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反共復國」統一觀極不具可行性。在國民黨的統一觀不可行，被共產黨統治不可欲的情況下，台灣獨立觀具有比國民黨的統一觀更高的現實感。

由於台灣民主化的進展以及兩岸交流的擴大，國民黨的統一觀開始面對現實，在過去十年逐漸凋零。另一方面，中共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許多統一論者已漸漸放棄繼續鬥爭的立場。這種尋求妥協之道的新立場，與經由言論自由獲得了論述權力的台獨論述，雖然似乎是兩個極端，但其實所爭者只有與中共的妥協的程度的差別。

鴿派的危險在於親共媚共，因此易於與中共政權為友，對於中國大陸的改革派亦無所助益。鷹派的危險在於親美媚日，因此甚至不能與大陸嚮往民主的改革派人士與十二億人民為友，放棄了兩岸和解的可能。

省籍因素在各政黨，包括民進黨，都並非特別重要，所爭者其實是國家認同。

雖然「中國人」認同似乎是國親新三黨菁英的共識，而「台灣人」認同是民進黨的底線，但台灣所有人在維護現階段「中華民國主權獨立」上，擁有共同的利益。

如果統獨立場的各方都誠懇的面對現實，從內耗、想像的族群、省籍之爭中超脫出來，則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只有「抗衡與扈從」的程度之別，亦即只有鷹派策略與鴿派策略的取捨。

統一與獨立之所以被其支持者認為重要，是由於其有一種利益共同體的意涵。兩者都是地域的群體概念。現實地來看，都一方面來自於農業經濟，一方面來自於官僚體制的權威服從。跨地域的文化人與商人，以及其他跨地域的人際網路，包括通婚，都顛覆著此種以地域為本的群體想像；既顛覆著中國人，也顛覆著台灣人。

對於能夠使用中國北方方言（國語、普通話）的台灣人，最能阻礙其在其他使用北方方言的地區尋找生機的，是其對體制的依附。是否存在這種依附性，可以是台灣的官方與民間的對立性的差別。

本土化應該是一個人的個人經驗。走不出台灣的台灣人才會把本土化等同於謳歌台灣的土地；走出了台灣的台灣人的本土化視野，必定不只是台灣。「台灣人走出去」，就不可能是當代台灣通俗意義下的本土化。

離開活生生的個人經驗，談不上本土化。戒嚴時代要求沒有大陸經驗的台灣人歌詠長江黃河，不是本土化；要求當代台灣人絕口不提巴黎、紐約、香港，上海，也不是本土化。三通之後，倘若台灣人赴大陸人次大幅增長，所謂台灣的本土化，必然有更多中國大陸的影子，以反映更多台灣人的個人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