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歐之和?

----值得深思的林毅夫想定*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月刊，第6卷第9期，2008年9月，頁102-110。包含註腳之全文，見展望與探索網站。 

包淳亮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民主化的契機

    台灣大學吳玉山教授曾在2000年前後，就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發表文章，  指出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主宰比較政治領域、並且在1980年代末又重新興起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paradigm），主張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會帶來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  然而另外一個關於政治變遷的經濟社會理論「政治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卻認為在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高速經濟發展會鞏固威權統治，壓抑民主力量。

    很明顯地，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對於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對於威權統治所產生的影響有不同的看法。吳玉山分析後認為，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在經濟改革的過程當中，先是如政權穩定論所預測的上升，然後會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下降，和此一現象對應的是社會對於民主的需求（包括內在性的需求和工具性的需求）會先下降，然後再上升，因而形成一個「U」型的上凹曲線。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是就長期而言，現代化和經濟結構的變動帶來了內在性的民主需求，而經濟成長的趨緩也提升了工具性的民主需求。這個新的模型，用時間序列將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融合在一起。

吳玉山在提出此理論時，對於中國大陸何時邁入經濟發展漸緩、民主需求大幅攀升的成熟期，並無太多探討，但提及1990年代後半中國經濟成長率徘迴不前的現象，似乎進入廿一世紀之初，民主需求即將大幅攀升。與吳玉山在世紀之交的預測不同，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當時多數中國大陸的學者抱有相當積極的看法。例如北京大學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可以再維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京文等人利用系統動力學、投入產出、經濟計量三者結合模型對2000至2050年的51年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預測，認為2000-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可以保持8％的高速度，2010-2030年，經濟增長保持在6％的水平，2030-2050年，經濟增長維持在4％～5％的水平上。北京國民經濟研究院的王小魯認為從2000～2020年，中國經濟將大體上維持在6％～7％的成長率。中國大陸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解三明等利用生產函數和計量經濟模型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和經濟增長率進行預測，認為中國大陸在2006～2015年間，可實現7％或略高的經濟增長。  吳敬璉認為，在近期，也許是5年或10年的範圍，如果環境較正常，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長率應是8%、9%甚至10%。所以如果做好各項工作，經濟增長至少會是7.5%-8%。

上述學者認為，由於中國大陸經濟遠遠落後於先進國家，因此在較高的儲蓄率、穩定的社會秩序等前提下，可以藉由不斷吸收成熟的先進技術，改變原有落後生產方式的方式，長期依靠「後發優勢」，維持高速的經濟成長。在上述學者發表這些論點之後不久，中國經濟再度以百分之十以上的年增率高速成長，且成長速度甚至比上述中國大陸學者的樂觀預期還要迅速。於是認為中國大陸可繼續快速成長至2040年代的說法，反而顯得更為可信。  單就經濟而言，中國大陸的樂觀論者，似乎已經無可置疑地戰勝了悲觀論者。

然而，中國大陸的快速發展，並不表示吳玉山的理論架構就因此不具有參考價值；有學者依據吳玉山的論點，參考「長周期理論」，主張中國經濟可能要到2020年代之後，隨著城市化比率的提高、與已開發國家類似的生活需求得到滿足，才會逐漸放慢成長的步伐，並在此後出現較強烈的民主需求與民主化改革。  另有學者參考台灣經驗，依據中國各地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評估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得到2020年代才會有較大的發展。  無論是2020年或者2040年，中國的現代化長遠構想，都不可避免要在經濟成長之後實現民主化，就此來說，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的判斷，乃成為民主化時間表的問題關鍵。

林毅夫想定

    許多中國大陸經濟學者評估要到2020年之後，中國增長才會放緩，但屆時中國經濟究竟是何規模，則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多數樂觀評估認為到2020年美國經濟仍將獨占鰲頭，要到2030年代中國經濟規模才有可能超過美國，至於悲觀論點則對此更表懷疑。  不過近年也開始出現一種論點，認為中國經濟規模在2020年代即可能超過美國，只不過有些是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有些以即期匯率換算。

    這類論點在台灣也引起了有所保留的迴響。經濟日報社論指出，「我們相信大陸如真能做到和平發展，與周邊國家間不致發生重大衝突，估計未來20年還有9.5%至8%的高度成長。估計大陸GDP在世界排名2008年可趕過德國晉升至第三位，三年後的2011年將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至2025年將有可能超越美國，在經濟規模方面成為世界第一」。  經濟日報比較日本與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的成長歷程，認為此一「對大陸今後18年至2025年GDP的估計，並無高估之嫌」。不過此一經濟日報社論仍較為保守；日本新光證券公司在2008年初的預測認為，換算成美元的中國名義GDP最有可能在2009年或2010年、最遲將在2012年超過日本。  依此態勢，中國GDP超過美國的時間點，亦將大幅提前。

    林毅夫在2008年5月的「哈佛商業評論」繁體中文版發表「中國獨特的新經濟現象」一文，根據日本過去經濟發展經驗分析與人民幣長期的幣值變化，再加上中國人口是美國5倍，認為到2030年，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將達美國之半，中國整體經濟規模將為美國的2.5倍。 雖然中國人口其實僅有美國的4.5倍左右，但參考上述其他預測，則林毅夫的預測也已絕非無稽之談。由於林毅夫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地位舉足輕重，且所提時間點又對中國大陸更加樂觀，因此我們不妨對林毅夫的預測做進一步探究。

    林毅夫的前提為2030年中國大陸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人均GDP趕上美國一半的現成案例是台灣，在1990年代中期，台灣即曾享有美國一半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台灣的經驗可以得到兩面的參考，其一是依靠產業的不斷轉型，從勞力密集轉變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後發展國家可以大幅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達到歐美先進國家人均GDP一半的程度並不是太過困難；其二是，倘若缺乏關鍵性的研發創新，或者結構位置上的金融、物流核心地位優勢，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可能遇到瓶頸，例如台灣1990年代所得與美國差距反而拉大。

    倘若未來台灣的人均GDP長期阻於瓶頸，徘徊於美國的一半，而大陸在廿餘年後亦為美國的一半，這將意味台灣大幅落後於大陸的主要沿海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且小幅落後於浙江、江蘇、廣東等省份。  此一推論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不僅可以對外商誘以「市場換技術」，也可以以依靠市場而進行風險投資，於是可以依靠金融產業(如北京金融區)、資訊產業 (如北京的中關村)、大型企業總部經濟(如北京與上海)，高級製造業(如上海的飛機製造業、造船業)等，使經濟實力持續攀升。就此而言，中國大陸的人均所得趕上台灣固非絕無可能，部分地區的人均所得超越台灣，在可見的將來更已是絕對可能。

    倘若中國大陸的沿海地區在不久的將來可能趕上台灣，則2020年中國GDP可能趕上美國的可能性，就並非不可思議。當然，中國也許不能如上所預期的持續高速增長。在台灣，對大陸經濟較為「樂觀」的意見，也僅認為大陸的人均GDP雖可能接近台灣之半，但依其人力資本、制度安排，似乎將在此遭遇瓶頸；換句話說，中國的高速成長在進入2010年之後的不久，就可能開始放緩。  如此的中國大陸，其沿海大城的人均GDP仍將超過台灣，但沿海省份則僅與台灣持平，而中國GDP總額則將與美國頗為接近。此一台灣的樂觀評估，與林毅夫的評估仍有頗大的差距。

金磚四國與數據爭議

    另一個可以與林毅夫的想定做參照的是高盛公司在2003年發佈的「金磚四國」研究報告。該報告認為中國大陸的GDP到2007年可能達到2.169兆美金，到2016年中國GDP可能超過日本，到2040年代中國的GDP會超過美國，  而此研究曾被視為過於樂觀。  不到五年，此樂觀已遠遠跟不上形勢變化；中國大陸的GDP到2007年已達246619億人民幣，  約為3.4兆美元。

    若以「金磚四國」報告的2001年數據看，中國為1.078兆美元，美國為9.825兆美元，差距九倍，到2020年趕超美國似乎極不可能，但倘若2009年中國GDP果真超過日本，不僅意味2001年的八年之後，中、美兩國的差距縮小了三倍，且也將使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小至三倍，那麼再經過十餘年，中國GDP超過美國就不再是天方夜譚。而此趨勢再延伸十年，就可能出現林毅夫所樂觀預期的中國GDP為美國2.5倍的結果。

    上述推論所衍伸出的數據推論，有很大的爭論空間；問題不僅在於中國大陸，同時美國經濟前景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高盛公司的金磚四國報告，在經過五年以後，不僅對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的估計過於保守，美國的成長也高於高盛公司的預期。從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處的數據來看，  自1930年代以來，美國每十年的國內生產毛額皆成長七成乃至於一倍，亦即每五年成長30%左右， 據此推論美國2030年的的國內生產毛額，則將達40兆美元之鉅。因此2030年的美國經濟規模，在此即出現兩種可能，且兩者差距達一倍之多。至於2030年的中國經濟規模，若以美國的前述兩種數據為基礎，參考前述林毅夫之想定，亦會得到不同的可能前景。下表將以此兩種可能數字並列，作為思考各種不同想定的參考。(表略)

對國際政治格局的衝擊

    許多戰略學者傾向於認為中國大陸就其整體而言，很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形成足以挑戰美國的軍事與經濟實力；這當中，有的主張歐洲才是對美國的最大挑戰，  而就算主張中國可能與歐洲一般構成對美國地位挑戰的，也不認為這種挑戰在廿一世紀的前「一、二十年裡」有可能發生。  不過，若2030年的中國經濟規模大於美國的2.5倍，則考慮到歐洲聯盟的經濟規模僅略大於美國，  這將意味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大於美國與歐盟之和，甚至與美國、歐盟與日本之和亦難分軒輊；因此林毅夫想定下的2020與2030年的世界，顯然將與上述學者預期的、以及我們所熟悉的大為不同。

    著名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指出，倘若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中國最終會成為潛在霸權國，地區性的大國如日本和俄羅斯不可能以實力遏制中國，即使地區性的均勢同盟中再加上印度、韓國和越南也無濟於事，因此美國倘若離開亞洲，則屆時必須重新介入，以維持均勢。然而，倘若中國成為一個放大的香港，由於其巨大的人口優勢，其經濟規模可能成為美國的四倍，也由此成為遠超過美國的超級大國。

    米海斯海默其實提出了兩種可能，前者的中國經濟類似謝金河等的想定，此時美國應介入以維持亞洲均勢，於是美國還不無可能需要台灣的戰略地位，台灣或得以「維持現狀」；然而在這種形勢下欲維持兩岸分立的現狀，已足以在台灣內部引發巨大的挑戰。後者則堪稱「林毅夫想定」的擴大版，即中國成為遠超過美國的超級大國；在此情況下，中國在亞洲與世界的地位既遠超過美國，則台灣恐怕除了接受中國大陸的安排，很難有別的選擇。  對於米爾斯海默而言，中國的民主化並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因為「大國的悲劇」並不因政治體制的類型而不同；但對於可能被動接受「安排」的小國而言，中國大陸的民主與否，可能具有更真切、直接的影響。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與米海斯海默不同，在其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中提到，「現在普遍預測中國將在今後二十五中成為全球事務中的支配性大國」，而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美國必須信守對中國的承諾，避免直接或間接地支持在國際上提高台灣地位的行動，並且當中國繁榮富裕且民主化，美國應鼓勵兩岸就統一進行認真的對話，如此既有利於深化中國的民主，亦有利於美國與大中華之間的戰略妥協。  如此一來，中國的快速發展，並不直接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兩岸也能夠避免衝突，就算中國大陸果真如林毅夫所預期的快速成長，也不致於造成國際政治的動盪。話雖如此，所謂「避免提高台灣地位的行動」、「鼓勵兩岸就統一對話」，恐怕也足以令許多人感到戰慄。

值得深思的遠景

    在台灣，我們對於不久之前的廁所沒有門，對於許多大陸人的粗魯不文，對於其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對於許多台商所遭遇的大陸貪官污吏，有著深切的感受；  因此可能過於輕易地否定了林毅夫所提出的影響重大的「可能性」。然而，在2008年5月底將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資深副總裁的林毅夫，在經濟學界的地位甚高，且其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判斷，在過去十多年已被證明為確，因此雖然其想定似乎過於樂觀，但台灣人仍需嘗試平心靜氣底對此加以討論，因為中國的此種經濟發展，勢必對世界構成急遽且極大的影響，且此影響恐怕超乎多數人、包括多數國際關係學者的預期。

    依據林毅夫的預期，經濟實力與美國比肩的中國，在十餘年後就將出現，而經濟規模遠大於美國的中國，則將在這之後更為明顯。從吳玉山的推演，我們不妨期待大陸屆時的政治民主化；我們也可以從布里辛斯基與米爾斯海默，看到中國崛起將對國際格局與兩岸關係產生的衝擊。此處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按照林毅夫等的推估，則無論中國大陸是否果真如同學者所預期的在2020年代開始民主化轉型，中國屆時都已是世界經濟第一大國，換句話說，中國極有可能在實現「民主化」之前成為經濟與政治的超級大國。中國民主化的動力主要將來自內部，這符合吳玉山的理論模型，但台灣在此時究竟是扮演內部的力量，外部的力量，或者已經失去了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必要自信？對此，允宜深思。

    總之，通向林毅夫想定的過程，也必須和必將是台灣人不斷思考兩岸關係的過程。為此，不妨於2010年後檢視中國GDP是否已超過日本，於2013年檢視中國GDP是否已超過美國之半，於2020年檢視中國GDP是否已超過美國，最後於2030年檢視中國GDP領先美國的幅度。我們不妨嚴厲地檢視林毅夫，與此同時，審視我們自己對「中國」與兩岸關係的想像，是否跟得上形勢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