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秀娟是位多產又多獎的庸俗閨秀派女作家，值得一評嗎？

別先有成見，她的小說從1984年的《女強人》（中央日報）到2001年的《第三者的空間》（瀛舟）都是探討女人在工作與愛情婚姻上的衝突和抉擇，極具時代意義的，不同於瓊瑤等的風花雪月。

正因太具「時代意義」了，才會集庸俗與教化之爛全，你看看她寫《女強人》的主旨是啥：「台灣經濟成長，全國女性貢獻不少。」(p.5)

這很合當時的國家政策嘛！難怪會在黨報連載並出版，又得「中山文藝獎」、「金鐘獎」。

不過能在二年內連出卅四刷，顯然也合當時的女性處境，而1960從銘傳會統科畢業的朱秀娟，她的老公王其涵是外貿商，她自己也是震古公司、一鑫企業、有巢公司、金笙公司的董事，很自然會寫出《女強人》《第三者的空間》。

《女強人》的故事「是描述僅有高中畢業程度的女主角林欣華，從一個毫不足道的打字員，到掌握一家數一數二外貿公司的整個營運；從邊學邊做，不斷充實，到叱咤商場，揚名國外，其間的奮鬥經過，成功事蹟，乃至她選擇終身伴侶的心路歷程，不遺巨細，刻畫入微，從而塑造一個有恆心、有識見、有創造力、有成就感的新女性典型，令人激賞。」(p.5)

故事是不錯，問題是文字過於淺白無文味，顯然太過於載道了。

那《第三者的空間》大胆地處理婚外情，而且筆法比《女強人》的平鋪直述來得有變化，從四十三頁開始，整本小說大多章節是以女主角高文芳的夢境開頭。

問題是太過機械了，夢境並沒法融入行文中，像是時下流行的催眠解夢術，而非文學的意識流，還不如《女強人》的平鋪直述較能表現林欣華的率直個性。

不論用啥手法，朱女的小說太受限於其理想教條了，表面上是追求女人的獨立，骨子裡卻是傳統的婚姻愛情，所以兩位女主角最終都是事業、愛情、婚姻三者皆得，但這有多少現實性？由下文可知為何朱文無法充分發揮文字魅力：

在現今的社會風氣裡，第三者穿梭在他人的家庭中，形形色色，談不上仁義道德，當然也談不到自己的良心。身為第三者的人，往往還自以為瀟洒，不必負什麼傳統的家庭責任，抱定了遊戲人間，但，第三者千萬不能動情，萬一假戲真做，把對方的配偶擠成了另一種「第三者」，甚至殘殺情人，自己尋死，如果是善良的第三者呢？

第三者還分善不善？對比於日本文學影視的「為愛啥都可以」，便可知朱文之所以無法充分發揮文字魅力了。

朱秀娟《大時代》-書評（楨：獨觀之評！另參本館：趙耀東迷思）
http://www.wretch.cc/blog/mimocat/1742142

 

樊洛平《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P.404有專節評論朱秀娟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uBFE0JqzGuYC&pg=PA411&lpg=PA411&dq=%E6%9C%B1%E7%A7%80%E5%A8%9F%E5%A4%A7%E6%99%82%E4%BB%A3&source=bl&ots=871gRo0MBh&sig=EI7ck1IUVstiGbR9JIOjy8RcGhM&hl=zh-TW&ei=5PsPTZCNDYrcvwPL-7CbDg&sa=X&oi=book_result&ct=result&resnum=4&ved=0CCoQ6AEwAw#v=onepage&q=%E6%9C%B1%E7%A7%80%E5%A8%9F%E5%A4%A7%E6%99%82%E4%BB%A3&f=false
 
朱秀娟談文化人的存亡，為文壇墮落備感寒心 4/28/2002 大紀元記者季媛艾爾蒙地市報導

 

在文壇辛勤耕耘四十年，碩果纍纍的台灣著名作家朱秀娟（圖：右，左為主持人何念丹）四月十四日應邀在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十二週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題為「文化人的存亡」的演說，慨嘆當今文壇墮落，嚴肅作家已無生存空間。　　
來自台灣的讀者對朱秀娟的名字相信不會陌生，她是一位相當勤奮高產的作家，已發表了三十部長篇小說。成名作《女強人》問世以來，再版七十多次，獲中山文學獎等大獎。一百廿萬字的長篇小說《大時代》在中央日報連載三年半，當時就連錢復先生都表示，每天早晨要看完連載的《大時代》才能安心去上班。　　
素有「疾惡如仇，敢言人之不敢言」之名的朱秀娟果然名不虛傳，開篇便痛斥文壇的墮落。她說，台灣現在每月出版兩千本書，甚麼寫真集﹑明星緋聞﹑璩美鳳﹑小S充斥各個角落。向來說話無釐頭的小S的書讓人看不懂，新書發表會竟有一﹑兩萬人簽名。而嚴肅作家嘔心瀝血寫出的長篇小說卻無人問津，在書店裡都沒有一席之地。「所以我現在不逛書店，去了就生氣發火。」她說。　　
朱秀娟回憶她在創作描寫台灣經濟建設的小說《大時代》時，四年半的時間裏，每天只睡四個小時。每日裡孤燈獨守，絞盡腦汁，好不容易出了書，人家卻嫌你書太厚，字太多，甚至賣不過璩美鳳﹑小S。她無奈地表示，幾十年在文壇混得相當泄氣﹑寒心，常想「我們這些文人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深感「真正用功的﹑能寫出可傳於後世作品的作家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幾乎沒有了。」　　
朱秀娟呼籲文壇﹑社會尊重道德﹑尊重正義，否則國家和社會都沒有前途。如果人人都不講道德，這樣的社會令人沒法活，只有卑鄙﹑齷齪﹑下流的的人才活得下去。她說如果有一天她「封筆了」，那就意味著「對現實社會﹑文壇和讀者大眾已經失望至極。」　　
對於文壇稿費低﹑幾十年不漲又要抽稅﹑作家生活沒保障的現狀，朱秀娟建議建立文學基金會，資助那些有志於寫作的清貧作家，解除生活上的後顧之憂，使他們能安心寫作。她慶幸自己嫁了一個好丈夫，「否則我還能站在這裏講話嗎﹖早就餓死了﹗」　　
寫了幾十年小說，身懷絕技的朱秀娟非常希望把自己的經驗傳給年青一代，她表示，「若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當傾囊相授，死也暝目了。」
http://www.epochtimes.com/b5/2/4/28/n186472.htm

大時代中的女強人-訪小說家朱秀娟女士  採訪撰稿：樊亞芳

 

一手算盤、一手執筆，曾擔任多家貿易公司負責人的朱秀娟學姐，經商之餘從事小說創作（出版三十餘本），還主持電台節目十餘年，以「女強人」一書榮獲中山文藝小說創作獎的肯定，更以女強人之姿蜚聲中外！
    從一張照片說起
    春日午后，在鬧中取靜、雅緻的忠孝東路寓所中，見到了睽違已久的朱秀娟學姐，她笑說退休四年的生活忙著生病，使她與外界絶緣，不再出席公眾場所，但笑聲依舊爽朗清亮，輕鬆的居家打扮，強烈的親和力和洋溢的熱情，深切感染著我，興味盎然的聆聽她細數對「強恕」的深情，猶見主持廣播的神韻，的確不同凡響。
從一疊為我特別找出來的照片中拿出了結婚照，塵封往事、年少情懷，又重新在眼前鋪陳。朱學姐是「強恕世家」，夫妻、兩個妹妹、姪兒、姪女都是強恕子弟。和夫婿王其涵先生更是班對，從高一到結婚，長跑了十多年，有段時間失聯，幸賴俞成椿老師（創辦人老校長夫人）在美國修博士回來，重牽紅線之下結為夫婦。老校長在賀卡中更親筆畫了好多的「蜘蛛」與「蛛絲」，要夫婿多「知」朱、惜朱，果然為朱學姐帶來長長久久的幸福。
強恕中學的風雲大班長
朱學姐在強恕初、高中六年，備受寵愛，當了十二學期的班長和模範生，每學期作文比賽總是列名，又是校刊總編輯，俞成椿老師曾特別親自下厨請她一人吃飯，有次學校想開除班上一個記了三大過的同學，慈悲為懷的老校長甚至對訓導主任說：「問問班長有什麼意見？」只要朱秀娟作保，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如今同學相聚，常笑稱，當年要不是找她幫忙寫作文、寫情書，也無法造就今日會寫小說的朱秀娟，想起當年在強恕的風頭與得寵，朱學姐仍是津津樂道、引以為傲。
    閱讀的薰陶
「何以會從事小說創作？」「只因我對小說入迷，也是環境造就。」她認為一個喜歡寫作的人，無非由於好讀和善感。從小愛看書，細膩的心靈又比一般人多了一分想像力，捧著書本，腦海中幻想卻比書上更動人。由於家教嚴格，寒暑假不准出去玩，於是偷看父母的小說，不過癮就上租書店租各種小說看，「關在家中倒也看了不少好書，現在能寫小說，還真是那時候被逼出來的。高二暑假作業試著從翻譯歐亨利的小說開始，學姐不但練就了中文和英文，同時也體會了創作小說的技巧，開始了她的創作投稿。
    小說見證時代
    當年大學聯考沒能考上心中的理想志願，進了眾香國的銘傳商專（銘傳大學前身）會統科，兢兢業業之下，倒也念得很不錯，「文學是我的興趣，可是生存更需要技能，我得腳踏實地活在現實社會裡。從那時起，就決定了我重實際的寫作路線。」走出校門，曾在香港、美國工作多年，之後自行創業，她不斷地從工作中成長，這些經驗又點點滳滴灌溉了她的寫作園地，成為創作藍本。始終堅持：寫作必須反映時代，呈現個人的基本價值。
    強恕情深
    早在初中三年級時，國文老師蔡津就預言「朱秀娟將來會是個作家，因為她懂得把詩詞的文字與意境融會貫通，自然產生另一股風貌。」強恕老師這種肯定學生的教學方式，使學生得以找出自己的性向和以後的成就。也因此在強恕此種包容、愛心、人情味的教育體制下，得以造就出許多雖然學業表現不佳，但品行、成就皆好的學生。老校長的辦學理念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一樂也，把普通學生教成英才更樂」，「學生子」永遠是老校長的心頭寶，是他的驕傲。憶起當年在校時間的種種切切，對照於今日成就，一切歸功於老師們的諄諄善誘、校風熙和，使他們擁有各適其才的成長空間，有什麼才華儘量發揮，視學生如子女，這才是教育家的風範。
    朱學姐發願要寫出以「強恕」為背景的小說，寫出「老校長的辦學理念，老師們的博學才情，同學們的出類拔粹」。構想蘊育已久，可是面對師生如父子、同學如手足的澎湃感情，卻難以下筆。只因記憶所及，千頭萬緒，太多強恕事件在心頭必須串聯，總覺一個不能漏，也不願漏！三度起頭，始終不滿意，「撕去成堆廢稿，只因總不能表達我的情份於萬一，強恕對我的情感像個大海，我不能站在岸邊觀海，我在海中沉浮！我沒法客觀冷靜，我的心是波濤洶湧的，對學校的感情、使命感，我為『強恕』生病了！」
    當年寫《大時代》一百二十萬字，四年半的時間，一氣呵成；如今寫這「強恕」體裁的小說，情感太豐富了，有種「近鄉情怯」的心境，已經起稿三回，改了再改，,恐怕預期六年半的時間也未必能成，學姐期盼老校長、夫人在天之靈一定要助她完成心願。
    放慢腳步，輕鬆過生活
    二ＯＯ五年三月二日，朱秀娟學姐應「中國現代文學館」之請，捐贈手稿、全部著作版本、得獎紀錄，及各處演講錄影帶、錄音帶、受訪剪報等四十箱。整理後，將特置「朱秀娟文物館」，凡朱秀娟使用之物一併和手稿照片作永久展出，不枉她做了三十多年台灣小說界的「中流砥柱」。
    四年前夫妻倆結束了公司業務，不再為生意奔波，刻意放慢腳步，攜手安享生活的悠閒，畢竟，女人最大的幸福是擁有美好的婚姻，功名利祿如浮雲，唯有貼心的感情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這裡，我們也要謝謝學姐的夫婿王其涵先生把我們的學姐照料得好！
    朱秀娟，江蘇鹽城人，私立銘傳商業專科學校畢業，曾在香港、美國任職，曾為３家企業公司負責人，現已退休。
    朱秀娟 簡介
朱秀娟有三十多本小說，以長篇為多，其中『大時代』一書共一百貳拾萬字，寫台灣經濟如何在地小人少、沒有資源情況下，成為世界外匯存底第一，亞洲四小龍之首，朱秀娟用長篇幅力作表現出這個「奇蹟」。朱秀娟是位多產又多獎的作家，除『女強人』得「中山文藝獎」、「金鐘獎」，其他尚有：推展國劇有功獎；中國大陸「海峽情徵文比賽，第一優等獎」；日本「推展文化有功獎」；青少年優良讀物獎；並榮獲中央文化公作會頒發「感謝狀」；中國文藝獎；北美華文作家協會贈獎牌。
朱秀娟是華文世界現代文學擁有高度評價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和信念是：不斷的超越自己！近期的作品是口碑頗好，「前無古人」的『紅樓再飄香』，以一個作家的敏銳來探討『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寫作技巧，可作為「紅學」研究的參考資料。
著作：《雨荷》、《再春》、《破落戶的春天》、《歸雁》、《梧桐月》、《花墟的故事》、《晚里心航》、《晚霜》、《雙心繭》、《朱秀娟自選集》、《女強人》、《花落春不在》、《燕單飛》、《沒有明天的女人》、《木麻黃的眩惑》、《把她交給你》、《紐約見聞》、《別有情懷》、《丹霞飄》、《那串響亮的日子》、《握不住的情》、《那段時候曾經有你》、《十點半的情緣》、《走上豔紅的地毯》、《內人在美國》、《大時代》(全套六冊)、《我把女強人變溫柔了》、《點滴在心頭》、《遲來的秋天》、《另一類女人》、《第三者空間》。
http://qshsinfosci.pixnet.net/blog/post/26672332

 

朱秀娟＞百度百科

 

朱秀娟（1936— ）女作家，江蘇省鹽城縣人。日據時代在家鄉讀小學，1949年隨家人去臺灣。臺北恕強高中畢業後，考取銘傳商業專科學校讀會計統計系。1960年前後赴美留學，1963年返臺投身商業界。曾在臺北、香港、美國紐約等地從事商業工作，任一鑫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60年代初開始小說創作。
　　個人簡介
　　朱秀娟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曾經講到她要棄商從文、決心從事小說創作的動機。她說：“我的創作生涯開始得很晚，學校畢業後，就在社會上做事，深感世事無常，自己所擁有的實在是太少太少，再加上我酷愛閱讀，頓然希望能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留下來的話，當可足慰平生了。”她的創作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用文字留下自己思想的足迹。
　　加入作協
　　中國作家協會2010年度會員發展工作從1月份開始，經咨詢各文學門類專家和征求團體會員意見，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于6月7日進行審議，擬發展會員380人。爲加強社會監督，從昨日起開始在網站上公示這份名單，如有讀者發現有涉嫌剽竊、抄襲他人作品者，須在公示期間舉報，並提供相關證據。公示截止日期是6月15日。在這份名單中臺灣作家朱秀娟位列其中。[1]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再春》（1969年臺北立志出版社）、《雨荷》（1969年臺北皇冠出版社）、《破落戶的春天》（1971年皇冠出版社）、《歸雁》（1972年皇冠出版社）、《梧桐月》（1976年皇冠出版社）、《花墟的故事》（1981年皇冠出版社）、《萬裏心航》（1983年臺灣黎明文化公司）、《晚霜》（1984年臺北皇冠出版社）、《日落春不再》（1984年皇冠出版社）、《女強人》（1984年中央日報社），短篇小說集《橋下》（1968年臺北立志出版社），散文集《紐約見聞》（1972年中華日報社）。
　　作品《女強人》簡介
　　《女強人》是朱秀娟的代表作，也就是這部作品使她聲名鵲起，奠定了她在臺灣文壇的地位。曾獲1979年臺灣文協小說創作獎。女主人公林欣華高中畢業後沒能考上大學，面對求學的挫折，她沒有一蹶不振，而是決心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她從底層做起，先當家貿易公司的打字員，經過艱苦的學習和磨練，她的聰明、才幹和吃苦肯幹得到上司的賞識，被推薦在另一家貿易公司任職。在工作中，她敏捷、果斷地處理各種事務的能力和魄力使她成爲貿易界的女強人，她被任命爲總經理。在她的領導下，她的公司迅猛發展，業務量劇增，由原一家並不起眼的小公司一躍成爲令人矚目的大公司。她的事業上取得這樣的成績，在愛情婚姻問題上也很謹慎，兩次拒絕犧牲自我價值追求爲代價的愛情，表現出以事業追求爲重、自尊自愛、不爲“情”所役的理性態度，最終她贏得了美滿幸福的愛情婚姻。 朱秀娟筆下的這類女強人有一個特點，即她們既具有自立自強、開放豁達、勇于競爭的現代意識，同時又不失傳統女性美德——溫柔善良、忍辱負重、堅忍不拔。她們雖有超過一般男性的才幹，但她們並不是那種氣焰高漲，令人生畏的不食人間煙火的鐵女人，她們同樣有七情六欲，同樣渴望得到真正的愛情，但她們對愛情表現出更深層次的理解。林欣華拒絕了幾個家境優裕而頗有大男人主義的追求者而選擇了能理解和支持自己事業的窮教師葉濟榮。這是作家對新時代女性獨立自立的現代意識的高揚和男女平等、兩性和諧的形象而生動的詮釋。朱秀娟的小說在藝術形式上具有情節波瀾起伏，人物性格鮮明，語言富于個性化等特點。
　　作品評價
　　她的作品的社會作用和在讀者中産生的反響，已把她推上了曆史的見證人和婦女的代言人的地位。朱秀娟是一個擅長寫長篇小說的作家，她最擅長于在曲折但不離奇的故事中去展現女主角的生活和命運，作品反映現實，情節生動曲折，筆觸細膩感人，廣爲暢銷。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876.htm

 

朱秀娟＞互動百科

 

1936年生，1949年隨家人從大陸去臺灣。曾在臺北、香港、美國紐約等地從事商業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小說創作。《女強人》是其代表作，奠定了她在臺灣文壇的地位。2010年6月16日，朱秀娟加入中國作協。
　　簡介
朱秀娟朱秀娟（1936— ）女作家，江蘇省鹽城縣人。日據時代在家鄉讀小學，1949年隨家人去臺灣。臺北恕強高中畢業後，考取銘傳商業專科學校讀會計統計系。
1960年前後赴美留學，1963年返臺投身商業界。曾在臺北、香港、美國紐約等地從事商業工作，任一鑫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60年代初開始小說創作。
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小說創作。《女強人》是其代表作，奠定了她在臺灣文壇的地位。
她最擅長于在曲折但不離奇的故事中去展現女主角的生活和命運，作品反映現實，情節生動曲折，筆觸細膩感人，廣爲暢銷。她的作品的社會作用和在讀者中産生的反響，已把她推上了曆史的見證人和婦女的代言人的地位。 [1]
2010年6月16日，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陳建功和趙遐秋教授等人的推薦下，臺灣作家朱秀娟與陳映真、莫那能正式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這也是中國作協自成立以來首次吸納臺灣會員。[2]
　　寫作風格
朱秀娟的作品現代教育和都市生活，使朱秀娟的視野開闊，筆鋒剛勁，涉獵的題材也很廣泛。尤其是經濟領域，一般作家難以深入，她卻能如數家珍，遊刃有余。小說中的現代意識來源于她的社會體驗，這使她在臺灣作家中別具一格，有了別人難以替代的位置。但是，與她的現代感同樣引人注目的，還有她對傳統文化的摯愛。
朱秀娟筆下的這類女強人有一個特點，即她們既具有自立自強、開放豁達、勇于競爭的現代意識，同時又不失傳統女性美德——溫柔善良、忍辱負重、堅忍不拔。她們雖有超過一般男性的才幹，但她們並不是那種氣焰高漲，令人生畏的不食人間煙火的鐵女人，她們同樣有七情六欲，同樣渴望得到真正的愛情，但她們對愛情表現出更深層次的理解。
林欣華拒絕了幾個家境優裕而頗有大男人主義的追求者而選擇了能理解和支持自己事業的窮教師葉濟榮。這是作家對新時代女性獨立自立的現代意識的高揚和男女平等、兩性和諧的形象而生動的詮釋。朱秀娟的小說在藝術形式上具有情節波瀾起伏，人物性格鮮明，語言富于個性化等特點。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再春》（1969年臺北立志出版社）、《雨荷》（1969年臺北皇冠出版社）、《破落戶的春天》（1971年皇冠出版社）、《歸雁》（1972年皇冠出版社）、《梧桐月》（1976年皇冠出版社）、《花墟的故事》（1981年皇冠出版社）、《萬裏心航》（1983年臺灣黎明文化公司）、《晚霜》（1984年臺北皇冠出版社）、《日落春不再》（1984年皇冠出版社）、《女強人》（1984年中央日報社），短篇小說集《橋下》（1968年臺北立志出版社），散文集《紐約見聞》（1972年中華日報社）。
　　人物軼事
　　寫作率性而發
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推出“朱秀娟作品系列”，出版了朱秀娟的4部小說:《花落春不在》、《女強人》、《晚霜》、《萬裏心航》。朱秀娟得到大陸最權威的出版社的青睞，絕非偶然。她勤于筆耕，佳作叠出，不久前又出版了第32本小說《第三者的空間》。如此豐碩的創作成果，使她擁有廣泛的讀者群，也擁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用“著作等身”來形容朱秀娟，是很恰當的。有一回，朱秀娟把自己的小說送給朋友，而且答應，要送就送全套的。答應的時候很痛快，帶出家門卻犯了難。她的書一本又一本，摞起來老高，抱都抱不過來。裝進一個旅行包裏，居然拎不動，真有點哭笑不得了。
朱秀娟遞給我的名片簡潔而特別。淺紅色的底色，洋溢著一種溫暖的調子，似乎體現著她對人生的積極態度。背後寫著她的“作品目錄”，從第1部小說《雨荷》到第32部小說《第三者的空間》。正面的名字上方，只有一個頭銜“小說作者”。我問她，爲什麽不寫作家？她說:“謙遜點，給自己留點空間吧。”
然而，朱秀娟也有不謙虛的時候。在臺灣作家與江蘇學者的座談會上，她快人快語，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那句話:“我的《女強人》寫的是對女性的希望，沒看的，趕快看！”作家的自信，激起了全場的笑聲和掌聲。她又說:“我寫小說，從來是從社會問題中尋找題材，不是特別去找的。女性是弱勢群體，應該多關注點。”
與朱秀娟交談，說起文字生涯的起步，她坦言是從寫日記開始的。“寫小說並不是小時候的理想，只是那時喜歡看小說，人比較安靜，不是‘活動派’，天天在家寫日記。也沒有人硬叫我寫，只是老師在課堂上講過一句話，同學們要寫日記，我就記住了。”
少年朱秀娟與同齡孩子一樣，對于未來有著許多玫瑰色的夢想。她是個有韌性的人，每天堅持記日記。“不管晚上做功課到什麽時候，都要寫下來。天氣晴，出太陽，或者下雨了，陰天了，記得很細。長大了些，就喜歡給好朋友寫信了。那時電話不發達，想到什麽就寫信，人家不回也沒關系，照樣寫。這事實上成爲早期的文字鍛煉。”
朱秀娟父親喜歡看武俠的書，母親則喜歡看言情的書，都是地道的“小說迷”，家裏書架上擺了許多中外的名著。朱秀娟耳濡目染，也跟著對小說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她捧起書就忘卻一切，容易進入小說情節，情緒隨著人物命運叠宕起伏。什麽書都看，不經意間便愛上了文學。
高二那年，朱秀娟就學著寫小說了。父母親管得嚴，寒暑假不讓出去玩，上午做家務事，下午沒事幹，就想著編故事，然後動筆記下來。她的寫作態度十分隨意，想怎麽寫就怎麽寫，練習本上寫得密密麻麻。寫出來的小說就撂在家裏，沒想到往外面去投稿。
從銘傳商專畢業，朱秀娟走出校園，到一家保險公司上班。下了班沒什麽事，有大把的時間看書寫作。她翻出從前的文稿，接著寫那些沒完成的小說，寫好的就寄到報紙雜志去。她不懂得應該用方格字稿紙，但相信感動自己的故事也能感動別人。“沒想到，退得一塌糊塗，我怕弟妹看到難爲情，專門開了個信箱呢。”
如今，躋身于成熟作家行列的朱秀娟，忘不了“退稿”的滋味，仍保持著當初“不計得失”的寫作心態。我問她寫了這麽多書，是不是早有寫作計劃，她說:“金字塔是偉大的發明，因文字把你我描寫出來，串聯成人生百態，這是更偉大的發明。至于我寫作，不是爲錢，也不是爲了成名，是爲了有話要說，甚至是爲了消遣。你問我從前有什麽計劃，我沒有。一年一本小說，出了就算了，也不想炒作。”
　　既現代又傳統
就說《紅樓夢》這部古典名著吧，朱秀娟從學校到現在，讀了不下30遍。臺灣進入工商社會後，讀書的人逐漸少，她就寫了《紅樓在飄香》。“一部‘紅樓’100多本考證，可是沒有作家告訴說，《紅樓夢》好在哪裏？偉大在什麽地方？我來寫一本書，分析文字、結構、人物，一節一節地分析，究竟好在什麽地方。《紅樓夢》有各種各樣的愛情，各式各樣人的生活。我的《紅樓在飄香》算評論，也算是個導讀吧。”
當“江蘇籍臺灣作家采風活動”向朱秀娟發出邀請函後，她和先生推掉手頭的事務，欣然跨過海峽趕來參加。按朱秀娟的個性，在臺北很少跟文藝圈接觸，一般的作家采風活動也會推辭的，況且經營業務確實很忙。她向我透露了她的“秘密”，她可以順便回一趟鹽城，實現一個多年的心願。
原來，朱秀娟的父母是鹽城人，她是6歲那年，隨父母親去臺灣的。父母親雖然在臺灣去世了，但他們生前都有回家鄉的願望，只是因爲兩岸隔絕而未能如願。等到可以回來了，他們已經抱憾而逝。而她要遵照父母親的遺願，攜先生王其涵回老家“尋根”。說起來，先生也是鹽城的女婿，應該讓他“認認門”。
當朱秀娟女士踏上鹽城這塊祖地時，非常激動。她說:“我離開家時太小，很多事記不清了。在臺灣常聽我媽媽說起老家，鹽城有個登贏橋、漁市口，今天總算來到這裏啦。我媽媽告訴過我，我就出生在鹽城的東門。”
家鄉的菜，家鄉的情。吃到黃芽菜燒茨菰，朱秀娟興奮得像個孩子。她告訴身邊的人:“我媽媽在世的時候，經常做這個菜給我們吃，跟這裏的味道一模一樣。”鹽城的風情民俗，使朱秀娟感到分外的親切。“在鹽城，我已經沒有任何親人了，但我還是喜歡這裏。這裏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地方。”
愛故鄉，更愛祖國，這是朱秀娟始終不渝的信念。她寫的《那串響亮的日子》，寫的是京劇表演藝術的興衰，呼喚的卻是對于傳統文化的保護。“這些舞臺劇，演不演關我什麽事啊？好像沒有必要說什麽，可是你想，舞臺一擺，京胡一拉，你就覺得那是中國。如果中國人跳西洋舞，跳得再好也不能代表中國啊。”
朱秀娟的父親喜歡聽唱片，朱秀娟也就跟著有了戲劇的“細胞”。她覺得京胡很悲愴，像中國人飽經滄桑的命運。現在的人喜歡看電影、看電視，戲劇的觀衆越來越少了。她的民族意識很強，看不慣就要說。她在小說裏說，碰到文化官員也說，應該請戲班子到學校去演，讓學生都去看，多看自然就懂了，年輕人要引導。
朱秀娟喜歡中國古典戲劇，而她先生喜歡西方古典音樂，各欣賞各的，互不幹涉。每次大陸劇團到臺北演出，朱秀娟都是購買套票，場場不落。這次回南京，主辦者請他們看了昆劇的經典折子戲，不光朱秀娟看得過癮，王其涵也看進去了。朱秀娟開心地說“我說好吧，以後回到臺北，我們一起去看。”
朱秀娟的代表作《女強人》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十分暢銷。她想告訴讀者:以前總是說，我們女人被男人奴役了，壓迫了，現在女孩子不纏小腳，可以受教育了，可以與男人平等了，我們應該珍惜，懂得尊重自己。
朱秀娟用她的文字，實踐著她的夢想。按她的進度，寫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需要半年左右，並且是在“不脫産”的狀態之中。她每天動筆的進度不一樣，快的一天能寫6000字，如果有事情，兩天寫200－－300字的也有。她在文學道路上跋涉，沒有停步，沒有躊躇，就靠著零碎的時間，完成了一部部轟動臺灣的長篇小說。
作爲中國的女性，首先應該有自尊。這是朱秀娟對旁人的忠告，也是她生活與寫作的座右銘。朱秀娟在臺灣很有名，時常被各地請去演講。她走上講臺，多半不講文學，而是講人生。她對自己的寫作豎立起標杆，就是不斷地超越自己:“從前是不要抄人家的，現在是不要抄自己的，一本一本地寫，非常難，非常累，但也要往前走。” [3]
　　婚姻生活
朱秀娟應邀參加“江蘇籍臺灣作家采風活動”時，攜先生王其涵同行。他們形影相隨，談笑風生。說起來，這對感情甚篤的夫妻並不是同行，卻能優勢互補，珠聯璧合。說起她的先生，她笑道:“他現在搞電子，不愛看小說，不喜歡文學，喜歡我就是了。”
朱秀娟與王其涵是高中時的同學。在學校裏，一個工科成績優異，一個文科成績突出，但他們彼此欣賞，由友誼而沖撞出了初戀的火花。當王其涵大學畢業，赴美國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朱秀娟已經在臺北一家公司深受器重。年輕時的任性，使他們少不了磕磕碰碰。脾氣一來誰也不理誰。隔著太平洋，似乎這段情緣“拜拜”了。
此時，朱秀娟被派到美國開展業務，她見到了在美國讀書的一位朋友。從朋友口中，她聽說王其涵忙著寫論文，什麽也顧不上，還聽說王其涵說過，等朱秀娟結婚了，我再結婚。她決定去找他。等聯系上了，王其涵抽不出時間來接她，她並不在意。頭一回到美國的她乘飛機、坐汽車，終于趕到鹽湖城，和王其涵重逢了。
她也沒想到，鹽湖城是他們“愛情長跑”的重要一站。王其涵雖然還是窮學生，氣質沒變，個性也沒變，給她的感覺依然如舊。他們感到再也無法分開，于是決定結婚。她辭去了工作，成爲他的陪讀。後來，他們搬到紐約。先生從事電腦軟件設計，而她進了一家公司當職員。雖然生活不錯，但他們父母和親人都在臺灣，尤其她還是長女，肩負著照顧家庭的責任，他們便又離開紐約，回到了臺灣。
朱秀娟夫婦也可以被歸入臺北的“海歸派”。憑借海外聯系的優勢，他們開辦了自己的公司，業務觸角伸向香港與美國，貿易經營十分成功。看朱秀娟又忙生意，又忙寫作，很多人對她說:“你寫出名了，不要做生意了，專門寫小說吧。”她不肯，還是兩頭兼顧。她埋頭寫作，也很少跟文化圈的人打交道。她的理論是:“寫東西是各寫各的，那麽多人在一起，互相幹擾。平常玩的朋友都不是文藝界的。”
朱秀娟把她的生意，看成文學形象的來源。在她看來，生意與文學並不矛盾。“做生意可以接觸‘各色人等’，比如與先生陪客人外出應酬，就能碰到酒吧女、舞女，觀察到底層女性的生態，不然做太太的去那裏做什麽？在生意場上，還可以看到許多男人的嘴臉，看到很多的人性，反而能豐富你的小說題材。”
生意與寫作都需要很多精力，怎麽兼顧呢？朱秀娟說:“長篇寫起來，斷斷續續的。我一有空，馬上抓緊寫。人家來了，就得辦事，或者陪著聊天。人家走了，再接著寫。我不受幹擾，寫作習慣很好，只是睡眠非常不好，趕稿趕得凶，就得熬夜。我有神經衰弱，做生意不容易入睡，寫小說更不容易入睡。”
現在朱秀娟與她先生“一家兩半”，一半在臺北，是朱秀娟主管公司的對外業務；一半在高雄，先生在那裏負責一家廠。生意夥伴是個外國人，老外當董事長，先生是總經理。“他跟外國人合資，我對他說，我在臺北撐一個窩，就是給你留個後路，讓你有一個拍桌子的余地。”
朱秀娟把生意人與文化人結合起來做，頗有“儒商”的味道。“外國人對作家看得很大。他們覺得你會寫字、看書、戀愛、生孩子，那是一般的。如果你會創作，能當作家，或者畫家，那不一樣，不同于一般。在生意場上做生意，人家知道你是作家，對你會更尊重。”
朱秀娟的先生最愛戶外活動，釣魚、登山，而朱秀娟最愛安靜，性格不同，但他們之間非常包容，叫朋友們十分羨慕。夫妻之間，光有愛還不夠，還要有包容。“丈夫把我寫小說看成一種嗜好。你去做，你去忙，只要你喜歡，不受傷害就可以了。”
也許是先生愛好的熏陶吧，朱秀娟也對旅行産生了興趣。他們商量，年紀大了，時間也多了，應該趁身體還好，多跑些地方看看。去年4月，他們參加旅行觀光團，從南京玄武湖到揚州瘦西湖，再到杭州西湖。他們看到楊柳綠了，菜花黃了，感受著江南的春天。他們還打算今年到長江看三峽，明年再去“絲路古道”。
　　文物捐贈儀式
朱秀娟（右）2005年3月2日上午，中國臺灣作家朱秀娟女士手稿文物捐贈儀式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多功能廳舉行。
2004年朱秀娟女士來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參觀訪問，對大陸建有如此壯觀且設備先進的文學館甚感振奮，更對文學館珍藏了如此之多的中國現當代作家手稿、著作版本及文物十分贊佩。她當即向館方表示要將自己的全部著作和手稿等捐贈給現代文學館。2004年l2月這項工作正式啓動，經過朱秀娟和家人兩個多月的緊張工作，現己基本完成。
朱秀娟女士這次捐贈文學館的文物是她三十多年創作生涯的心血和結晶，其中包括她本人的全部著作版本、著作手稿，連載小說和文章剪報，社會活動記錄報道，小說連續廣播錄音帶，以及作者活動錄像帶、照片、信件和獎章實物等，共計40箱。這些珍貴的文物資料，幾乎涵蓋了朱秀娟女士全部的創作生活，對研究其文學創作道路和臺灣當代文學有著重要的價值。她的捐贈對中國現代文學館征集臺灣作家的文物文獻資料工作起到了促進作用。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陳建功代表中國現代文學館接受捐贈。陳建功在致辭中表示，朱秀娟女士的捐贈，是中國臺灣當代作家第一次如此大批量向中國現代文學館無償捐贈個人著作手稿文物。爲了感謝朱秀娟女士對中國現代文學館事業的支持，以及對海峽兩岸文學交流所做的貢獻，我館將建立朱秀娟文庫，永久保存這批珍貴的文物文獻資料。
在捐贈儀式上，還展示了朱秀娟女士本次捐贈的部分著作、手稿、照片、錄音錄像磁帶等原件。參加這次捐贈儀式的有中國臺聯副會長史茂林，文化部臺港澳司、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中國文聯出版社等單位有關負責同志，以及朱秀娟女士的好友、臺灣文學研究專家金堅範、趙遐秋、白舒榮等。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李榮勝主持了捐贈儀式。[4]
　　榮譽
朱秀娟女士是臺灣當代著名女作家。她創作勤奮多産，至今已出版長篇小說及散文集共33部，其中多部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和廣播作品，並受到好評。
她的長篇小說《女強人》1984年獲臺灣“中山學術文藝獎”，改編的同名廣播劇本獲臺灣“金鍾獎”；由高前改編的《木麻黃的眩惑》獲臺灣“廣播魁星獎”，《別有情懷》榮獲臺教育部門頒發的“青少年優良讀物獎”等。
　　評價
她的作品的社會作用和在讀者中産生的反響，已把她推上了曆史的見證人和婦女的代言人的地位。朱秀娟是一個擅長寫長篇小說的作家，她最擅長于在曲折但不離奇的故事中去展現女主角的生活和命運，作品反映現實，情節生動曲折，筆觸細膩感人，廣爲暢銷。
《女強人》是朱秀娟的代表作，也就是這部作品使她聲名鵲起，奠定了她在臺灣文壇的地位。曾獲1979年臺灣文協小說創作獎。女主人公林欣華高中畢業後沒能考上大學，面對求學的挫折，她沒有一蹶不振，而是決心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她從底層做起，先當家貿易公司的打字員，經過艱苦的學習和磨練，她的聰明、才幹和吃苦肯幹得到上司的賞識，被推薦在另一家貿易公司任職。
在工作中，她敏捷、果斷地處理各種事務的能力和魄力使她成爲貿易界的女強人，她被任命爲總經理。在她的領導下，她的公司迅猛發展，業務量劇增，由原一家並不起眼的小公司一躍成爲令人矚目的大公司。她的事業上取得這樣的成績，在愛情婚姻問題上也很謹慎，兩次拒絕犧牲自我價值追求爲代價的愛情，表現出以事業追求爲重、自尊自愛、不爲“情”所役的理性態度，最終她贏得了美滿幸福的愛情婚姻。
http://www.hudong.com/wiki/%E6%9C%B1%E7%A7%80%E5%A8%9F

 

一個女工的故事 (1979,中影)
 
導演： 張蜀生
演員： 秦祥林   
劇情簡介
張蜀生導演的一部撐起鮮明旗幟的“女工電影”。本片雖名為《一個女工的故事》，實際上寫的卻是三個際遇不同的電子廠女工。陳秋霞是一個典型的克勤克儉的女工，她在工廠下班以後還留在家裏幫忙爸媽做花賺錢，在事業、愛情上她都獲得豐收。明明則是一個典型的不滿現實的女工，她因為家境不好感到自卑，又因為男朋友諄諄告誡而動怒，之後跌入花花公子的陷阱而墜落。最後終於重投家庭的懷抱。至於沈時華則是一個典型的“賺錢買花戴”的女工，她的一切發展很順利。本片雖對高雄的工廠區為故事背景，但編導對一般工廠生活的實貌卻描寫得相當浮泛。並且拍攝主旨显得十分暧昧。内容摆脱不了一般“三厅文艺片”的俗套。

張蜀生導演
1. 報告班長４拂曉出擊 (1996)
2. 至聖鮮師 (1990)
3. 寒假有夠長 (1989)
4. 不歸路 (1987)
5. 愛是做鬼也愛 (1986)
6. 怒吼的愛情 (1983)
7. 三個問題女學生 (1982)
8. 飛越補習班 (1981)
9. 花飛花舞春滿城 (1980)
10. 一個女工的故事 (1979)
11. 強渡關山 (1978)
12. 丈夫與我 (1968)
 
從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到楊青矗《工廠人》 2009/11/15

 

   80年前左翼小說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日本掀起一股風潮，類似的作品在每一個國家都可以看到，會不會為蔚為風尚和一 國的社會氛圍頗有關係。台灣資本主義勢力還在發展中，尤其在找到中國這一大餅後，資本主義更可以樂觀地向前挺進。相反地，本土陣營將精力投注在台灣主體性的捍衛上；兩大陣營對於資本主義惡質發展的傾向著墨不多，對於勞動者的艱難處境不是充耳不聞，就是束手無策。
  《蟹工船》是日本派遣動者的聖經，派遣勞動者甚至低階白領勞動者在蟹工船清楚地看到自己悲慘的命運。派遣工占了日本受雇者3成以上，一部由篠原涼子主演的日劇《派遣女王》在亞洲刮起旋風，劇中搞笑、趣味十足，掩飾了派遣工的陰暗面，不過也讓「派遣」成了流行語。派遣工是資本家規避勞動成本的精心設計，它是所謂彈性勞動條件的一環，還包括外包、臨時工、定期契約工、部份工時等名目；不只是私人企業採用，甚至公家單位也大量採用這種非典型雇用模式。這種雇用模式讓勞工權益受損，不只是派遣勞工沒保障，就是正式員工也因為大量勞動預備軍在後頭，勞動條件很難進一步改善。
   楊青矗以工人作家著稱，大量創作了台灣在經 濟起飛階段中勞動者的際遇，為那個時代留下彌足珍貴的文學見證。但較不為人知的是，現在火紅的派遣勞動議題，早在30幾年前已是楊青矗關心的對象，派遣工人悲歌早已是老歌。派遣工或者待業者應該讀讀楊青矗的《工廠人》，在當中或許可以找到自己的身影。
   《工廠人》中的〈低等人〉一文，主角粗樹在國營企業幹了一輩子的臨時工，工資微薄，還要奉養失明老父，日子過得很艱難。到了65歲粗樹被公司辭退，一毛錢退休金也沒拿到。粗樹陷入極大的痛苦，老父的殘生怎麼辦？他想出了因公殉職才有撫恤金可領的辦法，與其挨餓而死不如死得有「價值」。粗樹故意讓公司汽車撞斃，終於如所願，並得到公司的追悼。
    我們看到的是以最極端的方式來反抗對臨時工的不人道待遇，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嗎？在一個萬馬齊喑的年代，卑微的個體如何和體制這一怪獸對抗？
   《工廠人》中的另一篇〈麻雀飛上鳳凰枝〉，則寫出了臨時工對人性的扭曲。主人翁醜陋無比，隱藏了在國營事業任臨時工的身份，才娶得一精神異常但漂亮的妻子，在無意中主角透漏了身份大大刺激妻子，妻子精神病發作離家出走。後來主角如願升為正式工，但尋獲的妻子已住在精神病院不認得他。
   從題目來看，臨時工是麻雀，這個名稱不能堂堂正正說出來，臨時工、派遣工是隱形人，這個名號是烙印，很難討到老婆，30年年前如此，現在也是。
    楊青矗《工廠人》的臨時工、派遣工在當時只是勞動的小隊伍，但現在已蔚為大軍，不過受侮辱、受損害的本質都一樣。
    失業、未充份就業是全球化帶來的惡果之一。台灣有足夠的本錢減輕勞動者的痛苦，向資本家、軍公教傾斜的體制若能扭轉過來，勞動者的日子就會好過。
http://tw.myblog.yahoo.com/chou111188/article?mid=222&prev=223&next=220&l=a&fid=19

 

（另參本館： 從《女強人》到《第三者》 《在室男》 馬勞動政策  搶救失業高學歷高失業 無薪假《誰偷了我們的工作》）

 

楊青矗

　　楊青矗先生，一九四○年生，台南縣人。
楊青矗文學，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是為工人小說的先驅，也是完成者。自一九七○年代起，他陸續出版《工廠人》、《廠煙下》、《工廠女兒圈》等工人系列小說，為台灣文學開拓新境地，也使台灣文學呈現更豐盛的風貌。當時是戒嚴時期，農工兵文學是一大禁忌。
楊氏做過裁縫，也做過工人管理，深知基層人員的疾苦，乃不懼威權，深入工地，廣訪工人，寫出更生動作品。他不但寫工人，也寫農民。其所處時代，正是台灣經濟大轉型時代，他認為要為基層人民說話，因文學不足表達，乃參加政治行動，在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雖是在獄中，仍不忘文學創作，寫下《心標》、《連雲夢》二書，呈現台灣企業家白手奮鬥的實況。另外，也寫就《烏腳庄》，更畫出為烏腳病受苦受難的故鄉。
楊氏自稱是「庄腳人」，能以樸實無華，卻又精準無比的文字，寫出時代心聲，不但為時代做見證，也為文學留下珍貴記印。故評審委員會評定楊青矗先生為第廿五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小說類得獎人。

 

從文學到台灣語文／文：杜文靖 

 

　　楊青矗，台南縣七股鄉港東村人，童年隨父親移居高雄，曾在高雄煉油廠服務，還擔任過西服裁縫師傅，從事文學工作之後，寫過散文、現代詩，後因生活圈鄰近加工出口區，開始撰寫工人小說而享譽文壇。
　　楊青矗曾因美麗島事件坐牢四年，出獄後於一九八七年結合本土派文學創作者，組成「台灣筆會」，並獲選為創會會長，目前擔任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董事，並兼任台灣師範大學人文中心，及永和、大同、三重、新莊等社區大學「台語讀冊、寫作與教學」課程之教師。
　　戰後在台灣如果寫工人作品，會被情治單位視為隔岸與中共唱和、會被戴紅帽子，因而沒有人敢寫工人小說。楊青矗卻開創風氣之先，為勞工執言，其作品《工廠人》、《廠煙下》、《工廠女兒圈》等書，膾炙人口，因而被譽為「工人作家」。
　　楊青矗的文學創作，勞工短篇小說集《工廠人》、農村作品集《在室男》早成家喻戶曉的經典作品。二部曲長篇小說《心標》、《連雲夢》，則是台灣第一部寫白手起家創業者的滄桑史，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及景氣的起落與企業家的成敗留下紀錄。
　　楊青矗的文學具有國際知名度，一九八五年應邀至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計畫研究，十二年前德國特利爾大學德籍研究生英格麗蘇（Ingrid Schuh），碩士論文寫的就是「台灣作家楊青矗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研究生陳曉娟，在呂興昌教授指導下以研究楊青矗的小說，撰寫成論文獲得碩士學位。柏克萊大學教授 Thomas B. Gold 在哈佛大學執教時，曾將「楊青矗短篇小說選」一書譯成英文，做為其教課的教材。
　　楊青矗幼年在高雄讀私塾，奠立了台語、台文的基礎，過去的二十年間，他戮力於台灣語文的推廣、教學，也積極編篡了無數台灣語文的讀本，在這方面最早的成果是《台華雙語辭典》，這本辭書成為學習台灣語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他倡議以華語注音符號來標音台文，有不少的迴響。
　　而以《台華雙語辭典》為基礎，楊青矗出版了十五冊的《台語注音讀本》，又編篡《台語語彙辭典》、《台灣俗語辭典》，最近他則編選了台灣古體詩，名為《台詩三百首》，將四百年來在台灣創作的六、七萬首古詩，選取其中三百首，加以台、華兩語注音、注釋、賞析，呈現台灣古詩精華。這本《台詩三百首》將於年底出版。
　　楊青矗雖然用二十年歲月投入台灣語文的世界，但是他仍未放棄文學的夢，原先就決定在《台詩三百首》問世之後，就要回歸文學創作之路，現在吳三連獎的榮耀加諸其身，更堅定他重回文學世界的意念，讓我們期待他的小說新作的誕生。
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5/25_11.htm

 

勞工運動相關電影- 維基百科

 

全民公敵
對抗性侵犯
碼頭風雲
十全大補男
麵包與玫瑰
勞工之愛情
台北星期天
尋找艾瑞克
 
黃慧鳳《台灣勞工文學》(國立編譯館,2007)

 

內容簡介
　　台灣勞工文學作品較受文壇囑目者，非楊青矗作品莫屬，但本書將視角放大，述及整個廿世紀的台灣勞工文學，一一省察各時代勞工文學的社會意涵，以及勞工文學遞嬗與發展的軌跡，為台灣勞工文學進行歷史的、整體性的研究。這本書不僅是認識台灣勞工文學的入門書，也是一本台灣文學研究的重要收穫。

 

 1970年代後台灣勞工文學梗概2008/7/25黃慧鳳(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　 

 

　　就藝文作品來看，每位創作者皆有各自喜好的創作類型與體裁。台灣現代文學作品中，有不少作家偏好勞工體裁的撰寫，尤其是在1970年代後，作家們身處於台灣經濟起飛，農業人口大量轉型為產業工人的社會，眼見資本主義造成的工人問題不斷增生，因此以勞動者為其深情關注的撰寫對象，以筆代劍揭發勞工問題的諸多面向，逐漸地也就形成了「台灣勞工文學」這一文類。
早期的台灣勞工文學作品，大多是作家親身經歷或見識的寫實創作，內容偏向各別案例的陳述，而中生代作家則以大事件描寫為要，抒發群體的憤怒，至於後期新生代作家，則不少以父祖輩的經歷為寫作體裁，多了一份緬懷與鄉愁。至於報導文學類由於以紀實為要，較常見的創作背景則為台灣各地的礦區、加工廠及人力市場等體裁。
1970~1987年代表性作家、作品
　　就空間地理學觀之，台灣勞工文學作品也有其空間地域性，當然這也牽涉到作家身處的場域問題。這個現象由戰後作品的細讀即可發現，諸多作品的背後場景大多為當時台灣的工業重鎮，如楊青矗、李昌憲、陌上塵等人的作品，大多以高雄的工業區、加工出口區以及造船廠等為背景。其中高雄可說是當時移民者的新故鄉，不管是飄洋過海的澎湖人，或是一路風塵僕僕、披荊斬棘的台南人等，都在高雄這個新興的開發工業城市落地生根，成為工業社會裡的小螺絲釘。
　　就1970年代後台灣勞工文學觀之，有楊青矗、陌上塵、李昌憲三位代表性的勞工文學作家，其中最受人矚目者為1970年代迅速竄起的楊青矗。楊青矗(1940-)原出生於台南鹽份地帶，十一歲時隨父親的工作舉家遷移至高雄工業重鎮謀生。他的工人文學作品主要收錄在《工廠人》(1975) （註1）、《工廠女兒圈》(1978) （註2）、《廠煙下》(1978) （註3）這三本短篇小說集中，這三本書又合稱「工廠人三部曲」，其中〈工等五等〉(1970)為第一篇著名的工人小說。而〈低等人〉(1971)則是一篇極具嘲諷又令人同情的故事，敘述一位擔任臨時垃圾工三十年的董粗樹，年屆六十五歲退休之齡，苦於非正職員工無退休金可領，又得撫養九十二歲的瞎眼老父，因此便在被解雇前一星期藉故撞車殉職，以期獲得養活老父的撫卹金，小說結尾，一場員工殉職的追悼紀念會上，董粗樹因公殉職的事略被記載著，而臨時任用三十年的時代悲劇正嘲諷著勞工制度的不健全。大體而言《工廠人》一書主要呈顯出勞工階級差異制度的諸多問題，而《工廠女兒圈》則是對女工議題有興趣者，不可遺漏中的精彩篇章，《廠煙下》的勞工議題則擴及勞保醫療、選舉、工會等諸多面向。另外楊青矗其他夾雜散文、評論的文集，如《筆聲的迴響》(1978) （註4）《工廠人的心願》(1979) （註5）等，也是探討勞工問題的重要參考著作。
　　1980年代承繼楊青矗勞工議題創作的作家首推陌上塵(1952-)，出生於苗栗本名劉振權的他有多年的造船技工經歷，不僅赴日接受三個月的造船訓練，更長期在高雄「中國造船公司」工作，而這樣的工作環境也成了他文學創作的養料。其勞工文學作品主要收錄在《思想起》(1980) （註6）、《夢魘九十九》(1983) （註7）、《長夜漫漫》(1986) （註8）三本短篇小說集以及《造船廠手記》(1988) （註9）中。他筆下的工人不以工廠做為抗爭的侷限，不僅只是出賣體力的勞動者，他們有責任心，也有勞動者的尊嚴和使命感，雖然勞工之間善嫉、心胸狹窄、眼光短淺、賭博酗酒的劣行也屢見不鮮，卻是有血有肉的工人，他以自省、自覺、自信的筆調來看工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重視工人地位角色的省思，鼓舞了勞工的自尊，也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整體勞工命運這一場期待破解的夢魘（註10）。
　　李昌憲(1954-)的工人詩作橫跨1970到1990年代，可謂台灣勞工文學劃時代的承續者。他與楊青矗同樣出生於台南，崑山工專電子科畢業後，也同樣到高雄工業重鎮工作，進入楠梓加工區工作。他的勞工文學作品主要收錄在《加工區詩抄》(1981) （註11）、《生態集》(1993) （註12）、《生產線上》(1996) （註13）三本詩集中。《加工區詩抄》大部份描寫女工的感情生活。《生態集》主要以自然生態為寫作重點，體現出李昌憲對工業化的反思與世人對環保意識的覺醒。《生產線上》這一詩集橫跨1980、1990年代，三十二篇為解嚴前作品，十一篇為解嚴後作品，李昌憲在其間升格為資材部經理，由身在其中到俯身凝視，題材從工人為起點向工人生活四週擴散，以詩篇譜出勞動者之歌。綜觀李昌憲的詩作，承繼了楊青矗所揭示的勞資矛盾主題，但視野更為開闊，且能深入加工區女工心靈的深處，表達更多的關懷和愛心。他的寫作風格，詩層次偏重於勞工面臨機械化的生產流程與人事制度所產生的苦悶，以及社會生存壓力下所嚐受到的苦悶與創傷。特別是他能夠將「加工區」這個富有時代意義的議題置入自己創作的核心，呈顯出寫實性的價值。
　　除了上述三位男性作家外，女作家方面，值得一提的包含曾心儀與葉香兩位。出生於台南眷村的曾心儀(1948-)，因家境因素很早就進入社會接受歷練，她的勞工文學作品主要收錄於《彩鳳的心願》(1978) （註14）以及《那群青春的女孩》(1979) （註15）兩本小說集。其中〈彩鳳的心願〉(1977)、〈窗櫥裡的少女〉(1979)二篇小說，便是她擔任百貨公司女店員的經驗映照。其作品正如她剛直的性格，白話而直接的描述現實生活，赤裸的陳訴百貨公司不人道的工作要求，以及工業化大都市中金錢與人性的角力。另外一位女作家葉香(1950-)，其勞工文學作品的寫作類型以新詩為主，依李元貞的研究，「為女工寫詩的台灣現代女詩人只有葉香一位（註16）」，由此可見葉香地位的彌足珍貴。她的工人詩作主要收錄於散文《彷彿》（註17）與詩集《微雨》（註18）中，其他或可零星的在報紙或《勞動者》雜誌中覓得。
　　其他勞工文學作品較為著名的有黃春明(1939-)〈蘋果的滋味〉(1972)、陳映真(1937-)「華盛頓大樓」系列、王拓(1944-)以八斗子漁村為背景的系列小說，以及莊金國、蔡忠修、沙穗等人的詩作。其中〈蘋果的滋味〉描寫美軍上校撞傷建築工人江阿發的故事，本以為阿發一家人從此將陷入愁雲慘霧的困境，卻反因美軍上校給阿發一筆可觀的慰問費用，並允諾送阿發的啞吧女兒去美國念書，整個改變了小說的情緒基調。小工人的憤怒因經濟的援助化為感謝，黃春明悄悄地藉由小說暗喻美國這個人人嚮往卻又遙不可及的蘋果，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經濟與軍事的入侵，使台灣附從於其下。而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夜行貨車〉(1978) （註19）、〈上班族的一日〉(1978) （註20）、〈雲〉(1980) （註21）、〈萬商帝君〉(1982) （註22）等，則述及跨國企業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諸多面貌，由於陳映真曾為外商公司職員，因此更能深入描繪跨國企業公司的內部運作，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面。
　　其他各別的詩作方面可參看莊金國〈加工區的女孩〉(1978)、沙穗的〈失業〉(1979)及〈失業〉續稿〈歸鄉〉，以及蔡忠修〈水泥工–給小女宛庭〉(1984)、〈油漆工〉(1984)等諸多各雜誌期刊的作品。
大體而言，這時期的作品體現出勞動者對生活溫飽的基本企盼，以及工作穩定或升遷的渴望，但面對不健全的制度與律法，底層勞工們不斷被剝削，不僅受僱於人、也受控於人，更得服膺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另外就寫作對象及內容主題來看，楊青矗的勞工文學主要訴求對象為工廠工人，陌上塵是自動化對工人的衝突，李昌憲寫加工區工人、曾心儀寫女店員、葉香寫女工、王拓寫漁民、黃春明陳映真寫美日新殖民主義(資本主義)，雖觸及了階級與民族的矛盾鬥爭，但並沒有將矛頭指向一言堂的執政黨，但解嚴後，過往所受到的政治壓抑得到解放，民主的呼聲使得社會進入多元化的戰國時代。（註23）
1987年後代表性作家作品
1987年後台灣勞工文學作品，因政治的解嚴內容似乎也得到解放。值得一提的是鄭俊清(1951-)所撰寫的《憤怒的山城勞工》(1989)一書（註24），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描寫一黨專政下工人的遭遇，其寫作動機可以由柯瑞明的採訪記中得知：
賴領班的作為發揮了勞工追求群體利益的道德模範。以往工人所追求的也許只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小格局，他們所受的迫害是異於常態的：福利金股票被盜賣、存款被凍結、庫存貨品不翼而飛……而公權力機關却自始不聞不問。司法單位的公信力低落，從整個新坡事件中再度證明，為黨分贓一黨專政下的既得利益，司法人員的職業道德早就蕩然無存了。（註25）
　　這本小說可以說是一部描寫集體工人抗爭的小說，使台灣的工人小說變為「工運小說」（註26），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觀察這時期的作家作品，就作家出生場域來看，出生於高雄這一工業城鎮的包含陳秋見、凌性傑、李志強、王希成等人，其中陳秋見與王希成是本著個人的工作經歷寫就生命真實的體驗，而李志強則是對家鄉工廠、礦村、勞動者的懸念，寫下對勞動群眾的情感。其中王希成、陳秋見、潘先致、涂惠美等作者本身是勞工，其餘作家則大多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側面紀實所觀察到勞動者。若相較於1987年前的台灣勞工文學，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便是作品不再單單僅以作者寫實的工作經歷為主要書寫軸線，而是出現了諸多文學寫手型的作家，他們擅長於文學寫作，可說是各大文學獎的常客。如薛良媛、張瀛太、凌性傑、唐捐、胡蕙寧、吳均堯等人，他們擅於寫作各種體裁，因此得以在第一屆勞工文學獎嶄露頭角。
　　此時期代表性的勞工文學作品除了《憤怒的山城勞工》外，還包含《小小螺絲釘的心聲：第一屆「勞工文學獎」得獎作品集》(1998) （註27）、陳秋見的《紅塵黑手》(1998) （註28）、李志強的散文集《甬道》(2001) （註29），以及台灣勞工陣線出版，林宗弘、鄭力軒、徐千惠、廖郁毓、林良榮、廖偉程六人合著的《打拚為尊嚴：大同工會奮鬥史》(2000) （註30）等書。
　　1997年由中央日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聯合主辦的第一屆「勞工文學獎」，海內外投稿計三百五十八件，決審選出十一件作品：第一名薛良媛〈賣衣者言〉、第二名張瀛太〈十八嬲〉、第三名凌性傑〈厚薄〉、評審推薦獎八名：唐捐〈血肉稿〉、胡蕙寧〈阿嬤〉、李志強〈班駁的十字鎬〉、王希成〈工廠七日記〉、陳秋見〈英雄無悔〉、潘先致〈我的勞工經驗與回憶〉、涂惠美〈勞工〉、吳鈞堯〈婦人想飛〉（註31）。我個人尤其喜愛薛良媛(1964-)的〈賣衣者言〉，此篇將一位女性專櫃服務員的心理描寫的深入而透徹。這位賣衣者為了達到資方要求的服務品質，必須服從「客戶第一，忘記自己」的真理，更必須在百貨業者赴日取經的規約中，遵守「服務時間不能坐著休息」的要求，亦得在每個月不舒服時偷偷躲進更衣室休息幾分鐘。雖然她對於全球同步流行的服飾有著敏銳專業的感知，足以使其角色由服務人群的勞動者轉化為客戶的諮詢顧問，但事實上「專櫃小姐的身份」本質並未轉變。雖然她清楚知道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深刻了解自己在世界所處的位置，專櫃小姐在工作時仍只能穿著公司制服販賣流行，而被流行排拒在外。因此勞動者的思維雖然開通，但資本家的宰制權力仍在，所以專櫃小姐，也就只能是專櫃小姐；勞動者也就只能是勞動者。在身份位階上，仍是資本主義「利潤」優先論下的輔助戰將（註32）。
　　陳秋見(1954-)的散文集《紅塵黑手》(1998)是以『黑手』為描寫對象，娓娓道出「黑手族」不同的生活形態及心情。不僅記錄了作者參與牡丹水庫興建過程中對自然山水、人文、歷史，以及環保生態的觀察與情感，也記錄了身旁可愛的黑手兄弟，以及移居就工的所見所聞，可謂融報導文學與抒情文字於一爐，行文清新秀麗、剛柔並濟自成風格。
　　礦村之子李志強(1966-)的《甬道》是以故鄉─高雄打狗山的礦村為主要場景，以「底層勞工」為主要描寫對象，可說是一部打狗山下的礦村史，讓我們看見了「移居就工」的底層勞工隨著工作飄流的生命，將台灣五十餘年來工業化社會的轉型縮影於散文中。《甬道》面對世紀末的華麗與哀愁，題材充滿著記憶的強光與濃厚的回憶，帶著感性與反思，似乎期望透過書寫不斷地對抗遺忘，建構歷史的本真。
　　由台灣勞工陣線出版的《打拚為尊嚴：大同工會奮鬥史》，記錄了1988年至1999年間大同工會艱苦奮鬥的歷程，以及台灣工人追求平等正義的付出與努力，這是台灣工運歷史不可抹滅的記憶，也是自主工會發展的歷史縮影。由於此書不時穿插勞工小辭典，最末也對大同工會的運動歷程予以反省，可說是一本極富意義的勞工教育讀本。
　　上述作家作品雖無法詳細盡述，但大體而言，1970年代後的台灣勞工文學作品，已經可以勾勒出整體勞工的受難圖像，呈現出勞工的普世問題。尤其是階級上的壓迫：父權制男對女、管理階層上級對下級、資方對勞方、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由此可知底層勞工的壓力來源是層層圍繞的。這些心酸與痛楚的勞工故事，也許只不過是對過去悲痛生活的巡禮悼念，但無可否認的，也是一種肯定現在的回溯，當我們對文本內容寄予同情與怒責時已形成了一股力量，使我們能正視勞工生活的光明與黑暗層面，並凝聚展望未來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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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國勞工文學的發展現狀 2010/12/05

 

   最近拜讀佛山文藝《打工族》，其中談到打工文學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和困惑，在南方打工，感同身受，在此一吐為快，以做抛磚引玉之舉。
   一， 打工文學所反映的社會群體.
   就如同引文壇一時風氣的知青文學所反映的背景是一個扭曲的時代一個被歷史所捉弄的一代可悲的特定群體知青們的人生坎坷.
   打工文學的興起源自改革開放後一代人背井離鄉,為了尋求美好的人生而在他鄉辛苦打拚的心路歷程。
   在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隨著罪惡滔天的十年文革的結束，知青這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已走入歷史的回憶，它已失去了文學創作所需要的時空背景；剩下的只是模糊的回憶，伴隨的是知青文學在文壇的消退。
   而打工文學則不同，時代與社會催生了幾代的打工人，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群落帶來豐富多彩的文化背景，是打工文學源源不斷的創作源泉。起初出來打工的是廣大的來自農村的農民工。隨著國企的破產，大批的下崗工人被捲入南下的打工人潮之中，同時行政事業單位的改革分流，同樣有一批人南下成為打工者，正是因為打工人來源的社會多樣性，具定打工文學有豐富的創作源泉。
   這也是九十年代以來，打工文學能迅速在中國文壇崛起的基礎。
   二， 打工文學的界定。
   九十年代以後，現代都市文學大行其道，流行一時，成為文壇的主旋律，小資情調喧囂塵上。
   而打工文學就顯得有些失落了，是被刻意輕視呢，還是什麼原因使其發展遇到什麼阻礙。
   佛山文藝《打工族》較多反映的是工廠車間流水線的打工人的故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讀者絕大多數是來自生產拉的員工，不反映他們周圍發生的，會失去讀者，雜誌就難以維持，而打工文學就會失去重要的陣地。
   在此要特別強調一點的就是，工廠車間流水線文學是打工文學，但它只是打工文學浩浩江流中匯入的一支清溪。不必諱言，來自生產線的作者群本身的文學功底，他們的作品反映了社會底層的打工者的掙扎，容易得到社會最底層的龐大失落群體在情感上的共鳴，但同時他們粗糙的文字功底使他們的作品難以得到一種文學藝術的昇華。
   中國社會走到今天這一天，打工文學所要代表的文學背景已廣布社會各階層，它應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形式。但由於聚集在打工文學旗幟下各色人等固步自封，沒有象都市文學那樣海納百川,積極挖掘從事打工文學的人才創作，在被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刻意輕視下被擠入文壇的角落。
      三， 打工文學思想藝術深層次的挖掘
   打工文學的出現已行之有年，聚集在這面旗幟下的創作作品不可謂不多，不過一個個都像是醜媳婦難見公婆一樣，出不得眾，這麼多年來，據我所知（也可能是本人見識少）還沒有一篇打工文學的作品風行文壇或是廣泛引起社會關注激蕩人性靈魂的經典之作。這就需要從事打工文學創作和支持打工文學的人剖析打工文學本身來找出內在的原因
   十幾年來打工文學作品的一個普遍特點就是反映打工群體生活的艱難困苦，滿紙心酸淚天天與人訴，雷同的悲情故事年復一年的在簡單陳述，讀者的同情心也會慢慢給消磨掉；同時從事打工文學創作的作者文學描寫功力的欠缺，也讓人內心感受不到這種社會低層生活的苦難及震撼。今天，我們環視打工文學，有誰的作品能達到我們所學中學課本中夏衍當年的文學作品《包身工》中對蘆材棒的刻骨三分的描寫呢。
   另外打工文學作品迷漫著一股因生活失落而折墮的灰色情調，如打工作品中的亂性，二奶，妓女，暴力等等主題方面的作品充斥打工文學雜誌，天長日久，人們就把這些作品所反映的問題當作了打工群體普遍的現實生活，再被主流的社會意識形態刻意誤導，人們對打工文學自然有一種不入流的的印象了。同時這些作品的題材內容與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刻意吹捧的都市文學有雷同之處，相比較之下，從事都市文學創作的作者群扎實的文學功底，使打工文學作者的作品相形見拙。
   本來有著最廣泛社會階層背景的打工文學淪落到現在這種淒風苦雨的境地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嗎？
   決不是，這不過是一場高舉打工文學旗幟的文學變革暴風雨前的壓抑氣氛而已。
   “文以載道”是打工文學掃蕩中國文壇的至勝寶典。
   前面我們講過支援打工文學發展壯大的是它所代表的最廣泛社會階層的堅實背景，只要能喚起他們的熱情，文學創作深入反映他們現實生活，深刻揭露表面的社會問題背後所隱藏著的社會的不公與階級的歧視，指出問題的癥結，維護社會的正義，打工文學必將在中國文壇掀起驚濤駭浪，成為引領時代的文學大潮。
   可惜的是，現在所有的打工文學都只是在膚淺反映打工者的艱難人生，而沒有揭露這些所反映問題的社會本質。維護社會的正義。
   以廣東查暫住證打死“孫志剛”事件來說，查暫住證在打工文學作品也時有簡單的描繪，但這一問題背後所包含的對法律人權的踐踏及對社會弱勢群體赤裸裸欺榨並沒有作品深刻的揭露。
   而深圳因查暫住證而將可憐的漂泊他鄉的幾十名打工人活活燒死在囚車裏面更是天理不容！
   打工文學卻並沒有對這些犯罪的事實發出戰鬥的檄文，
   打工文學現在正是需要從膚淺的生活詠歎調轉變成為滿懷人生理想充滿激情希望氣勢澎湃的交響樂。
   將社會現實與打工文學的創作緊密聯繫起來，將維護社會正義與打工文學聯繫，聲討一切不合理的醜陋的社會現象，站立在時代大潮的前列，必將展現打工文學一番波浪壯闊的景象。
   現在的暫住證又象幽靈一樣再一次出現在廣東的大地上，對廣大的打工人來說一場黑夜的暴風雨又一次橫掃過來，希望打工文學的作者們象暴風雨中的海鷗，不屈的翱翔，迎風搏浪，必將擁有雨過天晴充滿彩虹的天空。
     四．打工文學的社會改造功能
   打工文學伴隨著改革開放而出現，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深切的反映著中國社會低層群體的變遷和最廣泛的勞苦大眾的生活現狀；同時它反映了社會動盪所暴露出來的醜陋的社會問題和人性的變異。
   都市文學方興未艾，這些鴛鴦蝴蝶作者所炮製的文學題材二奶，三陪小姐，吸毒，性開放，兇殺，大款。。。。。。寫意了腐朽社會階層的生理發洩與心靈的墮落。
   文學是有階級性的！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些文學題材的後面隱藏著什麼。
   有些二奶小說是寫得紙醉金迷，而二奶的結局不管是修成正果還是歸為無間道，照例是都市文學的鴛鴦蝴蝶作者們在紙上對她們做心靈與肉體的任意輕薄，這些二奶照例以前是打工妹。。。。。。
   更有甚者，在廣東地區有些富婆怨婦公然在政府部門喊出了什麼：“趕走四川妹，要回我老公”;“北妹還我老公”。
   似乎廣東大地上處處燈紅酒綠的酒店，夜夜笙歌的舞廳，淫風晦雨的髮廊，所發生的風流韻事，千金買笑，都是這些外來的漂零風塵女人的原罪。
   社會的道德責任好象全都要這些淪落天涯的女人來擔當。
   我不否認這些打工妹在廣東人生苦海中的沉淪，可是真正要受社會鞭撻的是這些富婆怨婦的男人。是這個變得畸型的金錢至上的社會。
   不客氣的說，現在的社會風氣反映的是社會特定階層的意識和人生觀，他們必定要通過一些工具將自已的意識形態表露出來，影響社會各個階層，從而讓全社會服務本階層的意識和人生觀。
   受這股風潮的吹襲，打工文學作者們因自身文學思想修養的欠缺，隨著都市文學的鴛鴦蝴蝶作者而起舞，寫出了打工妹淪落成二奶，三陪小姐的的生活現象，卻迷迷茫茫不能一針見血的道出產生這種社會現象的社會本質所在。
   而這些因社會本質所產生的問題需要社會制度的匡正和法律嚴明才能解決。
   中國的法律決定了打工文學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是中國最有基礎的社會階層，實際上也是最具有能量的一股原動力。只要打工文學最深入的激發這股力量，必將在中國激起一場思想與文化的改革，蕩盡醜惡的社會現象，實現一個公平，公正，公理的社會。
   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層出不窮的落到我們打工人的頭上，現在年關將近，在廣東土地上克扣拖欠工資，超時超負荷加班，隨意借查違法的暫住證欺壓內地來的打工人，為了榨取最大的利潤而讓工人在各種非安全的工作環境下工作，讓打工者身心受到傷害；這些種種發生在我們打工的兄弟姐妹身上的不公平需要熱血的打工文學的作者們去呼籲，去暴露，去從根本上剷除這一現象。
   惟有清溪才匯成江河，禱願打工文學作者們激揚文字，創作更多更好的打工文學作品充分代表它所代表的中國最基礎的社會階層，反映最廣泛的社會群體渴求的正義的社會制度，法律與社會正義。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原眾多的打工文學作者體認。  
   五．打工文學與它植根的思想土壤
    打工文學發展到今天，確實是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了。首先是擁有廣泛打工讀者群的文學雜誌紛紛易幟，投入都市文學鴛鴦蝴蝶們的懷抱，情濃我濃發出小資噁心的扭妮作態，忘了正是流血流汗打工人的每一分血汗錢將它喂大，公然發出要告別打工陣營，獻身都市小資的背叛誓詞。
   同時主流社會階層所謂的文化知名人士公然嘲笑打工文學的思想與文學藝術的淺薄，竭力否定打工文學。
   並且打工文學中優秀的創作者讓社會的主流階層引誘到都市文學的陣營中再寫出來的作品可就都是風花雪月的故事了。
   而現在的打工文學作品確實是思想深度不夠。
   打工文學可以休矣了嗎？
   不，只要打工文學支持者們精神不倒，在中國文壇上高高飄揚的一定是打工文學的旗幟。因為站在我們背後的是中國最廣泛，最有基礎的社會階層。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讓我們從以往文學流派的興亡中找出必然的因果。
   前面我說過“文以栽道”，指的就是文學作品的思想性。
   三十年代中國上海興起一股左翼文學創作的熱潮，它們正是以西方流入的馬列主義思想做為文學創作的利器，與上海灘的小資鴛鴦蝴蝶派文學爭奪文學發展的潮流。
   歲月幾經流，往事已休。
   正是左翼文學以馬列主義做為文學創作的思想武器，引領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才有了左翼文學笑傲文壇，獨步中國的至尊地位。
   而此時的小資鴛鴦蝴蝶派文學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只因換了人間。
   可惜的是左翼文學以後是練了葵花寶典，走火入魔，後續者在文革中走入了極端，而不自省，變本加厲，滿紙荒唐。
   中國的左翼文學作家們正是憑藉文學作品中的思想代表性，改變了中國文壇，改變了中國。
   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打工文學在歷史的潮流中走到今天已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了。唯有代表中國最廣泛的，最有社會基礎的階層，反映時代的脈搏，以民主，法律和人權做為打工文學創作的思想利器，必將無往不勝，而打工文學的旗幟必將引領文學的大潮.
 http://blog.udn.com/liweizhong/4667208

 

余光中〈狼來了〉【1977-08-20/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

 

   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來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工人、農人、軍人，同為社會的支柱，正如公務員、教師、商人、自由業者等等，亦為社會的支柱一樣，工農兵的生活應該關懷，工農兵的形象應該描繪，其理至顯，誰也不會反對，誰都應該贊成，然則社會百業，何以獨舉工農兵而排其他？何以排列的次序是工農兵而不是農工兵或兵農工？條條大路皆為報國之途，何以獨要突出這三個「階級」？如果說，所謂工農兵，不過是代表大眾的意思，那麼逕用涵蓋面更大的「大眾文學」或「國民文學」好了。
   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明確宣佈：「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放過知識份子，因為他接著又說：「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從前引的毛語看來，所謂「工農兵文藝」正是配合階級鬥爭的一種文藝：政治才是目的，文藝云云不過是一種手段，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毛澤東分配給知識份子的邊緣任務，是「長期地合作」，「合作」二字用得很妙：如果知識份子起來響應工農兵的「革命」和「工農兵文藝」，當然便是「合作」，否則便是「反革命」。
   那麼，該怎麼「合作」法呢？毛澤東也有具體的說明：「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原來在「工農兵文藝」政策下的所謂文藝批評，乃是一種鬥爭方法，然則鬥爭的目的何在呢？毛澤東也說得很清楚：在於「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
   在同一篇「講話」裡，毛澤東又說：「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也就是說，把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徹底破壞之後，就可以建設起「工農兵文藝」了。
   以上引證的幾段毛語，說明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是個什麼樣的「新東西」，其中的若干觀點，和近年來國內的某些「文藝批評」，竟似有些暗合之處，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
   我國軍人的知識水準，近年來提高了許多，文藝在軍中更遍受重視。文壇上知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不少位出於軍中，各大學更經常邀請這些軍中作家去演講或座談，大學生畢業後，都要入軍中服役，所以柳營與學府之間亦難以區分，如果把後備軍人也算在裡面，則從我服役的那一屆(民國四十一年)起，更不知有多少作家，既然如此，則「兵的文學」又何須再加提倡呢？所謂「工農兵文藝」，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盛行於台灣，但其用意和毛澤東所強調的卻大不相同，民國六十四年第二屆現代詩獎的兩位得獎人，管管出身於軍中，吳晟出身於農民，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兩位詩人之所以得獎，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不是因為他們的出身，「階級成分」不是台灣文藝批評的標準。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也許會說：「台灣是開放的社會嘛，什麼東西都可以提倡的。」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台北得獎呢，正當我國外遭逆境之際，竟然有人內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巧合了，這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強調文藝要寫實，但對於「秧歌」，「尹縣長」，「敢有歌吟動地哀」，「古拉格群島」等所寫之「實」卻似乎視而不睹，對於天安門、四人幫等事件所演之「實」卻似乎避而不談，此時此地，卻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令人無疑。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頂。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六十六年八月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