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時期的林剪雲，對於台灣歷史的空白，早已燃起熾烈的好奇心。

那約莫是1977年，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學校教科書一派歌舞昇平、讚頌領導英偉；黨外運動則在全台各地日漸風火蓬勃。校園高牆將屬於台灣的黑歷史隔絕在外，同年年底中壢事件拉起往後街頭運動的序幕，美麗島事件再隔兩年就要發生，空氣中則不時流動著白色恐怖的肅殺。一般人遭到長輩如此喝斥後應當退縮，但那一記痛擊讓反骨的林剪雲燃起更熾烈的好奇心。「我想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會這麼嚴重？」更有甚者，她開始意識到台灣史並不像學校教的那樣，而是有著好大一塊空白，或說黑幕。這讓她早早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台灣的近代史寫完。

將近40年前埋下的種籽，到現在才結出第一顆果實。這段醞釀的期間，林剪雲從1989年第一部長篇作品《火浴鳳凰》出版以來，不只小說，還編劇本，如《火中蓮》、《斷掌順娘》、《路長情更長》等，從有線台到無線台都有她的成果。特別是無線台的編劇經驗，因為每部戲都是將真人實事搬上螢幕，林剪雲自此從閉門造車的小說家，變成到處與人聊天的採訪者，甚至有過寫一檔戲就訪上一百多個人。「我的採訪工夫，可以說是從編劇這邊所累積的。」而這些工夫，到了「叛之三部曲」要準備開花結果時，便紮紮實實地派上了用場。

「叛之三部曲」首部《忤》是浩浩蕩蕩16萬字的鉅著，故事從1946年說起，圍繞在屏東萬丹首富鼎昌商號李仲義後代李其昌，與其子李子慶、李子毓家族，以及自泉州冒死渡過黑水溝來台打拚、輾轉落腳萬丹販售小食的林伯仲，兩條主線，一富一庶，細細勾勒起當年台灣南方的豐饒繁盛，呈現有錢人家和一般百姓在政局動亂之時，個別面臨的艱辛與危險。

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

《忤》的事件主軸即是二二八。為了寫出最接近實際的情節，林剪雲字字句句詳加訪談、考證，從大戶人家使用的物品，到底層民眾的日常生計，一事一物都追查得上窮碧落下黃泉。民生瑣事即已用力如此，遑論那些牽動人心的歷史。回溯起來，《忤》最初始的電腦檔案，竟早在2003年就已存檔。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

林剪雲本身就是屏東萬丹在地人，對自己的考據成果也相當自信；但傷心難過，又是怎麼回事？

問題一拋，林剪雲略有停頓，再開口時竟語帶哽咽。「因為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

原來在《忤》當中，主角子毓留下的遺腹子，是林剪雲的鄰居兼同學。「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這麼美，卻又這麼孤獨寂寞的女孩子。我從旁看著她，愈感受到這家人的孤苦伶仃。所以當我在寫李家的遭遇時，我自己都很崩潰。」雖然兩人早已失聯，但林剪雲對子毓之女的悲痛共感，至今仍相當深刻。

小說中寫到的三棧西洋紅樓，現已拆除。

然而《忤》的書寫還是面臨查證上的困難。「台灣近代史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事件無從查起，除了盡力挖掘史料，還要拜訪很多耆老。」先不說近代台史研究者基於立場不同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走訪地方耆老所得的內容也不完全正確，更多的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詞，或直接丟來一句「抹記啊啦」。即使解嚴業已30年，即使現代台灣號稱民主自由，許多走過那段黑歷史的人們，提起往事仍舊選擇三緘其口。畢竟在當年，就連沉默，都不見得是明哲保身的解藥。

可能林剪雲比其他歷史小說創作者幸運的一點是，其他人必須消化諸多文獻，才寫得出一個故事，但她就成長於她筆下的大營裡。「我看過有錢人的生活，也看過底層人的生活。當我面對這一團各說各話的混亂時，我就看身邊人的遭遇是什麼，去回溯出哪種說法更接近真相。」她從真實的人物出發，撰寫他們的境遇，再往上與歷史層層相扣，渾然天成地造就了這部各項細節都能栩栩如生的作品。

三部曲分別定名為《忤》、《逆》、《叛》，第二部預計以美麗島事件為主軸，第三部則落定在太陽花學運，都是顛覆政府當局的事件，用現在的話講，無非是著眼於「暴民們」，但也可看出在不同時期，叛亂者從「唯一死罪」，如今可站上公堂，爭取更多民主權益。這是時代的演變。

然不少學者如李敏勇、戴寶春，都對林剪雲的規畫表示擔憂，認為無論美麗島或太陽花，都尚未真正入史，要寫成歷史小說言之過早，容易引起爭議。「但怎樣才算歷史？歷史小說又該怎麼定義？這也是我很想追問的。」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間太接近，很多當事人或其家屬都還在，很多事情也尚未水落石出，弄得不好，林剪雲還可能因此鬧出官司。不少人建議她改寫已經蓋棺論定者，以免惹禍上身。「但我想寫的是事，不是人。而且從近代史到現代史，是真的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或許寫沒有人會跳出來指指點點的東西會比較安全，只是那樣的話，近的事情不就永遠沒人寫了嗎？」

只要扯上政治，不免就萬般艱難，永遠都有人要你表態，要你選邊站。「的確有讀者說我在《忤》當中對日本的責難不夠深。但我該寫的都寫了。該有什麼感想、什麼結論，是讀者自己要去想的。」身為小說作者，最大的責任是把故事講好，而非藉文批判，甚至宣揚自己的立場。「如果我要批判，那我應該寫的是政論，不是小說。」

「這些人、這些故事本來就存在，我只是確認史實之後，把它們寫出來。我沒有特別要去指責或說服什麼，我只是呈現當代的狀況，呈現各世代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尋覓覓、掙扎、犧牲。我要說的就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