776）一書中則闡述了自由貿易的原則。
自由主義的西班牙語“Liberales”最早出現在1812年的西班牙，當時西班牙自由黨用這個詞來標榜他們促進立憲政府的決心。1816年英國的托利黨人則首先用帶有蔑視的口吻使用“自由主義”一詞來貶低對手。1822年，英國文學家和詩人拜倫和雪萊等創辦了名爲《自由主義》的雜志，但影響甚微。直到19世紀三十年代，“自由主義”才被廣泛應用。雖然“自由主義”一詞直到19世紀初才出現，到19世紀將近中葉才被廣泛接納，但自由主義作爲一種人類思想和理論，則有更長的曆史。到了19世紀晚期，自由主義成了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主要意識形態。
1.2 自由主義的分歧
在以上述及的架構下，自由主義者間開始産生許多深切甚至激烈的爭議和沖突。在這些爭議中，許多流派開始從古典自由主義裏分歧出來。在許多爭論中，各方以不同的用詞來敘述同一種概念、或者以相同的用詞來敘述不同的概念。
一些自由主義者大都同意的原則爲：
政治自由主義主張個人爲社會和法律的基礎，社會和制度的存在便是爲了推進個人的目標，而不會偏袒擁有較高社會地位者。大憲章便是一份宣告了個人權利的地位甚至高于君主特權的政治文件。在政治上自由主義強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社會契約，在契約下公民制定法律並同意加以遵守。這是根基于相信個人會采取對他們自身最有利的行動上。政治自由主義給予所有成人公民選舉權，無論性別、種族獲經濟狀況。政治自由主義強調法治並支持自由民主制。
文化自由主義注重個人在道德觀和生活方式上的權利，包括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認知自由等議題，並保護個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在他的論文中對文化自由主義巧妙的寫道“只有在自我保護的目的下，個人或群體才能對其他人類的自由行爲做出幹涉。只有在阻止一個人傷害其他人的目的下，才能正當的阻止其他文明社會成員的自由意圖。而那個人自己的利益，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都不是構成此原則的充分理由”。文化自由主義通常反對政府限制文學、藝術、學術、賭博、性、賣淫、合法婚姻年齡、墮胎、生育控制、酒、大麻及其他毒品。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幹涉這些領域。荷蘭在這方面可以被視爲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
不過，在自由主義裏也出現了一些有明顯差異的主張：
濟自由主義是一種支持個人財産和契約自由權利的意識形態。這種自由主義的標語是“自由企業”。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制，意味著移除法律上的障礙，如貿易的障礙以及政府施加的壟斷和補貼特權。經濟自由主義希望政府對經濟的管制越少越好、或者幹脆沒有管制，一些經濟自由主義者會接受政府限制壟斷和寡占，不過當中也有一些人認爲壟斷和寡占正是由政府幹預所造成的。經濟自由主義者主張産品和服務的價值應該由個人自由的選擇，也就是市場的力量。一些人則同意政府可以在一些領域扮演壟斷的角色，如維持治安和法庭的服務。經濟自由主義接受由于不平等談判地位的交易而引起的經濟不均等是自然競爭下的結果—只要當中沒有牽涉到強迫的運用。這種形式的自由主義尤其受到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的影響。小政府主義和無政府資本主義都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形式。
社會自由主義也被稱爲改良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注意勿與中文同譯名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混淆。在19世紀晚期于許多發達國家浮現，受到傑裏米‧邊沁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功利主義影響。一些自由主義者接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剝削理論以及對于“利益動機”的批評，並認爲政府應該利用其權力以改善這些問題。依據約翰‧杜威和莫迪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對這種形式的自由主義的解釋，由于個人是社會的基礎，因此所有個人都應該擁有實現目標所需的基本要件，例如教育、經濟機會、遇到無法解決的災害時的保護。對社會自由主義而言，這些要件也被認爲是權利的一部分。這些被稱爲積極自由的要件，由于必定需要由其他人生産提供，而與古典的消極自由産生差異—消極自由只要求人與人之間不互相侵犯。社會自由主義者認爲，確保這些積極自由是保障自由權的必要過程。學校、圖書館、博物館以及美術館必須由稅賦加以支撐，社會自由主義也支持對經濟間的競爭進行一些限制，例如反托辣斯法和最低工資限制，他們也主張政府應該提供基礎的社會福利，並征收稅賦以支撐這些福利制度，以此來發揮人們的最佳天賦，並能避免革命的産生。
在經濟自由和社會平等間的爭論就如同自由本身長期來的爭論一樣曆史悠久。普魯塔克在有關古希臘立法者梭倫的著作裏寫道“梭倫有著免除他人負債的特權；這是他用以確認公民自由的工具；以法律給予所有人同樣的權利是沒有用的，假如窮人必須犧牲這些權利來換取債務的免除，那麽，他們無論是在司法的法庭上、國家的政務人員上、公衆事務的討論上，只不過是到處對著富人請求和點頭罷了。”
經濟自由主義者視這些積極自由是必然違反消極自由的，也因此是不合法的。他們主張限制政府的角色，當中一些人認爲根本沒有政府能運作的功能存在，一些人則認爲應該限制政府只提供司法、治安、和國防以抵擋外國入侵（小政府主義）。
相較下社會自由主義者則認爲政府應該扮演提升社會福利的主要角色—提供以下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服務：替那些無法自給自足的人提供食物和避難所、醫療服務、學校、退休、對孩童以及殘障者的照顧—包括那些年紀過高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在內、幫助自然災害下的受難者、保護少數族群、防止犯罪、補助藝術和科學。爲了提供這些服務，限制政府權力的觀念也被抛棄了。
兩種自由主義的形式都追求同一種目標—自由—但他們在以何種道路才是最好、或最道德的達成自由的路線問題上産生爭議。一些自由主義者強調經濟自由主義，而一些則強調社會自由主義。保守政黨通常支持經濟自由主義，而反對社會和文化自由主義。
在所有以上述及的自由主義形式中通常有一個共識，也就是在政府和個人責任間應該有著一個平衡點，而政府應該限制在從事這些無法由私營部分做好的事物。所有形式的自由主義都主張以法律保護個人的尊嚴和自治權，也都主張個人的自由行動能夠達成最完美的社會。自由主義在現代世界已廣泛散布，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最少都在表面上宣稱將個人的自由作爲社會的根基。
1.3 影響的比較
早期啓蒙時代的思想家將自由主義作爲與法國大革命前的舊政治制度、封建制度、重商主義以及天主教會的對照面。後來，更多激進的哲學家將他們的思想連結了法國大革命和19世紀的路線，自由主義定義自身爲與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對照面，不過現代的歐洲自由主義政黨也時常與社會民主政黨結盟。在20世紀自由主義定義自身爲極權主義和集産主義的反面。一些自由主義者還反對注重中立和自由貿易的古典正義戰爭理論（just war theory ），偏向于多國間的幹涉主義和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
自由主義主張限制政府的權力。最極端的反中央集權自由主義者如赫伯特‧斯賓塞、弗雷德裏克?巴斯夏和古斯塔夫‧德‧莫利納裏，有時候被認爲是無政府主義或是自由意志主義的形式[3]。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主張，爲了保護個人的權利，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最近自由主義則開始與那些追求由信仰價值穩定社會的人産生沖突：如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便全盤排斥自由主義。
2.1 自由主義思想的起源
約翰‧洛克強調“自由”爲人類之必要權利的政治在曆史上不斷重複。如以上所述及的古羅馬庶民和貴族間的沖突、以及意大利城市與教廷國間的鬥爭。在整個15世紀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的共和政體組成了選舉制度、法規和對自由企業的追求，直到于16世紀被其他外部勢力支配爲止。荷蘭人抵抗（西班牙）天主教的鎮壓也經常發生—盡管他們（含洛克）也拒絕給予天主教徒自由。
作爲一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對于國教權威的對抗。以及英國光榮革命中的輝格黨人聲稱人們擁有選擇君王的權力，可以視爲宣揚人民主權的先驅。不過，一般到了啓蒙時代這些運動才開始被認定爲真的“自由主義”，特別是英國的輝格黨人、法國的哲學家、以及邁向自治的北美洲殖民地。這些運動反對君主專制、重商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宗教的正統和政教勢力。他們也是第一個將個人權利的觀念以法規加以闡述，以及同樣重要的以選舉的議會制來達成自治。
而自由主義開始産生明確的定義，是在提出了自由的個人能夠組成穩定社會的根基的概念後。這個概念首先在約翰‧洛克（1632-1704）的作品裏提出，在他的《政府契約論》（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中他提出了2個基本的自由概念：經濟自由，意味著擁有和運用財産的權利，以及知識上的自由，包括道德觀的自由。不過，他並沒有將他在信仰自由上的觀點延伸至天主教徒。洛克助長了早期自然權利的觀念，將其定義爲“生命、自由和財産”。他的自然權利觀念成爲現代人權觀念的先驅。不過對于洛克而言，他認爲財産權比參與政府和公衆決策的權利更爲重要：他並沒有替民主背書，因爲他擔心給予人民權力將會破壞財産權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如何，自然權利的觀念替後來的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根據。
孟德斯鳩在歐洲大陸，以法律限制君王權力的原則最早由孟德斯鳩所闡述，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裏主張“更好的說法是，與自然狀態最一致的政府，便是與人民的性情和性格最爲吻合，在人民支持下建立的政府”而不僅是以統治的力量來作爲政府的狀態。跟隨著孟德斯鳩的想法，政治經濟學家如紮伊爾‧讓‧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Say）和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熱烈的闡述市場的“和諧狀態”，或許也是因此而産生了自由放任一詞。這也牽涉到了重農主義以及讓‧雅各‧盧梭的政治經濟學。
接下來法國的啓蒙運動也出現了兩名對自由主義思潮産生巨大影響的人物：伏爾泰主張法國應該采納君主立憲制，並廢止第二階級（Second Estate），以及主張人類擁有自然權利的盧梭。兩人都以不同的形式，主張社會有可能抑制一個人的自然權利，但卻不能抹滅他的自然狀態。伏爾泰的觀念較偏向智慧上的，而盧梭的觀念則與本質的自然權利有關，或許類似于德尼‧狄德羅的觀念。
安德斯‧屈德紐斯盧梭也主張一種在自由主義思潮的曆史上不斷出現的觀念，那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的社會契約。他將此立基于個人的自然狀態上，並聲稱每個人都知道要如何采取對他們最有利的行動。他聲稱每個人生下來都是自由的，但教育將能充分的將他限制在那個社會的規範裏，這個說法震搖了當時的君主社會。他宣稱國民有著根本意志（organic will）的民意，主張應該讓人民自決，這也違反了當時的政治傳統。他的觀念成爲了法國大革命中國民大會宣言的重要成分，也影響了美國的思想家如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瑪斯‧傑弗遜。他的觀點認爲國家的統一是經由人們同意的協定行爲産生的，或者是經由“國民的意志”産生的。這樣的統一行爲能讓國家在不受既有社會秩序（如貴族政治）的捆綁下存在。
替自由主義思潮貢獻了相當大一部分作品的主要思想家團體是那些和“蘇格蘭啓蒙運動”有關的人物，包括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以及德國的啓蒙運動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
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所貢獻的類別和數量都相當多，但最重要的是他于《人性論》（1739-1740）一書裏所主張的，人類行爲的根本慣例將會戰勝那些試圖限制和管制他們的事物。當中的一個例子便是他對重商主義的輕蔑，以及輕蔑累積黃金和銀塊的行爲。他主張價格與貨幣的數量有關，而累積黃金和紙幣的行爲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産生。
雖然亞當‧斯密是最知名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家，他並非第一個提出類似概念的人。更早的法國重農主義便已提出有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以及市場能夠自我組織的狀態。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50年的著作中支持美國産業的自由。1718年至1772年在瑞典-芬蘭的自由和議會政府則産生了芬蘭的國會議員安德斯‧屈德紐斯（Anders Chydenius），他是最早提出自由貿易和産業不受管制的概念的人之一。他的概念對北歐國家特別有著長期的影響，但稍後也于別的地區産生巨大的影響。
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他的學說中，闡述了個人能夠建立同時有著經濟和道德價值的生命，無須政府進行指引。而一個國家的公民若能擁有自由采取行動的權利，則那個國家將會變的更爲強大。他主張終結封建制度、以及由國家壟斷獨占的重商主義管制，提倡“自由放任”的政府。在他的《道德情操論》（1759年）一書中，他發展了一套以動機爲主的理論，試圖調解人類私利和無管制的社會秩序。在《國富論》（1776年）一書中，他主張市場在一些狀況下，將能自然的調節自身的問題，並且能産生比當時飽受管制的市場更爲有效的狀態。他分配給政府的角色是一些無法交由利益動機托管的工作，例如能使個人免受暴力和詐騙行爲終止競爭、貿易和生産的保護。他對于稅賦的觀點是，政府只能征收不會傷害到經濟的稅賦數量，而“每個人繳納給國家的稅賦比率，應該取決于他在國家的保護下所賺取的收入多寡而定。”他同意大衛‧休謨的看法，“資本”才是國家的財富來源—而不是黃金。
伊曼努爾‧康德則受到大衛‧休謨的實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強烈影響，他對自由主義思潮最大的貢獻是在倫理學的領域上，他提出了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概念。康德主張理性和道德的接收系統是低于自然法則的，也因此，試圖遏止自然法則必定會導致失敗。他的理想主義發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宣稱在認知系統的根基上還有著更重要的真相存在著。
2.2 自由主義的革命
不過，在以上思想家所屬的時代，君主政體、階級制度的社會、以及國教體制都相當普遍。雖然稍早的英國內戰中在1649年至1660年間産生了共和政體的英格蘭聯邦，但對于普通平民也能擁有自由權利的概念一直停留在理論階段，直到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才開始進入實踐階段（1688年的光榮革命時常被舉爲先例，但這只是將一個君王換做另一個君王。不過這個革命也削弱了君王的權力並鞏固了英國國會的力量）。共和政體的激進主張影響了18世紀晚期的這兩次革命，也影響了接下來各地的自由革命。兩者都以他們的哲學來正當化人權和權利賦予的主張，兩者都排斥既有的傳統和權力。
托馬斯‧潘恩在美國革命中，托馬斯‧潘恩、托瑪斯‧傑弗遜和約翰‧亞當斯以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爲名義號召美國人反抗英國，這些都是對于洛克理念的共鳴，只有一項作出了改變（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則反對改變）—傑佛遜更改了洛克的“財産”一詞改以“追求幸福”代替之。這場“美國實驗”的革命以建立民主政府和個人自由爲目標。
詹姆斯‧麥迪遜是美國接下來一個世代的傑出政治理論家，他主張共和體制的自治政府依靠著一套“利益制衡利益”的機制，以此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尤其是經濟上的少數。美國憲法制定了一套監督和制衡的制度：聯邦政府制衡地方州政府的權利；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以及兩院制立法機構互相監督制衡。這樣做的目標是爲了避免權力集中在其中一方的手上，以保護各自的自由。常備的軍隊是無法加以信任的，因此保持民兵便足以提供防衛，同時也由政府維持一支海軍以保護海上貿易。
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貴族階級、以及天主教國教。比起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更加激烈、也較少做出妥協。由資産階級和農民組成的第三等級（Third Estate）宣布成立“國民議會”並宣稱他們代表了法國人民。自由主義的思想領導了第一年的革命，但在革命邁向穩定的過渡期中卻不如美國那般順利。一些早期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如曾經參加美國獨立戰爭的馬貴斯?拉法葉（Marquis de LaFayette），也在革命成功後返回法國以散布英裔美國人的自由思想。在接下來的法國大革命中，由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逐漸集中權力，在掌權時省去了正當法律程序的步驟，開始進行恐怖政治。混亂導致了與原本建立共和憲政體初衷完全不同的結果，拿破侖‧波拿巴從陸軍司令一路竄升至執政官、皇帝，後來他臨終前他承認：“他們希望出現另一個華盛頓”，意味著法國人民原本希望出現一個能以軍事手段建立新國家、但卻不會建立另一個王朝的人。然而，法國大革命在一些自由思想上比美國革命進展更大，例如賦予全體男性投票權、全國性的公民權，並且宣告了與美國權利法案相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拿破侖發動的一系列軍事戰役的目標之一，便是爲了將這些理想傳遍歐洲
胡亞雷斯美國和法國的事迹也被許多其他國家跟隨。拿破侖的軍隊在1808年篡奪了西班牙的君主政體，使得自治論和獨立運動傳遍拉丁美洲，使殖民時期的許多地區從原本由君主和神職人員掌權的社團主義政體轉變爲自由主義思想的政體。在南美洲由西蒙?玻利瓦爾等人爲首的革命運動追求制憲政體、個人權利、和貿易自由。自由主義和社團主義保守派之間的鬥爭繼續在拉丁美洲進行了整個世紀，類似墨西哥胡亞雷斯領導的反教權主義自由運動在南美洲各地對抗天主教的權威。
在轉型爲自由社會的過程中，一些歐洲國家有時會透過革命或分離運動的暴力手段，爭取自由的革命在19世紀前期遍布歐洲。不過在英國和一些國家，這些過程是由政治手段而不是革命達成的—盡管進行過程也不是很平靜。在法國大革命中反神權政治的暴力也被許多人反對，當時法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人士也是雅各賓派恐怖政治的受害者。
隨著浪漫主義的到來，自由主義的概念從原本改革現有政府的主張，變爲要求全盤的改變。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將民主的價值增加至自由主義的思想內。在這個概念裏，人民擁有國家的主權，並有權制定所有法律並執行之，進一步的推進了啓蒙時代以來的概念。不再僅僅是要求在國家內人民擁有主權，更進一步主張國家的權力是來自每個人的自然狀態（自然法）、由上帝所賦予的（冥律）、或者經由契約（“獲得被統治者的同意”）。這使得自由運動與專制秩序的鬥爭更難以妥協，並正當化了暴力的産生。
自由主義對契約自然狀態的概念在這時必然受到了壓力。第一波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基本概念是個人簽署契約並擁有財産。這個概念在今天看來並不特殊，但在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的法律都將財産定義爲屬于家族或是特定人物—例如“家族的領導人”的。這種責任根基于封建的忠誠和個人效忠捆綁上，而不是根基于産品和服務的交換上。逐漸地，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引入自願協議和同意才是合法政府及法律根基的概念。這個概念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點的進一步延伸。
在1774年至1848年之間有許多革命陸續爆發，每一波革命都要求越了越大的個人權利優先地位。這些革命也越來越要求自治。而這可能導致分離—這成爲了一種重要的概念，終結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帝國控制，以及美國的革命。歐洲的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在1793年的法國憲法後，開始將多數統治（特別是無産者）的民主視爲是對個人財産的一種威脅，因此主張應該限制有著一定數量財産的人才能擁有公民權。後來的自由民主主義者如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則反對這種限制。在一些封建財産依然保持支配狀態的地區，自由主義者通常支持統一以達成自由的目標，最好的例子便是德國和意大利。同時教育的重要性由于身爲革命的一個環節，從伊拉斯謨開始便不斷被自由主義者強調，並逐漸成爲自由觀念的重點。
自由主義黨人在許多君主政體的歐洲國家鼓動建立議會政治、增加代表權、擴張選舉權、以及建立制衡君主權力的力量。這些政治自由主義通常源于經濟自由主義，也就是希望終結封建特權、同業工會或皇室壟斷、對所有權的限制、和對外國貿易和公司的限制。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這些改變甚至也被視爲是獨裁的，如在土耳其、俄國和日本。由于俄羅斯帝國被經濟和軍事的失敗所拖垮，1905年至1917年間由自由派掌控了杜馬（俄國國會），並展開了對抗沙皇政府的革命。這種形式的自由主義革命的另一個例子，是厄瓜多爾在1895年由埃洛伊‧艾法羅（Eloy Alfaro）領導的“激進自由主義”，試圖推翻宗教政府、開放婚姻法、以政府進行經濟和公共建設的開發。
2.3 自由主義內部的爭論
2.3.1 經濟自由主義對抗社會自由主義
工業革命大量增加了人類的物質富裕，但也對傳統社會秩序産生徹底的分裂，並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如污染、個人與其群體社會的疏離、城市內的擁擠、和童工的出現。物質和科學的進步提升了人類的壽命並減少必死率，使世界人口戲劇化的增長。這也導致了勞工過多的趨勢，造成了工資的下降，但也不一定會降低生活的標准。米爾頓?佛利民指出這個時代造成的現象不是貧窮人口增加，而是“貧窮現象更顯而易見”。經濟自由主義者如約翰?洛克、亞當?斯密認爲工業社會會自行調整這些問題而無需政府幹預。在19世紀，自由民主制國家的投票權都普遍延伸了，而這批新獲得選舉權的公民往往投票支持由政府進行幹預來解決那些他們日常生活遇到的問題。識字率和知識散布的增加也導致社會上出現更多各種形式的激進主義者。社會自由主義者要求以法律來取締童工、限制最低工資和工作環境的安全。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則反駁認爲這樣的法律是對生命、自由和財産權的不公平要求，更不用說這樣做會妨礙經濟的發展。也因此自由主義內部開始産生爭議。經濟自由主義者強調經濟上的自由，並希望縮小政府的規模。然而社會自由主義者強調的是機會的均等，並希望擴大政府的規模以保護公民免受經濟和自然狀態的困難所産生的後果，他們認爲那些問題的嚴重只能由政府來解決。在19世紀中旬社會自由主義因此和古典自由主義分裂，成爲自由主義內部第一次意義重大的分裂。
到了19世紀末期，自由主義內部的社會自由主義部分開始增長，他們主張爲了維護自由，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實現目標所需的基本要件，包括免于遭受剝削的保護、以及受教育的權利。在1911年霍布豪斯（L.T. Hobhouse）出版了自由主義Liberalism一書，總結了新的自由主義，包括有限制的由政府介入經濟，以及所有人在交易時應享有平等地位的權利。同時，自由主義中反中央集權的部分依然存在，並且也變的越來越激進，主張無政府主義的形式。
爾德國的威廉‧馮‧洪堡在他的著作裏發展了一套現代自由主義的概念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則在他的著作裏普及並擴張了這些概念。他反對集産主義，但仍然強調個人生活品質的重要。他也同情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以及勞工的聯盟。
密爾對自由主義最重要的貢獻是他以功利主義來正當化自由主義。密爾將自由主義的想法根基在現實的手段和實踐上，使得主觀的自由概念能從讓?雅各?盧梭的傳統思想和約翰‧洛克以權利爲根基的哲學統一起來。相當諷刺的，密爾或許是曆史上最後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他的功利主義是造成古典自由主義普及度下跌的主要因素。功利主義對公共利益的概念造成個人權利的重要性開始被掩蓋。密爾主張提供個人物質、教育、和道德的環境，以使個人自由成長。
2.3.3 自由主義和民主
自由主義和民主間的關系可以由溫斯頓‧丘吉爾的一句名言來形容：“...民主是政府的最壞形式，但例外的情況是，在嘗試過其他形式皆行不通的時候..”簡而言之，民主就其本身而言除了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證外，無異是群衆的暴政罷了。新的自由民主制一詞則主張了兩者間較現實上和諧的關系[4]。自由主義者在專制政府被推翻後，又開始與新的由多數同意組成的政府奮鬥。多數同意的概念成就了民主制度，在同時自由民主主義者又擔心暴民政治的産生，也因此在自由民主制的憲法裏建立了監督與制衡的系統，借由劃分權力至幾個不同的部門以限制政府的權利。對自由主義者而言，民主並非是他們本身的目標，而只是一種保障自由、個人、和多樣性的手段。
2.3.4 戰爭與和平
另外一個于19世紀末期在自由主義者間産生的爭議便是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態度。古典自由主義強烈反對帝國主義—這在現在被稱爲反幹涉主義。格勞秀斯的正義戰爭理論是自由主義對戰爭的標准門檻，英國的自由主義者也譴責英國政府擴張帝國的行爲。在美國，托瑪斯‧傑弗遜總結了不幹涉主義：“與任何人自由貿易；不與任何人結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抛棄了正義戰爭的理論，威爾遜提倡集體安全的概念—主張一個由國家間組成的聯盟應該阻止那些發動侵略的國家。威爾遜創建了國際聯盟，但美國自身卻由于國會否決而沒有加入，但這個概念稍後也形成了聯合國。絕大多數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反對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發動單邊戰爭—除了自我防衛的戰爭外。許多則接受多邊的戰爭，由類似聯合國的架構所發動以阻止種族滅絕。一些人則認爲即使沒有多國的同意、或類似北約架構的同意，也可以在阻止種族滅絕的目的下發動戰爭。
2.4 自由主義與經濟大恐慌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震撼了公衆對于“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以及“利益動機”的信心（不過對于當時的狀況是否真的屬于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仍然有著許多爭議[1]），使得許多人開始認爲無秩序的市場不能産生經濟繁榮和避免貧窮。許多自由主義者開始憂慮政治的不穩定，以及一些在他們看來是因爲貧富不均擴大而造成的對自由的限制。一些重要的自由主義者如約翰?杜威、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主張應該建立更精密的政府制度來作爲保衛個人自由的堡壘，在延續資本主義的同時也需保護公民免于過度的貧窮。一些自由主義者如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反對這些制度，主張經濟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個別的事件，而由此所造成的政府角色的改變，卻是不正當的。
約翰‧杜威一些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如布連塔諾（Lujo Brentano）、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約翰‧杜威、霍布豪斯敘述政府應該在避免社會主義的同時也對經濟做出一些幹涉。這些自由主義者所發展出的理論被稱爲現代自由主義（也被稱爲“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但注意勿與最近出現、中文同譯名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混淆）。現代自由主義排斥徹底的資本主義，同時也避免社會主義內的革命成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尤其對全世界的自由主義有著重要影響。英國的自由黨尤其受到凱恩斯理念的影響，國際的自由主義政黨聯盟國際自由聯盟（Liberal International）同樣受到極大影響。在美國，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實行了新政，使得現代自由主義一詞開始與美國自由主義混淆。
其他的自由主義者，包括弗裏德裏克‧哈耶克、米爾頓‧佛利民、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則主張經濟大恐慌並非“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幹預和管制造成的。在佛利民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裏，他闡述當時美國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經對經濟進行了沈重的管制，而對銀行的管制造成銀行無法向市場上對貨幣的需求做出反應。而且，美國聯邦政府限制了貨幣兌換黃金的彙率，起初這種限制導致了大量黃金過剩，但之後這種限制又降的太低導致大量黃金流出美國，佛利民和哈耶克都認爲這種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的限制造成銀行喪失了處理能力，在對黃金和貨幣的彙率進行限制的同時卻沒有修正通貨緊縮的壓力，結果導致了經濟大恐慌。他以這個論點進一步的主張，美國政府提升稅率的舉動造成了對民衆更大的傷害，接著又印制更多鈔票來償還債務（因此又導致通貨膨脹），這些失誤加起來便徹底摧毀了中産階級的儲蓄。
2.5 自由主義對抗極權主義
在20世紀中旬，自由主義開始定義自身爲極權主義的對立面。極權主義這一名稱是由意大利哲學家秦梯利‧金蒂勒（Giovanni Gentile）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貝尼托?墨索裏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治和社會系統。斯大林和德國納粹主義也同樣適用此名稱，在戰後此名稱成了自由主義者對法西斯主義和馬列主義政權的普遍形容詞。極權主義政權主張並且實行對整個社會的中央集權控制，以達成理想中繁榮和穩定的目標，極權主義通常宣稱其國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脅（如“外國勢力”），以替獨裁政權辯護。對極權主義的反抗成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重要部份，極權主義政權也常被描繪成試圖摧毀自由民主。不過一些自由主義的對手也非常反對將意識形態兩極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看作是一回事。
在意大利和德國，民族主義的政府連結了國家與大企業間的關系，並且宣傳自身國家民族在文化和種族上的優秀，而侵略他國將能使他們獲得應得的“陽光之土地”。在這些極權主義國家裏，宣傳機器通常宣稱民主是軟弱而無法達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領導人才能帶來他們必要的紀律。在蘇聯，控制了國家的共産主義政權以追求經濟和社會正義爲借口禁止私人財産，政府並對整個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共産政權主張個人的利益是與社會階級相連結的，以此爲借口迫害反對派以及共産黨內的反對者，並濫用嚴厲的刑法來處置反對者。
極權主義的崛起成了自由主義的反照面，許多自由主義者開始分析極權主義及其追隨者的信仰和理論，他們最後推論出，極權主義能崛起的原因在于人們身處太過惡劣的環境，因此轉向支持極權主義以尋求解決辦法。由于這樣的結論，一些人開始認爲國家應該有保護經濟情況的職責，如同以賽亞?伯林所說的：“狼群的自由就意味著羊群的死亡”，也因此越來越多自由主義者開始主張政府應該扮演穩定經濟發展的角色。
弗裏德裏克‧哈耶克其他支持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者，則主張極權主義的崛起正是因爲越來越多政府管制造成的。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主張極權主義獨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對市場進行了太多幹預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喪失而導致的。哈耶克也對英國和美國因爲受到凱恩斯學派影響而建立的經濟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認爲那將會導致相同的極權主義政府産生—而那正是凱恩斯學派所極力避免的。哈耶克認爲極權主義政權如法西斯、納粹、和共産主義都是同樣的極權主義流派；因爲這些政權都試著抹滅經濟的自由。對哈耶克而言他認爲抹滅經濟的自由即代表抹滅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納粹和共産主義間的差別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罷了。
弗裏德裏克‧哈耶克和米爾頓‧佛利民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認爲，只要政府試著以政策來控制個人的自由（如杜威、凱恩斯和羅斯福主張的政策），相同的極權主義後果也可能發生在英國（或任何其他地方）。一些古典自由主義的研究機構如加拿大傾向自由市場“保守派”的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美國傾向自由市場“保守派”的美國傳統基金會、以及華爾街日報也指出，在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之間的確有著如哈耶克所言的連結存在。他們同意哈耶克的說法，限制經濟自由的國家最後必然會開始限制公民和政治的自由。
極權主義的批評者中最具影響力的人之一是卡爾‧波普爾。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中他替自由民主制辯護，並提倡開放社會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中政府能以不流血的方式達成改變。波普爾主張人類累積知識的進程是無法預料的，因此“理想政府”的理論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政治制度必須是能夠變通的，以使政府的政策能隨著社會的需求而而調整適應；尤其是應該鼓勵多元和多元文化政策。
2.6 二戰後的自由主義
在許多西方國家，自由主義處于“保守”政黨與“勞工”政黨的夾縫中。舉例而言，英國的自由黨變成了少數黨。同樣的過程在許多其他國家發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領導了左翼，而擁護商業的保守政黨領導了右翼。
在戰後的自由主義中，現代自由主義開始占據支配地位。現代自由主義連結了現代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概念，主張確保民衆擁有足夠的經濟和教育財産是對抗極權主義威脅的最好方法。這個時期的自由主義者主張，借由自由制度的啓發，將能最大化個人的自由並達成[[自我實現。這個時期的自由主義作家包括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和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也是在這個時期，一個堅持政府不該幹預經濟、否則便是背叛自由原則的流派也産生了，自稱爲自由意志主義，這個運動以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爲中心。
另一個自由主義內的重要爭論，在于身爲社會共同體的人們是否有著積極自由、以及是否有權利要求共同體的保護以免于他人錯誤行爲的傷害。對許多自由主義者而言答案是肯定的：身爲一個國家、地區、和政治上的成員，個人有著積極自由，並且有權期待來自這些共同體的利益和保護。共同體的成員有權利要求他們的共同體對經濟制定某些程度的管制，以免經濟的增長和下跌操縱于某些個人手中。而如果個人有參與公職的權利，那他們也有權利要求受教育以及來自社會的保護—亦即免于遭受他人歧視的權利。其他自由主義者的答案則是否定的：個人並沒有所謂身爲共同體成員的權利，因爲這樣的權利將會與其他社區成員根本的“消極”權利産生沖突。
在1970年代後，自由的回擺（liberal pendulum）開始遠離強調政府角色的一邊，轉而回到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放任的原則。在本質上，許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自由主義觀念又開始恢複了。
這種轉變的一部分原因是來自當時對于自由主義形式必勝的信心，但也是源于自由主義哲學的根基，尤其是對國家抱持著懷疑態度的傳統—無論是經濟上或政治上的角色。即使是自由主義的制度也有可能被濫用爲限制自由而不是提升自由。對自由市場的強調隨著美國的米爾頓?佛利民以及歐洲的奧地利經濟學派逐漸提升。他們主張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幹預是相當不穩定的斜坡，任何情況下都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幹預，而越來越多的幹預則更加難以移除。
2.7 自由主義對現代世界的影響
自由主義對現代世界的影響相當深切。個人自由、個人尊嚴、言論自由、信仰寬容、個人財産、普遍人權、政府透明度、限制政府權力、人民主權、國家民族自決、隱私、開明而理性的政策、法規、基本的平等、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等都是250年來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自由民主制是典型的多政黨多元政治形式，被全世界許多國家采用。今天大多數國家都接受了這些自由主義的概念作爲政策的目標，盡管它們常常會在陳述和現實上有著極大差異。這些概念不只是自由主義的目標，也是社會民主主義、保守主義、和基督教民主主義的目標。
3. 當代自由主義政黨和運動的立場
3.1 政治立場的概觀
今天“自由主義”一詞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用法。當中以美國與歐洲大陸間對這一詞的用法差異最大。在美國，自由主義通常被人用以稱呼現代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爲對比。美國自由主義主張對商業進行大量的管制、實行福利國家政策、支持對種族與信仰的寬容，因此相當樂意支持多元文化政策，並支持平等權利法（Affirmative action, 鼓勵錄用女性和少數族群、弱勢族群的政策）。在歐洲，自由主義不只被作爲保守主義與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對比，也被與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作對比。在一些歐洲國家，自由主義也與基督教民主主義有一些同樣的立場。
大多數自稱爲自由主義的政黨都主張個人權利和自我負責的概念、在開放的競爭過程裏選擇的自由、自由市場、以及由國家保證並保護個人的自由。對自由主義政黨的批評則傾向以不同的形式來批評自由主義政策。經濟自由主義者被批評會造成嚴重的不平等。言論自由被批評會導致淫穢、褻瀆或叛逆的言論。以國家促長公民自由的主張則被批評會與保護公民的主張相抵觸。
自由主義者強調代議制的自由民主制的重要性，主張那是政府的最好形式。被選出的民意代表也會受到法治的管制，他們的權力也會被憲法所約束，以此保護個人的自由權利並限制多數派的舉動。
自由主義贊成多元的制度以包容不同的政治和社會觀點，甚至是極端或偏激的觀點亦然，這些觀點在民主的基礎上角逐政治權力，並有機會借著定期的選舉來取得權力。他們強調以和平的手段經由民主或合法的過程來解決之間的差異。許多自由主義者試圖增加關心和參與政治的公民數量。一些自由主義者則傾向于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議制的民主。
自由主義提倡所有公民都應擁有公民權利：以法律延伸對所有公民的個人自由的保護與優惠。包括對所有公民的同等待遇，無視其種族、性別和階級。自由主義在是否該包含積極自由的問題上産生分歧，例如食物、避難所、和教育的權利上。來自國際人權思想的批評則認爲自由主義對公民權利的觀點並沒有延伸到所有人類上，而只是針對特定國家的公民。也因此可能産生基于國籍的不平等待遇，尤其是在公民權的問題本身上。
法治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政府只能經由事先確立的法律程序才能行使其權力。另一項對于法治的看法是堅持司法的獨立，在政治獨立的立場下保衛個人免于政府的專制統治。法治的概念包括了無罪推定原則、一罪不受兩次審理的原則、以及人身保護令原則。法治被自由主義者視爲是抵擋專制政治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守衛。在刑罰制度上，自由主義者通常反對在他們看來視爲非人道的懲罰，包括死刑在內。
在今天，經濟自由主義者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重要性，並希望減少政府對國內經濟及國外貿易的幹涉。現代自由主義通常也同意自由貿易的原則，但卻對其抱持著懷疑態度，認爲無限制的貿易會導致跨國企業的增長，和造成富裕及權力被集中于少數人手上的後果。在戰後歐洲普遍傾向福利國家政策，自由主義者支持政府在維持市場體制的同時，也對醫療保健、教育、和救濟貧窮負起責任。自由主義者也贊同應該向所有公民提供高品質的醫療照顧和教育，不過在政府應該對此作出多少支援的問題上卻産生分歧。由于貧窮是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自由主義者試圖在個人責任與共同體責任間尋找一個平衡點。自由主義者也尤其支持對生理缺陷者、病患、殘障者、和老年人提供保護[5]。
歐洲的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漸轉回自由放任的政策，支持對醫療系統和其他公共服務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現代自由主義理想中的政府規模通常會小于社會民主主義所追求的，也會小于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歐洲自由主義的輿論則傾向于應該分化經濟的權力。一般而言，當代的歐洲自由主義通常不支持政府以國營企業直接控制産業的生産，相較之下社會民主主義卻支持這樣做。
自由主義通常認爲政府應該維持中立狀態，不應該由政府來判定個人的價值觀念。如約翰?羅爾斯所說的：“政府沒有權力去決定什麽樣的概念才是好的生命”。在美國，獨立宣言中便已陳述了政府的中立狀態，以讓個人有各自追求其幸福的權利。
在歐洲和美國，自由主義通常支持自由選擇運動（pro-choice），主張給予婦女選擇墮胎與否的權利，以及支持同性戀權利。
一些自由主義者現在則反對多元文化政策，認爲那將會損害國家統一的基礎。其他自由主義者則擁抱多元文化政策，但反對那些歧視婦女和其他族群的文化。一些自由主義者主張應該對所有族群一視同仁，反對強調任何的特定價值，也反對特別給予婦女或少數族群特權。
許多自由主義者也支持環境保護的理論，例如那些全球性的綠黨組織提出的理論。他們希望減低人類對自然世界造成的損害，並複原那些已遭損害的地區。當中一些人試著在經濟層次與商業界合作，但一些人則傾向透過政府立法限制來達成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但一些自由主義者也不同意由政府進行管制，主張市場能夠以一些手段來自行調節。
自由主義者間並沒有對國際政策的普遍共識，不過仍然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舉例而言，由自由主義政黨聯盟組成的國際自由聯盟所提出的一些意見[6]。社會自由主義者通常認爲戰爭應該被廢止，一些人則傾向于國際主義，支持聯合國扮演的角色。相反的經濟自由主義則傾向不幹涉主義而非集體安全的概念。自由主義者相信所有個人都應享有必要的人類自由，支持少數民族的自決。這些必要的自由包括了人與人之間交換思想、新聞、産品、和服務的自由，以及在各國間旅行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反對檢查制度、貿易壁壘、和彙率的管制。
一些自由主義者也是歐盟等國際組織的強烈擁護者。在社會自由主義者看來，一個全球性的貿易市場，只有在全世界的公司都遵守了基本的社會和生態標准下才有可能變的公平而自由。另外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便是移民的議題，一國的國民是否有權利限制來自其他人口過多或不穩定國家的移民呢？又或者人是否有著遷徙至任何國家的自由呢？自由主義者對此還沒有一定共識。
3.2 政治的反常傾向
近來，歐洲遭遇了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及其政治上的伊斯蘭主義的問題，歐洲的自由主義政黨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立場。他們面臨了在尊重其他文化與尊重個人權利間的困境。自由主義傳統上認爲國家和社會不該幹涉其公民間的私人性關系、自由言論、個人價值觀、和政治組織。但歐洲的自由主義者不願意將自由延伸至那些要求他人穿戴布卡（Burqa, 回教婦女傳統布紗）、安排包辦婚姻的文化，他們認爲那是與個人自由相矛盾的（尤其是對婦女而言）。許多歐洲自由主義者現在開始認爲國家應該主動促進“西方價值”、“歐洲價值”或是所謂的“啓蒙價值”了。
3.3 批評的比較
中央集權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的重視，並相反的強調集體和共同體的概念，在這些概念下個人的權利要不是被大量減縮便是徹底消失了。這種立場被稱爲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在左翼和右翼都能見到。在左翼，集體主義強調擴張國家的角色，通常成爲國家社會主義的形式。在右翼，保守主義和宗教人士則批評在經濟以外的個人自由會導致人與人的的冷漠、自私、和不道德。
在這些清楚的理論差異外，其他自由主義的理論可以說是是相當零碎的，有些自由主義者會接受其中某些理論，但這些理論也可能早就被其他自由主義者抛棄。這也使得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爲“自由主義”一詞根本沒有什麽具體的意義。
在國際政策上，自由主義支持普遍的人權概念，但某些自由主義者也堅持不幹涉主義，因爲進行幹涉可能會與國家的主權産生沖突。相較之下，世界聯邦主義者（World federalists）批評自由主義對國家主權的堅持，認爲那不能阻止種族滅絕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爲發生。
左翼的對手則批評經濟自由主義主張的私營機構可以達成集體利益的觀點，指出某些個人在這些競爭中會遭受傷害。他們反對國家對那些非自由主義者施加市場的原則，他們主張自由主義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支配地位導致了國家間和國家內不平等的産生。他們主張自由社會普遍有著長期的貧窮現象，以及在階級與種族間的健康、嬰兒必死率和平均壽命的差異。有些人甚至批評自由社會有著比計劃經濟更高的失業率。
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有著許多相同的目標和方法，但也有著許多差異。兩者間最根本的差異便是國家應該在經濟上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通常處在社會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之間。民主社會主義希望達成最低程度的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民主社會主義支持在一些公用事業如瓦斯和發電上實行更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和國有化，以避免私營的壟斷，同時也是爲了達成社會正義和提升生活的水平。相較之下，自由主義則對于公營和私營的壟斷都抱持著懷疑態度，主張減少政府的幹預，改采類似補貼和管制的方法，而不是徹底的國有化。自由主義強調的是機會的均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這也顯現出自由主義對精英政治的傾向。
來自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則強調無論出于何種目的的國家都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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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華盛頓共識的終結＞常雲昆
新自由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經濟、政治思潮，對經濟全球化和發展中國家的改革産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從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淵源入手，深入分析了新自由主義形成、興起和衰落的曆史以及華盛頓共識出臺、終結的原因。在此基礎上，闡述了發展中國家在選擇改革發展道路時應注意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在經濟理論的爭論中逐漸演變成一系列經濟、政治和外交政策，形成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80年代，美、英等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政策完成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制定了華盛頓共識，並通過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條件貸款，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所開出的政策進行國內改革和結構調整。90年代，按照新自由主義原則進行國內改革和結構調整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華盛頓共識所承諾的經濟繁榮和發展，出現的卻是經濟衰退，金融危機，收入下降，貧富差距擴大等。實踐的結果迫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開始抵制和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從而導致了華盛頓共識的終結。
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淵源：經濟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保守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淵源來自于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個人主義的保守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産生于資本主義初期。英國古典經濟學體系的奠基人亞當?斯密在經典巨著《國富論》中，從資源稀缺性和理性經濟人假設出發，認爲追求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個人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通過市場競爭最大地促進了社會利益。既然市場能夠有效配置資源，那麽政府就沒有必要幹預和控制經濟生活，僅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就夠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爲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了公認的理論基礎，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古典經濟學達到了理論的高峰，並成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正統思想。
但是，1929年至1933年的資本主義危機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Laissez-faire)是有缺陷的，實踐的挑戰導致了經濟理論的革命。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在《通論》第一章中明確指出：“古典理論所假定的均衡僅僅是一種特例，並不能應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情況”。在以後的章節中，凱恩斯通過邊際消費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偏好規律證明了在市場經濟中存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內在機制導致了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失效和大量失業的存在。既然市場經濟不能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政府就有必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幹預經濟生活，從而達到穩定增長和充分就業。《通論》發表之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羅斯福的新政使國家幹預主義走上了政治舞臺。至此，“凱恩斯革命”取代了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成爲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理論，古典經濟自由主義被凱恩斯經濟學的興起而邊緣化了。
然而，即使在凱恩斯經濟學全盛時期，經濟自由主義並沒有承認失敗和銷聲匿迹。一個長期活躍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和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哲學家哈耶克在兩條戰線上爲捍衛經濟自由主義進行了長期的論戰。1947年，哈耶克組織成立了“佩勒蘭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該學會的宗旨是複興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凱恩斯的國家幹預主義和二戰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政策。通過佩勒蘭山學會，哈耶克使大西洋兩岸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走到了一起，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弗裏德曼、布坎南、塔洛克、貝克爾等人，其中米塞斯和哈耶克屬于歐洲大陸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表，其余4人來自美國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本營——芝加哥學派。大西洋兩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結合標志著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形成，他們的經濟思想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來源。
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理論淵源來自于個人主義的保守主義(individualist conservatism)。個人主義的保守主義實際上是經濟自由和政治保守相結合的産物，即在經濟上主張個人自由，反對國家幹預和福利國家，在政治上強調傳統的道德和秩序，爲了捍衛這種道德和秩序，如果有必要，主張政治上的強勢政府。二戰以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當自由主義執政時一般執行凱恩斯的國家幹預主義經濟政策，而保守主義執政時一般執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實踐表明，個人主義的保守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理論淵源。
雖然在不同時期，新自由主義的國內國際政策的側重點不同，但從總體上講，仍存在著一些共同點：一是強調市場化，認爲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資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方式；二是強調私有化，認爲私有制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基本前提；三是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生活，反對建立福利國家，認爲政府幹預侵犯個人自由，福利國家導致懶惰和道德崩潰；四是反對社會主義，認爲以資本主義國家爲主導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是合理的，爲了維護這種秩序和價值觀念，不惜采用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
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理論爭論和結構調整
二次大戰以後，凱恩斯經濟政策的實施使資本主義經濟經曆了大約25年的增長。但是，進入70年代之後，石油危機引發了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凱恩斯經濟學受到了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的嚴峻挑戰。一方面，根據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範式，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不可能同時出現，但70年代資本主義出現了“滯脹”現象；另一方面，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缺乏微觀經濟基礎，因此是不科學，僞科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西方經濟學界在批判凱恩斯經濟學的過程中形成了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等，出現了“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貨幣主義(Monetarists)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弗裏德曼。針對凱恩斯重財政、輕貨幣的傾向，弗裏德曼從貨幣數量分析出發，通過現代貨幣數量論、消費函數理論和菲利普斯曲線的分析證明：貨幣數量的變動是解釋産出、就業和物價波動的最重要的因素；“經濟除非受到起伏不定的貨幣增長的幹擾，否則是內在穩定的，經濟受到某種幹擾後，會迅速恢複到自然失業率的長期均衡狀態；從長期看，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不存在交替關系；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在經濟政策上，貨幣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主張“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反對按凱恩斯主義建立的戰後國際貨幣體系，主張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彙率制度，實行自由浮動彙率制度。
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s)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數也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學，其中最著名的是盧卡斯和薩金特。理性預期最早是由約翰‧馬思在1961年提出。根據馬思的假說，經濟當事人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同這些變量真正的或客觀數學條件期望值相一致，與其它任何預期形式相比，理性預期是最准確和最有效的預期形成形式。大約10年後，盧卡斯和薩金特將理性預期假說引入宏觀經濟分析，得出了三個重要結論。一是凱恩斯模型不能用來制定和評價宏觀經濟政策。在那篇著名的“盧卡斯批評”的論文中，盧卡斯抨擊了使用大規模的宏觀計量模型來評價不同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一貫做法，認爲政策模擬是建立在模型參數不變的基礎之上的。在實際中，當政策變化時，經濟當事人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調整他們的預期和行爲，如果不考慮理性預期對模型參數的影響，宏觀計量模型的結果是沒有意義的。二是凱恩斯模型不能解釋經濟長期偏離自然率的原因。如果模型中加入理性預期，工資和價格的調整就是迅速的，經濟不可能長時期偏離自然率水平，只有沒有被公衆預料到的宏觀經濟政策才會影響産出。三是宏觀經濟政策無效。當居民和企業都形成理性預期後，宏觀經濟政策的反複使用形成政府與居民、企業之間的博弈，而宏觀經濟政策效果也將被這種博弈完全抵消。因此，理性預期學派在理論和政策上都是反對國家幹預，認爲政府幹預越少，經濟效率就越高。
供給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拉弗教授、哈佛大學的費爾德斯坦教授等。供給學派認爲，美國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資本形成不足和儲蓄率偏低，而資本形成不足和儲蓄率偏低的原因來自過高的邊際稅率。因爲邊際稅率越高，閑暇的代價就越小，用閑暇代替收入的替代效應就越大，人們通過工作和投資提高收入的積極性就越低，從而導致儲蓄率下降，投資減少。在經濟政策方面供給學派主張：大幅度減稅刺激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增強儲蓄和投資引誘；采取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使貨幣供給量的增長與經濟長期增長潛力相適應；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縮小政府開支，大規模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等。雖然供給學派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對裏根政府的經濟政策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清算並沒有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是進一步擴展到政治領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 Theory)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公共選擇理論實際上是對政治決策過程的經濟學分析，包括國家理論、選舉規則、選民行爲、政黨政治、官僚選擇和政策分析等。凱恩斯主義認爲市場是有缺陷的，要求政府幹預經濟以彌補市場的不足。這一思想實際上暗含著一個不真實的前提，即政府能夠代表社會，政府能夠按照社會利益去糾正市場失靈。公共選擇學派批判了凱恩斯的前提假定，認爲理性經濟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假定不僅能用于經濟分析，而且也適用于政治決策分析，並從這一前提假定出發，分析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家和政治集團在公共選擇問題上是如何決策的、決策的後果如何。通過對政治決策過程的經濟分析，公共選擇學派的結論認爲，日益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曠日持久的通貨膨脹是推行凱恩斯經濟政策的直接惡果，其政策含義是：反對國家幹預，主張經濟自由；進行政治制度和法規方面的改革，遏制不斷膨脹的政府勢力，控制官僚主義特權階層的蔓延滋長。
上述各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促進了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其中貨幣主義直接成爲新經濟自由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撒切爾和裏根在英、美的上臺，新經濟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新自由主義從思想理論轉變成一系列的政策實踐，並逐步成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取向。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兩國大致存在著相同的問題。自“石油危機”之後，英國陷入了高通脹、高失業、經濟衰退的困境，患上了走走停停的“英國病”。由于公共福利開支日益擴大，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國庫入不敷出，不得不實行高稅率政策。高稅率使人民負擔加重，矛盾激化，工會與政府的長期對峙更加劇了英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裏根上臺前美國的情況雖然沒有英國那麽嚴重，但受“石油危機”和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也出現了“滯脹”現象。由于長期執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政府公共開支猛增，連年財政赤字，國債累累，過高的邊際稅率阻礙了私人投資和市場經濟的活力。到1980年，美國的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和利息率都處在較高的水平。爲了挽救英、美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撒切爾和裏根徹底抛棄了凱恩斯主義，全盤接受並積極推行了一整套新自由主義政策，對英、美的經濟社會進行了重大的結構調整和改革。
撒切爾接受了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念和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思想，在英國的結構改革中實施的主要政策有：第一，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生活，主張控制貨幣總量降低通貨膨脹，通過市場競爭和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結束英國經濟的長期衰退。第二，實行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管制政策。英國原是西方國有企業較多的國家之一，撒切爾執政時期，大力推行非國有化政策，先後對50個行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革，出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有企業；同時放松行政、財政和金融方面的管制政策，降低所得稅率，創造有利于私人企業發展的環境，鼓勵自由競爭。第三，減少政府開支。爲了平衡預算，撒切爾政府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計劃，縮減公共支出，包括削減教育經費、改革醫療制度等。第四，削弱工會組織。撒切爾放棄了過去政府對工會的協商妥協方針，轉向對抗甚至打擊，利用經濟結構調整大量裁員的機會，加大了對工會的打擊力度，使英國工會處境艱難。
裏根接受了經濟自由主義理念和供給學派的主要思想，實施了“經濟複興計劃”；第一，減稅。在裏根執政期間，實行了多次以減稅爲中心的稅收改革，僅在他上臺的頭33個月，個人所得稅率就削減了25%。第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逐年平衡預算。“裏根經濟學”認爲，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由政府救濟，而是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trickle-down)。因此裏根上臺後，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例如在1982年削減的352億美元的政府支出中，有100億與社會福利開支有關；在1983年和1984年分別削減的440億美元和514億美元中，主要部分也是社會福利支出。第三，放松管制，減少國家幹預。主要是撤銷和放松政府對企業的管制，鼓勵企業競爭和兼並，增強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第四，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
雖然撒切爾和裏根在政治上同屬于保守主義政府，但接受了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全面執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即經濟上實施以市場化、私有化爲核心的結構調整和改革，反對政府幹預，緊縮社會福利和各項公共開支；政治上以國家利益爲中心，建立龐大的軍備，確保在冷戰中的軍事優勢。在撒切爾和裏根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十多年間，英國結束了長期的“滯脹”局面，經濟開始增長，重新成爲歐洲經濟強國；美國經濟也迅速好轉，1983年底開始了連續六年的高速增長，特別是經過結構調整和改革，美國的産業結構完成升級換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撒切爾和裏根的成功一方面使新自由主義在80年代達到頂峰，成爲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壟斷資本在完成國內結構調整後，需要加快經濟全球化，實現向外擴張。到1989年，爲全球化服務並被稱爲新自由主義完成形態的“華盛頓共識”終于出臺。
三、華盛頓共識的出臺和終結：全球化政策與改革發展道路
1989年，拉美國家仍然處于債務危機之中，國內經濟急需改革。針對拉美國家存在的問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了拉美國家代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以拉美國家經濟調整和改革爲主題的研討會。會議後期，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約翰?威廉姆森對拉美國家的改革提出了10條政策措施，並聲稱就此已與上述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機構和美國財政部達成一致，因此命名爲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包括：(1)加強財政紀律；(2)把政府支出的重點轉向經濟回報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基本醫療保健、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3)改革稅收，降低邊際稅率和擴大稅基；(4)利率自由化；(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性的彙率制度；(6)貿易自由化；(7)資本進入、特別是FDI進入自由化；(8)私有化；(9)放松政府管制，消除進入和退出障礙；(10)保護産權。
華盛頓共識的出臺並迅速成爲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範式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經過80年代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信息技術進步，發達國家的大公司要求擺脫國內市場的束縛和開拓國際市場。同時，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和國際貿易的擴張也爲資本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條件。雖然跨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具有巨大的優勢，但它們仍然感到在資本流動、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等方面受到限制，要求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行全面開放，以獲取一個更加寬松和自由發展的條件。華盛頓共識全面體現了這種要求。其次，90年代初期時逢前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社會主義的挫折和中央計劃經濟的失敗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無所適從，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導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走上經濟繁榮之路。新自由主義恰好填補了這一“真空”，使發展中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華盛頓共識所開出的改革發展政策。最後，不論對國際經濟組織的官員，還是進行改革的政治家而言，華盛頓共識都是一個清晰、簡單的政策導向，便于理解和實施。
改革和發展是90年代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在全球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在華盛頓共識的引導和國際經濟組織的推動下，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導向開始了第一代改革。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接受了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克斯提出的“休克療法”，實行快速市場化、私有化和以緊縮貨幣爲主的經濟穩定化政策，但結果卻令人失望。俄羅斯在經濟轉型的10年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危機，政局混亂，經濟大幅度下滑，少數人暴富，廣大民衆普遍貧困化。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多，10年後僅爲中國的三分之一。近年來，包括美國學者在內的許多學者，都在反思俄羅斯經濟轉軌的經驗教訓，部分學者認爲，俄羅斯經濟轉軌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激進轉軌政策，俄羅斯的經驗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華盛頓共識”缺點的證明。
20世紀80年代，以進口替代爲主要導向的拉美國家陷入了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收入下降，儲蓄率偏低，資本形成嚴重不足，經濟增長停滯不前，被稱爲“失去的十年”。到90年代初，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針對拉美國家急缺建設資金的情況，利用條件貸款迫使拉美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政策進行改革。應該承認，改革初期拉美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曾一度好轉，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經濟結構開始調整。但隨著金融自由化的推進，拉美國家在金融監管和防範金融風險方面的缺陷日趨嚴重，終于導致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經濟危機。在如何處理危機問題上，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仍然堅持條件貸款，繼續推行華盛頓共識，實行順周期經濟政策，結果導致失業率高居不下，兩極分化和貧困化更爲嚴重，民族企業陷入困境，政局動蕩等，引起了民衆對華盛頓共識的普遍不滿，使拉丁美洲成爲抵制和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最爲強烈的地區。
與拉美地區不同，東亞地區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是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而且東亞地區國家以出口導向爲主，經濟開放程度高，具有儲蓄率高的傳統。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東亞國家在90年代先後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取消對外國資本流動的政府管制，開放金融市場，放松外資進入證券、保險和租賃等行業的限制。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湧入，房地産和證券市場的投機熱潮推動了泡沫經濟的形成，終于釀成了1997年由泰國開始並波及到整個東亞地區的亞洲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給東亞國家造成嚴重的損失，有些國家的財富損失一半以上。在如何解決危機的問題上，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采取了與解決拉美國家金融危機相同的措施，即條件貸款，以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改革措施爲緊急貸款條件，繼續實行順周期政策。順周期政策的實施加重了危機，使一些國家的經濟至今還沒有恢複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華盛頓共識在不同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結果令人失望，痛定思痛，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始反思和抵制新自由主義政策。與此同時，一批學者，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對華盛頓共識和國際經濟組織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財政紀律和順周期政策。促進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是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成立時的宗旨之一。但不論是在拉美還是在亞洲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中，上述國際經濟組織不分析財政赤字形成的具體原因，通過條件貸款，繼續推行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財政紀律政策，要求陷入危機的國家縮減財政赤字，大幅度減少福利開支。這種順周期政策的實施，造成國內需求進一步減少，失業增加，收入下降，陷入更深的危機之中。
第二，關于市場化。利率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和開放資本市場是華盛頓共識中的重要內容。批評者認爲，在金融危機中，國際資本抽逃引起利率迅速攀升，而高利率導致投資減少和國內企業債務負擔加重甚至破産；貿易自由化最終使所有國家受益，但是，當國內企業還處于“幼稚”階段時，迅速的自由化並不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在沒有成熟金融監管的條件下，過快開放資本市場是十分危險的。市場化改革本身沒有錯，問題出在不顧各國的具體情況，忽視政府調節和制度因素，片面強調迅速的市場化是錯誤的。
第三，關于私有化。新自由主義認爲，國有企業是低效率的根源，因此私有化是華盛頓共識中的重要改革措施。從實踐看，將國有企業出售給私人資本是發展中國家實施私有化的主要途徑。斯蒂格利茨等批評者認爲，當一個國家缺少有效率的資本市場和金融監管體制以及公司治理結構時，私有化往往會産生嚴重的腐敗和國有資産的流失，導致財富迅速轉移到少數暴富階層手中，俄羅斯和東歐地區的改革就是例證。
第四，關于華盛頓共識的意識形態問題。相當多的經濟學家已經證明，當信息、市場和制度結構不完全時，市場經濟並不能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而華盛頓共識的支持者不顧事實，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這已經不是基于經濟觀察的經濟分析，而是一種意識形態了，即迷信自由市場經濟和反對任何國家幹預的意識形態，按照索洛斯的說法，是“市場原教旨主義”。
面對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批評，支持華盛頓共識的學者包括弗裏德曼在內進行了反擊，約翰?威廉姆森不止一次對華盛頓共識作了再解釋和說明。盡管爭論仍在繼續，但華盛頓共識已經走到了盡頭。因爲，一方面，廣大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抵制和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另一方面，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經濟組織內部也出現了意見分歧。針對這些情況，連華盛頓共識的始作俑者約翰?威廉姆森也認爲華盛頓共識已沒有必要繼續存在下去了，2003年9月寫了“從改革日程表到被毀壞的品牌名稱”一文。在此文中，威廉姆森簡要地回顧了華盛頓共識的曆史，認爲根據變化了的情況，華盛頓共識應停止存在，華盛頓共識一詞也應從詞彙中抹去，從而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終結。
四、後華盛頓共識？重新選擇和簡要的結論
華盛頓共識的終結標志著發展中國家第一代改革的結束和第二代改革(the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s)的開始。在如何進一步改革的問題上存在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形成“擴大的華盛頓共識”。另一種思路是“後華盛頓共識。”自斯蒂格利茨提出後華盛頓共識以來已有多種版本，最近的版本是蒙特雷共識(Monterrey Consensus)。2002年拉美國家的代表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市召開了改革發展會議，形成了63點共識，不僅包括廣泛的經濟改革政策，而且包括政治、人權等問題。
改革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不論是擴大的華盛頓共識還是後華盛頓共識，都反映出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在反思並重新選擇各自的改革發展道路。雖然發展中國家情況不同，經濟結構各異，但在重新選擇改革和發展道路上仍然存在著共同關心的問題。
首先是全球化問題。應該說，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是人類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資源和市場條件的限制，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長期處于封閉狀態，只有各國加強合作，互通有無，才能更好地發展經濟。因此發展中國家應抓住機遇，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但是全球化並不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一體化，全球化的方式也不是單一的。最近全球化進程放緩和世貿組織的多邊會談受挫就說明迅速全面的全球化可能是不現實的，取而代之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和雙邊貿易協定增加。所以，發展中國家更應加強區域合作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南南合作”參與經濟全球化。
其次是市場化改革問題。改革之前，發展中國家受前蘇聯計劃經濟的影響，經濟結構中普遍存在計劃經濟取向和國有管制經濟偏大問題，因此發展中國家改革一般采取了市場化取向。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講，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而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具有更高效率的資源配置功能，所以市場化改革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出在如何進行市場化改革和改革目標上。90年代發展中國家改革的實踐證明，那種不顧發展中國家各自特點和條件，采取迅速和全面的市場化改革是不可取的。另外，由于信息、市場和制度結構不完全性導致市場失靈的存在，市場化改革的目標也不應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而應定位于國家調控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的現代市場經濟。
再次是制度創新問題。市場失靈的存在意味著市場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和所有領域做到自我形成、自我調節、自我穩定和自我法制化。在經濟轉型中，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相應的宏觀制度環境和微觀制度安排，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離不開制度創新。華盛頓共識只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忽視制度創新的重要作用，誤導了發展中國家的改革，也是華盛頓共識終結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後的改革中，發展中國家應重視制度對市場缺陷的矯正和補充作用，根據本國的情況加快制度創新，保證改革和發展的順利進行。
最後是國際經濟新秩序問題。在拉美和東亞國家的經濟、金融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通過條件貸款，推行華盛頓共識，采取了順周期的經濟政策，對此廣大發展中國家表示強烈不滿，例如，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嚴詞拒絕了條件貸款並在公開場合多次批評國際經濟組織的做法，由此引發了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討論。應該說，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是有嚴重缺陷的，甚至連美國的一些資深學者也在討論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和重建問題，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最近也開始檢討他們的政策導向。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合理的，發展中國家應面對現實，積極參與，有理、有據、有節地促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形成。
中國作爲經濟轉型的發展中大國，認真研究新自由主義，全面總結華盛頓共識在發展中國家推行的經驗教訓，密切關注其它發展中國家對今後改革和發展道路的選擇，對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我國經濟社會快速、全面、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原文出處】人文雜志【原刊期號】200405
http://myy.cass.cn/file/2006010918751.html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英國現代資産階級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別。主張在新的曆史時期維護資産階級個人自由，調解社會矛盾，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發展概況
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危機嚴重，爲適應資産階級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堅持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又實施國家幹預，充分發揮國家作用的新理論。90年代以後，英國自由黨內外很多自稱“集體主義者”的激進知識分子，主張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會，要求國家在減少日益嚴重的失業和貧困現象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他們從格林的著作中尋找行動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成爲他們所推崇的理論的代名詞。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代表人物多爲牛津大學的教授、學者和研究人員。20世紀初，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爲英國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礎，其影響遍及英倫三島並擴展到西歐，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的深刻變化。兩次世界大戰嚴重阻礙了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傳播，但它的思想原則卻在北美得到了體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60年代，“福利國家”政策在西方國家興盛，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不斷擴大。70年代隨著“福利國家”政策的破産，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漸趨衰微。
基本內容
新自由主義以道德學說爲理論基礎，認爲人是道德的存在物。每個人在維護個人權益時應促進社會和諧，人們只有彼此互助才能加快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幸福。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但不再是消極地反抗舊制度、否定國家幹預的自由，而是具有主動精神、富于創造力、倡導新秩序的“積極的”自由；減少貧困、饑餓、傷殘、疾病、愚昧種種社會弊害是實現積極自由的重要條件。個人能力的發揮促進個人自由的增長，加快社會自由的發展。發展了的社會自由又有助于個人自由的完善。新自由主義主張擴大國家的幹預作用。國家要爲個人自由的發展掃除障礙，創造更多、更好的有利條件。國家權力的加強和運用，可以使政府積極作爲，爲公民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和保護，增強抵禦社會弊害的能力。新自由主義強調公民的社會義務，要求個人維護國家。個人只有爲國家強盛、社會和諧和公共福利作出貢獻，承擔更多的義務，才能豐富和發展自己。新自由主義反對帝國主義，認爲帝國主義是戰爭、征服、專制的同義語，是資本主義非正常發展的結果，具有掠奪性和寄生性。它扼殺自由，破壞民主，踐踏權利。然而，帝國主義只是一種政策 ，通過實施種種社會改良措施，削減社會矛盾，通過加強倫理道德教育，增強友愛互助和合作團結，可以避免帝國主義的出現，消除其危害。
影響
新自由主義影響了社會民主主義、費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實用主義等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成爲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是西方現代資産階級自由主義政治思潮中重要的派別。
發展曆史和背景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矛盾發展的産物。它的産生和發展大體經曆了四個階段：早期新自由主義創立時期、新自由主義受冷落與自我雕琢時期、新自由主義勃興時期、新自由主義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時期。
新自由主義創立時期
新自由主義作爲一種經濟學理論、思潮，産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由這個時期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環境造成的。一方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結束對奧匈帝國的百年統治，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另一方面，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蘇維埃政權和計劃經濟的建立，出現了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前一方面既是對資産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種肯定，也是對資産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後一方面則是對資産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種壓抑與刺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出現了早期的新自由主義思潮。20世紀20~30年代發生了一場以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爲首的新自由主義者爲一方，以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爲另一方的關于“經濟計算”問題的大論戰。整個論戰雖無果而終，但卻成爲新自由主義開始登上曆史舞臺的一個裏程碑。
新自由主義受冷落與自我雕琢時期
20世紀30年代爆發了一場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30年代大危機徹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弊端，它不僅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基礎———薩伊定律（“供給會自動地創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實際上宣告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的結束。在所謂人們願意在手頭持有更多貨幣的靈活偏好、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和投資邊際收益遞減等三大心理規律的作用下，曾長期驅動經濟增長的私人與企業的消費和投資熱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並成爲經濟運行的一種常態，因而迫切需要國家出面來幹預經濟生活。于是，一種反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要求的著重主張以擴大政府支出創造需求和通過政府幹預推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羅斯福新政”則以政策實踐的形式表明了凱恩斯主義的有效性，並使凱恩斯主義上升爲資本主義世界的主流經濟學，主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運行長達40年之久。這40年既是國家幹預主義盛行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取得成功的“凱恩斯時代”，同時又是新自由主義受到冷落、新自由主義者著手對其理論進行精雕細琢，並使之系統化的經院修煉時期。有關新自由主義的很多重要著述就是在這個時期成文的。
新自由主義勃興時期
以20世紀70年代初期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爲導火線，導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滯脹”(高通脹、高失業、低經濟增長)的困境。面對“滯脹”，凱恩斯主義政策束手無策。“滯脹”是國家壟斷資本充分發展導致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日趨激化的必然結果。具體說，是由技術進步使生産率提高、且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利潤）最大化過程中導致失業增加，經濟過度開發導致能源極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過度幹預導致政府膨脹、政府開支增加、企業稅賦加重等多種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義者卻僅僅將其歸結爲國家幹預過度、政府開支過大、人們的理性預期導致政府政策失靈所致。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義適應這一需要，伴隨美國總統裏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上臺，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占據了美英等國主流經濟學地位。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反對國家幹預上升到了一個新的系統化和理論化高度，是“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學者又稱新自由主義爲新保守主義。
新自由主義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時期
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高新科技革命興起，生産力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適應這種需要，新自由主義開始由理論、學術而政治化、國家意識形態化、範式化，成爲美英國際壟斷資本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標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國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項政策工具的“華盛頓共識”。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爲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使價格合理’）、消除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穩定’）和私有化。”在該書的導言中，羅伯特‧W‧邁克傑尼斯則對“華盛頓共識”的本質內涵給出了如下簡明概括：“華盛頓共識”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三重特性。
主要流派及觀點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包括衆多學派的思想和理論體系。狹義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爲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廣義新自由主義，除了以哈耶克爲代表的倫敦學派外，還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貨幣學派、以盧卡斯爲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布坎南爲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爲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倫敦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
倫敦學派
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著名的出生于奧地利的經濟學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觀點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義者的主要思想來源。他長期活躍于反凱恩斯主義、反國家幹預的新自由主義中心：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美國的芝加哥大學、英國的大學經濟學院。他既是主張經濟自由的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學派的核心成員，同時也是奧地利學派的骨幹。哈耶克不僅明確主張自由化，強調自由市場、自由經營，而且堅持認爲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認爲，“只是由于生産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裏，才沒有人有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産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裏，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哈耶克反對任何形式的經濟計劃和社會主義，認爲壟斷、計劃化、國家幹預始終與無效率相聯系。他認爲，即便是貨幣發行權也應還給私人銀行，而不能讓政府壟斷。
現代貨幣學派
現代貨幣學派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也稱新保守主義學派)。這一學派以現代貨幣數量論爲理論基礎，以制止通貨膨脹和反對國家幹預爲主要政策主張，強調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貨幣學派認爲，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對産出量具有更大效應，貨幣供應的增加是通貨膨脹的根源。貨幣主義者強調，貨幣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資産是一樣的資産。人們保留商品、債券、股票沒有區別，彼此之間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貨幣政策影響貨幣總需求。貨幣需求函數是比較穩定的，而且可以通過數字統計測量出來。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和領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M.弗裏德曼，他是當代最有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現代貨幣主義創始人。他曾在美國財政部等機構任職，擔任過尼克松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從傳統自由主義出發，強調與“人們之間關系有關的意義的自由”。他認爲資本主義體系之所以不穩，是貨幣受到擾亂，所以貨幣最重要，貨幣是支配資本主義産量、就業和物價變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是可以穩定的。他極力主張貨幣政策只要求貨幣數量穩定的、有節制的增加，即支持長期的貨幣規則或目標。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幹預私人經濟，應讓市場機制完全地充分地發揮作用。弗裏德曼在市場經濟理論、現代貨幣數量論、消費函數理論和經濟方法論等方面，也均有建樹，並因消費理論、貨幣曆史和理論以及穩定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就，于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理性預期學派
理性預期學派認爲，人是理性的，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經濟變量的未來情況事關自己的選擇和利益，個人會調用自己的智力和資源，對它進行盡可能准確的推測。人們會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對經濟變量的未來情況做出預期。由于理性預期的作用，市場機制能確保充分就業均衡，政府幹預經濟的政策要麽歸于無效，要麽加劇經濟波動，因此是不必要的。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美國經濟學會現會長盧卡斯。他以經濟人理性和人的行爲理性預期假設爲前提和立論基礎，用貨幣周期模型論證和說明了經濟波動的原因，並得出了凱恩斯主義政策無效因而無需政府幹預經濟的結論，他強調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從而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引發了一場“理性預期革命”。他首創新增長理論，把經濟運行的源泉和動力歸結爲人力資本的內生積累與增長，這種積累和增長不僅能使人力資本本身的收益遞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遞增，從而可以使經濟增長動態化、長期化。他認爲，通過國際貿易可能會強化國家間人力資本稟賦差異，從而加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他于199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本的理論體系,要深刻理解這一點，必須把握好以下三個方面的聯系：
第一，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需要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壟斷階段後，已經渡過了一般壟斷階段和國家壟斷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起，資本主義開始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壟斷階段過渡。
任何曆史進程的新階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標之外，還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爲其標志。沒有標志性事件就不會有曆史分期。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壟斷階段轉變，也不例外。標志著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階段轉變的重大事件，先後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的20多年間，這些標志性重大事件有：
（1）以“滯脹”爲特點的1973~1975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標志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至，“滯脹”成爲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階段大轉彎的第一個曆史拐點。“滯脹”既是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總結，又是資本主義進入國際壟斷階段的曆史序幕。
(2）新自由主義的勃興適應了當代國際壟斷資本發展的需要，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後，新自由主義更成爲國際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論依據。
（3）跨國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場同時又成爲全球工廠，從而爲資本主義進入國際壟斷階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質基礎。
(4）長期以來缺乏可貿易性的“服務”實現了貿易國際化，使國際壟斷資本對全球經濟實現了全産業控制，從而把資本主義在産業層面上推向了國際壟斷階段。
（5）因特網作爲壟斷資本控制全球的技術和經濟密網，成爲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標志性技術。
（6）“9.11事件”爲全面建立國際壟斷資本全球體系提供了曆史借口，使美國掀起了一場實現“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的烏托邦浪潮。
資本主義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理論。如果說國家壟斷階段需要的是凱恩斯主義；那末，國際壟斷階段需要的則是新自由主義。
第二，新自由主義推動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階段過渡。作爲完成形態的國際壟斷資本的理論體系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現，歸納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這就是經濟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全球一體化。這四個方面互相聯系，彼此促進，不可分割。自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之後，新自由主義開始向全球蔓延，爲國際壟斷資本開辟了全球空間。
（1）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階段的過渡，同時又摧毀了原蘇東國家的公有制經濟。在世界範圍內，國際壟斷資本難以進入或無法控制的領域已經所剩無幾。
（2）經濟市場化波及全球，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的運作有了越來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義的蔓延，西方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致力于追求市場機制的完善，而非市場經濟國家則紛紛謀求建立市場經濟制度。90年代以來，原蘇聯東歐國家幾乎是齊步走式地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軌。從拉美、亞洲到非洲，各類經濟模式國家幾乎都無一例外地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越來越發揮基礎作用。各國的“經濟市場化”進程，等于是在規範“行車規則”，爲國際壟斷資本進行全球擴張、控制全球經濟掃清制度上的障礙，使壟斷資本在國外的“自由空間”急劇擴大。
（3）在經濟自由化進程中，金融自由化尤爲引人注目，影響也最大，它爲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全球經濟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杠杆。由于體制和國情的差異，各國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內容有所不同，但總的來看，主要包括：實現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機構業務的多元化；改變境內外金融市場的分離狀態，對外開放金融市場，實行外彙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國際化緊密相聯，相互推進。在金融越來越成爲現代經濟命脈的情況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國際化使國際壟斷資本有了一個控制全球經濟的最重要的杠杆，從而通過金融“扼制”，把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4）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一體化，是國際壟斷資本企圖統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華盛頓共識”的炮制及其出籠，正是國際壟斷資本企圖一統全球意志的體現。“華盛頓共識”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全球化，而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一體化”，也即美國化。所以，自上世紀90年代始，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擴張的理論表現。其結果，絕不可能使世界經濟變成一個自由競爭的體系。恰恰相反，它將仍然處在壟斷資本的控制之下。
第三，新自由主義、壟斷資本國際擴張、經濟全球化三者緊密交織。新自由主義是壟斷資本國際擴張的理論。新自由主義、壟斷資本國際擴張同經濟全球化又緊密交織在一起。與壟斷資本的國際擴張相比，經濟全球化具有更廣的涵蓋範圍。但是在當代，由于世界經濟體系處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壟斷資本與經濟全球化又幾乎完全重疊。可以說，壟斷資本借助經濟全球化全速進行國際擴張，而如果沒有壟斷資本的國際擴張，也就談不上今天的經濟全球化。因此，在經濟全球化背後，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的巨大影響力，甚至是支配力。
從本質上說，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體系發展的一個階段，是人類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迄今爲止，它又一直處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支配之下。因此，我們不拒絕參與經濟全球化，但對其背後的新自由主義和壟斷資本的國際擴張則須保持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義是現代資産階級右翼的意識形態。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政府調控，鼓吹市場萬能，斷言只要靠市場機制這一只“看不見的手”，就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基本特征是：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觀，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産低價賣(或送)給私人。
2、多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觀，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質，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現象。
3、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的市場改革觀，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巡警”，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
4、主張一切産業都無須保護，高新技術和建設資金也完全或主要從外國引進，比較贊賞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子。
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現代資産階級右翼的意識形態。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政府調控，鼓吹市場萬能，斷言只要靠市場機制這一只“看不見的手”，就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基本特征是：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觀，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産低價賣(或送)給私人。
2、多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觀，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質，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現象。
3、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的市場改革觀，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巡警”，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
4、主張一切産業都無須保護，高新技術和建設資金也完全或主要從外國引進，比較贊賞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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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認為衝突能帶來善果 2020-10-20 復旦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
人和人之間的生存競爭註定是衝突的。但各大文明都希望通過消除內部衝突來實現和諧。無論是中國上古的宗法還是中古的禮教法家。各宗教文明，不管是婆羅門教、佛教還是諸亞伯拉罕宗教，也都希望通過教義消除社會內部的衝突。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講階級衝突，但目標卻是一個大同世界。
自由主義不同。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不僅允許衝突，而且要論證衝突的合理性、道德性，甚至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就反對和諧論。
資產階級起初並不掌握政治和軍事權力，在教權和貴族的籠罩下，它只能通過經濟手段來鬥爭。所以它強調自由競爭、自由契約和商法-民法規則。後來它俘獲了國家，手裡有了權杖和槍炮，就用來保障它在世界上進行競爭。等它進一步強大，就甩掉國家，躲在政府背後監管著靠法律和契約運行的社會。
經濟上，自由主義聲稱自由競爭會改善人類總體福利，從亞當•斯密到福利國家理論，雖然在干預問題上有不同立場，但都屬此論。
國際上，聲稱自由競爭和全球化最終會提升各民族福利。
政治上，主張政治多元主義，聲稱各種社會利益自由衝突博弈，最後會導向公正的結果。
法律上，主張法治，所有矛盾都可通過訴訟來解決。
文化上，主張各種觀點、信仰、身份自由競爭。
這些聽起來都挺有迷惑性的，中國的社會科學幾十年來大多淪為這些觀念的傳播和再生產機制。但是只要到真實的世界中看一眼，所有的這些自由主義原則，無一例外地有利於強者，有利於生產資料和財富的所有者。
針對今天網路上的輿論狀況：看似每個人都獲得了表達的自由，實際爭論的目的是為了達成共識、實現改進，還是僅僅為了表達情緒，陣營劃線，黨同伐異，為撕而撕？
回應
所以，古代中國不會自動發展到資本主義，中國的工業化會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完成，亞細亞生產方式...五段論在中國是不成立的。
中國本來就要資本主義萌芽，沒有衝破封建主義而已。
即使中國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制度，這是由中國文明所制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