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發現匈奴龍城遺址，其實龍城不是匈奴都城 2021-07-03

蒙古國烏蘭巴托國立大學近日宣佈，經過多年考古探索，匈奴單于庭“龍城”遺址終於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以西大約470公里處的地區被找到。遺址中中發現了“天子單于”字樣瓦當，而另外一塊殘片上的文字釋讀為“天子單於與天毋極千萬歲”。該都城周圍由內外兩層城垣包圍，裡面有一個人工水池，來自蒙古的伊德爾杭蓋博士認為發現的這些文物“這足以證明我們找到的遺址就是‘龍城’遺址。城池相距中蒙聯合考古隊此前共同發掘的三連城遺址並不遠。”
其實提到龍城，絕大部分國人想到的都是唐代邊塞詩人王昌齡的著名詩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詩中的龍城和飛將具體指的是哪座城？哪個將領？之前還曾引起過爭議。
有人認為龍城就是衛青擊破匈奴的老巢，而飛將指的就是漢代名將，號稱飛將軍的李廣。
也有人認為龍城指的不是一座城；飛將也指的不是一個人，而已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守衛邊疆所有將士的代稱。
根據記載冒頓單于召集部落開會的時候，在正月先是所有人在單于所在的單于庭小規模聚會，小規模祭祀；等到五月份水草豐茂的時候，才會召集匈奴各部在龍庭大規模集會，在這裡要祭祀祖先，祭祀天地，祭祀鬼神……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史記-匈奴列傳》
而眾所周知，匈奴是追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匈奴單于也不例外，他也得跟著季節變幻帶領部落遷徙。所以說單于庭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一般匈奴單于本人所在的大帳就是單于庭所在。
但是龍城雖然不是單于庭這樣發號施令的政治中心，但是它在所有匈奴人心目中的地位更高。因為龍城的作用是當時所有匈奴人心中祭天的聖地所在。
這個地點應該是固定的，但是匈奴人的習性也決定龍城只有大規模祭祀、集會的時候才會集結絕大部分的匈奴人，平常的時候守衛此地的人應該不會太多，畢竟大部分匈奴人需要放牧才得以維生。
　　相關新聞
匈奴龍城現世，出土漢字推翻衛青千年誤解
　　回應
游牧的匈奴没有土木建筑，可汗的驻地也是穹庐。这应当是常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oiXL2UzxU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 海外學者怎麼看唐太宗 2020-11-21 觀察者網

在我們傳統的史論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愛民的明君。他廣開言路，擴大文官統治階層，頒佈寬仁慎行的《貞觀律》，踐行民貴君輕的統治理念，是中國古代帝制時期功績突出的英主。
……
儘管中外學者在對唐太宗的評價角度不同、各有側重，很大程度基於在自己國家國情理解的基礎上去比擬太宗時代的唐朝。但是對於李世民所創造的歷史功績，古今中外卻都有近乎神話的一致追捧。
　　回應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唐太宗確實是軍事天才，也是傑出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記載其言行的《貞觀政要》一直是後世帝王所推崇的政治教科書。
　唐太宗的文功武治都是一流的。武，唐太宗有豐富的一線帶兵作戰經驗，陣前能打，屬於戰術戰役高手；戰略指揮才能也很強，唐代統一全國的戰事主要是在唐太宗的主導、指揮下完成。文，確立了科舉製作為選官制度的基礎，完善了三省六部制；文學藝術方面造詣很高，引領了唐初文化潮流走向，大力支持中外文化交流，比如唐太宗並不什麼信佛，但是卻大力支持玄奘法師翻譯佛經，開啟了中華傳統文化最鼎盛的時期。

三、學界的盛宴，還是出版社的狂歡？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的缺點，特別是學術界的批評意見,諸君或許以為，這本書會遭遇和《萬曆十五年》相似的待遇：民間叫好、學界唱衰。然而恰恰相反，這本書叫好又叫座。在國外，叢書得到了一大批漢學家的推薦，西方學者盛讚這套書突破了傳統敘事模式，真正做到了跨學科研究。在國內，每一冊封底都有數位頂尖教授寄語推薦，可謂群星薈萃
……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對中國讀者而言，這套書最大的價值在於換個眼界讀一讀、想一想。若是非要以崇拜的眼光去看，或是用挑刺的目光去審，怕是都會得不償失。說句玩笑話，太過較真，反而對不起付出的書錢。
　　回應
　還是很佩服西方人的，做學問的歷史傳承還是有的。我國至今連鄰國的情況都介紹不清楚，日本、韓國、越南等，居然沒有人去做這些正經學問。我國的科技史也是西方人寫的。泱泱大國，十三億人，居然沒有人去做這些學問，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兄台，中國是有史官的，鄰國好多小國連史官都沒有，怎麼給它編，中國編史雖然有些會歌功頌德，但基本大多數還是屬實的，外國的你怎麼考證，連史官都沒有的。總不可能按神話來吧，中國人一向還是實事求是的
　我更期待北大版英國通史、清華版美國通史、復旦版法國通史……別讓西方人成天對中華文明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我們也應該正兒八經地評點一下西方人的歷史才對。作為史學連綿不絕的唯一文明古國，這應該是我們當仁不讓的學術職責
https://www.guancha.cn/baoer/2019_10_15_521299_2.shtml

保爾：這部帶著“哈佛光環”的中華帝國史，究竟什麼水準？ 2019-10-15 觀察者網

最近幾年，新編中國通史似乎成了出版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了一套通史，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又在組織專家編寫新通史。本土產量已經不俗，卻似乎仍不足用。在國外，不僅《劍橋中國史》尚在繼續編修、翻譯中，日本《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也接踵而來。對於有志收藏中國通史的讀者而言，這些年怕是要準備好荷包嘍~
　　數量很多，那麼品質如何呢？評判書籍品質，向來是個容易得罪人的事情，特別是外國人寫的書。說太好，有“崇洋媚外”之嫌疑；說太差，又難免有“坐井觀天”之譏諷，最新出版的《哈佛中國史》尤其如此。
……….
細細品讀史料來源，《哈佛中國史》還有更多、更嚴重的問題。這套書刻意輕視主流歷史文獻，似乎是盡可能避免引證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四位元作者更樂於從文學作品、神話傳說、詩詞歌賦，甚至山水畫作中獲得資料，發現證據。如此寫作固然提高了文學性與藝術性，讓歷史變得更有趣、更好看，卻難免失掉了真實性與嚴肅性。主編卜正明編寫的元明卷，就被不留情面的讀者批評為“志怪小說大集合”。
　　更深一步，建立在這些資料基礎上，通過探討百姓生活、精神文化得出歷史線條、形成帝國脈絡的敘事思路，恐怕很難讓所有人信服。這些吃喝玩樂、風花雪月的故事雖然精彩，但它們能夠承擔起數千年的帝國歷史嗎？中國歷史的發展動因，真的能夠脫離朝堂、拋開王侯將相嗎？傳統政治史的敘事需要改變，但不重視政治而談“帝國”、“帝制”，似乎仍然難以服人。

回應
　胡說八道。中國“小農社會”的形成原因和生產關係不僅僅是作者說的“宋朝朱子學以降”“兩班制農奴生產缺乏積極性的低效”。中國為代表的“小農經濟”形成的歷史原因遠比宋朝和朱子學久遠。也不是因為生產效率原因自下而上的自我塑造，而是因為中國中央統治，皇權與宗族豪強權力博弈，避免土地兼併，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貧民對豪強人身依附，地方勢力坐大，產生赤貧階級造成社會崩潰的頂層設計。耕者有其田的小農社會是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等亞洲農業文明國家的壓艙石，也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歷史基因。作者的解釋我看來明顯偏離了小農社會”耕者有其田“這一“小農社會”的意義。
　文章的意思總結一下就是：日本社會發展進程和東亞其他國家相差不遠，尤其是與華夏相比，所以華夏所謂的悠久農耕社會史是華夏人自嗨的結果。於是，讀者不禁要問了，作者真的是研究歷史的學者，不是政客嗎。
　由於深知自己國家的歷史比較短，看到中國歷史悠久，就希望把中國的歷史拉到和自己一個時間段，本子的手法，100年了，都沒什麼進步。偏偏本子是那種喜歡自說自話的人，喜歡自己提出一個莫名其妙的觀點，然後深信不疑，這篇文章就是這樣的。另外，用所謂東亞史，多少有點扯虎皮做大旗的既視感，這樣一來，就可以淡化中國對東亞各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史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順便太高了自己的歷史，呵呵。
　不喜歡日本的人，不應該把日本說得一無是處。上世紀日本歷史界的疑古運動，是理性的勝利。見“津田史觀”。任何國家要徹底現代化，逃不過歷史清理這一關。
　津田左右吉的疑古實際上是完全失敗的，日本直到今天還在宣傳“萬世一系”“單一民族”這些東西，那些古墳仍然禁止發掘。日本真想搞疑自己之古，就讓中國人進日本考察，不設任何禁區。否則都是空話。
https://www.guancha.cn/gongxiboshi/2018_09_24_473167.shtml

宮嶋博史：東亞小農社會的形成 2018-09-24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一、東亞社會的共通性
（一）圍繞儒教與朱子學的討論
（二）作為小農社會的東亞
那麼，與朱子學的形成和接受相適應的社會構造是什麼呢？我認為本文標題中所揭示的“小農社會”正是與之最相適應的社會構造。所謂小農社會，是指在農業社會中，無論是擁有自己的土地，還是租借他人的土地，基本上只是依靠自己及家庭勞動力而獨立進行農業經營的小農，其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即使使用自己及家庭成員以外的勞動力，其地位都是次要的。這樣的小農社會，很容易被理解成超越時代和地區的普遍性存在樣態，但其實到了某一時期以後，像東亞地區這樣小農占壓倒性比重的社會反倒成了例外。
當試圖把東亞視為小農社會時，這一社會與其他農業社會相比具有以下兩個重要特徵。第一個特徵可以歸納為：不存在中世紀及近代歐洲較為典型的、基於領主階層大土地所有的直營地經營。稍稍擴大一些講，也可以說是不存在基於政治統治階層的大土地所有的直營地經營。政治統治階層的大規模直營地，不僅在中世紀及近代的歐洲，在西亞、拉丁美洲也是普遍可以看到的。在東亞，像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或朝鮮的兩班階層這樣的政治統治階層，有時也可能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一般情況下他們不直接經營自己的土地，而是讓佃農進行租佃耕作。經營的主體是佃農的這一特徵，與其他地區的大規模直營地是相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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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是“公”領域。羅威廉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公眾利益為名開辦並給予正當性的各種事務（如慈善、防衛、基建、商業行會）突然發展，開始在地方蔓延，雖然這可以視為“國家擴張的偽裝方式”，但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使得國、共兩黨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需要對這些領域重申控制的必要。那麼，這是真正意義上（如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嗎？它在清朝之後的中國發展狀況如何？它在當代中國又將是個怎樣的命運？
走出帝制之後的中國，似乎仍然殘留著帝制時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值得繼續深思。若干年前，孔飛力曾經在《現代中國的起源》（Originsof the Modern ChineseState）一書中試圖解答這些問題，但是，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最終解答，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和更多的努力。
　　近些年來，東洋學者撰寫的中國史，較新的如講談社之“中國史”系列，較舊的如宮崎市定之《中國史》等，都已經翻譯出版，並且引起中國讀書界的熱烈反應。我聽說，引起熱議的原因，主要是它們不同於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這讓看慣或讀厭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了驚奇和興味。那麼，現在西洋學者撰寫的這一套“哈佛帝制中國史”書係呢？人們常引蘇東坡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來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觀察各有所得，如果說，日本學者對中國史是“橫看成嶺”，那麼，西洋學者編纂的這套“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是否也會“側看成峰”，並且引發中國讀者新的思考和議論呢？
　　2016年7月18日初稿於上海，8月14日修訂於芝加哥。
本文刊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399期，原題為《側看成峰？》，2016年9月25日出版。

而在《元明》卷對蒙元敘述過少，與當下蒙元史作為世界史的熱潮相左，這一做法令人疑惑；而在有關王陽明與“大禮議”關係的論述中，作者似乎認為，由於王陽明支持嘉靖尊生父而使得王陽明之學得以興盛，這一論述根據也許並不充分，結論也稍顯簡單，因為事實上，嘉靖皇帝並未因為王陽明和他的弟子在“大禮議”中的立場，而改變禁止“王學”的政策；至於《清代》這一卷中，羅威廉對費正清朝貢體系的批評似乎也不能說服我，尤其是他用來批評費正清之說而舉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國和朝鮮、越南在“引渡與邊界”方面“基於對等主權國家的模式”，這一說法恐怕缺乏歷史證據。當然，這些並不重要，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會留下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斷重寫的意義所在，歷史不可能終結於某一次寫作。正如前面我所說的，這六卷帝制中國史新書，即使僅僅在思路的啟迪上，就已經很有價值了。
“帝制時代”在1911年結束，這套從秦漢開始的六卷本“帝制中國史”也在清朝結束之後畫上句號，但掩捲而思，似乎這又不是一個句號，而是省略號。為什麼？請看羅威廉在最後一卷《結論》中提出了“帝制中國”留下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國家。他說，“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但是，此後從“帝制中國”轉型來的“現代中國”，也面臨清朝遺留的種種問題，他追問道，現代中國將如何維持這個多民族國家，如何解決蒙古人、滿洲人、藏人、穆斯林的分離主義趨向？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他說，清王朝是一個省錢的小政府，很多政府工作“轉包”給了當地精英（士紳、鄉村領袖、地方武力領導以及商業上的中介者）、團體（宗族、村莊、行會） 。但是，當十九世紀清政府面臨國際侵略和內部問題時，“在這種競爭環境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國家機器似乎就成為必要”。這也許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後見之明”，抑或是為龐大的現代中國政府上溯源頭，那麼，這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政府”將給現代中國帶來什麼後果？

如卜正民關於哥倫布與鄭和航海的比較，就批評一些趨新學者把鄭和當作探險家，並且比作哥倫布的說法。他指出，哥倫布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險，而是經濟利益，而鄭和的目的是外交，即“不是一個為了在海上發現新世界的職業探險家，而是一個皇室僕人為了達成一個僭位稱帝者的迫切心願——獲得外交承認”，因而這兩個同樣是航海的世界性事件，引出的歷史結果大不相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中學到歐美學者在歷史中說故事的本事，自從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敘事的複興》（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History）以來，西方學者對歷史如何敘事，重新有了更大的興趣，而卜正民正是這一方面的高手，在《元明》卷中，他彷彿講故事一樣的方式對元明兩代歷史的敘述，會讓我們想一想，中國通史著作非得一本正經地寫得教條而枯燥嗎？
毫無疑問，這套書也有我不能完全贊同的一些地方。作為一個中國歷史研究者，閱讀之後也有我的疑惑。首先，從文獻資料上說，我要指出的是這套書有的部分雖然開掘了若干邊緣文獻，但有時不免過於輕忽主流歷史文獻（比如二十四史、通鑑、十通等等）的引證，甚至有一些常見的正史文獻要從今人（如唐長孺）的著作中轉引，這是中國學者難以理解的；而從學術論著之參考上說，對近年中國學界的論述仍然較為忽略，以中古史為例，雖然陳寅恪、郭沫若、唐長孺、王仲犖、韓國磐等人的著作時有引述，但是，顯然對近年以來中國學者的新研究了解相當不足，即以北朝之“子貴母死”一事為例，作者沒有提及田餘慶精彩的研究就是一例；其次，我也要說，如果以較嚴格的水準來衡量，書中有些論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還有疑問的地方，比如，《南北朝》卷對中古時期的佛教與道教論述，似乎略有問題，至於《唐代》卷說“隋唐佛教最終分成了四個宗派”（天台、華嚴、禪和淨土），這更是不太可靠；《宋代》卷雖然注意到宋真宗時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但遺憾的是，這裡並沒有深入分析為什麼這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實，可能更應當指出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兩個半世紀之間出現的胡漢、南北、儒佛、君臣四大關係的新變化；再比如，對宋代儒學從反官僚體製到融入意識形態主流的曲折變化及其政治背景，似乎簡略或者簡單了一些，讓人感到對理學的敘述深度不足；

元明兩代共同塑造了中國的專制政體，將中國社會解體，重新以家族為中心聚合起來；並且為更好地積聚商業財富而重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別闢蹊徑，不僅把社會結構（《家族》）、自然環境（《經濟與生態》）、宗教信仰（《信仰》）、物質文化（《物華》）以及外部世界（《南海》）各列一章，而且特別指出“這兩個朝代所在的時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氣象史專家所說的小冰川期（theLittle IceAge）”，因此他特別詳細地敘述了自然災害——飢荒、洪水、乾旱、颶風、蝗蟲、流行病。從這裡，讀者或許可以看到他對元明兩代歷史的新認識。同樣，對清代歷史來說，我們也可以注意，為什麼羅威廉在《治理》這一章中那麼重視“理藩院”、“內務府”和“軍機處”這三個他所謂的“創新”？因為這三個“創新”，其實就是“管理”、“保護”和“控制”，它指向清王朝政治統治最重要的三個方面：一是對漢族中國本部十八省之外的管理（大清帝國的多民族與大疆域），二是對皇帝個人及其有關家族的保護（異族統治者的利益和權力保證），三是滿洲統治者對核心權力包括軍事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高度控制。
這也許是理解清朝作為一個“帝國”的關鍵？
這套“帝制中國史書系”，值得擊節讚賞的地方很多。比如，我們常常以為歐美學者總是習慣追隨新理論，但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新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限度，也有相當清楚的認識。舉一個例子，我很贊成《清代》卷中羅威廉的一個批評，他說，一種所謂“後殖民主義”觀點指責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精英，說他們總是認為中國應當走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道路，因而這一思想便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部分原因。羅威廉冷靜地指出，這一說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勝，但需要記得，晚清的中國精英們沒有這樣奢侈的後見之明。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為了國家能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存活，把他們的政體重建成有力的西式民族國家，確為當務之急”，這才是同情理解歷史的態度；再舉一個例子，在討論中國史的時候，這些來自西方的學者總能不時引入世界或亞洲背景，使中國史超越現代中國的“國境”，與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對照，因此對一些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斷，與那些盲目相信“中國崛起”可以“統治世界”，因而對中國歷史做出迎合時勢的新解釋的學者不同。

而對明代政治，卜正民更指出，當年牟復禮（Frederick W.Mote）曾經認為，明代是宋朝皇帝與蒙古大汗兩種傳統的結合，蒙古野蠻化把帝制中大部分對皇權的限制都摧毀了，這就形成明代所謂的“專制統治”（despotism）；而范德（EdwardFarmer）則更有“獨裁統治”（autocracy）的說法，把明代這一政治特點從制度設計層面提出來；接著賀凱（ Charles O.Hucker）又以胡惟庸案為個案，討論了明代初期皇權壓倒相權的過程，以及“靖難之役”使得皇權進一步加強。這樣，我們大體上知道美國的中國學界對“專制”這一問題的討論經過，也知道了有關明代“專制”研究，美國與中國學者的差異在哪裡。
　　讀者不妨稍微注意他們觀察中國歷史時的聚焦點。前三卷中有個做法很好，撰寫者常常會將他關注的議題開列出來，使我們一目了然。例如對秦漢，他關注：（一）在帝國秩序之下逐漸式微，但並未被完全消除的地域文化；（二）以皇帝個人為中心的政治結構之強化；（三）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礎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國家操控的（state-sponsored）、鞏固帝國存在的文學經典；（四）帝國內部的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對帝國邊緣族群所開展的軍事活動；（五）農村地區富裕的世家大族的興旺。對南北朝，作者說明這一時期的歷史重心應當是：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新的社會精英，世襲制的軍事人口和新的軍事組織，影響後世的宗教使中國不再嚴格按社會與政治來劃分人群，等等。對唐代，他關注唐宋政治與文化的轉型、中國地理格局的再變化、商人與外部世界、城市中的商業與貿易引起的文化與文學變化；而在卜正民所撰寫的《元明》一卷中，雖然並不像前幾卷那樣明說要點，但他一方面說，“我們只需舉出元明史上的兩大主題——獨裁制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見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時期，它們在質和量上已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因此，他“沒有把它（1368年元明易代）當作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而是連接兩段歷史的紐帶。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亂，確實終止了蒙古人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遺產得以歷數百年而傳承不絕。

說到“複雜”，對中國讀者來說，最為重要的當然就是“問題複雜”。所謂“問題複雜”，說到底是一個觀察歷史的立場、角度和方法的變動與多元。二十世紀以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現代史學比起傳統史學來，不僅增加了“古今”、“東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進化的觀念代替循環的觀念，以平民的歷史代替帝王的歷史，打破原來的經史子集知識分類，使其轉化為現代的文史哲學科，在文獻之外增加了考古發掘與田野調查，對歷史資料進行客觀的審視和嚴格的批判。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本質與建構、想像與敘述、後殖民與後現代，以及帝國與國家、國別與區域、物質與文化、疾病與性別等，五花八門的新觀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國”與“歷史”不得不被拿出來重新認識，因此，這一套帝制中國史書系中涉及的很多新說，也呈現了晚近理論和方法的變化，這或許也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我一直強調學術史要“別同異”。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我們特別要注意它自身隱含的政治、學術和思想背景，千萬別把他們研究“中國史”和我們研究“中國史”都用一個尺碼評判或剪裁。有人誤讀我的說法，以為我是把海外中國學看成“異己之學”，將海外學者“視為另類”，其實不然，恰恰是因為他們與我們所研究的“中國”不同，所以，我才認為特別要重視這個“異”。透過海外中國學家對“中國/歷史”的敘述，我們不僅能看到“異域之眼”中的“中國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國史”背後的理論變化，也能看到重寫“中國史”背後的世界史/全球史背景。其實，當他們用流行於西方的歷史觀念和敘述方法來重新撰寫中國史的時候，另一個“世界中的中國史”就產生了。
如果他們和我們一樣，那麼，我們還能從他們那裡學什麼？他山之石才可以攻錯，有所差異才互相砥礪。總是說“和而不同”的中國學者，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卻沒有“和”。所謂“和”應當是“理解”，即理解這種歷史觀念的“不同”。中國讀者可以從這些看似差異的敘述中，了解歐美中國歷史研究的一般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些頗為異樣的思路之來龍去脈。比如《宋代》卷中，在提及歐美有關宋代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時，作者列舉了賈志揚（JohnW. Chaffee）、李弘琪、柯睿格（E． A． Kracke）、郝若貝（RobertHartwell）的研究；在有關宋代日常生活儀禮的研究中，則介紹了華琛（JamesL.Watson）、伊沛霞、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柏清韻（Bettine Birge）、埃琛巴赫（Ebnervon Eschenbach）的成果。

但在這套書中，我們則看到當下國際歷史學界風起雲湧的環境氣候、性別醫療、社會生活、物質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種角度，越來越多進入了歷史。雖然這套書還不能說已經是“複線”的中國史，但它多少也改變了以往“單線”的書寫方式。例如，在幾乎每一卷中，都專門設有一章討論社會史意義上有關宗族、親屬、性別、日常禮儀的內容（如秦漢卷第七章《宗族》、南北朝卷第七章《重新定義親屬關係》、唐代卷第七章《宗族關係》、宋代卷第七章《人生禮儀》與第十二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元明卷第六章《家族》、清代卷第四章《社會》），其中，像《秦漢》卷第七章《宗族》一節中藉用韓獻博（BretHinsch）、司馬安（Anne BehnkeKinney）的研究，對秦漢女性與兒童的敘述，不僅展示了秦漢女性在宗族組織和社會生活中的狀況，而且也討論了女性在政治權力角逐中的作用，不僅討論了秦漢帝國兒童的生命、壽夭、健康，還通過兒童討論了“孝道”與“政治”，這是過去各種通史著作很少有的；《宋代》卷第十二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則體現了當下社會生活與物質文化研究的趨向，其中運用考古、圖像與邊緣文獻講述有關衛生、裝扮、保健與福利的情況，比過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體和生動的宋代生活場景，使歷史不再是嚴肅卻刻板的單一向度。在這裡，物質文化史的影響痕跡也相當明顯，前述《元明》卷對“物華”即文物、書籍、家具、瓷器、書畫以及欣賞品位與商品市場的描述，都是過去中國的中國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見的。特別是環境史，眾所周知，氣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竺可楨就陸續寫出了傑出的論文《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1925）、《中國歷史時代之氣候變遷》（1933）、《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氣候對北方游牧民族遷移和南侵的影響外，我們的通史著作並不那麼注意環境與氣候在政治史上的意義，卜正民所寫的《元明》一卷，卻用“小冰川時代”這一因素，貫串了整個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的中國歷史。儘管這套通史中所謂“小冰川時期”與竺可楨的說法有些差異，元明部分關於“小冰川時代”（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與宋代部分對“小冰川時代”（十世紀末到十二世紀）的界定也有些衝突，有的證據（如用明代繪畫中的《雪景圖》證明氣候變化）也多少有些疑問，但是，把這一點真正有效地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並作為政治變化的重大因素，確實是令人大開眼界，也使得歷史本身和觀察歷史都變得複雜化了。

而庫恩所寫的《宋代》卷討論遼金的佛教，也能夠引入諸如房山雲居寺、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應縣木塔等考古與建築資料；特別是，往往眼光不同，選擇的史料就不同，卜正民撰寫的《元明》一卷，不僅用了《天中記》這樣過去通史一般很少用的邊緣史料來作為貫穿整個明史敘述的骨架，而且用了嚴嵩籍沒時的財產簿、《吳氏分家簿》《餘廷樞等立分單鬮書》《孫時立鬮書》《休寧程虛宇立分書》以及耶穌會士被沒收的物品記錄等，討論明代各種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的家當，讓讀者更直觀地感受到，明代各種階層與各色人等的一般經濟狀況；同樣，他還用《塞爾登地圖》等新發現和《順風相送》《東西洋考》等舊史料，來討論南海以及貿易往來；更特別設立《物華》一章來實踐物質文化史，討論文物、家具、書籍、瓷器、書畫，討論當時文人的藝術品位、文化修養與藝術商品和市場問題，因此，過去一般通史寫作中不太使用的《長物誌》《格古要論》《味水軒日記》之類的邊緣史料（當然，如果研究藝術、物質、文化的著作，會常常使用它們）就成為重要史料。這裡顯示出他對史料有著別具一格的判斷、理解和解釋。
當然，作為西方學者，他們常常能夠以西方歷史作為​​背景，時時引入歐洲資料與中文文獻互相參照，這就更擴大了史料邊界。
歐美學者寫中國通史，當然與中國學者不同；二十一世紀寫中國通史，當然也與二十世紀不同。以往，中國的中國通史，基本上會以政治史為主要脈絡，因此，政治、經濟、軍事等關係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歷史敘述中總是佔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領域大體上只是依附在這個主軸上。儘管從梁啟超的《新史學》和《中國史緒論》開始，中國通史寫作就一直試圖改變這種歷史敘述的方式，但總體變化似乎並不大。
在寫這篇序文的時候，我正準備和日本、韓國的幾位學者討論國別史與東亞史之間的敘事差異，因此，恰好在翻閱以前中國編纂的一些通史著作。從晚清民國流行的夏曾佑、繆鳳林、錢穆，到1949年以後成為主流的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白壽彝，也包括各種通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我注意到，各種中國學者撰寫的通史，大體都是一根主線（政治與事件）、若干支流（社會經濟、對外關係、思想文化），歷史主線與各種支流在書中所佔的比重大體固定。

儘管卜正民認為明朝仍然只是一個“國家經濟體”，但是，他也看到了越來越影響世界的“南海世界經濟體”在那個時代的意義。
同樣，把全球史視角引入晚期帝制中國研究的“新清史”，也刺激了這一清朝歷史書寫的轉向，在《清代》這一卷中，羅威廉列舉出近年清史研究的三個轉向，除了“社會史轉向”之外，“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佔了兩個，而這兩個轉向，都使得中國/大清歷史不得不突破以漢族中國為中心的寫法，擴大歷史書寫的空間視野。正如羅威廉引用孔飛力（Philip A.Kuhn）的話所說的，“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在這種全球史視野中，歐美學者“不再將中國描寫成（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或一個特例，而是（把清帝國看成）眾多在大致上相同時期之歐亞大陸興起的數個近代早期帝國之一”，並且特別注意的是“並非帝國間的差異，而是其帝國野心的共同特徵：在廣大範圍內施行集權管理的能力、精心經營的多元族群共存與超越國族邊界，以及同樣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間擴張”。他們不僅把清帝國放在與同時代的歐亞帝國（如英、法、俄、奧斯曼）對照之中，也把清帝國越來越擴大的“四裔”安放在歷史書寫的顯要位置，這樣才能理解他在《結論》中說的，“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族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表面上看，“史料增多”這一點，在這一套書中似乎並不明顯，但閱讀中我們也常常有意外驚喜。毫無疑問，中國學者可以先接觸新近的考古發掘、簡帛文書、各種檔案，這一點歐美學者並沒有優勢。但問題是，新發現需要新解釋，缺乏新的觀察角度、敘述方式和論述立場，新材料帶來的有時候只是“增量”而不是“質變”，並不能使歷史“舊貌換新顏”。西方學者雖然不一定能夠看到最多或最新的資料，但他們善於解釋這些新史料，並且有機地用於歷史敘述。比如，陸威儀撰寫《秦漢》卷，就能夠使用各種簡帛資料（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居延漢簡），其中《法律》一章，基本上要依賴睡虎地、張家山等出土文獻；

而羅威廉撰寫的《清代》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專列《帝國擴張》一節，濃墨重彩地敘述了大清帝國的疆域擴張，正如他所說，當這個帝國“在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個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傳統“中國”在帝制時代的這些變化，換句話說是“中國地理的定義與再定義”，應當就是這套歷史書的一個主軸。
這當然也帶來了“空間放大”。在現代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變化中，“空間放大”即歷史研究超越漢族中國或中央王朝的疆域，是一個很明顯的特徵。但是，這不僅是“中國”/“帝制中國”的空間在擴大，而是說，理解這個變化的“中國”就不得不了解“周邊”，把歷史中國放在亞洲背景之中，這或許是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應有的趨勢。十九世紀末以來，隨著道光、咸豐兩朝有關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以及歐洲和日本學者對“四裔之學”的重視，到了二十世紀，中國“周邊”的歷史地理逐漸被納入中國史研究的視野，滿、蒙、回、藏、鮮、苗以及各種邊緣區域、民族與文化的文獻、語言、歷史、田野研究，使得有關“中國”的歷史研究發生了深刻變化。當然，二十一世紀更引人注目的變化，則是“全球史”的流行。中國學界常常引用梁啟超所謂“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這種自我認識三階段的說法，來證明我們也一樣接受全球史，但在真正書寫中國史的時候，卻常常“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就像我們的歷史系總是有“世界史”和“中國史”兩個專業一樣，甚至我們的各種中國史也對“邊緣的”和“域外的”歷史關注很少。這套書的撰寫者都來自歐美，當然身在全球史潮流之中，主編卜正民教授本人就是全球史的身體力行者，他的《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Hat）、《塞爾登的中國地圖》（Mr. Selden's Map ofChina）等著作，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全球史的傑作。因此，這一套書雖然說是“中國”的歷史，卻特別注意到“周邊”。卜正民自己撰寫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設立一章討論“南海”，通過《順風相送》《塞爾登地圖》《東西洋考》等新舊文獻，“講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正如《塞爾登地圖》不再以大明為中心，而以南海為中心一樣，一個十五、十六世紀的海洋貿易圈，把中國、日本、菲律賓、印度，甚至歐洲連在一起，呈現了一個全球史中的大明帝國。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界有一種不斷發掘歷史、把“我們的中國”向上追溯的潮流，從官方推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於考古發掘而重新認識“最初的中國”，這裡面當然有相當複雜的動機和背景，不過，越追越早的歷史也碰到一個理論與方法的瓶頸，這就是原本“滿天星斗”的邦國，什麼時候才可以算內在同一的“中國”？在什麼樣的歷史形態下，那片廣袤區域才有了一個“中國”共識？這套“帝制中國史”用了“帝制”這個概念，把這個問題放在括號中擱置下來暫緩判斷，無疑是聰明的方案。當然，帝制中國是一個“帝國”，既然作為“帝國”，秦漢疆域內仍然有著多種民族與不同文化，不過重要的是，在這個“帝國”之內，那個叫作“中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也在逐漸形成，並且日益成為“帝國”的核心。陸威儀在討論秦漢時代的歷史意義時，就指出在這個帝國控制下，“中國”，也就是帝國的核心區域，由於製度、文化、社會的整合，不僅在內部“去軍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漸“同質化”。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相當有意義，對此後的歷史敘述也相當重要，因為這可以說明歷史中的“中國”的形成、移動和變化，當然也是在擴大。因此，我們看到《南北朝》卷相當突出“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所謂“重新定義”，就包括長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區（即屬於古人所說“溪洞濮蠻”的地區）的開發，它拓展了“中國”的疆域和文化；而《唐代》卷則再一次強調“中國地理的再定義”，指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和南北經濟文化重心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 “中國”的形成與擴張才逐漸顯現出來。
這一思路幾乎貫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寫的《元明》這一卷的第二章《幅員》，就非常精彩地從蒙元的大一統，說到它的整合與控制；從明朝的版圖縮小，說到明朝對西南的“內部殖民主義”；從交通郵遞系統對國家的意義，說到元明的南北變化；從元明行政區劃，說到人口與移民。就是這樣，把族群、疆域、南北、經濟一一呈現出來，在有關“空間”、“移動”、“網絡”的描述中，歷史上的“中國”就不至於是“扁的”或“平的”。

葛兆光：前有劍橋、講談社，這套哈佛中國史有何特色？2016-09-27

卜正民（TimothyBrook）教授主編的“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9-2013）共六卷，是由陸威儀（Mark EdwardLewis，負責秦漢、南北朝、隋唐三卷）、庫恩（Dieter Kuhn，負責宋代卷）、卜正民（負責元明卷）、羅威廉（WilliamT.Rowe，負責清代卷）等四位學者分別撰寫的，現在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這是一件應該關注的事情。我們知道，習慣於專題研究的歐美學者，對撰寫上下通貫、包羅萬象的通史，向來抱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中國學界撰寫系統的中國通史並不多，除了卷帙浩繁而且內容專深、至今也沒有全部完成的多卷本“劍橋中國史”系列和伊沛霞（PatriciaBuckleyEbrey）為入門者撰寫的較為簡單的一卷本《劍橋插圖中國史》之外，在我有限的視野內，還沒有一部通貫上下而又分量適中的中國通史。這套上起秦漢，下至清代的六卷本通史系列出版，或許可以呈現近年來歐美學者較為全面的中國歷史認識。
承蒙卜正民教授和嚴搏非先生的信任，讓我給這套書的中譯本寫一篇序，我很樂意在這裡說一下我的讀後感，嚴格地說，這並不能叫作“序”，只是一些感想，特別是一個在中國的中國史研究者的感想。
我曾說過，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歷史學的變化，大致可以概括為四點：一是時間縮短（把神話傳說從歷史中驅逐出去），二是空間放大（超越傳統中國疆域並涉及周邊），三是史料增多（不僅僅是新發現，也包括歷史觀念變化後更多史料進入歷史視野），四是問題複雜（分析歷史的問題意識、評價立場、觀察角度的多元化）。這四點當然說的只是清末民初以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學，現在雖然已經是二十一世紀，而且這套“帝制中國史”也並不是中國史學界而是歐美學術界的作品，不過，無論這四點變化是否屬於“現代性的歷史學”（據說“現代性歷史學”在如今這個“後現代”的階段已經過時），或者只屬於“中國的歷史學”（中國現代學術始終與世界現代學術有所不同），但在我看來，它表現出來的歷史研究與通史敘事之變化，仍然還在這一現代歷史學的延長線上，這套著作中呈現的歷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別歸入這四個方面。
先看“時間縮短”。作為“帝制中國”的歷史，這套書是從秦漢開始，而不是像中國學者的中國史那樣，總是從上古（甚至從石器時代，即毛澤東所說“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寫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