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發現：30萬年前華龍洞人是東亞最早向智人演化古人類 2024/12/08 中時新聞網

2024華龍洞遺址學術研討會於12月6日至8日在遺址所在地安徽省池州市東至縣舉行，來自中外古人類學研究及相關領域的近百名專家學者齊聚，他們對華龍洞遺址實地考察和深入研討後認為，約30萬年前的華龍洞人是東亞地區向智人(現代人)演化的最早古人類。
據《中新網》報導，華龍洞遺址發掘研究專案領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吳秀傑8日在研討會上發佈研究成果，以及2024年華龍洞遺址發掘進展。她說，華龍洞遺址2024年發掘出土11件古人類化石，其中包括1件保存完整的足部蹠骨，以及40餘件石製品、大量哺乳動物化石和3種爬行類化石等。
他說，華龍洞人屬於一種從古老型人類向現代人過渡的古人類，其面部和下頜部已經開始向智人演化，面部扁平、眼眶較高、頭骨纖細化、出現了智人標誌性特徵——下巴的雛形。最新研究表明，華龍洞人是迄今東亞地區呈現出智人特徵最多、年代最早的從古老型人類向智人過渡的古人類。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劉武指出，華龍洞遺址發現於1988年底。2013年以來，該所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人員進行多次系統發掘，累計發現約20個個體的古人類群體(包括1例較為完整的古人類頭骨)、400餘件古人類製作使用的石製品和大量具有人工切割、砍砸痕跡的骨片，以及超過80餘種脊椎動物化石。通過同位素測年、動物群組成分析及地層對比等多種方法，確定華龍洞古人類生存時間為距今約30萬年。
目前，華龍洞遺址是繼北京周口店遺址之後，在中國發現的重要古人類遺址，同時包含有豐富人類化石和石製品等人類活動證據，為探討東亞地區現代人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
報導說，這次2024華龍洞遺址學術研討會上，包括中國、美國、法國、英國、西班牙、丹麥、日本等19位專家學者應邀作學術報告，並通過華龍洞遺址發展圓桌會議，分享東亞古人類學研究最新科研成果。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實地考察了華龍洞遺址及出土化石陳列館等。

寒竹：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後世命運為何迥異？復旦大學研究員2023-10-27

關於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比較，歷來是中西方文明比較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中國，漢王朝之後，華夏民族常常自稱漢人，漢語則成了中文的別稱。漢亡只是政權的滅亡，而大一統的中國卻歷久彌新，到今仍是一超大規模的世界大國。羅馬帝國雖對西方文明影響巨大，但滅亡後再也沒有能夠復興。歐洲從此進入小國林立，雖有人想重建羅馬帝國，但只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個問題之所以難以講清楚，主因是用一些西方概念如帝國、民族國家、單一制、中央集權等，很難準確地詮釋中國歷史。另有一些概念是中國所獨有的，比如郡縣制、大一統，難在西方找到對應的概念。
漢羅確有相似之處，可從社會經濟發展、政治制度、軍事規模、文化等比較，但在本質上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政治共同體。漢朝是一個有著高度民族認同的國家，羅馬帝國則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一個由本土城邦和多個民族共同構成的征服體系。
羅馬是一個實行奴隸制的城邦國家，通過三次布匿戰爭和不斷的對外擴張和征服，最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橫跨歐亞非的征服體系。並不是一個有著民族認同感、共同語言和文字、明確疆界的國家。使用拉丁文的493.7萬羅馬人不超過帝國境內總人口的10%。居民分四類：羅馬公民、拉丁公民、異邦自由人和奴隸。羅馬公民的地位最高，拉丁公民最初在亞平寧半島，後擴大到行省。這樣的征服體系很難整合為一個有著高度認同感的政治共同體。
從夏朝算起，到了漢朝，五千萬華夏民族已成為主體民族，很強的共同體認同感，共用著相同的歷史、信仰、語言與文化。華夏民族的血緣主義淡薄，雖也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主要還是文化認同，韓愈講“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北狄、南蠻、西戎和東夷的大部分都通過接受先進的華夏文化而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

不時看到有人宣揚改開之前的社會比改開之後更加美好理想 2023-09-12 胡錫進

那樣的人應該住回到筒子樓裡去，吃飯用糧票，一個月只有半斤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和公共汽車，出了北京就沒見過地鐵，坐不起計程車，更沒坐過小汽車，從沒有過全家一起旅遊的經歷，老婆孩子都穿打補丁的衣服……中國人民收穫感最大的時期肯定是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多年。請那些人回歸常識，不要繼續宣揚與黨的檔精神南轅北轍的極左論調，停止蠱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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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搞“選擇型回憶+選擇型無視+選擇型講述”。
正常。網上的別有用心 + 發發牢騷 + 確實存在的問題！
我猜老胡最不喜歡改開前的平等,平安,純樸吧。
　改革前哪裡平等？也存在等級制。國有企業的工作崗位只有少數必有城市戶籍的人佔有，多數農民不能進城工作。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你不是這個派就是那個派，你的個人資產根本不會受到保護，罄竹難書是對那個時代最好的解釋。當時還純樸？出門就戴著面具說假話，怕別人告密，最假的時代，沒有之一
　很多人懷念漢唐盛世，可是漢武帝唐太宗連個手電筒都沒有，按某些人的說法他們還不如五六十年代白雲黑土這種貧困戶富裕。
　秦始皇沒自行車騎，不耽誤他巡遊天下，漢軍沒自動步槍，不妨礙，陳湯喊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懷念漢唐懷念的是那個時代人的心勁，那是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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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沒有民族主義，只有族群概念，晚清以來，民族主義確實是一個好用的武器，會反噬自身。

清史稿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那麼難產，不就是學術認同與民間認同差距太大麼 2023-09-05

【本文來自《許宏的新書、講述商代考古的《最早的帝國》被舉報下架了，大家怎麼看？》評論區】一本純學術的書，如果不同意其觀點，完全可以著文爭鳴，卻去舉報，無良、無恥！
這不是一個純學術的書籍，這裡有一個對階段歷史及解構中國文化源頭的資格問題，我們國家對於解構歷史的問題歷來都是把控很嚴的。
夏商周斷代工程我們已經持續推進幾十年了，是國家非常重視的歷史學術工程，在權威機構沒有正式結論出臺之前，如果某些學者私自對此類研究進行解構，會嚴重干擾正在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前車之鑒的，清史稿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那麼難產，不就是學術認同與民間認同差距太大麼。
國際上還有很多的前車之鑒，最典型的就是韓國，你看韓國的民間歷史學已經把韓國正經的研究學擠兌成什麼樣了，韓國臭不可聞的歷史觀不就是被民間史觀綁架後的產物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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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個外來侵略政權，但因奠定了當今中國的領土範圍，又想突出他的合法性，這種史稿會很難寫

杜正勝沒有說出的貓膩 2023/02/06 胡文琦

號稱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的杜正勝透過史學方法來分析爬梳「『中國』擴張模式的3步驟」，得出的結論分別是「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杜正勝表示，中國也正用這些步驟對待維吾爾族與藏人等，若台灣和中國大陸統一，「即使簽署和平協議，台灣也會面臨『同樣命運』」云云，並評估中國屆時會對台灣所施行的策略最重要的即是「思想改造」。
暫不論杜正勝有無既定刻板的意識形態與有色眼鏡，乃至是暫時拋開筆者與杜先生對「中國一詞」的定義與期許不同，甚至現在的民進黨中央政府亦就是在進行「同樣『去中化』的『思想改造工程』」不說，其一席「即使簽署和平協議，台灣也會面臨同樣命運」的中文邏輯則顯然大有貓膩，與刻意無病呻吟的強烈嫌疑之處。
一來，杜先生並沒有誠實的講述「就在出現同樣命運」之前，台灣因自身各種應對方式，所可能出現的不同程度、範圍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評估，二來，一個充滿弔詭又帶點無奈的文義即是，既然台灣無論如何努力，唯最終的命運「都肯定仍是『被征服』」的進入所謂「中國擴張模式3步驟」的話，那麼，執政黨乃至是領導人又究竟該如何盡最大可能，來爭取台灣最大的福祉利益與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呢？直言之，杜正勝就只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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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說的擴張模式的3步驟-「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不就是冥盡黨在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在幹的鳥事。
杜把冥盡黨在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在幹的擴張模式3步驟-「征服」、「治理」與「文化改造」事實統統都洩露了說出來了...
三隻小豬都是成語的垃圾院士，其水準…，笑死。
令人懷疑所謂院士是否只是因為政治正確才上位，應該考慮取消杜的院士資格吧？
這不是西方的普世價值嗎？靶都已經畫好了，不就一直射箭就行

新清史們想把清朝從中國分割出去，清朝重新界定了“中國” 2022-11-01

清朝國祚綿長之根本原因是：（1）將邊疆納入版圖，通過宗教和政治紐帶，而非訴諸暴力，消除了遊牧部落威脅；（2）繼承了前明正統，尊重士人特權、認同儒家理念，贏得地方精英忠誠。鮮卑族建立的北魏(386-534)、契丹人遼朝(907-1125)、女真人金朝(1115-1234)、蒙古人元朝（1271-1368），清朝最長(164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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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為例，日本如果侵華戰爭最終獲勝，是否是中國正統？
乍一看像是，仔細想想，根本不可能發生。清在文化上相對中原王朝落後，入主中原會融入中原體系。而日本以亞洲第一自居，他們會拿清來表示法理性，而實際上是來搶劫，只是藉口而已。

中國古代的忠義是不分物件的，無論這個王朝是不是正統 2022-12-03

【本文來自《是否認同《出師表》的忠義，其實就代表了這個人是否認為季漢是正朔》評論區】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義”與物件無關。比如，伯夷、叔齊兩兄弟不食周粟的故事：殷商滅亡，二人不服從周朝統治，仍忠於殷朝，發誓不吃周朝的一口飯，活活餓死在首陽山。各自的臣民就應當忠於自己的政權，否則就是貳臣。清朝為維護自己統治而編寫的《貳臣傳》也是這一邏輯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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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中對〉諸葛亮在〈隆中對〉分析當時天下大勢，前段三分天下是歷史實然、後段以蜀國統一天下則是其應然願望，在此〈島中對〉以生物演化和中國歷史的實然來分析兩岸大勢。
　〈中外文明實相〉中國文化的應然是民本(君輕民貴選賢與能，實然多昏君汙吏)革命(天命無常有徳者得之，實則改朝換代而已)天下統一(實則地方不斷分裂，尤其清末民主國族論之魔盒一開、獨素難收、至今藏疆港台毒癮不時發作)以文化判夷狄(故文統才是正統，實則以父系血統)，故見商(東夷)周秦(西戎)楚漢(南蠻)五胡蒙元滿清(北狄)等先後入主中原，滿清比蒙元認同中華文化，故清國命長296年(1616努爾哈赤建立王朝稱汗-1912)，而開創最大版圖的元朝只97年(元世祖1271定都元大都-1368元惠宗出亡)，唐雖胡化但自認父系是漢族。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135413

文章認為，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源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從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文章表示，衡量歷史是非須置於當時的特定環境，後人不能苛求前人。今人既不能為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歌功頌德，也不能以「閉關鎖國」全盤否定明清歷史對中國、對世界的意義。保守、落後、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籤化為「閉關鎖國」。文章還稱，客觀而言，「自主限關」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方殖民主義者血腥東擴的步伐。

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有錯嗎？ 2022-11-16

首先，今天對於中體西用的批判，是基於20世紀以來社會學、政治學等現代化理論而進行的，不能拿去指責古人的無知；其次，對中體西用的廣泛批判出現在甲午戰爭之後，但從洋務運動開始到甲午戰爭間30年並不認為中體西用有那麼大的問題。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接受兩者；接受前者，拒絕後者。今天，我們非常容易理解，現代化並不只有西方化這一種模式。但問題在於，在19世紀，世界上只有“西方”這一個地方是現代化的，你找不到其他任何參考的樣本。由此一來，對於世界各國的文化精英們來說，就必然要面臨一個問題——如果你全盤西化，本土文化必然要受到衝擊；如果你不“西化”，則你的國家在列強堅船利炮之下難以生存。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日本“和魂洋才”，都是要避免“西化”而更追求“現代化”。

說明清“閉關鎖國”的人，你們才是“閉觀鎖國”！2022/11/18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不是傳奇的大航海》第25集--歷史認知上的閉“觀”鎖國才是我們的老毛病
明清時代的中國有閉關鎖國嗎？可以說沒有，也可以說有。 說沒有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人跑來跟中國貿易。 說有是因為我們沒有認真去觀察瞭解外部世界。 貿易上沒有閉關鎖國，認知上卻有閉“觀”鎖國。 直到今天，我們許多人的歷史認知，依然是閉“觀”鎖國。

海禁--維基

海禁（又稱洋禁），是一種鎖國政策，旨在禁止民間私自出海，也限制外國商人前往本國通商，具體實施隨著時間變遷而有張有弛。海禁本來的目的是為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的初衷，日韓亦有此政策。然而，實際上海上貿易反因海禁而更加猖獗，歷代各政府的海禁最後都不了了之，最終以開港通商收場。

影射當前大陸處境(西方圍堵中國) 明清時期「閉關鎖國」重被學界討論 2022-08-30 聯合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最近發表一篇萬字雄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試圖為「閉關鎖國」政策「平反」，引發學術界震動，連媒體都參與討論並稱，「閉關鎖國」絕對不會是中國要走的路，中國繼續對外開放的決心十分堅定。

中國西北暖濕化，能重回漢唐嗎？ 2022-10-17 中國氣象局重點實驗室主任張強

在過去三十年時間內，我國科學家逐漸得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結論：歷史上寒冷乾旱的西北地方，正在逐漸“暖濕化”！
科學家發現，從上世紀 80 年代到2002年，西北降水一直在增加的趨勢。以西北地方西部為主的克孜河、疏勒河等許多內陸河流量也在增加；還有就是阿牙克庫木湖、鹽湖、青海湖、烏蘭烏拉湖、阿其格庫勒、西金烏蘭湖和庫賽湖等一些內陸湖泊的面積也在顯著擴大，另外還在塔克拉瑪幹和庫姆塔格沙漠東緣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湖泊。
在過去的30多年時間，每十年大概增加6毫米左右。這個地區的平均降水量以前不到200毫米，現在已經到230多毫米了。同時，2009-2012年, 湖泊面積增幅大於10.0 km2的湖泊共有27個, 其中7個湖泊面積增加超過50.0。
降水量增加對乾旱地區的葡萄和棉花種植是有利的，但是棉花和葡萄實際上抗旱能力比較強一些，適合在相對比較乾旱的地方生長。如若降水太多的話，反而對葡萄生長不利，但目前西北地方降雨少，增加也比較有限，因此變濕總體比較有利於葡萄的種植。
當然，在西北種植棉花或者葡萄，主要依賴灌溉，自然降水的貢獻相對比較小，所以西北降雨增加對農業是有積極影響，但是影響應該不會很大。

如果宋朝傾盡全力發展了火槍火炮，蒙古還有機會崛起嗎？2022-06-19

【本文來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恥辱的朝代。別的朝代都亡於內憂，而宋朝則亡於外患》評論區】
宋朝的精英，不善於利用火槍火炮這個新生事物，反而是宋朝的敵人——蒙古人重視火炮，蒙古西征軍一路打到維也納，把火炮帶到了歐洲。
907年，軍閥鄭幡用火藥“發機飛火”燒了南昌的城門。宋太祖開寶三年（970年），馮繼升向宋朝政府獻上了做火箭的方法，宋朝政府還賜了他一些東西，作為獎勵，沒有下文。959年，後周的柴榮攻遼國，奪瀛州、莫州，漢族與北方的契丹已經有衝突了，火藥可以打仗，為什麼不重視？蒙古第一次威脅宋朝，是1230年，攻南宋的鳳翔寶雞潼關，從960年到1230年，宋朝有270年的時間視窗可以開發火槍火炮，遺憾啊。
如果宋朝傾盡全力發展了火槍火炮，蒙古還有機會崛起嗎？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火炮也是中國人發明的，最後清朝反而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割地賠款。左宗棠說：“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元軍最早的火炮，是漢族人郭侃發明的，研製的火炮能夠平射，也能曲射，平射能打半裡左右（即今250米），曲射能打二三十丈高（即100米左右），獻給了蒙哥和旭烈兀。1253年，郭侃隨旭烈兀西征，第一個攻擊目標是裡海以南的木刺夷（即現在的伊朗西部）。郭侃大半生跟隨蒙古軍隊西征，一生攻下了約七百座城。當然，元軍滅南宋也用了火炮。
火炮鼻祖魏勝（1120年—1164年），是南宋的一名弓箭手，他發明的炮車，以火藥填鐵筒內，塞以碎石，置炮車上。遇敵引火發藥，碎石殺傷敵人。作戰時，戰車在外，炮車居中，陣門兩邊弩車，上置弓弩，可射數百步遠。炮車發火炮，擊出二百步外。兩軍相對，遠則使用弓弩箭炮，近則刀斧槍戟，戰鬥時，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勢則乘勝追擊，不利則避入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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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生火炮的作用不如現役裝備的冷兵器，那就不太可能批量裝備，所以無法在大規模實戰中驗證並改進；只有在有對抗的情況下，某類裝備才會有不斷完善的需要。就猶如東線的坦克戰，如果沒有T34和KV系列，四號和老虎還不知道啥時能出世呢。更不用說鐵拳和坦克殺手，巴祖卡和RPG這些是因何而生的了。

中國朝代為什麼大多持續兩百多年，不會超過三百年？ 2021-09-05

1972年，竺可楨老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國五千年歷史氣候可以分為4次暖期和4次寒冷期。但在這個大週期之下，也分很多中週期，溫度都是在上下波動的，甚至每一次小週期，都會引發王朝的滅亡，相關性非常之高。只有清朝這一個例外，在氣溫暴跌後還熬了幾十年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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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國時，因為戰爭，無主的土地多，人口少，儘管開國功臣封得的地很多，但普通平民也能有一份地，隨著時間推移，人口逐漸增多，土地兼併現象卻愈演愈烈，最後普通人沒地種，要麼餓死，要麼當佃農，國家向掌握大量土地的豪強收不到多少稅，只有下狠手往死裡收尚有自己田地的平民，導致平民要麼賣田，要麼造反，基本上，這個兼併輪回過程大抵就是兩、三百年……
　不衝突，背後就是氣候變化。當這些社會矛盾積累到頂點時，寒冬、乾旱…接踵而至。王朝管理失能已無力對付天災，大饑荒來臨。北方遊牧民族面對天災更是聽天由命，為活命只能南下。王朝末日來臨。等所有軍事勢力打出一個結果時，一方面人口數量低於土地承載能力，另一方面如果趕上氣溫回升，則盛世來臨，如漢唐。要是命不好沒趕上氣溫回升，新王朝轉瞬即逝，典型如西晉，王公大臣都被餓死。緊接著就是五胡亂華、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氣候變化就是背後那只看不見的手。

嘉靖隆庆万历三个皇帝，和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比较如何？ 知乎

明朝的那两个皇帝，一个二十年不上朝，一个三十年不上朝，被人誉为奇葩双峰，口碑自然不佳；清朝的那两个皇帝都是勤于政事大权独揽，文功武治被誉为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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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隆万之后就是泰昌、天启、崇祯，距明亡不到30年光景；所以与之相比的应该是嘉、道、咸比较合理，咸丰之后，清廷还撑了近50年。当然和康雍乾也并非不可比。隆庆号称中兴，但皇帝其实也是垂拱，未必比那两个不怎么上朝的干涉得多。土木堡之变后，勋贵集团一蹶不振，后来明帝多启用宦官以遏制文官集团，故名臣、权宦都不少；清帝则始终以满制汉、以汉制满，其折冲余地相对从容。（康熙朝索、明用事，诸子争嫡，亦可见此时勋贵难制，汉臣相对还弱势；雍正杀隆科多、诛年羹尧，囚废允禩辈后，满汉势力此消彼长，乃趋平衡。）湘淮军兴后，满蒙勋贵疲态尽露，无法压制汉臣，胡曾左李也是名臣辈出啊。

中國南北差距為啥越來越大 2021-03-30 風聞

最新公佈的經濟統計結果，天津掉出全國排名前十的城市，在北方已全面落了下風。
1、經濟轉移不是一天形成的
在唐宋之前，南方自然環境太差，山地多平原少，江河湖泊縱橫，水患也多；那時候工具也不行，鐵器不夠廉價不夠鋒利，也沒法通過水利工程把南方潛在土地開墾或改善出來。
安史之亂之後，大批的北方流民跑到南方，搞水渠，排幹沼澤，研究農具；到了唐朝中後期，南方糧食產量暴漲，朝廷的主要稅收是南方。到了宋朝，各種水利工程更加改善南方種地環境。尤其南宋，北方徹底被女真人佔領後，技術官僚們帶著大家瘋狂搞基建，擴充農田，研究絲綢、陶瓷工藝，讓江南生產力大解放，順便還跟東南亞搞起了貿易。南宋小朝廷憑著那麼一小塊地，竟然在蒙古鐵騎下苟延殘喘一百多年。到宋末，經濟重心已經完成了南移。元朝統一中國後，就開始從南方往北方運糧了。
而此時北方飽受戰爭蹂躪。最重要的是北方水資源一直成問題。
到了明朝，南方經濟強、北方軍事強的格局已經完全定了下來，當時就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
此外南方依託出海口，大量跟海外做買賣，比如茶葉、絲綢、瓷器。通過海洋貿易換回白銀後，中國境內貨幣太多，出現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和現在搞外貿賺美元以至於自己通貨膨脹多麼的相似。
等到清末開始五口通商，上海迅速成了整個亞洲最繁華的城市，江浙當時是中國最富有的地方，這也是為啥江浙起家、控制了長江中下游的蔣委員長最終能完成北伐、統一中國。
2.新中國成立後
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外貿斷了；計劃經濟，北方資源多，煤鋼複合體又在東北，所以北方經濟要重於南方。南北經濟一反千年常態，出現短暫的“反轉”。隨後改革開放，中國當了世界工廠，主要是中國南方在生產。

中國各朝代統治年數：
夏朝：450年
商朝：600年
周朝：795年
秦朝：15年
西漢：210年
東漢：196年
三國：61年
兩晉：156年
十六國：116年
南北朝：170年
隋朝：38年
唐朝：290年
五代：54年
十國：89年
遼朝：218年
宋朝：320年
西夏：189年
金朝：119年
元朝：98年
明朝：277年
清朝：268年

川大教授李競恒：在這些方面，三星堆和中原一模一樣 2021-03-25

觀察者網：三星堆出土的黃金權杖、青銅大立人和青銅縱目面具充滿“異域風情”更是備受關注。但我們也看到三星堆同期出土的玉琮、青銅尊、陶器仍是具有中原色彩的。到底該怎麼審視三星堆與中原文明的聯繫？
李競恒：三星堆有點類似敦煌的角色，是一個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所以肯定會體現出和外部文化交流的一些特徵。但基本文化屬性是中國的，這是毋容置疑的。
三星堆的禮制，受到過中原二里頭文化的強烈影響，比如三星堆的重要禮器玉牙璋，就是二裡頭牙璋的形制。又比如青銅獸面牌，這是二裡頭的重要禮器，三星堆也有這種青銅獸面牌。三星堆的陶盉在形制上與二裡頭的陶盉一樣，其功能都是祭祀“上下神祇”，實現“上下交泰”的禮制功能。
三星堆的青銅神樹，體現的宇宙觀完全是中華文明的，當時中原信仰是宇宙中心有建木、若木這些神樹。
李競恒：三星堆比同時期的中原更重視黃金，這屬於一個地方性的習俗，一點也不奇怪。當時是方國聯盟，王夫之、梁啟超、王國維等學者都談過，夏商中原王朝相當於是一個“盟主”而已，這個盟主對於聯盟中各方國的禮俗、習慣都是不干預的。《禮記•曲禮下》說：“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孔疏：“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就是說要尊重各方國、諸侯的地方習俗，不要去改變它。

有人想用“歷史虛無主義”這根杠杆撬動什麼？ 2021-02-24 人民論壇網

　　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由此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將“革命”轉化為內在的“革命精神”，既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自我調整與自我完善，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與中國文明傳統“自強不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有深層的連續。
　　如此，上面提到的對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美化以及同時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醜化的種種歷史虛無主義論調，皆可輕而易舉地逐一攻破。
　　如果說中國近現代史、黨史、新中國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乃是隱蔽地指向對於中國道路的懷疑、顛覆，那麼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則是隱蔽地指向作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基礎的文化自信。前者的危害較之後者，相對更為直接而易見，但後者的危害則影響制度基礎、影響文化認同、影響世道人心，是長遠而不自覺的。
　　興起于美國的新清史研究通過滿文材料，以清朝所謂的滿族性來否定清朝的中華文明性，背後隱藏著險惡的用心；國內則有所謂“崖山之後無中華”來反向地、不自覺地與此論調配合，從而割裂、消解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更消解當代中國與歷史的連續性，也為民族分裂張目。還有在電視節目中顛覆“三國”中諸葛亮等傳統形象、影視劇中宮鬥戲熱衷於勾心鬥角、網路遊戲消解傳統的人物形象等，這些或者是懷疑、消解、顛覆傳統價值，或者是在娛樂化中破壞世道人心，因而其對於中華文明的危害不易察覺，但卻會一點點侵蝕、動搖當代中國制度中最深厚的文化基礎。
　　回應
　歷史虛無主義--好大的詞。沒看出作者能把這個詞辨析清楚，很多反思會被冠以歷史虛無主義。
說得好！魯迅也在塑造“負面中國”形象——這與西方電影節對中國電影的選片標準，是一致的！
　你讀懂魯迅文章沒有，不要無知者無畏好不好！
　魯迅錯誤的批判民族劣根性！金燦榮也認為魯迅是錯的！

環球時報年會「兩岸和平統一的希望有多大？」 張亞中力辯群雄 2020/12/05 中時

大陸學者還有台灣名嘴邱毅/黃智賢，不是高喊以武促統，就是強調藉由政經軍外交等向台灣施壓促統，唯有張亞中力辯群雄，「沒有台灣人會喜歡威嚇式的統一。」
　　相關新聞
　中共官媒討論統一 台灣這些人竟出席 三立新聞
　戰爭並非虛言 中國《反分裂國家法》三種武統：「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美退役上將：我的擔憂是，一覺醒來，中國已既成事實了——已對臺傾瀉了大量導彈。
　美印太司令2020/12/03證實中國成功試射航母殺手飛彈
　 美國最高情報官提出的三大證據中國想稱霸全球：經濟間諜活動,透過中企影響外國,中美軍事競爭.
　　回應
　靠，中國隨便一個撿破爛的都可以提出美國想稱霸全球100個證據
　三粒倭奴 中華民國本來就是憲法一中 為什麼不能出席？你能主張獨立，我也有權支持統一，言論自由是喊假嗎？
　張教授真天真，今天在臺灣支持統一的是極少數，大陸支持和平統一的也少。兩岸武統的倒計時已開始了。

看習近平佈局 蔡英文還在徘徊 2020/12/05中時社論

中國趁拜登政府就任前的空窗期，先發制人展開多層次外交攻勢，對自命「反中副警長」的澳洲採取全面性報復，藉打澳洲，警告與中國為敵的嚴重後果。台灣如何自處？RCEP已絕緣，CPTPP要以開放日本核食進口為代價，開放美國萊豬進口，卻因川普落選，拜登表態無意簽署任何FTA，蔡英文總統對外政策全盤皆敗，台灣繼續在邊緣化的道路上徘徊，未來世界變局中，台灣如何自處？
　　回應
台灣是世界中心，全世界都挺台灣，圍著台灣反中！台灣南波灣！

澳大利亞：能不能效法英國鴉片戰爭模式強迫中買澳紅酒
　　回應
這種夢連美國都不敢做。紙老虎不敢做的夢紙貓想做，滑天下之大稽。
黴國一直都是這個思維，只是沒有成功而已
所以我們應該慶倖180年來億萬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換來的現在中國。

蔡政府力挺「反送中」 陸委會接1700案 僅8港人獲許可 2020/12/06 中時
　　回應
空心菜視港毒為廢棄物！

為什麼西方沒有中國式的王朝興亡迴圈？ 2020-12-04

西方社會從來沒有一個道義，人民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當權者有“是非、善惡、人性”地管理社會；人民沒有任何物質力量可以和權勢抗爭。所以貴族統治千年不變的、世世代代地傳下去，所以權貴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絕對的獨裁。
西方一直用一套理想的，紙上空談的標準批評、醜化、攻擊中華文明。只要用實踐來檢驗西方自己的做的怎麼樣，只要用實踐來比較中國與西方的差別，是很容易批駁西方的宣傳、欺騙。今天的西方，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在社會真正起作用的是潛規則。權勢總是輕而易舉操縱多數，是權勢決定什麼是事實、真相，什麼是真假、是非、善惡，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
…..
皇帝的過失與罪行是非人民內部矛盾。當換皇帝不能解決問題時，就換王朝。“君主視人民如草芥，人民視君主如仇寇”，這是儒家關於政治制度理論的核心，但西方統治者是從來沒有的。
人民沒有辦法過日子是皇帝最大的罪惡，是王朝被推翻的最大原因，也是人民廣泛接受的改朝換代的理由。中國的王朝興亡迴圈背後的深層次的原因是王朝腐朽、沒落，不能正常管理國家了。
　　回應
作者跳出了西方理想主義，又紮進了東方理想主義，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封建剝削屬性不是偶然的。
歷史迴圈不一定好，存在不一定就合理，如果存在就合理，叢林法則就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要看王朝興亡背後的原因，不被黑格爾所欺騙。以王朝興亡迴圈來攻擊華夏文明是黑格爾為了攻擊、抹黑製造的理由。黑格爾是歐洲的從敬仰華夏文明變成歧視華夏文明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 海外學者怎麼看唐太宗 2020-11-21 觀察者網

在我們傳統的史論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愛民的明君。他廣開言路，擴大文官統治階層，頒佈寬仁慎行的《貞觀律》，踐行民貴君輕的統治理念，是中國古代帝制時期功績突出的英主。
……
儘管中外學者在對唐太宗的評價角度不同、各有側重，很大程度基於在自己國家國情理解的基礎上去比擬太宗時代的唐朝。但是對於李世民所創造的歷史功績，古今中外卻都有近乎神話的一致追捧。
　　回應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唐太宗確實是軍事天才，也是傑出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記載其言行的《貞觀政要》一直是後世帝王所推崇的政治教科書。
　唐太宗的文功武治都是一流的。武，唐太宗有豐富的一線帶兵作戰經驗，陣前能打，屬於戰術戰役高手；戰略指揮才能也很強，唐代統一全國的戰事主要是在唐太宗的主導、指揮下完成。文，確立了科舉製作為選官制度的基礎，完善了三省六部制；文學藝術方面造詣很高，引領了唐初文化潮流走向，大力支持中外文化交流，比如唐太宗並不什麼信佛，但是卻大力支持玄奘法師翻譯佛經，開啟了中華傳統文化最鼎盛的時期。

《燕雲台》楊家將疑成反派被指歪曲歷史，作者蔣勝男回應：沒楊家將戲份2020-11-05

“我寫這個系列的初心是希望以史為鑒，探尋在當時為何會形成宋遼夏三朝並立的情況，宋有什麼缺失錯誤，遼和西夏又是為什麼能傳續下去。‘粉歷史’如果只走向閉目塞聽和黨同伐異，與當下無益，于未來有害。”
　　回應
看來文娛方面要進行再次整頓了，最近一些人有點跳呀，為秦檜犯案的，為各種小人翻案的。
李鴻章都成英雄了，這不是滑坡，是塌方。

怎麼就不能站在遼的視角拍遼宋之戰了？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改朝換代的，都是侵略戰爭了？
　　回應
說的好像只有外族人屠過城似的。漢人自己內戰，掠奪的野蠻的甚至屠城的，多了去了。在中國就只有正統視角，你如果是日本人當然無妨你用日本視角描述日本的立場。同理你是其他國家也可以是他國相應的視角。

華夏文明以漢文化為主體，從遼的視角來拍遼宋之戰，就是混淆主次？ 2020-11-06

作者主次都沒搞准吧，雖說遼元清都是華夏文明歷史上分分合合的疆域上的少數民族建立的，但華夏文明是以漢文化為主體，歷史線當然是以漢王朝為基準。
一旦這種模式成熟，等到大家對外族入侵的概念麻木、模糊不清的時候，恐怕有人就要為日軍侵華重新定義洗白了。
　　回應
沒辦法，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你該反思楚國為何被秦國滅掉了。
所以作為一個湖北人，我討厭《大秦帝國》。我們是楚人的後代，有愛國詩人屈原留下的偉大愛國詩篇，為什麼要站在侵略者立場上去思索歷史，為殺人狂魔白起叫好，這讀的書是讀狗肚子裡去了？

本人純東北人，“不少東北人都覺得當年日本人還不錯”這說法不對 2020-11-07
　　回應
親耳聽到過某些長春人說東北過去日治時代的好……只是客觀事實，網上跟很多東北的聊過，不少都覺得當年日本人還不錯，不承認不代表不存在。
日治？臺灣網軍露出了馬腳!

他還提出，對關內來講，滿洲並不是域外的地方。《史記•匈奴傳》記載的破東胡，建遼東、遼西郡，尤其是明初馮勝收復遼東，設立遼東都指揮使司都是例證。明末熊廷弼與努爾哈赤曾相持於遼東，明朝勢力擴展到遼東和滿洲一帶，其言下之意是，滿洲本身並不算明代的「化外之地」。
　　針對歐認為中國學者的民族主義立場，不願意動搖舊的歷史敘事的觀點，汪稱，翻案問題其實在中國史學中是很普遍的，但翻案也是需要有充分的理據。此外，汪認為歐誤解了雍正。雍正為什麼要花大量時間來談《大義覺迷錄》？一個是排除傳位的不正當性，第二是要強調華夷一家，論證滿清統治中國的合法性。
　　關於「帝國」，他首先反問：有皇帝是否可稱為帝國？帝國本身也有很多種形態，如清帝國以及現代的蘇聯帝國。而中國古代沒有「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在馬列主義的語彙中誕生的。

人大清史教授劉文鵬：一篇為肢解中國而“構建歷史”的奇文 《歷史評論》2020年第3期

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羅友枝(Evelyn Rawski)《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簡稱《再觀清代》）被視為“新清史”旗幟性之作。該文發表於1996年，系統表述了“新清史”的代表性觀點。兩年後，華人學者何炳棣以《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一文激烈回應。此後，“新清史”成為海內外中國史學界的熱點話題，迄今未歇。
…….
要之，羅友枝一方面杜撰所謂“漢民族主義”是清末民初邊疆地區離心傾向的原因，另一方面，極力推崇蒙古、藏、維吾爾等族的 “民族主義”，構建一種“非漢”民族主義的、政治化的歷史敘事，解構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事實，其危害不僅是要跟我們爭奪學術話語權，更是為瞭解構中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而“構建歷史”。對這一本質，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和警覺。

清朝的成功，靠的是「漢化」還是不同於漢族的統治方式？| 歐立德汪榮祖對話

2016-10-22，北京師範大學「思想與方法——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上，其中一大看點是對「新清史」的爭論。無論是兩位對話人葛兆光與歐立德的演講，還是兩位評議人——汪榮祖（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寶力格（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教授）的回應甚至聽眾的提問，都涉及到了「漢化」問題。
　　「新清史」的論爭正是發端於1990年代中期，羅友枝對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批評及何炳棣的反駁。羅認為清代乃「多民族帝國」的統治，清朝的成功正是源於其多民族國家的起源，正因其少數族群的身份及其異於漢族的統治方式才能建立一個超越中國的帝國。何再次回應羅的質疑，在題為《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的文章中，何認為，對於清代來說，儒家化就是「漢化」，儒家化和中國化是一回事，因而其隱含的一個結論就是清朝建立的是一個「中國」的王朝。
　　歐認為，通常對「漢化」的理解就是漢族化。但有意思的是，很多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且學術造詣高深的滿族學者仍不認為自己是漢人。他認為「漢化」的終點站就是漢人。
　　汪則不同意歐。他強調「漢化」是文化接受，並不等於民族認同。例如一些少數族群接受漢文化，但不認為自己是漢人。他更指出，Chinese不等於漢人，少數民族也是Chinese。
　　葛認為「漢化」不是漢族的本質化，而是漢族的制度、文化對少數族群的影響，通常還被理解為一種文明化的進程。
　「新清史」在羅何爭論之後，隨著論爭相關論著的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也加入論爭，論爭劇烈而白熱化，甚至有意氣之爭的現象。
　　例如2014年汪主編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流）一書所引起的汪與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的論戰。
　　汪對歐論文，提出征服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態。滿清入關與明朝爭天下，仍然是中國傳統王朝的歷史延續。清人入關取代明朝，成為中國的執政者。康熙的滿文遺詔就自稱是中國的皇帝。清朝對明朝的承繼關係非常明顯，乾隆的《御批通鑑輯覽》，將歷史的連續性表達得非常清楚。

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認為衝突能帶來善果 2020-10-20 復旦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

人和人之間的生存競爭註定是衝突的。但各大文明都希望通過消除內部衝突來實現和諧。無論是中國上古的宗法還是中古的禮教法家。各宗教文明，不管是婆羅門教、佛教還是諸亞伯拉罕宗教，也都希望通過教義消除社會內部的衝突。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講階級衝突，但目標卻是一個大同世界。
　　自由主義不同。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不僅允許衝突，而且要論證衝突的合理性、道德性，甚至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就反對和諧論。
　　資產階級起初並不掌握政治和軍事權力，在教權和貴族的籠罩下，它只能通過經濟手段來鬥爭。所以它強調自由競爭、自由契約和商法-民法規則。後來它俘獲了國家，手裡有了權杖和槍炮，就用來保障它在世界上進行競爭。等它進一步強大，就甩掉國家，躲在政府背後監管著靠法律和契約運行的社會。
　　經濟上，自由主義聲稱自由競爭會改善人類總體福利，從亞當•斯密到福利國家理論，雖然在干預問題上有不同立場，但都屬此論。
　　國際上，聲稱自由競爭和全球化最終會提升各民族福利。
　　政治上，主張政治多元主義，聲稱各種社會利益自由衝突博弈，最後會導向公正的結果。
　　法律上，主張法治，所有矛盾都可通過訴訟來解決。
　　文化上，主張各種觀點、信仰、身份自由競爭。
　　這些聽起來都挺有迷惑性的，中國的社會科學幾十年來大多淪為這些觀念的傳播和再生產機制。但是只要到真實的世界中看一眼，所有的這些自由主義原則，無一例外地有利於強者，有利於生產資料和財富的所有者。
　　針對今天網路上的輿論狀況：看似每個人都獲得了表達的自由，實際爭論的目的是為了達成共識、實現改進，還是僅僅為了表達情緒，陣營劃線，黨同伐異，為撕而撕？
　　回應
　所以，古代中國不會自動發展到資本主義，中國的工業化會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完成，亞細亞生產方式...五段論在中國是不成立的。
　中國本來就要資本主義萌芽，沒有衝破封建主義而已。
　即使中國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制度，這是由中國文明所制約的。

四、新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
在小農業之外，治理體系方面的去官僚主義內卷化的動向也容易被人們忽視。人們大多將中國的“改革”簡單視作向西方的“市場經濟”的“轉型”，有的更簡單將其視作向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現代科層制化的轉向。殊不知，從中國自身的演變歷程來看，它實際上代表的是一個從高度內卷化的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體系出發，有意識地讓權、賦權予社會的改革：
　　先是將土地經營權賦權賦能予小農戶，而後是將市場創業權力和權利賦予不僅是小農戶，更是城鎮市民。同時，還由中央賦權賦能予地方政府，在行政體系中廣泛採用了（中央）發包予地方政府，也包括政府通過“項目制”發包予社會人員（包括學術界人員），借此來激發由下而上的積極性。這些做法與其說是來自西方，不如說是來自傳統的“集權的簡約治理”中的“簡約治理”。它是個有實效的去官僚主義內卷化的政策和機制。
　　國家如今已經基本拋棄了過去革命傳統中的、由上而下的群眾運動，不再借助可能趨向極端的高度感情化、甚或群眾暴力化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極端群眾運動。代之而來的是上述的有序賦權和賦能。
　　其背後的理論模式不是西方的、抗拒國家權力的“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更不是其所虛構的“無為”國家，而是一個政黨—國家體系。
　　如今，國家已經朝著放權賦能予社會的方向邁出巨大的步伐，成功地釋放了強大的能量。
這樣的方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同於西方的社會vs.國家二元對立建構，更符合中國式的簡約治理傳統，以及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傳統治理理念。也更符合今天憲法和黨章所申明的謀求“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方針和理念。它的走向既不是西式相對政府的“民主主義”，也不是革命時期的“群眾主義”，而是一種更為中允、更可持續的新型“人民主義”。政府積極納入民眾的參與和能量，借助人民的參與和主體性來克服長期以來的經濟和政治內卷化弊端，才是真正的現代中國治理模式的走向和願想。

美國加大歷史系教授黃宗智：中國該如何去內卷化發展？ 2020-10-21

20世紀80年代，黃宗智老師借用內卷化概念（involution）用於分析中國小農經濟，近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黃宗智老師的一系列著作，並邀請黃老師就內卷化展開討論。
　　一、人多地少的農業內卷化
迄今關於內卷化的論述主要聚焦於兩大領域。首先是筆者論述的在人多地少的客觀情況下，很容易導致越來越高的單位土地勞動投入和越來越低的邊際回報，從而形成一個比較頑固難變的封閉體系。由於其內”（或過密）狀態，甚至能夠抵禦、排除質變。
　　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高度依賴輔助性、副業性的高勞動投入的棉花—紗—布經濟便是最好的例子：棉農們以18倍的按畝勞動投入來獲取僅數倍於水稻的每畝收益的回報，形成一個農業與手工副業緊密結合的頑固生產體系，完全消滅了之前還可以看到的一些較大規模、依賴雇工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農場。
　　其中的關鍵機制在，一個小農戶家庭相對一塊小耕地而言，憑藉自身的僅具低機會成本的廉價輔助性家庭勞動力，能夠承擔比營利型經營式農場更高的地租，亦即地價，借此完全排除了後者。那樣的農業甚至能夠頑強抵制機械化的進入。
　　在一個仍然是相對可用資源而言極高人口密度的中國來說，在眾多領域中都會呈現類似的改而不變的現象。
…….
　　三、去內卷化的小農農業
在農業方面，以下因素的交匯已經促成一定程度的去內卷化。其中至為關鍵的是，國家使用聯產承包責任制來賦權（經營權）、賦能予小農戶。在城市快速發展所導致對高檔蔬果、肉禽魚的市場需求的大規模擴張下，越來越多的小農戶轉入了相應的經營，特別是一、三、五畝的小、中、大拱棚高附加值蔬菜（包括反季節蔬菜）種植，幾畝地的果園，和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的小農戶農產品生產。國家則在提供肥料、塑膠、優質品種和技術等投入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結果是“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新農業”的大規模興起。如今，那樣的農業已經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總耕地面積的1/3，這種新農業大規模提高了小農戶的收入，堪稱一個新型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新農業革命”。

華夏文明的起源，為什麼西方學者認為只有三千年？雙重標準的西方2020-10-19

　　從初中開始，學歷史的時候，歷史老師就給我們講解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其他三大文明相繼消失的時候，也只有東方這個古國屹立不倒。然而西方學者是以文字的起源，作為文明的標準，而中國的甲骨文出現的時候是在商朝，他們認為中華文明只有三千年。那夏朝呢？
　　河南洛陽的二裡頭文化可以證明夏朝的存在，然而還是不被西方所謂的三條標準(要有城市/文字/複雜的禮儀)認可，國內學者還加了一條標準：要有冶金術的存在。不過，後來這些標準都有爭議，美國考古學家研究認定，雅瑪文明的繼承者印加文明就沒有文字。而中國最早的冶煉技術，出現在西元前4600年~前4400年的姜寨遺址。
　　而紅山文化的最新檢測，更是把中國的起源推到八千年前。良渚文化更是證明中華文明五千年，對玉的製作更是豐富，數量之多和精美。
　　至於西方為什麼不認同我們的歷史，最大的原因還是：感受到中國歷史的可怕，在中國考古，越考出現的文明越多，歷史就越往前推，他們根本不敢相信，而西方國家他們考古，只能前往中亞，而中亞的歷史斷層嚴重，文化交集複雜，他們發現考來考去也得不出個所以然來，今不像中國這邊系統化的考古，因此他們最擔心我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
　　再來看看西方國家是怎麼雙重標準的，在中國，史料記載的東西，他們一概否認，必須用文物來證明。然而，古希臘盲詩人荷馬著作的《荷馬史詩》，是根據民間流傳的短歌編寫而成。西方學者卻把它當做史料，去研究西元前11世紀到西元前9世紀的社會和邁錫尼文明。中國可是有史官這職位的，為什相信《荷馬史詩》，卻不認同中國龐大的史料？果真是雙重標準，好吧，你們高興就好，中國的文明就擺在那，我們相信就好，期待我們重回巔峰的時刻，而文化是我們重要的基礎。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96829&s=fwzxhfbt

文揚：“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的觀點錯在哪？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2020-09-23 觀察者網

觀察者網：有一種網路論調說“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文揚：對於中華文明在所有人類文明中是唯一延續至今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這一點，在任何一個文明理論大師那裡都沒有爭議。而對於其他文明，無論從起源上、發展上，還是從是否單獨構成一個文明的問題上，都爭議多多。
………
　　回應
完全版是：
崖山之後無中國， 明亡之後無華夏，中華正統在倭奴!
明治之後無日本，廣島之後無大和，東瀛正統在呆灣！
林肯之後無美國，布希之後無白種，米國正統墨西哥！
希臘之後無哲學，羅馬之後無上帝，歐洲正統土耳其！
母系之後無能人，部落之後無智人，猿猴正統在非洲！
直立之後無靈長，用火之後無哺乳，人類正統在狗窩！

從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國家財政（大司農）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不用私錢支付俸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秦朝開始，徵稅都是由縣鄉兩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不曾在大一統王朝時代存在過。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家臣、與軍隊、與包稅人的關係。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家們想講也沒處講，因為西方很少認真傾聽過中國。現代化始終以西方為中心，中國一直處於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只是由於我們工業化的成功使他們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後面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間掙扎。如梁啟超。戊戍變法失敗後，他先後寫了《擬討專制體檄》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也有皇帝與平民聯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裡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之後，他訪問美國，當聽到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在擴充海軍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共盡勢力于東亞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他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複之而不能去”。幾年後又寫了一篇《開明專制論》，說中國古代的“專制”也有“開明”之處50，儒家重民本，類似於沃爾夫與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於博丹與馬基雅維利。梁啟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份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對西方叢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
　　回應
寫得真好！尤其是對梁啟超的描述，正面回答了中西文化融合中的困惑，具有時代進步意義。
秦漢所奠定的這些東西如果能完全持續下來就不會有明中期以後的衰落。原因在於朱熹理學“聽天命滅人欲”，造成中國由秦漢一直秉持的開放轉變為明清的封閉。之後就是吃老本了，一直吃到鴉片戰爭。到了20世紀則發生了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思潮。這都是災難性的…..
你這是倒推歷史。西方崛起了，你就說理學不行。如果西方沒有崛起呢？
好文，在改革開放40年後西化盛行的中國，應該是一篇充滿自信的文章。
https://mil.news.sina.com.cn/history/2020-09-10/doc-iivhvpwy5912276.shtml

另外，任何制度都不能光靠本身取得成功，運行制度的人也相當重要。因此，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此文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
　　結篇
　　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對此轉變，譽者贊為“從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東方專制主義的開始”。
　　“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最初由亞里斯多德定義，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裡的東方，僅限於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裡的東方，僅限於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
　　歐洲最初瞭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教士們帶回的資訊，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由此激起了兩派大師的爭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首的“崇華派”。他想“托華改制”，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科舉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魁奈認為“中國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首的“貶華派”，把中國塑造成東方專制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國人只能叫“專制”（despotism）。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韃靼帝國同歸一類“東方專制”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於“東方專制”。再後來，黑格爾發明了歷史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歷史觀，東方天然是落後、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大師們，除了從傳教士那兒道聼塗説，沒人去過中國，沒人看得懂中文，沒人研究過中國歷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方文明”。大師們對中國政制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真了。
　　除了“東方專制”這條脈絡，大師們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官僚制”，說官僚們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一的財政體系，說讀書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俸祿”的投資，期待成為“包稅人”。這不符合基本史實。

商朝，算是被周朝黑到底的一個王朝 2020-09-11觀察者網

說到商朝，算是被周朝黑到底的一個王朝。紂王一點不紂，原名帝辛。妲己也不是蕩婦，從妲己這個名字就能看出，她是一方勢力的首領。帝辛，妲己，他們兩個的名字裡都帶出自天干地支，辛，己。商朝只有王一級的人，名字才能從天干地支裡取。
….
　　回應
如果歷史不能給當代提供敘事，那麼它就是死歷史，正如歐洲的歷史遠遠早于古希臘，但它不是歐洲敘事的一部分，所以很少被討論。周朝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商朝是死文化，死文化就讓它徹底死去。
商代的歷史意義，就一個甲骨文就已經震鑠古今了。人家說的是歷史敘事有時代背景，你丫直接來了個釜底抽薪。簡直和日本的崖山之後無中華異曲同工。但你這不是壞，是蟲蟲蟲啊！自我閹割，腦袋有問題是吧。中華復興可是包涵中華文明溯源，而且這是國家主導的工程。兄弟，麻煩不要閉著眼睛在這激揚文字！太瘮人了！

秦漢與羅馬有著相似的基礎與挑戰 為何發展不同 2020-09-10 觀察者網

　　秦漢與羅馬是大致時期形成的文明，所擁有的基礎與挑戰也很相似，但是在後續的發展中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潘岳先生看來，兩者各有高峰與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

許倬雲：為何宋代以後，中國文化形成了穩定結構？ 2020-06-15 觀察者網

遼（金）和西夏，與宋時戰時和，主要的要求是中國贈納絲帛和銀錢，因此，宋不常以戰、守為選項，而是以繳納歲幣來購買和平。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宋因此重文輕武，雖自居正統，宋終於無法不向四鄰低頭，每年以歲幣交換和平。真要論經濟價值，一年花上一些財帛換來和平，省下了養兵和作戰的費用，其實也相當值得。不過，中國損失了尊嚴，也沒有自衛的主動能力，這是兩宋三百年，始終無法脫開這魔咒。
…..
唐代接納各種外來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國原有的道教、儒家並存，中國並不需要特別標榜本土的文化特色。安史之亂以後，漢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價值，韓愈高舉排除外來傳統的旗幟，將佛教等外來宗教當做夷狄的文化，主張重新確認華夷之辨、內外之分。
　　唐代晚期種下的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國開花結果，引發了對於儒家理論新的闡釋。
兩宋儒學，可以說是漢代以來規模宏大、海納百川的文化傳承，此時結晶而成的一套嚴整的思想體系。結晶化——正如碳結晶為鑽石，堅實無比，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了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
　　相對而言，歐洲在近世經過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普世教會從此解體，只剩下梵蒂岡教會的形式。伊斯蘭世界經過歐洲帝國主義的衝擊，其各個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眾，在實質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國的儒家，並沒有教會，也沒有明顯的組織，可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是長久存在、難以改變。這是中國歷史的吊詭性：穩定——甚至超高度的穩定，卻難以適應外力引起的新環境。
　　有宋一代，實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規模，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從此以後，中國兩度面對外族的完全征服，還能重新站起來。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適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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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朝的海軍綜合實力
當時明朝的海軍實力，在世界上就是無敵的，比現在美國的地位要高出一大截。朝水師配備有各式樣戰船百種，其主戰炮艦載炮四十多門，遠超過同時代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英國皇家艦隊的規模大明朝立國近三百年，大明水師卻未曾遭遇一敗。
所以，明朝軍事實力到底有多強大，可以自行腦補。個人認為，大敗明朝的不是後來的滿清，而是大明內部矛盾重重，各地起義軍又幾乎耗盡了其國力，才讓韃虜有機可趁。
明朝作為中國歷來是上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從朱元璋開創明朝以來，共經歷了16位皇帝，276年。雖然我們後人評價明朝多以“奇葩”兩字，但是在歷史上的明朝，也曾經是數一數二的帝國，明朝的許多產物，科技等都曾在那個時候世界第一。
人口世界第一。其實，對於當時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是比較有爭議的，因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戰爭導致很多人都流離失所，這個時候可以查到有戶口的人依然有5000多萬。所以我們估計來看，當時明朝的人大概有7000到8000萬左右。要知道當時世界的人口不超過4億，所以說明朝絕對是當時人口第一。
軍工產值世界第一。火器在明朝運用的是特別廣泛的，可以說達到了巔峰。因為明堂的每任皇帝，在位期間，基本上都會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明朝軍事業也因此發展不錯。
軍隊的數量，非常龐大。在明朝建立14年後，統計了全國的人口，當時達到5987萬人，而軍隊是120萬人。在明朝鼎盛時期，全國的士兵達到了270萬。
白銀黃金佔有率。在16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人，搶了大量黃金白銀的這些人，都跑到中國去交換絲綢，茶葉，再加上本身黃金白銀，這佔有率也是別人比不上的。
礦產量世界第一，在冷兵器時代，歷史的礦產量是非常重要的。而當時的明朝鐵生產量是宋朝的兩倍，達到了9000多噸。
間諜機構。明朝的間諜不止包括錦衣衛東西廠。還有其它組織，在鼎盛時期達到6萬多人。
船隻總噸位。在當初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明朝的船長達150米，寬30多米，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
國土面積。在當時明朝的國土面積，大概保持900萬平方公里。之後在頂峰時期，達到1370萬平方公里。
我們不得不承認，明朝在當時西方人看來絕對是東方帝國。

明朝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強？ 2018-04-28

經常看到有些歷史愛好者對明朝進行貶低，他們的理由是：偌大的明朝居然被小小的後金(女真族)打敗，皇帝都被逼的上吊自殺。小編只想說，再強大的王朝也會覆滅。明朝的滅亡，並不能否定它曾經的強大。
在明朝強盛時期，綜合國力傲視全球，特別是軍事實力，更是秒殺當時世界上所有國家。如果你不信，請看下面明朝軍事上的幾個“世界第一”。
　　一、發明了水雷
在十六世紀中期，明朝就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枚水雷，那時候被稱為“水底雷”，並被廣泛應用于大明海軍，這要比西方國家水雷的發明和使用早了兩百多年。在萬曆年間，日本侵略朝鮮，萬曆皇帝就派兵進行抗日援朝。當時的大明海軍就使用水雷擊沉了日本的戰艦，這也是水雷首次用於戰爭並取得了驚人的戰績。
　　二、發明觸發式地雷
我們經常在電視中看看到，為了伏擊敵人，經常埋地雷，這玩意就是明朝發明的。當時倭寇在沿海地區甚是猖獗，明朝的陸軍就曾多次使用地雷炸死了不少倭寇。直到18世紀以後，國外才有地雷。
　　三、發明了大型遠端火箭武器
十六世紀，大明王朝發明了一種用於水戰的兩級火箭，被叫作“火龍出水”，並裝備在戰艦上。在作戰時，會在水面上飛行數公里，從龍嘴發射火箭直接攻擊對方艦艇，堪稱“反艦導彈鼻祖”。

明朝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強？
　　四、組建世界第一支“騎炮兵”
當時有一種類似於現在的火箭筒的武器，被稱為“虎蹲炮”。由於其體積小、品質輕，便於騎兵攜帶，最主要的是殺傷了很大，朝廷就直接組建了陸軍騎炮兵。

此外趙匡胤是通過“陳橋兵變”登上皇位的，遷都相當於是讓這些前朝老臣從一個富裕之地搬到一個廢墟之地，這樣做的話有損于底下大臣的利益，為了讓自己的政權更加安穩，以便完成統一全國的夢想，趙匡胤思考再三還是決定留在開封。
　　03軍事層面：國防中心從西北轉向東北
漢朝的匈奴，隋唐時期的突厥、吐蕃，這些遊牧民族每一次入侵都是從西北方、北方一路南下侵擾漢民族，所以唐朝之前大多將國家的都城定在長安。但是等到了唐末之後，中原王朝的主要軍事威脅由西北地方向東北地區轉移，趙匡胤將國都定在開封主要也是考慮到軍事力量的部署與調動，方便日後對抗遼國。有一種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感覺，在國家強大之時尚且能夠調動軍事力量來抵抗外敵。可是一旦國家力量衰弱，就可能變成北宋末年那樣的情況，國都無險可守，很快就被攻破城。
　　04利益集團的掌控和防止藩鎮割據的需要
開封雖然有眾多的優勢，但是有一大劣勢是其無法避免的，就是開封處於四戰之地，易攻難守。
宋太祖趙匡胤曾經想過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但當年跟著趙匡胤打天下的功臣以及原來後周投誠的官員都在開封有著大量的地產以及自己的人脈、利益關係，如果遷都就意味著自己多年的辛苦將付之東流。
而宋太祖的弟弟趙匡義也在開封有著自己的勢力，因此他便強烈反對遷都。
除了群臣的反對，促使宋太祖放棄遷都的原因還有就是定都開封在一定程度可以防止藩鎮割據。
自從吐蕃和突厥崩潰以及契丹崛起後，中原王朝防禦入侵的方向便由西北轉向東北，這樣在東方部署有重兵。
洛陽和西安的地理位置相對來說偏西，如果定都於這兩座城市，便容易造成新的藩鎮割據。
宋太祖開國以來，吸取了原來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大大加強中央禁軍的實力。
這就需要都城能夠供養起大量的禁軍，而開封正好能夠滿足這一條件。

宋朝趙匡胤為什麼定都無險可守的開封，而不是長安 2018-04-27

河南開封是我國七大古都之一，作為北宋首都長達168年之久，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充分地展現了當時其都城汴梁的景象。然而，歷代王朝都城，如秦朝咸陽，漢朝長安和洛陽，唐朝長安等，都有天險作為屏障。那為什麼北宋要選擇防禦極差的開封呢?
　　01經濟基礎
但凡國家的都城，幾乎都是建立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古代社會交通不便利的情況下。只有經濟發達的地區才能夠養育如此眾多的人口。
開封地處中原地區，本身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又黃河之水的灌溉，造就了這一地區發達的農業。
民以食為天，有了土地、糧食自然就能養育都城百萬甚至千萬的人口。
再加上開封地區發達的交通運輸，也促進了本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據《宋史•食貨志•漕運》載：“宋都大樑，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 ”
《宋史•河渠志》又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曰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 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
發達的漕運系統不僅能夠便利來往商人，還可以將全國各地的資源運輸至國都，以滿足國家的日常需求。
關中地區雖然沃野千里，但是隨著城市人口的不斷增長，已經難以滿足人們的需要，正如《新唐書•食貨志》所雲：“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處不足以給京師”。
再加上到達長安的漕運系統遠比到達開封的漕運系統來得落後，使得趙匡胤不得不放棄遷都的想法。
　　02政治層面：政治中心的東移
當時的長安、洛陽，經過唐末、五代時期的戰爭已經成了一片廢墟，反過來開封城在經過周世宗的全面改革，已經成為“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益繁盛”的大都市，具備了定都的基本條件。

第一，宋朝是秦朝以來中國古代十個左右大王朝的其中之一。這種王朝在政治上是君主專制——君主專制並不是指皇帝對所有的行政事務獨斷專行，而是指最高政治權力歸皇帝一人所有。皇帝一人通過官僚系統統治疆域內的所有民眾，民眾將家庭的人口與財產情況登記在國家的簿冊上，承擔著向國家納稅與服役的義務——這是中國王朝最基本的統治結構。
　　第二，古代中國是世界範圍內唯一的政治與文化形態始終延續的帝國體系，政治大一統、以農耕為經濟基礎、崇尚儒家文化，是中齤華帝國的基本形態。中齤華帝國的政治體系具有治亂迴圈的特點。在穩定時期，中齤華帝國的民眾通過辛勤的農業勞動以及富有創造性的工商活動，可以迅速地繁殖人口、積累財富，並在此基礎上享受高雅精緻的生活方式、培育溫文爾雅的禮儀文化，成為已知世界的文明中心。在經濟文化燦爛輝煌方面，宋朝與其他大王朝相比，既非特例，也非例外。
　　第三，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初創時期一般休養生息、積累財富、培養國力，否則就會迅速敗亡。國力恢復往往導致兩種後果，一是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而對外擴張，結果勞民傷財、疲罷民力，國運由盛轉衰;二是誘發政齤治腐敗，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底層民眾無以為生，最終揭竿而起。
　　回應
　宋朝確是不貧，但是宋朝確是弱，弱在文人無骨頭。整體文人統治3集團的主流只想著富裕安康，缺乏統一山河，稱雄世界的大格局。因此拼命打壓武將，營造奢靡之風，理學興起更造成整個社會集體缺鈣，甚至成了整個民族的集體性格，為後世中華民族遭受侵略時總是出現大批漢奸埋下了伏筆。實在是悲哀。現在不少知識份子如蒙曼之流還歌頌宋朝是文人的春天，真是無聊可恥。傷了民族之脊樑而不自知。可惜了岳武穆，鈥青等體現民族之魂的英雄。最可歎，嶽飛要被移出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民族英雄之列呀。
　南、北兩宋存世320餘年，僅比東、西兩漢短70餘年；比唐、元、明、清存世時間都長。
　經濟、文化強，國力弱！
　強不強，看綜合國力，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科技、外交、經濟、貿易等，這樣看無疑強盛王朝屬漢朝與唐朝。至於四大發明那都不是是產生在宋朝，造紙在東漢，火藥和印刷術在唐朝，指南針很可能也在宋以前，只不過這些技術在宋朝時應用更廣。其實對農業發展可能起到更大作用的發明比如唐朝發明的曲轅犁和水車灌溉技術比四大發明毫不遜色。

宋朝究竟是貧弱王朝還是燦爛時代呢 2018-08-01

王安石曾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那麼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王朝宋朝究竟是怎麼樣的!
　　為什麼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
相當長時間以來，宋朝給人積貧積弱的印象。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種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他們都懷抱著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
　　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興起于慶曆新政，至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達到高潮。改革總會遇到各種阻力，有的來自作為頑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慶曆新政時期的夏竦集團;有的則來自不同改革路線的政敵，如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司馬光。
　　為了論證改革的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為改革派描述宋朝現狀的一種模式。為了製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甚至說只是僥倖沒有遇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統治早已搖搖欲墜。在一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為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宋朝以後掌握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理學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頤、朱熹等人開創的，這些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理學家倒也不一定反對富國強兵，但認為只有通過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所以理學家強調的是王安石心術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積貧積弱。
　　古代文人對於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還是大興文治，因為宋朝結束了五代的亂世，也結束了武人掌權的政治，通過科舉，將國家的治理託付給了文人，文人對此還是頗有點感激涕零的意思。當然，面對北方的強敵，宋朝在軍事上始終不佔據優勢地位，非但不能收復燕雲，甚而亡于金、元，因此批評宋朝國勢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實是“弱而不貧”，他說仁宗皇帝“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神宗皇帝則犯了“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的錯誤。

乾隆比不上雍正的三個原因 2018-04-20

乾隆是清朝比較高調的一個皇帝之一，不但是清朝歷史上最富有的皇帝。而且多次南下尋訪，賺足了全國各界的眼球。相比之下，雍正帝就很低調了，也可能也跟雍正在位期間不同有關係。乾隆在位60年、雍正在位十三年。很少人對雍正的認識都只停留在九子奪嫡的事情，知道他也發動文字獄的事情。但是沒多少人知道他的勵精圖治，全力打造了乾隆的時期盛世，沒有雍正就沒有乾隆時期的盛世。為什麼這麼說？看看以下幾點就知道了。
　　如果認真推算，雍正在位時間總共十二年零八個月。在這個十二年零八個月裡，他幾乎每天都是工作到深夜的。對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全部一清二楚。很多人說雍正殘暴，實施暴政，但其實他的暴政針對的基本都是壞人。他在位期間，從朝廷到民間，每一個人都充滿了危機感。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正是雍正良如火炬的目光，將整個國家治理得妥妥帖帖，有條不紊。
　　雍正應該是清朝最嫉貪如仇的皇帝了，當時偏遠地區連年天災，難民無數。朝廷發下賑災糧，有的貪官從中中飽私囊。雍正知道後，放出了“賑災施粥時的粥，要是插下筷子，筷子站不穩，籌辦施粥的官員馬上就要人頭落地。”嚴懲貪官。而且雍正還建立了養廉銀機制，貪官被查到後，貪官本人要問斬、他的親戚朋友全部都要被連坐，罰沒財產。而清廉的官就會被得到獎勵，獎勵是清官自己俸祿的一百多倍！反觀乾隆，反而親手養著一個最大的貪官和珅！所以說養貪為患的乾隆到死都不會懂貪官帶給一個朝廷怎麼樣的打擊。
　　雍正處理勤勉，用人也是挺特別的。據說當年有一個“掙臣”叫孫嘉淦，性格剛直不阿，多次對皇帝直言進諫。有一次孫嘉淦直接進諫叫雍正“親骨肉”，也就是對兄弟們好點。這可是雍正的禁忌！根據記載，雍正的第三子弘時是因為說了雍正殘害兄弟才被貶為庶人的。孫嘉淦竟然敢對這個事情再次提起。但是雍正並沒有因此懲罰孫嘉淦，後來還因他敢於直言讓他管銀庫去了。除此之外，雍正還任用田文鏡等等治國人才。
　　雍正在位期間僅僅十三年，卻為乾隆創下了揮霍不盡的財富。如果乾隆有雍正一半的治國能力，對貪官有雍正一半的威懾力。就不會為日後舉國受難埋下禍根了。所以說，乾隆比起雍正，乾隆真的是差遠了！

回應
1.史記中提到了夏朝和商朝2.史記寫成的時候目前絕大多數國家還是部落狀態，司馬遷可不會為了讓這些野蠻人佩服而寫3.商朝原來同樣被懷疑，但現在商朝已經被證實，一個非常成熟的國家，且所有國王的傳承和史記記載的一模一樣。4.史記上關於夏朝的國王的壽命長度和活動符合人類常態，不是神怪狀態。因此，夏朝有很高的真實性。其實作者也犯了強迫症，明明古籍就是證據，但作者一定覺得要考古出宮殿、城市才覺得是個可供目視的朝代，其實不必如此。
　其實說到文明斷代，各古文明也並沒有多少是“乾淨”的那些否定中國夏朝的，先看看自己什麼德行，拿聖經當歷史不說，反而指責別人歷史真實性
　如果《荷馬史詩》可以算史，那《封神榜》也應該算……
　人家西方就聰明啊，把原本不是歷史的東西，硬生生攛掇成歷史，為了給祖上貼金，給自身民族偽造優越感。我們倒好，正兒八經的歷史，偏偏有混蛋王八羔子疑古批古，否定自身歷史。國內那些公知，做人都不配。
http://www.guancha.cn/shichuan/2017_05_11_407820_1.shtml

小記
其實說到文明斷代，各古文明也並沒有多少是“乾淨”的。記錄古埃及王表的巴勒莫石碑、都靈王表、阿比多斯王表、卡納克王表或殘缺不全、或互相之間有出入；記錄美索不達米亞的貝羅索斯王表亡佚，留存在他人著作中的部分則顯示著作者驚人的想像力，統治者年齡動輒以萬記；至於古希臘，靠著德國傳奇考古學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對普里阿姆寶藏和邁錫尼古墓葬的發現，才證實了頗具神話色彩的《荷馬史詩》中特洛伊、邁錫尼的存在。
　　但遺憾的是，施里曼宣稱在土耳其西薩里克山找到的特洛伊的遺址，實際上一共有9層不同年代的遺址，不論是哪一層都無法和特洛伊相吻合，其後繼者亞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島對“米諾斯”文明的發掘也頗多疑點，其一些衝動、理想化的重建更是被後來的學者批評和否定，發現的線形文字A至今仍未破譯。
　　對比其他文明古國的斷代歷程，並不是要比爛，也不是要否定那些古文明的存在。只是想說史前考古和史前研究的局限性（考古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破壞，如出土秦始皇陵兵馬俑彩色的褪去，考古挖掘對地層的不可逆轉毀壞等），受制於遺跡和文獻的有限資源，史前研究很可能長期沒有突破。
　　但這並不影響史前考古的繼續發展，同樣，夏商周斷代工程有問題也不會影響中國上古考古的發展。雖然有些機構出於某些動機迫不及待要宣布一些重大的考古發現，顯得太過著急，但時間會給出最終答案。
　　最後，以中國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的一段話來結尾：夏商周考古，從其定名看就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注重“以復原王統歷史為目的的研究”，或可說是“王統的考古學”。下一步，應超越傳統的思維，以考古學為本位，構建可與全球文明史接軌的中國青銅時代研究話語體系，使研究視角與方法隨著整個中國考古學的學科轉型而得到提升。

而在國內，近十七年過去工程的繁本遲遲未能得到通過，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工程是爛尾了，也降低了之前發布的《簡本》的權威性和學術性。更何況《簡本》發布後出土的部分青銅器與其部分結論衝突，更是有點尷尬呢（朱鳳瀚發表在2007年3月《考古》雜誌上的文章〈[口乂乂見]公簋與唐伯侯於晉〉，其銘文有“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的內容，而從簋的形制與銘文字形特點來看，成器時間應在成、康、昭三王期間，但工程年表中成為在位27年，康王在位22年，昭王在位19年，無一符合）。
　　面對國內外的種種質疑，工程專家組的專家學者也有撰文回應。專家組成員、中科院陝西天文台研究員劉次沅就在《時間頻率學報》（2002 , 25 (1) :70-73）上發表文章《天再旦日食的根據與計算——對Keenan質疑的註釋》回應Douglas J. Keenan的質疑，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徐良高也發表多篇文章與蔣祖棣進行討論，專家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也在接受采訪表示，《簡本》作為一個階段性的學術成果，我們也沒有想它就此成為定論，有爭議很正常。
　　但總的來說，正如同夏商周斷代工程對自身的定位：“現有材料下的最優解”。在目前的考古發現和技術條件下，給出了一個大致的年代框架，大量資金和技術的投入也對今後的考古學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工程本身暴露出的問題（如絕對年代的把握困難很大）和取得的收穫一直在給中國考古學輸送營養。也許我們短時間內很難坐實夏朝作為一個文明的存在，中華文明也許只有3600多年，但這並不妨礙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繁衍生息，欣欣向榮。中華民族曾經經歷了太多的苦難，養成了堅忍不拔的性格。在未來，會以更加開放和自信的姿態，屹立於世界之林！

但《簡本》一經發布，即在海內外引起了爭議。某些國際學者認為該工程由中國國家科委主導，有濃厚“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搞得民族主義工程；有些學者對工程採用的方法論進行質疑，如Douglas J. Keenan在《East Asian History》（2002年，61-68頁）發表了題為（《古中國的天文編年年表沒有事實根據》）的文章質疑工程組得出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是公元前899年這一結論。
　　Douglas J. Keenan的觀點主要是“天再旦於鄭”並不能確定為日食，而且本次日食的計算正確性也存疑。
　　日本文教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的學者小澤賢二也對工程根據“歲在鶉火”而把武王伐紂年份定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評。理由是中國確定金木水火土五星為歲星的時代是在戰國時期，不能據此認為該句中的“歲”就是木星。
　　而影響最為深廣的，當屬美國斯坦福大學亞洲宗教文化中心兼職研究員、美國英特爾公司設計技術部高級工程師蔣祖棣的這篇文章《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蔣文從五個方面（古代文獻、古代天文、紀日金文和金文歷譜、14C測年、商-週考古界標）對工程的方法論進行了批評。核心點是14C測年、商-週考古界標這兩類。
首先要明確的是，14C數據並非絕對的日曆年代，而是由置信度所決定的置信區間，通常為68%，提高置信度，置信區間即日曆年代範圍也會相應地增大。《簡本》已經言明14C數據“擬合”的依據是牛津大學考古實驗室（ORAU）的OxCal程序。蔣祖棣採用不同的誤差校正程序對簡本中H18（也就文王遷豐到克商前這一期）木炭樣品所測數據進行的重新校正運算可以看出，蔣祖棣得出的置信區間遠遠大於《簡本》公佈的擬合結果。這也是蔣文抨擊工程的核心要點：OxCal程序計算的精確度備受國際14C學者的批評；且工程沒有採用誤差更小的95%置信度。而在商-週考古界標上，工程以陶器為標誌採用間隔分期而拋棄漸序分期，有違商周考古常理。

經過幾年的研究，2000年9月5日項目正式結題，同年11月專家組發布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
　　夏代年表
禹、啟、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洩、不降、扃、廑、孔甲、皋、發、桀
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夏啟立國（14代17王，共470年）
太康失國（后羿篡位）
少康復國中興
夏桀亡國（相傳為女禍，商湯滅夏）
　　商前期年表
湯、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遷殷前） 公元前1600－前1300年
　　商後期年表
盤庚（遷殷後）
小辛前1300年－前1251年在位50年
小乙
武丁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59年
祖庚
祖甲前1191年－前1148年在位44年
廩辛
康丁
武乙前1147年－前1113年在位35年
文丁前1112年－前1102年在位11年
帝乙前1101年－前1076年在位26年
帝辛（紂） 前1075年－前1046年在位30年
　　西周年表
武王前1046年－前1043年在位4年
成王前1042年－前1021年在位22年
康王前1020年－前996年在位25年
昭王前995年－前977年在位19年
穆王前976年－前922年在位55年
（共王當年改元）
共王前922年－前900年在位23年
懿王前899年－前892年在位8年
孝王前892年－前886年在位6年
夷王前885年－前878年在位8年
厲王前877年－前841年在位37年
（共和當年改元）
共和前841年－前828年在位14年
宣王前827年－前782年在位46年
幽王前781年－前771年在位11年

如果沒有上世紀初在河南安陽發現的殷墟和隨之大量出土的甲骨文、青銅器，殷商也是不能作為信史而被承認的。現在的夏朝，可以說是處於“夏墟”發現之前的不確定狀態，簡稱為薛定諤的夏朝。
　　爭議頗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然而有明確紀年的“信史”只能上溯到西周共和元年（週厲王殘暴無度，爆發了國人暴動，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共同執政，號為共和，共和元年為前841年），週厲王之前的西周歷代天子，乃至商、夏，在斷代上缺乏考古遺跡和文獻支撐，商代到西周的年代都要加個“約”。
　　為了確立上古朝代的基本年代框架，進而確定比較準確的年代，1995年秋，國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請在京有關專家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探討了進行夏商周斷代的設想。
1995年底，國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由國家科委、自然科學基金會、科學院、社科院、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同時聘請了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
1996年上半年，來自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學者工程組成了專家組，擬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並隨後得到了通過。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布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這一工程集中了9個學科12個專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九五計劃”中的一項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作為少有的社科類領銜公關的科研項目，採取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進行研究：歷史學家將以歷史文獻為基礎，把中國歷代典籍中有關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盡量收集起來，加以分析整理；天文學家要全面總結天文年代學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斷若干絕對年代，為夏商周年代確定科學準確的坐標；考古學家將對和夏商周年代有密切關係的考古遺存進行系統研究，建立相對年代系列和分期；在測年科學技術方面，主要採用碳14測年方法，包括常規法和加速器質譜計法。

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曆史？
提到中華文明，最常說到的就是“中華上下五千年”，各出版社、影視製作公司都圍繞“五千年”這個主題編寫、創作了不少圖書、動畫（雖然這些作品無一例外從神話傳說時代盤古開天闢地開始講述中華歷史）。另外我們從小到大學習的中國歷史，也都是從上古時代的三皇五帝開始，第一個朝代總是夏朝。歷史老師教授的便於記憶的順口溜，也是從夏朝開始的：
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
春秋和戰國一統秦兩漢
三分魏蜀吳兩晉前後延
南北朝並立隋唐五代傳
宋元明清後皇朝至此完
　　這樣潛移默化之下，我們自然而然形成了夏朝是中華文明的第一個朝代，中華文明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不僅延續到了現代，而且起源比其他文明要早，也比同時期其他古文明要發達的這種印象。
　　然而，我們認為板上釘釘的夏朝，在國際史學界並不那麼受待見，部分國外學者甚至懷疑夏朝作為一個國家級的文明是否真的存在，商湯代夏是否真的發生過。如果無法證明夏朝的存在，中華文明的長度就一下子縮短到了四千年以內，連個“四千年一遇的美女”稱號也要供不起了！與古埃及、兩河流域、古印度這些古文明相比更是落後了，畢竟古埃及的法老們在公元前2500年就開始建造巨大的金字塔了，這意味著同時期的古埃及文明比中華文明要發達得多。
　　國外學者質疑的主要理由是夏朝缺乏考古遺跡印證（商朝有安陽殷墟和出土的甲骨文），雖然已經發現的二里頭遺址一期至四期，其碳14檢測結果是前1750年~前1500年左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05年、2006年系統測定），時間上和文獻記載的夏代基本吻合，其中也出土了不少青銅器、陶器、玉器，以及陶器上的疑似文字——陶文。
　　二里頭文化遺址分佈
但是由於出土數量少，不像甲骨文一樣可以成系統破譯，無法證明二里頭文化是夏朝文明。部分學者還認為二里頭有可能是商早期遺址或者其他其他文明，不是我們念茲在茲的夏。而僅僅憑藉《竹書紀年》、《史記·夏本紀》、《國語》、《括地志》這類文獻中零星的記載，是不能證明夏朝的真實存在的。

逝川：國際考古學界為何不那麼待見“夏朝”？

　　最近，以色列懟上了聯合國。以總理內塔尼亞胡在2017.5.3的內閣例會上說，他已指示外交部將應向聯合國機構支付的會費削減100萬美元。
　　一向在國際社會上“有擔當”的以色列為何又對抗上了聯合國？這還得從5月2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一項有關耶路撒冷的決議說起。
　　眾所周知耶路撒冷是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聖城，而該項決議稱以色列是“佔領國”，督促以色列停止在東耶路撒冷的考古挖掘和其他工程。這裡的考古挖掘，指得就是2016年11月以色列考古部門啟動的一項為期3年的考古活動，目的是發掘尚未找到的“死海文書”……
　　死海文書指的是自1947年以來在死海附近山洞發現的一些成書距今超過兩千年的羊皮卷，裡面用希伯來文記錄了早期猶太教、基督教經文，是研究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發展史的重要文獻資料，也是確立約旦河沿岸文明史的重要註腳。
　　最近一段時間，零散的“死海文書”不時現身巴勒斯坦古玩市場，以色列懷疑有人在偷偷發掘死海文書，這促使以政府盡快採取行動。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官員阿米爾·加諾甚至表示此次發掘由以色列總理府出資支持，儘管以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方面並未立刻對此說法作出回應。
　　以色列人肯定沒有見識過西安地攤賣金縷玉衣這種陣仗，否則就不會擔心古玩市場的零散死海文書了
　　而說到考古，我國作為一個重要的文明古國，自然也有眾多文物遺存留待發掘。我們比以色列幸運的是絕大多數文物發掘點都在境內，不存在領土爭端問題；但糟糕的是上古時代留下的文獻記載太少，缺少有效的斷代支持。在當今國際學術界，除非有類似殷墟這樣的考古發現，否則夏朝的存在仍然是一件虛無縹緲的事情。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史》
問：您說過“中國是一個沒有中國史的國家”，這讓我感到震驚。
答：我講一個基本事實：中國人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寫“中國史”，早期最有名的要數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1949年以後，大陸流行的有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後來改名《中國通史》）等等，一百餘年來流行的大概有十多種吧。國外最有名的有《劍橋中國史》等等。所有這些稱為“中國史”的文獻，我注意到它們實際上都只是中國一個局部地區的歷史，而且只是中原民族、漢族和少數幾個統治民族的統治活動史，也就是說，它們都不是真正的中國史。
怎麼講呢，第一，你不能把一個局部地區說成是整個中國。
第二，中國大多數民族的歷史，在這些所謂的“中國史”裡全都是看不見的。在歷史上，很多民族是今天漢族的先祖，他們中的一些族系分支，後來融合形成了漢族。
第三，你不能用統治者的活動史來代替整個歷史。
因為上述三點，我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史》，中國是一個沒有中國史的國家。
　　問：您覺得應該怎樣去研究歷史？
答：比較客觀地去看待歷史文獻。你換一個角度去看問題，很多以前不明白的東西就迎刃而解了。研究歷史的唯一前提是對真相的追索。除此之外，我沒有什麼別的歷史觀。

問：您認為您發現了中國的起源嗎？
答：我只是在很多前人、以前的學者和科學家的大量研究基礎上，把這方面的知識往前推動了一步，對這個問題做出了一個系統的解答。
舉個例子，中國古代有一部文獻叫做《山海經》，這本書在西漢時期人們已經讀不懂了，寫《史記》的司馬遷談到這本書說，關於這本書記載的問題，他不敢討論。也就是說司馬遷已經讀不懂這本書了。剛好我的鄰居袁珂，（編者註：袁珂先生生於1916年，逝於2001年，把神話傳說當成學問來研究，是建立中國神話學的主力學者。1980年出版《山海經校注》。曾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他花了一輩子的精力在研究這本書。
但是袁珂的《山海經》註釋有一個問題，他一直沒有辦法為這本書裡面記載的地方和國家，確定一個比較準確的地理參考方位，所以他把《山海經》完全當成了一本神話學巨著來加以註釋。
我注意到這個問題後，不得不尋找讀解這本書的地理坐標。古南海在哪裡？很多人把它想像為今天的南沙群島所在的南海，我研究的結果是它在今天四川北端的若爾蓋一帶，夏代它還是一片巨大的水域，黃河和長江在那里分流。一旦知道了這樣一些地理坐標，《山海經》就是遠古時期一條條起點和終點都很明確的旅行路線記錄，是世界上第一部旅行指南。
　　我希望有人批評這本書
問：目前的歷史學家怎樣看待您的這部書？
答：你認為他們會怎麼看待這本書呢？這是一個很矛盾、很衝突的現實，這本書裡面講的很多內容，都是以前歷史學家所不知道的，你叫他們怎麼來看待這本書？今天，人類的知識和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這是一場巨大變化，而且還正在進行之中，還沒完成。
問：您自己又怎樣看？
答：我希望它能為今後的人們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現在和將來的生活和社會變遷，提供一個新的基礎。我希望有人批評它，一本書，一個人的研究、一種理論、一種思想，它總是會出錯的，當然需要批評、需要證偽。我自己都會去批評、去證偽。然後會修訂這本書。這樣我們才會真正了解中國。
　　問：《中國的起源》在學術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答：不知道啊。這些探究耗費了我年復一年的時間，在中國沒有幾個學者願意這樣去研究問題的。
我是認為世界上沒有中國史。當各種“非中國史”反反复复地把一個中國的局部當作“中國”來講述的時候，人們關於“中國”的觀念就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漸漸地喪失了關於這個國家和締造這個國家的那些偉大民族的真實記憶。

在歷史文獻、現存的古民族、我們的生活這三者之間建立正確的聯繫，這種聯繫是我們理解現實、理解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這也是很多人讀不懂古文獻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發現僰人沒有消亡
問：您發現了歷史學家漏掉了哪些歷史事實呢？
答：能不能不問這麼大的問題呀？比如在文獻裡看到的很多民族，人們認為他們早已不存在了，那隻是千年前存在的民族。但是實際上他們今天還實實在在的存在著。例如僰人，人們以為他們早就消亡了，四川的宜賓這個地名就是從僰人這個古民族而來的。我實地考察發現，這個民族現在還活著，在中國還有存在僰人的村寨，他們還傳承著自己的語言和生活。
　　各式各樣的“中國史”只是局部的歷史
問：《中國的起源》這一書名，是不是在暗示“很多人不知道中國是怎樣起源”的？
答：是不知道啊！你拿一張中國地圖仔細看一看，就應該明白。因為以前各種各樣的“中國史”，講述的主要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包括長江中下游流域這樣一個中國的局部地區的歷史。這個區域之外的中國，基本上不在人們的歷史講述範圍以內。但是古代中國人的活動範圍，是從今天的西伯利亞到外蒙古一直到內蒙到長江到雲南，這是一個很大的活動區域和文化區域。
中國是一個面積很大的、基因和文明在最近幾萬年裡沒有中斷的人類族群共同體。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在這個區域內遷徙和交融，古人是在遷徙中生活的，不是永遠在一個地方呆著生活的。而各式各樣的“中國史”，只講述了其中很小一個局部的歷史。
　　《山海經》是世界上第一部旅行指南
問：可不可以最簡單地說一說中國的起源？
答：中國的人類活動已知最早出現地是在雲南。在距今兩百萬年左右已經開始了明顯的向北方擴散和遷徙，在長江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三峽地區，出現了人類活動的遺跡。到距今70－20萬年前後的這一時期，已經分佈到從西伯利亞到南海這一廣大地區。到12000年前，開始進入農業文明時代，現在人類的農業文明時代，是以中國人的活動為坐標的。到距今9000多年前至6000多年前，中國人創造了文字、有了我們今天還能見到的大的民族和族系。然後，我們在文獻記載中，看到有中央政府一類的國家組織的活動，中國進入了有文獻記載的炎黃時期。這時中國的文明中心區，大致在今四川北部至貝加爾湖地區至東海這樣一個範圍。

答：在中學歷史教科書裡，說是孔子創立了儒學，而且全世界的學者都相信這回事兒，儒學的英文叫Confucianism，就是孔子主義。我想說的是，孔子什麼時候創立過儒學？回到2600年前，你對孔子說他創立了儒學，孔子可能會嚇暈倒。我在書裡簡略的講了一下儒學的歷史，我給儒學學者大致上分了個代，孔子應該列為第二代的儒。孔子是遠古傳承的儒學文化的傳承和講述者。我不以為我在“挑戰”誰，我只是想要探索和講述最基本的事實和真相。
　　“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假的
問：您提到中國的歷史很多是虛構，為什麼這樣說？秦始皇統一中國總該是真的了吧？
答：這也是假的。雖然平常大家都說“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普遍信以為真，但事實上，秦始皇從來沒有統一過中國。秦始皇只是佔領了中原六國加上楚國這樣幾個國家的大部分地盤，建立了一個只有15年時間的很短命的王朝，在這個很短的時間裡還有很多人在反抗他。今天的北京是秦朝的東北邊疆，而遠在西周時期，中央政府下轄邦國的疆域也達到今天的黑龍江以北。今四川大部分地區、雲南、貴州、廣西等，都跟秦朝沒關係。
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秦始皇從來沒有統一過中國，他只是在短暫時期裡佔領了中原六國和楚國，也就是佔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而已，只是中國的一個局部。
　　我們的知識體系裡缺乏實地考察
問：您好像打擊了很多歷史學家，是這樣嗎？
答：科學和知識不存在誰打擊誰、否定誰這樣的問題。科學的使命就是描述事實和真相。以人類的智力來說，這一定會出錯，錯了就需要改，所以科學和知識的發展，在很多時候就表現為對錯誤的確認和修正。
問：您覺得我們的知識裡有那麼多錯，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答：這就比較複雜了。還是舉個例來說吧，中國研究歷史的，他們不太做實地考察，主要在二十四史這樣的文字記載裡去構建中國的歷史，後來又加上了發掘古墓、古遺址的知識。這就構成了一個知識系統。但我認為這個系統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深入的實地考察，是突破這種局限的一個有效方式。
我走了幾萬公里的路，例如從現在中國西南端的勐臘，一個山寨一個山寨地走，一直到雲南最西北端的獨龍河谷，再向北，唐古拉山、崑崙山，再往北，到新疆的天山、伊犁河流域等。到這些地方，我需要和現存的一個個的古民族直接接觸，了解他們的文明和歷史，結果發現與漢字傳承的古文獻有驚人的對應關係。

1998年他出版了他的哲學代表作《有限的智慧》和《文明的重建》。2000年以後他參與了很多推動社會發展的活動。在最近十餘年裡他重新讀解了《尚書•虞夏書》等遠古文獻，提出《尚書》是用古雅語記述的官方文獻，他還發掘出大量早已被人們遺忘的中國遠古民族和部族的文明和歷史。例如，他在《古滇國行考》中《古和人與黑齒的歷史》一節中，證實日本人及日本文化主要起源為遠古和人民族和黑齒民族的分支。2008年汶川發生地震，他深入災區做義工。
　　他用大量的寫作、設計、活動來「喚醒人們的智慧和時間」，但他在一首長詩《夢華煙逝的滄桑》中自述說：「你是一個不曾被時間喚醒的人/你睡眠以無垠的水留住夢華煙逝的滄桑」。
　　書中提出，人類面對三種歷史，一是進化論的歷史，是線性的進步。二是王朝史，是統治者的疊代。三是口述史，從西方的《伊利亞特》到東方的《格薩爾王》，都是活生生的歷史。我們相信哪一種?沒有真相哪有真知，沒有史實焉有史識?實際上，歷史成為統治者的歷史，成為粉飾統治的工具，成為強化專制的手段。因為顛覆，所以會有大把的人反對，尤其是權威的歷史學家，這本書動搖了他們的根本。然而也有聰明人，知道越反對反而越被動，所以淡化，邊緣化，非專業化，一頂帽子就夠了。
　　我的感慨不僅在於書中的觀點，一是超越了傳統的方法，跨界研究。二是超越了傳統的史論，甚至大禹治水都被否定。三是超越了中原，而是在真正的區域範圍內論述中華文明。進一步的感慨是怎麼會產生這樣的學者，也難怪，不是史學科班出身，又是在不同的環境裡，沒有傳統的約束，不用參加各種運動，但另一方面，顯然是運動出身，否則沒有這樣深沉的判斷。
　　中國的起源，從大尺度來看，是地理決定;從中尺度來看，是環境決定;從小尺度來看，是技術決定。政治家永遠是過客，老百姓永遠是看客。費孝通先生曾有一句名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但在那個時代和環境之下，老先生無法展開。今天說，紛紛擾擾求生存，渾然一體出中國。

對話朱小豐：為什麼我說“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假的2016-04-06黃微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朱小豐的著作《中國的起源》，堪稱近年來一部顛覆了很多人認知的文化讀物。朱先生為什麼會寫這樣一本著作？為此我特意採訪了他。
　　孔子只是第二代的儒
問：朱老師，您好！您在《中國的起源》中提到，孔子根本沒有創立儒學？您這樣說是在挑戰整個學術界嗎？

讀《中國的起源》 2015-05-27魏小安

偶然在書評上看到《中國的起源》一書，買來一讀，實為大書，顛覆了傳統的中國歷史，條分縷析，重新爬梳了一遍。上古時期的中國如何?中華文明如何起源?漢族以前是什麼人?《山海經》、《竹書紀年》是傳說還是歷史記載?炎帝、皇帝、蚩尤究竟是什麼關係?各個民族如何變遷?一系列的問題在作者的筆下，在對各種考古發現的重新解讀之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觀點，甚至結論。
　　何人有此研究，何人出此大書?網上一查，朱小豐，詩人、作家、美學家、當代思想家。他用詩淋漓盡致地揭示中國人內心糾結的文化與夢想，探究漢語和漢文字表現力不可思議的極致，展示人類內心的幽暗與智慧光芒。
　　他出版的幾百首詩中每一首都如此不同，以至我們無法選任何一首詩說這是他的「代表作。」但我們可以認為《鏡中敘事》和《夢華煙逝的滄桑》這兩本詩集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穿越了時間，從遠古到現在與未來，從東方到西方。
　　1985年至1986年，他的《論美學作為科學》一文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中國美學的奠基人朱光潛先生躺在病床上寫下對此文的關注和評論，錢偉長先生在全國講習班上介紹了這篇文章。
　　1987年，朱小豐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的電影美學專著《現代電影美學導論》，1988至1989年他在傅元天、張元和、任法融等大量道教人士和李遠國等道教學者的支持下，編寫並導演了中國第一部全面記錄中國道教歷史與現狀的文獻電視片《中國道教文化》，啟動了《中華文明》大型系列影視的製作，任總導演。
　　1991年起他組織了大量的實地科學和文化考察研究活動，提出應該重新認識中國的文明、改寫中國的歷史。1995年他與美國的貝特西•達蒙女士在成都共同主持了第一屆「水的保衛者」活動，行為藝術與裝置藝術從此在中國成為合法的藝術活動。1996年他又與貝特西在拉薩主持了第二屆「水的保衛者」活動，二人又在成都組織了「活水公園」的設計建造。

第七章中原民族和王朝的形成和發展
炎、黃、五帝時期
黃帝
五帝時期
少吳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中國農業文明的四個時期
夏商周三代中原民族形成
夏（約西元前2070—1600）
商（約西元前1600—1046）
西周（約西元前1046—前770）
　　第八章漢族形成和中國的形成
春秋戰國
中原民族與南方古民族的融合
吳國
越國
楚國
文字語言思想與學說
管仲（約西元前725—前645）
老子（約西元前6世紀後期、5世紀初）
孔子（西元前551—前479）
墨子（約西元前480—前405）
扁鵲（約西元前407—前310）
公孫龍子（約西元前320—前250之間）
對長江以南生態環境資源的消耗
秦朝
倉吾人和秦國
朝：中國歷史的恥辱
西漢漢民族形成和中國統一
西漢（西元前202—西元9）
漢民族形成
文化框架重建
國土疆域的基本定型
南疆
北疆
西南古民族區域與藏族起源
結束語中國的名號

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中國史
這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中國史，一本值得花很多時間去仔細閱讀的巨著。我的美國教授告訴我說：不讀這本書，不知道什麼是中國文化。這本書發掘出了中華民族的先祖們久已被遺忘的歷史，我們身為炎黃子孫，應該感到慚愧。
這本書對人類起源“出非洲說”提出全面挑戰，提出了一套關於人類起源的全新的學說。最令人震撼的是書中對中國遠古民族大遷徙過程的發現，很多世界上以前不知道的各個中國民族的歷史因此被揭示出來，成為輝煌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我們行走於歷史之中，感受到那種洶湧的力量。
這本講述真相的書，會讓那些靠謊言維生的人感到卑劣和憤怒。
但是，我們的世界如果要有意義，就必須學習尊重和敬畏真相。郭沫若的《中國史綱》、範文瀾的《中國通史》，錢穆的中國史，跟這本書比起來，我的一個懂一些歷史的朋友說：“全都變成了笑話。”
這是一場知識革命。
我在讀這本書，我在想我的血液裡，是否流著傣族和哈尼族的血。

第三章文明與製度
人類文化的起源和本性
語言與文字
一、古彝語 代
二、雅語時代
三、漢語時代
社會城市製度
一、河姆渡遺址
二、牛河梁遺址群與紅山文化
三、大汶口遺址
四、良渚遺址群
禪讓製度
中國曆法和時間制度的演進
堯、舜的年齡和年代
典冊制度
姓名制度和服裝製度
　　第四章古國古族古地一：民族大遷徙
生態環境驟變與中國文明的關係
地理坐標的尋找古南海何在？
和人民族的遷徙
和人南遷部成為雲南和東南亞的哈尼族
東遷部成為日本和族
黑齒的源流及遷移
景頗族與景人南遷
三苗和歡兜南遷
三星堆解
　　第五章古國古族古地二
瑤族和瑤人南遷
巴人與巴國
巴的語義
一、巫人時期
二、東土巴國時期
三、川江巴國時期
四、後巴國時期
寯人水族四位君長與杜宇帝國
開明人及開明國
　　第六章古國古族古地三
古民族遷徙通道
最初的滇國
傣族
大夜郎聯邦
僰人、笮人與普米族
古白子國和白族
古朱提國
古堂瑯國
小滇國
昆明人
田句町國
革家人
小滇國西部邊疆
哀牢國最後的古民族聯邦國
北方的古民族
匈奴
吐火羅
丁零與維吾爾等民族的起源
肅慎
室韋

中國的起源
作者: 朱小豐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4-7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巨著，是一部找對了人、寫對了的書。作者半生的研究和才學，盡付此書之中。他從小研讀古籍，但從不死讀書；他進行廣泛的田野考察，但從不孤立地看待事件；他追踪少數民族的歷史多年，曾獲得敲鑼打鼓的上門致謝，因為他的田野考察結合中原史籍的解讀從另一面印證了口頭流傳幾千年的少數民族史詩，那是他們民族的歷史，上溯四五千年，他們也是中原民族的先祖，卻從沒得到傲慢僵化的中原書面歷史學家的一瞥；他熟悉考古的歷史和現狀，隨時關注世界範圍內的考古新發現；他崇尚立論的科學性，從不臆斷、憑想像來解讀歷史，但是他在遠古文獻和考古發現之間建立合理的通道，例如，把紅山文化和黃帝部族聯盟聯繫起來的精彩解讀，這種基於實證的立論，稍帶令人信服的想像力，幫我們撩開遠古的迷霧，看到一些謎團似乎露出了清晰的輪廓，這是令人興奮的體驗。比如著名的三星堆文物，很多只會讀書面歷史的人簡直以為是外星...
　　作者簡介
朱小豐，四川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當代哲學家、人類學家、中國文化專家。主要著述有：《現代電影美學導論》，《有限的智慧》，《文明的重建》，《夢華煙逝的滄桑》，《中國道教文化》等專著，及《巴國史綱》、《古滇國行考》、《屈原身世考》、《金剛經研究》、《藝術與人類文明起源探測》、《哲學的起源與理性文明》、《論尚書虞夏書》、《論尚書虞夏書中的晚出文字》、《談電影導演與電視導演的不同》、《什麼是電影》等數十篇論文。編導有大型影視文獻系列《中華文明》，任總導演。主持過長江源頭國際綜合考察；曾多次主持國際科學和文化活動及工程；在國務院39部、委、局聯合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成就大圖典》中任編委會副主任委員。
　　目錄
　　第一章最初的起源：人種文明部族
人種起源
第一種基於基因理論
第二種基於古人類學實地考證
夏娃前時期
夏娃後時期
人種起源共源發生說
文明起源和部族起源
　　第二章遷徙創造民族和國家
狩獵與採集族群及其文明形成：第一次遷徙
第四紀冰川冰期的寒冷給人類帶來了兩個重大變化
遷徙、語言、中樞神經系統的改變
狩獵與採集文明
農業文明崛起
農業文明的代價
創造民族和國家：第二次遷徙
一、賈湖遺址
二、裴李崗遺址
三、小黃山遺址
四、興隆窪遺址與查海遺址
五、大地灣遺址
六、高廟遺址
七、城頭山遺址

第三個問題是“公”領域。羅威廉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公眾利益為名開辦並給予正當性的各種事務（如慈善、防衛、基建、商業行會）突然發展，開始在地方蔓延，雖然這可以視為“國家擴張的偽裝方式”，但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使得國、共兩黨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需要對這些領域重申控制的必要。那麼，這是真正意義上（如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嗎？它在清朝之後的中國發展狀況如何？它在當代中國又將是個怎樣的命運？
走出帝制之後的中國，似乎仍然殘留著帝制時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值得繼續深思。若干年前，孔飛力曾經在《現代中國的起源》（Originsof the Modern ChineseState）一書中試圖解答這些問題，但是，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最終解答，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和更多的努力。
　　近些年來，東洋學者撰寫的中國史，較新的如講談社之“中國史”系列，較舊的如宮崎市定之《中國史》等，都已經翻譯出版，並且引起中國讀書界的熱烈反應。我聽說，引起熱議的原因，主要是它們不同於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這讓看慣或讀厭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了驚奇和興味。那麼，現在西洋學者撰寫的這一套“哈佛帝制中國史”書係呢？人們常引蘇東坡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來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觀察各有所得，如果說，日本學者對中國史是“橫看成嶺”，那麼，西洋學者編纂的這套“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是否也會“側看成峰”，並且引發中國讀者新的思考和議論呢？
　　2016年7月18日初稿於上海，8月14日修訂於芝加哥。
本文刊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399期，原題為《側看成峰？》，2016年9月25日出版。

而在《元明》卷對蒙元敘述過少，與當下蒙元史作為世界史的熱潮相左，這一做法令人疑惑；而在有關王陽明與“大禮議”關係的論述中，作者似乎認為，由於王陽明支持嘉靖尊生父而使得王陽明之學得以興盛，這一論述根據也許並不充分，結論也稍顯簡單，因為事實上，嘉靖皇帝並未因為王陽明和他的弟子在“大禮議”中的立場，而改變禁止“王學”的政策；至於《清代》這一卷中，羅威廉對費正清朝貢體系的批評似乎也不能說服我，尤其是他用來批評費正清之說而舉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國和朝鮮、越南在“引渡與邊界”方面“基於對等主權國家的模式”，這一說法恐怕缺乏歷史證據。當然，這些並不重要，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會留下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斷重寫的意義所在，歷史不可能終結於某一次寫作。正如前面我所說的，這六卷帝制中國史新書，即使僅僅在思路的啟迪上，就已經很有價值了。
“帝制時代”在1911年結束，這套從秦漢開始的六卷本“帝制中國史”也在清朝結束之後畫上句號，但掩捲而思，似乎這又不是一個句號，而是省略號。為什麼？請看羅威廉在最後一卷《結論》中提出了“帝制中國”留下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國家。他說，“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但是，此後從“帝制中國”轉型來的“現代中國”，也面臨清朝遺留的種種問題，他追問道，現代中國將如何維持這個多民族國家，如何解決蒙古人、滿洲人、藏人、穆斯林的分離主義趨向？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他說，清王朝是一個省錢的小政府，很多政府工作“轉包”給了當地精英（士紳、鄉村領袖、地方武力領導以及商業上的中介者）、團體（宗族、村莊、行會） 。但是，當十九世紀清政府面臨國際侵略和內部問題時，“在這種競爭環境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國家機器似乎就成為必要”。這也許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後見之明”，抑或是為龐大的現代中國政府上溯源頭，那麼，這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政府”將給現代中國帶來什麼後果？

如卜正民關於哥倫布與鄭和航海的比較，就批評一些趨新學者把鄭和當作探險家，並且比作哥倫布的說法。他指出，哥倫布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險，而是經濟利益，而鄭和的目的是外交，即“不是一個為了在海上發現新世界的職業探險家，而是一個皇室僕人為了達成一個僭位稱帝者的迫切心願——獲得外交承認”，因而這兩個同樣是航海的世界性事件，引出的歷史結果大不相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中學到歐美學者在歷史中說故事的本事，自從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敘事的複興》（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History）以來，西方學者對歷史如何敘事，重新有了更大的興趣，而卜正民正是這一方面的高手，在《元明》卷中，他彷彿講故事一樣的方式對元明兩代歷史的敘述，會讓我們想一想，中國通史著作非得一本正經地寫得教條而枯燥嗎？
毫無疑問，這套書也有我不能完全贊同的一些地方。作為一個中國歷史研究者，閱讀之後也有我的疑惑。首先，從文獻資料上說，我要指出的是這套書有的部分雖然開掘了若干邊緣文獻，但有時不免過於輕忽主流歷史文獻（比如二十四史、通鑑、十通等等）的引證，甚至有一些常見的正史文獻要從今人（如唐長孺）的著作中轉引，這是中國學者難以理解的；而從學術論著之參考上說，對近年中國學界的論述仍然較為忽略，以中古史為例，雖然陳寅恪、郭沫若、唐長孺、王仲犖、韓國磐等人的著作時有引述，但是，顯然對近年以來中國學者的新研究了解相當不足，即以北朝之“子貴母死”一事為例，作者沒有提及田餘慶精彩的研究就是一例；其次，我也要說，如果以較嚴格的水準來衡量，書中有些論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還有疑問的地方，比如，《南北朝》卷對中古時期的佛教與道教論述，似乎略有問題，至於《唐代》卷說“隋唐佛教最終分成了四個宗派”（天台、華嚴、禪和淨土），這更是不太可靠；《宋代》卷雖然注意到宋真宗時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但遺憾的是，這裡並沒有深入分析為什麼這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實，可能更應當指出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兩個半世紀之間出現的胡漢、南北、儒佛、君臣四大關係的新變化；再比如，對宋代儒學從反官僚體製到融入意識形態主流的曲折變化及其政治背景，似乎簡略或者簡單了一些，讓人感到對理學的敘述深度不足；

元明兩代共同塑造了中國的專制政體，將中國社會解體，重新以家族為中心聚合起來；並且為更好地積聚商業財富而重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別闢蹊徑，不僅把社會結構（《家族》）、自然環境（《經濟與生態》）、宗教信仰（《信仰》）、物質文化（《物華》）以及外部世界（《南海》）各列一章，而且特別指出“這兩個朝代所在的時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氣象史專家所說的小冰川期（theLittle IceAge）”，因此他特別詳細地敘述了自然災害——飢荒、洪水、乾旱、颶風、蝗蟲、流行病。從這裡，讀者或許可以看到他對元明兩代歷史的新認識。同樣，對清代歷史來說，我們也可以注意，為什麼羅威廉在《治理》這一章中那麼重視“理藩院”、“內務府”和“軍機處”這三個他所謂的“創新”？因為這三個“創新”，其實就是“管理”、“保護”和“控制”，它指向清王朝政治統治最重要的三個方面：一是對漢族中國本部十八省之外的管理（大清帝國的多民族與大疆域），二是對皇帝個人及其有關家族的保護（異族統治者的利益和權力保證），三是滿洲統治者對核心權力包括軍事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高度控制。
這也許是理解清朝作為一個“帝國”的關鍵？
這套“帝制中國史書系”，值得擊節讚賞的地方很多。比如，我們常常以為歐美學者總是習慣追隨新理論，但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新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限度，也有相當清楚的認識。舉一個例子，我很贊成《清代》卷中羅威廉的一個批評，他說，一種所謂“後殖民主義”觀點指責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精英，說他們總是認為中國應當走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道路，因而這一思想便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部分原因。羅威廉冷靜地指出，這一說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勝，但需要記得，晚清的中國精英們沒有這樣奢侈的後見之明。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為了國家能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存活，把他們的政體重建成有力的西式民族國家，確為當務之急”，這才是同情理解歷史的態度；再舉一個例子，在討論中國史的時候，這些來自西方的學者總能不時引入世界或亞洲背景，使中國史超越現代中國的“國境”，與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對照，因此對一些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斷，與那些盲目相信“中國崛起”可以“統治世界”，因而對中國歷史做出迎合時勢的新解釋的學者不同。

而對明代政治，卜正民更指出，當年牟復禮（Frederick W.Mote）曾經認為，明代是宋朝皇帝與蒙古大汗兩種傳統的結合，蒙古野蠻化把帝制中大部分對皇權的限制都摧毀了，這就形成明代所謂的“專制統治”（despotism）；而范德（EdwardFarmer）則更有“獨裁統治”（autocracy）的說法，把明代這一政治特點從制度設計層面提出來；接著賀凱（ Charles O.Hucker）又以胡惟庸案為個案，討論了明代初期皇權壓倒相權的過程，以及“靖難之役”使得皇權進一步加強。這樣，我們大體上知道美國的中國學界對“專制”這一問題的討論經過，也知道了有關明代“專制”研究，美國與中國學者的差異在哪裡。
　　讀者不妨稍微注意他們觀察中國歷史時的聚焦點。前三卷中有個做法很好，撰寫者常常會將他關注的議題開列出來，使我們一目了然。例如對秦漢，他關注：（一）在帝國秩序之下逐漸式微，但並未被完全消除的地域文化；（二）以皇帝個人為中心的政治結構之強化；（三）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礎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國家操控的（state-sponsored）、鞏固帝國存在的文學經典；（四）帝國內部的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對帝國邊緣族群所開展的軍事活動；（五）農村地區富裕的世家大族的興旺。對南北朝，作者說明這一時期的歷史重心應當是：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新的社會精英，世襲制的軍事人口和新的軍事組織，影響後世的宗教使中國不再嚴格按社會與政治來劃分人群，等等。對唐代，他關注唐宋政治與文化的轉型、中國地理格局的再變化、商人與外部世界、城市中的商業與貿易引起的文化與文學變化；而在卜正民所撰寫的《元明》一卷中，雖然並不像前幾卷那樣明說要點，但他一方面說，“我們只需舉出元明史上的兩大主題——獨裁制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見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時期，它們在質和量上已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因此，他“沒有把它（1368年元明易代）當作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而是連接兩段歷史的紐帶。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亂，確實終止了蒙古人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遺產得以歷數百年而傳承不絕。

說到“複雜”，對中國讀者來說，最為重要的當然就是“問題複雜”。所謂“問題複雜”，說到底是一個觀察歷史的立場、角度和方法的變動與多元。二十世紀以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現代史學比起傳統史學來，不僅增加了“古今”、“東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進化的觀念代替循環的觀念，以平民的歷史代替帝王的歷史，打破原來的經史子集知識分類，使其轉化為現代的文史哲學科，在文獻之外增加了考古發掘與田野調查，對歷史資料進行客觀的審視和嚴格的批判。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本質與建構、想像與敘述、後殖民與後現代，以及帝國與國家、國別與區域、物質與文化、疾病與性別等，五花八門的新觀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國”與“歷史”不得不被拿出來重新認識，因此，這一套帝制中國史書系中涉及的很多新說，也呈現了晚近理論和方法的變化，這或許也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我一直強調學術史要“別同異”。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我們特別要注意它自身隱含的政治、學術和思想背景，千萬別把他們研究“中國史”和我們研究“中國史”都用一個尺碼評判或剪裁。有人誤讀我的說法，以為我是把海外中國學看成“異己之學”，將海外學者“視為另類”，其實不然，恰恰是因為他們與我們所研究的“中國”不同，所以，我才認為特別要重視這個“異”。透過海外中國學家對“中國/歷史”的敘述，我們不僅能看到“異域之眼”中的“中國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國史”背後的理論變化，也能看到重寫“中國史”背後的世界史/全球史背景。其實，當他們用流行於西方的歷史觀念和敘述方法來重新撰寫中國史的時候，另一個“世界中的中國史”就產生了。
如果他們和我們一樣，那麼，我們還能從他們那裡學什麼？他山之石才可以攻錯，有所差異才互相砥礪。總是說“和而不同”的中國學者，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卻沒有“和”。所謂“和”應當是“理解”，即理解這種歷史觀念的“不同”。中國讀者可以從這些看似差異的敘述中，了解歐美中國歷史研究的一般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些頗為異樣的思路之來龍去脈。比如《宋代》卷中，在提及歐美有關宋代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時，作者列舉了賈志揚（JohnW. Chaffee）、李弘琪、柯睿格（E． A． Kracke）、郝若貝（RobertHartwell）的研究；在有關宋代日常生活儀禮的研究中，則介紹了華琛（JamesL.Watson）、伊沛霞、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柏清韻（Bettine Birge）、埃琛巴赫（Ebnervon Eschenbach）的成果。

但在這套書中，我們則看到當下國際歷史學界風起雲湧的環境氣候、性別醫療、社會生活、物質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種角度，越來越多進入了歷史。雖然這套書還不能說已經是“複線”的中國史，但它多少也改變了以往“單線”的書寫方式。例如，在幾乎每一卷中，都專門設有一章討論社會史意義上有關宗族、親屬、性別、日常禮儀的內容（如秦漢卷第七章《宗族》、南北朝卷第七章《重新定義親屬關係》、唐代卷第七章《宗族關係》、宋代卷第七章《人生禮儀》與第十二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元明卷第六章《家族》、清代卷第四章《社會》），其中，像《秦漢》卷第七章《宗族》一節中藉用韓獻博（BretHinsch）、司馬安（Anne BehnkeKinney）的研究，對秦漢女性與兒童的敘述，不僅展示了秦漢女性在宗族組織和社會生活中的狀況，而且也討論了女性在政治權力角逐中的作用，不僅討論了秦漢帝國兒童的生命、壽夭、健康，還通過兒童討論了“孝道”與“政治”，這是過去各種通史著作很少有的；《宋代》卷第十二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則體現了當下社會生活與物質文化研究的趨向，其中運用考古、圖像與邊緣文獻講述有關衛生、裝扮、保健與福利的情況，比過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體和生動的宋代生活場景，使歷史不再是嚴肅卻刻板的單一向度。在這裡，物質文化史的影響痕跡也相當明顯，前述《元明》卷對“物華”即文物、書籍、家具、瓷器、書畫以及欣賞品位與商品市場的描述，都是過去中國的中國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見的。特別是環境史，眾所周知，氣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竺可楨就陸續寫出了傑出的論文《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1925）、《中國歷史時代之氣候變遷》（1933）、《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氣候對北方游牧民族遷移和南侵的影響外，我們的通史著作並不那麼注意環境與氣候在政治史上的意義，卜正民所寫的《元明》一卷，卻用“小冰川時代”這一因素，貫串了整個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的中國歷史。儘管這套通史中所謂“小冰川時期”與竺可楨的說法有些差異，元明部分關於“小冰川時代”（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與宋代部分對“小冰川時代”（十世紀末到十二世紀）的界定也有些衝突，有的證據（如用明代繪畫中的《雪景圖》證明氣候變化）也多少有些疑問，但是，把這一點真正有效地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並作為政治變化的重大因素，確實是令人大開眼界，也使得歷史本身和觀察歷史都變得複雜化了。

而庫恩所寫的《宋代》卷討論遼金的佛教，也能夠引入諸如房山雲居寺、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應縣木塔等考古與建築資料；特別是，往往眼光不同，選擇的史料就不同，卜正民撰寫的《元明》一卷，不僅用了《天中記》這樣過去通史一般很少用的邊緣史料來作為貫穿整個明史敘述的骨架，而且用了嚴嵩籍沒時的財產簿、《吳氏分家簿》《餘廷樞等立分單鬮書》《孫時立鬮書》《休寧程虛宇立分書》以及耶穌會士被沒收的物品記錄等，討論明代各種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的家當，讓讀者更直觀地感受到，明代各種階層與各色人等的一般經濟狀況；同樣，他還用《塞爾登地圖》等新發現和《順風相送》《東西洋考》等舊史料，來討論南海以及貿易往來；更特別設立《物華》一章來實踐物質文化史，討論文物、家具、書籍、瓷器、書畫，討論當時文人的藝術品位、文化修養與藝術商品和市場問題，因此，過去一般通史寫作中不太使用的《長物誌》《格古要論》《味水軒日記》之類的邊緣史料（當然，如果研究藝術、物質、文化的著作，會常常使用它們）就成為重要史料。這裡顯示出他對史料有著別具一格的判斷、理解和解釋。
當然，作為西方學者，他們常常能夠以西方歷史作為​​背景，時時引入歐洲資料與中文文獻互相參照，這就更擴大了史料邊界。
歐美學者寫中國通史，當然與中國學者不同；二十一世紀寫中國通史，當然也與二十世紀不同。以往，中國的中國通史，基本上會以政治史為主要脈絡，因此，政治、經濟、軍事等關係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歷史敘述中總是佔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領域大體上只是依附在這個主軸上。儘管從梁啟超的《新史學》和《中國史緒論》開始，中國通史寫作就一直試圖改變這種歷史敘述的方式，但總體變化似乎並不大。
在寫這篇序文的時候，我正準備和日本、韓國的幾位學者討論國別史與東亞史之間的敘事差異，因此，恰好在翻閱以前中國編纂的一些通史著作。從晚清民國流行的夏曾佑、繆鳳林、錢穆，到1949年以後成為主流的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白壽彝，也包括各種通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我注意到，各種中國學者撰寫的通史，大體都是一根主線（政治與事件）、若干支流（社會經濟、對外關係、思想文化），歷史主線與各種支流在書中所佔的比重大體固定。

儘管卜正民認為明朝仍然只是一個“國家經濟體”，但是，他也看到了越來越影響世界的“南海世界經濟體”在那個時代的意義。
同樣，把全球史視角引入晚期帝制中國研究的“新清史”，也刺激了這一清朝歷史書寫的轉向，在《清代》這一卷中，羅威廉列舉出近年清史研究的三個轉向，除了“社會史轉向”之外，“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佔了兩個，而這兩個轉向，都使得中國/大清歷史不得不突破以漢族中國為中心的寫法，擴大歷史書寫的空間視野。正如羅威廉引用孔飛力（Philip A.Kuhn）的話所說的，“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在這種全球史視野中，歐美學者“不再將中國描寫成（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或一個特例，而是（把清帝國看成）眾多在大致上相同時期之歐亞大陸興起的數個近代早期帝國之一”，並且特別注意的是“並非帝國間的差異，而是其帝國野心的共同特徵：在廣大範圍內施行集權管理的能力、精心經營的多元族群共存與超越國族邊界，以及同樣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間擴張”。他們不僅把清帝國放在與同時代的歐亞帝國（如英、法、俄、奧斯曼）對照之中，也把清帝國越來越擴大的“四裔”安放在歷史書寫的顯要位置，這樣才能理解他在《結論》中說的，“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族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表面上看，“史料增多”這一點，在這一套書中似乎並不明顯，但閱讀中我們也常常有意外驚喜。毫無疑問，中國學者可以先接觸新近的考古發掘、簡帛文書、各種檔案，這一點歐美學者並沒有優勢。但問題是，新發現需要新解釋，缺乏新的觀察角度、敘述方式和論述立場，新材料帶來的有時候只是“增量”而不是“質變”，並不能使歷史“舊貌換新顏”。西方學者雖然不一定能夠看到最多或最新的資料，但他們善於解釋這些新史料，並且有機地用於歷史敘述。比如，陸威儀撰寫《秦漢》卷，就能夠使用各種簡帛資料（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居延漢簡），其中《法律》一章，基本上要依賴睡虎地、張家山等出土文獻；

而羅威廉撰寫的《清代》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專列《帝國擴張》一節，濃墨重彩地敘述了大清帝國的疆域擴張，正如他所說，當這個帝國“在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個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傳統“中國”在帝制時代的這些變化，換句話說是“中國地理的定義與再定義”，應當就是這套歷史書的一個主軸。
這當然也帶來了“空間放大”。在現代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變化中，“空間放大”即歷史研究超越漢族中國或中央王朝的疆域，是一個很明顯的特徵。但是，這不僅是“中國”/“帝制中國”的空間在擴大，而是說，理解這個變化的“中國”就不得不了解“周邊”，把歷史中國放在亞洲背景之中，這或許是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應有的趨勢。十九世紀末以來，隨著道光、咸豐兩朝有關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以及歐洲和日本學者對“四裔之學”的重視，到了二十世紀，中國“周邊”的歷史地理逐漸被納入中國史研究的視野，滿、蒙、回、藏、鮮、苗以及各種邊緣區域、民族與文化的文獻、語言、歷史、田野研究，使得有關“中國”的歷史研究發生了深刻變化。當然，二十一世紀更引人注目的變化，則是“全球史”的流行。中國學界常常引用梁啟超所謂“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這種自我認識三階段的說法，來證明我們也一樣接受全球史，但在真正書寫中國史的時候，卻常常“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就像我們的歷史系總是有“世界史”和“中國史”兩個專業一樣，甚至我們的各種中國史也對“邊緣的”和“域外的”歷史關注很少。這套書的撰寫者都來自歐美，當然身在全球史潮流之中，主編卜正民教授本人就是全球史的身體力行者，他的《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Hat）、《塞爾登的中國地圖》（Mr. Selden's Map ofChina）等著作，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全球史的傑作。因此，這一套書雖然說是“中國”的歷史，卻特別注意到“周邊”。卜正民自己撰寫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設立一章討論“南海”，通過《順風相送》《塞爾登地圖》《東西洋考》等新舊文獻，“講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正如《塞爾登地圖》不再以大明為中心，而以南海為中心一樣，一個十五、十六世紀的海洋貿易圈，把中國、日本、菲律賓、印度，甚至歐洲連在一起，呈現了一個全球史中的大明帝國。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界有一種不斷發掘歷史、把“我們的中國”向上追溯的潮流，從官方推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於考古發掘而重新認識“最初的中國”，這裡面當然有相當複雜的動機和背景，不過，越追越早的歷史也碰到一個理論與方法的瓶頸，這就是原本“滿天星斗”的邦國，什麼時候才可以算內在同一的“中國”？在什麼樣的歷史形態下，那片廣袤區域才有了一個“中國”共識？這套“帝制中國史”用了“帝制”這個概念，把這個問題放在括號中擱置下來暫緩判斷，無疑是聰明的方案。當然，帝制中國是一個“帝國”，既然作為“帝國”，秦漢疆域內仍然有著多種民族與不同文化，不過重要的是，在這個“帝國”之內，那個叫作“中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也在逐漸形成，並且日益成為“帝國”的核心。陸威儀在討論秦漢時代的歷史意義時，就指出在這個帝國控制下，“中國”，也就是帝國的核心區域，由於製度、文化、社會的整合，不僅在內部“去軍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漸“同質化”。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相當有意義，對此後的歷史敘述也相當重要，因為這可以說明歷史中的“中國”的形成、移動和變化，當然也是在擴大。因此，我們看到《南北朝》卷相當突出“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所謂“重新定義”，就包括長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區（即屬於古人所說“溪洞濮蠻”的地區）的開發，它拓展了“中國”的疆域和文化；而《唐代》卷則再一次強調“中國地理的再定義”，指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和南北經濟文化重心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 “中國”的形成與擴張才逐漸顯現出來。
這一思路幾乎貫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寫的《元明》這一卷的第二章《幅員》，就非常精彩地從蒙元的大一統，說到它的整合與控制；從明朝的版圖縮小，說到明朝對西南的“內部殖民主義”；從交通郵遞系統對國家的意義，說到元明的南北變化；從元明行政區劃，說到人口與移民。就是這樣，把族群、疆域、南北、經濟一一呈現出來，在有關“空間”、“移動”、“網絡”的描述中，歷史上的“中國”就不至於是“扁的”或“平的”。

葛兆光：前有劍橋、講談社，這套哈佛中國史有何特色？2016-09-27

卜正民（TimothyBrook）教授主編的“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9-2013）共六卷，是由陸威儀（Mark EdwardLewis，負責秦漢、南北朝、隋唐三卷）、庫恩（Dieter Kuhn，負責宋代卷）、卜正民（負責元明卷）、羅威廉（WilliamT.Rowe，負責清代卷）等四位學者分別撰寫的，現在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這是一件應該關注的事情。我們知道，習慣於專題研究的歐美學者，對撰寫上下通貫、包羅萬象的通史，向來抱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中國學界撰寫系統的中國通史並不多，除了卷帙浩繁而且內容專深、至今也沒有全部完成的多卷本“劍橋中國史”系列和伊沛霞（PatriciaBuckleyEbrey）為入門者撰寫的較為簡單的一卷本《劍橋插圖中國史》之外，在我有限的視野內，還沒有一部通貫上下而又分量適中的中國通史。這套上起秦漢，下至清代的六卷本通史系列出版，或許可以呈現近年來歐美學者較為全面的中國歷史認識。
承蒙卜正民教授和嚴搏非先生的信任，讓我給這套書的中譯本寫一篇序，我很樂意在這裡說一下我的讀後感，嚴格地說，這並不能叫作“序”，只是一些感想，特別是一個在中國的中國史研究者的感想。
我曾說過，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歷史學的變化，大致可以概括為四點：一是時間縮短（把神話傳說從歷史中驅逐出去），二是空間放大（超越傳統中國疆域並涉及周邊），三是史料增多（不僅僅是新發現，也包括歷史觀念變化後更多史料進入歷史視野），四是問題複雜（分析歷史的問題意識、評價立場、觀察角度的多元化）。這四點當然說的只是清末民初以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學，現在雖然已經是二十一世紀，而且這套“帝制中國史”也並不是中國史學界而是歐美學術界的作品，不過，無論這四點變化是否屬於“現代性的歷史學”（據說“現代性歷史學”在如今這個“後現代”的階段已經過時），或者只屬於“中國的歷史學”（中國現代學術始終與世界現代學術有所不同），但在我看來，它表現出來的歷史研究與通史敘事之變化，仍然還在這一現代歷史學的延長線上，這套著作中呈現的歷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別歸入這四個方面。
先看“時間縮短”。作為“帝制中國”的歷史，這套書是從秦漢開始，而不是像中國學者的中國史那樣，總是從上古（甚至從石器時代，即毛澤東所說“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寫起。........

回應
　中國自古以來就喜歡修理地球！
　商朝文字完全成熟沒有萬把年根本沒戲，但史界搞個三千年文明的說法，俺就想啊，祖上既然突然有了文字，那肯定是從天頂星移民時帶來的，怎麼活了幾十年，一下子自己就成了外星人？
　都江堰“世界迄今僅存的嘆為觀止的生態工程”指的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請注意是無壩引水
　西方用神話寫歷史，我們用實物來說歷史。
　西方所有歷史都是用神話寫的？古希臘兩河流域都是神話？
　真是不知怎麼說你好，是唯西方話語為真理，還是覺得古代西方人個個真善美，從不託古造假呢。那時的地中海一直都是戰亂，然後在長達一千年後，突然被發現，文藝復興的人居然還能看的懂，聲稱這是燦爛的古希臘的文明。反正話語就一直在他們手上，容不得提出半點質疑
　在羅馬之前希臘文就是通行地中海世界的文字,而且我實在不明白的是什麼叫經過那麼多年的失傳,你以為是古埃及呢？真正的羅馬1453年才滅亡啊.西方近現代學者對自己古代史的信史是持一種非常嚴謹的態度的,如果沒有明確的文獻和考古資料支撐,即便有傳說也不當做信史對待.我們可以懷疑但是也不能指著馬說這是驢吧？把古希臘說的跟幼稚兒童似得就能凸顯您的偉大了？
http://www.guancha.cn/history/2016_03_16_354078.shtml

回應
西方國家歷史是根據神話編寫。中國神話是根據歷史考證
西方的神話成了歷史，我們的歷史成了神話。
世界上唯一存在從未斷裂過的文明——中華文明。埃及文明在1000多年前斷裂，古印度文明也差不多時候，古羅馬文明更早就消失了。
中國的歷史是相當可信的，只是有人一直不願意相信罷了​​。
無端懷疑我們的歷史記載才是荒謬的！
http://www.guancha.cn/history/2016_08_05_370170.shtml

浙江杭州良渚發現世界最早水壩 中國水利史開卷從大禹治水提前1000年

80年前，浙江杭州城郊的良渚遺址被發現，從那時開始，良渚就不斷地帶給世人驚喜，大量玉禮器被發掘、巨型建築基址被發現，再到後來的良渚古城，水壩遺址出土。就在2016.3.15，記者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良渚遺址又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奇蹟。
經專家實地考察確證：杭州良渚古城外圍發現的水利系統，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距今已經有4700至5100年，比傳說中的“大禹治水”還要早1000年。專家建議，盡快把水利系統列入良渚遺址保護範圍，並納入良渚古城申遺價值研究範圍。
　　良渚崗公嶺段壩體縱剖面
　　老虎嶺壩體航拍圖
　　良渚社會進入王國階段
　　良渚古城模型圖
　　工藝技術讓眾多專家驚訝
這個水利系統修築時間是沒有異議的，但在功能性問題上，專家們大致覺得灌溉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性是防洪和蓄水運輸，但在細節上我們還是要進一步考慮。比如發掘中發現的戰國墓的建造，比如建造、使用、廢棄這三個過程中，有很多問題現在還是問號。在未來要就這些細節進一步徹底發掘。（現代金報記者馬佳麗）

史記就有“導河積石”（或“道河積石”），意思是大禹在一個叫積石的地方開始疏導黃河。這個地名正好與這場巨大潰決洪水發現的地方――積石峽――具有相同的名字。這是否僅僅是個巧合，還需要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來澄清。
　　研究者們認為，這一發端於積石峽的史前巨大洪水的發現，為中國古代文獻所記錄的大洪水傳說提供了科學上的支持，表明這些傳說是基於真實的自然事件。
“如果發生於公元前1920年左右的積石峽洪水就是大禹治水傳說中的大洪水的話，我們就能對夏朝建立的時間有一個新的推測，即公元前1900年左右。” 巨大的洪水給下游文明造成巨大的衝擊，在一片混亂中誕生出了強有力的統一力量，這也可能就是夏朝的起源。吳慶龍說，根據史記的記載，在洪水爆發二十多年之後，大禹因為成功治水而獲得了權力，最終建立了夏朝。
　　有關夏朝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周朝
之前普遍認為夏朝建立與公元前2070年
巧合的是，公元前1900年這一年代與二里頭文化開始年代（約公元前1900年）吻合，之前有關二里頭文化是夏朝遺址的問題一直苦於沒有證據，但這一發現支持了二里頭文化為夏朝的考古學遺存的觀點，也支持二里頭遺址為夏朝首都之一的看法。
　　真的嗎？需要深入研究
但是目前研究還面臨著一些質疑。加利福尼亞大學的Lothar von Falkenhausen就質疑稱，將這樣一個自然事件與記載在事發很久之後的典籍中的半神話故事直接聯繫在一起，這未免有些武斷。同時這一理論也與一些近期的研究結果相矛盾。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吳文祥表示，一些研究對積石峽和喇家遺址有著不同的解讀。他稱，最新的碳定年研究​​將二里頭文明的產生確定在了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30年之間，這比現在推測的夏朝存在的時間晚很多。“關於這場洪水和夏朝的關係，還需要更多的數據支持”，他總結道。
不管怎麼說，研究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入，但是吳慶龍稱他很有信心，“我們的研究數據比其他的解釋包含更少的矛盾點”。“至少他們提出了一個假說供我們繼續研究——這給了我們一些可以繼續尋找的方向。”Kidder說。

《科學》發文為大禹傳說中的大洪水提供了地質學證據2016-08-05

　　大禹治水作為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一直處於傳說和史實之間的模糊地帶，且中國第一個國家夏朝的真實性也一直存在爭議，有關它的最早記載也是出現在約百年之後的周朝。但2016.8.5最新發表在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上的一篇題為《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發為中國傳說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據》則第一次為大禹治水的故事提供了科學證據。
　　《科學》文章作者之一，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吳慶龍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此次的最新研究推測出，夏朝開始的時間約為公元前1900年。這比現在普遍認為的夏朝建立時間晚了200到300年。這一年代不僅與黃河流域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重大過渡時間吻合，且與二里頭文化開始的時間吻合。二里頭文化是中國青銅器早期的主要文化，因此研究人員推測，二里頭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朝的考古遺跡​​。
　　堰塞湖決堤導致洪水
　　地震→山體滑坡→堰塞
　　地震→喇家毀滅
　　決堤的洪水沖到下游喇家留下沉積物
據推測，該堰塞湖完全堵塞了黃河長達6-9個月，最終因湖水漫溢而潰決。研究者認為該災難性決口的深度達110-135米，在很短的時間內釋放了110-160億立方米的湖水，形成了巨大的潰決洪水。
通過對採自於潰決洪水沉積中的大量碳屑樣品的碳十四加速器質譜法（AMS）測定，研究者們將這場洪水的發生時間限定在了公元前2130-1770之間。通過對同樣一場地震中喪生的喇家遺址中的3名兒童遺骸的骨骼樣品的碳十四定年，研究者將這場洪水的發生時間確定在大約1920 BC，屬於齊家文化時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科學家們計算得出的洪峰流量大約為40萬立方米每秒，相當於積石峽黃河平均流量的500倍。應該是距今一萬年以來，地球上發生的最大的洪水之一。
　　大禹治的水也許真是華夏文化的起源
雖然研究者們沒有精確地模擬這場潰決洪水向下游的演進和影響，但近代以來的類似的潰決洪水確實可以向下游傳播很遠的距離。體積為110-160億立方米的這場史前潰決應該可以輕易向下游傳播2000公里以上。當這場洪水到達黃河下游平原時，很可能造成了天然堤的潰決，從而引發了多年的大範圍的洪水氾濫。
黃河下游平原廣泛的洪災會對那裡的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研究者推斷這一洪水事件很可能形成了多代人的集體記憶。

杭州良渚發現世界最早水壩 較大禹治水早1千年 2016.3.16現代金​報

水壩遺址水壩遺址
　　80年前，杭州城郊的良渚遺址被發現，從那時開始，良渚就不斷地帶給世人驚喜，大量玉禮器被發掘、巨型建築基址被發現，再到後來的良渚古城，水壩遺址出土。就在昨天，記者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良渚遺址又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奇蹟。
　　經專家實地考察確證：杭州良渚古城外圍發現的水利系統，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距今已經有4700至5100年，比傳說中的“大禹治水”還要早1000年。專家建議，盡快把水利系統列入良渚遺址保護範圍，並納入良渚古城申遺價值研究範圍。
　　良渚社會進入王國階段
　　宮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圍水利系統，其價值可與同時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
　　王寧遠介紹，古代埃及、兩河流域的水利系統，多以渠道、水窖進行引水，而作為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良渚水利工程與埃及、兩河流域形成鮮明對照，體現了東西方古文明在不同環境氣候下，“稻作文明”和“麥作文明”的不同特徵。
............
　　回應
　草裹泥，五千年後草還會在嗎？
　磚家叫獸們，請不要用年代，數字忽悠人了。
　中國進入奴隸社會的時間又可以向前推1000年，快趕上埃及文明了。
　那是你對中華文明還欠缺了解，埃及文明的前身是蘇美爾文明，知道為什麼蘇美爾的文字和甲骨文很多字是相同的嗎？知道蘇美爾的天文水利製陶和中國很像嗎？因為他們的祖先是從中國遷徙過去的，看看西方是怎麼記載蘇美爾人的：來自東方，黑頭髮黑眼睛。我以前專門寫過文章，這裡不好展開。
　人類是從非洲出發由西向東慢慢遷徙，中華文明是四大文明中最晚的文明，你這直接反過來了。
　4600年前，建起來了三大金字塔，目前看來，還沒有哪個文明能夠超越。至於興修水利，請查下蘇美爾人、歐倍德文化利用水資源的歷史。
　華夏文明麼？我們大浙江有自己的文明，河姆渡、良渚
　這些都是被中國人打跑的馬來人種的祖先，中國人是從西北進入中國的華夏族，一路往東，南打。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古文明紀錄片 《中國考古大發現》 地球沒人較自然 )

湖北石家河遺址發現240餘件史前玉器專家稱是當時琢玉技藝最高水平

新華社2016年2016-01-06日訊，考古工作者時隔20餘年重啟湖北石家河遺址考古有重大發現，去年11月底至12月該遺址出土了240餘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專家認為代表當時中國琢玉技藝最高水平，並且改寫對中國玉文化的認識。
　　石家河遺址從距今6500年開始有人類在此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達到最鼎盛時期，整個遺址群由40處地點組成，佔地面積約8平方公里。
　　石家河遺址群發現於1954年配合水利工程的考古調查，1955年起先後進行過10餘次系統考古挖掘，是長江中游面積最大、等級最高、延續時間最長、保存最完整的的史前聚落遺址。
　　2014年起，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時隔20餘年後重啟石家河遺址考古，2015年11月考古人員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區域的譚家嶺遺址尋找大型建築遺跡時，意外發現9座甕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隨葬，共發現各類玉器240餘件。此前，曾發現過兩批201件玉器，此次出土的玉器有玉佩、玉如意、連體雙人頭像、鬼臉座雙頭鷹等。
　　學界公認史前玉器有兩個高峰，一是遼寧的紅山文化，一是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此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減地陽刻技術、淺浮雕線刻技術，其工藝水平超過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國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峰。
　　從歷年發掘的成績來看，石家河遺址不排除有面積較大的外部城或者高等級的建築遺跡存在，如果加以發掘將會有更大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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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
　4000年前能做出這樣精美的藝術品，中華文化至少從一萬年前就已經啟蒙。
　那個'連體雙人頭像'好像印第安人啊，側面印證了印第安人是商代從中國逃過去的一說。看來，美洲真的是中國不可分割的......
　又是一個自古以來
　最後那張圖片，我腦海裡瞬間閃過的一個詞就是：和氏璧
　第二張圖敢說與三星堆沒聯繫？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表明了，我們是大一統的天下！
　6500年前的這個玉器工藝，可以秒殺任何文明。
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6_01_07_347189.shtml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石の藝 古文明紀錄片 《中國考古大發現》 )

回應

　或已追尋到五帝行踪-----小編，這是找失踪人口嗎
　5000年......光想想就令人心潮澎湃！一說到咱國的考古成果，就想起西方考古界對中國考古成果的懷疑論調，西方考古界異常堅定地認為凡事必須以記載尤其應以文字記載為準，這不僅引人發笑，你西方社會文明化歷史短暫，就覺得全球都應該如此？不禁想問：文字出現之前的人類文明史算不算人類發展史中的一部分？！
　白皮豬就是不想承認中國比他們更文明，並且他們鼓吹的古希臘文明除了建築藝術雕塑之類的，文化理論類知識全都沒有實物來證實。
　不如此，如何維持其優越感？
　沒有發現文字還是說服力弱了，能發現成型文字就完全板上釘釘了
　比西方那些傳說要靠譜的多了。
　西方不是懷疑，是不敢承認，是別有用心。
　實事求是的說，華夏文明，至少根據目前的考古結果看，不是人類最早的文明.但是，華夏文明是人類史上唯一一個繁榮持續到今天的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倫，古波斯....起源時間都很早，可是現代埃及人不是古埃及的後裔，現代希臘人也不是古希臘的後裔，古巴比倫，古波斯，搖曳在中東烽火中，慘不忍睹呀，兩河平原在哭泣，還有那個專門負責搞笑的火雞國說突厥，匈牙利跟匈奴拉攀親戚都比它靠譜現代歐洲人的祖先，真的是很晚，凱爾特人在吟遊，高盧人還沒下山，什麼？你問他們的文字，造紙印刷，平民教育......還是給他們留點面子吧，5000年曆史真的不是最早但，我們的祖先做的真的很好今天的我們呀，幸福並感激著
　能唯一長時間保存文化的只有中文，因為他是像形文字，會意，分析型的語音。外國的語言基本都是基於語音的，過上一百年，要看懂之前的單詞什麼的，就只能查字典了，傳承什麼鬼。
　記得哪個文章看到：老外在博物館看到中國年輕人能夠輕鬆讀出一千多年前的文物上刻的字，深感中華文化生命力和可傳承性的強大。象形文字實在是老祖宗的寶貴遺產。美麗與實用並舉的文字，我看也沒有哪個文明寫字也能寫成傳承千古的藝術的。
http://www.guancha.cn/history/2015_12_30_346380.shtml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中國考古大發現》《亞洲歷史》《中國大歷史》)

紅山文化考古發現為尋找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提供了新證據

　　五帝時代的時間框架確定後，五帝時代的空間框架和時代特點，即諸部族和代表人物的分佈地域、活動軌跡及相互關係，就成為用考古材料復原五帝時代歷史的重頭戲。
　　關於上古時期主要部族的分佈，據郭大順介紹，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徐旭生、蒙文通等治古史家依古史傳說提出的史前三大集團說，即中原華夏（河洛）、東方夷族（海岱）和南方蠻族（江漢）。20世紀60年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又從考古文化方面提出過中原地區後期仰韶文化、魯南蘇北青蓮崗—大汶口諸文化和江漢間屈家嶺文化三個文化區的劃分。
　　“這些劃分都是在當時尚未註意到長城地帶北方地區的情況下做出的。”郭大順說，“20世紀80年代初牛河梁遺址剛一發現，蘇秉琦在提出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的同時，就將紅山文化及其與仰韶文化的北南關係作為以考古學為依據研究五帝時代歷史的一個突破口，以北方區與中原區、東南區為五帝時代諸代表人物和部族活動的三個主要區域，並從這三大區諸考古文化之間的交流中尋找五帝時代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動軌跡。”
　　關於五帝時代前期代表人物的活動地域，以往一般限於從中原地區尋找。不過老一輩史學家已註意到古史記載黃帝族的活動多與北方地區有關，如黃帝族非定居農業的“往來遷徙無常處”習俗，黃帝與炎帝、蚩尤戰於華​​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以及周初封黃帝之後於燕山腳下的薊等。郭大順指出，紅山文化的考古新發現正為此提供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證據，如近年​​考證紅山文化女神像為中華“共祖”的觀點，紅山文化為中華古文化“直根系”的觀點，紅山文化在精神領域的眾多創造發明和作為中國禮制一個重要源頭的觀點，遼河流域在中華文明起源進程中“先走一步”的觀點，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北南交匯導致規模宏大的祭祀建築群出現的觀點等。
　　採訪最後，郭大順對記者說：“目前雖然還不能對五帝時代諸代表人物都作具體確指，然而那正在一頁頁揭開的'無字天書'，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五帝時代的壯麗畫卷，令人十分鼓舞。”

紅山文化考古80週年：或已追尋到五帝行踪2015-12-30

牛河梁女神廟遺址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女神像
女神像和玉豬龍
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是對前五帝時代和五帝時代的準確描述
　　中華五千年一向有從五帝說起的通例，但五帝究竟是傳說還是信史？在紅山文化正式發掘80週年之際，來自國內外30餘所高校、科研院所和考古學界的近百位專家，日前齊聚遼寧，參加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先後主持過東山嘴、牛河樑等史前重要遺址考古發掘的考古學家郭大順在主題發言中，通過大量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向人們描繪了5000年前東西南北文化交彙的壯麗畫卷。
　　歷史學家李玄伯說過：“用載記來證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
　　“有關五帝時代的歷史，文獻記載少，翔實程度低，不同理解多。所以，通過考古復原遠古歷史，就成了史前考古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郭大順說，考古學者既要避免以往的簡單比附，也不能因此而過於保守，應抱著積極的態度，從無字天書中觸摸真實的歷史。
　　50年前，郭大順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研究生學歷，1968年被分配到遼寧省博物館，1983至1994年任遼寧省文化廳副廳長兼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遼寧省文物局專家組組長。多年來，他主持多項史前遺跡考古，並著有《紅山文化考古記》《龍出遼河源》《追尋五帝》等專著。
　　“按照古史傳說，五帝時代可以分為前期和後期，即以黃帝為代表的前期和以堯舜為代表的後期。距今5000年為界的仰韶時代晚期到龍山時代，即為五帝時代前期與後期在考古學上的反映。”郭大順說，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仰韶時代和以龍山文化為代表的龍山時代的劃分，是中國近百年來史前考古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也是距今四五千年間中華大地影響全局的兩個大時代。
　　《史記·五帝本紀》描述的“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就是對前五帝時代（神農氏時代）和五帝時代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準確描述。郭大順告訴記者：“考古學上的印證是，從仰韶時代後期開始各地區考古文化交匯頻繁，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龍山時代共性大為增加。這其中，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北南交匯，西北與東南的交彙為五帝時代文化交彙的主流。”
　　交彙的導向先由中原影響四周為主，從仰韶文化後期開始，以四周向中原匯聚為主和由西北及東南向中原匯聚。

夏朝究竟存在不存在，目前中西考古界的論調是，商朝之前，中國的確是有從部落聯盟過渡到商朝的一個過渡體，而且大量的考古遺跡也能支持論證。但商朝人自己沒有說清楚之前是什麼。所以才出現了爭議。還有提四大文明古國，會給國人造成一種幻覺：各文明大體上平起平坐，中華只是在鴉片戰爭，最多不過在明末才落伍，幾百年前，她還是世界的中心。其實恰恰相反，華夏在文明的進程中，無法和其他三個文明古國比肩，古典埃及，兩河文明，印度接近衰亡時，中華文明真在接近破繭。
　不管那是不是個觀像台，先說它就是個古中國觀像台不就得了？以後有新發現的、更早的觀像台歷史，再改嘛！要搶奪世界話語權，要樹立國人自信心，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西方學者努力……
　商朝之前，中國的確是有從部落聯盟過渡到商朝的一個過渡體，而且大量的考古遺跡​​也能支持論證。=====中國的歷史學家明顯是學西方學者那個論調，包括現在使用的方法。已經將祖宗司馬遷班固等歷史學的祖宗的方法都忘掉了。就如同現今的經濟學一樣。他們得出這個結論並不奇怪！但是你要知道，查看上古典籍，包括所有的王、帝等都和黃帝是一系的。你認為這是偶然的嗎？所以我們經常說的我中華5000年文明是確鑿無疑的。沒有證據就不能斷代的說法貌似科學，其實荒謬不堪。上古時期，經常爆發洪水等自然災害，今天居住的地方可能過幾年就被夷為平地，先人使用的器具等所謂證據還能找到嗎？如果找不到那就等於沒有？豈不其實荒謬不堪，這不就跟證明“我媽是我媽”一樣的道理嗎？
　那個自稱北平恩公的貨色，裝蒜裝得最厲害的一句話是：給國人造成一種幻覺……中華只是在鴉片戰爭，最多不過在明末才落伍，幾百年前，她還是世界的中心。”我不了解他為誰工作。
　那人不是觀網版(公知大V噴子)嗎，換了個頭像差點沒認出來
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5_12_15_344702.shtml

另詳參【圖博館】： 古文明紀錄片 《中國考古大發現》 中國歷史分期論戰 地球沒人較自然行 《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山西陶寺遺址就是4000年前“堯都”？

傳說中的堯帝終於得到考古證實了嗎？上週六（2015-12-12），早在1978年就已經展開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工作，出版了第一部發掘報告。來自全國考古界的百名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確認陶寺遺址是中國已知最古老的王國都城。而相關領域權威、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今年早些時候也曾斷言，陶寺就是傳說中的“堯都”平陽。不少人驚呼，“中國考古出大事了”。
　　然而長期以來，由於沒有直接的考古證據，中國的王國歷史只能上溯到商朝，甚至夏朝的存在也備受質疑。那麼，說陶寺遺址是中國最早的王國，甚至就是堯都，究竟有什麼證據呢？
　　其實，圍繞“堯都”的爭議已經持續了多年，恐怕還將長期爭議下去。
1978年至19​​85年期間，陶寺遺址就已經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有像徵王權的龍盤、玉石鉞等奢華隨葬品，還有可能將中國文字歷史前推800年的“毛筆朱書”。專家認為，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城內功能分區、大型宮殿乃至“觀像台”等禮儀性建築，都證明這是一座王國都城。而陶寺遺址所在的山西臨汾，正是傳說中“平陽”的所在地，“觀像台”也符合《尚書·堯典》的記載。
　　不過觀察者網也發現，不少學者還對“堯都”的結論持謹慎態度。2010年的一篇報導也指出，所謂“朱書”其實只有兩個符號，而“觀像台”目前僅存夯土地基，今人將其複原為高聳的石柱，缺乏直接證據。
　　作為這一考古發掘項目的主持人，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願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捲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嘩。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則表示，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乾上一百年”。
　　回應
　總比西方那種直接拿神話當歷史的要強吧！在歷史證據上，西方一直是雙重標準！
　現代考古學起源於西方，西方正宗歷史書上沒有任何地方敢把神話當歷史。在四大文明中，中華文明發源最晚舉世公認，能在其中排上座次靠的是唯一綿延不絕這個標準。歷史比其他滅絕文明短沒啥丟人的，唯一遺憾的只能怪咱們祖先雖然英明神武，但偏偏就好易腐爛的木建築，沒法說……。
　西方歷史當中的孤證有多少？按照中國史家觀點，全是偽證。所謂舉世公認中華文明發源最晚，那不是西方的論調麼？什麼時候上升到舉世公認的地步了？還是說你的心中西方就是全部？所謂雙重標準，真是精闢！

四、古希臘古希臘的歷史和考古界的一個傳奇人物施里曼分不開。《荷馬史詩》在施里曼之前，所有人都認為是個傳說，只有施里曼認為那是真實的，並在40歲之後開始尋找傳說中的古城。施里曼宣稱在土耳其西薩里克山找到了特洛伊的遺址，可實際上那個遺址一共有9層不同年代的遺址，不論是哪一層都無法和特洛伊相吻合，西薩里克山上也從沒有關於特洛伊這個名字的文獻。如果說施里曼對考古的錯誤解釋來自他對《荷馬史詩》近乎偏執的迷信。克里特島上的伊文思就是在公然作假。伊文思在挖掘米諾斯宮的時候，用進口鋼材和混凝土來代替古代木樑，當面臨考古證據不能提供答案的時候，建造新牆壁，裝上天花板，缺乏考古證據的地方，建築師們就從古代繪畫那得到暗示。伊文思根本就是在建造自己夢想的宮殿。就在這些不嚴謹的考古基礎上，加上佩特里對照古埃及陶器，西方劃分出了古希臘的所謂邁錫尼時代，克里特時代等，並寫出了明確的紀年。
　講這些，不是想否定這些文化的存在。只是想說，以西方及某些中國人對夏商周的標準，這些文化斷代哪個站的住？嚴於律己，寬於待人。標準卻是要統一的。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799956

先不提夏商周，我們看看世界其他幾大文明的斷代怎麼來的。
　一、古埃及和許多人想像的不一樣，古埃及的任何年表均以曼涅託的劃分為基礎。曼涅托（公元前三世紀）是一位埃及祭司，寫了一個埃及的國王列表，分為30個王朝，至於曼涅託為什麼要這麼劃分，無人說得清楚。按照慣例，曼涅託的《埃及史》失傳了。這部著作最早出現在約瑟夫斯（公元70年）著作的摘要中。摘要經刪節後，收入基督教計時員尤西比厄斯和喬治修士的書中。後來記錄者又加了一個王朝，這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31個王朝的由來。尤西比厄斯對統治時限經常做出不同的解釋，統治年表和每位統治者的總年數也不可靠。只有幾個王朝的國王總數是完整的。記錄也缺少其他原始材料的佐證。其他王表的古代證據主要來自以下：巴勒莫石碑是和羅塞塔石碑齊名的古埃及歷史文物。可惜和盛名不符，石碑斷片不全，即使完整，也只記錄了前五個王朝的事件。都靈王表保存在意大利都靈古埃及博物館中，只有殘片流傳下來，以僧侶體寫在草紙上。留下了80多個皇家名字。阿比多斯王表和卡納克王表分別在兩座神廟的牆壁上發現，分別包含了76位和61位皇家名字。順序和前面有出入，殘缺不全。
　二、美索不達米亞被稱為最古老的文明，是在1869年一間德國圖書管理髮現的，當時正在研究亞述文化的儒勒歐坡特突然意識到自己發現了一種更久遠的文化，他稱為“蘇美爾文化”。和古埃及一樣，美索不達米亞的斷代也出自公元前三世紀的王表，作者是貝羅索斯。當然，他的書又丟了，在其他人的著作裡找到了一小部分。貝羅索斯和曼涅託不一樣的是想像力過於豐富，記載的統治者的年齡動輒幾萬歲。古埃及史和聖經扯上關係的是《出埃及記》，美索不達米亞就不一樣了，這就是聖經舊約故事的依托嘛！因此，美索不達米亞歷史裡充滿了聖經故事的人名地名。比如，著名的阿卡德，雖然阿卡德的城市遺址到現在都沒找到。
　三、古印度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直到1921年，世界都認為印度的歷史不會超出2000多年。直到修鐵路挖出了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遺址。但印度這個國家（古代印度是個地理概念）不重視文字記載，這2千年的歷史都主要靠中國的文獻，別說2000年以前了。不過，印度文字記載少，卻有代代相傳詩歌的習慣。最古老的吠陀書《梨俱吠陀》擔負起承載印度古代史的重任。再把語言學上的一個詞彙借過來形成一個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並佔領的故事。

那麼工程認定的關鍵性遺址在哪呢，簡本明確的指出了關鍵遺址是1997年發掘的灃西墓地。具體來講，商周關係的分界是通過該遺址的97SCMT1中的H18和T1這組層位關係來確定的。1997年灃西墓地發掘報告是正式出版了的，報告的作者也是發掘者在發掘報告中給出了墓地整體的分期方案，斷代工程的克商年就是在這個分期的基礎上逐步推出的。第一期：文王遷豐至武王伐紂第二期：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第三期：成王后期至康、昭王第四期：穆恭時期第五期：懿、孝、夷時期第六期：厲、宣、幽一共六期.........好了，碳十四的年代範圍有了，接著你就會看到工程使用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範圍也是1050-1020，所以好像碳十四數據和甲骨月食推算完美的相互印證了嘛，這就叫多學科研究嗎？！這到底是多學科多種證據相互印證呢，還是假多學科之手篩選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呢。在這兩個年代範圍之下，以往2000多年間的眾多學人依據各自的學問為我們提供了將近50個武王克商的年份觀點，即從公元前1130到公元前1018年的112年的範圍，被一下子壓縮到1050-1020這30年裡了。然後在這個範圍的基礎上才開始天文方法的回推，也就有了1046，1044，1027三個方案。再後來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這個日子被放在我們眼前。....可事實是國內國外對這個結果有著大量的質疑，而且這些質疑有些是直指整個工程的方法論的。我們承認考古研究方法有它的局限性，古文字有局限，古文獻有局限，碳素測年有局限，但是把所有這些合到一起換個名字叫多學科研究了是不是就沒有局限性了？這是我們要真誠反思的地方。
　首先，要先說一個常識：對於有文字之前的歷史時期的研究，更多要以考古學為主要方法來進行。但是，考古學是建築在材料不充分的基礎之上的，其方法論有其局限性（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善於構建宏觀的文化發展和演變，而不善於進行微觀事件的研究。所以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所使用的考古學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明在那個時間段的形成和演進，但是對朝代搬遷這樣具體到年的微觀事件就只能進行盡可能精細的推測了。所以我其實挺認同夏商周斷代工程對自身的定位：”現有材料下的最優解“。

放射性碳定年法 維基百科

放射性碳定年法（英語：Radiocarbon dating），又稱碳測年（carbon dating）、碳十四定年法（carbon-14 dating），是利用自然存在的碳-14同位素的放射性定年法，用以確定原先存活的動物和植物的年齡的一種方法，可測定早至五萬年前含碳有機物質(也可以來測無機物質，只是大部分不會)的年代。對於考古學與晚第四紀地質研究來講，這是一個準確的定年法技術。

碳-14 維基百科

碳14是碳元素的一種具放射性的同位素，於1940年2月27日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放射性實驗室的馬丁·卡門和薩姆·魯本首被發現。它是透過宇宙射線撞擊空氣中的氮原子所產生。由於在有機材料中含有碳-14,因此根據它可以確定考古學，地質學和水文地質學樣本的大致年代，其最大測算不超過6萬年，而且沒有參照的情況下誤差較大。

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一直存在爭議，請問各位知友，該工程的可信度有多高？如果有問題，是在技術方面出了問題，還是在文獻解讀方面出現了問題？
　　回應
　夏商周年表最重要的一個時間節點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整個工程中武王克商年代研究也是最關鍵的一個課題之一。如果你讀過工程報告的話（《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已出版的簡本是這樣描述這一問題的解決途徑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徑，一是通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碳十四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通過金文的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最佳年代。說白了，就是用關鍵考古遺址的分期建立商周年代界限，再挑選被認為是商和周層位中的碳十四數據來劃定絕對年代範圍，然後才是依據多學科的方法篩選最合適的年份（有人統計過，單是武王克商的年份就有四五十多種觀點）。由此可見，這個關鍵性遺址必須含有能夠代表武王克商年這一標誌性事件的層位關係，即不僅含有作為先商文化末期典型遺存的單位，還要包含滅商後西周初期文化的典型單位，同時二者在分期上又能夠截然區分，並能夠獲取各自的絕對年代數據。

意義價值

首先，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了夏商周的一個大致年表對於今後的學術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作為階段性成果本來就不是最終結論，通過討論有益於學術進步。其次，大量資金和技術的投入使得中國考古學特別是在技術層面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多學科的共同研究有利於考古學這個交叉學科的發展。第三，人文社會學科學者作為國家級工程的首席科學家在中國是第一次，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義。最後，高規格的工程以及廣泛的學術討論，特別是大幅的宣傳力度，對於普及歷史、考古等知識也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工程年表
夏代年表
禹、啟、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洩、不降、扃、廑、孔甲、皋、發、桀
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商前期年表
湯、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遷殷前）公元前1600—前1300年
商後期年表
盤庚（遷殷後）公元前1300年
小辛在位50年
小乙前1251年
武丁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59年
祖庚前1191年
祖甲
廩辛在位44年
康丁前1148年
武乙前1147年—前1113年在位35年
文丁前1112年—前1102年在位11年
帝乙前1101年—前1076年在位26年
帝辛（紂）前1075年—前1046年在位30年
西周年表
武王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在位4年
成王前1042年—前1021年在位22年
康王前1020年—前996年在位25年
昭王前995年—前977年在位19年
穆王前976年—前922年在位55年
（共王當年改元）
共王前922年—前900年在位23年
懿王前899年—前892年在位8年
孝王前892年—前886年在位6年
夷王前885年—前878年在位8年
厲王前877年—前841年在位37年
（共和當年改元）
共和前841年—前828年在位14年
宣王前827年—前782年在位46年
幽王前781年—前771年在位11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268.htm

在2000年年底，夏商周斷代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以下簡稱《簡本》），答應在不久之後再發表規模大的'繁本'。現在已經是'簡本'發表以後十年，'繁本'還沒有發表，恐怕將來也不太可能發表。雖然如此，時間已經相當成熟給夏商周斷代工程作出一個比較全面的審查。本文就是初步的反思。”
　　夏含夷稱，《簡本》對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對商代後期則提供絕對年代，但也承認這些年代不一定精確。對西周時代則完全不同，從武王克紂到幽王卒於驪山之下，對西周12個國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絕對年代。
　　夏含夷認為，“《簡本》所載西周諸王在位年數和任何古代史書都沒有統一的方法，能夠在古書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棄之，這和一般史學方法顯然不合。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據《逸周書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傳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據《竹書紀年》所載'天再旦於鄭'的記載之外，《簡本》所載西周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據六十三件當時已經公佈的銅器銘文所載年代記載的分期。《簡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納近年新見之銅器銘文，並且對原來六十三件銅器的分期也有幾處重要錯誤，《簡本》的依據如此錯誤，年代框架亦隨之落空。”
　　李學勤：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表示，由於沒有看到夏含夷的論文，因此無法作出具體的回應。"夏商周斷代工程'簡本問世之後，我曾經聽到很多不同意見，前不久剛剛過世的海外華人學者何炳棣，就是有不同意見者的其中之一。作為一個階段性的學術成果，我們也沒有想它就此成為定論，有爭議很正常。”
　　李學勤稱，“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的繁本還沒有出來，稿子還沒有最後完成，“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數據，都需要很精密，所以拖了很長時間。另外，還有很多新的材料和新的數據，我們要添進去，同時吸收一些學術界的意見和看法。由於現在離'簡本'發布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多年，繁本將有一定的區別，但是，這個報告就是到2000年的報告，以2000年我們做的工作為準，因為我們不會在結題之後做其他的工作。繁本過一段時間會出來，估計出來後也會有爭論，科學工作就是這樣的。”

張長壽也明確表示他個人同意蔣祖棣對於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見。在場的Shaughnessy教授為之大震，他拍案問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與澧西考古的基礎之上《西周年表》還站得住腳嗎？參與會議的張立東（曾任“工程”的秘書，現為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生）將會議內容介紹在國內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國文物報》上，其中對“工程”專家同意蔣祖棣的觀點也做了報導。報導立刻在國內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兩個多月後，《中國文物報》於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國之行答問——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蘇輝採訪有關專家後寫的，聲明張立東的報導不符合事實，“在關鍵環節上引起讀者的誤解”。如，依據蘇輝，仇士華回憶在芝加哥的會議情況時說：“蔣 ​​祖棣要求當場用計算機驗算數據，根據我提供的條件，結果發現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這都在誤差允許的範圍內，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幾位當時參加芝加哥討論會的學者都說自己親耳聽到仇士華表示同意蔣祖棣的意見，而且還為仇世華的這種不嚴肅的態度感到驚訝。
　　被《蔣文》批評的《97年澧西發掘報告》作者徐良高也有類似的表現。徐氏在《中國文物報》上，申辯他在報告中使用的分期術語是“年代約相當於”某王時期，而《蔣文》在引用時，“均將之刪去”。而核實了《發掘報告》，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為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第二期：推定其時代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蔣文》引文完全忠實於原文。從仇世華不認自己在講座會上的發言，到徐良高不承認已經發表的文字，有學者懷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學者的治學能力和態度。
　　美漢學家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夏含夷，在台北舉行、剛剛閉幕的“中研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上質疑“夏商周斷代工程”，並斷言該工程“繁本”恐怕將來也不太可能發表。“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對此作出回應稱有爭議很正常，“繁本”正在審訂之中，過一段時間會出來。
　　夏含夷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十年後之批判：以西周諸王在位年代為例證》的論文摘要，其內容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從1996年到2000年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極大的研究項目，據工程的統計一共包括兩百多泛學科的研究員，幾乎天天都在學術性和普及性的報刊上有所反映。

《蔣文》又指出，“工程”依據的OxCal程序的系列樣品計算法不代表國際公認的樹輪校正法。國際碳-14專家已指出這一算法的過程中夾雜了人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並不准確。其人為成分是指在計算中碳-14專家需要考古專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樣品”，即一組分期明確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樣品。而考古學家很難提供如此精確的樣品，勉強為之，則帶有很大的猜測或人為成分。《蔣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報告為例。“工程”的斷代方法將澧西各個文化層以西周各王為名稱，如：第一期是“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等等，這樣的斷代法稱為“間隔的”。而《蔣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過考古發掘，其報告在1992年公佈。他所用的斷代方法稱為“漸序的”，就是將各個文化層以大概的年代範圍標出，如：第一期是“先週期”。二者的區別在於“ 間隔法 ”要求各期在具體年代上有明確的上下界限，相鄰各期在時間上必須彼此斷開，不能有交錯；而“漸序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只標出籠統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蔣文》強調，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間隔法”非常不實用，因為出土的陶器、穀物、木頭等物品並非隨新王的即位而改變。再者，從某下層取出的樣品並非肯定代表這一層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過去就已經準備好，並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數據就不能視為它隸屬的那個文化層。
　　《蔣文》的結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百年的碳-14技術，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根本不能應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從學術角度看，《蔣文》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是非常客觀的。“工程”所犯的錯誤，不是某個學術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會議上，蔣祖棣向與會者（李學勤缺席，他在華盛頓會議之後便回國）口頭介紹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觀點，並以自己帶去的計算機和OxCaI序列程序當場對“工程”公佈的碳- 14的若干數據重新進行驗算，結果明顯與“工程”的有差距。仇士華對蔣祖棣提出的問題表示認同，並表示他個人也對《簡本》的碳-14數據持有疑問。

至於“天再旦”的問題，李學勤解釋說，《簡本》篇幅有限，未能將前人的工作一一羅列。張培瑜則承認對“天再旦”的報導有不妥當之處。
　　仇世華對碳-14方面的背景知識提供了進一步的介紹和解釋。小澤賢二也對工程根據“歲在鶉火”而把武王伐紂年份定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評。理由是中國確定金木水火土五星為歲星的時代是在戰國時期，不能據此認為該句中的“歲”就是木星。
　　第三次辯論
2003年4月12日這次辯論的熱烈和效果遠遠超越前兩次，甚至出現了驚人的辯論高潮。批評“工程”的學者中，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以下稱為《蔣文》)。《蔣文》最重要的內容是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文》作者註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學求得這一程序，並以此驗算了“工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碳-14數據。結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範圍遠遠大於《簡本》公佈的“擬合”數據。《蔣文》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雖可獲得較窄的置信區間，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計算程序的精確度備受國際碳-14學者的批評。
　　“工程”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達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蔣文》分析說，其原因是後者的置信範圍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從而達不到“工程”領導（楨：?)規定的“碳14年代數據的精度，要達到正負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選置信範圍小的計算法可以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壓縮到幾十年內，從而排除44種說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說，“工程”為了排除更多的觀點，寧願犧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第二次辯論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國“亞洲學協會”的年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專門邀請了“工程”的學者來美討論。中國方面參加會議的是“工程”的專家組組長李學勤、考古學家張長壽、碳-14專家仇世華、天文學家張培瑜。這場討論中心問題一直圍繞“工程”的西周年代學研究。不少海外學者以口頭的和書面的形式對“工程”的結論提出了疑問。下舉數例：一，“分野”的理論晚出，很可能出現在東周時期列國形成之後，西周時就有“鶉火”與週相搭配的觀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論用於西周時期。二，青銅器《利簋》銘文中“歲鼎克聞夙有商”的“歲”字更可能做“年”講，並非指“歲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克商年代的天文學依據是不符合王國維對於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則普遍得到學者的認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書紀年》有關西周年代的記載，一味斷定其為偽造，而學術界對其真偽尚未有定論。五，“工程”使用的碳-14計算程序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對一個晉侯墓的碳-14測量得出若干個差距較大的數據，而“工程”在不同的論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數據，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學者對“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如：芝加哥大學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問說：“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於鄭'的日食是《簡本》的關鍵年代之一，中國國內的報紙、電視均作了廣泛的報導。然而，在國外，早已經有人指出這個日食及其對西周年代的意義。一些海外學者覺得《簡本》完全沒有提到國外學術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學術道德的。”另外，通過天文學研究而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定為公元前1046年是美國學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而《簡本》對此隻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評是有道理的。知道，甲骨文專家董作賓早就指出“天再旦”是發生在天明時刻的日食現象，並將此一天文現象發生的年代定為公元前966年。後來，韓國學者方善柱在1975年發表的論文中進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誤，正確的年代應為公元前899年。
　　由於華盛頓會議的時間有限，與會的“工程”學者未能對以上所有的問題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學勤強調，“工程”的學術觀點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學者決定。他堅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製”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個人從來認為，科學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手裡”。

另外，有人依據《日食路線圖》作了調查，發現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帶西端在山東省，陝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鄭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考古》雜誌2007年3月發表了朱鳳瀚的文章《堯公簋與唐伯侯於晉》，介紹了香港地區私人（楨：?)收藏的西周青銅器堯公簋，其銘文有“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的內容。
銘文如下：“（堯）公作妻姚簋，遘於王命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
從簋的形制與銘文字形特點來看，該器的成器時間似不會晚於西周早期中段。那麼，“王命唐伯侯於晉”的“王廿又八祀”顯然應該是成王二十八年無疑。
鑑於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於28年。故此，堯公簋一出，斷代工程階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數必須修訂。
在陝西眉縣青銅器出土後，有專家說“斷代工程我們叫階段性成果，看來是叫對了，否則會很麻煩”。
　　第一次辯論
開始於2000年11月，通過互聯網進行，其議論主題有政治性與學術性兩類。學術性的則圍繞夏朝的存在與否。工程不僅相信夏代的存在，還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對此，不少西方學者持懷疑態度。在西方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教科書中夏朝只是傳說中的一個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這是因為甲骨文證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學者批評“工程”想當然地視夏為商的前朝並定二里頭（在河南省）為夏都，在目前情況下證據尚未充足。綜合看來，支持“工程”的學者的依據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獻認為的夏人的中心地區，而這個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宮殿基址，表明已經有了國家的存在。其三，碳-14測年結果表明，二里頭文化的時間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馬遷所論的商朝被證明是信史，那麼，他所說的夏也應當是信史。一些西方學者則認為，周代文獻中論述的夏人的活動很可能是周人出於政治目的而編造的，不能盡信。再則，二里頭文化的水平還不足以證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貧富不均的社會）的發生，“除非能夠在二里頭髮現文字、青銅器和車等（楨：?)，或者任何文明的標誌，否則史前和歷史時期的基本分界線還將是商。”至於司馬遷《史記》的可信性，一海外學者反駁說，《史記》也提及商的第一個王是他的母親踩到一隻大鳥的腳印而受孕以及有關黃帝、堯、舜、禹等超自然行為，難道這樣的記載也能視為信史嗎？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敗，如今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證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國際學術界認可，例如張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內部卻是存在爭論。有些背景複雜的中國學者認為，此類工程的成果沒有必要非得通過世界上各種具有“複雜背景”的學者的檢驗，只要在中國學術界取得共識就行，中國學者對歷史的研究無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種目的的勢力阻撓。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斷代工程進行了一次學術會議，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他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
　　在“東亞歷史”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發表文章質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對於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錯誤提出了具體質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計劃，包括被中國國務院接受的研究計劃（指夏商周斷代工程），依據的是一個在公元前一千紀早期的“天再旦”的記載。這些研究把這個奇特的記載解讀成日出時的日偏食。這樣的解讀看起來似乎合理（黎明要開始之際，天色因為日食而暗下來，然後再日出），但卻是不確定的。日出時把太陽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讓天色大幅變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確是有一次日出時日食，而這些研究計劃把這個日食對應到該奇特的記載（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計算顯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觀亮度（人類觀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減低的程度小於25%。為了證明這樣的亮度減少可以給觀察者有“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一些研究者對觀察了1997年日出時日偏食的觀察者進行了調查。然而，所有的觀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不到10%的地方（這些地方的觀察者沒有“天再旦”的感覺），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超過80%的地方（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覺））。從這些數據，研究者作出結論，“主觀亮度減少超過10%會造成“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這個結論根本毫無根據。實際上，飄過的雲常常可以造成主觀亮度減少25%……
　　另外，該文也質疑了對於該次日食的計算的正確性。

夏商周斷代工程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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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意義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於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如果該工程順利的話，那麼將有可能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標尺，但目前看來，由於該工程的最終繁本報告遲遲未能通過，這個意義能否達到存在較大疑點。
　　批評質疑
自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後，其中結論已被不少主流的詞典和教材採用，開始產生影響。
　　在中國提出了自己的標准後，國外學者開始加以批評。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才剛剛開始，中國的考古技術和理論水平還有待更大的提高。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夏商周年表》以後，來自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批評不絕於耳。某些國外人士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一些學者還對該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在2000～2003年進行了三次辯論。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倪德衛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便斷言“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認為所謂的“國際學術界”一貫漠視中國本土研究成果，對中國歷史沒有發言權。也有人說既然西方社會能把荷馬史詩這種伊洛特戰爭發生八百年以後的盲人藝人作品當正史，質疑中國用科學方法計算的斷代史就是骨頭里挑刺。(國外學界經常會把諸如荷馬史詩和聖經這類藝術作品和虛幻的宗教教義當成信史）
　　中國政府並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封鎖，網絡上隨處可以見到關於此問題的介紹與討論，中國政府也為此展開大規模論爭，提出支持自己觀點的各種理據，支持工程學者深入研究。許多國內外學者確實本著嚴謹、慎重的學術態度，對該工程結論保持一定的質疑；也有些國外學者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努力，認為只要是中國政府支持的此類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說，這些學者連如今發表的文字都說不清楚，他怎麼可能對三代的年代行判別。而大陸不同意工程報告的學者也被這些國外學者加上“ 正義凜然 ”的標籤，說成是“無力對抗政府”。

[立項過程]
1995年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主任宋健邀請在北京的部分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宋健提出並與大家討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設想。
　　1995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委員會（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會議聘請了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並擬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過。
　　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布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進行了蒐集、整理、鑑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現象和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給予計算從而推定其年代；同時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並進行了必要的發掘，獲取樣品後進行碳-14測年。
　　[工程成果]

　　[工程爭議]
自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夏商周年表》以後，來自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批評就不絕於耳。國際上有人評論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一些學者還對該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學術上的批評也不斷提出。
　　2003年4月美國亞洲學協會年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考古學家張長壽、碳-14專家仇世華、天文學家張培瑜赴美參加了會議。會議上不少學者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提出了置疑，這次會議是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國際上的第一次正式的交鋒。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蔣祖棣向會議提交了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文章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在研究方法上有致命的錯誤。這篇文章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365/2009-12/15/content_19060127.htm

對歷史文獻的研究，對歷史文化遺址的發掘，對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鑑定以及對古天文學記錄的整理，於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佈了《夏商周年表》。該年表把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為標識的商周分界為公元前1046年，並明確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體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為公元前1600年，並明確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對於商代前期的歷史給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也相應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結論與意義]
“夏商周斷代工程”使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學標尺，理清了先秦歷史的起承轉合和發展脈絡，填補了我國古代紀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為止最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代表，為繼續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礎。同時，該工程的順利完成也開啟了二十一世紀交叉學科共同研究的範式。

尋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斷代工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BinxAf1sw

尋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斷代工程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文化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週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該工程作為“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於1996年5月16日正式啟動，到2000年9月15日通過國家驗收。
　　[工程背景]
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然而真正有傳世文獻支持的“信史”迄於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從此上溯的歷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馬遷的《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沒有具體在位的年代，這種狀況被稱為“有世無年”，成為中華文明史的一大缺陷。千百年來，無數學者為改變這一狀況而付出了畢生的精力，然而如此規模龐大的工程是無法由一己之力來完成的。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考古成果不斷湧現，改變“有世無史”的時間已經成熟。
　　第一個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學作系統研究工作的學者是西漢晚期的劉歆。劉歆的推算和研究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世經》中，《世經》的主要內容後被收錄於《漢書·律曆志》。從劉歆以後一直到清代中葉，又有許多學者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推算所用的文獻基本上不超過司馬遷所見到的文獻，所以很難有所突破。晚清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學者開始根據青銅器的銘文作年代學研究，這就擴大了資料的來源。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以又為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來源。進入20世紀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又為研究夏商周年代學積累了大量的材料。
　　“夏商周斷代工程”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是我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在工程實施過程中，來自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學等多種學科的200多位專家學者，在李學勤、李伯謙、席澤宗、仇士華四位首席科學家的帶領下，團結協作，共克難關，取得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研究成果，先後完成了９個課題、44個專題的研究。

斬首 斬腰 西漢刑徒萬人坑出土2015年08月12日

　　西漢陽陵博物館外觀。
《史記》記載，秦始皇徵發70萬刑徒參與修建秦陵，後來，西漢也繼承了這一「傳統」。大陸「漢陽陵與漢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昨首次公佈位於陜西西安市附近的漢陽陵刑徒墓的發掘情況，這些刑徒的屍骨中，有的戴著腳鐐，有的被腰斬，生前必定遭受殘忍待遇。
　　專家指出，1972年，在漢陽陵西北1.5公里的地方，發現了大量戴有刑具的骨架，後來清理的29座墓葬中，發現35副骨架。考古專家經過探測，發現該墓地群實際面積約8萬平方米，埋葬屍骨預計上​​萬俱，這些墓葬排列無序、葬式不一，墓坑多呈長方形或不規則形狀，墓坑中沒有棺槨和隨葬品。
　　專家們在一個墓中發現該墓主人身首異處，頭在左腿外側，脖子上還戴著鉗（以鐵束頸為「鉗」），推測該墓主人可能被處斬刑。另外一個墓埋葬了6個人，2個在下面，4個在上面架著，有的脖子上戴著「鉗」，有的腳上套著「鈦」（用鐵束足為鈦，相當於腳鐐），有的骨盆以下肢體與軀幹脫節，腿骨附近還有一鈦，推測可能是腰斬後埋葬的。
　　據《史記》記載，漢景帝陽陵興建於前152年，大約修了7年後，景帝下詔「赦徒作陽陵者」、「免徒隸作陽陵者」。這裡的「徒」即指因犯罪而被處以刑罰強迫勞役的人，也被稱為「刑徒」，說明當時在營建漢陽陵時，使用了大量刑徒。保守估計，西漢帝陵的修建人數應該有幾萬人甚至十幾萬人。
　　據專家介紹，由於刑徒身份低賤，待遇最低，死亡率也最高，因此在修陵人墓地埋葬的屍骨絕大多數都是刑徒。刑徒必須一直戴著刑具，即便勞作時也不例外。只有皇帝下「弛刑」的赦令詔書後，才能除去刑具和罪犯專用的囚服。除了勞作，刑徒們還可能遭到人格侮辱和隨意體罰，死亡人數很多，這也是刑徒墓中為何埋有上萬刑徒的緣故。
　　在陽陵刑徒墓中，發現了身首異處的、被腰斬的，還有兩人被繫一鐵槓的骨架。專家推測，很有可能是不堪重負，因反抗被處死的刑徒屍骨。

另詳參【圖博館】：胡天胡帝 中國歷史分期論戰 中國非正常死亡

王巍表示，與陶寺是否是堯都還未到定論相比，陶寺遺址發現的最重要意義在於，它是黃河中游地區目前可以確認進入早期文明社會的最早的實證，說明早在夏王朝建立，進入王國文明之前，黃河中游地區已經進入“三國文明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在發布會中表示，堯舜禹時代是在中原地區華夏文明形成和早期"中國"誕生的關鍵時代，而相關的文獻記載和古史傳說遠遠不足以說清這段歷史。因此，考古學研究便成為探討這一關鍵時期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主要的學術探索路徑。他說："陶寺遺址進行了長期不懈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使我們初步看到夏王朝建立之前，華夏文明所達到的第一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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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
　　對於中國考古的發現，西方除非逼不得已向來是不承認的。對我們來說，西方承不承認是西方的事（雖然他們也拿聖經當史書），我們講好自己的歷史就好了，中國5000年的歷史講起來，不要再用什麼4000年了。
　　期待著將三皇五帝證實,夏商周已經沒有問題了,堯都也只是到了五帝中的第三位,前面還有三皇和黃帝顓頊等五位呢,三皇應該只是有名的大部落首領,而黃帝開始已經進入部落聯盟首領的時代了,到了夏朝才開始國家的概念了.　　　　　　　
　　西方標準西方標準，你不是現代人？你穿的吃的你的行為方式是現代人還是古代人？現代標准考古認定文明就是城邦冶煉文字這個套路,西方也在用我們也在用,只不過其細節的出入而已,你說夏存在不存在,套用現代文明定義,是商以前中國這塊土地上肯定存在一個文化系統平台,這有考古學依據,但是不是夏或者說，在商以前是不是會有一個傳說中的夏朝那樣的國家形態,至少目前沒有考古上的支持雖然沒找到相關明確的文物（確鑿的文字） 但不能證明其沒有,就像甲骨文也是近代才真正發現的,那之前我們不也在否定這段歷史？　　　　　　　
　　現在已經變了，對於文明的判別標準已經從以前的城市、大型建築、金屬冶煉和文字轉向城市了，比如城市的規模、嚴格的功能區域劃分、複雜程度。
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5_06_19_323946.shtml


另詳參【圖博館】：古文明紀錄片《中國考古大發現》中國歷史分期論戰 《中國大歷史》

在列入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後，陶寺文化中期城址被發現。城址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相當於4個紫禁城的面積。
　　通過一系列的考古發掘，早期小城城牆、宮殿區、王級大墓、觀像祭祀台、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宮城等一個個建築基址和玉鉞、玉璜、玉獸面等文物被發現。
王巍認為，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都與堯都契合。
　　王巍介紹，陶寺遺址王族墓地挖掘出的隨葬物品，陶鼓、石磬、銅鈴等禮樂器表明了史上最早的禮樂制度形成；遺址和墓地出土的銅鈴、容器口沿、齒輪形器、環、蟾蜍等五件銅器構成中國史前時期最豐富的紅銅鑄造禮樂銅器群；極可能集觀像授時與祭天為一體的觀像祭祀台，被天文史學界認為是世界考古發現最早的同類建築；扁壺上的朱書陶文被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漢字；貴族墓葬出土的數量可觀的玉石鉞，充分顯示出王權在陶寺遺址社會中的主導地位。
　　王巍說，"在唐堯之時，中華早期文明的國家觀念、王權觀念、私有觀念、禮制和曆法等已形成，其中很多被後來的夏商周王國文明所繼承和發展。有理由認為，堯舜禹時期的華夏早期文明為後來的中華文明奠定了基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主脈。"陶寺遺址重大考古成果表明，在距今4000多年前，在晉南地區已經出現了王權和國家，進入了初期文明社會。陶寺文明的年代早於夏代，從而成為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的重要支點，對探索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在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王巍表示，雖未發現一錘定音的確證，但不容否定的事實是，堯都正在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走出傳說時代，逐漸向信史轉變。
　　多數專家都認可了“陶寺就是堯都”這一觀點。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也認可多數專家的“陶寺就是堯都”這一觀點。
　　他說，“根據文獻記載以及傳說史學當中的'堯舜禹'的堯，他的根據地，他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在平陽一帶，指今天臨汾一帶。陶寺發現的'觀像台'，證明了《堯典》中講到的堯讓羲和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曆法，來推進指導農業的發展，與陶寺觀像台能夠對應上去了。”

山西臨汾陶寺遺址或為堯的都城華夏文明史將提前300年

“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鍊錶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陶寺遺址極有可能是堯都。”2015-6-18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在國新辦舉行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了我國近40年對陶寺遺址考古的重大成果：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就是堯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國”；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夠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誌，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這比歷史教科書上的華夏文明從夏王朝開始，整整提前了300年。
　　陶寺到底有沒有城？
“是的，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要修改了！”王巍在發布會後表示，陶寺遺址的發掘，把華夏文明提前了300年。“這個工程今年年底會告一段落，我們會拿出報告，（相關部門）應該對教科書進行修改。我們是在為中華民族續寫家譜，是更早的家譜。”
　　陶寺遺址位於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7.5公里，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距今3900年—4300年。
　　對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至今已開展近40年。，分成兩個階段： 1978—1985年，這一階段的發掘和研究將陶寺文化為分早、中、晚三期。
　　當時發掘墓葬一千餘座，其中大貴族墓葬6座，一大批包括陶器、彩繪木器、玉石禮器、銅鈴、朱書文字等珍貴文物相繼出土，震驚了世界。這些成果顯示當時的陶寺已經出現明顯社會分化，並存在王權，這些發現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但也遺留下幾個問題：陶寺到底有沒有城？被埋葬在大藍中的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場所在哪兒？陶寺遺址是否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
　　第二階段從1999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的考古工作以尋找城牆為中心。
　　2002年之後陶寺遺址發掘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後又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已發掘面積約8000平方米。
　　經過近40年的努力，專家們初步揭示出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功能區劃最完備的都城，由王宮，外郭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倉儲區，王族墓地(王陵)，觀像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構成。興建與使用的時代為距今4300-4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