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被神化了 海外學者怎麼看唐太宗 2020-11-21 觀察者網

在我們傳統的史論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愛民的明君。他廣開言路，擴大文官統治階層，頒佈寬仁慎行的《貞觀律》，踐行民貴君輕的統治理念，是中國古代帝制時期功績突出的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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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外學者在對唐太宗的評價角度不同、各有側重，很大程度基於在自己國家國情理解的基礎上去比擬太宗時代的唐朝。但是對於李世民所創造的歷史功績，古今中外卻都有近乎神話的一致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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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唐太宗確實是軍事天才，也是傑出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記載其言行的《貞觀政要》一直是後世帝王所推崇的政治教科書。
　唐太宗的文功武治都是一流的。武，唐太宗有豐富的一線帶兵作戰經驗，陣前能打，屬於戰術戰役高手；戰略指揮才能也很強，唐代統一全國的戰事主要是在唐太宗的主導、指揮下完成。文，確立了科舉製作為選官制度的基礎，完善了三省六部制；文學藝術方面造詣很高，引領了唐初文化潮流走向，大力支持中外文化交流，比如唐太宗並不什麼信佛，但是卻大力支持玄奘法師翻譯佛經，開啟了中華傳統文化最鼎盛的時期。

但就是因為他們放貸太多，法國國王腓力四世既無力償還巨額債務，又垂涎聖殿騎士團的龐大資產，在1291年和1306年先後兩次用暴力洗劫法國境內的義大利銀行家與猶太銀行家之後，又乾脆聯絡了教皇克雷芒五世，在1307年把騎士團一網打盡，總團長雅克•德•莫萊被送上火刑架慢慢烤死。
　　事實證明，無論中外，王權只有在有利可圖且又無力掌控的時候，才會大力扶持商業；一旦商業挾持的資本勢力擴張到危及王權的地步，只要王權有能力，都會對商業實行打壓，這關係到切身利益，不是階層或族群侵軋的問題。
　　筆者在西方多年，深感由於中西的歷史發展不同帶來了文化和政體的不同，所引發的中西觀念的根本不同，使得雙方在理解對方時，很容易出現偏差。就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而言，一方面，無視中國的獨特性質，對中國不符合西方標準的現象，經常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扣上異端的帽子；另一方面，又經常忽視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點，把中國出現的和西方一樣的現象，歸結到中國獨有的原因或責任上去（為達到利己目的、揣著明白裝糊塗的除外）。
　　中國很多人亦對西方的某些現象懷有幻覺，例如，筆者在朋友圈裡曾經看到，對西方遲遲擴展不了移動支付業務，聲稱是出於個人隱私的保護；看到西方年輕人買房的比率大大低於中國，又以為是西方租房制度完善，人民嚮往自由，實在是讓筆者覺得好笑。這兩個問題其實就一個原因：沒錢。哪兒有那麼多高大上的清新理由？
　　中國發展到現在，不能拘于中國文化，還要瞭解世界文化；但要瞭解世界文化，首先要在中國文化上站住腳。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用世界的眼光審視自己固然重要，用自己的眼光審視自己同樣重要。在噪音嘈雜的國際舞臺上，維持本心，堅守立場，並推廣中國的理念，是我們要面對的艱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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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還是陰魂不散的“西方中心論”和西方征服世界的野心，對於過去強調西方的獨特性和優越性，對於現在和未來則強調西方的“普世價值”。就像近來爭論所謂的古希臘才有科學，中國和其他古文明就沒有一樣，在觀網也引發了大量爭議

中國的俠客們，早早就被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和多軍種的龐大軍隊淘汰掉了。這一現象同樣在西方體現。中世紀後，各國政體逐漸進入集權的穩定階段，地方諸侯不再互相爭霸，而且軍隊也由於集權的發展而上升至萬人級別，十幾個幾十個騎士完全沒有了對抗大軍的能力，所以中世紀之後，騎士文化逐漸沒落，指揮戰爭的將領才是眾望所歸的主角。
　　所以中國俠客的失意，與中國比西方更快的歷史進程有關，與宗法的關係基本不大，從專諸到荊軻，誰被宗法束縛住了？
　　第二，中國的商業是文人打壓的嗎？
　　和中世紀環境相同的春秋戰國時期，商業和商人非但沒有受到打壓，反而是各國諸侯鼓勵和拉攏的對象。因為諸國對峙，想要增強城市和國家的經濟實力，必須大力發展工商業，許多商人經營鹽鐵，富比王侯。大商人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鄭國商人弦高偶遇秦國偷襲鄭國，所帶商品竟然能夠冒充國君的國禮，獻給秦軍，更不用說呂不韋投資趙異人，最後當上了秦相國。
　　此時各國優待商人，除了富國，還因為各國戰亂不斷，人口消亡很快，商業佔用的人力還不會造成嚴重的糧食問題；而且群雄並立，商人在這個國家受到打壓，就會自然地流動到其他的國家去，打壓的國家非但沒有好處，反而損害了自己的利益。
　　到了漢武帝時期，長期安全穩定的生活使得人口激增，但糧食產量顯然不可能隨著人口速度同步增長；偏偏中國又是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在農業辛勞收益低，商業比較輕鬆又收益高的情況下，如果不扶農抑商，無數農民就會棄農經商，造成糧食短缺。一旦發生大饑荒，輕則流寇四起，社會動盪，重則皇帝身死，改朝換代，這是最簡單的道理，文人明白，皇帝更明白。
　　所以儘管武帝時期還沒有出現明顯的文人階層，皇帝也已經意識到商業對農業的嚴重衝擊和它的後果，開始打壓商業，直到清朝依然不能改變；只要統治階級不能確定長期解決了糧食問題，重農抑商制度就會一直執行，這不是文人的選擇，甚至不是皇權的決定，而是歷史的選擇。
　　就算是重商的西方，對商人也不是始終笑臉相迎的。以聖殿騎士團為例，他們在全盛時，擁有9000座莊園或領地，年收入超過600萬英鎊，他們向各國國王放貸，並且接受存款業務，這是最典型的商業活動了吧？

苗柔柔：從法國漢學家看西方理解中國的艱難 2019-05-02 觀察者網
法國“中國與盧瓦爾協會”秘書長

前幾天，筆者在法國文化中心參加了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報告會，主講是一位法國漢學家，他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已經70年了，是法國學士院院士。參會者們提了幾個問題，其中有兩個：
1．講座中提到了西方的中世紀騎士制度，您認為中國為什麼沒有騎士？
2．西方非常重商，您認為中國商業為什麼不像西方那麼發達？
老先生的回答是，一，他認為中國沒有騎士，是因為中國人的宗法。中國社會是以宗族為單位的，宗法束縛了宗族內的成員；而且中國人以文人為主，講究從文的方面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騎士用武力解決問題；第二，他認為中國的文人階層打壓了經商者，因為中國的文人一直歧視商業。
　　筆者很尊重這位漢學家，他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發展貢獻良多，很多看法也很獨到。但是就這兩個問題，筆者覺得他給出的答案儘管不是完全不沾邊兒，但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西方的騎士，按照定義，是受過專門訓練的騎兵，但是在廣義上擴展為為領主服務的地位較高的軍事人員。在後來宣揚的騎士精神和騎士文學中，騎士以勇敢忠誠為原則，不懼犧牲完成領主交付的任務，是勇武和美德的象徵。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階段，曾經大批量地出現這類人物：春秋戰國。其間的各種俠客，無論是專諸刺僚，還是要離刺慶忌，豫讓刺殺趙襄子，到荊軻刺秦王，還有孟勝為陽城君守封國而死難，許多弟子也從其死。
　　但為什麼中國的俠客不像西方的騎士那樣，給人印象深刻？
春秋戰國和西方中世紀都是小國林立，動亂的年代為武士們提供了生存的空間，隨著秦漢一統的國家建立，武士們失去了大顯身手的舞臺，自然湮滅在眾人中。何況，“俠以武犯禁”，在皇帝的眼裡，只顧私人情感、不論法令規則的俠客本身就是造成社會失序的不安定因素，是需要特別鎮壓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