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盛世》
又給人家改書名了,原書名是《康乾盛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是否二月河的歷史小說或電視劇《雍正王朝》看多了,想要為雍正平反?
是作者仲偉民自己的意思,會取名《康乾盛世》只不過順著「文景之治」「貞觀盛世」等之四字訣,「康乾盛世無論在時間、規模、影响諸方面都遠遠地超過前二者」,「雍正是康乾盛世出現的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康乾盛世更確切的提法,應當是『康雍乾盛世』。」(p.2)
那為何一般史書都重「文景之治」「貞觀盛世」而輕「康乾盛世」?
「清初民族鬥争的劇裂以及頻頻發生的文字獄等,影响了人們對康乾盛世的客觀評价。」(p.2)
那是史識史才不足之論,傅樂成的《中國通史》(大中國出版,民64年增訂十版)早就指出清初康雍乾三代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王朝(p673)。
但傅氏仍著重於批評,他以「高壓與懷柔」為滿清統治中國之道:
滿清在世祖順治三年(1644)攻下北京之前,清太宗便已開始設官治理漢人且對明降臣禮遇利用,到世祖入關後,更以多爾袞執行一套懷柔政策。禮遇明室君臣,為明思宗發喪。明臣死難者均予題謚,尚存者予以錄用。對明遺民則:「舉行科舉,以籠絡漢族的士人。考試辦法,仍沿用明代的『八股文』,使士子的精力,消耗於空洞形式的文體及口頭禪中,而無暇想到其他。對於漢人百姓,也做了幾件收買人心的事,像是廢除明末的苛捐雜稅,撤除東西廠、錦衣衛一類的特務機關等」。
在懷柔的同時又以下列高壓方法來統治:「一、禁止結社。順治九年(1652)由禮部頒佈條例,禁士子立盟結社及建白軍民利病等,其後更屢申禁令。二、摧抑紳權。明代士紳的社會地位甚高,經常干預地方政務,清室於大局平定後,即著摧抑紳權。順治十八年(1661),江寧巡撫朱國治奏報江南欠糧士紳一萬三千人,清室皆治以抗糧之罪。世祖死後,蘇州諸生以不滿吳縣知縣,聚哭於文廟,結果諸生以『大不敬』而被殺者十七人。三、興文字獄。……文字獄在康、雍、乾時代為最盛,但順治時已開其端。順治十七年(1660),朝臣張晉彥為已革職的閣臣劉正宗序詩,中有『將明之材』等語,世祖以其言『詭譎不可解』,絞正宗而斬晉彥。四、下薙髮令。順治二年(1645),開始下令薙髮,令漢人薙髮留辮,不准蓄髮,並限於旬日內實行,違者格殺無論,漢人死者甚眾」(p674-5)。
其他重要的高壓懷柔還有。以武力鎮壓各地反抗甚至揚州等屠城。從康熙就已開始的以士大夫修明史、佩文韻府、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來籠絡知識分子,並趁機銷毀不利統治的史料(p679)。
不然要基於仲氏之言「在康雍乾三朝,最為人稱道的政治業績是對邊疆地區的重視和經營」(p83),而大拍「康雍乾盛世」的電視劇以呼應中國之崛起?豈不知康雍乾盛世時期「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最迅猛、最激動人心的時期」「而此時中國却依然自以為是『天朝上國』,自己是世界中心。」(p.105)
康乾盛世>百度百科
(一)簡介
(二)康乾盛世的手工業
(三)“康乾盛世”的農業
(四)“康乾盛世”的疆域
(五)“康乾盛世”的人口
(六)“康乾盛世”的文化
(七)“康乾盛世”的吏治
(八)“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九)“康乾盛世”的弊政
(十)“康乾盛世”的對外關系
(十一)“康乾盛世”研究
“康乾盛世”時期的饑荒
(一)簡介
所謂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于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有些中國曆史學家們將“康乾盛世”稱爲輝煌,是因爲他們覺得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曆史的奇迹。他們認爲國家統一的最終完成,社會經濟的高度繁榮,學術文化的集大成趨勢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曆史特征。
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遜色前代。首先,爲了限制明末以來土地兼並的發展,恢複農業生産,清政府采取“重農抑商”政策,康熙曾下令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占田地歸還農民墾種,獎勵墾荒屯田,並實行開墾荒地之初,免其雜項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計十年, 方行起科“等辦法,還頒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令,重視興修水利。
其次,康熙時代統一臺灣,平定三藩之亂,抗擊沙俄侵略,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使疆域空前擴大。
第三,雍正時代廣泛實行“攤丁入畝”稅制,使經濟、人口迅速發展。
第四,乾隆時代繼續改進和完善各項制度,使人丁繁 多,國家富庶起來。經康乾百余年的發展,人口已超過3 億.是明朝最多人口統計數的5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時增長 了20余倍。
(二)康乾盛世的手工業
明末清初,因長期戰亂,手工業生産也遭到嚴重破壞。大約經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後,手工業才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雖然清朝統治者在江寧、蘇、杭設有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但清代民間絲織業還是發展很快。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余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余”,所産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于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産,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爲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産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于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清代,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不說官窯,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余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産地共有四十余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産瓷器色彩鮮豔,精美異常。
制糖業在臺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臺灣的種蔗制糖極盛,每歲産蔗糖“六十余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制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采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乾、嘉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余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産量達到1467萬余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産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制造業也很發達。那裏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爲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商業的繁榮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系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于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臺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産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産值占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産值的30%。
棉桑等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谷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滿清皇帝認爲“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
但是所謂的康乾盛世是個什麽情況呢:
1.古人的記載: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這樣概括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從此以後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人均GDP開始一路下滑)清興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于食,布帛賤而艱于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爲家,是四空也。
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産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爲優,惡者爲奴。女之美爲妾,惡者爲婢,遍滿海內矣。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
濰北邑當丁醜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饑餓,寧甘下賤爲人仆。 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 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2.西人的回憶
明末西方傳教士還在贊揚中國物産極爲豐富,物質生産能力遠勝歐洲,聲稱"大明人"是"衣飾華美,風度翩翩".而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時期的出使日記中卻說: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節。〕在馬戛爾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這樣的..."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
3.一些有良知的曆史學家的記載
山西産好鐵,滿清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1/6,近于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滿清列爲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蕩産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滿清朝廷並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爲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爲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聞開礦之事,甚無益于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悉不准行"。對于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稅。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有九十三處了。
第一個對康乾盛世提出質疑的人大概是魯迅,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産量其實不及明末萬曆年間。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爲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産量爲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爲紡織品的主流産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手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産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産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産品的總産量卻始終未能恢複到明末的水平.
(三)“康乾盛世”的農業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裏,農業生産的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爲526萬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年),全國耕地面積爲526萬頃;農業種植方法的進步,使糧食産量大幅度提高。廣東部分地區收獲早稻以後,又插晚稻;收獲晚稻以後,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獲以後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于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産糧食60多億公斤。
清朝時候,專門從事蔬菜生産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遠遠望去像蘆葦一樣。
清朝時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多種農作物 從明代就自美洲經南洋輸入。明代徐光啓的《農政全書》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講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莖分種、扡插、窖藏幹藏等技術,是最早系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此後清人陳世元撰《金薯傳習錄》,記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齊民四術》中記述了翻蔓技術,番薯種植技術逐漸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産作物也有其弱點:營養低且單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價值少。作爲一時的救急尚可,長期爲主食必然導致人的營養不良,“面如菜色”,身體素質大幅下降,也必然影響人的正常智力發育。經過清初到中葉100多年的興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終于走到了盡頭。
(四)“康乾盛世”的疆域
國家統一,在中國曆史上是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然而與唐、元幾代不同,在清代,統一問題,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系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像北方遊牧民族,自准格爾葛爾丹一統漠西,即在中亞一帶建立相對統一的政權組織,與中原地區相抗衡。康熙有過不徹底的短暫的大一統,但不久即被分裂,繼之而起的雍正,又對新疆出現的分裂苗頭不加重視。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統新疆爲標志,才恢複了前幾代的疆域,所謂的“康乾盛世”從此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即所謂“鼎盛”、“全盛”時期。學者王鳴盛在《平定准噶爾賦》贊揚清廷:“天祚神聖,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軌齊于要荒,聲教訖于幽遐”,即是對這種表面繁榮景象的歌頌。然而爲了這所謂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卻付出了較高的代價,甚至弄到康熙駕崩時整個國庫只剩下800萬兩白銀的尷尬境地。這就是康熙時代龐大軍隊和頻繁的戰爭帶來的後果.而號稱“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後期更是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黑洞。
(五)“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時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爲這個時期番薯等高産作物的推廣和社會穩定,養活了大量的人口,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奇迹:然而事實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時期,中國人口從1億增至3.6億)。使得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人口失去了增長的空間,從而嚴重制約了工業化進程。
(六)“康乾盛世”的文化
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對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爲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後期,統治鞏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爲主,而是致力于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寫山水爲主。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朱□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爲神韻派領袖。查慎行詩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注重反映現實。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這就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曹雪芹的《紅樓夢》兩部巨著的出現。《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制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采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沖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郁,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爲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志異》。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明末發達的哲學一夜之間似乎消失了,傳統儒學的人文關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以考經證史爲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著學術向著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爲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爲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滿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連“清風明月”四字都可以導致文字獄,想象力倒是很豐富)還將百萬以上的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康乾對文人的極端摧殘焉能不導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七)“康乾盛世”的吏治
1.悲劇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機
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一個帶悲劇色彩的時代。這種悲劇色彩從兩個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從18世紀末年以後,社會危機不斷爆發,昔日表面上繁榮一時的清朝社會很快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中:民衆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仍,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財政困難,“國與民皆患貧,奸僞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隨之成爲泡影;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繁榮表象中,中國落後于西文世界發展水平成爲定局,控落後挨打的悲慘命運實際上是在康乾盛世時期最終鑄定的。導致清朝盛衰之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卻只有一個就是不能處理好關系到清代社會發展前途與命運的三個關鍵問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制度落後,三是對外關系。
2.腐敗愈演愈烈
政風好壞,從來都關系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清朝統治者對政風一直不大重視,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隊伍的廉潔與勤政。康熙時代企圖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宣傳理學說教提高統治階層的道德素質。雍正則一方面妄圖通過養廉銀減輕腐敗,另一方面采取嚴刑酷法,懲治貪官污吏。這些效果不佳。 勞民傷財,象蝗蟲一樣搜刮百姓供自己尋歡作樂的下江南。
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污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而康熙卻幾十年來對他們的行爲視而不見。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下,由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乾隆中葉以後,局勢更加混亂,官僚隊伍的腐敗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爲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不但中下級官員紛紛貪污受賄,而且像大學士和申這樣位至“宰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級官僚,也營私舞弊,貪贓枉法,且貪污之巨大可謂空前絕後。盡管乾隆有時也厲行懲處,誅殺不少貪官(其中包括不少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僚),但收效甚微,“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計“。乾隆時期政治腐敗愈演愈烈,除了專制獨裁政體自身的局限外,還和皇帝本人縱情享樂,以及朝廷不能根據形勢需要及時調整政府與官僚利益分配關系有關。此外,清廷懲貪寬嚴脫節,司法部門不能秉公執法也大大加重了腐敗的程度。
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曆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原因很簡單,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樂業,那麽少數人的煽動不可能使他們輕率地抛棄家産,鋌而走險;如果統治者仍具有清醒的頭腦,官僚隊伍仍保持著嚴密的組織性和行政效力,那麽,它更不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消極救災,以致自然災害“趨饑民爲盜賊”。因而,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決于政權自身的狀況。
(八)“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層建築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而滿清統治中原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圈地運動”更是破壞了生産力。軍機處的設立使得帝王獨裁統治更具操作性,嚴重地加強了君權。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無疑等于扼殺了任何工業革命的苗頭。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得滿蒙官僚長期竊居高位。科舉本來是文明的一大産物,康乾時代,科舉卻只剩下八股文這麽一個空[殼。滿清的軍制更]是可憐,雖然吃過高科技武器的大虧,(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紅夷大炮)卻還是不開竅,盲目堅持“騎射爲本”。抛棄火器而抱著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後火器水平還趕不上200年前的明軍。(太平軍破武昌後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軍大敗。)由此可見,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不過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回光返照。
(九)“康乾盛世”的弊政
1.沿海遷界
沿海遷界,大部分的曆史書都是不談的,即便談到了,也多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仿佛是無足輕重,無關大雅。然而個人以爲沿海遷界這個事件的重大性是被嚴重低估的低估,其殘暴程度,駭人聽聞程度,對曆史影響程度都是空前絕後的,它不僅是中國曆史一個重大事件,在世界曆史上也絕對能算的上一個重大事件。
究竟什麽是沿海遷界呢?簡單來說,它就是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讓中國從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具體點,滿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從瀕海三十裏左右,到瀕海四十裏、五十裏、乃至到二三百裏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制處在這個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裏到二三百裏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爲一個無人區。在這期間,如果清廷統治者覺得遷海的距離太近,還會繼續下令,遷的更遠一點,他們對海洋的恐懼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
沿海遷界的過程是怎麽進行的呢?是不是象現在的移民那樣,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腳,給予適當的資金補償,然後再一步步把居民遷移出去?不是的!沿海遷界的過程許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屠殺和掠奪。
按照當時人的記載“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繈兒,攜鬥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裏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 翻成白話,就是限期三天遷移,距離遠的人根本來不及知道消息,距離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過了兩天,軍隊騎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棄自己財富,貧窮的人拿著鍋子帶著妻子兒女,全部流離失所,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裏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現代的人從籌劃搬家到實施,具體運作准備,也絕對不是三天裏就能完成。然而當時中國的沿海居民,就是在這樣沒有任何預兆准備的情況下,在清廷統治者的淫威逼迫下,遷離故土,淒慘悲苦的情狀不問可知。
當時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後,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累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 燒房子,燒戰艦,也確實是做的徹底。 對于不肯遷移的居民,就是一個字“殺”。清廷統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這方面從來就是不手軟的。
“初,(廣東香山縣)黃梁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衆。”“……計誘之曰點閱,報大府即許複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幸脫者。複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阜,樹碣曰木龍歲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 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房過,
“當播遷之後,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牆,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囷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松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爲什麽要砍樹,要對果樹松柏都斬盡殺絕,大約意思也是爲了防止海上的反清複明力量利用吧。
(十)“康乾盛世”的對外關系
1.拒絕開放、閉關自守
康乾時期中國社會所處國際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在西方世界,産業革命爆發,啓蒙運動風行,資産階級革命風起雲湧,歐洲列強憑借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國作爲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正日漸衰落。
盡管康熙曾經以濃厚的興趣積極向傳教士學習天文、數學、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乾隆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産生過相當的興趣,對西洋的軍艦尤其印象深刻,而清遷“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爲監正、監副,相繼不絕”,但是,面對西方列強侵略的嚴重危險,沙俄對中國領土的侵略,對分裂勢力的支持,清朝統治者卻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強對陸疆的防禦。而對海上殖民勢力的威脅,清朝也缺乏准備。面對海上殖民勢力的不斷進逼,卻不知道好好整軍備戰,而忙于修圓明園,安于享樂。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清朝統治者的處理是十分簡單而又愚蠢的,那就是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後,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大清帝國雖然憑借表面繁榮的形勢,遼闊的領土,衆多的人口,在短期內保持住了作爲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但它和發達國家的距離已經越拉越大。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于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無論如何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爲“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于喪權辱國的苦難深淵。
“康乾盛世”的結束,在事實上告訴人們:封閉的傳統、文化形態、經濟模式雖然可以造就出虛假繁榮的景象,但卻無法克服自身固有的曆史局限,無法擺脫盛衰之變的惡性循環,更無法應付充滿競爭的世界一體化浪潮。中華民族要走向複興,必須在批判封建傳統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發展道路。
3落後的制度
合理的上層建築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而滿清入主中原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農奴制的殘余隨處可見,“圈地運動”更是嚴重破]壞了生産力。軍機處的設立使得帝王獨裁統治更具操作性,嚴重地加強了君權。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得滿蒙官僚長期竊居高位。“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無疑等于扼殺了任何工業革命的苗頭。科舉本來是文明的一大[産物,可是]到了康乾時代,科舉卻只剩下八股文這麽一個空殼[。(雖然八股文並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時代變得空洞化卻是無疑的。)不合理的科舉制度導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體系。]滿清的軍制更是可憐,雖然吃過高科技武器的大虧,(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紅夷大炮)卻還是不開竅,盲目堅持“騎射爲本”。抛棄火器而抱著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後火器水平還趕不上200年前的明軍。(太平軍破武昌後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軍大敗。)由此可見,所謂的康乾盛世,不過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回光返照。
(十一)“康乾盛世”研究
1.閻崇年《康乾盛世》論文遭拒
學術界關于康乾是否爲盛世一直存在爭議。閻崇年曾與港大一教授擬合作一篇論文,題目叫《中國曆史的黃金時代—康乾盛世》,但最後專家委員會沒通過,因爲委員會多數是西方人,他們認爲康乾是黑暗時代而非黃金時代。
因爲如果是黃金時期,怎麽會有那麽多貪贓枉法的人?那麽多無家可歸的人?
“康乾盛世”時期的饑荒
來自清朝遺老自己編寫的《清史稿》哦。
康熙元年,吳川大饑。二年,合肥饑。三年春,揭陽饑。秋,交河、寧晉饑。四年春,曹州、兗州、東昌大饑。夏,惠來饑。秋,懷遠饑。冬,烏城饑。六年,應山饑。七年,無極大饑。十年夏,海鹽大饑。秋,臨安、東陽大饑。十一年,永康、峽江、大冶饑。秋,遂安、湯溪大饑。十二年,樂亭大饑。十三年春,興寧、鎮平、京山大饑。十四年,東光饑。十五年春,大冶饑。夏,連平饑。十六年春,嘉應州大饑。夏,鄖縣、鄖陽、鄖西大饑。十七年秋,曲江饑。十八年春,真定府屬饑。夏,興寧、長樂、嘉應州、平遠饑。秋,無爲、合肥、廬江、巢縣、博興、樂安、臨朐、高苑、昌樂、壽光大饑。冬,滿城饑。
十九年春,江夏大饑。夏,大同、天鎮饑。冬,萬泉、遵化州、滄州饑。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饑。二十一年春,桐鄉饑。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饑。二十二年春,宜興饑。秋,單縣饑。二十三年春,濟寧州、剡州、費縣饑。秋,巴縣、江安、羅田饑。二十四年春,沛縣饑。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饑。冬,★城大饑。二十六年,博興大饑。二十七年秋,蔚州饑。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饑。夏,潛江大饑。秋,龍門饑。二十九年夏,黃岡、黃安、羅田、蘄州、黃梅、廣濟饑。秋,襄垣、長子、平順饑。三十年春,昌邑饑。秋,順天府、保安州、真定饑。三十一年春,洪洞、臨汾、襄陵饑。夏,富平、盩厔、涇陽饑。秋,陝西饑。三十二年夏,慶陽饑。秋,湖州饑。三十三年,沙河饑。三十四年,畢節饑。三十五年夏,長寧、新安、★城饑。秋,大埔饑。三十六年夏,廣寧、連平、龍川、海陽、揭陽、澄海、嘉應州大饑。秋,慶元、龍南、潛江、酉陽、江陵、遠安、荊州、鄖西、江陵、監利饑。
三十七年春,平定、樂平大饑,人相食。夏,濟南、寧陽、莒州、沂水大饑。三十八年春,陵川饑。夏,婺源、費縣饑。秋,金華饑。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饑。四十年,靖遠饑。四十一年春,吳川大饑。夏,沂州、剡城、費縣大饑。冬,慶雲饑。四十二年夏,永年、東明饑。秋,沛縣、亳州、東阿、曲阜、蒲縣、滕縣大饑。冬,汶上、沂州、莒州、兗州、東昌、鄆城大饑,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饑,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東平大饑,人相食;武定、濱州、商河、陽信、利津、沾化饑;兗州、登州大饑,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縣、高密、膠州大饑,人相食。四十四年,鳳陽府屬饑。四十五年春,漢川、鍾祥、荊門、江陵、監利、京山、潛江、沔陽、鄖縣、鄖西饑。四十六年秋,東流、宿州饑。四十七年,平鄉、沙河、鉅鹿饑。四十八年春,無爲、宿州饑。夏,沂城、剡城、邢臺、平鄉饑。秋,武進、清河饑。四十九年,阜陽饑。五十年,通州饑。五十一年,古浪饑。
五十二年春,蒼梧饑,死者以千計。夏,長寧、連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饑。五十三年春,陽江饑。冬,漢陽、漢川、孝感饑。五十四年夏,臨榆饑;遵化州大饑,人食樹皮。五十五年春,順天、樂亭饑。五十六年春,天臺饑。五十七年,廣濟饑。五十八年春,日照饑。夏,靜寧、環縣饑。五十九年春,臨潼、三原饑。夏,蒲縣饑。六十年春,平樂、富川饑。夏,邢臺饑。秋,鹹陽大饑。冬,兗州府屬饑。六十一年夏,井陘、曲陽、平鄉、邢臺饑。夏,蒙陰、沂水饑。秋,嘉興、金華饑。冬,懷集饑。
雍正元年夏,通州饑。秋,嘉興饑。二年春,蒲臺大饑。夏,樂清、金華、嵊縣饑。冬,英山饑。三年夏,順德、膠州饑。冬,惠來饑。四年春,嘉應州饑。秋,澄陽江饑。五年冬,江陵、崇陽饑。七年,壽州饑。八年夏,肥城、武城饑。冬,銅陵大饑。九年春,肥城大饑,死者相枕藉;莒州、範縣、黃縣、招遠、文登饑。夏,章丘、鄒平大饑。冬,濟南大饑。十年,崇明、海寧饑。十一年冬,上海、嘉興饑。十二年秋,武進大饑。十三年秋,慶遠府屬大饑。冬,垣曲饑。
乾隆元年夏,海陽饑。三年秋,平陽饑。四年春,葭州饑。夏,碭山饑。五年,鞏昌、秦州、慶陽等處饑。六年,甘肅隴右諸州縣大饑。七年春,山陽饑。夏,宜都饑。秋,亳州饑。八年春,南昌、饒州、廣信、撫州、瑞州、袁州、贛州各府大饑。夏,天津、深州二十八州縣饑。九年,高邑大饑。十年,正定、贊皇、無極、★城、元氏等縣饑。十一年春,沾化饑。夏,慶雲、寧津饑。十二年,曹州、博山、高苑、昌樂、安丘、諸城、臨朐饑。十三年春,曲阜、寧陽、濟寧、日照、沂水饑。夏,福山、棲霞、文登、榮成饑,棲霞尤甚,鬻男女。
十四年春,安丘、諸城、黃縣大饑,餓殍載道,鬻子女者無算。十五年秋,廣信饑。十六年春,福山、棲霞饑,民多餓死。夏,南昌、廣信饑。冬,建德饑。十七年春,全州饑。夏,同官、洵陽、白河饑。冬,房縣饑。十八年春,慶元饑。秋,鄖縣饑。十九年,羅田饑。二十年,溧水、通州饑。二十一年春,青浦、東流、湖州、石門、金華饑。夏,沂州、武城饑。冬,濟南府饑。二十二年夏,博白饑。秋,掖縣饑。二十三年春,翁源、蒼梧饑。夏,日照饑。二十四年秋,隴右諸州縣大饑。二十五年,平定、潞安、長子、長治、和順、天門饑。二十六年,江夏、隨州、枝江饑。二十七年春,濟南饑。夏,棗強、慶雲饑。
二十八年夏,永年、永昌大饑。二十九年秋,東光大饑。三十年春,桐廬饑。秋,吉安、廣信、袁州、撫州饑。冬,威遠饑。三十一年,濟南、新城、德州、禹城饑。三十二年冬,池州大饑。三十三年夏,沂水、日照大饑。三十四年,溧水、太湖、高淳饑。三十五年,蘭州、鞏昌、秦州各屬大饑。三十六年夏,會寧、肥城大饑。秋,新城、寧陝
饑。三十八年秋,文登、榮成饑。三十九年秋,秦州、鎮番大饑。四十年,溧水、武進、高郵、南陵大饑。四十二年秋,陸川饑。
四十三年,全蜀大饑,立人市鬻子女;江夏、武昌等三十一州縣饑。四十四年春,南漳、光化、房縣、隨州、枝江饑。夏,秦州屬饑。四十五年秋,江陵、保康饑。四十七年,灤州、昌黎、臨榆饑。四十八年春,黃縣饑。秋,綏德州饑。四十九年春,葭州饑。夏,來鳳饑。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隨州、枝江大饑,人食樹皮。夏,章丘、鄒平、臨邑、東阿、肥城饑。秋,壽光、昌樂、安丘、諸城大饑,父子相食。
五十一年春,山東各府、州、縣大饑,人相食。五十二年,臨榆大饑。五十三年秋,文登、榮成饑。五十四年夏,宜都饑。五十五年秋,禹城饑。五十六年,邢臺等八縣饑。五十七年,唐山、寧津、武強、平鄉饑,民多餓斃。五十八年春,常山饑。五十九年,清苑、望都、蠡縣饑。六十年春,蓬萊、黃縣、棲霞饑。夏,麻城饑。 (清史稿?災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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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楨
中國在清時被西方超越,原因並非滿人曾經的落後……2024-05-28
中原商朝鼎盛之時,西羌周族還是一個沒有文字的遊獵遊牧部落,連其族稱“周”都是商朝統治者賜予的。到公劉時才開始定居,再到公亶父時遷居周原,向商朝學習耕織文字文化,建立了依附商朝的諸侯國,也從此萌生了想要入主中原替代商朝的火種。
作為一個“小邦周”,滅了“大邑商”之後,如何統治多於本族百倍不止的原本蔑視自己的新臣民,成為了令周朝新統治者夜不能寐的難題。於是,效法商統治者的殺殉立威,在武力之下將商民強行遷徙分散到遙遠的各諸侯國,於是,武庚之亂,而且原本派去監轄武庚部眾的三個親弟弟及其武裝力量,竟然都加入了武庚的商族反抗軍,於是,再起征伐屠戮,平武庚三監之後繼續東征,多年方定,於是,開始設計構建新的有利於更廣泛穩定統治的制度體系和意識形態,形成了顯著區別于商的周朝文化,於是,有了之後為後世推崇的成康之治。
清朝的最顯著特徵,就是把中國兩千年以來的大一統專制農業文明的幾乎所有方面都推向了極致。中國清朝中期,是整個人類歷史中“農業文明”這個階段的最高峰(沒有“之一”)。惟其如此,也才導致了其在面對人類文明“萬年未有之鼎革”(工業革命)的局面時,改弦更張格外困難(沉滯在那個時代的“歷史終結論”之中)。
西方超越中國,是發達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必然超越,就如同原始經濟文明不可能抗拒發達農業文明的超越一樣。
西方進入近代以後中國開始走向相對落後,這個“歷史責任”,不能全怪在我中國古代文明的某個朝代或者我中華民族的某個子民族的頭上,更不能因此就跟著近代以來西洋東瀛肢解中國的意識形態戰滲透宣傳方向跑、貶損仇恨乃至否定“開除”我中國一脈相承文明史上的任何朝代。
阿楨
寒竹: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後世命運為何迥異?復旦大學研究員2023-10-27
關於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比較,歷來是中西方文明比較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中國,漢王朝之後,華夏民族常常自稱漢人,漢語則成了中文的別稱。漢亡只是政權的滅亡,而大一統的中國卻歷久彌新,到今仍是一超大規模的世界大國。羅馬帝國雖對西方文明影響巨大,但滅亡後再也沒有能夠復興。歐洲從此進入小國林立,雖有人想重建羅馬帝國,但只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個問題之所以難以講清楚,主因是用一些西方概念如帝國、民族國家、單一制、中央集權等,很難準確地詮釋中國歷史。另有一些概念是中國所獨有的,比如郡縣制、大一統,難在西方找到對應的概念。
漢羅確有相似之處,可從社會經濟發展、政治制度、軍事規模、文化等比較,但在本質上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政治共同體。漢朝是一個有著高度民族認同的國家,羅馬帝國則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一個由本土城邦和多個民族共同構成的征服體系。
羅馬是一個實行奴隸制的城邦國家,通過三次布匿戰爭和不斷的對外擴張和征服,最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橫跨歐亞非的征服體系。並不是一個有著民族認同感、共同語言和文字、明確疆界的國家。使用拉丁文的493.7萬羅馬人不超過帝國境內總人口的10%。居民分四類:羅馬公民、拉丁公民、異邦自由人和奴隸。羅馬公民的地位最高,拉丁公民最初在亞平寧半島,後擴大到行省。這樣的征服體系很難整合為一個有著高度認同感的政治共同體。
從夏朝算起,到了漢朝,五千萬華夏民族已成為主體民族,很強的共同體認同感,共用著相同的歷史、信仰、語言與文化。華夏民族的血緣主義淡薄,雖也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主要還是文化認同,韓愈講“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北狄、南蠻、西戎和東夷的大部分都通過接受先進的華夏文化而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
阿楨
不時看到有人宣揚改開之前的社會比改開之後更加美好理想 2023-09-12 胡錫進
那樣的人應該住回到筒子樓裡去,吃飯用糧票,一個月只有半斤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和公共汽車,出了北京就沒見過地鐵,坐不起計程車,更沒坐過小汽車,從沒有過全家一起旅遊的經歷,老婆孩子都穿打補丁的衣服……中國人民收穫感最大的時期肯定是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多年。請那些人回歸常識,不要繼續宣揚與黨的檔精神南轅北轍的極左論調,停止蠱惑人心。
回應
不要搞“選擇型回憶+選擇型無視+選擇型講述”。
正常。網上的別有用心 + 發發牢騷 + 確實存在的問題!
我猜老胡最不喜歡改開前的平等,平安,純樸吧。
改革前哪裡平等?也存在等級制。國有企業的工作崗位只有少數必有城市戶籍的人佔有,多數農民不能進城工作。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你不是這個派就是那個派,你的個人資產根本不會受到保護,罄竹難書是對那個時代最好的解釋。當時還純樸?出門就戴著面具說假話,怕別人告密,最假的時代,沒有之一
很多人懷念漢唐盛世,可是漢武帝唐太宗連個手電筒都沒有,按某些人的說法他們還不如五六十年代白雲黑土這種貧困戶富裕。
秦始皇沒自行車騎,不耽誤他巡遊天下,漢軍沒自動步槍,不妨礙,陳湯喊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懷念漢唐懷念的是那個時代人的心勁,那是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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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沒有民族主義,只有族群概念,晚清以來,民族主義確實是一個好用的武器,會反噬自身。
阿楨
清史稿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那麼難產,不就是學術認同與民間認同差距太大麼 2023-09-05
【本文來自《許宏的新書、講述商代考古的《最早的帝國》被舉報下架了,大家怎麼看?》評論區】一本純學術的書,如果不同意其觀點,完全可以著文爭鳴,卻去舉報,無良、無恥!
這不是一個純學術的書籍,這裡有一個對階段歷史及解構中國文化源頭的資格問題,我們國家對於解構歷史的問題歷來都是把控很嚴的。
夏商周斷代工程我們已經持續推進幾十年了,是國家非常重視的歷史學術工程,在權威機構沒有正式結論出臺之前,如果某些學者私自對此類研究進行解構,會嚴重干擾正在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前車之鑒的,清史稿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那麼難產,不就是學術認同與民間認同差距太大麼。
國際上還有很多的前車之鑒,最典型的就是韓國,你看韓國的民間歷史學已經把韓國正經的研究學擠兌成什麼樣了,韓國臭不可聞的歷史觀不就是被民間史觀綁架後的產物麼。
回應
清朝是個外來侵略政權,但因奠定了當今中國的領土範圍,又想突出他的合法性,這種史稿會很難寫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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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英譯: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指文體有八個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進入21世紀,八股文現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語作文,採用固定的範本來寫。甚至一些考試中,如果不採用推薦的格式和範本,閱卷老師就會對此作文打低分。還有學生畢業論文,很多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學校就要求學生寫畢業論文“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背景知識,第三章理論基礎,第四章實驗設計,第五章實驗結果,第六章結尾”。這也是八股文現象。
王士禎《池北偶談》:余友一布衣,甚有詩名,其詩終格格不通,以問汪鈍翁。曰:此君正坐未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然無關詩與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路終不分明。
寫八股文、試帖詩,其思維鍛鍊,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能達到如此縝密的程度,以此思維、以此文字,加以真情激動之時,去寫詩寫詞,自然如《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所說,要詩是詩,要詞是詞了。這就叫過得硬的功夫。
《儒林外史》中對儒林的諷刺對象,也還是考不中的假名士為多,但對八股文本身,卻未有半點否定之意,反而在第十一回中,寫了魯編修沒有兒子,如何教女兒讀《四書》、五經,講書開筆作八股文: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
(洪秀全的《述志》和黃巢的《賦菊》雖同是落第造反詩,但黃詩更佳,將菊花的陰柔秀美與黃金甲的鋼強壯美之意象對比的殺氣騰騰。)
《不第後賦菊詩》黃巢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述志》洪秀全
手握乾坤殺伐權, 斬邪留正解民懸。
眼通西北江山外, 聲振東南日月邊。
展爪似嫌雲路小, 騰身何怕漢程偏。
風雷鼓舞三千浪, 易象飛龍定在天。
阿楨
今人深信不疑的“科舉最公平”, 隱含一個關於分配的嚴重曲解 2023-08-19 田方萌
【導讀】近期,無論西安中考“回流生”,再到美國社會爭議不斷的“平權法案”,都指向教育資源配置這一根本性問題。以配額制干預教育中的選拔過程由來已久,鑒於其應用廣泛,爭論也相伴而生。作者對歷朝選官制度的考察表明,配額制的出現早於科舉制,漢代的察舉制就已採用;元清推行干預力度更大的配額制,宋明則偏於憑才取士。本文指出,關於統治集團為何照顧落後省份,“保護弱勢群體”這一當代認知解釋力有限。就科舉制而言,為了拉攏邊遠地區的士人,也為了防止東南省份的政治勢力坐大,明清兩朝採取“地區平衡”的區域配額制。科舉制中配額制的實施大都是政治性的,以按照統治者更為合意的方式分配資源。相比之下,現代國家更多出於意識形態而採取配額制,並為其提供正當化的理由。
配額制的功能
一種觀點認為科舉制具有代議制的功能。19世紀末的美國觀察家丁韙良即認為科舉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權利的特許權”,民國政治學者何永佶也將它看作“中國式的代議制度”。然而,歷史學家吳晗早就批駁了這種觀點:進士們滿足于做官,既不“代”,也不“議”。他們效忠于皇帝,而不是家鄉百姓。余英時也承認:“這(區域配額制)當然談不上是代議制,但不能否認科舉制有時也發揮了一點間接的代議功能。”
另一認為照顧邊疆地區的配額制有利於加強帝國的統治,將進入精英階層的通道保留給地方士人。不過,皇權時代的政治威脅來自邊疆地區的分裂,也來自內地省份的叛亂。從黃巢到洪秀全,歷代都有因科舉落第而揭竿而起的人物。
在現代政治中,意識形態更多地促使政府採用配額制,隨著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興起,多個國家的平權運動推動 “教育公平”的配額制。
配額制的代價
破壞了普遍主義的選擇標準。
不重視成本和效率損失的代價。
假冒身份的問題。
減方不滿甚至憎恨增方。
受惠於配額制的增方考生都進入了超過他們實際報考能力的大學,使增方受害的錯配效應,實證研究,學生在學業和職業發展方面都受到了很大傷害。
回應
八股已經把科舉的公平性拉到了極致,公平對生產力發展有利只存在於理論上。
沒有絕對完美的制度,科舉相對是最公平、最接近完美的取士制度
阿楨
黃宗羲是反清复明的文化巨人,為什麼會認可清朝,甚至吹捧康熙?2023/02/20 歷史探索發現
明末清初,許多士大夫將清朝入關視為外族入侵,黃宗羲堅持抗清,在南明滅亡後又拒絕仕清。他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反思君主專制的弊端。但是到了晚年,黃卻稱呼清朝為“國朝”,稱呼康熙為“聖天子”。
黃不斷閱讀明朝的史料,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逐漸改變了自己的思想。一個黑暗的時代難道還要去拯救嗎?試想一下,黃如生活在元末明初,拒不仕明,又提出反對君主專制的理論,那會是什麼下場?元末明初的三大文人——宋濂、高啟、劉基都被朱元璋設計處死了,他們還沒有說什麼得罪朱的話呢。
黃看著清朝剿滅群雄,統一天下,百姓終於安定了,於是他開始出門講學,經常和清朝的官方交往,甚至讓自己的學生去參與清朝的官方的學術活動,比如門人萬斯同就成為了《明史》的主修。對於自己的後人,黃讓他們去參加科舉考試。
康熙親政後,對天下文人廣為籠絡,對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反清文人大加招撫,明朝不餘遺力打擊異己的風氣被一掃而空,學術文化界出現了幾百年前難得的寬鬆局面,學術、詩詞、小說、繪畫等都如雨後春筍版發展起來。康熙對外不斷擴大疆域,對內勵精圖治,恢復經濟,開闢了一個長達百年的盛世,這些都被黃看在眼裡。多次在公開場合稱呼康熙為“聖天子”,稱清廷為“國朝”、清軍為“王師”,用康熙年號。可見,黃是非常認可康熙皇帝的。
阿楨
“炮彈摻沙”並無實證,“靖遠”艦遺址水下考古調查揭露更多甲午戰爭細節
山東威海“靖遠”艦遺址第一期水下考古調查 2023-03-01獲評2022年度山東省五大考古新發現。威海是甲午戰爭終戰之地,為探明威海灣甲午沉艦現況,2022年8月至10月下旬,山東省水下考古中心聯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威海地方文博機構開展了“靖遠”艦遺址水下考古調查工作。確定了沉艦鍋爐艙、艏彈藥艙、艉彈藥艙的位置,基本摸清了沉艦殘骸的整體情況。
在TG3中發現了210毫米克虜伯炮彈1枚,是迄今為止水下考古發現口徑最大的炮彈。王澤冰表示,通過以上關鍵出水文物並結合歷史資料分析可基本確認其為北洋海軍“靖遠”艦;同時,這些出水文物揭露了更多的戰爭細節。“我們其實發現現場並不是像之前傳說的,有很多的炮彈裡面摻雜沙子或者其他東西,反而大量的彈藥其實是比較先進的,很多都是從英國直接訂購的;另外我們在現場發現大量彈殼,說明在當時戰爭的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反擊行為”,王澤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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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彈摻沙子、掛錯信號旗拍成人字形隊等等本來就是以訛傳訛。
北洋水師已經打得不錯了,當時軍艦技術發展太快,定鎮二艦主炮口徑倒是大,但射速差不多5分鐘一發,和日本的吉野之類的已經有代差了。架退炮打管退炮,打不過是正常的。
用封建主義來形容古代中國社會並不嚴謹。封土建國成為各個諸侯小國家,這才是封建主義。可自秦朝建立後,古代中國一直實行的是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
阿楨
《天下長河》5大看點再現一場場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殊死搏鬥 2022/11/21 潘怡豪
看點一:康熙招納賢人,與災難水患驚心搏鬥
看點二:羅晉霸氣感十足,演繹另一款康熙帝皇族魅力
看點三:還原歷史,考究實地洪水施工
看點四:新穎吸睛,高評價史詩工匠劇
《天下長河》書寫了一段大河工匠的治河史詩。在敘事上除了令人震撼的畫面效果,也因融入民間的人情世故,顯見悲歡離合,與小人物的生動幽默,並行節奏讓原本以為少了宮鬥情愛的主線後,是部稍嫌沉悶歷史劇的觀眾大為改觀。
看點五:老戲骨演員加盟,新演員奪目演出
中國水災史--維基百科
中國水災史,中國水災頻仍。其中黃河水災為烈,江淮水災之次。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從黃土高原帶走16億噸黃沙。因此黃河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1194年至1855年間黃河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史稱「黃河奪淮」。公元前602年,「黃河第一次決口」於今滑縣東北,河道向東遷移80公里,由今黃驊入渤海,史稱漢志河。
黃河水竟然變綠了?原因是什麼? 2022-05-14
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十分嚴重,黃河每年水中含有的16億噸泥沙。自2000年開始,我國就針對黃河“水少沙多”的癥結採取了“攔、排、放、調、挖”的治黃措施,一些幹流的河水顏色逐漸清澈,黃河下游河床的泥沙平均高度也降低了2.6米,優質水占比80%以上。
南水北調工程 --維基百科
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國一項運營中的大型水利工程,抽調中國江淮流域豐盈的水資源送到華北和西北地區,旨在改變中國南澇北旱、北方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局面、促進南北方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該工程橫穿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流域調水工程,總投資預計超過5000億元人民幣。工程由東線、中線和西線三條調水線路組成,其中東線一期工程已於2013年11月15日正式通水,中線一期工程已於2014年12月12日正式通水。截至2021年初,南水北調工程已累計調水超過400億立方米。
阿楨
天下長河劇情簡介
自康熙十五年一場巨大的水患之後,年輕的康熙帝設科開舉招納治河賢才,二十四歲的落第舉子陳潢脫穎而出,長於治河。年輕的康熙帝不拘一格,將他簡拔而出。陳潢與同樣有志於治河的靳輔搭檔,跨越半個世紀的櫛風沐雨,歷經了康熙朝幾次大政治風波。年輕敢言的陳潢死于奸臣結党的污蔑之下,臨死前留下治河名著——《河防述要》。康熙五十一年,臺灣收復,准格爾平定,黃河安瀾,河水轉清。康熙帝探訪揚州,見到了河神廟。廟中塑著靳輔、陳潢的像,仁人志士,遺愛自在民間。
看完7集《天下長河》,我連發感嘆,國產劇都這麼拍何愁沒觀眾 2022-11-13 晴晴
一部電視劇好不好看,其實只看前幾集的質量就知道了。
先說題材,雖說是歷史劇,但《天下長河》,卻只是借用了這些歷史風雲人物作為背景。而是將真正的主角光環聚焦在了兩位治河大才:一位落第書生陳潢,一位安徽巡撫靳輔身上。藉著這兩位治河大才的視野,講述了一段從康熙十五年大雨過後,清朝長達40餘年的治河大事。可以說這一個題材,這樣一個故事,確實新穎,獨到。
再說這部電視劇的演員陣容,羅晉飾演的康熙大帝,奚美娟老師出演的孝莊,還有公磊飾演的明珠,樑冠華飾演的索相。雖然這些演員,都是第一次挑戰這種歷史風雲人物,但是他們的演技,確實開場就立住了腳跟。特別是公磊和樑冠華這一瘦一胖的組合,他們一出場,真的就是觀眾想看的那個味。
當然還有這部劇的質感,也是相當了得!這部劇《天下長河》大部分戲都是水戲。而為了呈現最真實的一個水戲場景,導演組花了5個月的時間,真的挖出來一條“黃河”,而第一集中大堤決口。最後呈現出來的浮屍遍野的場景,真的讓人一秒入戲。別的都不說,就沖這部劇的質感,這部劇就值得一追。
所以說晴晴不得不感慨一句,芒果臺是真的會挑劇,一挑又是一部年終爆款。那麼這部劇具體有哪些爆點呢,請聽晴晴慢慢說!
第一個爆點:演員選角,絕了! ……..
第二個爆點:題材新穎,立意深遠!……
第三個爆點:細節戳人!……
《天下長河》2022-12-07 柯志遠
感動值一路飆昇的歷史大戲《天下長河》開低走高,口碑爆棚。造成「現象級」紅火熱潮的歷史正劇已經斷炊一段時間了,…….
阿楨
時論廣場》民主與民本 誰以蒼生為念 2023/01/20 台大心理系名譽教授黃光國
中國式的「民本主義」,講究的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方法是「民主協商」,而不是西方所謂的「民主投票」。3月4日,大陸將召開全國政協會議。新華社指出,對全國政協委員人選將「逐個審核把關」,嚴把人選的政治關、廉潔關、形象關。
這當然不是賴清德主席心目中的「民主」,也不是五四青年夢寐以求的「洋菩薩」或「德先生」。我想請教賴主席的是:經過「民主投票」選出的貴黨前主席蔡英文,在「徵召」各種選舉候選人的時候,大權獨攬,有沒有像大陸這樣的「把關」?……
認定明清“閉關鎖國”的人,你們才是“閉觀鎖國” 2023-01-16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修木
1683年三藩之亂平定,臺灣收復,清朝坐穩,康熙下詔重新開海,不是以前的三年一貢的朝貢關係,歐洲帆船每年都可來廣州,還可建倉庫。康熙開海,並不是為了照顧歐洲人。中國有最大市場,而中國的瓷器、絲綢又是品質最好的。18世紀是康乾盛世,天下大致安定,而且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由此也帶來消費需求的急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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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賣出貨物,收穫白銀,基本是單方面的,中國怎能是閉關鎖國?
在客觀歷史上,清朝確實沒有閉關鎖國;但是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角度,清朝必須是閉關鎖國的,只有這樣,西方的殖民史觀才是成立的。
阿楨
高薪能養廉嗎? 2022-12-05
錢雖然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高薪”不一定“養廉”,但“低薪”絕對大量腐敗。有人會反問題,建國之初為何腐敗少?一窮二白無財可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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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宋清已經證明。
高薪養的不是廉,而是“能”,即高薪養能。
說到高薪養廉,不能不說新加坡。精英治國,和高薪養廉,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在新工作的幾年,切實感受了這個制度的威力:政府保持有競爭力的薪資,留住人才,留住清廉,讓社會相對公平。
新加坡是一城市國家,中國東西南北各不相同,財政狀況,社會習俗各不相同照搬新加坡根本是想當然,大國裡哪有幾個高薪的?
高薪只是方法之一,還要配合績效考核,在加依法約束,三法合一,一招鮮當然行不通。
阿楨
新清史們想把清朝從中國分割出去,清朝重新界定了“中國” 2022-11-01
清朝國祚綿長之根本原因是:(1)將邊疆納入版圖,通過宗教和政治紐帶,而非訴諸暴力,消除了遊牧部落威脅;(2)繼承了前明正統,尊重士人特權、認同儒家理念,贏得地方精英忠誠。鮮卑族建立的北魏(386-534)、契丹人遼朝(907-1125)、女真人金朝(1115-1234)、蒙古人元朝(1271-1368),清朝最長(164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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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為例,日本如果侵華戰爭最終獲勝,是否是中國正統?
乍一看像是,仔細想想,根本不可能發生。清在文化上相對中原王朝落後,入主中原會融入中原體系。而日本以亞洲第一自居,他們會拿清來表示法理性,而實際上是來搶劫,只是藉口而已。
中國古代的忠義是不分物件的,無論這個王朝是不是正統 2022-12-03
【本文來自《是否認同《出師表》的忠義,其實就代表了這個人是否認為季漢是正朔》評論區】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義”與物件無關。比如,伯夷、叔齊兩兄弟不食周粟的故事:殷商滅亡,二人不服從周朝統治,仍忠於殷朝,發誓不吃周朝的一口飯,活活餓死在首陽山。各自的臣民就應當忠於自己的政權,否則就是貳臣。清朝為維護自己統治而編寫的《貳臣傳》也是這一邏輯的體現。
相關資料
〈島中對〉諸葛亮在〈隆中對〉分析當時天下大勢,前段三分天下是歷史實然、後段以蜀國統一天下則是其應然願望,在此〈島中對〉以生物演化和中國歷史的實然來分析兩岸大勢。
〈中外文明實相〉中國文化的應然是民本(君輕民貴選賢與能,實然多昏君汙吏)革命(天命無常有徳者得之,實則改朝換代而已)天下統一(實則地方不斷分裂,尤其清末民主國族論之魔盒一開、獨素難收、至今藏疆港台毒癮不時發作)以文化判夷狄(故文統才是正統,實則以父系血統),故見商(東夷)周秦(西戎)楚漢(南蠻)五胡蒙元滿清(北狄)等先後入主中原,滿清比蒙元認同中華文化,故清國命長296年(1616努爾哈赤建立王朝稱汗-1912),而開創最大版圖的元朝只97年(元世祖1271定都元大都-1368元惠宗出亡),唐雖胡化但自認父系是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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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楨
通篇避世、投降、逃跑,以現在的角度看,紅樓夢不過是一個精編版的瓊瑤小說
【本文來自《以“殺過人”定義梁山好漢就是沒看懂水滸》不用死鴨子嘴硬,這四大名著,你要去找裡面的邏輯矛盾,以及噁心的東西,那肯定是能找出一堆的。還肯定能找出一堆,你對文學創作,真是一點譜都沒有,這話說出來,其實這討論就已經結束了,沒啥意義了。】
一個後宮媽寶
跟水滸和三國裡的真英雄比,境界雲泥之判,面對逆境,面對吃人的封建社會,他們身上那種反抗的精神,歷經百年仍熠熠生輝
方向錯了,寫的再好,不過是完美的蒼蠅;就跟降清的那些酸腐寫的文字一樣,有人稱讚”無一字不妙“,但是通篇避世、投降、逃跑;以現在的角度看,紅樓夢不過是一個精編版的瓊瑤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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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玉恰恰不是媽寶,後宮更談不上,說他“妥協,逃避,軟弱”,更是誤解。
寶玉一直在對抗封建父權家長,賈政罵他不讀書,寶玉恰恰不是不讀書,只是不讀八股,不讀那些“經世濟用”,用來謀取功名的書,卻偏愛雜書,唐詩宋詞西廂記,陶冶性情。寶玉挨打,就是父權的一次鎮壓。
所謂後宮,寶玉正是整部小說最尊重女性的人,每日面對大觀園諸女子,沒有半點淫邪,平等對待,一片真誠。相比賈璉賈珍薛蟠之流,視女性為玩物,他在富家公子裡絕對的異數。
所謂的軟弱逃避,恰恰相反,書中處處都在抗爭,多數失敗了,還有很多人付出了生命,寶玉就是一雙眼睛,一個見證者,帶讀者經歷這些“曆幻遭劫”,看著賈府轟然倒塌,大觀園風流雲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然後飄然而去。我認為這是寶玉經歷了世事後的超脫。人生近看是喜劇,遠看是悲劇。是非成敗轉頭空,只有青山依舊。電視劇《三國演義》有首曲子《貂蟬已隨清風去》,就是這個意味。
阿楨
文章認為,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源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從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文章表示,衡量歷史是非須置於當時的特定環境,後人不能苛求前人。今人既不能為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歌功頌德,也不能以「閉關鎖國」全盤否定明清歷史對中國、對世界的意義。保守、落後、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籤化為「閉關鎖國」。文章還稱,客觀而言,「自主限關」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方殖民主義者血腥東擴的步伐。
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有錯嗎? 2022-11-16
首先,今天對於中體西用的批判,是基於20世紀以來社會學、政治學等現代化理論而進行的,不能拿去指責古人的無知;其次,對中體西用的廣泛批判出現在甲午戰爭之後,但從洋務運動開始到甲午戰爭間30年並不認為中體西用有那麼大的問題。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接受兩者;接受前者,拒絕後者。今天,我們非常容易理解,現代化並不只有西方化這一種模式。但問題在於,在19世紀,世界上只有“西方”這一個地方是現代化的,你找不到其他任何參考的樣本。由此一來,對於世界各國的文化精英們來說,就必然要面臨一個問題——如果你全盤西化,本土文化必然要受到衝擊;如果你不“西化”,則你的國家在列強堅船利炮之下難以生存。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日本“和魂洋才”,都是要避免“西化”而更追求“現代化”。
阿楨
說明清“閉關鎖國”的人,你們才是“閉觀鎖國”!2022/11/18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不是傳奇的大航海》第25集--歷史認知上的閉“觀”鎖國才是我們的老毛病
明清時代的中國有閉關鎖國嗎?可以說沒有,也可以說有。 說沒有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人跑來跟中國貿易。 說有是因為我們沒有認真去觀察瞭解外部世界。 貿易上沒有閉關鎖國,認知上卻有閉“觀”鎖國。 直到今天,我們許多人的歷史認知,依然是閉“觀”鎖國。
海禁--維基
海禁(又稱洋禁),是一種鎖國政策,旨在禁止民間私自出海,也限制外國商人前往本國通商,具體實施隨著時間變遷而有張有弛。海禁本來的目的是為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的初衷,日韓亦有此政策。然而,實際上海上貿易反因海禁而更加猖獗,歷代各政府的海禁最後都不了了之,最終以開港通商收場。
影射當前大陸處境(西方圍堵中國) 明清時期「閉關鎖國」重被學界討論 2022-08-30 聯合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最近發表一篇萬字雄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試圖為「閉關鎖國」政策「平反」,引發學術界震動,連媒體都參與討論並稱,「閉關鎖國」絕對不會是中國要走的路,中國繼續對外開放的決心十分堅定。
阿楨
易中天認為清朝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沒有前進動力才衰退,如何評價他的觀點?
2022-11-08的直播節目《老俞閒話》中,易中天認為,清清朝解決了奪嫡、藩王、民族等此前朝代沒有解決的問題,民生問題清朝也是解決的最好的。而正因為這些問題都被很好地解決之後,整個國家就開始不思進取,只享受太平,喪失了警惕心,所以不可避免的走向腐敗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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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乾隆皇帝的“十全老人”自稱也是發自其內心的自豪。和現在西方國家動不動“民主自由”“歷史終結論”如出一轍。所以總體上來說我認為易中天說的也沒有錯,不過要分鴉片戰爭前和鴉片戰爭後兩個階段。鴉片戰爭前清朝統治們認為就算王朝遇到短暫困難憑藉對整個國家的強大掌控力仍能有效解決。鴉片戰爭後,被西方深深震撼了,有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
阿楨
從定遠主炮威力看甲午海戰的失敗原因 2022-07-05
我認為北洋水師的炮彈落後才是甲午海戰失敗的根本原因,定遠鎮遠兩艦的305主炮,開花彈的彈重292公斤,裝填10公斤黑火藥,但日本聯合艦隊的152毫米火炮,炮彈重42公斤,裝填TNT炸藥6.8公斤,威力是305炮的4倍。中濟遠艦210MM主炮多次擊中吉野艦,如填裝TNT,吉野已被擊沉。
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有很多,過去有人總結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歸咎於清廷投資不夠,但採購新式炮彈而不是投資購買新軍艦和速射炮,是最快和花錢最少的辦法。
19世紀末期,從美國南北戰爭開始,世界軍事技術發展出現了天翻地覆的進步,前膛槍前膛炮被後膛槍炮取代,滑膛槍炮被線膛槍炮取代,黑火藥被猛炸藥取代,蒸汽鐵甲艦取代了風帆戰艦。軍事技術一步差則戰爭中即失敗。甲午海戰就是一個事例。沙俄帝國在贏得了拿破崙戰爭之後受挫于克裡米亞戰爭又是一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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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遠的艦炮落後了一代,整條船落後了一代,不只是彈丸的區別,兩遠的主炮就比前裝炮先進一點,算是後裝的,但身管短,膛壓低,射速極慢。日本艦已經是近乎現代火炮的速射炮了,定裝彈,高射速,長身管,高膛壓。裝甲鋼也差一代,處理方式改變後性能差別極大。
阿楨
如果宋朝傾盡全力發展了火槍火炮,蒙古還有機會崛起嗎?2022-06-19
【本文來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恥辱的朝代。別的朝代都亡於內憂,而宋朝則亡於外患》評論區】
宋朝的精英,不善於利用火槍火炮這個新生事物,反而是宋朝的敵人——蒙古人重視火炮,蒙古西征軍一路打到維也納,把火炮帶到了歐洲。
907年,軍閥鄭幡用火藥“發機飛火”燒了南昌的城門。宋太祖開寶三年(970年),馮繼升向宋朝政府獻上了做火箭的方法,宋朝政府還賜了他一些東西,作為獎勵,沒有下文。959年,後周的柴榮攻遼國,奪瀛州、莫州,漢族與北方的契丹已經有衝突了,火藥可以打仗,為什麼不重視?蒙古第一次威脅宋朝,是1230年,攻南宋的鳳翔寶雞潼關,從960年到1230年,宋朝有270年的時間視窗可以開發火槍火炮,遺憾啊。
如果宋朝傾盡全力發展了火槍火炮,蒙古還有機會崛起嗎?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火炮也是中國人發明的,最後清朝反而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割地賠款。左宗棠說:“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元軍最早的火炮,是漢族人郭侃發明的,研製的火炮能夠平射,也能曲射,平射能打半裡左右(即今250米),曲射能打二三十丈高(即100米左右),獻給了蒙哥和旭烈兀。1253年,郭侃隨旭烈兀西征,第一個攻擊目標是裡海以南的木刺夷(即現在的伊朗西部)。郭侃大半生跟隨蒙古軍隊西征,一生攻下了約七百座城。當然,元軍滅南宋也用了火炮。
火炮鼻祖魏勝(1120年—1164年),是南宋的一名弓箭手,他發明的炮車,以火藥填鐵筒內,塞以碎石,置炮車上。遇敵引火發藥,碎石殺傷敵人。作戰時,戰車在外,炮車居中,陣門兩邊弩車,上置弓弩,可射數百步遠。炮車發火炮,擊出二百步外。兩軍相對,遠則使用弓弩箭炮,近則刀斧槍戟,戰鬥時,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勢則乘勝追擊,不利則避入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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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生火炮的作用不如現役裝備的冷兵器,那就不太可能批量裝備,所以無法在大規模實戰中驗證並改進;只有在有對抗的情況下,某類裝備才會有不斷完善的需要。就猶如東線的坦克戰,如果沒有T34和KV系列,四號和老虎還不知道啥時能出世呢。更不用說鐵拳和坦克殺手,巴祖卡和RPG這些是因何而生的了。
阿楨
太平天國運動不可能成功的 2022-01-17
【本文來自《如果太平天國成功的推翻了滿清王朝!會怎樣?太平軍又能否打垮美英日歐等多國聯軍?》評論區】
回想下,歷代中國起事成功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收攏天下之才為己用”,而非簡單的一時勝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劉邦率領群豪圍毆項羽;朱元璋收攏南方士人建立大明。反面典型就是黃巢、李自成,這兩人流寇中國並一時間攻佔首都建立政權,兩人也獲得了部分文人的支援,如李岩,但始終未獲得當時的士人階層支持。
太平天國運動一開始勢如破竹,也獲得了像石達開這類的地主的支援,故而展現出強大的戰鬥力。但是太平天國運動從未獲得天下士人的支持。士人支持的是曾國藩!
其實這就印證了中國一句古話,“得人心者得天下”。
得人心,指得天下民眾之心;而得天下民眾之心,則必先得天下士人之心,讓這些讀過書、明事理的士子為上下各級官吏有效的治理民眾。
阿楨
中國朝代為什麼大多持續兩百多年,不會超過三百年? 2021-09-05
1972年,竺可楨老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國五千年歷史氣候可以分為4次暖期和4次寒冷期。但在這個大週期之下,也分很多中週期,溫度都是在上下波動的,甚至每一次小週期,都會引發王朝的滅亡,相關性非常之高。只有清朝這一個例外,在氣溫暴跌後還熬了幾十年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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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時,因為戰爭,無主的土地多,人口少,儘管開國功臣封得的地很多,但普通平民也能有一份地,隨著時間推移,人口逐漸增多,土地兼併現象卻愈演愈烈,最後普通人沒地種,要麼餓死,要麼當佃農,國家向掌握大量土地的豪強收不到多少稅,只有下狠手往死裡收尚有自己田地的平民,導致平民要麼賣田,要麼造反,基本上,這個兼併輪回過程大抵就是兩、三百年……
不衝突,背後就是氣候變化。當這些社會矛盾積累到頂點時,寒冬、乾旱…接踵而至。王朝管理失能已無力對付天災,大饑荒來臨。北方遊牧民族面對天災更是聽天由命,為活命只能南下。王朝末日來臨。等所有軍事勢力打出一個結果時,一方面人口數量低於土地承載能力,另一方面如果趕上氣溫回升,則盛世來臨,如漢唐。要是命不好沒趕上氣溫回升,新王朝轉瞬即逝,典型如西晉,王公大臣都被餓死。緊接著就是五胡亂華、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氣候變化就是背後那只看不見的手。
阿楨
為何幾個超級帝國都短命?而英美卻可以稱霸世界一段時間? 2021-06-13
歷史上最強大的的幾個超級帝國,比如亞歷山大帝國、帖木兒帝國、蒙古帝國、拿破崙帝國、大英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秦帝國、隋帝國等等都是短命王朝,這些帝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人,而這個強勢的領導人一旦掛掉了,這些個帝國也就走到了盡頭,要麼四分五裂,要麼崩潰,要麼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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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說秦、隋二世而亡,不說漢四百年國祚,唐近三百年綿延的,都是在惡意解歷史。
美國從建國開始才多少年,給他面子不提蘇聯就算他是從二戰後就開始稱霸也才七十幾年。
因為英美可以利用金融霸權把國內危機轉嫁給殖民地/他國!
英國從1815年打敗拿破崙帝國算起到二戰結束,世界霸權130多年。二戰後,是冷戰時期,美蘇平分世界霸權。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才真正的獨霸全球,也不過30年!
阿楨
嘉靖隆庆万历三个皇帝,和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比较如何? 知乎
嘉隆万之后就是泰昌、天启、崇祯,距明亡不到30年光景;所以与之相比的应该是嘉、道、咸比较合理,咸丰之后,清廷还撑了近50年。当然和康雍乾也并非不可比。隆庆号称中兴,但皇帝其实也是垂拱,未必比那两个不怎么上朝的干涉得多。土木堡之变后,勋贵集团一蹶不振,后来明帝多启用宦官以遏制文官集团,故名臣、权宦都不少;清帝则始终以满制汉、以汉制满,其折冲余地相对从容。(康熙朝索、明用事,诸子争嫡,亦可见此时勋贵难制,汉臣相对还弱势;雍正杀隆科多、诛年羹尧,囚废允禩辈后,满汉势力此消彼长,乃趋平衡。)湘淮军兴后,满蒙勋贵疲态尽露,无法压制汉臣,胡曾左李也是名臣辈出啊。
阿楨
推薦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才是研究歷史該有的態度 2021-03-30 風聞
茅在討論主戰派和避戰派時,用思想家和政治家兩種思維模式來解讀歷史中的兩難抉擇,分清兩個問題:一是對侵略者應不應抵抗;二是若這種抵抗註定要失敗,是否仍應抵抗。前者是道德層面的,結論是肯定的,沒有疑義。後者是政治層面的,結論不能從前者引申而來然正義的反抗並不能取勝,那麼,避免無謂的犧牲也是可以的,耆英消極避戰不應當視作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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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武器代差就必然失敗?那抗日抗美援朝怎麼打的?我個人更認同主戰派,即便聽從避戰派的建議與英國媾和,能夠避免法、美等其他新興資本主義殖民國家侵略中國?只不過是將中英戰爭改成中法戰爭而已。但是,外交妥協是否有用核心還是取決於中國自己,而非外敵。白登之圍後,漢對匈奴長期採取帶有屈辱性的和親政策,但漢解決了自身的問題,和平是國力蒸蒸日上基本條件。而宋就是非常典型的反例。
阿楨
誰把明前茶捧上神壇 2021-03-12 食味藝文志
西元十六世紀末的某個春天,廣西布政使許應元的公子、杭州富二代圈子裡著名的文藝人許次紓,在《茶疏》,對採茶時節寫下:“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時適中。”但從十八世紀起,茶必明前、越早越貴的風氣彌漫在這個國家。淡薄無味的明前茶成了送禮佳品,而愛茶人自己喝的卻是穀雨茶。
…..
1751年農曆2月,乾隆帝到杭州,寫下《觀採茶作歌》:火前嫩,火後老,惟有騎火品最好。西湖龍井舊擅名,適來一試觀其道。他援引了白居易《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裡的句子“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十片火前春”。“火前”,指的就是禁火的清明寒食節令之前。雖然乾隆熟讀唐詩,但出了兩個差錯:詩人寫的是四川茶,而不是江浙茶,兩地的海拔氣候和茶種都有區別;詩人感謝的是朋友千里寄鵝毛之意,而不是詠贊明前茶多麼好喝。
最諷刺的是,在乾隆年間內務府造辦處的進貢檔案裡,龍井茶的進貢時間其實都不在清明早春,而是農曆6月-8月左右,經過較晚採收和灰缸儲存熟成的茶葉。
爾後,皇帝本人似乎也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在他第二、第三次南巡中,分別寫了兩首採茶詩:“雨前價貴雨後賤” “寸芽出自爛石上,時節焙成穀雨前”。這等於彌補修正他之前對杭州龍井茶不熟悉的錯誤,但“惟有騎火品最好”的句子,已經在這十幾年裡廣泛傳播並保留下來。因為明前茶本身產量不高,奇貨可居,有了皇帝金口玉言的認可,無數茶商將錯就錯,跟進炒作。
於是,茶市里彌漫著對“茶貴春早”的攀比和焦慮,在後來的兩百多年裡,價格越來越離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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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三十年綠茶的杭州本地人,說明前德不配位有點過分了,首先,綠茶的賞味期太短了,當年最好的綠茶,基本到年底,無論怎麼保存,湯色都開始發黃,香味就明顯少了,澀味就出來了,所以能儘早的喝上頭茶,其次,明前的產量,採摘的難度,還有因為頭茶是種儀式,所以一般都會手工炒制,等等因素,你可以質疑它的口味,但是至少價格和定位來說,絕對是配位的。最後一點,現在的茶種已經和古代的早就不一樣了,現在大部分的龍井都是解放後培育的龍井43號,產期已經提前了,標準龍井形態一旗一槍的產期就是三月底,也就是明前,到雨前已經一旗兩槍,口味不差但是品相不如明前了!
阿楨
有人想用“歷史虛無主義”這根杠杆撬動什麼? 2021-02-24 人民論壇網
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由此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將“革命”轉化為內在的“革命精神”,既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自我調整與自我完善,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與中國文明傳統“自強不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有深層的連續。
如此,上面提到的對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美化以及同時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醜化的種種歷史虛無主義論調,皆可輕而易舉地逐一攻破。
如果說中國近現代史、黨史、新中國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乃是隱蔽地指向對於中國道路的懷疑、顛覆,那麼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則是隱蔽地指向作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基礎的文化自信。前者的危害較之後者,相對更為直接而易見,但後者的危害則影響制度基礎、影響文化認同、影響世道人心,是長遠而不自覺的。
興起于美國的新清史研究通過滿文材料,以清朝所謂的滿族性來否定清朝的中華文明性,背後隱藏著險惡的用心;國內則有所謂“崖山之後無中華”來反向地、不自覺地與此論調配合,從而割裂、消解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更消解當代中國與歷史的連續性,也為民族分裂張目。還有在電視節目中顛覆“三國”中諸葛亮等傳統形象、影視劇中宮鬥戲熱衷於勾心鬥角、網路遊戲消解傳統的人物形象等,這些或者是懷疑、消解、顛覆傳統價值,或者是在娛樂化中破壞世道人心,因而其對於中華文明的危害不易察覺,但卻會一點點侵蝕、動搖當代中國制度中最深厚的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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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虛無主義--好大的詞。沒看出作者能把這個詞辨析清楚,很多反思會被冠以歷史虛無主義。
說得好!魯迅也在塑造“負面中國”形象——這與西方電影節對中國電影的選片標準,是一致的!
你讀懂魯迅文章沒有,不要無知者無畏好不好!
魯迅錯誤的批判民族劣根性!金燦榮也認為魯迅是錯的!
阿楨
敢對雍正斷章取義?!綠媒竟然說:搞“台獨”第一人是雍正皇帝!2020-12-16環球網
島內綠媒“三立新聞網”15日曝“大料”,聲稱有證據顯示,搞“台獨”的第一個人是清朝的皇帝雍正。對此,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舉出六大例證打臉,不僅痛批“綠媒和綠線民,又蠢又無知”,更嗆“綠媒和綠線民的蠢,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生稱,“台獨”分子為了給“台獨”找理由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雍正說出這句“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之後,後面一句是“皇考聖略神威取入版圖”,結合上下文來看,雍正想要說的是“臺灣這個地方自古以來不屬於中國,我父親(康熙皇帝)深具謀略威望,把臺灣納入版圖”。
阿楨
美國南北戰爭的目的是解放黑奴?可謂顛倒因果!混淆是非!2020-12-18 中國歷史研究院
美國獨立後,版圖不斷由東海岸向西部擴展,但是北方與南方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北方是工業資本主義制度,19世紀20年代開始工業革命,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南方依然盛行黑人奴隸種植園制度,它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提供原料,換取工業品,雖具有某些資本主義特徵,但不等同於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它以黑奴勞動為基礎,種植場主對黑奴實行超經濟的強迫勞動,視奴隸為財產,可以任意加以處置與買賣。
南北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矛盾隨著美國領土不斷擴張而逐漸複雜尖銳,矛盾逐步集中在南北雙方爭奪聯邦控制權的政治領域,演變成維護聯邦統一還是分裂國家的“政治危機”。終於,這一危機在南方奴隸主製造的陰謀分裂活動中爆發:1861年4月12日上午4點30分,叛軍打響轟擊聯邦軍駐守的薩姆特要塞的第一炮,公然挑起國內戰爭。
林肯並不是廢奴主義者
林肯雖然不贊成奴隸制,但他並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林肯的《首次就職演說》裡提到“我無意直接或間接干擾蓄奴州的奴隸制度”,其核心思想是為了避免國家分裂,維護聯邦統一。
美國內戰的事實表明:南方奴隸主為維護奴隸制度而挑起內戰;林肯政府卻為實現維護聯邦統一、保衛主權完整的最高目標,而解放黑人奴隸、解決土地問題。可以說,解放黑奴並非是內戰最初的目的,而只是為了實現勝利,維護聯邦統一的一種手段。
南北戰爭後的美國黑人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
阿楨
為什麼西方沒有中國式的王朝興亡迴圈? 2020-12-04
西方社會從來沒有一個道義,人民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當權者有“是非、善惡、人性”地管理社會;人民沒有任何物質力量可以和權勢抗爭。所以貴族統治千年不變的、世世代代地傳下去,所以權貴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絕對的獨裁。
西方一直用一套理想的,紙上空談的標準批評、醜化、攻擊中華文明。只要用實踐來檢驗西方自己的做的怎麼樣,只要用實踐來比較中國與西方的差別,是很容易批駁西方的宣傳、欺騙。今天的西方,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在社會真正起作用的是潛規則。權勢總是輕而易舉操縱多數,是權勢決定什麼是事實、真相,什麼是真假、是非、善惡,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
…..
皇帝的過失與罪行是非人民內部矛盾。當換皇帝不能解決問題時,就換王朝。“君主視人民如草芥,人民視君主如仇寇”,這是儒家關於政治制度理論的核心,但西方統治者是從來沒有的。
人民沒有辦法過日子是皇帝最大的罪惡,是王朝被推翻的最大原因,也是人民廣泛接受的改朝換代的理由。中國的王朝興亡迴圈背後的深層次的原因是王朝腐朽、沒落,不能正常管理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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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跳出了西方理想主義,又紮進了東方理想主義,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封建剝削屬性不是偶然的。
歷史迴圈不一定好,存在不一定就合理,如果存在就合理,叢林法則就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要看王朝興亡背後的原因,不被黑格爾所欺騙。以王朝興亡迴圈來攻擊華夏文明是黑格爾為了攻擊、抹黑製造的理由。黑格爾是歐洲的從敬仰華夏文明變成歧視華夏文明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阿楨
《燕雲台》楊家將疑成反派被指歪曲歷史,作者蔣勝男回應:沒楊家將戲份2020-11-05
“我寫這個系列的初心是希望以史為鑒,探尋在當時為何會形成宋遼夏三朝並立的情況,宋有什麼缺失錯誤,遼和西夏又是為什麼能傳續下去。‘粉歷史’如果只走向閉目塞聽和黨同伐異,與當下無益,于未來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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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文娛方面要進行再次整頓了,最近一些人有點跳呀,為秦檜犯案的,為各種小人翻案的。
李鴻章都成英雄了,這不是滑坡,是塌方。
怎麼就不能站在遼的視角拍遼宋之戰了?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改朝換代的,都是侵略戰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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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好像只有外族人屠過城似的。漢人自己內戰,掠奪的野蠻的甚至屠城的,多了去了。在中國就只有正統視角,你如果是日本人當然無妨你用日本視角描述日本的立場。同理你是其他國家也可以是他國相應的視角。
華夏文明以漢文化為主體,從遼的視角來拍遼宋之戰,就是混淆主次? 2020-11-06
作者主次都沒搞准吧,雖說遼元清都是華夏文明歷史上分分合合的疆域上的少數民族建立的,但華夏文明是以漢文化為主體,歷史線當然是以漢王朝為基準。
一旦這種模式成熟,等到大家對外族入侵的概念麻木、模糊不清的時候,恐怕有人就要為日軍侵華重新定義洗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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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你該反思楚國為何被秦國滅掉了。
所以作為一個湖北人,我討厭《大秦帝國》。我們是楚人的後代,有愛國詩人屈原留下的偉大愛國詩篇,為什麼要站在侵略者立場上去思索歷史,為殺人狂魔白起叫好,這讀的書是讀狗肚子裡去了?
本人純東北人,“不少東北人都覺得當年日本人還不錯”這說法不對 20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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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耳聽到過某些長春人說東北過去日治時代的好……只是客觀事實,網上跟很多東北的聊過,不少都覺得當年日本人還不錯,不承認不代表不存在。
日治?臺灣網軍露出了馬腳!
阿楨
他還提出,對關內來講,滿洲並不是域外的地方。《史記•匈奴傳》記載的破東胡,建遼東、遼西郡,尤其是明初馮勝收復遼東,設立遼東都指揮使司都是例證。明末熊廷弼與努爾哈赤曾相持於遼東,明朝勢力擴展到遼東和滿洲一帶,其言下之意是,滿洲本身並不算明代的「化外之地」。
針對歐認為中國學者的民族主義立場,不願意動搖舊的歷史敘事的觀點,汪稱,翻案問題其實在中國史學中是很普遍的,但翻案也是需要有充分的理據。此外,汪認為歐誤解了雍正。雍正為什麼要花大量時間來談《大義覺迷錄》?一個是排除傳位的不正當性,第二是要強調華夷一家,論證滿清統治中國的合法性。
關於「帝國」,他首先反問:有皇帝是否可稱為帝國?帝國本身也有很多種形態,如清帝國以及現代的蘇聯帝國。而中國古代沒有「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在馬列主義的語彙中誕生的。
人大清史教授劉文鵬:一篇為肢解中國而“構建歷史”的奇文 《歷史評論》2020年第3期
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羅友枝(Evelyn Rawski)《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簡稱《再觀清代》)被視為“新清史”旗幟性之作。該文發表於1996年,系統表述了“新清史”的代表性觀點。兩年後,華人學者何炳棣以《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一文激烈回應。此後,“新清史”成為海內外中國史學界的熱點話題,迄今未歇。
…….
要之,羅友枝一方面杜撰所謂“漢民族主義”是清末民初邊疆地區離心傾向的原因,另一方面,極力推崇蒙古、藏、維吾爾等族的 “民族主義”,構建一種“非漢”民族主義的、政治化的歷史敘事,解構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事實,其危害不僅是要跟我們爭奪學術話語權,更是為瞭解構中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而“構建歷史”。對這一本質,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和警覺。
阿楨
清朝的成功,靠的是「漢化」還是不同於漢族的統治方式?| 歐立德汪榮祖對話
2016-10-22,北京師範大學「思想與方法——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上,其中一大看點是對「新清史」的爭論。無論是兩位對話人葛兆光與歐立德的演講,還是兩位評議人——汪榮祖(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寶力格(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教授)的回應甚至聽眾的提問,都涉及到了「漢化」問題。
「新清史」的論爭正是發端於1990年代中期,羅友枝對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批評及何炳棣的反駁。羅認為清代乃「多民族帝國」的統治,清朝的成功正是源於其多民族國家的起源,正因其少數族群的身份及其異於漢族的統治方式才能建立一個超越中國的帝國。何再次回應羅的質疑,在題為《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的文章中,何認為,對於清代來說,儒家化就是「漢化」,儒家化和中國化是一回事,因而其隱含的一個結論就是清朝建立的是一個「中國」的王朝。
歐認為,通常對「漢化」的理解就是漢族化。但有意思的是,很多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且學術造詣高深的滿族學者仍不認為自己是漢人。他認為「漢化」的終點站就是漢人。
汪則不同意歐。他強調「漢化」是文化接受,並不等於民族認同。例如一些少數族群接受漢文化,但不認為自己是漢人。他更指出,Chinese不等於漢人,少數民族也是Chinese。
葛認為「漢化」不是漢族的本質化,而是漢族的制度、文化對少數族群的影響,通常還被理解為一種文明化的進程。
「新清史」在羅何爭論之後,隨著論爭相關論著的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也加入論爭,論爭劇烈而白熱化,甚至有意氣之爭的現象。
例如2014年汪主編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流)一書所引起的汪與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的論戰。
汪對歐論文,提出征服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態。滿清入關與明朝爭天下,仍然是中國傳統王朝的歷史延續。清人入關取代明朝,成為中國的執政者。康熙的滿文遺詔就自稱是中國的皇帝。清朝對明朝的承繼關係非常明顯,乾隆的《御批通鑑輯覽》,將歷史的連續性表達得非常清楚。
阿楨
清代“中國人口大爆發”,真的是因為番薯推廣嗎? 2020-10-18 朝文社
中國人口在清朝迎來大爆發,順治九年(1652年),清朝首次人口統計是1448.3858萬;順治十八年(1661年)1913.7652萬;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576.3498萬;雍正十二年(1734)2735.5462萬;乾隆六年(1741年)14341.1559萬;乾隆六十年(1795年)29696.8968萬;道光十四年(1834年)40100.8574萬。
“番薯推動人口增長”論,的誤區有兩點。
第一,清朝在乾隆六年之前單位都是丁,不是人,而一丁等於4-5個人。
第二,清朝人口增長不是因為番薯而導致的。
番薯是在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由福建從東南亞引進到中國。此後明清政府都曾努力推廣番薯種植,但效果並不明顯,較大影響是在19世紀中期道光末年、咸豐初年。且當時是集中在南方山地地區,口密集的南方平原和北方並不在番薯推廣的主要範圍。
清朝番薯具體種植面積不得而知,1914年番薯種植占總種植面積的1%/產量2%(玉米是4%/5%),番薯對清朝人口暴增的作用實在有限。
那清朝人口為何會突然增長呢?
第一,基數太大。清朝統一中國人口已經近9000萬,加上隱匿人口。第二,清朝政策鼓勵。
康熙下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又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將人頭稅攤派到田畝之中,極大地減少了隱匿人口。清朝歷代都非常重視土地開墾,順治十八年,田地是5265068頃;到康熙六十一年,8510992頃;雍正十二年,8901387頃。
清朝廣大農民對種植番薯熱情度並不高,首選還是水稻、小麥。因為賦稅,可以要錢,也可以要糧,卻不會要番薯、玉米和土豆。
番薯後來得到進一步推廣,是因為清朝人口壓力太大,迫使百姓不得不去種植番薯。
事實上當時清朝農民不僅種番薯,還種罌粟、種煙絲,種番薯可以救急,種罌粟、煙絲則可以換錢,後者遠比前者更具誘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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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知番薯玉米相對稻麥是省工時!所以農業社會指望種植麥子和稻穀做主糧,很難,但番薯和玉米做主糧卻很容易,因為不太費力,產量卻不低。
我小時候紅薯吃夠了,都現在都不想吃。我認識一個河北的,還有好幾個福建的,五十歲上下的人,在泰餐館或者什麼地方,看到紅薯怎麼說嘗都不嘗一口,都說小時候吃夠了,堅決不吃一點點。
阿楨
這不是我發現的,橋水和高盛都有類似研究成果。歐洲貴族可延續千年,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昌盛三百年,包括英帝國。
這幾個問題,民主根本無法解決。西方國家都是變成強國後才民主了,不是民主後變強的,反倒有好幾個民主後變弱雞了。不是說民主不好,是說這玩意不解決問題,咱們不討論價值判斷,只討論現實和邏輯。
不過如果放在更大的視野下,眼前的困難不算啥,只要我們自己不故意踩坑,比如通過放羊教育主動降低國民素質,再比如國家經濟脫實向虛轉向金融業,我相信中國國運還能持續下去。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375389090_17c00b7a201900qgh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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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7447人
印度真的百毒不侵嗎?印度最大貧民窟現感染者!2平方公里住著1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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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以後,印度是現在的美國.
對,現在他不爆發是因為先前和美國一樣不檢測
美03-26確診82040超中81782(回應:超級大國應有的表現,老大感染數也須第一. 其實早超了,以前是沒力檢,超中也只檢測30多萬次,如像中國1700萬次不知是多少倍.) 紐約一州04-09確診16萬例超美(46萬例)外所有國家,紐約市死亡過多 無人島改建千人塚畫面曝光. 美新冠04-11確診破52萬死亡破2萬,美媒:不包括家中死亡被低估. 各國死亡率差異為何這麼大:定義不同(鑒定標凖和檢測的人數不同)年齡因素/病毒變異/…
阿楨
政府是人組成的。國家越往前發展,各種利益集團的人開始進入政府擔任高官,他們會積極推動有利於他們自己的稅收政策,什麼工商集團、土地集團和軍工集團等等,到最後都在減稅,減來減去,稅收由工薪階層來承擔。而富人卻有的是辦法避稅,請律師找漏洞,實在不行就去避稅天堂躲著。
所以吧,所有王朝後期的共同徵兆:國家花錢越來越厲害,真有錢的大戶不納稅,稅收基本壓在中產階級身上。
…
你看美國新聞,各州州長都在找特朗普要物資,可特朗普也沒有餘糧。大家互相扯皮,在推特上互相罵,在新聞發佈會上罵。
你發現了吧:如果國家財政不行,很快就會出現“印度化”的跡象。政府相互扯皮不作為,老百姓也跟著越來越糊塗。
老百姓變糊塗這事也不難理解。比如上層老百姓有錢,所以搞精英教育,孩子上名校的概率大幅提升。下層沒錢,按理說國家得給搞義務教育。但政府也沒錢,只好湊合著教育。教師工資也上不去,地位也不太高,積極性不太強,這就演變成了美國公立學校的“快樂教育”,——畢竟我教不會你東西,還不能讓你快快樂樂當廢物?
比如今天推特上,一幫歐美和印度線民(推特上到處都是印度人)在熱烈探討這麼幾個問題:
推廣5G導致呼吸衰竭;病毒是比爾•蓋茨散播的;…
說實話,每次登陸推特都被那幫反智玩意氣得肝疼。中國的義務教育比較過硬,儘管我國蠢人也不少,不過很多基本觀念是能達成共識的,比如進化論、基本世界史常識、基本數學幾何素養,再比如“疫苗應儘快研究”、“對付病毒就該隔離”等等常識還是有的。歐美基本沒啥東西能形成共識,除了大家都不太喜歡中國。
政府沒錢,公共設施也修不下去。大家去了歐美經常有種感受,那邊很多東西都年久失修,主幹道經常路中間有個坑也沒人管,不過政府確實也沒錢。這次紐約州的那個州長,天天在電視上抱怨紐約州從中國買呼吸機要買破產了。
繞不過的三百年
難道我國常說的“三百年大限”在歐美也成立?
很悲觀地講,似乎好像沒法避免。從財政角度講,無論是中國的歷朝歷代,還是西方的大帝國,發展兩百多年後,無一例外會陷入“財政陷阱”,變得入不敷出、債臺高築,最後出一大堆問題,而且都解決不了。
阿楨
為什麼全世界都在“印度化”? 2020-04-11 新浪網
這段時間體會新冠肺炎最深的是,一個一個呼吸道傳染病,還不是印度,而是西方那種反智程度。“印度化”最早是給美國專用的,後來發現這個幸福溫暖的大家庭成員越來越多。有如下特點:
1、上、下層生殖隔離,互相不通婚,類似有種姓制度。
2、國內有2%的世界級精英,10%的正常人,剩下的是糊塗蛋;大家住在一起,但互相沒義務。
3、少量上層精英,接受精英教育;其他大部分下層人,接受隨機教育,自生自滅,自由發展。
4、整個國家宗教氛圍濃厚,老百姓都有種“認命”的美德;越底層越反智,連基本的科學常識都不接受。
6、政府內部各自為政,也就是大家說的,“散裝的”。
如果對歷史比較熟,大家估計已經看出來了,從古到今,包括古羅馬、拜占庭、奧斯曼、大英、大唐、大明和大清,這些帝國和朝代後期都這造型,大家都“印度化”了。國家發展一兩百年,都會形成這種效果。
幾乎所有的大國崩潰,都是財政的崩潰。
按理說經濟規模變大,政府稅收變多才對,但詭異就在這裡,大部分國家到了後來經濟發達了,用錢的地方多了,稅收反而不夠了。國家GDP翻了好幾番,但政府卻越來越沒錢,債臺高築。沒錢就啥事都幹不了,國家後期財政都陷入了困境,社會秩序開始解體。
一開始稅基很大,家家戶戶都納稅,國家花錢的地方也不是太多,咬咬牙就過去了。但隨著時間流淌,政府要支出的費用越來越大。比如社會上老人越來越多,政府得養著;巨大的基礎設施到後來維護成本也越來越高,公務員也越來越多。變成強國後,不可避免又要到處去打仗維護商道。
阿楨
雍正加筆篡改“傳位遺詔”?真相來了 2019-12-05 觀察者網
一直以來,雍正帝的背後總是籠罩著“殺父篡位”的陰影,在諸多影視文字作品的影響下,更有不少人質疑雍正為了順利登位篡改了康熙的遺詔。
直到最近的一場展覽《康熙傳位遺詔》,這個“千古冤案”終於有了明確答案。
“九子奪嫡”一直是清宮劇永遠繞不開的重頭戲。康熙六十一年,69歲的康熙皇帝還沒來得及宣佈皇位繼承人,就在北京西郊的暢春園猝然離世。
在他駕崩7天后,皇四子胤禛憑一份《康熙遺詔》登上皇位,成為雍正皇帝。但由於康熙生前沒有明確指定誰是皇位繼承人,有關“雍正篡位”的各種傳說悄悄流傳開來。
其中有一個版本最為流行,故事稱雍正改了康熙留下的遺詔,把其中的“傳位十四子”加了一筆,改成“傳位於四子”,才擠走了十四弟成功當上了皇帝。
近日一份《康熙傳位遺詔》(複製品)現身北京市檔案館的《中國檔案珍品展》上。關於雍正加筆將“傳位十四皇子”篡改為“傳位於四皇子”的民間傳說,遺詔給出了準確答案。
這份遺詔用滿漢蒙三種文字,書寫在一幅長1.5米、寬0.8米的卷軸式黃色宣紙上。
遺詔中漢字有1700餘字,內容共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述康熙在位60年的豐功偉績。據考證,這部分內容是在康熙五十六年時就已經書寫好的。
有趣的是,康熙在上述遺詔中總結自己的一生,還不忘吐槽一下“皇帝不好當”:“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勞苦’二字所能概括耶?”“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之日。”
第二部分是遺詔的核心,宣告了皇位的繼承人。
關於傳位是這樣寫的:“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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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雍正的攤丁入畝,清朝能活到近代?
其實雍正是歷朝歷代被黑的最慘的,不敢說雍正是很好的皇帝,但至少不昏庸,還很努力。他被黑的最大原因就是推行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政策,惹怒了知識份子群體,於是乎雍正就成了口誅筆伐的對象。講起來雍正其實比他兒子勤勉的多,沒有他這個勤勤懇懇的老子,哪來的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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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樞紐》一書的優點
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我個人覺得是參考文獻,其次是他在通史類著作中加入民族史、內亞史、東亞史的相關內容,最後,這本書寫得通俗易懂,施展尤其口才好,真羡慕。
二、《樞紐》的書寫背景: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
我先從這本書寫的背景邏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超大規模性)來談一談為什麼我對這本書的批判如此激烈。
1、民族主義:大國崛起的證明焦慮
大國崛起情緒引發的民族主義近年來非常明顯,《戰狼2》的爆紅便是例子。
2、國家主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可能把國家引向危險的邊緣,德日大國崛起的教訓和值得我們借鑒。
三、《樞紐》的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與超大規模性
1、天下體系:危險的烏托邦
施展在序言裡也提到了這本書與趙汀陽《天下體系》的聯繫,同時,在採訪中提到了《樞紐》思想來源的著作之一是吳稼祥的公天下,軸心文明的載體其實就是天下體系。
2、超大規模性:錯把次因當主因
施展的超大規模性理論的整體偏地理決定論,超大規模性引發出“內卷化”概念之後,說明中國技術落後是因為人口的超大規模性,我承認這是原因之一(費孝通有類似的表述),但我認為這並非主要原因。
關於中國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金觀濤《興盛與危機》等都有回答,我傾向於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楨:?)。另外,施展把中國大國崛起歸因於政治整合完成後的超大規模性(尤其是人口)再發力,我更傾向于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邏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原因在於制度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說大國崛起並非是政治整合帶來的強大,相反是政府退出市場領域帶來的活力(楨:?)。
回應一下網友對我的質疑:
1、你為什麼這麼反對大國崛起?你不相信中國會大國崛起嗎?
首先,我並不反對大國崛起,而且我相信,中國還會繼續大國崛起,因為中國手裡還要很多好牌可以打,比如政治體制的改革、壟斷行業的開放、土地的自由流轉(楨:?)、耕地紅線的潛力...等等,最重要的還有科斯在《變革中國》裡說的思想(楨:政治?)的自由和開放,講為中國的創新帶來巨大的推動力。
2、你是不是不愛國?你是不是愛美國?
關於愛國借用網友說母校一句話來說明,母校換成祖國一樣適用:
母校就是那個自己罵了千百遍卻不許別人罵一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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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的野心之作 「樞紐」熱銷20萬冊 2019-01-28 聯合報
中國崛起挑戰全球秩序需有一套論述、敘事和價值觀來激盪,「樞紐:三千年的中國」一書應運而生。這部中國大歷史的龐大野心之作,具有湯恩比式的歷史哲學視野,亦可視為「一帶一路」對外戰略的新歷史敘事。
「樞紐」作者施展是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亦是「大觀」團隊中有志於中國歷史敘事的青年學者。施展以「樞紐」為書名,指的是中國位於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的仲介位置,即是世界秩序的樞紐。中國歷史有兩大特殊性,一是中國是軸心文明的載體,二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中國是大一統的「二元帝國統治」,既有強大財力的「中原之富」,又有彪悍軍力的「草原之雄」,猶如帝國雙翼。
然而,中國遭逢「內卷化」的魔咒。「內卷化」源於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概念,是指社會文化模式發展到定型後,遂停滯不前而無法轉換成更高等模式。施展援引「內卷化」指中國以龐大勞動力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後,中華文明長時間在低水準處徘徊。
若要破解「內卷化」魔咒,施展認為,需要有外部資源注入,中西之間的相遇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內在需求,中國加入世界的發展格局,得以在全球化的趨勢中瓦解「內卷化」問題。
這本書在中國大陸銷量已破廿萬冊,「羅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推薦為年度好書。
此書也並非無懈可擊,論述帶有「功能論」的目的論色彩,即認為存在即是合理的,比如談到「二元帝國統治」,以長城為分界線,「中原之富」與「草原之雄」,互為所需;另提出全球經濟的「雙循環」結構,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第一循環」,以及中國與亞拉非國家的「第二循環」,挑戰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
習近平新強人政治崛起,對內對外需要有「王者之聲」。作者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出發,力主歷史辯證法看待中國史,合理化共產黨的執政,合理化習統治政權及對外擴張,當然就無視於中華民國的角色與位置,亦是此書的一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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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懷疑記者是否閱讀全書? 還是加上"野心"就算交差?
給施展《樞紐》道歉,以及“歷史”的危險 by羅成
首先我要向施展的《樞紐》道歉,上次因為情緒性的反感羅輯思維的過度行銷,匆匆寫了一篇吐槽書評《“羅振宇+施展”雙網紅如何用一部《樞紐》為大國崛起唱讚歌》,確實有很多情緒性的東西,沒想清楚也沒說清楚,引起一些質疑,這次寫了一篇長文來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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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說明社會經濟制度的成熟,並昭示著大規模的跨區域經濟與社會整合,這就是各種各樣的志願者協會,它們基於同鄉而形成,一般稱為“會館”。從現存記錄看,最早的會館在1420年代前期出現在北京,是排他的安徽蕪湖的同鄉會館,是中央政府的官方機構。從1560年開始,有些地區商人團體開始在國家的首都建立他們的會館。到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在長江下游的主要城市和少數繁榮的鄉鎮,都建立起了各地商會與手工業行會的會館。
….
第五,在物質文化與藝術方面,清代被視為一個悠閒與繁榮的時代,且從1683年(譯者按,平定三藩)後的中華太平盛世之後,君主施行仁慈的專制。藝術業迅速發展,不同的繪畫卷軸越來越多的產生出來,以供大眾與精英之消費。當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商業鉅子制定出炫耀性消費的新標準後,從未有過的眾多的人口迅速地提升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
最後,我認為十分重要的是,應當嘗試指出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為成熟的帝國會走向衰弱?
首先,這些在中華太平盛世的世紀中難得的經濟與制度的有利因素,使致18世紀末時,人口爆炸到達了前為所有的程度,導致了一系列的新經濟問題的產生,這樣一來中國就沒有辦法支持科學技術知識方面的投資。
第二,在外在的莊重華袞之下,乾隆朝在各方面都出現了廣泛的矛盾,如法律與實踐的矛盾,還有貪污腐化。以至於乾隆朝以後,康熙、雍正時代曾實行的仁慈專制只得轉變為嚴酷的專制,這導致了白蓮教的興起以及隨後的叛亂。
第三,太平天國戰爭迫使1850年後的清政府恢復賣官鬻爵之制,且其規模驚人,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這被許多後太平天國時代的政治家與官僚視為一切行政罪惡之淵藪。
第四,在太平天國叛亂時期以及其後,一種權力去中心化的趨勢開始盛行,這是由於省級威權力量的興起,但這些省級威權力量又越來越無力控制地方上的官員。
第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中國被西方捲入近代世界政治的漩渦,且這時的西方在很多方面並不遜色於中國,在某些關鍵方面甚至優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這些因素就開始導致滿族帝國的衰弱,1840年之後,這些因素彙聚在一起並相互作用,最後導致了清王朝的垮臺以及傳統中國的制度與儒家文化的重新整合。本文來自《亞洲研究》,由楊昂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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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天才的明代統治者宣宗(1425-1435),也曾將一位官員及其家屬關進監獄,因為他抗議皇帝,認為應該由淵博的學者幫助皇帝學習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而對比之下,從康熙時代到清末,官方選擇的皇家教師,以及春秋兩季為皇帝講授儒家學說的學者都是程朱學派的。且不論其後果的好壞,可以肯定的是在滿洲異族的統治下,中國成為了一個嚴格遵循正統儒家思想的國家。在清代,對現代的學生稱為儒家思想的那些規範、習俗、價值的滲透之深入,接受之廣泛,在清代之前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不可能發現的。
儘管滿族的漢化與儒家化政策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但其收益同樣巨大。滿族統治了中國268年,而元朝統治中國只有89年。儘管存在著種種缺陷以及鎮壓手段,康熙、雍正、早期乾隆的時代,依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盛世。大部分人民享受著和平、繁榮而心滿意足的生活。重大的考驗來自1851年,在太平天國的叛亂中,漢民族的大部分,特別是它的關鍵階級士大夫,忠誠地站在他們的滿族統治者一邊為其戰鬥。這是因為,所謂的“異族王朝”,實際上已經遠比過去的中國王朝更為儒家化了。
第四,儘管隨著清朝的結束,舊秩序崩潰了,但從整體上看,必須認識到,它作為一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體系,具有高度的成熟性,並且在經濟與社會上,實現了高度的跨區域的整合。就政治制度而言,清代顯然從宋明的失誤中得益匪淺。比較唐以降不同朝代的行政法,我們可以知道,在很多方面,諸如不同官員之間的管轄權以及相互關係的處理,檔的分類與傳遞,決策的程式以及其後的執行過程,以及方方面面的官員任免、考績等領域,清代的制度都顯得更加審慎、有序及理性。
儘管實際上很少有——假如有的話——社會經濟制度是清代原創的。眾所周知,商人行會與手工業者行會,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近代的父系宗族可以上溯到1050年,私人學術與針對科舉考生的社區學校系統可以上訴到宋代。同樣,各種非政府慈善機構也早在宋代就已出現,如救濟孤兒的機構以及提供給窮人的社區公墓,救生船等組織都出現在清代之前。不過,在清代之前的這些制度與機構可能是零星的,支持不足的,在地理分佈上也是有限的,而在清代它們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越來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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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空間不允許我給出一個系統的解釋以闡述為何早期清代統治者會採納這樣一種政策。但這裡我們足以認為,對一個征服族群來說,當它的人口遠遠少於被它所征服的漢族時,最有效的長期政策是:支持中華民族特別是其關鍵階級,即士大夫階級所視為正統的那些制度與文化系統。5世紀時北魏孝文帝的系統性漢化政策,以及法國的亨利四世在1598年的改奉天主教,都是取決於類似的政治必要性。
滿洲帝國宗室、貴族與官員系統性漢化可由如下事實證明:從立國起,就完全吸收了明代的政府制度,再輔以少數滿族的理性的改進與制度創新。無論是康熙皇帝,還是他那些在社會政治關係上持保守消極態度的繼承者,都積極扶持新儒家作為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清代的皇帝對孔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尊敬。(在北京二跪六拜,在孔子的家鄉曲阜三跪九拜)對皇室後裔進行以正統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嚴格的中國歷史教育。儒家正統思想被用於為廢止滿洲八旗制度中的某些封建關係而進行的辯護。在國家支持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印刷出版活動,將程朱學派的新儒家著述,以及文字訓詁工具書,及個人的文集等收集在一起,編纂進《四庫全書》。至於中國的文學、書法、繪畫乃至娛樂方式也被滿族接受。
當然,雄才大略的統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事實上並不會認識不到保留滿族本身的特點與習俗的重要性。但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如此強大,以至於到了18世紀後期,帝國官方強調的對本民族特點的保持,已經淪為對部分皇室宗親與滿族科舉候選人的法律上的義務,比如學習騎射之術,滿文等。儘管滿族的薩滿信仰似乎還保持到了王朝的結束。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即使對滿族王公來說,最遲到19世紀初之後,滿語也已經成為了一種死語言。此外,跨族婚姻在整個清朝都十分盛行。事實上,很多旗人逐漸陷於貧困,其結果只能是他們通過通婚日益于漢人融合,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無需詳述。
事實上,滿族漢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我們竟將其視為傳統的儒家國家與社會,這種情形不僅在早期的中國朝代中出現,在清代也是如此。我們有必要提一下,在宋代儒家國家形成的時代,總所周知,在指導思想與實際政策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而且並沒有欽定的學術正統。儘管明朝的創立者選擇了程朱學派作為正統,但他的後人,並沒有真正的看重這種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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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漢唐巔峰時期亦曾經略西域,擴張到今日俄屬突厥斯坦,蒙古帝國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國,但前者的統治是短暫的,後者的組織結構過於鬆散,以至於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烙印。相反,唯有滿洲帝國能成功的制定政策以統治幅員遼闊的區域,並且設計出複雜的行政與軍事機器,以鞏固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穩定而持續的龐大帝國。
…..
在總結清代的領土遺產時,或許應該指出,清代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雖然看似並非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那樣的洪業,但其歷史重要性毫不遜色。儘管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史幾乎與中國自身的歷史同樣悠久,但直到雍正(1723-1735)以降,才制定了更強有力的政策以將那些非漢族群漢化。這些族群主要居住於湖南的山谷中以及湖北的高地,還有雲、貴、桂、川等省的群山之中。政策的核心是改土歸流。從1723年開始,這一政策被廣泛運用于甘肅、青海、中國屬突厥以及西藏東部地區,後者於1928年至1949年間設立西康省。值得提及的是,在滿族統治最後幾年中,這一政策依然在西康反復施行。倘若沒有這些西南省份內陸疆域的拓展與鞏固,那麼日後在抗日戰爭(1937-1945)中,大西南是否能成功地作為支持抵抗戰的大後方值得懷疑。不論從外部還是內部看,清代最大的貢獻在於建構起了近代中國鞏固的地理實體。
第二,清代的第二個重要遺產是它的龐大人口。在清代之前的官方記錄中,中國人口的頂峰是6千萬,儘管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些朝代,如宋代與明代,實際人口可能超過了1億,但基本的事實是,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若無特別適宜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如此持續的高增長率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我在《中國人口史研究1368-1935》中討論的,這一優異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出現於1683年後直到乾隆晚期的國泰民安的繁榮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國人口暴增至3億。儘管後來經濟出現惡化,人口與土地比例也不容樂觀,但這一增長趨勢依然無法阻止,直到1850年,人口已經突破4億3千萬。儘管中國受困於人口過多與大眾的貧困,他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7億。即便是歷史上最嚴酷的斯巴達式政權也無法改變這一趨勢。要瞭解人口增長的歷史根源,清代的統治又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清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它成功的關鍵無疑在於早期滿族統治者制定了徹底系統性漢化的政策。清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複雜進程的個案,它塑造了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內在力量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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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挑戰是西方前所未見的,因此美國政壇和西方精英都對此感到無比震驚。在與西方的溝通中,中國應該把天下體系定位為一種促進因素,它能比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更好地推動國際關係裡的“動態平衡”。
天下體系對政治和文化的一系列巨大影響可能在翻譯過程中丟失,因此中國需要好好加強軟實力,來傳播自己的世界觀。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應止步於膚淺的謾駡,而應展開全球性的嚴肅討論。
(觀察者網李嘉東譯自《亞洲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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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中國人對世界地理處於嬰兒狀態時的理解,就不要拿出來獻醜了。
可憐的是從羅馬到美國,西方人拿出的世界治理方案連嬰兒狀態的中國人都不如……兩千年過去了,天下體系居然依舊是人類世界政府的最優選擇,不知該說誰在獻醜……
從這幾個方面看,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成熟的帝國 2019-01-22 何炳棣
近期,史學界頻出大新聞。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掛牌成立。1月14日,《人民日報》載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強調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一直以來,歷史學是冷門專業,看似無用,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60年代,史學名家何炳棣便撰文強調了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清代對於現代中國有著重要的奠基意義。這一朝代不僅為現代中國提供了穩固的地理與民族實體,而且塑造了我們對於傳統制度與文化內在力量的認知。
清代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如果沒有1600至1800年間滿族統治者極為勤奮努力地,並且技巧嫺熟地致力於拓展疆域,中國永遠都不會有今日這樣廣大的疆域,清代使中國成為了一個地理與民族的實體。簡單地統計或許能告訴我們部分的事實。
就所謂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帝制時期中,中國擁有有效管轄權的邊界大致為1532800平方英里,這只有美國一半的大小。到清末,當滿洲帝國的疆域從它擴張的頂峰時期(18世紀末)經歷了顯著的縮小後,它仍然擁有接近4278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比中國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要大606000平方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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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究中國文化根源就會發現,從形而上的角度出發,天下之外再無他物,因為“天”籠罩全球。所以,正如儒家理想所說的那樣,天下要大同,才是順應於天。
因此,天下體系是包容而非排他的,這裡不再有敵夷的概念,沒有任何國家會被貼上敵人的標籤,也沒有什麼文化是這個體系所無法相容的。
趙對西方體系進行了犀利的解構。他提出,我們所熟知的進步論其實緊緊貼合基督教的敘事邏輯,它已經成為了一種現代迷信。
趙指出自從基督教戰勝希臘的異教文明以來,西方的驅動力量就來自一種戰鬥的邏輯。世界似乎是一個好戰的實體,各種群體和部落相互對立。西方征服世界的使命摧毀了“世界”這個概念的先驗的完整性。世界失去了它的神聖屬性,成了一個專供基督教實現普世性勝利的戰場。世界成為了一個客體。
在這樣的世界裡,知識的霸權體系通過傳播方式和對語言規則的壟斷,在社會、歷史、生命、價值觀等所有領域鼓吹一種一神論的敘事。
這個霸權體系中斷了其他文化的知識和歷史脈絡,將其他的精神世界化作毫無意義的廢墟,使它們失去完整性和神聖性。它以進步主義信仰(即世俗化的一神論)為名,貶低了所有其他文明歷史的歷史性;並把世界劃分為中心和邊緣地帶,前者是擁有歷史的“進化的”世界,後者是被剝奪了歷史的停滯的世界。
這種觀點非常接近南方國家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主流批判。
最後,趙回到了老子所說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上面。這與《周易》中所提到的陰陽緊密相關。陰陽是均衡態的功能性隱喻,任何存在的生命力都蘊藏在動態平衡裡。
令反華者惱怒的是,中國目前採取的正是趙闡釋的天下觀,致力於實現國際關係中的“動態平衡”,這對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領導地位構成了嚴峻挑戰。
在《在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指引下開拓前進》一文裡,中國外長王毅對習近平外交思想進行關鍵性闡釋,強調“習近平總書記的外交思想是對過去300多年來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和超越”。我們必須結合天下理論框架來理解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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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調整當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規則,使其真實反映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復興。但這並不是要“推翻”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國際體系。正如各國“組團”形成的貿易同盟是當前地緣經濟博弈的主角,民族國家仍將持續作為國際體系的支柱。
中國的主要外交原則之一是不干涉別國內政。而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就一直在干涉別國內政,從未消停。
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對話”上,上海政法學院“一帶一路”與歐亞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相藍欣教授的講話很能體現中國真正的目標。
相藍欣將“一帶一路”倡議定義為通往“後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的途徑,即本世紀歐亞大陸在亞洲國家行動下真正走向地緣經濟一體化。這就是為什麼作為戰後國際規則制定者的美國會如此害怕“一帶一路”,以至於要不遺餘力地將其妖魔化。
何為“天下”
有人認為千百年來,中國皇帝受命于天,號令天下,因此“天下”是一種“獨裁體制”。這種說法屬於一派胡言,反映出專業反華人士對中國古典文化最深層內涵的極度無知。
西方要理解“天下”,不妨從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汀陽的2016年的著作《天下的當代性》入手,這本書去年被譯成法語,書名叫作《Tianxia:Tous sous un meme ciel》(天下:普天之下)。
周朝(西元前1046-前256年)的天下體系在本質上是一種理論——一種源於古代中國、卻不局限於中國的概念,它能處理“全球化動態形成過程中”的普世性問題。
這個概念像橋樑一樣把古代中國與21世紀的全球化聯繫在一起。在全球化時代,受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和霸權爭奪定義的各種政治概念正在逐漸失去意義,主導未來的新興力量是全面的、包容的、普惠的全球網路,而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
“天下”是指一個真正以世界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觀念裡,世界始終是被征服、被統治和被剝削的對象,從來不是政治主體。
因此,我們要比民族國家站的更高、看得更遠,誠如老子所言“以天下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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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漢服熱,與民族主義無關
英國BoF時裝商業評論2019-01-24:奇幻而非民族主義正在推動漢服復興 從北京到布里斯班和多倫多,隨著漢服愛好者正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種服裝正越來越受歡迎。如今百度貼吧中的漢服愛好者已超過92.5萬人,而2017年初時還不到70萬。
與中國13.9億的人口相比,該數字微不足道,但對中國傳統服裝的日益迷戀將對時裝品牌產生深遠影響力。一些評論人士將該趨勢視為對中國新興民族主義的“花樣翻新”的呼應。然而,對大多數漢服愛好者來說,所謂的正本清源和民族主義並不在其考慮範圍。
在接受採訪的漢服愛好者中,穿著漢服的想法普遍始于對武俠和中國熱播宮鬥劇的迷戀。對中國觀眾來說,二者構成遠比西方影視更天馬行空且更扣人心弦的奇幻世界。“當我很小時,我就喜歡披上被單假扮奇幻電視劇中的角色。”開漢服店的湖州市民孫穎(音)說道。92%的漢服愛好者購買而非自製漢服,其中網購尤其流行。去年11月,淘寶十大漢服店的總交易高達5067萬次,同比激增266%。“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這是一種奇幻和虛無主義,就像許多人眼中的角色扮演或玩角色扮演的電子遊戲一樣。”《中國千禧一代》一書的作者埃裡克•菲什說道。
菲什表示所謂漢服熱確實具有愛國主義底色,但大部分漢服愛好者都是追求其中的時尚和群體元素。“其實,與大多數人認為的恰恰相反,中國年輕人的民族主義色彩正變得越來越不明顯,這已得到一些研究的證實。”菲什說道,“在現代中國,年輕人正在承受生活壓力,因此像漢服這樣嚮往更簡單和浪漫化時代的亞文化極具吸引力。”(作者薩姆•加斯金,丁雨晴譯)
“天下”——中國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挑戰2019-01-24 觀察者網
Asia Times網站自由記者佩佩•埃斯科巴
如今“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甚囂塵上,反華者聲稱中國不僅威脅到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也對美國共和體制構成致命威脅。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爭相效仿的榜樣,而美國的言行舉止也越來越像一個寡頭政治國家。正如一些領導人和學者試圖闡釋的那樣,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美兩個大國在觀念和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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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博:聖人還是罪人?曾國藩和湘軍為什麼喜歡打呆仗?
金融諮詢師、時事觀察者 2018-12-22 觀察者網
曾國藩打仗,喜歡“結硬寨,打呆仗”。具體而言,就是一旦遇敵,就先選好紮營地,挖壕溝、搞寨子(土木工事保護的營地),先把自己保護在防禦工事裡再做打算。特別是遇上攻城,就裡面一圈圍住敵人,外面再一圈防禦援軍。
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曾國藩的湘軍之所以愛搞“結硬寨,打呆仗”,是湘軍的締造者曾國藩落後時代的建軍思想,他對當時軍事技術發展的無知,以及他對過去幾百年西方軍事制度革命的無知,並且從上到下缺乏正規軍事培養所導致的直接結果。
湘軍是一個民間團練,是在作為正規軍的滿漢八旗綠營已經徹底失去戰鬥力,而太平天國已經成勢的背景下誕生的應急產物。從一開始,它就缺乏一個長遠的建軍目標。然而曾國藩既然有自由建軍的全權,並且擁有設卡收稅和完全的人事權,那湘軍的存在不應該只是對內平叛那麼簡單,也不應該僅僅作為私兵存在作為曾國藩集團的個人資本。他應該把湘軍的定位放在作為替代舊軍隊的新式近代軍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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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意思說曾聖人,只是清腐朽封建政府的忠臣鎮壓人民起義而已。
說實話,太平軍就是最“封建落後”的。
打贏才是硬道理。此文完全是編個靶子來批。
最忌諱以上帝視角去評判歷史人物,聞博的最高成就也只能是評論家、批評家了。
個人認為,最多只能是一“健盆俠”
https://www.guancha.cn/Wenbo/2018_12_22_4841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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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君很懷疑,目前傳世的朱元璋長臉醜像是當時的二三流畫家根據相士對朱的面相描述畫出來的,或者江湖相士自己照著帝王相的符號按五官一個個拼接上去的,用於作為富貴相的範本。什麼長相最發達?光說很難說清楚,看一下朱元璋像,就一目了然了嘛。帶著範本,游走江湖時,方便貧下中農接受。
按理說,這些朱元璋異像可能僅限於江湖術士之間的流傳,但從張瀚、張萱等人的記載來看,它們在明朝中期廣泛流傳於民間、王府,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這又是為什麼呢?
一個相對合理的解釋是,明朝中期以後,政治腐敗,人們開始借懷舊宣洩不滿情緒。社會各階層對朱元璋的建國之功,強力反貪肅腐的偉大功績,越發嚮往,所以就借掛他的像表示懷念。這有點像很多地方掛毛主席像。
久而久之,社會更願意相信朱元璋長著這張豬腰子臉。這張臉,比起中規中矩的帝王畫像,內涵更為豐富。中華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文率眾參謁明孝陵,供奉的就是一幅朱元璋異像。
朱元璋為什麼長著一張豬腰子臉?
參考文獻:
胡丹:《相術、符號與傳播:“朱元璋相貌之謎”的考析與解讀》,載《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
夏玉潤:《漫談朱元璋畫像之謎》,載《紫禁城》2008年第4期
金致淇:《明太祖像真偽考》,載《考古社刊》193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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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在朱家統治時期,豬腰子臉版的朱元璋畫像還能廣泛流傳,甚至進入王公貴族的收藏,基本可以斷定,這是官方認可、默許乃至鼓勵的結果。
一系列的證據表明,明太祖“被”長著一副異相,是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策劃和推動製造出來的。
朱棣信奉相術。明初最著名的相士袁珙、袁忠徹父子都深受朱棣信任,但凡起兵打仗、選拔人才,朱棣都要找他們算一算、相一相。相傳,朱棣奪取侄子的帝位,跟早前袁珙相他為“太平天子”有關。
在朱棣任上,官方文獻記載的朱元璋長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比如,那時編修的《明太祖實錄》在“吳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條記載:“上夢人以璧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這是說朱元璋做了個夢,夢到自己脖子上套了個玉璧,然後融入肉中,變成異骨隆起了。
有意思的是,這一神秘事件被安在“吳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這個具體的時間點,當時朱元璋正籌備稱帝,次月即戊申年(1368)正月乙亥日就登基了。用意這麼明顯,不用多說了。
再比如,永樂十一年(1413),建孝陵神功聖德碑時,朱元璋的長相變成“龍髯長郁,項上奇骨隱起至頂,威儀天表,望之如神”。
到了袁忠徹在景泰二年(1451)編纂《古今識鑒》,其中說朱元璋還未發跡之前,就有個叫鐵冠的道士給他看過相。鐵冠說他:
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嶽俱附,日月麗天,輔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維滯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于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
這個相貌描述很經典,與傳世的長臉醜像頗為接近。其中最明顯的特徵“天地相朝”,說的是天庭(額頭)和地閣(下巴)突崛相對,這正是我們看到的兩頭彎的豬腰子臉(鞋拔子臉)。
再後來,附會出朱元璋一臉的麻子,有12顆黑痣、48顆黑痣、72顆黑痣等版本。這是把劉邦左股有72顆黑痣的傳說移植到老朱臉上了。目的也不是為了醜化他,而是強調他一臉的帝王相。
在古代相術家眼裡,乃至普通人的觀念裡,長相決定命運。一個人長一副什麼樣的相貌決定著他終身的爵祿、年壽、運勢等等。他們對帝王命、富貴命的評價也不以美醜為標準,而是看長得奇不奇。朱元璋這副被異化的“尊容”,就叫“雄奇異于常人”。他一個屌絲能夠逆襲當皇帝,這是天命,天生的,是老天爺賞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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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學歷史的都知道,宋代起那些皇帝畫像,基本都好辨認,也不容易誤用,而此前的皇帝畫像,都偏虛,有的還像一個模子畫出來的,時常誤用也沒人發現。
具體到朱元璋畫像,很多人會引一些段子,說他喜歡殺寫實的畫家,只有那些把他畫好看了的畫家才能倖免,以此反證朱本人長得很醜,傳世的標準像都是畫家違心美化的結果。還說,有個畫家倖免之後,憑記憶摹畫出朱的真容,這就是長臉醜像傳播的起點。
朱元璋嗜殺嘛,所以段子這樣傳,也沒人覺得他在背鍋。事實上,現在能考證出來的、給朱元璋畫過像的畫家有四五個,比如孫文宗、沈希遠、陳遇陳遠兄弟,而這些人無一被殺。
最愛君發現,歷史上流傳的朱元璋殺畫家的段子,是有範本的。舉個例子,後唐開國皇帝李克用有一隻眼睛是瞎的,被稱為“獨眼龍”。畫家給他畫像,難度很高:畫出兩隻眼睛,則不像李克用,可能被殺;如果只畫一隻眼睛,也可能犯死罪。結果,一個聰明的畫家,把李克用畫成了閉上一隻眼睛射箭的樣子。
類似這種故事,附會在很多人身上。真實性十分可疑,所以最愛君稱之為“段子”。
其實,畫家的壓力,並非來自於畫醜或畫美,而是形似與神似之間的尺度拿捏。
明初大畫家王紱在洪武、永樂年間曾幾次供職宮廷,對於給皇帝畫像的問題,很有發言權。他說,給皇帝畫像最難,因為天威就在咫尺,壓根兒不敢正眼端詳,能畫個形似已經不錯了,沒心思考慮如何達到神似。
但光畫得像,體現不出皇帝的氣象與個性,並不能博得朱元璋的認可。明朝中期的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說,那些把朱元璋畫得很逼真的畫家,自以為可以得到獎賞,然而皇帝並不滿意,只有一個畫家在形似之外,加上“穆穆之容”,結果朱元璋大喜。
“穆穆之容”,大概可以理解為給朱元璋的容貌加進一些顯示尊貴的符號,比如長耳垂輪、天庭飽滿等,即在形似的基礎上,追求帝王相的神似。
綜上,我們大致可以得出結論:傳世的朱元璋像,圓臉俊像更接近他的真容。但不能說“就是”他的真容,只能說“更接近”,因為畫家還作了一些神似的處理。
2.又有問題:另一種傳世畫像為什麼把朱元璋處理成豬腰子臉呢?
通行的解釋是,滿清入關後對朱元璋的醜化。
這種解釋極不靠譜。第一,正如前文所說,最晚在明朝中期,已經出現了朱元璋豬腰子臉的畫像。第二,清朝皇帝對前朝基本不存在詆毀的情況,相反,為了拉攏漢人,修《明史》、祭明孝陵都有神化朱元璋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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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為什麼長著一張豬腰子臉? 2018-11-15
讀明朝歷史,朱元璋的長相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
然而,歷史上的明太祖確實以這兩種長相傳世。
古代宮廷有專門的機構收藏歷代帝后圖像,南薰殿所藏曆代帝王畫像中,朱元璋的畫像最多,總計有13幅。如今,這13幅畫像,除了1幅留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其餘均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13幅畫像,呈現了兩個朱元璋:一是端莊的圓臉俊像,計有兩幅,分別呈現盛年和老年時期的朱元璋;一是怪異的長臉醜像,計有11幅之多,不過相貌大同小異,基本都是額頭、下巴突出,隆鼻如蒜,拱嘴如豬,有的臉上還畫滿麻點。
1.問題來了:到底哪一張臉是朱元璋的真容?
明朝中期的張瀚(1510—1593)在《松窗夢語》中記載,他任職南司空時,曾入值武英殿,親眼瞻仰了朱元璋、朱棣的畫像。
他說:“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長,面如滿月,須不盈尺,與民間所傳奇異之像大不類。”
萬曆時人張萱之父在雲南作知縣時,曾于黔國公府“摹高皇(朱元璋)禦容,龍形虯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為真矣”。
後來張萱在京為官,才看到內府所藏朱元璋、朱棣的畫像,驚歎:“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須髯皆為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虯髯、十二黑子也。”
從張瀚、張萱的經歷,可以看出:第一,朱元璋圓臉俊像才是官方認可的圖像;第二,長臉醜像最晚在明朝中期已經在民間流傳,甚至登堂入室進入王公貴族的私家收藏。
關於第二點,最愛君後面再討論。現在說第一點。
兩幅朱元璋的圓臉俊像,雖畫於不同時期,但在細節處理、繪畫技法上,明顯是宮廷畫家的水準。與朱家歷代接班人的畫像風格也極為一致,所以是朱元璋的標準像無疑。相比之下,那些長臉醜像,無論是服飾、場景、畫風,都很粗糙隨意,有的連衣冠的搭配都漏洞百出,來源和出處十分可疑。
朱元璋盛年與老年標準像
然而,標準像不代表就是真實容貌,畫家有可能達不到寫真的水準,也有可能受迫於皇威作了美化處理。
關於宮廷畫家的水準,大家可以放心。自宋代以後,帝后肖像畫的可信度已經很高了。當時皇家有畫像以備百年後供子孫瞻仰祭拜的需求,宮廷畫家的水準也足以為帝后們畫出形似的肖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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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面積那麼大為什麼連一個廁所都沒有? 2018-04-27
現在的故宮,也就是以前的紫禁城,那是皇帝的家族才能夠居住的地方。眾所周知,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崇尚恢弘氣勢的國家,皇帝的住所,自然是氣勢雄壯,尊貴高雅的,和歐洲的那些貴族城堡不一樣。
從明成祖朱棣開始,中國封建王朝的每一任皇帝,幾乎都是在這裡生活。這座面積堪比梵蒂岡的故宮,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完的,故宮的總體格局設計可以概括為“九重天闕,房屋近萬間”。
不過這故宮的房子有近萬間,卻沒有一間是廁所,這是怎麼回事呢?
有一個原因是說,皇宮裡除了皇帝嬪妃之外,還有大大小小的太監宮女,這些人數加起來也有上萬人了,如果有了廁所,都在皇宮裡解決生理需求,古代的通風排氣措施又沒有現代那麼好,如果排汙不及時,豈不是臭氣熏天,污染嚴重?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皇帝跟普通百姓不一樣,需要區分開來。皇帝是天子,既然是天子,就是要享受老天爺一樣的待遇,住的條件不能差,如果在房間裡在搞了一個廁所出來,古代的廁所又是坑,連化糞池都沒有,寒冬臘月酷暑三伏天的時候,簡直令人受不了。
但是,生理需求總是要解決的,所以古人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上完就扔的移動型廁所,也叫馬桶。不過和我們現在的馬桶不太一樣。馬桶放在一個特定的位置上,如果宮裡的人遇到了內急,需要解決的時候就去找這個馬桶,方便完了再抬出去倒掉。
不過即便是馬桶,太監宮女們用的和皇帝用的也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太監宮女們的馬桶在於能使用就可以了,而皇帝的馬桶則需要考慮到各種材質問題,讓皇帝可以上廁所上得更加舒適,同時異味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的,宮女太監們的就不需要,而皇帝的則會在馬桶周圍,用裝沉香木的木屑來完成除臭使命。
另外,皇帝的馬桶裡頭,還會鋪著特質的蓬鬆香灰,這樣就會看不見排泄物,還有專門的人來負責清理這些排泄物,隨時將排泄物清理到特定的場所,再運出皇宮。這樣下來,皇宮就沒有異味而且還會特別環保。
古人的智慧超乎我們的想像,當然,也是因為科技的限制,不能有更加便捷的方案,不過能在這麼龐大的皇宮中協調起來,也是一項聰明的偉大壯舉了。
jsoujsou
乾隆比不上雍正的三個原因 2018-04-20
乾隆是清朝比較高調的一個皇帝之一,不但是清朝歷史上最富有的皇帝。而且多次南下尋訪,賺足了全國各界的眼球。相比之下,雍正帝就很低調了,也可能也跟雍正在位期間不同有關係。乾隆在位60年、雍正在位十三年。很少人對雍正的認識都只停留在九子奪嫡的事情,知道他也發動文字獄的事情。但是沒多少人知道他的勵精圖治,全力打造了乾隆的時期盛世,沒有雍正就沒有乾隆時期的盛世。為什麼這麼說?看看以下幾點就知道了。
如果認真推算,雍正在位時間總共十二年零八個月。在這個十二年零八個月裡,他幾乎每天都是工作到深夜的。對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全部一清二楚。很多人說雍正殘暴,實施暴政,但其實他的暴政針對的基本都是壞人。他在位期間,從朝廷到民間,每一個人都充滿了危機感。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正是雍正良如火炬的目光,將整個國家治理得妥妥帖帖,有條不紊。
雍正應該是清朝最嫉貪如仇的皇帝了,當時偏遠地區連年天災,難民無數。朝廷發下賑災糧,有的貪官從中中飽私囊。雍正知道後,放出了“賑災施粥時的粥,要是插下筷子,筷子站不穩,籌辦施粥的官員馬上就要人頭落地。”嚴懲貪官。而且雍正還建立了養廉銀機制,貪官被查到後,貪官本人要問斬、他的親戚朋友全部都要被連坐,罰沒財產。而清廉的官就會被得到獎勵,獎勵是清官自己俸祿的一百多倍!反觀乾隆,反而親手養著一個最大的貪官和珅!所以說養貪為患的乾隆到死都不會懂貪官帶給一個朝廷怎麼樣的打擊。
雍正處理勤勉,用人也是挺特別的。據說當年有一個“掙臣”叫孫嘉淦,性格剛直不阿,多次對皇帝直言進諫。有一次孫嘉淦直接進諫叫雍正“親骨肉”,也就是對兄弟們好點。這可是雍正的禁忌!根據記載,雍正的第三子弘時是因為說了雍正殘害兄弟才被貶為庶人的。孫嘉淦竟然敢對這個事情再次提起。但是雍正並沒有因此懲罰孫嘉淦,後來還因他敢於直言讓他管銀庫去了。除此之外,雍正還任用田文鏡等等治國人才。
雍正在位期間僅僅十三年,卻為乾隆創下了揮霍不盡的財富。如果乾隆有雍正一半的治國能力,對貪官有雍正一半的威懾力。就不會為日後舉國受難埋下禍根了。所以說,乾隆比起雍正,乾隆真的是差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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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教授居心叵測,居心不良,居心險惡
番邦的歐教授理解不了,中國這個概念一直是核心王朝的自謂,古已有之。 一提起滿清,你們就知道說漢化漢化。那麼請問,到底是滿清漢化了,還是中原胡化了?請認真思考再回答。你們總用“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代文明”這句話來安慰自己和別人。但是不好意思,經過滿清兩百多年後,這句話可是要大打折扣了。明末遺民顧炎武的詩和文章,有空去讀一讀吧,看看首個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學者是怎麼看待明清易代的。也少用民族團結大棒來壓別人吧,不然你們充其量也就是個可憐可悲可恨而不自知的被征服者而已。
滿族八大姓都沒了還沒漢化?非得要滿改漢字才算漢化?對文化有點自信,剃髮易服確實是漢族的一段黑暗歷史,但是不代表剃髮易服了漢文化就落後了,滿文化就先進了,誰需要學習誰,這不是明擺著嗎?至於顧炎武,你要站在他的時空來理解他的話,他活在明末清初,抗清一輩子,他肯定不會說滿漢團結,好比岳飛看金國,那就是侵略者,但是後來蒙古入侵的時候,金國就是漢文化的捍衛者,嶽飛能想的到?
日本侵華的基礎理論是元清非中國。清史學界某些人的扭曲史觀危害要遠大于新清史,因為他們預設了一個有害的偽前提:中國領土主權必須建立在滿清法理之上。下面我就分析清史學界所謂中國必須承認滿清是中國王朝、滿清奠定中國版圖,中國才有主權法理的三大錯誤:一、不需要。二、沒卵用。三、危害大。…
你這種人正是洋人尋找的人才,人家願意每天給五美元,讓你傳播這套理論。
所謂新清史外國征服中國的說法不過就是編織中國應該各自治區獨立的歪理邪說而已。華夏文明本就是各語言民族的多元融合演化,到先秦還是華夷雜處,華居懇田、夷游山林,三代高度發達的稻桑灌溉農業與先後發展的建築、文字、青銅、鐵器、犁牛等等領先於狩獵採集遊牧的後世漢族的主體,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白人歐立德的想法,“漢化”(或華化)不成立,那麼對中原主體而言統一的秦、漢都是外族征服。華夏存續數千年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漢化、華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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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教授既然不把滿人視為中國人,所以滿清入關就是征服了中國,成了洋人喜說的“征服朝代(con-quest dynasty)”。用“征服”未嘗不可,滿清入關當然征服了當時的明朝,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很少有不用軍事征服而成事的。但是歐教授心目中的征服是外國人征服中國,就像現代強權征服另外一個國家,將之併吞。這是比擬不倫。歷史事實是:清兵入關是要跟明朝爭中國之天下。所有中國少數民族入主中國以後,都是在爭中國之天下,以統治中國。
我在點評歐教授的發言時,即當面指出滿人和“滿洲”這塊地方對關內而言,並不陌生,不能視為域外,說不上是所謂的“異域(alien)”,因關內、外有悠久而密切的關係。按照史實,“滿洲”的族類叫女真,女真族類,計有百餘,主要有三:(一)建州女真;(二)海西女真;(三)野人女真。又有生女真與熟女真之分,熟女真幾已漢化。“滿洲”的發祥地主要是建州,建州到清朝成為興京,也是愛新覺羅氏祖先發跡之地。
再從歷史來看,據《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燕國將領秦開曾經擊破東胡,設置了遼東和遼西兩郡,遼東延伸到了朝鮮,遼西就是今天的錦州一帶。漢武帝也設立了 樂浪郡,就是今天朝鮮的平安道一帶;漢朝的玄菟就是清代的東邊道,位於興京之東,長白山東偏的地方。明朝初年設立了遼東都指揮使司,其下設有衛所,也有學校、教官。都司的東北為興京,就是漢代的玄菟郡、遼東諸郡。明將熊廷弼跟努爾哈赤相持在瀋陽、廣寧。廣寧,就在今天錦州的東北。當地人一樣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的。明成祖永樂皇帝(1403-1424)設奴兒幹都司,統轄建州、海西諸郡。清朝曾在黑龍江發現奴兒幹都司碑,可以證實明朝統治勢力不但到遼東,還擴展到吉林、黑龍江。
明宣宗(1426- 1435)時,曾在吉林的松花江邊建了個造船廠,所以清代有人稱吉林為“船廠”。這段歷史可以證明滿人和“滿洲”對明朝人來說,絕非陌生的異域。在明代,不僅是遼東,即使吉林、黑龍江也在中國版圖之內。至於人口,據章太炎的考證,在明朝時,遼東的漢人已經有四、五百萬人之多,到了清末,增加到三千萬,而滿人不到一百萬。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時,純正的滿人最多只有數十萬,許多滿人已經摻雜了蒙古、朝鮮以及漢人血脈。入主中原以後,很多滿人隨之入關,經過兩百年之後,到現在純粹的滿人已經非常之少。二 戰前日本人曾說滿人有五百萬,顯然誇大其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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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祖:“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
臺灣“中央大學”教授 2018-07-23《探索與爭鳴》
【編者按】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第四屆“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會議主題為“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在這次會議上,爭論多年的“新清史”爭論再起波瀾,代表人物歐立德教授與汪榮祖教授當面交鋒,就“新清史”主要觀點與“漢化”“帝國”等概念進行商榷,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有助於進一步深化相關認識。為了促進學術爭鳴,全面呈現相關討論,本刊特將上述二位元學者根據發言認真修訂的文章與論壇主辦方負責人方維規教授的述評共同刊發,以饗讀者。
“中國”何以成為問題
歐立德教授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的第四屆“思想與方法”高端論壇上提到“什麼是中國,中國是什 麼”。我對這個問題有點意外,因為中國現代學者研究中國,從梁啟超開始,超過一個世紀;在美國費正清開始帶領研究中國,也超過半個多世紀,各自研究中國的方方面面,並沒有認為“中國”概念是一個問題。
“什麼是中國”之所以會成為問題,另一主因是西方人,不僅僅是歐教授,一直堅持把中國人等同漢人,他們心目中的“Chinese”,就是漢人,所以滿人、藏人、維吾爾人都不是 Chinese。但是中國和美國一樣是多民族國家,而中國成為多民族的國家並不是近現代的事,自古以來在中國的疆域內,經常存在多民族的交涉、交戰、交融的過程,如史家陳寅恪筆下胡人的漢化與漢人的胡化。事實上,今日所謂的漢人,已是多民族融合後的產物,而非一種血緣。誠如葛兆光教授提到,現代的民族國家大都不是單一民族的國家,即使日本也有少數民族。但歐教授堅持滿人不是中國人,在他英文版《乾隆傳》裡,直白地說“乾隆是一個非中國人的中國皇帝”。然而在中文版裡卻悄悄改為乾隆不是中國的漢人皇帝,瞞過了中文讀者。
歐教授說乾隆不是中國人,但甘德星的研究指出:乾隆平定臺灣的林爽文後,曾立滿漢文十碑,漢文碑出自御筆,而滿文碑譯自漢文,頗多錯誤,顯非原本,更非御筆,更進而證明乾隆是一極為漢化的中國皇帝,其立碑之舉已反映其中國大一統思維,以“碑石性”彰顯政治意涵。甘氏就實地實物,將滿漢文並列,極有力反駁了乾隆非中國皇帝之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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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最大的毛病就是美醜同步放大。身形凹凸有致,腰腿玲瓏,不胖不瘦,處處恰到好處的美女穿,性感得震撼男人們的靈魂,那90%露肉的比基尼和旗袍一比,立即成了庸物。同樣,如果某位女士長得過於肥胖,啊不,過於珠圓玉潤,旗袍會將這種不夠和諧十倍放大,看上去十分豬圓餘潤了。這不僅是旗袍年輕造成的,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民國時,某些並不特殊的第三產業服務人員的需要影響了旗袍的發展。如果回到民族服裝,不是電視劇裡的“改造”過的,真正的歷史上的旗人傳統服裝肥大寬鬆,穿上這,女士們的身材容貌沒有什麼影響。更進一步,如果穿上漢服女裝,對於任何容貌的女士,都有中等偏上的“優化”作用,珠圓玉潤的女士,會保留圓和潤,其他不愉快會被服裝和諧掉。
旗袍就不應該漢人穿?中山裝就不應該漢人穿?現在改良過的西裝風衣就不應該漢人穿?怎麼好看就怎麼穿,怎麼舒服就怎麼穿。漢族從來就不是什麼單一民族,漢皇那套少來,多提倡中華民族,多提倡中華文化和中華大一統。請先把漢服立個標註,漢服到底是啥標準,是以周代周禮/春秋戰國/秦國/漢/魏晉/還是以唐宋元明清為標準?更別說,我們祖宗是現實,從桌椅板凳一傳入就立刻引進,馬上取代了周禮中的跪坐制度。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嘛?日本到現在還有跪坐制度,可是我們卻沒有了,知道為啥不?因為我們是現實的民族,哪個能讓我們過的更好,我們就引進哪個。現代人活的還趕不上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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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民族屬性的旗袍
從旗袍的名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這到底是不是清代旗人的服裝。其實旗袍這個名稱的普遍使用遠比旗袍本身誕生得還要晚,除了粵語與英文裡依然使用的“長衫”,它在一些老人口里以及民國政府頒布的《服制條例》裡還被稱作“衣”或“長衣”。
作為女性平權而誕生的旗袍,本身是沒有任何民族屬性的,它的一截袍服設計是來自於男裝,而非旗裝。但是由於袍服的設計相近,當時也有旗袍的稱呼,則來自於一些取材旗裝中的元素。但是對比同一時期的旗人妝扮,較為傳統的穿法依然還是寬鬆的旗裝襯衣(一種不開衩的長袍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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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魏孝文帝改衣易俗,一漢一胡,為進步計,都對民族服飾做出了重大改革,中華文明淵源流長保持活力,來自於不同文化的融合和更新,絕不是固步自封,哪有什麼一成不變的傳統服飾,你的腦筋,都沒幾千年前的古人靈活。
剃髮易服是滿清為了強化異族統治推行的措施,是政治符號,也是文化壓迫,當然應該反抗。現在誰逼你穿西裝旗袍了,服飾和文化多元化,是理所當然的,與時俱進是自然而然的,你愛穿漢服挺好,也別擋著別人穿旗袍,更不必說三道四,扯到所謂民族大義更是荒唐。
其實很簡單,旗袍本身是中西結合的產物,運用的是西方的立體剪裁,突顯女性的身體曲線,符合西方審美,所以在當今這個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接受度高。相反,漢服和和服這類典型的東方式服飾,符合的是東方審美,跟西方審美完全處於兩個體系,在東方文化拿到國際話語權之前,這類服飾都不會有所謂的“國際”感。
撕漢服還是旗袍,歸根結底就是審美標準,或者說國際文化軟實力話語權的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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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梅狐狸:老外為何更喜愛不是中國傳統服飾的旗袍?
傳統服飾研究者2017-11-17
前不久觀察者網援引台媒的報導,稱旗袍讓外國女性沉浸其中。而台灣中時電子報更誇讚:“旗袍是內與外和諧統一的典型服裝,被譽為中華服飾文化代表,不僅具有瀟灑的畫藝、濃郁的詩情,本身的美也讓許多女性慾罷不能,一見到就沉溺其中。”但是對於許多國人來說,他們甚至不願意承認旗袍是中國傳統服飾,對於旗袍代表中華服飾文化也往往表達憤慨,那麼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種隔離呢?
與世界時裝一起誕生的旗袍
旗袍誕生於上個世紀20年代,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在外國被稱作“爵士時代”,便是我們在《了不起的蓋茨比》裡看到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經濟大蕭條還未來到,伴隨著傳統土崩瓦解女性們的服飾達到了空前的變化與演繹。女生們將長發減去,妝扮成“小男孩”的模樣,服飾的剪裁削弱曲線,膝下的長度露出一截圓潤的小腿,輕盈而優雅。
而當時的中國剛剛進入民國時期10年,二戰的砲火還沒有到來,社會上開放的思潮急需表達,旗袍就在這樣東西方巧合而有註定的時機裡誕生了。在這之前中國女性服飾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體系:一種是以漢人女子為代表的“兩截穿衣”,即上衣與裙子/褲子的搭配;另一種則是以旗人女子為代表的一截袍服,即穿長到腳麵的袍,不穿裙。而更早一些的時候,在清末民初的時候,一些進步的中國女性覺醒的性別平等意識令她們穿起了男裝。
就像秋瑾說的:“我要成為男人一樣的強者,所以我要先從外貌上像個男人,再從心理上也成為男人。”脫下女裝,意味著擺脫裹小腳、附屬於男性的生活。在粵語和英文裡都依然保留著旗袍最初的名字“長衫”,便是它曾經男裝的印記。歷史驚人的巧合,在同一時期世界的另一端,一個叫Coco的設計師讓女人穿上了褲子,改變了時裝歷史,最後這位設計師的時尚成為了一座名為“香奈兒”的帝國。
與此同時,傳統的“兩截穿衣”其實從未退出過歷史舞台,縱觀民國短暫的歷史、旗袍的發展,它始終是處於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女子的衣櫃中,就像它一開始企圖表達的女性獨立與進步的思想一樣。而在底層人民勞作女性之間,一直保留的是“兩截穿衣”,這種傳統一直到現在的鄉村里依然可以看到,且形制沒有大的變化。
所以說,旗袍身上的時裝標籤是遠遠大於它的傳統屬性。而且它的確過於年輕了,至今都沒有滿百歲,卻在這短短的時間裡發生了太多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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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政權正是在遼金元統治漢民族的近五百年史鑒中走上歷史舞台的(遼朝始於公元907年,元朝敗於1368年)。毋庸置疑的是,清朝統治者吸納了歷史上游牧民族“武以立國”之後的治國經驗(清初幾代皇帝常常提到英明的金國女真人政權),在古今相同的文化認知中,滿清政府是不可能放棄它固有的民族文化的。它吸取著蒙元政權的歷史教訓而提進了遼金行政力度,入關之初便實施了“以漢制漢”和“滿漢同治”的策略;不可否認,在文化認知上,它一直採取著不便說出的“以滿治漢”策略,這在清政府“六部”機構的官職設置上、地方疆吏管理和社會統治上,以及清末“排滿”鏡子裡,都能清楚地反映出來。
滿清漢化是一個不自覺的客觀長期過程,因為任何人(及民族)都無法逃離社會(及近現代出現的世界)大環境的塑造。但在對滿清“漢化”的表述上,清朝以來很多人只選取了“漢化”兩字而忽略了它的不自覺性和客觀性,這其實是對“漢化”的曲解和對歷史後人的誤導,是封建王朝社會大漢族文化(狹隘民族主義)一直遺存的不自覺表達。任何政權決不會放棄供它生長發育的文化土壤。有位很知名的史學者在有關清朝史述著作中寫道:“滿洲貴族在定鼎中原後終止了晚明以來向西方學習的趨勢,專心致志地漢化。”這種既違背清初史實、在文字概念上又模糊的表述,既會誤導讀者,也與“歷史學者”身份不相符,只能是一個追求短時名利的“寫書人”和“賣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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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不鮮明,有點兒似是而非。清朝統治者對中國的儒文化是認同的,也以四書五經治天下。他們把孔子的地位在歷史上封得最高:大成至聖文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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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權的文化認同 2017-01-09
對於明末清初入主中國的滿清政權,大多數歷史學家對滿漢不同文化相融的解讀是:歷史現場滿清在統治中國的進程中,主觀上企圖滿化中國,客觀上反淪為漢化。這在歷史所必然存在的邏輯上是講得通的。
一,由於文化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滿清作為“入主中原”的統治者是不可能放棄自己滿族文化的認同感。清初幾代皇帝尤其是雍正皇帝,一直在強調其民族文化優於漢族文化。
二,滿清作為中國北部邊疆的一個游牧性少數民族,在人口和歷史文化的悠久性上,是無法和漢民族相比的。但作為統治者,要了解及統治這個龐大的民族,就要“親口嚐嚐這個梨子的滋味”。正是在嚐的過程中,在為我所用中逐漸迷失了自己。這是一個客觀漢化的過程。
從歷史來看,滿清(即後金女真人)作為中國的一個邊疆民族,它一直傳承著與漢族中國打交道的歷史文化。我們從遼金史中知道,遼國契丹人和金國女真人一直是鄙視南部宋朝(“大宋國”)的漢族文化的,幾乎就是很自大地把它視為“懦弱文化”。只是在萬難避免的“國際”交流中,才懂得了“華夏”、“中國”在文化上的意義,各自搶奪著“華夏”正統地位,並很正能量地自詡為“中國”即“中央之國”,以獲取人民大眾對遼金政權的認同。儘管兩者政權對立,文化卻無法遏制地發揮著自身相兼相融的特性。後人可以在遼金的居室建築風格上找到宋朝文化的特點;也可以在宋朝的起居飲食文化的逐漸改變上,找到遼金對它的影響。
短暫的蒙族元朝則把權力的排斥性完全施予文化的排斥性,它擴大了族群尊卑性而更無法融入漢民族(把中國分成蒙族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對對手即被統治者(現稱社會基礎)的不了解和不融入,注定了它會是一個短命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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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宋運氣好。
金國滅亡後,南宋沒有換回安寧的日子,卻要直接面對蒙古這個更可怕的敵人。如果說金國祇是想要南宋的錢財和土地,那麼蒙古就直接想要南宋的命。
這時候,南宋幾乎沒有什麼優秀將領,國內朝政也是腐敗得一塌糊塗(楨:?)。所以在與蒙古作戰時一敗塗地。可就在南宋朝廷坐等滅亡的時候,四川釣魚城一聲炮響,炸死了蒙古大汗蒙哥。意不意外?驚不驚喜?開不開心?此後,蒙古為了爭奪大汗位置,陷入長久的內亂之中,於是南宋又藉此機會多活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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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岳飛捧得這麼高是不是文人清高弄成的,歷史記載的恰好相反,當時人人恨不得吃了他,而且好像還是一人一刀一口肉把他吃死的。
“莫須有”意思是不方便說,誰說是沒有罪名冤死的?阿飛這二五仔,非要迎回二帝,噹噹今聖上退還是不退呢?這一條還不夠他死的?沒滅族就算不錯了
岳飛是殺的罪名是被冤枉吃空餉,但岳飛死的卻並不算冤枉,他是死於政治理念的鬥爭,他算是南宋朝廷中相對小眾北伐派,堅決要求迎回二帝,可是這種政治理念在當時的南宋朝廷中是很不受歡迎的,所以最後他被隨便找個理由冤殺,但是在當時南宋朝廷中幾乎沒人為他叫屈,甚至連同位中興四將中的人都沒有。所以雖然岳飛是名傳千古的民族英雄,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完全就是自己找死。
趙構原本對岳飛還不錯,岳飛也算是他一手提拔的;但岳飛擁兵自重,經常不聽指揮,耍性子,撂挑子,如果是其他人也就算了,岳飛手中掌握的可是宋朝最精銳的軍隊,這樣就很危險了,換了誰當皇帝都會後背發涼的。岳飛並無大過,也絕對不會造反,更是一位千年一遇的將才,非常可惜。打仗拼的是國力,宋的國力一直強於金,北宋的滅亡具有大偶極然性,主要是由於徽宗的極端昏庸。所以北宋雖然滅亡了,但南宋實力尚存,又延續了一個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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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冤殺了岳飛 又靠什麼苟延殘喘了137年 2017-09-26
公元1142年1月底,北風勁吹,南宋都城紹興城一片肅然。著名的抗金名將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冤殺於大理寺獄中。岳飛時年39歲,正是壯志未酬身先死。與岳飛一同被害的還有兒子岳雲和部將張憲。
岳飛被冤殺(楨:?)的消息傳出後,南宋忠臣良將以及尋常百姓,無不扼腕痛哭。金國上下則是個個歡天喜地,酌酒相慶。“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岳飛死後,南宋小朝廷不但沒有遭到滅頂之災,反而苟延殘喘(楨:?)了137年之久,堪稱奇蹟。南宋甚至比其勁敵金朝還活得久。直到金朝被蒙古滅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後,1279年,南宋才宣告壽終正寢,永久告別歷史舞台。
南宋苟延殘喘137年的秘密,大致有下面這幾點原因。
一、金國也缺乏破滅南宋的主將。
我們知道,一直以來,金國能夠與南宋岳飛抗衡的大將是完顏宗弼,即眾所周知的金兀術。1142年岳飛被南宋朝廷冤殺後,完顏宗弼也沒能夠多活幾年。1148年,完顏宗弼病亡。這就意味著,金國也失去了征伐南宋的一員主將。
二、金國陷於內亂實力大減。
俗話說,盛極而衰。金國在滅掉北宋後,進入巔峰狀態,隨後就出現衰敗跡象。特別是在金熙宗晚期,他不理朝政,濫殺無辜,結果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顏亮所殺。完顏亮取而代之成為新的金國皇帝。
完顏亮上台後,濫殺宗室成員,使得金國陷於內耗。他不顧大臣的反對,執意發起南征,又遭到失敗。在完顏亮一意孤行要渡江時,被部下發起兵變殺掉。
金國就在這不斷的內亂中實力大減,再無能力主動向南宋發生進攻。後期,蒙古在北方興起,金國無力兩線作戰,滅亡南宋更是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夢想。
三、南宋實力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強唐弱宋”,這是人們固有的看法。其實,南宋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弱。
從軍事上看,岳飛被冤殺後,南宋還有虞允文、吳璘、孟珙、劉錡、畢再遇、王堅、余玠、魏勝等一幫能夠作戰的將領,與金國的人才凋零成為鮮明的對比。後來,也正是這批將領,頑強抵抗了蒙古騎兵40多年。
從政治上看,南宋的皇帝們,除了趙構比較昏庸外(楨:?),宋孝宗、宋寧宗、宋理宗等人能力都比較強,朝政比較穩定。這使得南宋經濟發達,科技先進,國力強盛。因此,在岳飛被冤殺後,南宋還有能力發起隆興北伐和開禧北伐,打得金國雞犬不寧。到後來,更是聯合蒙古,將金國這個世仇給徹底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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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以來,羅友枝、柯嬌燕和歐立德等新一代美國清史研究者通過對大陸和台灣地區業已公開的清代檔案,特別是對滿文檔案的閱讀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2005年,歐立德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將這一清史研究派別稱之為“新清史”。例如柯嬌燕認為中共抹殺了辛亥革命以來的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傳統,滿族所建清朝並非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中共努力構建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對歷史的誤讀。縱觀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以Crossley等人為代表的美國新清史研究者,都在有意無意地輕視乃至淡化大一統國家的“中國性”,其中的政治意味漸濃,不禁讓人想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提出的“滿蒙征服論”。
這才是重點,亂國先亂史。
中國史學,從來不強調所謂民族,而是文化。四海之類皆兄弟。故而入籍中國叫做“歸化”(現在被鬼子用了,中國反而不用?!)中國是皇帝,其餘皆為番邦土司或王。未服王化,修文德以來之(教化)執干戚以舞(軍事),故而有“同文館”“理藩院”。
現代中國史學,要有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新天下觀”來看世界。天,就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執政者授命於天,服務於民。形成“天與民”的否定之否定。執政者就是代表人,眾望所歸,為政以德,治國以能,民之表率。而,世界觀來看,中國就是要用實踐證明這個理論的正確性,並上升為普世價值。讓全世界原則不變,去因地制宜的實行。造福全人類,解放全人類。
新清史怎麼回事,作者還真以為這是學術問題?這是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寫這種學術文章有什麼用?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http://page.renren.com/601013963/note/77974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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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正統性”可以在不同種族與王朝之間往來轉移,猶如接力傳遞。朝鮮對清朝的態度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們都知道,朝鮮皇室曾經長期不認同清朝統治,認為滿洲人是夷狄,清朝統治是夷狄僭位,這與明代遺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朝鮮因懷抱接續明朝正統的夢想,自稱“小中華”,由此形成了學習模仿儒教的強大心理動力。凡事都嚴格遵守以明朝為代表的中華禮儀風俗,對正宗儒教和朱子家禮的研習更是普及到了農村。在朝鮮人的眼中,中國大陸的文化傳統已經遭受污染而趨於喪失,只有朝鮮才有資格維繫其純潔性。
不過,朝鮮對明代“華夷”秩序的堅守又證明,華夷概念並不是中國或漢人所獨有的,而是處於不斷移動的狀態,其中包涵普遍主義的立場,任何地域和民族只要具備合適的條件,就可以成為“華”。後來日本也出現了鄙視中國文明的核心地位,嘗試以日本為中華文明繼承人的“華夷變態論”。
當年日本侵華據說也動了和清朝統治者同樣的心思,覺得中國已經落後,自己當年雖是中國的藩屬國,現在乃是東亞先進文明的代表,只要通過軍事征服就可徹底改變現代“華夷”秩序,成為東亞霸主,結果終因並未獲得足夠的“正統性”而歸於失敗。這也從反向證明,“正統性”的建立和持有仍是維繫清朝統治的基本條件。
由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一點結論,那就是,討論何謂“中國”,不宜採用“外在於”或“內在於”清代“帝國”的所謂新視角。因為新清史所展示的清朝頗具“內亞性格”的邊疆治理舉措只是一種技術手段,甚至只是實現“大一統”格局的前提因素,手段和前提固然非常重要,卻只具功能性的意義,不能隨意拔高為王朝政治運作的正當性基石,也無法成為清王朝的普遍性制度基礎。
相反,我們更應該看到,清朝統治的核心依據恰恰是與前代王朝獲取“正統性”的歷史經驗相接續的,是不可割裂的一個連續性過程,這個過程無法用“漢化論”加以概括。概言之,新清史所標榜的那些頗具“內亞”品格的社會控制和管理技術,只不過是為清朝更好地承接以往王朝“正統性”準備了更加充分的條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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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新清史和“漢化說”的爭論中,一些學者不斷頻繁使用“漢化”這個詞描述清朝的歷史實在是個誤讀,因為中國歷史上從未存在過純粹的“漢化”理論。
即使摘出一些最激烈的“夷夏說”言論做點分析,也發現其不過是一種廣義的“華化論”而已。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統治者只要有“德”,行王道政治就可居正統王位。哪怕最重“夷夏”區隔的宋人也說正統霸統之別,端在於是否“以功德而得天下者”。秦朝短命的原因就在於雖有一統之局,而歷數不得於天,治亂不得於人,所以不能稱正統。這與秦人是否具有西北的夷狄血統沒有太大關聯。故那些強調“漢化”的學者無異於授人以柄,給自己挖掘了一個陷阱。
史上最激烈的夷夏對抗言論當推鄭思肖的《心史》,鄭思肖斷言: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並說聖人、正統、中國必須合體而觀,得天下者如果是夷狄入主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因多有統而不皆正則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這幾條入圍文明的門檻條件實在太高,把它們統統加諸清人之身未免過於苛刻,卻又是促使其“中國化”的內在動力,這並非“漢化”的狹隘種族觀所能解釋。
如何理直氣壯地持有“正統性”的資格,是盛清時期幾個皇帝殫思竭慮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乾隆帝修正史館對楊維楨歷史觀的評價就是個突出的例子。
楊維楨雖為元朝臣子,卻繼承宋人的書寫習慣,以“道統”配合“治統”,認為元朝應該接續宋朝的正統地位而非與遼金歷史糾纏捆綁在一起,就是想說明即使擁有夷狄身份,也有可能通過接受“道統”的教化進入正統譜系,這套正統論正合清朝皇帝的心意,乾隆帝深諳其中之利害,指示史官把清朝與宋元明三朝相對接,果斷捨棄了與遼金接統的筆法,可見其對清朝在“中國”脈絡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是何等地關注。
清帝的論述顯然得到了漢人精英的支持,如李慈銘就說過“正閏當論邪正,不當論內外”,從此更新了“內諸夏外夷狄”這類過度強調種族對立的僵硬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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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任何種族在奪得大統之際,首要考慮的都是如何確立自身的“正統性”。“正統性”包括三個核心涵義:一是“大一統”,即王朝需要佔據足夠廣闊的疆域,同時具備上天賜予的德性,二是需要製禮作樂,董仲舒就說過:“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三是以中國之地為本位,“內諸夏而外夷狄”,處理好種族之間離合聚散的關係。這第三條最容易被新清史學者所引用,作為自古“中國”與“夷狄”相互區隔的證據,或者當作清朝“內亞性格”形成的遠源。
這正是新清史研究的盲點,他們誤以為僅靠軍事征服就可立足於天下,可以絲毫不顧及文化層面的考量。
歐陽修在《正統論》中有一個對“正統”的經典定義,他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用這個標準衡量,清初的統治者雖開疆拓土,征服各類族群,佔據前朝無所匹敵的廣袤空間,卻也只具備“合天下之不一”的功績,要博得正統之位,還須盡量剔除異族的羶腥,遮掩強霸的面孔。否則就與偽、賊和蠻夷的稱號脫不開干係,在正統的譜系裡找不到位置。
為了擺脫困境,雍正帝採取了一個聰明的論述策略,他刻意模糊種族的地域性,把它納入“大一統”的解說範疇。
他說,遠古帝王和聖人都曾擁有東夷西夷的身份,看來,蠻夷稱號並不限於一時一地,也不會為某個族群所特有,這就把華夏與蠻夷的邊界變成了一個可以自由變動的體系。
清朝皇帝還引用了《北史》中的一段話,說“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相互攻訐,誰都看不起對方,這段文字說明了一個道理,“漢人”的身份也是不斷變化的。譚其驤先生曾考證出湖南人的“蠻族”血統就是一個很好的驗證。由此可見,清朝皇帝早已打破了“漢人中心論”,卻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中國的“正統”資格,另外開闢出一個什麼具有“內亞性格”的帝國。
也許恰恰相反,清朝對獲得“正統性”的重視程度反而遠高於前代,並希望接續前朝的正統譜系,與之形成一個連續體。滿人入關之初就打出剿滅闖賊,為明代王室復仇的旗號,其寓意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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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統”格局終成一夢,宋人自然要加倍努力培植文化優越感,突出主張種族之間的交往不應以武力取勝為準,想藉此面對遼金威脅時仍保留心理上之優勢。“夷夏之辨”在宋代興盛,即起因於疆域狹小引起的自卑感,也與宋儒企圖用文化優勢彌補軍事衰敗的脆弱心理有關,對此微妙的局勢論者不可不深察明辨。
儒家文化固然在宋明時期以相當穩健的姿態向宮廷和民間進行雙向滲透,最終成為主導意識形態,但僅憑源自“夷夏之辨”影響的“漢化論”不足以明了清朝如何獲得了統治的正當性,很容易拘囿在對異族的妖魔化想像裡不能自拔。從而無法理解清朝何以能夠實現《春秋公羊傳》中預設的“大一統”格局,以及重新構造多民族共融共存局面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往遠了說,植根於宋人輿論的“漢化論”同樣無法解釋漢唐王朝形成的歷史特點。自古以來,種族身份與文化認同的關係並非始終處於劍拔弩張的對峙狀態,而是因時而變。自秦朝一統天下,來自西北的秦人就有混血夷狄的嫌疑,唐人身份雜糅胡漢已幾成定論。故陳垣先生在《西域人華化考》這本著作中謹慎地使用了“華化”而沒有沿用“漢化”的表述,我以為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另外一種極端的論述源自新清史,新清史假設清朝是與明朝完全不同的王朝實體,力主沿襲拉鐵摩爾“從邊疆發現中國”的奇特思路,把清朝的歷史看作是“內亞性格”的展示,是一種征服王朝的類型。新清史聚焦於中國是否為“帝國”的討論,也是力圖把清朝對西北版圖的治理與西方的帝國統治特性相接榫,據此聯想兩種帝國形態的異同,以擺脫對中國傳統歷史敘述的依賴。
比如他們熱衷於考證在歐洲人的眼中,何時中國成為了一個“帝國”,在他們看來,十三世紀,雖然馬可波羅已經稱元朝為“帝國”,但馬可·波羅以契丹語( Khitan)Catai一詞指稱的帝國,指的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國(Yeke Mongghol ulus),位置在中原北部疆土一帶,而不是指的中原地區。在他的遊記中,今天覆蓋“中國”一詞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稱“蠻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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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念群:如何詮釋“正統性”是理解清朝歷史的關鍵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2017-09-22
中國的清史研究包涵著許多傳統議題,如清朝與明朝宮廷結構與製度的異同,超大疆域的控制與民間治理的得失,滿漢關係的持續糾結,人口的爆發式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等等。持續沉浸於傳統議題容易形成路徑依賴,比如有些學者總是喜歡刻板地強調明清兩朝的連續性,僅僅把清朝統治的成功經驗歸結為對明朝體制的再現與模仿。甚至清朝被反复詬病的一些現象,如滿漢衝突引起的民族壓迫,也被斷定為滿人受文明浸淫的程度不夠,這是“漢化論”的核心觀點。
最近幾年強勢崛起的新清史則強調清朝與前朝主要是明朝制度的差異性。由於清朝是以異族身份入主大統,同時又實際控制著有史以來最為廣大復雜的多民族共存的疆域空間,這兩個條件恰恰都是以往漢人王朝統治所不具備的,故在西方學者眼裡,清朝呈現出了一種貌似西方的帝國氣象。在我看來,這兩個極端論述均有失偏頗,很易為對方的批評留下口實。
當代一些學者大致沿襲了宋學家們的看法,即以宋明王朝模式衡量清朝統治之得失,同時以汲取儒家意識形態的深淺程度作為判別文明優劣的唯一標準。他們假設,以漢人為中心打造完成的儒學系統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佔有無可置疑的壟斷地位,其它民族要想入主大統,就必須以漢化作為基本前提。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宋以前儒家對基層的控制力是極其薄弱的,它只不過是上層王權爭奪統治正當性的工具,並沒有在鄉村治理層面加以有效運用。至少我們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儒家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也就是說,在宋代以前,並不存在有說服力的儒學制度化普及模式,所以,所謂的“漢化說”只不過是宋人構造出來的一套想當然的儒家理想話語,對以往的歷史解釋力是非常有限的。這種看法明顯高估了儒教統合政治與社會資源的能力,容易墮入文化決定論的窠臼。
而且我們要知道,“漢化論”背後隱藏著一套令人尷尬的歷史邏輯。宋代留給我們的印象總是被北方的遼金政權進逼勒索,軍事上屢戰屢敗,領土日益縮窄。錢鍾書先生有個幽默的比喻,他說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強大,宋太祖睡的還是臥榻,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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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籍貫迴避制度時,“審音”是一個重要環節。據《清實錄》記載,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對臣下說,近來江浙一帶的士子假冒直隸等處北籍參加科舉考試者甚多,“十三省語音,朕悉通曉,觀人察言即可識辨。”並讓臣下向中式的進士宣布,如有冒籍者,即速到禮部坦白,複試的時候向皇帝面奏也行。但如果隱瞞不報,一經查出,後悔就來不及了。所謂冒籍參考,一如現今的“高考移民”,因為當時各地教育水平不一,飽讀詩書的江浙考生到北京或河北等北部省份參考,更容易考取。為了對付冒籍考試,清代對北京地區考試專門製定“審音”制度,設有專門的“審音御史”,根據口音當場分辨考生的真實籍貫。康熙帝一生南巡西遊,親自到過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說通曉各省語音自非虛言。何況康熙帝還經常引見各地官員,對各地口音並不陌生,不過並未見到記載康熙帝聽人口音而辨其冒籍的事例,倒是他的孫子乾隆帝憑口音聽出了點問題。
當然,籍貫迴避制度在執行過程中,也顯現出一些弊端。新官赴任,離本籍少則五百里,多則上千里,舉家遷徙,朝廷不提供赴官費用,“必須舉債方能為官”。而官到當地之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胥吏”。所謂“官避本籍,吏則土著世守”,世守的吏胥則在地方胡作非為。根據這一實際情況,朝廷曾做過一些調整。雍正七年,曾規定:對同一總督轄區內的不同地區,不必僵硬地實施一概迴避。“凡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撫統轄之內者,不必令其迴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內者,仍照隔省迴避之例,一體遵行。”自此,對府州縣官、同知、通判等佐貳官在同一總督而不同巡撫轄下任職,已不再受籍貫迴避的限制。但是,對於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官的任用,特別是對督撫的委任,仍然嚴格遵循地區迴避的限制。
官員任職迴避制度這一優質的傳統政治遺產,在民國時期突然斷裂,不能不說是一個損失。當然,現代社會人口流動頻仍,對官員任職“審音”已難奏效,但如何實施公務員任職迴避制度並收到成效,仍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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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籍貫迴避,其實是一種涉及到“原籍”的政務或利益糾葛的迴避。對中央在京各部,主要限制在戶部和刑部等“刑名錢穀之責”的部門的官吏,應予迴避籍貫。如,戶部司官不准用蘇、松、常、鎮、杭、嘉、湖等地之人。這些地區是國家的主要產糧區,漕糧北運,主要仰賴於此。為防止地方與上級勾結,舞弊錢糧,不便任用上述籍貫的人。
康熙年間,江南人戶部尚書趙申喬,受康熙寵信十年而不衰。但一次因議江南蠲免錢糧事而沒有迴避,被康熙帝直斥其非。康熙十五年,康熙問趙申喬江南蠲免錢糧一事所議如何。趙申喬上奏後,康熙道:“爾系江南人,議蠲免江南錢糧之事,理應迴避,況爾亦有地丁錢糧在內。雖爾自謂無私,眾心必然不服。”趙申喬回道:“迴避甚善。”康熙斥道:“朕言在先,爾今以迴避為善。朕未諭爾之前,何以不請迴避?”趙申喬詞窮無以對。康熙進一步又說道:“凡理應迴避之事,即行迴避,此定例也。應迴避而不迴避,執意求名,不但難免眾論,抑且於理有礙。”趙申喬只得認錯迴避。
地方官的籍貫迴避,自順治始,即總督、巡撫以下,均迴避在本省任職。簡言之,就是易地為官。康熙時,易地為官,應與本人籍貫相去500里以外,而不出500裡者,均應迴避,直到去職(罷免、退休),甚至死前,都不可能回原籍,所謂“宦遊” ,即一直在外“漂泊”。
乾隆五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張廷瑑為江蘇學政。因張廷瑑原籍安微桐城,距江蘇較近(沒有超過五百里的地區迴避範圍),對他是否宜於主持江甦的教育和考務,御史程修明認為他有地區關係涉嫌,於是提出異議。乾隆帝認為:“此奏所見甚是。”後來乾隆雖然沒有改委他人,但張廷瑑卻是帶著地區關係涉嫌的包袱上任的。清初名臣於成龍,籍貫山西人,於順治時中進士,分到廣西羅城任知縣。其後,又升任四川合州知府,再到武漢、南京,官至兩江總督,直至死,也沒有回原籍。乾隆年間湖南巡撫陸耀,江蘇人。早年調到甘肅任職,以路遠照顧年邁母親不便,要求調到鄰省。乾隆帝成全其孝心,改派到山東,離原籍在500裡開外。幾年後母患重病,無人照顧,他只好請求暫時解除職務,回籍“侍養”。直至母親去世,他才恢復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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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為何對官員鄉音如此較真2017-08-16
《大清會典事例·吏部·處分例》中有這麼一則記載。
乾隆四十二年,戶部官員帶領浙江紹興府通判張廷泰引見乾隆皇帝。乾隆在聽張廷泰所奏其履歷時,聽出了其似乎帶有紹興口音,便加以詢問。張廷泰解釋說自幼曾隨父親在紹興居住數年,所以會講當地的土音。乾隆為此下諭道:“張廷泰如此與寄籍紹興有何不同,何況他的話尚且不能令人信服。通判雖然不是要職,但本地人在當地做官,與本朝體制不合。”並下令將張廷泰交福建巡撫鐘音在福建的通判內調補。與此同時,乾隆以張廷泰事例舉一反三,又進一步指示說,“今天張廷泰既係如此,恐怕各省現任官員中類似的情況很多,各省總督和巡撫要通行確查,自行呈明奏聞,與鄰省對調。如隱匿不報,應予治罪。”
在為時很短的召見中,乾隆通過“審音”發現張廷泰曾寄籍紹興,於是親自指示將其調至福建。乾隆為什麼對“審音”如此較真,這就要講到清朝任職迴避制度中的地區迴避制度了。
清朝迴避制度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內容:親族迴避制度、特殊機構迴避制度、地域迴避制度。親族迴避制度其迴避的範圍首先是宗親迴避,其次是姻親,再者是師生、官幕等關係迴避。特殊機構迴避制度,是對軍機處、督察院、刑部、戶部等一些特殊機構及某些特定人員或特定職務的特別迴避制度。地域迴避制度,亦稱籍貫迴避,即不允許官員們在原籍或與原籍接壤地區任職為官。
清朝官員的籍貫迴避,主要包括原籍、寄籍迴避。所謂原籍即祖籍,指官員本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又稱“本省”、“本府”等。所謂寄籍,即官員本人或父輩久離祖籍,長期居住生活的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乾隆九年曾有規定:要求迴避官員所在省,鄰近省,應以五百里為迴避限度。
具體實施過程,首先責成有權推薦和委派官員的吏部、兵部和各省督撫大臣們進行認真嚴格的審核。在京凡由吏兵兩部奏薦引見的文武候補各官,必須附有經過審核的履歷表,舉薦人要對其真實可靠性負責,盡可能排除一切違背迴避規定的人選。對於各省總督和巡撫提名中的低級官員,則明文規定:“查明該原籍地方,如係鄰省在五百里之內,應行迴避之缺,不得混行題補委署。與兩省交界添設佐雜等官,如駐紮衙署,與該員屬籍附近在五百里之內者,亦令照例迴避……如有違匿等情,照例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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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仙之道,最大的絕活,不過是開爐煉丹。其實仙人飲露吸風,與猴、鶴為伍,不食人間煙火,正是一種強大的自律,要求不踰矩,不過度,可惜歷代皇帝全不解此意,以為“做神仙”可以無限期地延長他們的快樂。
一般來說,盛世的君主活的會久些,末世之君,活的也短。這是一個明顯的規律。為什麼呢?很簡單,盛世時,人心純樸,政治清明,制度嚴明,皇帝胡鬧的少,肯進諫的大臣多,皇帝逾度時能有人點他幾句,他也就活的久些。而在衰世、末世,政治敗壞,處處作弊,人人營私,御醫院裡充斥著野大夫,皇帝吃的也多是質低價高的偽劣食藥;皇帝不好好做皇帝,他身邊的諛臣不知規勸,反而慫恿他胡作非為,整日虛淘他的陽壽,他能活得久嗎?
所以,活的久、在位時間長的,往往都是勤政,思有所作為,敢拼想贏的,基本上二十年左右沒問題;如果他再能克己一些,刻板一些,嚴守生活規律,不為虛幻的長生而去“吸毒”,那麼破三十就有望了。而那些整日淘氣,不思進取的,上天贈他三十之壽,已是客氣了。
做皇帝如此,做普通人不亦如此麼?諸君請自珍重,凡事當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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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吃穿都好,為啥活不長? 2017-02-15 胡丹
康熙和乾隆,一位61年,一位60年(乾隆是主動退位,然後還做了3年多太上皇)。古人普遍年齡在55到65歲之間的為最多,誠然“七十古來稀”。乾隆這位“十全老人”,活到八秩再加八,確實是少有的高壽。
皇帝待遇都是最好的,所謂“以天下奉一人”嘛!乾隆高壽,顯然不是因為他吃穿最好,這跟他做皇帝的享受無關。恰恰乾隆帝為人,一點也不風流,他刻板、勤奮,自律很嚴,極少放縱,我覺得,這才是他長壽的最大秘訣。
做皇帝,不放縱最難!
過去人拼命要做皇帝,不就是為求恣意放縱,無所約束,在這世間瀟灑走一回?
大多數皇帝都是放縱的,而放縱嚴重損害了皇帝們的健康。
放縱並不單指縱情聲色,它還包括沒有規律的生活,不良的生活習慣,以及無節制的暴飲暴食等。放縱是健康的大敵。比如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全不考慮有“度”,久之,各種毛病就來了。相反,人若有欲,卻沒條件去縱慾,只好等於無欲,無欲則剛嘛,做個“忍者”,對身體反而大有好處——這與皇帝生活條件是否優越,是無關的。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太好的生活條件也可能有害。比如皇帝四體不勤,他又不注意鍛煉,吃得太多,營養過剩,導致過於肥胖,會引發許多“富貴病”。又如食品太精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適當進一些粗糧,會導致牙和口腔疾病。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他一家三口(兩個皇后)的遺骨經檢驗,全都患有嚴重的牙周疾病。牙不好,會直接影響消化,導致腸胃疾病。
現在一些商家喜歡拿“皇家”“宮廷御用”做噱頭,其實古代皇帝享受的,未必都是好的,有些甚至是有害的。比如皇帝喜歡進補,亂七八糟的,什麼好東西都拿來補,結果身體越補越差。
各位,你知道皇帝最怕什麼?怕死。
怎麼辦?!皇帝阿哥們都想到一起去了:養生、服食、修煉。全是道家、道教那一套,說白了就是煉丹——人做不夠,又想做活神仙!
這個不用我多講,吃丹藥等同於服毒,結果本欲長生不老,反而促其小命了!從戰國時代的齊燕之王、秦始皇,一直到清朝的雍正,眾多的皇帝,前仆後繼地倒在煉丹爐下。可以說,煉丹至死,是古代皇帝致死率最高的原因之一,最典型的,是唐、明兩代(關於明代,本號前文有詳細介紹,稱紫禁城為“吸毒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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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雄”和“大豪傑”,只能講成敗,不可講素質。
我的愚見是,如果將“素質”的概念明確一下,還是能夠做些比較的。就是他處理複雜政治局勢,駕馭險惡的政治局面,維持朝廷不墜(即便它是搖搖欲墜的)的能力。至於什麼文化水平、道德情操、勤不勤奮,是否有開疆闢土之功等等,都可置而不論。
許多人喜歡拿“功業”說事,可別光記得那些開國之君呀!商紂王、吳王夫差何嘗不闢新壤(紂王征東夷)、稱霸王(吳國爭霸)?可那已是他們亡國的前奏!還有一位明神宗,在他治下,打個一場胜利的國際戰爭,在位期間共有“三大徵”,可沒人稱頌他“高素質”啊!可見拿功業說事,太不靠譜。
我依著我自己的標準,推一個:大唐!
唐朝,從唐高祖時,宮廷生存環境異常險惡,大唐盛世,以血腥的玄武門之變開場。唐代的皇子們,要生存下來,不僅要有才智,善“做人”,知自處,這還不夠,還要有七八分的好運氣——這樣的環境,便是不教而教。
唐朝,從武則天那裡,就經歷了一次死去活來。中宗、睿宗廢而不死,帶著大唐王朝滿血復活,真不簡單,豈是一“庸常之主”可概?
唐朝,在天寶十四載,又經歷一次幾乎亡國的大禍。歷史上有幾個朝代,都城丟了,皇帝逃到西蜀去了,還能繼續維持一百五十年的?肅宗、代宗,力持危局,他們做皇帝的“素質”比玄宗低多少?更甭說後面還有一個“中興”的宣宗。
肅、代以後的唐朝皇帝真不容易當,在朝有激烈的黨爭,有宦官之禍,還有南衙北司(文臣與宦官兩大集團)的長期爭鬥;皇帝要奪權,只能小心地走獨木橋,在各種勢力的平衡和夾縫中生存,一不小心就要被殺、被廢。在北方,有藩鎮武力割據,皇帝不是為削藩苦惱,就是為藩鎮造反痛苦。還有東南西北、此起彼伏的邊患,大大小小幾十上百場仗,最後十幾年年,黃巢又來了……哎喲,有一刻清閒沒有呀?!
唐朝的皇帝,前一百五十年和李家自己人鬥,後一百年和天斗地鬥人鬥,鬥得不亦樂乎,有下場好的,也有下場不好的,總之大唐竟又延續了一百五十年,皇帝素質差了,做得到麼?換句話說,這樣的環境,好鍛煉皇帝!!
試想,哪個朝代的皇帝做的會有唐朝皇帝那麼苦、那麼磨人、那麼煎熬、那麼培養人鍛煉人塑造人?
過去人們腦袋裡只有盛世、衰世的觀念,以為盛世有明君,衰世皆庸凡,可能他們全弄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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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為後世子孫擬定了二十代的派,每一代都規定了第一個字(“派”),皇子生了,只需要取後面一個字就可以了。可惜的是,就像有網友說的,剛剛走到“由”,才一半,大明就滅亡了。
派的用字,不避諱。比如明武宗叫朱厚照,他的堂弟朱厚熜(即後來的嘉靖帝)就沒避武宗的“厚”字,因為“厚”是朱棣第六代子孫共同的派,不必避諱。但明代皇帝名字中的第三個字要避,比如朱厚照的照,一般就寫作“炤”。如果嚴格一點,形近的字也要避諱,比如朱厚熜即位後,重用張璁,熜、璁字本不同,可以不避,但張璁做了大學士後,覺得不安,主動請求避諱,便由皇帝賜名為張孚敬。
可以說,明代皇帝用名的主要變化,就是採用了派,所以形成了兩個字的帝諱。但由於派不必避諱,所以差不多還是一個字。
張居正為何頻頻遭學生背叛? 2017-04-23 胡丹
張居正在聯合太監馮保驅逐首輔大學士高拱後,權勢如日中天,沒想到,連連向他的權威發起挑戰的,竟然都是他在隆慶五年做會試主考官時所取的三個學生,劉台/吳中行/趙用賢。
古代非常重視師生關係,“天地君親師”,師僅次於親,師生如父子,桃李滿天下,師生、同門更是重要的政治資源。師生不和時,畢竟不如父子尚可相容。然而再進一步說,如果牽扯到政治利益,莫說由考試結成的師生關係,就是至親如父子,能否相容,也是巨大的考驗啊!政治上的師生關係,其本質只是利益的結合體,與師生之情無關。
歷代皇帝綜合素質哪家強? 2017-02-19 胡丹
哪一個朝代皇帝的綜合素質最高?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非常主觀,譬如何為“綜合素質最高”,怕也是人人心中都有一桿秤。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朝代都延續百年以上,長的有兩三百年,甚至八百年,顯然它們的君主多具有較高的綜合素質,是其王朝續命的一條根本的血脈。但“綜合素質高”就能與王朝興旺發達劃等號?未見其然!好比商紂王、隋煬帝就是高素質的君主,能文能武,材智超群,可偏偏才情太高、志向太大,反送了花花世界和卿卿性命!
(論“綜合素質”,商紂王可一點都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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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就是一部大家都看得懂的通俗歷史名著。它在程度上比《明朝那些事兒》要深些,當然,在學術上它並無貢獻(但由於它的影響,學界對其觀點做回應者不少)。我初讀此書時,還只是一個歷史愛好者,便很喜歡此書,但當經過了多年的史學專業學習後,就不大看重此書,也發現了此書中一些幼稚甚至是錯誤的觀點,比如所謂萬曆皇帝甚至缺乏把控一場會議(朝會)的能力的說法,就是錯誤的,表明黃仁宇根本不了解明代朝會的變遷。
為何明朝違反慣例,皇帝多用二字之名?2017-05-15
古代皇帝的名字,多數都是一個字。比如唐代,名字為二字的皇帝就兩位: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而這兩位還都是意外繼位。宋代,名為二字的皇帝只有開國之君太祖趙匡胤一人。然而明代卻顛倒了過來,除了第二代篡位的成祖朱棣,其他人的名字都是兩個字。這是為何呢?
皇帝取名是有講究的,最重要的是,字不能多。
你猜為啥?
因為古代有避諱的規定,皇帝的名諱(禦諱)用字,其他人是不允許用的。比如唐太宗叫李世民,“民”就不許別人用了。但民是常用字,不用又不行,怎麼辦呢?辦法是找一個字來代替它。唐代用“人”來替換“民”,所以唐代人所稱的“人間”,其實是“民間”。
麻煩吧!
因為有這個麻煩,所以歷代皇帝取名,一般有兩個大的方向:
第一,盡量只用一個字。如宋代,除了開國打江山的太祖趙匡胤,後代都是一個字。他們多數都是繼位後改名的,如太宗,本名“光義”,當皇帝后改名為趙炅。宋代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即位前名都是兩個字,繼位後才改為一個字。
第二,名字盡量用生僻字,不用常見字。
比如西漢宣帝,原先有一個在當時極普通的名字:病已。他即位後,就宣布改名為劉詢。他下詔說:“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所以改名為較為少用的詢字。
為什麼明代皇帝之名多用兩個字?
明代皇帝,除了明成祖朱棣的名字是一個字,其他都是兩個字。這在歷史上漢人王朝中是比較少見的。建文這一系的帝位,後來落到四房燕王那一支,燕王子孫的派是:
“ 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
所以從朱棣之子仁宗開始,名字分別為:高熾(仁宗)、瞻基(宣宗)、祁鎮(英宗)、祁鈺(景泰帝)、見深(憲宗)、祐樘(孝宗)、厚照(武宗)、厚熜(世宗)、載垕(穆宗)、翊鈞(神宗)、常洛(光宗)、由校(熹宗)、由檢(崇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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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是本什麼書? 2017-05-17 胡丹
國內歷史類的通俗讀物,最著名的兩本,竟然都是明史。這或許是“明史熱”的一個結果吧。一部是《萬曆十五年》,一部是《明朝那些事兒》。
它們都不是學術著作,在學術界都沒有地位,不會有人引用他們的“研究成果”——雖然經常聽到人說,《明朝那些事兒》怎麼怎麼說,可如果專家也這麼說,那就跟引用百度百科一樣可笑,而且不專業。《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到底還是一位明史學者,後者的作者當年明月則只是一個歷史愛好者,並沒有什麼學術修為(聽說他出名後,曾應邀參加過一次中國明史學會的年會),他寫的那部書,基本上就是清修《明史》的白話文版,是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專家不會看它(我就完全看不下去)。
問題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沒有多少人看得懂,但人們有了解明史的強烈願望,而學者們潛心寫學術文章,沒有興趣和動力去為大眾寫通俗讀物。
書荒啊!
像《萬曆十五年》這樣形式新穎、通俗易懂的著作在九十年代被引入國內讀物市場,請著名翻譯家用優美簡潔的文字譯成中文後(原文為英文),獲得巨大的成功,一時人人爭說《萬曆十五年》。我就是在報紙上看到這本書的推薦文章,才跑到書店買了一本,讀過也甚是喜歡。
而《明朝那些事兒》,則是一部“史學草根”為普通大眾所寫的明朝全史。它寫於“草根寫史”的天涯論壇的極盛時代,又是較早出現的通俗說史作品,於是一炮走紅,可以說是網絡時代的寵兒。
草根寫史有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筆法不同於傳統的史學作品,寫的很淺顯,較為幽默(比如稱朱元璋為同學,介紹他的星座和喜歡的顏色),閱讀門檻非常低,能夠涵蓋最大眾的讀者,連小學生都能看懂,也喜歡看。後來的什麼漢朝那些事、唐朝那些事、什麼什麼那些事,都在模仿這本書。
2013年以來,我也寫了幾部明代史的通俗讀物,比如第一本《大明王朝家裡事兒》(這書名就是編輯按照讀者“喜聞樂見”的要求改的,我並不喜歡),知名度及市場成就遠遠不能和當年明月比——雖然我是通過寫明史論文拿到博士學位的,比他更專業。我侄女(初中生)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的書我看不懂,他的書我看得懂。所以,把歷史寫得讓最大多數的人都看得懂,並且喜歡看,是很不容易的。我也一直在調,就是把學問的專深調到淺顯的表達頻道上去。
(我寫的《大明王朝家裡事》的台灣繁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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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權專制之下,人治的優點顯而易見,立竿見影。以雍正為例,只要君主堅定反腐,整個官僚體系即刻高速運轉起來,加之雍正以古今少有的勤政,時刻不放鬆對官僚體系的鞭策,成效很快顯現。在雍正影響下,河南巡撫田文鏡兩年即補完河南幾十年的虧空,不但補完虧空還超額完成80萬兩。
不過,人治的弊端也極其明顯。雍正13年如一日,每天凌晨4時起床批閱奏章,留下數萬件上百萬字的朱批諭旨,平生極少娛樂為代價,實現了立竿見影的反腐效果。人們有理由相信,一旦雍正及後世君主不再勤勉,腐敗的反噬將與治理一樣快。
明太祖朱元璋反腐之嚴厲,比雍正有過之而無不及,與他的"剝皮實草"相比,雍正算是仁慈。但他們都沒能逃脫人治可以治一時、難以治一世,及身後腐敗迅速反彈的命運。從根本上說,他們通過反腐所建立的體制,權力益發集中於君主,君主專制日漸強化,回過頭來又加強了人治,更依賴於明君在朝,落入人治的輪迴。雍正繼承人乾隆,反腐殺得人頭滾滾,晚年卻出現了和珅這個古今第一巨貪。
戰國思想家荀子在向君主傳授治國之道的《君道》中提出,"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兩千多年來,中國式反腐始終在人治的困局中打轉。也正因為如此,才總陷入越反腐越腐敗,乃至難以跳脫朝代更替的歷史周期律怪圈。同樣,中國老百姓對明君、清官的期望,也遠過於法律制度。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48y3kj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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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腐就亡國
……….
雍正嚴苛反腐
……….
反腐成效顯著
………
滲入政治鬥爭
……..無論雍正的反腐是否摻入政治鬥爭,目的是否為打擊政敵,都很難讓人不產生這樣的聯想,尤其是在講究"兄友弟恭",反感"鳥盡弓藏"的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雍正反腐的合法性,一直以來為人詬病,但瑕始終不能掩瑜。
有治人無治法
雍正元年七月,反腐風暴剛起,御史湯之旭奏請統一律法頒布天下,作為反腐準繩。雍正答覆稱,所奏未嘗沒有道理,"但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得人辦理,則無不允協,不得其人,其間舞文弄法,正自不少……雖條例劃一,弊終難免。"
在雍正看來,法令制度固然重要,關鍵還在於執行的人,人是國家治亂興衰的關鍵,法令制度處於次要地位。好的法令仍然需要合適的人來推行,如果所託非人,反而成為營私舞弊的工具。就算法令制度不完備,只要有合適的人來推行,自然會因時因地制宜,隨時補充調整為善法。更何況,良法久了一樣會產生弊端,需要人去改正過來。實事求是地說,雍正的見解不是沒有道理,"事在人為",人總是事情的關鍵。就拿反腐來說,不同的人當政,就會有不一樣的手腕和態度,而同樣的反腐法令制度,由不同的執法官執行,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但是,若將這樣的邏輯推到極致,就會走向願望的反面。
因為對制度反腐的排斥(?),自反腐起,雍正就落入了中國曆朝都沒能跳出的窠臼——有治人無治法,落入人治的怪圈,而忽視制度建設。雍正更將其發展為"有治人即有治法"。雍正繼位之初,為養心殿親筆書寫語出唐朝貞觀名臣張蘊古之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字裡行間流露出對人治和集權的渴望。雍正的人治核心在於"一人治天下",以一己之力推動整個官僚體系的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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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語閒言話雍正 2016-05-06
看電視劇,常常會有人嚮往乾隆六下江南的風流,嚮往康熙開疆擴土的武功,惟有看史書奏冊,才明白,對清朝居功第一的皇帝是雍正。要不是四爺橫空出世,我只能說,要沒有雍正的話,清朝妥妥是一秒變元朝的命呀……肯定活不過100年!
和我們在電視上見到的不同,歷史上真實的雍正,絕對沒那麼多的閒時間玩虐戀情深。這個最終累死自己的工作狂,崇尚“當日事 日畢”,為了不將當日的奏摺留到次日,每天都過得異常充實。有記載,雍正“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天下政務“無分鉅細,務期綜理詳明”,親筆撰寫的硃批諭旨動輒萬言。生活中最大的樂趣,大抵就是領著自己的愛犬玩cosplay了。
總之,康熙晚年對貪官寬大,縱容了貪腐之風。不過,哪怕後來康熙對貪官未能執法如山,卻不斷提拔那些有廉潔之聲的官員,所以單就吏治而言,不會比老爹順治朝差,更不會比前朝後期差。不過是康熙早年,小民窮困,“妻孥賣盡,子女棄完,誰肯待斃,相率匍匐他鄉。”十室九空不說,又連年打仗,不是忙供給,就是忙戰備。近晚年,平安富庶,大家又相率講究起排場來。皇帝花一花,百官貪一貪,弄得國庫一年空似一年,等雍正上台時,險些破了產。
按說兒子的功勞多少也要算給父親一份了。三件大事,火耗歸公+士紳一體納糧+攤丁入畝,小說影視雖然扯淡,可也反映出了老四辦實事。他在位雖不長,然其對清朝吏治之功,比全部清朝君王加起來功勞都大。正是這樣,才顯出康熙對吏治沒有作為了。不過吏治敗壞,私以為,康熙本人好大喜功才是最終肇因。
雍正反腐啟示錄:人治武功不如制度律令2017-01-16清風明月逍遙客
在歷代致力反腐的帝王中,清朝的雍正皇帝最受推崇。然而,反腐不是雍正的目的,飽受詬病的以反腐為名打擊政敵,以行集權之實也不是雍正的目標,反腐與集權都只是改革的手段,雍正的終極目標是通過改革挽救康熙晚年留下的政治經濟危局,不能讓祖宗的江山斷送在自己手裡。如果說雍正反腐僅僅是反腐而沒有與之相配合的改革,雍正之於清朝不會有如此高的地位,清朝可能三世而亡。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雍正反腐的缺陷極其明顯,即沒能跳脫有人治無法治的輪迴(?)。雍正以前所未有的朝干夕惕推動改革,但改革後所建立的體制又加強了人治,最終難免人亡政息。對於雍正來說,法治是一個超越時代,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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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手拈來的史學大師 2016-07-19
康乾盛世百餘載,除康熙乾隆二朝這一百二十年之外,中間還夾著雍正朝的十三年。與自己的老爹和兒子相比,雍正王朝過於短暫,他本人的壽數也不算長。不過確實正像作者所說,雍正這十三年卻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這是極為關鍵的十三年,若是沒有這十三年,康乾盛世便會早早結束,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十三年,大清王朝才將衰弱的速度放慢,才堅持到了二十世紀初才結束。
說起雍正帝,第一個印象就是九子奪嫡。作為奪嫡戰爭的勝者,肯定有其異於常人之處,雍正帝也因此被演繹,民間有了許多與其有關的傳說。再說雍正,腦海中的印象則是其嚴苛、殘酷,建立軍機處,血滴子橫行,最終被呂四娘所殺。當然,這些都是演藝,作者在這本《雍正反腐啟示錄》中,已經為我們僻謠,雍正帝的嚴苛、殘酷,更多的是針對那些腐敗的官員,他在位的這十三年,其實也為百姓們做過一些實事,比如攤丁入畝。
顧名思義,這本《雍正反腐啟示錄》必然是一本講雍正反腐的書。康熙朝的腐敗已經無可救藥,雍正即位後立刻開始反腐,這才令大清國運延續百年。由此可見,反腐對國家、對政府是有益處的,但是如何反腐,怎樣反腐才能讓這個治理的效益最大化,卻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
作者這本《雍正反腐啟示錄》從雍正即位開始講起,這位皇帝一上任,就開始了長達十三年的反腐生涯,甚至可以說,雍正帝就是為了反腐而生。作者對其的評價也是極高,他認為,雍正帝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反腐力度最大的皇帝,同時也是反腐成效最為顯著的皇帝。
在書中,作者對雍正帝反腐的各項舉措講述得非常詳細,我們可以看到雍正帝做了很多的工作,雍正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勤勉的皇帝,毫無疑問是累死的。雍正帝的這些反腐措施為他的王朝帶來了哪些變化,起到了哪些作用,作者也都一一為我們提及。
從書中的文字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對康乾盛世的這段歷史那是相當熟悉,隨便一件史實那都是信手拈來,有頭有尾,有果有因,讓你讀起來既看到了熱鬧,也抓住了門道。有了作者為我們的分析,讀者們對這段歷史的了解瞬間就遞進了一個層次,沒有以前那麼膚淺了。
《雍正反腐啟示錄》講的是反腐,但卻是歷史上的反腐。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要不斷去照它,才能獲得收益,得到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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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反腐啟示錄
作者: 烽火無煙
出版社:中國計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內容簡介
講述雍正即位之初就厲行反腐,通過一系列的鐵腕手段整飭吏治、嚴懲貪腐,在短短十三年間,創建出眾多影響后世的政策和制度:打擊朋黨、清查虧空、火耗歸公、高薪養廉、官紳當差……
在他的努力革新之下,清朝的貪腐現象被迅速遏制,官場風氣為之一新,這為康乾盛世步入鼎盛提供了穩定的政治基礎。
烽火無煙,本名劉凱,生於汾河之畔、太行山麓的三晉之地,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他棄醫從文,酷愛文史,醉心於中國古代史研究,願以史為筆,寫盡五千年中華史,曾以「司馬子上」的ID行走天涯論壇,為天涯論壇知名歷史作者。
目錄
第一章 雍正:我為何要反腐/001
前朝的教訓/003
老爹康熙留下的爛攤子/013
反腐勢在必行/023
第二章 反腐,先從朋黨開刀/035
打擊朋黨,不僅是政治賬,更是經濟賬/037
八阿哥黨的覆滅/041
年羹堯和隆科多的過山車人生(上)/050
年羹堯和隆科多的過山車人生(下)/059
第三章 清查虧空/069
清查錢糧: 會考府的設置/071
從中央到地方,將清查進行到底/077
第四章 制度反腐是根本/087
耗羨的是非緣起/089
高薪養廉/100
取締官場陋規/109
軍機處的創設/115
飛來的密折/122
紳民一體當差、納糧/129
第五章 持續的反腐風暴/137
夢斷紅樓:曹雪芹家族敗落之謎/139
蘇州織造和杭州織造的敗落/148
第六章 組織反腐領導班子/157
第一模范田文鏡/159
能吏李衛/166
另類廉吏楊文乾/174
第七章 雍正之后,腐敗歸來/179
一個為了反腐而倒下的皇帝/181
雍正反腐,成功與失敗並存/188
雍正之后,愈演愈烈的官場貪腐/193
附錄一 雍正大事年表/207
附錄二 雍正反腐語錄/213
附錄三 參考文獻/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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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俄國的這一態度,清方不得不放棄與俄國談判清俄中段邊界的打算。噶爾丹入侵喀爾喀雖然使清政府在尼布楚談判中處境被動,但俄方也並非沒有不利之處。首先是俄國在西伯利亞兵力不足;其次喀爾喀部大量南遷,使俄國看到蒙古的人心所向。此外在談判的關鍵時刻,大約有600一700喀爾喀蒙古人對俄國占領下的尼布楚發動了進攻,欲投奔清政府使團,尼布楚周圍的布里亞特人由於不堪忍受沙皇的殘暴統治,紛紛起義,並要求與清朝使團聯合進攻尼布楚。再加上俄國為奪取黑海出海口正與奧斯曼帝國作戰,也不能兼顧東方。以上因素促使戈洛文不再猶豫,同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
貝加爾湖是如何離開中原王朝的?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和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喀爾喀蒙古和準噶爾蒙古分別先後被清軍控製或征服。不過,之前在清俄《尼布楚條約》中,屬於布里亞特蒙古的貝加爾湖以東地區被康熙皇帝劃歸俄羅斯帝國, 清世宗雍正帝在位期間劃分清俄中段邊界的《布連斯奇條約》和《恰克圖條約》簽訂後,標誌著中原王朝最終與貝加爾湖徹底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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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為啥同意割讓土地?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經中俄兩國代表重新商定,談判地點改在尼布楚。索額圖等人在出發前向康熙帝奏陳:“尼布潮(楚)、雅克薩既係我屬所居地,臣等請如前議,以尼布潮為界,此內諸地均歸我朝。”康熙帝指示:“今以尼布潮為界,則鄂羅斯遣使貿易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
康熙帝考慮到噶爾丹正在進攻喀爾喀,希望儘早與沙俄劃定國界,騰出手來對付噶爾丹,為此作出了重大讓步。索額圖率領包括傳教士徐日昇、張誠在內的清朝使團啟程前往尼布楚,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跋涉,六月抵達尼布楚,駐紮在尼布楚河南岸,與尼布楚城相距三里。
七月初五日,中俄兩國代表在尼布楚郊外開始談判,關於尼布楚地區的歸屬問題成為談判的焦點。清方代表一開始即指出“貝加爾海這邊的全部土地,則完全屬於中國汗所有,因為貝加爾海這邊的土地全是蒙古汗的領地”,“而所有的蒙古人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汗的臣民”。戈洛文則強調不久前俄國人才知悉並予以侵占的這個地區“自古以來即為沙皇陛下所領有”。
索額圖予以駁斥,要求俄國人退到色楞格河以西去。但俄方堅持其要求。
由於雙方爭執不下,索額圖見戈洛文強要以黑龍江為界,乃遵照康熙帝的“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的諭令作出讓步,表示可以將尼布楚一帶讓與俄國,以石勒喀河、鄂嫩河至因果達河一帶為界。儘管如此,戈洛文仍堅不接受。索額圖為了達成和解,繼續退讓,先是提議以從北面流入石勒喀河的綽爾納河為界,俄方不允;後又提出北面以注入石勒喀河的格爾必齊河為界,南面以額爾古納河為界,戈洛文才勉強同意。對中方提出的劃分俄國新佔領的西伯利亞與毗鄰的喀爾喀之間的邊界問題,戈洛文則藉口沙皇並無指示,且喀爾喀已為噶爾丹佔領,清朝無資格與俄國談判此問題,予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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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打了勝仗為何還對沙俄割讓土地? 2016-04-21
提到貝加爾湖,中國人都不陌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那麼這塊土地是什麼時候從中國離開的?您可能想不到,這塊土地是大清王朝盛世時的康熙割讓給俄羅斯的。您更想不到的是,大清王朝還是在打勝仗的時候,簽訂《尼布楚條約》,清政府同意把貝加爾湖以東的尼布楚之地劃歸俄羅斯。
清軍打敗俄軍開始談判
從16世紀後期沙皇伊凡四世時開始,俄羅斯開始對西伯利亞和遠東的殖民過程。1636年俄羅斯人到達鄂霍次克海,征服了西伯利亞全境。這個地區成為了俄羅斯人的殖民地。
從17世紀中葉起,沙俄侵略軍越過外興安嶺,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燒毀村莊,殺掠人口,搶奪糧食和貂皮。
當俄羅斯的勢力接近清朝的中國時,便發生了軍事衝突。1652年(清順治九年),俄國人東入黑龍江,“駐防寧古塔(今黑龍江省海林縣)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戰於烏扎拉村”。這是中俄之間第一場戰鬥。1657年,俄羅斯帝國派正規軍在尼布楚河與石勒喀河合流處建立了雅克薩城與尼布楚城。之後中俄之間發生多次外交和軍事上的衝突。1685年,清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亂”後,派將軍朋春5月22日從璦琿起兵三千人,5月25日攻入雅克薩。
之後,清軍撤軍而俄軍捲土重來,1686年清軍再攻雅克薩並圍城。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俄軍首領托爾布津被擊斃,俄軍傷亡慘重,雅克薩城指日可下。這就迫使沙皇政府“乞撤雅克薩之圍”,並派戈洛文為大使,前來中國舉行邊界談判,11月,清政府為表示談判誠意,宣布無條件停火,停止攻城。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二十日,清政府在商討與沙俄談判方針時,索額圖提出:“察鄂羅斯所據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薩系我達呼兒總管倍勒兒故墟,原非羅剎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俄羅斯”。他認為:如果沙俄能歸還逃人,承認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是清朝領土,即“與之畫疆分界,貿易往來。否則,臣當即還,不與彼議和矣”。
康熙帝同意這一談判方針,遂命索額圖、佟國綱出發,前往色冷格,與沙俄使臣戈洛文談判。六月,索額圖等使臣行至喀爾喀地方,正值準噶爾領袖噶爾丹大舉侵犯喀爾喀蒙古,道路被阻,便退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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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不是一天能夠建成的,苛求根本沒有歐洲文明同樣基礎,根本沒有一座實驗室,建立政權時就已經落後西方許多的清朝在軍事技術上能同歐洲一較高下,這本來就不現實的。
一些國人缺乏正視的勇氣,把中國古代火器落後隨意地怪罪到清朝和少數民族身上,認為有了明朝就能當世界第一。但很顯然,在明代中期以後,中國相對於西方的落後就已經很巨大了,而清代火藥技術一脈相承於明,是中國傳統火藥製作技藝的集大成者,又有外來技術的極大影響。但作為中華文明繼承者的清朝,發展速度終究不能超越過往,想要推陳出新,要的是定量分析等系統實驗技巧做研發基礎,工業技術上能不斷推出高效、精確的非人工動力的生產加工設備,以及一個能夠實現有效監督和自由競爭的近代國家體制和市場,這些東西,任何一點都不是古代中國所具備的。
在明清緩慢勻速前行的同時,世界那一邊的近代歐洲正在享受著文藝復興厚積薄發的飛速進步,縱然明初時雙方還差不多,但終究發展加速度不如人,中西差距自然也越來越大。但這顯然是中國傳統文明輕視科學技術和商人所致,拿少數民族背鍋,只是自欺欺人的逃避和怯懦而已。
回應
狗屁文章,如若沒有清朝不思進取、閉關自守、打壓漢人的創新,以當時漢人的智慧和千年經驗,就不會淪落到被人任意宰割和崇洋媚外情景出現。滿狗是中國歷史最大罪人!
我看到明粉依然在嘴硬不服輸,大清比你廢明。
大明的皇帝沒給倭奴人當狗,滿蟲的老佛爺小皇帝被人趕鴨子似得到處跑!
講軍事科技,大清即使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依然有鐵模鑄炮法領先歐洲幾十年,你廢明到了末年有啥?
大清?哈哈哈哈大清早就死了你要不一起去?
然而你廢明死的更早
你個呆逼就是一條滿夷狗!禍害中華民族的垃圾朝代!唐宋元明你比的上哪個朝代,什麼康乾盛世!盛在哪裡?遊下江南嗎?活的時間長嗎?逗比!對中華民族發展就是個廢物朝代!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各國炮兵彈藥 手榴彈 中國歷史分期論戰 《康雍乾盛世》 《清代官場現形記》 《亞洲歷史》 《中國大歷史》 《鄭和下西洋》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鄭芝龍》 《施琅與台灣》 《康熙統一臺灣始末》 《大明國姓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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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佐使說”是樸素而完整的火藥理論,可以看出君指火藥中的數量最多的原料、火藥反應中最活性的物質以及發揮效果的最主要負擔者。硫磺稱為臣,君臣是火藥發生作用所必須的,而佐使是可以變通,可以代替的成分。
除了“君臣佐使說”外,還有一種“陰陽說”。這一說法來自《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他在《燔石·硫磺》篇中說到,“凡火藥,硫為純陽,硝為純陰,兩情逼合,成聲成變,此乾坤幻出神物也。”又在《佳兵·火藥料》中說,“凡火藥,以硝石、硫磺為主,草木灰為輔。硝性至陰,硫性至陽,陰陽兩神物相遇於無隙無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驚而魄齏粉。可見宋應星已經觀察到火藥爆炸時產生的大量的熱和約相當於原來體積一兩千倍氣體的威力,其描述比較貼近火藥爆炸時的情況。
這兩個學說貫穿了我國明清兩代的火藥理論發展,但顯然,這兩種理論都談不上對火藥爆燃反應的本質的剖析,僅僅是對物質組合現象的大略描述,而就算是描述現象,也沒有精細的量化,如果不是西方火藥配方的傳入,很難認為中國會在同樣時間內發覺更好的火藥配方。
而西歐地區,從16世紀開始,脫離了煉金術的化學雛形已經出現,並逐漸掌握了系統實驗的方法,內容包含有各種化學配方的小冊子已經達到了數不勝數的程度,並形成了良性的發展,通過實驗量化分析得出更好的加工手段和配方比例,而相較之下我國那樸素的火藥理論自然相形見絀,日趨落伍了。
到了19世紀中後期,清朝的黑火藥製作技藝雖達到了巔峰,但屬於黑火藥的舞台卻已臨近落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面對著擁有阿姆斯特朗大砲的英法聯軍,仍然使用著傳統紅衣炮的清軍根本無法同聯軍相匹敵。在大沽口之戰和八里橋之戰中,清軍在聯軍火砲的轟擊下蒙受了慘重的傷亡。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黑火藥的時代逐步落下了帷幕,無菸火藥即將登場。
結語
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一是古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二是文藝復興時期發明的系統實驗的方法。同樣在16、17世紀,歐洲人對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的了解越來越多,並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專業學科。除了中國人熟知的萊布尼茨、傅里葉、牛頓、開普勒這些大師之外,還有許許多多中國人並不熟悉的學者,如認定了酸鹼反應產生鹽的Tachenius、玻璃實驗大師Kunckel等等。那個時候的歐洲,正如斯普拉特所說:“實驗風氣是瑞迅捷地傳播開來……所有的實驗室人員都忙忙碌碌的投身於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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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接觸更多後,中國火藥質量的惡劣在其對手中也相當知名,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和清軍打仗的英國軍官Bingham在其著作《英軍在華作戰記》中提到,中英大角、沙角之戰,中國“火藥庫裡面存放著幾千磅粗火藥,裝在木桶和泥罐中,我們全部投之於海,因為雖然中國火藥的成分幾乎和我們的相同,卻是一種粗劣的東西”。
另一名英軍軍官伯納德的《尼米西斯號輪船航行作戰記》也說“中國火藥效果不強,與英軍相比,雖然製作原料和比例差不多相同,但是製作粗糙,加大了為完成某種任務的難度。”
可見清代火藥從配比上看雖同英國人相差無幾,但由於火藥質量不佳,甚至還混有泥沙,導致清軍火砲的射程和威力受到很大的影響,砲彈“有時僅滾下砲口和翻一些筋頭”。而火藥這種重要軍資,粗陋的中國產在英國人看來連繳獲價值都沒有。火藥製作不精的弊病清人自己也很清楚,《火器略說》中提到,“中國官藥,所用硝、磺、炭,其數多寡與英國官藥同,所不可知者,質欠精純,匠役偷減,局疏查驗,草率從事,遂致物料雖同而功效相去懸殊”。偷工減料的情況同明代簡直一模一樣。可以說,明清兩朝在這一缺陷上形如兄弟,畢竟在皇權體制下,這種事情本就是無可避免的必然。
手工業產品從紙面到實際應用的過程中往往會打折扣,平時吹的天花亂墜的神器,戰時很有可能因為質量不佳而成為雞肋。清朝由於和西方接觸更多,面對的敵手水平更高,敗績更顯著,尤其是敗於並非中華民族一員的西方人,於是顯得清朝名聲似乎更加惡劣。
自然科學的粗陋制約明清火藥發展
我國古代的火藥脫胎於煉丹術,同時又被視為一種藥劑,因此中國古代的火藥理論不僅包括了中醫的配伍說,而且還吸收了煉丹術中的陰陽學說以便用於解釋火藥爆燃現象。
最早將“君臣佐使說”這一理論引入火藥製作的範疇的,是元末成書的《火龍經》。後來明代的《武編》、《武備志》、《兵錄》等兵書中則進一步衍生。比如在《武編》的《火·火藥賦》中就說:“硝則為君而硫則臣,本相須以有為,硝性豎而硫性橫,亦並行而不悖。為灰為之佐使,實附尾於同類。善能革物,尤長陷陣。性炎上而不下,故畏軟而欺硬。臣輕君重,藥品斯勻。”《武備志》收錄的《火藥賦》中也提到,“硝為君而硫作臣,炭灰佐使最通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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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在16、17世紀是配製火藥工藝比較先進的國家,他們已經嘗試使用以水車為動力的機械配製火藥。配製火藥時,首先開動水車,以水車的動力傳動搗磨機,將搗磨機下方的火藥碾碎。
到了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的火藥製造工業甚至還採用了蒸汽機、水壓式機械、機械造粒缸、蒸汽加熱器、石墨製成的磨光機等一批先進的機械生產火藥。以先進的工業設備提取純度高的硝和硫;以蒸汽機帶動轉鼓式裝置,對火藥混合物進行粉碎和拌合,用水壓式機械將製成的火藥放在碾磨上,壓成堅固均勻的火藥塊;接著使用機械造粒缸將火藥塊製成大小均勻的火藥粒;再將火藥粒放置到烘乾室內,用蒸汽加熱器將室內溫度提高到40-60度,使火藥粒乾燥;最後用石墨製成的磨光機將藥粒表面磨光除去火藥粒上的氣孔,降低火藥的吸濕性以延長火藥的貯存期。歐洲人以蒸汽動力和機械操作代替了手工操作,已進入近代工廠的機械化生產階段,兩相比較,明清使用木臼、木槽,用木杵手工攪拌火藥,用圓筒打磨火藥粒要原始的多。
也就是說,雖然明清兩代看起來掌握了製作精良火藥的技藝和方法。但在實際製造的過程中,由於仍然停留在純手工操作階段,加之各地對火藥生產的監管不力等原因,自然難以實現高質量批量化的火藥生產,質量難免會有相當粗糙和低劣的情況。
明王朝在明末“事事俱壞極了”的情況下,火藥製造的質量也同樣江河日下,明末總督京營的趙世新就提到明軍公發的火藥“姦匠積習相同,粗糙不堪搪塞,各軍領藥到手多將原藥變賣自買迅藥” (《籌遼碩畫·卷十八》),就是說官方工匠偷工減料,給明軍京營製作的火藥質量太過粗陋,明軍拿到這些破爛後都將其賣掉,然後購買質量好的優質火藥,這不得不說也是種悲哀。
在火藥質量不佳的情況下,明人在明末面對的滿清卻是個披掛著堅固鎧甲的強敵,於是火器應有的大殺傷力沒有發揮出來,《徐光啟集》就說:“虜多明光重鎧,鳥銃之短小者未能洞貫”。因此不難理解,在遼東戰場上,明軍面對著穿著重甲的後金重步兵以及幾寸厚木板蒙上牛皮製成的盾車,這些質量低劣的火藥若用在戰場上,恐怕真的難以對後金軍造成很大殺傷。而明代這些弊端,制度承自明的清王朝同樣也避免不了,在鴉片戰爭時期,質量不佳的火藥同樣也給清軍拖了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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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雖然接觸火藥的製造技藝比較晚,但發展很快,1635年,英國人公佈了其使用的標準火藥配方是,硝石75%、硫黃12.5%、炭12.5%。這個比例比起黑火藥最佳的組配比率相差已經很小了。
明清火藥劣質工藝前赴後繼
在火藥的配製工藝上,明代的《西法神機》與《火攻掣要》記載的火藥配製技藝同歐洲17世紀的火藥配製技藝十分相近,從側面反映了中歐之間的火藥技術的交流情況。
明代中後期製作火藥時,要首先將三種原料進行精选和提煉,然後將其碾成粉末,具體操作方法是按照比例稱好分量後分別放入石臼或木槽中進行反复攪拌,成為細末。其次是將其三種成分拌合,方法是在按比例混合放入木臼後,加入少許水或燒酒,將三種粉末拌合成濕泥的狀態,並用木杵不斷地進行攪拌,在此過程中要杜絕沙石等雜質的進入,以免在攪拌過程中發生磕碰導致火災;在混合物快乾的時候,加水再搗,使混合物充分的均勻拌合,而後取出在陽光下曬乾。
對成品進行質量檢查時,通過選取一部分曬乾的火藥成品,放在紙上燃燒,如果迅速燃盡而紙張完好的才是合格的製品;如果將樣品放在手心燃燒,火藥燃盡而手心不覺得熱。反之,如果在紙上留下了黑星白點,或手心有燒灼感,則仍不合格,需要返工再碾,直到合格為止。
清代前期的火藥配製技藝,在繼承了明代技藝的基礎上,對火藥的三種原料硝、硫磺、炭的加工工藝進行了改進,對火藥的質量有一定的改善與提高,但總體製作技藝和明代差別並不很大。同樣是到後期尤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因為和西方人的大量往來,於是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比如在《火藥略說》的記載中,除了在火藥的組配比率上同英國人的配方一致外,還著力對火藥進行精製,在將製成的火藥餅槌碎後,首先用圓眼篩篩過後分出粗細粒,再將顆粒放入圓筒中反复滾動,把變圓滑的顆粒拿出裝好備用。並且,有意思的是,在計算火藥點火所需時間時,還對西方的計時方式一併實行了“拿來主義”,“必得兩三秒許,才能齊著”,這從側面也反映了清人對西方的學習。
不過,這些技術創新沒有改變手工生產方式的基礎,提高仍然比較有限,雖然質量上偶爾可以達到與英國火藥相當的水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加強了勞動強度以及在製作過程中格外精工細作的結果。而歐洲人早在16世紀,火藥的製造就從手工向機械化轉變了。下面不妨對比一下中西在製備工具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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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最早涉及歐洲發射藥配方東傳的記載來自於《籌海圖編》,在其中的第13卷談到鳥嘴銃時有這樣的記載,“嘉靖二十七年都御史朱紈遣都指揮盧鏜破雙嶼,獲番酋善銃者,命義士馬憲制器,李槐製藥,因得其傳而造作比西番尤精絕雲”。可見明人當時不僅學習如何製造鳥銃,還對葡萄牙人的火藥進行了仿製,得到了很大的收穫。
明朝已經獲得了與歐洲的槍砲使用的發射藥相差無幾的配方,兩者的組配比率應當是相近的。那麼清代的火藥配方又如何呢?
清代前期的火藥配製技藝,是繼承明代的發展成果而來。事實上,滿人對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藝很早就開始琢磨了。據明人趙士禎的《神器譜》記載,“奴爾哈赤於萬曆九年,窮三站搶去茶客龔五,憑以製造火器,以貂皮、人參易我硝黃、犁鐵套。虜用年前寧夏叛卒並沙湃,搶去川兵製造火器。”可見,滿人並不排斥火器,反倒是想方設法地搞到懂火器製造技藝的人才,用貂皮和人參交換以取得硫磺這一火藥的重要原料。
目前,對入關前清朝火藥配方的記載還暫未發現,記載主要集中在入關後。如《武備志略》、《大清會典事例》、《大清會典》、《籌海初集》、《皇朝兵制考略》等等。
可以發現,雖然在明清的兵書等記載中硝、硫磺、木炭不是8:1:1的比例,但在《籌海初集》等書中記錄的實際製造常常會變成8:1:1的比例。這是因為紙面的配方和實際生產準備原材料的配方是有一定差異,在實際生產過程中,硝的提取煮煉工藝存在著相當程度的損耗問題,為了減少製作過程中的損耗,只能多添加硝以保證最後產品接近理想配比,江蘇巡撫程橘採1842年給朝廷上的奏摺就曾提到,“仿照前任福建水師提督陳階平奏訂通行之案,認真製造備用,不特提煮硝斤折耗較大,即磺炭二項亦須揀煉精良,因之物料人工均有增益(《鴉片戰爭檔案史料》)。”
再則在火藥的儲藏過程中,在與空氣長時間接觸後受潮或者被水淋濕後,都須加硝重新舂磨才可使用。清《火藥略說》中說,“如火藥儲放日久,收藏不密,經受風濕,硝氣走拽,或為雨水淋浸,則不可複用於軍營,必須再為舂磨,加足純硝,仍如法配置,方可合用。”所以,在生產時略提高硝的含量,就能讓士兵無需將時間較長的火藥桶開封後還得重新加工,否則經過長久存儲的火藥硝被耗去,必然威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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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古代火器:清朝真的耽誤了中國火器發展嗎2016.3.11
前言:說到明清的火器常常有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明朝重視火器,其火器遠較清朝先進。而清朝由於“以騎射為本”,導致清代重騎射而輕火器,加上清朝又閉關鎖國,在火器發展上遠不如明朝,嚴重製約了我國火器的發展,事實上清朝真的是造成中國火器落後的“背鍋俠”嗎?那麼我們首先從火器應用最基本的東西-火藥開始講起。
火藥技術相關簡介
火槍、火砲的應用離不開火藥這一發明。我國古代發明的是黑火藥,它的配方主要有硝石、硫磺、木炭等含碳物質,再經過對三種原料人工均勻拌和煉製而成。火藥是由硝石這一氧化劑供氧完成燃燒過程,形成內燃燒體系的。除了正確地製備這三種成分外,製作質量優良的火藥還必須把握好三種成分的組配比率,根據使用目的的不同,組配比率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經過幾百年的試驗和實踐,到了近現代人們發現黑火藥的組配比率為硫磺佔10%左右,木炭佔15%左右,硝石佔75%左右時是最合適的黑火藥配比。
我國雖然在宋代就已經掌握了火藥的主要成分,但在成分配比上還不成熟,除了這三種成分外還摻雜著清油、麻茹等十種成分,這些成分主要是易燃物質,說明宋人還未能充分認識到火藥的爆炸性能。元代火藥配製根據西安發現的元代中晚期的火藥實物研究,發現其火藥成分構成更加合理,火藥的組配比率更加科學,其中硝石約佔60%、硫磺約佔20%、木炭約佔20 %。
明清火藥配方
在明代的兵書中,比較完整的記載了明代火藥配方的有《火龍神器陣法》、《武編》、《兵錄》、《武備志》、《火龍經》、《西法神機》、《火龍掣要》等等,其餘如《紀效新書》,《城守籌略》等等也對火藥的品種有零星的記載。這些零零總總的火藥配方加起來,除去宋代、西方的火藥品種和配方,及不同兵書中重複的內容外,約有90餘種。這些火藥品種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火繩槍、火砲、火門槍的發射藥,另一種是爆炸火藥、噴射火藥、燃燒火藥等等。
在這兩大類火藥品種中,明代黑火藥配方的進步是同外來的影響密切相關的。用於發射的火藥除了硝、硫黃、炭之外不能夾雜其他的成分,這樣才能保證火藥的含量高,燃速快,顯著提高火砲、火繩槍的射程和威力,這和傳統上明代使用的燃燒和爆炸火藥並不一樣。歐洲雖然接觸火藥的製造技藝比較晚,但發展很快,14世紀就已經後來居上佔據了世界的領先地位,其成果隨著歐洲探險者的東來對明朝的火藥製作技藝的發展有了很大幫助。
中國在清時被西方超越,原因並非滿人曾經的落後……2024-05-28
中原商朝鼎盛之時,西羌周族還是一個沒有文字的遊獵遊牧部落,連其族稱“周”都是商朝統治者賜予的。到公劉時才開始定居,再到公亶父時遷居周原,向商朝學習耕織文字文化,建立了依附商朝的諸侯國,也從此萌生了想要入主中原替代商朝的火種。
作為一個“小邦周”,滅了“大邑商”之後,如何統治多於本族百倍不止的原本蔑視自己的新臣民,成為了令周朝新統治者夜不能寐的難題。於是,效法商統治者的殺殉立威,在武力之下將商民強行遷徙分散到遙遠的各諸侯國,於是,武庚之亂,而且原本派去監轄武庚部眾的三個親弟弟及其武裝力量,竟然都加入了武庚的商族反抗軍,於是,再起征伐屠戮,平武庚三監之後繼續東征,多年方定,於是,開始設計構建新的有利於更廣泛穩定統治的制度體系和意識形態,形成了顯著區別于商的周朝文化,於是,有了之後為後世推崇的成康之治。
清朝的最顯著特徵,就是把中國兩千年以來的大一統專制農業文明的幾乎所有方面都推向了極致。中國清朝中期,是整個人類歷史中“農業文明”這個階段的最高峰(沒有“之一”)。惟其如此,也才導致了其在面對人類文明“萬年未有之鼎革”(工業革命)的局面時,改弦更張格外困難(沉滯在那個時代的“歷史終結論”之中)。
西方超越中國,是發達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必然超越,就如同原始經濟文明不可能抗拒發達農業文明的超越一樣。
西方進入近代以後中國開始走向相對落後,這個“歷史責任”,不能全怪在我中國古代文明的某個朝代或者我中華民族的某個子民族的頭上,更不能因此就跟著近代以來西洋東瀛肢解中國的意識形態戰滲透宣傳方向跑、貶損仇恨乃至否定“開除”我中國一脈相承文明史上的任何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