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11 12:19:05包淳亮
轉載俞可平：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
2007年09月17日 08:08:37 來源：北京日報
■俞可平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9/17/content_6737007.htm
編者按
胡錦濤同志在“6•25”重要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那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我國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產生了哪些新的思想觀念？這些新的觀念引發了哪些政治上的變遷？我國政治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什麼？俞可平同志的文章，用規範的學術語言和令人信服的證據，深刻研究和論證了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是一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的過程。正是因為有思想的解放，我們才能夠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取得重大進步，才能創造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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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同志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在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麼，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中國政治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什麼？這裏圍繞這些問題談些看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領域產生了“法治”、“人權”、“以人為本”等許多新的思想觀念，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胡錦濤在“6•25”重要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可以說，思想的解放和意識形態的創新，是社會政治進步的重要動力。鄧小平同志認為，思想觀念的變化是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前提，他說:“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中國20多年的改革事實充分證明，思想觀念的變革，與社會政治的進步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就大的方面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最大的理論創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就政治理論而言，以下這些新的觀念，既是對傳統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以人為本”。1949年後，“以人為本”一直被當作是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主要觀點而遭到嚴厲的批判，人們在放棄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同時，也放棄了“以人為本”的觀念。隨著對人道主義和“以人為本”的徹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階級鬥爭的觀念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直至進入家庭，進入工廠，進入學校。我國傳統的優秀道德被許多人遺棄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友愛和信任開始喪失。人們對“階級敵人”哪怕表現出絲毫的同情與憐憫，也會被認為是階級立場不穩而受到政治上的批判。人們偶爾宣洩一下潛藏在身上的浪漫之情，立刻就會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受到遏制。其結果是，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開始受到嚴重的扭曲。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一些有責任感的理論工作者開始重新提倡以人為本和人道主義的價值，但是可以想像，這些聲音一經出現，便遭到了嚴重的政治壓力，不少人曾經因此而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政治的壓制並沒有完全消除理論界對“以人為本”的呼喊。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以人為本”再次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強大聲音。到了21世紀，“以人為本”的觀念終於融入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為本”正式被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宣佈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政治發展目標，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出發點，這標誌著“以人為本”從知識界的一種理念轉變成為黨和政府的政策依據。2007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再次確認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性觀點，將“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視為人類理想社會的本質目標。
人權。與“以人為本”的命運相類似，人權的觀念也一度被當作資產階級權利和意識形態而為我們所拒斥，並且在長時期內受到政治性的批判。對人權思想的批判在實踐上直接導致了對公民人權的漠視，最令人震驚的現實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對人權的嚴重踐踏。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呼籲人權，積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並介紹西方的人權理論，但這種努力立即遭到了傳統理論勢力的嚴重阻礙，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宣導者也幾乎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然而，這種困難並沒有能夠阻擋我國理論界有學術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對人權理論的探求。20世紀90年代後，一種旨在弘揚人權的“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開始流行，並影響主流意識形態。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人權觀念開始進入黨和政府官方的政治話語體系，200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建議將“保護公民人權”寫進國家的憲法，2004年3月，全國人大以高票通過中共中央的這一建議，這一條款順利成為憲法條文。這是人權的觀念轉變為保護人權的法律和政策的最好例證。
法治。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人治傳統的國家，十年文革最慘痛的教訓之一，就是必須從人治走向法治。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開始強調“法制”或“依法治國”(ruleby law)，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將民主與法制並提。20世紀80年代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宣導“法治”或“以法治國”(rule of law)。“法制”與“法治”，或“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強調嚴格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後者除了強調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強調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法治的觀念一開始就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領導人就開始提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活動，黨組織及党的領導人也不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20世紀90年代後，法治的概念開始正式進入政府官方檔，並且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目標。這一過程的標誌是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十五大的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我國的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本屆政府又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國家的目標更加具體化，並且表明政府將在實現法治國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帶頭作用。
私有財產。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被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而公有制又被簡單地等同於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以，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不被鼓勵，甚至受到法律和政策的歧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推行，越來越多的理論工作者開始爭取非公經濟和私有財產的合法地位。然而，即使在改革開放的10多年後，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仍然是理論討論的禁區或敏感區，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上的歧視。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發生實質性變化，私有經濟更多地以“民營經濟”的面目出現於理論界，並深刻地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黨和政府開始鼓勵民營經濟或私有制經濟。21世紀後，理論界關於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應當獲得與公有經濟和公有財產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呼籲，再次深刻地影響中央高層的決策，並開始演變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這方面的典型實例是，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的修改憲法建議中，明確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款，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將這一建議正式轉變為憲法條文。經過廣泛討論和爭論後於2007年3月16日通過的《物權法》則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國家像保護公有財產一樣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政治文明。改革開放後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黨和政府就提出了建設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大基本目標。物質文明的主要涵義是經濟的發展，精神文明的主要涵義是文化教育的發展。一些理論工作者當時就發現，這兩大基本目標沒有包括政治民主，因而是不全面的。其中的少數人在20世紀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提出，應當在兩個文明之外，加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90年代末，政治文明的話語開始進入黨和政府的主流話語體系，2001年党的最高領導人首次使用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原來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基本目標。宣導政治文明，實質上就是宣導民主和法治。
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也稱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其實質是民間組織和民間關係的總和，是相對獨立於國家和政府的民間公共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但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在我國事實上一度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它最初被譯成“市民社會”。在一些人看來，宣導公民社會似乎就是宣導資產階級社會，就是提倡與政府作對。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一些學者就開始宣導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在引起熱烈討論的同時，也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但改革開放後，相對獨立的民間組織大量湧現，這一事實必然要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公民社會存在的事實。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學術界發起了一場關於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討論，這一討論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人們對待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拒絕公民社會轉變為接受或默認公民社會。這樣，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現實和觀念首先在學術界取得了合法性。1998年6月，民政部正式將原先主管社會團體的“社團管理司”更名為“民間組織管理局”，這意味著民間組織正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認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中共十六大後，黨和政府日益重視包括民間組織、行業組織和社區組織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並且開始強調改革和完善社會管理體制。這意味著黨和政府事實上已經將公民社會的存在及其作用視為重要的決策依據。
和諧社會。強調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改革開放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誰要是否定或反對階級鬥爭，誰就會受到嚴厲的批判。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突破性舉措，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但是，從淡化階級鬥爭轉到宣導社會和諧，仍然經過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思想歷程。儘管和諧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內容，但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才正式看到黨內極少數理論工作者開始正式宣導社會“和諧”，並視其為社會文明的主要特徵。不過，“和諧社會”的思想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一出現，便很快受到中國新領導層的重視，並上升為黨的新的戰略目標。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長遠目標時，首次提出了要使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的重要內容，2004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2006年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則專門通過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
2007年09月17日 08:08:37 來源：北京日報
■俞可平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9/17/content_6737007.htm
編者按
胡錦濤同志在“6•25”重要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那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我國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產生了哪些新的思想觀念？這些新的觀念引發了哪些政治上的變遷？我國政治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什麼？俞可平同志的文章，用規範的學術語言和令人信服的證據，深刻研究和論證了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是一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的過程。正是因為有思想的解放，我們才能夠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取得重大進步，才能創造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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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同志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在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麼，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中國政治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什麼？這裏圍繞這些問題談些看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領域產生了“法治”、“人權”、“以人為本”等許多新的思想觀念，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胡錦濤在“6•25”重要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可以說，思想的解放和意識形態的創新，是社會政治進步的重要動力。鄧小平同志認為，思想觀念的變化是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前提，他說:“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中國20多年的改革事實充分證明，思想觀念的變革，與社會政治的進步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就大的方面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最大的理論創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就政治理論而言，以下這些新的觀念，既是對傳統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以人為本”。1949年後，“以人為本”一直被當作是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主要觀點而遭到嚴厲的批判，人們在放棄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同時，也放棄了“以人為本”的觀念。隨著對人道主義和“以人為本”的徹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階級鬥爭的觀念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直至進入家庭，進入工廠，進入學校。我國傳統的優秀道德被許多人遺棄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友愛和信任開始喪失。人們對“階級敵人”哪怕表現出絲毫的同情與憐憫，也會被認為是階級立場不穩而受到政治上的批判。人們偶爾宣洩一下潛藏在身上的浪漫之情，立刻就會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受到遏制。其結果是，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開始受到嚴重的扭曲。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一些有責任感的理論工作者開始重新提倡以人為本和人道主義的價值，但是可以想像，這些聲音一經出現，便遭到了嚴重的政治壓力，不少人曾經因此而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政治的壓制並沒有完全消除理論界對“以人為本”的呼喊。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以人為本”再次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強大聲音。到了21世紀，“以人為本”的觀念終於融入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為本”正式被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宣佈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政治發展目標，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出發點，這標誌著“以人為本”從知識界的一種理念轉變成為黨和政府的政策依據。2007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再次確認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性觀點，將“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視為人類理想社會的本質目標。
人權。與“以人為本”的命運相類似，人權的觀念也一度被當作資產階級權利和意識形態而為我們所拒斥，並且在長時期內受到政治性的批判。對人權思想的批判在實踐上直接導致了對公民人權的漠視，最令人震驚的現實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對人權的嚴重踐踏。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呼籲人權，積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並介紹西方的人權理論，但這種努力立即遭到了傳統理論勢力的嚴重阻礙，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宣導者也幾乎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然而，這種困難並沒有能夠阻擋我國理論界有學術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對人權理論的探求。20世紀90年代後，一種旨在弘揚人權的“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開始流行，並影響主流意識形態。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人權觀念開始進入黨和政府官方的政治話語體系，200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建議將“保護公民人權”寫進國家的憲法，2004年3月，全國人大以高票通過中共中央的這一建議，這一條款順利成為憲法條文。這是人權的觀念轉變為保護人權的法律和政策的最好例證。
法治。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人治傳統的國家，十年文革最慘痛的教訓之一，就是必須從人治走向法治。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開始強調“法制”或“依法治國”(ruleby law)，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將民主與法制並提。20世紀80年代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宣導“法治”或“以法治國”(rule of law)。“法制”與“法治”，或“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強調嚴格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後者除了強調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強調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法治的觀念一開始就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領導人就開始提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活動，黨組織及党的領導人也不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20世紀90年代後，法治的概念開始正式進入政府官方檔，並且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目標。這一過程的標誌是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十五大的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我國的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本屆政府又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國家的目標更加具體化，並且表明政府將在實現法治國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帶頭作用。
私有財產。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被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而公有制又被簡單地等同於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以，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不被鼓勵，甚至受到法律和政策的歧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推行，越來越多的理論工作者開始爭取非公經濟和私有財產的合法地位。然而，即使在改革開放的10多年後，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仍然是理論討論的禁區或敏感區，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上的歧視。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發生實質性變化，私有經濟更多地以“民營經濟”的面目出現於理論界，並深刻地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黨和政府開始鼓勵民營經濟或私有制經濟。21世紀後，理論界關於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應當獲得與公有經濟和公有財產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呼籲，再次深刻地影響中央高層的決策，並開始演變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這方面的典型實例是，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的修改憲法建議中，明確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款，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將這一建議正式轉變為憲法條文。經過廣泛討論和爭論後於2007年3月16日通過的《物權法》則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國家像保護公有財產一樣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政治文明。改革開放後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黨和政府就提出了建設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大基本目標。物質文明的主要涵義是經濟的發展，精神文明的主要涵義是文化教育的發展。一些理論工作者當時就發現，這兩大基本目標沒有包括政治民主，因而是不全面的。其中的少數人在20世紀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提出，應當在兩個文明之外，加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90年代末，政治文明的話語開始進入黨和政府的主流話語體系，2001年党的最高領導人首次使用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原來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基本目標。宣導政治文明，實質上就是宣導民主和法治。
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也稱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其實質是民間組織和民間關係的總和，是相對獨立於國家和政府的民間公共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但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在我國事實上一度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它最初被譯成“市民社會”。在一些人看來，宣導公民社會似乎就是宣導資產階級社會，就是提倡與政府作對。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一些學者就開始宣導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在引起熱烈討論的同時，也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但改革開放後，相對獨立的民間組織大量湧現，這一事實必然要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公民社會存在的事實。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學術界發起了一場關於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討論，這一討論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人們對待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拒絕公民社會轉變為接受或默認公民社會。這樣，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現實和觀念首先在學術界取得了合法性。1998年6月，民政部正式將原先主管社會團體的“社團管理司”更名為“民間組織管理局”，這意味著民間組織正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認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中共十六大後，黨和政府日益重視包括民間組織、行業組織和社區組織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並且開始強調改革和完善社會管理體制。這意味著黨和政府事實上已經將公民社會的存在及其作用視為重要的決策依據。
和諧社會。強調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改革開放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誰要是否定或反對階級鬥爭，誰就會受到嚴厲的批判。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突破性舉措，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但是，從淡化階級鬥爭轉到宣導社會和諧，仍然經過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思想歷程。儘管和諧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內容，但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才正式看到黨內極少數理論工作者開始正式宣導社會“和諧”，並視其為社會文明的主要特徵。不過，“和諧社會”的思想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一出現，便很快受到中國新領導層的重視，並上升為黨的新的戰略目標。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長遠目標時，首次提出了要使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的重要內容，2004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2006年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則專門通過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
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在西方學術界成為熱點問題後不久，一些中國學者就開始進行全球化研究。但在當時，至少面臨著兩個方面的激烈反對和批判。首先，一些學者指出，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設立的一個陷阱，全球化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換言之，在他們看來，宣導全球化也就是宣導資本主義化。這在中國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其次，甚至一些贊同全球化研究的學者也認為，只存在一個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而不存在一般的全球化過程，特別是，不存在政治的全球化趨勢。全球化雖然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但全球化確實是一個客觀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而且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整體性變遷過程。它首先表現為經濟一體化，但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人類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深刻的影響。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全球化在中國理論界已經從非主流話語轉變為主流話語，並且很快成為中國政府制定重大內外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中國政府積極參與WTO，實際上就是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事實證明，中國政府被公認是全球化進程的最大贏家之一。
近年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政治進步的成果在我國憲法修正案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圖為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的有關條款。
■中國政治的新發展，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政治意識形態的這些重大變化，直接導致了現實政治的變革。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的創新直接促使或極大地有助於中國政治在以下這些方面的重大變化。
其一，黨和國家開始適度分離，黨的活動被限制在國家法律範圍之內。黨和國家不分，黨與政府不分，是傳統政治的最大特徵。毛澤東把這種政治體制稱作“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改革伊始，党的領導人就把“黨政分開”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一度甚至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經過20年的努力，我們雖然還沒有達到黨政分開的理想目標，但畢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打破了“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模式。這方面最重要的兩個進展是:第一，中國共產黨自己正式宣佈，党不得淩駕於法律之上，必須在國家的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二，党不再代替政府作為直接的行政管理機關。中共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還專門論述了黨政分開，黨不得代替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職能，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党領導人民建立了國家政權、群眾團體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黨應當保證政權組織充分發揮職能，應當充分尊重而不是包辦群眾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並且重申，黨對國家的領導不是簡單的行政領導，而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
其二，依法治國，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劇之所以能在中國發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制不健全，政治統治依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鑒於這一慘痛教訓，中國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在改革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法制建設，並且提出了建立“法治國家”的長遠目標。首先是修改憲法，並在1982年頒佈了新的憲法。接著開始修訂和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確立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
其三，擴大直接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範圍。改革開放後，中國領導人把民主的重點放在基層，強調基層民主。在基層民主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發展當屬村民自治的廣泛推行。1989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在中國農村逐漸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權力機關不再直接管理農民事務，村長和其他村幹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選舉產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已建立起64.4萬個村民委員會。中國目前13億多人口中有8億多是農民，率先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對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四，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治透明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政務公開。所謂政務公開，即指黨政領導機關主動地、及時地向人民群眾公佈重要的政務資訊，特別是及時發佈與人民群眾利益相關的重要政策法規資訊和政務活動資訊。政務公開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及時公佈政府的立法和決策資訊，政府在制定法規或政策時，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向民眾公示，讓利益相關者提前知悉，並且盡可能地聽取公眾的意見和建議。二是發佈重要的政務資訊，政府要主動地、定期地向公眾發佈政府機構的設置、部門職能、辦事程式等相關的政務資訊，使公眾享有足夠的政治資訊知情權。三是公開重要的資料資訊，政府開始定期公佈本地區的社會發展計畫、專項規劃、國民經濟統計資訊、預算方案和決算執行情況等。四是司法公開，即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治安、戶政、拘留、審判、起訴等問題上，政府相關部門要使相關當事人知曉這些警政事務，並進行相應的司法警務監督。五是任前公示，即黨政權力部門的領導人在正式任命前，將擬任人選的有關情況公佈於眾，在規定的期限內聽取公眾對候選人的意見。六是全面實施“電子政務”，各級政府開始普遍設立官方網站，並在互聯網上發佈政務資訊，進行網上辦公，直接處理公務和接受公民訪問等。
其五，建立服務政府，改善公共服務品質。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在建立服務政府方面採取了許多實際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大簡化行政審批手續，方便公民。二是普遍推行“一站式”辦公，縮短審批時間，減少行政成本，大大地方便人民群眾。三是強化行政責任，實行各種形式的承諾制度和問責制，避免過去經常出現的相互推諉和“踢皮球”，對失職的政府官員進行行政處罰。四是應急管理和急事急辦制度，在“非典”危機後，中央政府帶頭建立了政府應急管理制度，並要求各級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相應的危機管理制度。
其六，實行聽證制度和協商制度，推進決策民主化。中共十三大就正式提出了“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要求，隨著近些年“聽證制度”、“諮詢制度”和“協商制度”的推行，各級政府在決策民主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聽證制度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引入中國，開始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鼓勵進行政策聽證和立法聽證。
中國政治的上述這些發展，都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它們本身都屬於國內的政治改革。所有這些政治發展和政府創新，哪怕最初源于對西方文明的借鑒，也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都是與中國具體的國情相結合的結果。中國政治的所有這些新發展，都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近年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政治進步的成果在我國憲法修正案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圖為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的有關條款。
■中國政治的新發展，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政治意識形態的這些重大變化，直接導致了現實政治的變革。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的創新直接促使或極大地有助於中國政治在以下這些方面的重大變化。
其一，黨和國家開始適度分離，黨的活動被限制在國家法律範圍之內。黨和國家不分，黨與政府不分，是傳統政治的最大特徵。毛澤東把這種政治體制稱作“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改革伊始，党的領導人就把“黨政分開”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一度甚至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經過20年的努力，我們雖然還沒有達到黨政分開的理想目標，但畢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打破了“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模式。這方面最重要的兩個進展是:第一，中國共產黨自己正式宣佈，党不得淩駕於法律之上，必須在國家的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二，党不再代替政府作為直接的行政管理機關。中共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還專門論述了黨政分開，黨不得代替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職能，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党領導人民建立了國家政權、群眾團體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黨應當保證政權組織充分發揮職能，應當充分尊重而不是包辦群眾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並且重申，黨對國家的領導不是簡單的行政領導，而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
其二，依法治國，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劇之所以能在中國發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制不健全，政治統治依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鑒於這一慘痛教訓，中國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在改革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法制建設，並且提出了建立“法治國家”的長遠目標。首先是修改憲法，並在1982年頒佈了新的憲法。接著開始修訂和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確立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
其三，擴大直接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範圍。改革開放後，中國領導人把民主的重點放在基層，強調基層民主。在基層民主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發展當屬村民自治的廣泛推行。1989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在中國農村逐漸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權力機關不再直接管理農民事務，村長和其他村幹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選舉產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已建立起64.4萬個村民委員會。中國目前13億多人口中有8億多是農民，率先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對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四，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治透明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政務公開。所謂政務公開，即指黨政領導機關主動地、及時地向人民群眾公佈重要的政務資訊，特別是及時發佈與人民群眾利益相關的重要政策法規資訊和政務活動資訊。政務公開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及時公佈政府的立法和決策資訊，政府在制定法規或政策時，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向民眾公示，讓利益相關者提前知悉，並且盡可能地聽取公眾的意見和建議。二是發佈重要的政務資訊，政府要主動地、定期地向公眾發佈政府機構的設置、部門職能、辦事程式等相關的政務資訊，使公眾享有足夠的政治資訊知情權。三是公開重要的資料資訊，政府開始定期公佈本地區的社會發展計畫、專項規劃、國民經濟統計資訊、預算方案和決算執行情況等。四是司法公開，即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治安、戶政、拘留、審判、起訴等問題上，政府相關部門要使相關當事人知曉這些警政事務，並進行相應的司法警務監督。五是任前公示，即黨政權力部門的領導人在正式任命前，將擬任人選的有關情況公佈於眾，在規定的期限內聽取公眾對候選人的意見。六是全面實施“電子政務”，各級政府開始普遍設立官方網站，並在互聯網上發佈政務資訊，進行網上辦公，直接處理公務和接受公民訪問等。
其五，建立服務政府，改善公共服務品質。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在建立服務政府方面採取了許多實際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大簡化行政審批手續，方便公民。二是普遍推行“一站式”辦公，縮短審批時間，減少行政成本，大大地方便人民群眾。三是強化行政責任，實行各種形式的承諾制度和問責制，避免過去經常出現的相互推諉和“踢皮球”，對失職的政府官員進行行政處罰。四是應急管理和急事急辦制度，在“非典”危機後，中央政府帶頭建立了政府應急管理制度，並要求各級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相應的危機管理制度。
其六，實行聽證制度和協商制度，推進決策民主化。中共十三大就正式提出了“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要求，隨著近些年“聽證制度”、“諮詢制度”和“協商制度”的推行，各級政府在決策民主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聽證制度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引入中國，開始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鼓勵進行政策聽證和立法聽證。
中國政治的上述這些發展，都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它們本身都屬於國內的政治改革。所有這些政治發展和政府創新，哪怕最初源于對西方文明的借鑒，也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都是與中國具體的國情相結合的結果。中國政治的所有這些新發展，都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中國正在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標是實現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既明顯不同于過去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更不同於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國正在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國共產黨把這種政治模式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標是實現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這種政治模式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因此，我把它稱為“增量民主”。我在這裏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八個方面的主要特徵。換一個角度看，這八個方面也將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勢。
其一，中國民主的發展將是一種“增量式”發展。中國的民主改革將以“存量”為基礎，即以已經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經驗為前提，具備充分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發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將與既定的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準相一致。按照增量民主的理論，旨在推進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須擁有現實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數人民群眾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這些改革應當最大限度地符合現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違背現有的憲法及其他基本法律。
其二，中國的民主政治將在漸進發展中有所突破。中國的政治發展在過程上是漸進的和緩慢的，但將不時有突破性的變革。根據增量民主的邏輯，中國的政治發展從總體上看將是漸進式的。這種漸進改革或漸進民主形成一種“路徑依賴”，它不能離開先前的歷史軌道，是歷史發展的某種延伸。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是對“存量”的增加。這種新的“增量”，不是對“存量”的簡單數量增長，而是性質上的突破。突破性的政治改革並不是一種休克式的政治突變，它是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是長期積累性改革的結果，是一種厚積薄發。
其三，增量民主的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將著眼於調整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縮小社會成員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差距。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使更多的人，特別是基層的普通工人和農民及困難群眾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將是未來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重點所在。
其四，動態的政治穩定將逐漸取代靜態的政治穩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須有利於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但增量民主所要達到的不再是一種傳統的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而是現代的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動態穩定的實質是它絕不是像文革時期那樣的無序狀態，而是使秩序由靜止的狀態變為一種過程的狀態，達到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
其五，政治改革將持續推動公民的政治參與，形成一種有序的民主。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是人民的政治參與，人民的參與過程是實現民主的根本途徑。因此，積極鼓勵公民的政治參與，將是貫穿中國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條主線。但是，公民的政治參與必須是合法的、有組織的和有秩序的。發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徑，就是致力於“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盡可能地將公民自發的、零散的、無組織的政治參與，納入到黨和政府主導的政治框架之內。
其六，推進民主與加強法治將是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從鄧小平開始，中國領導人一直認為，民主與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要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須實現從人治向法治的轉變，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所以，對於中國來說，法治的實現程度，幾乎也就是民主的實現程度。中國民主政治的每一步發展，都將離不開法治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理想目標是，“把堅持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發展民主與建設法治，將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宣導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內容。
其七，培育公民社會，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讓民間組織更多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政府更加主動積極地與民間組織合作，共同管理社會政治生活，擴大公民自我管理的範圍，提高社會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現行的包括社會保障體制、社會治安體制、戶籍制度和社區治理制度等在內的社會管理體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會組織，讓各種社會組織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其八，通過三條途徑，全面推進增量民主。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民主政治將沿著以下三條路線圖穩步地向前推進:第一，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擁有7000多萬黨員，聚集了廣大的社會政治精英。沒有黨內的民主，中國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話。通過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的民主，是推進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第二，逐漸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中央集權傳統的大國推行民主，當然必須上下互動，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同時進行。但是，中國現階段民主政治的重點和突破口是基層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將通過基層的試驗，逐步向上推進。第三，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不論何種形式的民主，都離不開人民對政府領導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人民政治選擇的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是由更少的競爭性選擇到更多的競爭性選擇的過程。中國的民主之路也將遵循這一規律。
總之，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推進增量民主，完全符合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價值，是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不可變移的直接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既明顯不同于過去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更不同於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國正在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國共產黨把這種政治模式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標是實現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這種政治模式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因此，我把它稱為“增量民主”。我在這裏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八個方面的主要特徵。換一個角度看，這八個方面也將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勢。
其一，中國民主的發展將是一種“增量式”發展。中國的民主改革將以“存量”為基礎，即以已經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經驗為前提，具備充分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發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將與既定的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準相一致。按照增量民主的理論，旨在推進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須擁有現實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數人民群眾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這些改革應當最大限度地符合現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違背現有的憲法及其他基本法律。
其二，中國的民主政治將在漸進發展中有所突破。中國的政治發展在過程上是漸進的和緩慢的，但將不時有突破性的變革。根據增量民主的邏輯，中國的政治發展從總體上看將是漸進式的。這種漸進改革或漸進民主形成一種“路徑依賴”，它不能離開先前的歷史軌道，是歷史發展的某種延伸。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是對“存量”的增加。這種新的“增量”，不是對“存量”的簡單數量增長，而是性質上的突破。突破性的政治改革並不是一種休克式的政治突變，它是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是長期積累性改革的結果，是一種厚積薄發。
其三，增量民主的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將著眼於調整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縮小社會成員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差距。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使更多的人，特別是基層的普通工人和農民及困難群眾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將是未來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重點所在。
其四，動態的政治穩定將逐漸取代靜態的政治穩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須有利於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但增量民主所要達到的不再是一種傳統的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而是現代的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動態穩定的實質是它絕不是像文革時期那樣的無序狀態，而是使秩序由靜止的狀態變為一種過程的狀態，達到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
其五，政治改革將持續推動公民的政治參與，形成一種有序的民主。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是人民的政治參與，人民的參與過程是實現民主的根本途徑。因此，積極鼓勵公民的政治參與，將是貫穿中國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條主線。但是，公民的政治參與必須是合法的、有組織的和有秩序的。發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徑，就是致力於“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盡可能地將公民自發的、零散的、無組織的政治參與，納入到黨和政府主導的政治框架之內。
其六，推進民主與加強法治將是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從鄧小平開始，中國領導人一直認為，民主與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要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須實現從人治向法治的轉變，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所以，對於中國來說，法治的實現程度，幾乎也就是民主的實現程度。中國民主政治的每一步發展，都將離不開法治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理想目標是，“把堅持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發展民主與建設法治，將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宣導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內容。
其七，培育公民社會，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讓民間組織更多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政府更加主動積極地與民間組織合作，共同管理社會政治生活，擴大公民自我管理的範圍，提高社會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現行的包括社會保障體制、社會治安體制、戶籍制度和社區治理制度等在內的社會管理體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會組織，讓各種社會組織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其八，通過三條途徑，全面推進增量民主。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民主政治將沿著以下三條路線圖穩步地向前推進:第一，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擁有7000多萬黨員，聚集了廣大的社會政治精英。沒有黨內的民主，中國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話。通過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的民主，是推進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第二，逐漸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中央集權傳統的大國推行民主，當然必須上下互動，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同時進行。但是，中國現階段民主政治的重點和突破口是基層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將通過基層的試驗，逐步向上推進。第三，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不論何種形式的民主，都離不開人民對政府領導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人民政治選擇的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是由更少的競爭性選擇到更多的競爭性選擇的過程。中國的民主之路也將遵循這一規律。
總之，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推進增量民主，完全符合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價值，是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不可變移的直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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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鏈結
中國近年來一些重大的政治進步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將原來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基本目標。
●1997年十五大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
●中共中央2003年提交的修改憲法建議中，明確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款，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將這一建議正式轉變為憲法條文。2007年3月16日通過的《物權法》則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國家像保護公有財產一樣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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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傳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政治學博士，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基本觀點”課題首席專家。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出版《民主與陀螺》等著作30餘種，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00餘篇。主要研究領域: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比較政治、全球化、治理與善治、公民社會。
主題•鏈結
中國近年來一些重大的政治進步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將原來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基本目標。
●1997年十五大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
●中共中央2003年提交的修改憲法建議中，明確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款，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將這一建議正式轉變為憲法條文。2007年3月16日通過的《物權法》則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國家像保護公有財產一樣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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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傳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政治學博士，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基本觀點”課題首席專家。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出版《民主與陀螺》等著作30餘種，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00餘篇。主要研究領域: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比較政治、全球化、治理與善治、公民社會。
挺有趣的，奧運豬是假消息。
請問，你會如何對待這件事？
哦,
抱歉,刚才终于被我想法暂时打开了.
中國時報 2008.04.25
謝韜談中共轉型 放棄「無產階級先鋒隊」
朱建陵／北京報導
去年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引發大陸「左」派一陣撻伐的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近期又發表文章，鼓吹中共黨組織轉型，從革命性政黨轉向群眾性政黨，從集中制轉向民主制，及從集權制轉向分權制。
謝韜在最新一期《領導者》雙月刊撰寫一篇題為《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文章。刊登此文的《領導者》雙月刊，定位為「提供領袖人群決策參考的刊物」，它不廣泛接受訂閱，只由推薦者出資訂閱並提出受贈名單，而這份受贈名單還要經過《領導者》的資格審定。
在其新作《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中，謝韜從中共的「黨內民主」著手，提出他對中共走向民主的規畫。謝韜指出，中共承繼列寧提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思想，但這種思想的背景是處於地下組織、秘密活動中的革命性政黨，與中共目前的情況完全不符。
他建議中共走向真正的群眾性政黨，既不從事理論灌輸和思想改造，也不維持一黨專政，而是廣泛吸納黨員，聯繫盡可能多的選民，在競爭性選舉中贏得勝利。
謝韜還批評中共至今列為教條的「民主集中制」。他說，這種辯證法根本是一種語言遊戲，其實質內涵只有兩條：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
他認為，中共未來修改黨章時，應該以真正的民主制取代黨內集中制，而作為第一步，首先應該恢復中共「八大」黨章的規定，實行黨代表大會的年會制和黨代表的常任制，有關黨路線和政策的重大問題，都必須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決定。
對於中共中央現行的領導體制，謝韜認為，實際上代表「中共中央」者，就是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和總書記，其它如中央委員會甚至政治局都很少開會。
謝韜建議，未來中共中央只需保留兩個層次，即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執行局，而且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必須大量精簡。此外，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下，還要設立兩個以上的並行機構，讓中央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各自承擔獨立的功能。
謝韜說，中國國民黨從革命黨到專政黨再到憲政黨的轉變，值得中共借鑑。他認為，中共要獲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國民黨走過的憲政之路，覺悟越早，轉型越及時，對中共的未來發展就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