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這樣寫回憶錄的嗎，薩義德在《格格不入》（北京‧三聯，2004，台北立緒授權的簡體字版，原著1999年出版，幾年前在台北國際書展見過中譯本但沒買）東拉西扯，前半生與家人、學校的糾纏，要不是印著薩義德的大名怎可能得到紐約書獎？

少在文人相嫉，沙特的《字詞》還只是回憶他的寫作與童年無師自通之閱讀和識字間的關係，不也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他拒領），而且還探源出他的存在主義與童年的關係。

有那麼偉大嗎，怎麼所有的偉人天才都有一不平凡的童年。我就讀不出薩義德的回憶錄，與他後半生的「格格不入」有何關係？

一般人和你沒慧根嘛，所以才要薩義德專家單德興的導讀。單說：

「書名“Out of Place”及書中多次出現的相同說法，在在強調了在語言、文化、空間、個性上『流離失所』『人地不宜』的錯置、失落及矛盾之感，看似簡單，卻不易迻譯，譯者採用『格格不入』，很好地強調了這種錯置與扞格。」(p.15)

會不會是作者、譯者和導讀者的誤讀，薩義德真的能回憶起探源性的童年？

不！導讀不是指出薩義德的《開始：意圖與方法》「全書省思『開始』的觀念，并把它與『源始』對立：『開始』是世俗的、人為的、不斷重新檢驗的，『源始』則是神聖的、神話的、特權的」(p.7)

所以「即使有再好的記憶力，但過去已然過去，回憶錄透過文字記錄過往的人、事、時、地、物，充其量不過是『再現』『創造』『開始，』而不是『源始』。」(p.8)

是這樣的嗎，那薩義德的《格格不入》所再現的不過是解釋他自己，為何「薩義德及家人即使在中東都覺得忐忑不安，彷彿一直流亡：家人是置身於埃及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在主要是穆斯林教徒的中東，他們卻是少數的基督徒；父親在一戰時曾服役於美軍，具有美國公民身份，以致薩義德和妹妹們一出生便有美國身份，但母親卻因巴勒斯坦－黎巴嫩人的身份，不能取得美國護照，甚至彌留之際都還被美國移民局要求遞解出境；富裕的生活使他們有別於一般貧困的中東人民，加強了薩義德後來為族人『代言』的補償心理；殖民學校的教育使他對於宗主國旣熟悉又陌生，對於族人旣親近又鄙視；身為家中唯一男孩的薩義德，一直覺得有負父母的殷殷期盼，深深感到自己的怯懦、彷徨、欠缺；能自由出入於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之間的薩義德，卻因如此擺盪而找不到歸屬；至於一九四八年的流離失所，更是永恆的痛。」(P.11)

所以回憶錄未必比小說真實。

 

另參本館：《知識分子論》《東方主義》


薩伊德＞維基百科

 

薩伊德（阿拉伯文：إدوارد سعيد，英文：Edward Waef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5日）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也是巴勒斯坦立國運動的活躍分子。

薩伊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個阿拉伯基督教(英國聖公會）家庭，家境富有。他童年大多數時間在埃及開羅度過，從小就接受西式教育。1953年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又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之後多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担任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也曾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薩伊德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阿拉伯語和法語。此外他還是一名出色的鋼琴演奏家，音樂的造詣匪淺。

2003年9月，薩伊德因白血病在紐約逝世。

 

目錄

 

1 生平
2 東方主義
2.1 論點
2.2 批評
2.3 薩伊德的支持者們和他的影響
3 巴勒斯坦
4 薩伊德與音樂
5 註釋
6 參見
7 著作列表
8 外部連結 
 
生平

薩伊德於1935年11月1日出生在耶路撒冷（當時在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境內）。他的父親是一位富有的基督教巴勒斯坦人，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在潘興將軍（John J. Pershing）手下服役。 她的母親出生在拿撒勒，也是一位巴勒斯坦基督教徒。[1] 他的姐姐羅絲瑪麗·薩伊德·薩蘭（Rosemarie Said Zahlan）是一位歷史學家和作家。

薩伊德稱自己是「包裹在穆斯林文化里的基督教徒」。在成長的過程中他一直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充滿迷惑，有一次他說道：

「擁有一個絕對不會被弄錯的穆斯林的姓，卻跟著一個非常不合適宜的英國式的名字（在我出生的1935年，當時我媽媽非常崇拜英國王子）， 在我人生的最早階段，我就是這樣一個反常的，令人不安的學生：一個在埃及上學的巴勒斯坦人，一個有著英語的名字和美國護照，卻沒有什麼確定的身分的人」。[2]

根據薩伊德的傳記式回憶錄《格格不入》，[2] 薩伊德在12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也就是在開羅和耶路撒冷。1947年，他在耶路撒冷加入了英國國教的聖·喬治學院。然而，他的大家族在1948年的阿拉伯-耶路撒冷戰爭中成了難民。當時，他們居住的地區塔爾比亞（Talbiya）被猶民兵團體佔領，並與耶路撒冷城的西部一起併入了以色列的國土。（未完，正在從英語翻譯到漢語過程中，有興趣可以繼續）

東方主義

薩伊德以他提出的東方主義最為世人所知，他認為這本書彙集了西方對東方的很多基本預設。他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一書中指出，19世紀西方國家眼中的東方社會沒有真實根據，而是憑空相象出來的東方，「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種微妙卻非常持久的偏見」[3]。薩伊德認為，西方文化中對中東和東方長期錯誤和浪漫化的印象為歐美國家的殖民主義提供了藉口。這本書已經成為後殖民論述的經典與理論依據。他同時也嚴厲地批判阿拉伯知識精英內化internalized了英美東方主義學者對阿拉伯文化的觀點。

1980年薩伊德批評了他認為是西方對阿拉伯文化的錯誤理解：

 如果只考慮美國的情況，那麼我們可以稍有點誇張地說，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主要被看成是石油提供者和恐怖主義分子。幾乎所有的細節，比如人口密度，阿拉伯-穆斯林人的生活熱情等等議題從來沒有進入過那些以研究報告阿拉伯世界為職業的人的視野。我們能看到的不過是一個這樣的粗鄙和過於簡化了的阿拉伯世界，那個阿拉伯世界對於武力進攻毫無抵抗能力。 [4] 

論點

東方主義 對 文學理論, 文化研究 和人類 地理學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於歷史學和東方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果我們細品他在其著作雅克·德希達和米歇爾·福柯所暗示的（承認後者的貢獻，卻對前者的研究不以為然），[5]), 加上他早期對西方東方主義研究者，如 A. L. Tibawi[6], Anouar Malek-Abdel[7], Maxime Rodinson[8], 和Richard William Southern[9]的批評，薩伊德指出，西方對於東方的描寫，以及這些描寫中所傳達的對東方的理解，都值得懷疑而不應該全盤接受。薩伊德認為，歐洲對東方的殖民統治和政治支配，使得即使是最有見識，充滿善意與同情的西方「東方主義者」對東方的描寫都充滿誤導（「東方主義者的」在他這裏已經帶有貶義）：

 我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引起爭議，比如我說，一個生活在十九世紀末的印度或者埃及的英國人對這些國家的興趣，從未遠離存在於他頭腦中的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與埃及。這樣講又與下面的說法非常不同，也就是，所有的有關印度與埃及的學術知識都浸染了，或說受到了以上提到的野蠻的政治現實的褻瀆。——然而，這正是我要在這本東方學裏面要提出的說法。 (Said, Orientalism 11) 

薩伊德主張，由於歐洲在政治上主導亞洲如此之久，以至於即使是表面上看來最客觀的有關東方的西方文本都滲透了許多偏見，儘管西方學者們不能認識到這一點。他還認為，西方不僅在政治上征服了東方，西方的學者們還為自己將西方對東方的開拓，以及對東方的語言、歷史和文化的解釋合理化了。他們從這樣的一個視角寫就了亞洲的過去，建構了亞洲的現代身份，也就是歐洲是真正的標準，而"具有異國情調的"、"難以捉摸"的東方卻偏離了這個標準。

薩伊德總結道，西方人筆下的東方是非理性的，孱弱的，和女性化的「他者」，與此相對的卻是西方理性的，強悍的，和男性化的形象。薩伊德說這種對比是為了突出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不同而被製造出來的，而且這種差異也被歸因於刻版少變的東方人特質。在1978年，東方學出版的時候，由穆 基布爾戰爭（Yom Kippur War）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危機還在人們記憶里歷歷在目，薩伊德說，西方對待東方的這些看法在西方媒體和學術界仍然非常流行。在《東方學》中，在闡述了上面的論點之後，薩伊德在該書的主題部分主要記述了西方的文本來證明他的觀點。

批評

薩伊德的書同時引來了外界的批評與讚美。

恩斯特 戈爾納(Ernest Gellner)[10]認為，薩伊德認為西方主導了東方2000多年（從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寫作《波斯人》The Persians算起）的論點站不住腳，因為直到時期世紀末，土耳其帝國仍然對歐洲構成嚴重威脅。其他學者也認為，即使在帝國時代的巔峰時期，歐洲列強在東方的影響力也不是絕對的，他們仍然不得不依賴當地人的合作和地方性知識，而這些又常常與帝國的目標相抵牾。[11]

同時，還有人爭論說，薩伊德用來證明其論點的包括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內的中東地區也不是很好的例子，因為這個地區只有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起得很短時間內受到歐洲的控制。這些批評者認為，薩伊德對本來更能說明他的論點的例子給予了太少的關注，比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和俄國對亞洲的統治，原因是薩伊德想要在他的學術研究中申明自己對中東問題的政治觀點。[12]

對薩伊德所反對的「東方主義」最嚴厲的批評來自於東方研究的學院派，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有東方背景的。阿爾伯特 胡蘭尼( Albert Hourani),羅伯特 格雷厄姆 歐文( Robert Graham Irwin),尼基 凱帝(Nikki Keddie), 博納德 列維斯（Bernard Lewis）, 和嘉南 馬基亞（Kanan Makiya）, 都表達了對薩伊德的《東方學》的批評，用凱帝回顧往事時的說法，這是對他們的學術研究的理解和地位的「一些不幸的影響」。[13] 博納德 列維斯（Bernard Lewis）的作品被薩伊德在《東方學》和他後來的作品中批評。從《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到後來的《東方學》列維斯和薩義的頻繁交手，互持異議。列維斯的文章「東方主義的問題」剛剛登出，下一期（《紐約書評》）上就會出現（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種交換（的觀點）」。其他學者，比如馬克西姆 婁丁遜（ Maxime Rodinson）, 雅克 博克（Jacques Berque）, 馬爾科姆 凱爾（Malcolm Kerr）, 阿加斯 阿邁德（Aijaz Ahmad）, and威廉姆 蒙特格爾梅瑞 瓦特 William Montgomery Watt也把《東方學》認為是對西方學者的研究很有問題的讀解。[14]

一些薩伊德的敘述批評者聲稱，薩伊德沒有對像詩人歌德（他從來沒有去過東方）以及小說家福樓拜（他只是在埃及做過短暫停留）的作品和嚴肅的學者比如愛恩斯特 雷納恩（Ernest Renan）和愛德華 威廉姆 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的作品作出區分，後者不僅通曉阿拉伯文，而且寫出了很有價值的作品。薩伊德認為，這些人的共同的歐洲出身和態度比上面的區分更加根本。[15] Irwin (among others) points out that Said entirely ignored the fact that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19th century were dominated by Germans and Hungarians, from countries which, inconveniently for Said's purposes, did not possess an Eastern Empire.[16] 這些批評者批評薩伊德創造了一個不容異己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來對抗西方學者創造的『東方主義』。他們認為薩伊德混淆了浪漫主義與啟蒙(concept)得不同範例，也就是他忽略了在西方學者中間普遍存在的對東方的態度的爭議；他也沒有認可很多東方學家，比如威廉姆 瓊斯（Sir William Jones）等都對如何建立東西方之間的血緣聯繫而不是製造雙方之間的差異更感興趣，並且他們在研究過程中的不斷，提供了反殖民主義的國家主義的基礎。[17] 從更普遍的角度講，批評者認為薩伊德和她的追隨者們沒有區別對待，媒體與流行文化中的東方主義（比如電影《印第安那瓊斯與咒語廟》中描述的那樣），與西方學者對西方學者對東方語言、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學術研究的，後者對流行文化與媒體中的東方制也是吃嚴厲批評的態度的。[18]

在評價薩伊德的書的時候，馬柯·豪人（Mark Proudman）批評薩義的有關英帝國歷史的寫作是有錯誤的，比如薩伊德聲稱英帝國在1880年代把自己的勢力從埃及擴展到印度，而事實是當時的土耳其帝國和波斯帝國都對這個過程進行了干預。馬柯·豪人還批評薩伊德使用了迪斯雷利（Disrael1804-1888 英國著名政治家，小說家）的小說《檀克雷》（Tancred）中的一句話：「東方是一種事業」來作為《東方學》裏面的銘文，因為薩伊德完全沒有考慮小說當時的歷史背景，從而對迪斯雷利的想法產生了誤讀。[19]

最後還有，薩伊德的批評者們也認為，通過把（作者的）的民族與文化背景當成判斷研究東方的權威與否的標準，薩伊德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他自己是一個巴勒斯坦人，也是一個「次等人」（次等人）這個事實的身上。然而諷刺的是，薩伊德本人從小生長在開羅的盎格魯的家庭和精英學校環境里，成年之後他的人生的大部分也是在美國度過，加上他在美國學術權的顯赫地位，這一切都與他自己的聲稱有資格寫作東方主義的標準有矛盾，因為他說，「所有的再現……都首先是深植于再現者的語言，其次是文化、社會制度、和政治氣氛之中的。……（並且也）跟『真實』之外的很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的，而『真實』本身也是再現的一部分（《東方學》272頁）」——這其實等於是說，他本人也沒有資格寫作東方學。於是薩伊德的批評者們說薩伊德和他的追隨者們因為過多的相對主義而陷入自己編織的「唯我論之網」中，[20],而出了談論「再現」之外無所建樹，並且反對『任何的』 真實存在的可能性。

在臨入暮年的時候，薩伊德也逐漸接受了對殖民主義理論的批判性看法，而這種理論正是由他的著作《東方學》所創立的。[21]

薩伊德的支持者們和他的影響

薩伊德的支持者們認為，就算上面的批評言之有理，薩伊德的基本理論仍然成立，對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尤其是西方媒體、文學和電影中所呈現的東方來說，都還是成立的。[22] 支持者們還指出，薩伊德本人也承認了他的研究受到限制，沒能論及德國學者（《東方學》18-19頁）們的觀點，並且在1995年版的《東方學》「跋」中令人信服地駁倒了劉易斯等人的批評（329-54頁）。

薩伊德的研究在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領域持續產生影響，這體現在他對研究印度的學者，比如甘·普拉喀什（Gyan Prakash）[23], 尼古拉斯·迪爾克斯(Nicholas Dirks), [24], 和羅納爾德·印德恩（Ronald Inden）[25]的影響上，以及對文學理論家侯米·巴巴（Homi Bhabha）[26] 和嘎亞特里·斯匹瓦克（ Gayatri Spivak）的影響上。[27]

著名的左翼記者亞歷山大·考克布恩（Alexander Cockburn ）和學者莫罕默德·拉比（Mohamed Rabie）也都曾經是薩伊德的好朋友。

薩伊德的支持者和批評者們都承認，薩伊德的著作《東方學》對幾乎所有人文學科都產生了深遠的具有改革意義的影響力；但是批評者們認為他的研究限制了未來的研究，而他的支持者則認為恰好相反，他的研究具有解放性。[來源請求]

巴勒斯坦

薩伊德雖然不是穆斯林，但始終堅持主張巴勒斯坦建國。薩伊德長期以來一直是巴勒斯坦國民議會的成員，但後來因1993年的奧斯陸協定而與阿拉法特決裂。他認為奧斯陸協定出賣了1967年之前屬於巴勒斯坦的領土。薩伊德曾寫過多本關於中東問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書，還編了一本雜誌《中東研究》。

「在過去的35年中，我不遺餘力地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權利與自決，但是我始終不曾忘記猶太人民的現狀和他們曾遭受的苦難，包括迫害和大屠殺。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間應該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努力，即和平共處，而不是進一步的壓迫和否定。」

 

薩伊德與音樂

薩伊德于1991年出版的Musical Elaborations是其于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一系列講座的輯錄，涉及的主題包括阿多諾的音樂批評，普魯斯特強大的音樂想象，格連·古爾德、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等多位音樂人物。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則有一個章節分析威爾第的歌劇《阿伊達》。1990年代初，薩伊德在倫敦邂逅猶太音樂家丹尼爾·巴倫波伊姆，此後的近十年，這兩位有著相似複雜甚或對抗的國族背景的思想者就共同關心的音樂、文化、社會問題切磋往複，並於1999年取意歌德的《西東集》，在德國魏瑪共同創立了「西東集工作坊」，致力於讓年輕的以色列與阿拉伯音樂家超越種族藩籬共同工作成長。薩伊德晚期的三本選集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權力、政治和文化）、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放逐論及其它散文）和The Edward Said Reader（薩伊德讀本）與他和巴倫波伊姆的交流互文。而後者，於2002年結集為對話錄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平行與矛盾-在音樂與社會中的探索）。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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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列表

After the Last Sky (與Jean Mohr合著）(1986)
Beginnings (1975)
Blaming the Victims (1988) [contributor and co-editor with Christopher Hitchens]
CIA et Jihad, 1950-2001: Contre l'URSS, une désastreuse alliance (2002), with John K. Cooley
Covering Islam (1981)
Criticism in Society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漢譯《文化與帝國主義》（三聯書店）
Entre guerre et paix
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2000)
Henry James: Complete Stories, 1884-1891(編輯）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2005)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Freud and the Non-European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 Map (Collection of Essays) (2003)
Jewish Religion, Jewish History (導言作者)
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 (1966)
Literature and Society （編輯）(1980)
Musical Elaborations (1991)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Orientalism (1978)漢譯《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年）
Orientalisme
Out of Place: A Memoir (1999) 漢譯《鄉關何處》（台灣立緒文化，2000年）；漢譯《格格不入-薩伊德回憶錄》（三聯書店）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與丹尼爾·巴倫博伊姆對話集)（2002年）
The Pen and the Sword (1994)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1994)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
Reflections on Exile (2000)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 漢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2001年）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

 

外部連結
[巴倫博伊姆-薩伊德基金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BE%B7%E5%8D%8E%C2%B7%E8%90%A8%E4%B9%89%E5%BE%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