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插柳──近代日本醫學對台灣醫學的影響

‧歷史月刊 2007/12/19在傳教士醫療期的30年，把台灣從原始瘴癘、巫術漢醫的環境一下子提升到現代醫學的起始。其間，一般民眾瞭解醫療真的可以用藥丸手術解除人的病痛，而傳教士醫療給人的印象，更是在人間傳愛。【文／江漢聲（作者為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如果要問，現今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醫療在基本面有什麼不同？除了社會經濟的影響之外，最主要的是發展過程不同。中國大陸是典型中國醫學（漢醫）的脈承，受現代醫學的洗禮不深；而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還又回到「打倒西醫」的情況。台灣醫學根據杜聰明先生在1959年發表的〈台灣醫學教育發展史〉分成五期：
1. 原始醫學期：1544年以前
2. 瘧疾流行期：1544年至1865年
3. 傳教士醫療期：1865年至1895年
4. 日據時期：1895年至1945年
5. 中華民國醫藥期：1945年起
在傳教士醫療期的30年，把台灣從原始瘴癘、巫術漢醫的環境一下子提升到現代醫學的起始。其間，一般民眾瞭解醫療真的可以用藥丸手術解除人的病痛，而傳教士醫療給人的印象，更是在人間傳愛。
在之後的50年，經過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而言，原來是殘暴高壓的政治迫害，但另一方面來說，也帶進台灣日本明治維新後所得到的西方醫療和科學精神，使台灣在二十世紀開始醫療能快速地現代化，台灣人也透過習醫的機會，培養出現代思維的醫師，中國大陸就沒這麼的機會。所以到今天來看，大陸醫生的氣質和大陸的醫療一樣，技術再先進，未經過醫學文明的洗禮，仍然缺乏現代醫學觀，也是他們目前正努力在脫胎換骨的一個原因。所以，台灣能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從瘴癘之地到現代醫療文明，日本醫學的影響功不可沒；這和中國大陸可做很好的對照。而二十世紀東方的強國日本，在醫學史上又如何從漢醫的附庸到全面西化，轉而領先中國，甚至影響到被它殖民的台灣社會，是值得我們去探索的。
傳統的日本醫學──漢醫的附庸
事實上，日本醫學一直要到十六世紀才脫離中國醫學的影響，就如日本傳統的文化，總有中國的影子，從秦始皇派徐福上海求仙藥，所帶二百童男童女中，就有醫人的技匠，從漢代乃至三國的吳人，都有藥石傳入中國、醫書帶至日本的記載。但實際大幅交流的是在中國的唐朝，日本在七世紀中葉的大化革新後就開始吸收隋唐的文化，就如日本目前保留唐裝等許多唐代文化一樣，日本丹波康賴所著《醫心方》30卷，主要是根據隋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並引用隋唐醫書204部，其中有上人鑑真由中國帶去日本或在日本鑑定的許多醫藥；康賴的曾孫丹波雅忠著《醫畧抄》是急救處置的書，他們甚至保留許多後來中國失傳的資料。
日本自第50代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開始，到第81代候鳥羽天皇建久八年源賴朝開創鐮倉幕府為止，稱之為平安時代（794～1197年），也是停止再遣使唐朝，要脫離唐朝文化，創立獨特日本風格的「國風文化」。而五、六世紀就傳入日本的佛教在這四百年間更為盛行，和隋唐文化、日本固有歷史文化揉合。就醫療而言，佛教在醫療的特色是以祈禱來療病，這段時間，陰陽五行也併存於日本。公元八世紀起，開始正式置大學，教習中國本草，醍醐天皇時太醫博士編撰日本最初本草學《本草和名》共一千多種；用漢藥來補充和名。宋明兩代，或是遣使來中國，或是將中國的醫方加入日本原有的醫方，日本醫界以中國醫術馬首是瞻，可說是中國漢醫的附庸。
到了十六世紀，也就是德川幕府時代，葡萄牙人最早登上了日本人的土地。天主教會中的耶穌傳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在1541年從里斯本到葡屬印度；再到麻六甲，遇到一位日本人安治郎，就在1549年和他一齊到日本鹿兒島開始傳教；後來受佛教徒的迫害，轉到平戶、山口傳教，並在山口建立第一座基督教堂，日本人稱之為「南蠻寺」。隨後就有各派西方傳教士前來，他們以慈善事業來收攬人心，創建癩病院（即痲瘋病院）收容當時醫生最不願診治的癩病患者，也設立貧民病院、孤兒院、養老院；並且向上流社會展示了西方的醫療，稱之為「南蠻流的治療」，治癒許多患者，也打入了上流社會，甚至日本有些大名（諸侯）都信奉天主教，相傳到了1596年，日本到處都有教堂，信眾也近百萬。
當政的豐臣秀吉原本也支持獎勵，然而1587年他以政治的理由開始第一道禁教令，更因1595年發生了聖菲力浦事件，知道教士們是想藉傳教來開拓殖民地，就全面禁止基督教，將傳教士一概逐出、毀掉教堂。1633、1634、1635、1639年五次頒佈「鎖國令」，連對外貿易也中止了。1636年德川家康封閉平安港，只准許與耶穌會無關、信仰新教並從中挑撥日葡關係的荷蘭人在長崎從事貿易，連洋書都不得輸入，一直到一百年後德川家治才開始翻譯荷蘭醫書。和「鎖國政策」一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是雍正乾隆禁教，就是東方強國排斥西方殖民文化的「侵略」。可是後來一般民眾卻普遍認知西方的進步，而「強國」又逐漸式微、不堪西方軍隊船堅砲利的一擊，在十九世紀中之後，中日兩國都有覺醒和改進，中國稱之為「自強運動」，日本則是這徹底改造的「明治維新運動」。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醫學
明治維新開始於1868年，是1853年美國培里率領的四艘船艦乘黑來到日本江戶港要求通商的所謂「黑船來航」之後15年。日本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後開始痛定思痛；從政治上的廢籓置縣到憲法制訂，內政上除了繁榮各業外，也建立警察制度以嚴厲統治，並在1871年底起陸續出使歐美，一批批送出各個領域的留學生。「明治維新」對日本的改造是全面性的，不只是政府努力的擴充軍備，而且民眾也有相當程度的覺醒，尤其是各領域的知識分子，能徹底改變過去的想法，挑戰教科書；在政府支持下放洋深造，而且是認真學習，學習到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精髓，回國後影響日本本土的學風，所以很快就形成改革的風氣。就醫學而言，1875年日本就開始用日文來教授醫學，四、五年後就有畢業生，其中優秀者赴德國留學，我們知道十九世紀中之後，西洋醫學研究的重心以「病原」為主，也就是先從發現病原來治療和遏止傳染病。這時候，已經有幾位相當傑出的日本人參與這些研究，並達到國際頂尖的程度，以他們的崛起歷程，就可以說明「明治維新」一開始的立即效應。
北里柴三郎出生在幕府末期的1853年，在明治維新時長大進入九州的熊本醫學院，當時，九州有很多荷蘭醫師，他追隨了荷蘭醫師學中世紀的荷蘭醫學，其中他對解剖學的東西有興趣而已，其他令他失望；而巴斯德的「凡病皆有病原說」吸引了他，使他想去當時執醫學牛耳的德國學習病理細菌學，於是他轉到當時最容易出國深造的東京大學醫學院。而在東京大學他的前輩老師，細菌學教授緒方正規也正是明治維新後第一批去德國，追隨大師柯霍做研究的留學生，回到日本也發表了「腳氣病病原菌說」（後來被北里柴三郎指出錯誤，北里因而和日本醫學界交惡），於是北里就在他推薦之下也來到德國，更成了柯霍的得意門生。
北里在陸福萊爾研究室工作了八年，和他一起工作的都是赫赫有名的教授像貝林、埃爾利希，都是後來的諾貝爾得獎者。北里在這環境下，以他不懈努力的精神，立刻就有很大的發現，他很聰明地想到破傷風可能不喜歡空氣，於是第一個在小鼠身上培養出破傷風菌，使柯霍讚賞不已。然後他再以破傷風毒素致死劑量做稀釋，使小鼠獲得對破傷風的免疫。這種免疫療法被他的同事貝林拿去運用於白喉，因而製作白喉血清，使貝林成為第一屆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這使得學界譁然，北里不但啟發了貝林，也是貝林白喉血清的合作者，第一屆諾貝爾醫學獎不能給日本人，也許是歐洲人的面子問題吧！這時北里已回到日本，包括柯霍在內的許多歐洲科學家都希望他再回歐洲，然而北里堅持留在日本，雖然日本學界因為他曾攻擊緒方老師而排斥他，然而他卻在1894年，由福澤諭吉的資助下，創設和柯霍的柏林大學傳染病研究所一樣環境的日本第一家傳染病研究所。
說起福澤諭吉，其實是明治維新思想界的泰斗，1885年在他自己主辦的《時事新報》發表「脫亞論」，首次表明日本必須脫離亞洲傳統的包袱，全面歐美化，在不同階層的日本人中得到呼應，於是「脫亞入歐」的方針在日本積極展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移植運動。對醫學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教育，明治十九年（1886年）「學校令」頒佈後，教育的重點在使國家成為軍國主義化，本來明治十年只有東京大學，分設法、理、醫、文四學院，明治十九年合併工部大學改稱帝國大學，而明治三十年又成立京都帝國大學；這兩所大學是亞洲最具歷史、也是目前能在世界大學占一席之地的大學。而福澤諭吉本人也投入私人高等學校的教育，他在1858年創慶應義塾，後來成了日本最早的私立慶應大學，使日本能有公私立大學的併行發展；協助北里創設傳染病研究所，就是在這種全面歐化、私人興學的理念下促成的。
北里柴三郎不但學術成就高，同時也影響了日後的日本醫學，他的研究所馬上成為日本優秀年輕人的志向，研究的水準凌駕排斥他的帝大醫學院。像志賀潔發現了志賀菌（Shigella，1897年）是每個學醫的人都朗朗上口的，北島多一確立了藥草的血清療法、秦佐八郎開發了磺胺藥物606，這些研究所馳名世界之後，1906年日本政府也投資擴建成了兩萬坪的國立傳染病研究所，與德國柯霍研究所、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鼎足成為世界三大研究所。而北里繼續和福澤合作；在福澤的慶應義塾大學成立了醫學院，北里擔任慶應大學第一位醫學院院長八年，使慶應大學醫學院成為在日本可和東京帝大醫學院相提並論的私立醫學院，這就是一位明治維新時代日本醫學生從挑戰傳統、出國學習、回來改造日本醫學的實例。其中，日本政府的配合、資本家的眼光，都是使日本醫學能在本土生根、蓬勃發展的主因。
北里柴三郎之後，在病原的研究上，二十世紀初日本又出了野口英世這麼個國際頂尖級的人物，他在1898年也進入北里柴三郎的傳染病研究所做助手，然後留學歐美，從1904年起在美國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研究，他的貢獻包括發展出蛇毒的血清療法（1909年），並且在神經性梅毒病人的腦中發現了螺旋體，而且最先以兔子睪丸的組織培養出梅毒螺旋菌，對以後梅毒的藥物試驗功不可沒。
野口英世最後醉心於黃熱病的研究，穿梭於中南美的厄瓜多爾、非洲的阿克拉，1928年以51歲的英年在非洲死於自己研究的黃熱病。野口雖然也沒有得諾貝爾獎，然而他研究的精神和毅力，以及身先士卒進入蠻荒，都代表日本人在當時醫學研究上已經和歐美並駕齊驅，也可以看出明治維新後短短幾十年，日本在醫學上不但超越停留在傳統漢醫的中國，而且從根本的思想觀念、制度作法、工作精神上全盤現代化，研究的表現和成就只是現代化結果的其中之一而已；其他還要包括醫療水準、公共衛生。這些，在甲午戰爭、打敗中國之後，日本人統治台灣，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印證了他們如何深入瞭解現代醫學、運用現代醫學來造福人群。
日治時代的台灣醫學
1895年5月（明治二十八年）日本人開始占領台灣，並和台灣抗日分子作戰，共派出軍隊7萬6千餘人，傷亡不過千餘人；病死就近5千人，回日本就醫兩萬多人，留在台灣病院5千多人。因病死亡是戰死者的40倍，日本人見識到台灣惡劣衛生環境和自古瘴癘等「天然屏障」，一度想放棄台灣轉賣法國，後來以南進政策決心保留，並積極部署統治模式。除了高壓統治之外，現代化的醫療防疫成了未來的決策，於是在入台北城後一個月，就在台北大稻埕千秋街設立大日本台灣病院（後改名台北醫院），為今天台大醫院的前身，並派醫生、藥師、護士來台開始診療。隔年4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和海軍大臣一起來台勘查台灣衛生狀況，並由台灣總督府所聘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為衛生顧問，開始整頓台灣的衛生環境，包括人口普查、建立衛生行政體系，並從醫學教育、醫學研究紮根，確實改善公共衛生、健全防疫措施、做好傳染病防治，對台灣固有的熱帶病、毒蛇咬傷、鴉片煙害等做重點的根除。
1897年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1866～1916）創設台灣人醫師養成所，並在病院附近租借民房，開始講習，是日本在台醫學教育的肇基。1899年正成立台灣總督府醫學院，在台北公園劃一校地，1902年招生授課，是為台大醫學院的開始。其後的堀內次雄（1873～1955），更為台灣醫學教育貢獻了半個世紀。1896年來台的堀內，曾在1906年留德學習熱帶病細菌學，在1920年代任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校長。他推薦了台灣人杜聰明於1915年去日本京都帝大習醫，杜聰明先生在1922年12月拿到醫學博士學位，號次是明治維新以來第995號醫學博士，卻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授與外國人的醫學博士，也是開台台灣人的第一號博士。
之後，台灣人不僅在台灣可以受到現代醫學教育，有能力者，更可以渡洋到日本攻讀醫學博士，這也是日本人在台灣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紮根的做法。杜聰明博士承襲的是二十世紀初日本醫學研究的精神，回到台灣之後，不但就台灣重點問題的熱帶病、鴉片、蛇毒以及中藥開發，帶動了研究；他也承繼了日本人成為台大醫學院的院長，並南下創立了高雄醫學院，可說是台灣人貢獻於台灣醫學教育的第一號人物，也正是日本醫學薪火相傳於台灣的接棒人。直到今天，以台大醫學院為主的體系包括高雄醫學院、臺北醫學院等等，可說是德日醫學的一脈相傳，成為早先台灣醫療系統的主流；而台灣光復之後，美國醫學系統才逐漸加深對台灣醫學的影響力，也混雜形成如今台灣醫學的一個特色。
從醫學研究出發，日本人1904年就在台灣醫學會以發現台灣16種瘧蚊做瘧疾專題討論，堀內次雄最先驗出副傷寒B菌，總督府衛生課最後將傷寒菌分成十二型，對鼠疫、赤痢、寄生蟲也都有相當的研究。防疫措施也同時進行，1896年堀內在安平的類似鼠疫患者血中發現鼠疫菌，日本當局大為緊張，從東京帝大派遣多位教授來台研究鼠疫，其中包括北里柴三郎的老師緒方正規。他確認老鼠身上的跳蚤是媒介，就建議大規模滅鼠，利用保甲制度令居民捕鼠並予獎勵；疑傳染病亡者需葬一丈深，發生鼠疫之家貼黃紙條，大流行時甚至全村燒毀；船舶有疑似傳染者舉黃旗、停港外，調查顯示來源是廈門，更嚴格港口檢疫，到1917年，鼠疫自台灣絕跡。至於瘧疾，1896年首聘英國技師為顧問，做公共衛生的設計，1913年公布瘧疾防止規則，全面撲滅蚊蟲，流行區居民全面採血，帶原者服藥，填埋池沼、設排水溝等等，可是未全面撲滅瘧疾，這工作要到光復後，才由台灣公共衛生專家接手，在1965年克竟全功。
當日本初占領台灣時，台灣和當時中國一樣，民眾深受鴉片上癮之害。日本統治台灣，一方面要改善民眾健康，一方面日人又要販賣鴉片圖利，可說是相當矛盾，於是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提出「鴉片政策」，也因此制訂「公醫」制度。所謂「公醫」就是政府醫生，在指定地方開業，負責傳染病的防治和所有公共衛生相關事務，包括診斷鴉片癮者，給予「吸食許可」，如此一來，吸食者不減反增，到1900年有17萬人左右。此後，台灣人民開始自覺，民間有戒煙團體，也在抗日活動中積極向國際組織控告日人販賣鴉片；杜聰明博士1921年向總督府提出〈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儘管日人仍賣鴉片，保持歲收，但日本政府還是同意成立「台北更生院」為戒煙所，並在1929年宣布施行新鴉片令，禁絕鴉片，當年特准吸食者尚有兩萬五千人。1930年杜聰明任台北更生院院長，可收容150人；而各官營醫院戒煙科共可收容425人，戒煙方法採用藥物，由更生院特別研製，此後吸食人口逐年下降。杜聰明還將鴉片中毒者統計和戒煙實驗成績由日本外務省提到國際聯盟報告，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台灣光復前，已剩下相當少的鴉片吸食上癮者，可說是成績斐然。
在完善的衛生和防疫政策施行下，台灣的生活環境完全改觀了，而健全的醫學教育制度下每年培育台灣本土的醫生使民間醫療水準逐步提升，到日本統治結束時一共培養了1888名台灣醫師，其中212人繼續深造得到醫學博士。醫療水準的提升，最快反映到該地區人口的成長，日本在明治維新後50年，人口從3500萬增加成5600萬，而台灣人口從1895年的250萬人到1945年的600萬人，增加超過兩倍以上。而醫師人力維持在每二千人口有一位醫師，人口死亡率從1906年的千分之33.4降到1945年的千分之1.58，可充分印證日本用他們現代醫學的觀念和技術，成功改造了台灣。
從中日醫學的比較看台灣醫學的將來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基本上是為自己的利益，高壓殘暴對待台灣人民也是事實，日本人宣稱只用警察和醫生就可以達成他們的目的，五十年間真的做到了。可見現代醫學可以在一塊土地上長治久安，讓這塊土地上的人忘記異族侵略者不公平的對待。日本統治者不值得台灣人懷念，然而他們無心插柳的醫學建設卻為今天台灣醫療打下美好的基礎；反觀同時間的中國，不僅變法革新不成功，在綿延的戰亂中醫學一直停留在搖擺不定的政策裡，不良的衛生環境、落後的醫療使廣大的群眾更加受苦受難。從這觀點來看，台灣人民是幸運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光復時不能接受來自中國的落後，事實上二二八事件前後又發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疫情，表示不同社會水準的混雜下會改變原本的衛生環境。
明治維新被視為中弱日強的明顯分界點，醫學和其他的科學發展也是，就醫學而言為什麼日本要較中國更容易接受西方醫學、放棄做為漢醫的附庸呢？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固守傳統的包袱，很難接受放棄根本、做全然的改造。西方在文藝復興後才丟掉「體液論」、讓醫學和哲學分家，中國的陰陽五行卻一直依附在固有文化中，和儒道一樣為正統，改革只能去考慮「中醫為體、西醫為用」，直到今天海峽兩岸都還有很多人不認同「醫學只有一種」。事實上醫學、醫學哲學、另類療法都有存在的空間，都可以做不同的運用，只是不能混為一談而已。其次，科學的改革首重精神，日本的醫學改革完全融入西方醫學求真、求實的精神，從基礎的研究做起，鍥而不捨甚至犧牲性命；在醫學教育、防疫和醫療上建立嚴謹的制度，才能立竿見影。這和日本的民族性也有關，日本和德國都有民族優越感，個人榮譽重於生命利益，雖然深具侵略性，但不利己、不投機的本質很容易全國團結一致、接受新事物、有效率來改造社會，這也是要邁向強國必有的精神。
今天，日本依然是醫學強國，雖然二十世紀初可能因種族歧視，北里、野口都無法得諾貝爾獎，1987年利根川進才以免疫的多樣性機轉為東方人得到第一座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但是日本人頂尖的研究、高檔的論文量在醫學領域中是亞洲唯一能和歐美抗衡的。台灣，在醫學上能有更美好的未來？以我個人的看法，有些地方還是要從歷史的借鏡中來深思。首先，現代醫學的發展是要做長遠的投資，不管是大眾的醫療或基礎的研究，砸多少錢做多少事。醫療是社會福利事業，台灣醫療預算所占的國民生產毛額比例根本無法提升更好的品質，醫學研究更差得遠，而且政策短視，學界以量產論文做指標、業界以近利商品來投機，這無法生根的投資就如以往清朝添購的洋槍大砲一樣，到頭來，我們的醫學還是歐美日本的殖民市場。其次，醫學的傳承在於教育，現代醫學文明已進步到多元、人性的醫療，醫學教育在現實的環境下則更為艱苦。台灣考試掛帥的教育制度，專業職業混淆不清的高等教育，再加上公私立學校資源分配不平均，不當的政治介入，沒有人體認醫學生學費偏低的事實；能否培養一致品質的醫學醫療人才實在堪憂。最後要提的是改革進步來自於大眾一心，醫學和醫療是服務人類健康的科學和良心事業，整個社會如何看待它、如何珍惜它就會有不同層次的醫學與醫療，如果對當今的醫學醫療不滿意，那麼就必須拋棄本位主義，同心協力來改善，這須要全民的教育和共識，然而這種精神的改造，在台灣是相當困難的。
結語
二十世紀日本醫學的興起凸顯了中國醫學在守舊中落伍，也同時帶領台灣醫學進入現代化，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現代的醫學醫療可以快速改變人們的生活環境，雖然被征服者用來做為統治的手段，但也實在造福這塊土地上的居民。今天身受其利的我們，要如何去體認其中的訣竅、進而做為台灣醫學和醫療更上層樓、提升發展的借鏡，可能要有更高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