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

▉爆炸少年時

在李安的電影《臥虎藏龍》（二〇〇〇年）以後，李慕白便以大俠之姿空降在世人之心，雖然體內處於悶燒狀態（性與道德的難共存），卻讓人不可能忘懷周潤發所演繹的悲俠風範。不過，若回到最早的樣貌，也就是李慕白首次出場的小說《寶劍金釵》（一九三八年）去看，李慕白的初登場，一點都不俠，相反的，比較像是少年痞子──首先，他買馬的描述，十足貼合而今的借貸買車風潮，總之得有寶馬才行，才算得像個樣子。其次，他的平生志願就是找一個會武藝的角色美人當老婆，胸無天下大義，只圖自己人生的爽快、虛名浮華以及滿足慾望。

閱讀王度廬寫的李慕白，一個不好可能會錯覺是前陣子引起熱議的《山道猴子》（二〇二三年）的更舊版。李慕白縱情任性可從其表叔祁主事對其練魏碑字而不用官場公事趙字的評述：「……怪不得你下了兩次場都沒中，大概就是因為你的字太不規矩。」瞧出端倪──太不規矩正是李慕白等江湖人的本色，延伸開去即是相信武力而屏除律法，或說他相信的是江湖情義的規矩。

金庸《鹿鼎記》（一九六九年）寫韋小寶儼然痞子英雄，唯王度廬寫的李慕白比韋小寶更痞更中二，毫不遮掩地顯露出當俠客還只是痞子之時全然血氣的模樣。以我個人而論，韋小寶只能算得上痞二，李慕白才是辣個男人痞一啊。

要命的是《寶劍金釵》前頭的描述，幾乎所有登場的人想的都是成英雄之名，所謂闖蕩江湖的壯志，簡單來說就是打打殺殺要比別人更厲害更猛，行事之衝動著實沒有俠者之姿，一言不合就開打，純粹血氣之鬥，比較像是小混混、古惑仔之類的存在，本質上更像是地下社會戰記，充滿家世仇恨抑或兩方爭搶女子之怨。要說真正的俠氣反倒是俠妓謝纖娘方可略窺，如見有人虐打雛妓，帶頭告官，抑或拿錢為可憐同行贖身云云。

李慕白這群少年英雄，或也像柯慈（J. M. Coetzee）的《少年時》（二〇〇二年）寫的藝術家、詩人，那些對有無盡渴求的人：「一般人想使壞，還不容易呢。正常人，當他們感到裡面有壞東西要燒起來的時候，就喝酒、說髒話、使出暴力。壞，對他們來說，像是發熱：他們要這個熱趕快離開他們的系統，他們要回復正常狀態。可是藝術家則與他們的熱度共處，不管它性質為何，是好，是壞。發熱，正是他們所以成為藝術家的原因；這熱，必須永遠保持活絡。這就是為什麼，藝術家從沒法完全面向著世界的緣故：一隻眼睛必須總朝著內裡。」

發熱。要比誰都更閃亮更灼烈，生命徹底地燃燒！王度廬讓他的人物遵循著暴力的本能持續行動，同時也就慢速地喚醒了人性悲劇的眼睛──他們逐漸被各種爭奪帶入了地獄。

青春就是莫名的爆炸──情緒爆炸，思維爆炸，體驗爆炸──爆炸少年時，任誰都很難克服那段時期的兇猛血氣，彷彿天大地大不及少男少女之眼大。我想，這就是一群（想要）爆炸的人吧！

▉正確不等同於正義

李慕白的所謂正義行動，大多與情感有關，都是選邊站，站在心儀女性如余秀蓮、謝纖娘這邊，抑或力挺對自己知遇的兄弟如德嘯峯。這當然是無可厚非，就像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沉靜的美國人》（一九七三年）那句快被用濫的名句：「人人都必須參與某一立場──如果他不想失去人性的話。」但我也不免要想到日本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在對寫集《始於極限：跨越社會習以為常的「邊界」，當代女性如何活出想要的人生》（二〇二一年）是這麼說的：「……追求『正確』的人，往往不能容忍其他任何『不正確』的事物。人類的歷史充斥著對異端的審判與獵巫行為。」

又是那個我心心念念多年的老問題：誰的正確才是正確？或者說，誰比誰正確？真的有不可動搖的正確嗎？正確究竟是一種不可動搖的標準，還是柔軟充滿彈性的思維與行動？正確帶來的是正義？抑或正確的盲求反而更容易逼出邪惡？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說過：「絕對的肯定，不會引向信服而是導致爭議。」意思是，當你肯定是絕對正確時，你是完全不可能說服對方的，只會引起對方的反感與爭辯。

《寶劍金釵》是不正確的，非正典化的（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帶起來以天下為己任或極度強調生命救援與正面能量的俠客典型）。也可以這麼說，是李慕白這一方的正確，對上了黃驥北那一方的正確──前者強調武藝本事，如金刀馮茂的敗北是大器的，並沒有因為落敗於李慕白手下，就耍陰謀伎倆：「李兄，從今我馮茂再不向人稱好漢，直南省的江湖讓給你了！」；而黃驥北、胖盧三等人輸了以後，想到的應對就是金錢與權力，用盡各種所謂齷齪手段，栽贓或暗算等，要借用官府治李慕白、德嘯峯等人，亦即意圖以錢和權的正確性壓過武鬥的正確性。

德嘯峯說的「在北京城不講究胳臂粗，拳腳好，只講究有錢。縱使瘦彌陀的武藝不如你，可是比你有錢，他能花出錢來與你作對！」可比李慕白霸氣宣稱的「他有錢，我有拳頭；倒是看他的錢硬，還是我的拳頭硬！」實際得多了。

問題來了，《寶劍金釵》是反武俠小說嗎？也就是，企圖推翻武俠正典？李慕白儼然小屁孩、暴力性質的寫法，是對俠客典型的顛覆嗎？不盡然如此，事情得反過來想，一九三〇年代的武俠未有後來一九五〇年代金庸、梁羽生等人攜手捲起的俠客人物經典化（主持天下正義）的風潮。所謂武俠正典根本還沒有發生，何來對倒逆行？

唯王度廬確實思考著英雄的定義，藉李慕白的少年心性，描述出江湖人的其他樣貌，也暗暗指涉出江湖不能自外於政權（侵略中國的日本）、金錢（市場唯論的資本主義）的事實。

而李慕白殺了大反派黃驥北就自首，這同時也是武俠正在進行現代社會、法律化的過程：人命是重要的，即便罪犯也有人權，私刑之不可容忍。所以，李慕白是正在正典化的英雄──亦即日後不輕言殺戮、為國為民之形象的俠之大者。近來彷若二輪電影奇蹟、在中國暴紅熱賣《周處除三害》（二〇二三年）的陳桂林亦然如此，滅了連他在內的三大惡，且最後吐出我對不起國家的正向宣言（罪犯白化為社會英雄）──其實周處何止是陳桂林，謊稱桂林仔有肺癌的黑道醫生張貴卿，不也是另一個周處嗎？

▉塌陷於自身觀念

前年意外看了《換乘戀愛2》（二〇二二年），忽然就入迷了，這之後還陸續看完了《粉紅謊言》（二〇二二年）、《戀愛捕手：峇厘島篇》（二〇二二年）、《大神探探愛》（二〇二二年）、《交換情侶2》（二〇二二年）等，最近繼續追看《換乘戀愛3》（二〇二四年）、《戀愛兄妹》（二〇二四年），簡直樂此不疲。但對《雙層公寓》（二〇一二年）、《單身即地獄》（二〇二一年）等名作卻適應不良，看個一兩集就難以為繼，主要是我看得不是粉紅泡泡或社會以為然的美或性感標準，而是對情感面向的糾葛、矛盾與抉擇深有興趣。

實話說就連《換乘戀愛》系列那些白日的約會場景，也很難令我怦然心動，反倒是夜晚時分沒有攝影師跟拍、純粹是節目組架設的攝影機所記錄出演者之間的自然互動，更教人生出興味──當前任情侶鬼打牆般陷入某種迴圈，糾葛在同樣的問題，茫然失措，明明曉得復合帶來的只會是重複的痛苦，可是仍舊難以抵擋地投入進去，人的複雜難解樣貌於焉浮現。

而《換乘戀愛2》成海恩、鄭賢奎的配對成功，儼如奇蹟，尤其是對比海恩一意與前男友鄭圭民復合、前期每集都在哭哭啼啼和扁嘴（但確實她的哭顏不討人厭也是一種本事），後來勇猛直進的賢奎像是天啟一樣的現身，帶領她在短短一周內走出情傷，著實教人驚喜。節目結束後，配對成功的海恩與賢奎繼續在現實生活中交往，顯然大是激勵人心，或也讓人心生原來愛情還是存在的、還是有所可能的感動吧。

我始終覺得《換乘戀愛》本質上趨近於集體創傷治療的設計，這些出演者都是受分手之苦的人──也許除了第一季李可可、郭珉在這對分手了十幾年之久的初戀情侶不計──大部分都在一年內分手，尤其第三季成員大多是分手不到幾個月而已，更是可以預期節目組這樣的安排是更有機心地要呈現出分手戀人們如何進退失據，一方面受新的認識對象之吸引，另一方面又無法割捨對前任的在意與相處的習慣，導致他們大多像是在原地打轉。

直截來說，就是一群平凡人，或者說十二名愛情失敗者的困獸之舞。

唯《換乘戀愛》系列對愛情的理解是更有實質意義的，如何好好分手，如何與前任相處──既然愛過了，即便分手也無須成為敵人或老死不相往來的陌生人吧。朴奈言與鄭賢奎這對前任的相處，尤其成熟。奈言甚且幫賢奎大力助攻，撬開了海恩只向著圭民的心。這也是《換乘戀愛2》最有趣的地方，不只是愛情而已，還有友情，嘉賓們在三周內藉由大量心事的交流互動，產生了同體感，其中海恩的溫柔魅力被放至最大，喚起其他人對她的支持與祝福。

相比之下，《換乘戀愛3》就缺乏了明確性的人物，沒有《換乘戀愛2》即便覺得受傷仍舊朝著海恩直奔的賢奎，也沒有鐵了心就是要換乘的圭民，更沒有願意多體貼身邊人心情的海恩。或者也可以說靈魂人物李真姝PD退出了，使得側重的部分偏向了前任的慣性爭吵（面對其他人總是和善柔軟的，但只要一對上自己的前任就會一個個打出原形，陷入談戀愛時的爭執模式），而不是人情溫暖的交會，讓現場充滿混沌不明的灰暗感，一個個猶豫不決、來回擺盪，一心只想要尋求前任的確認、保證，而無法從己身出發──唯一例外的是李鐘恩、金光泰這一對X（韓國對前任的講法），可惜帶著明亮感的李鐘恩，至今未有獲得足夠的關注度。

我以為，如《換乘戀愛》般的戀綜節目是素人式愛情電影（偶像劇），更有日常性、實境感，且出演者的面貌、性格現實上是延續的（當有成員不符合節目人設，一旦翻車就有毀天滅地之感了），但功能與愛情電影相仿，海恩與賢奎之戀一如那些明星在電影結束後交往與結婚的效果是一樣的，仍然是意圖展現愛情的甜蜜與卑微、美好和痛苦，只是電影虛構，而戀綜更像是非虛構（飽含各種介入的手法）。

還是得說回《寶劍金釵》──我想，二十世紀前期那些閱讀王度廬的讀者，很可能與二十一世紀看戀綜的觀眾，在心情上是很雷同的，看著人物飽受情愛的折磨，與之共鳴，或想起了自己的情事、千瘡百孔的心，或帶著某種憧憬，想著日後遇見愛情的種種。從李慕白、謝纖娘，以及李慕白、俞秀蓮、孟思昭的兩組悲情戲碼到《換乘戀愛》的分手情侶們，都不難看出戀人總是習慣性地趨向於自陷受苦的症候群。對某些人來說，與其說愛情是一種幸福，倒不如說愛情更像是一種災難。

而王度廬刻骨地描繪著關於情感處理的正確，尤其可以看出人性的矛盾與塌陷在自身觀念、無路可出的悲劇性。如俠妓謝纖娘害怕江湖人的蠻狠，所以推拒了李慕白，生怕自己又跳入同樣的暴力牢籠「……所遇的江湖人不知有多少，簡直沒有一個好人，全都是粗惡暴橫。後來又遇見那個吞舟魚苗振山，打死了她的父親，虐待她幾近一載。因此纖娘簡直恨死了江湖人，怕死了會拳腳的。想不到與她愛情正熾的李慕白，原來也是這麼一個人！」；孟思昭則是士為知己而死，居然因為李慕白慧眼識英雄，願意為他攬禍乃至於喪命；李慕白呢，滿心愧疚於孟思昭為己事而死，只能壓抑情感，遠遠離開根本還沒有嫁給孟思昭的俞秀蓮；俞秀蓮簡直冤枉，未婚夫死了，李慕白逃了，她就得硬起來，自己報自己的仇，再多一點怨氣、恨意，她就要長成梁羽生筆下的白髮魔女練霓裳了──王度廬寫的女性在江湖總是不便，總是遇到各種歧視與羞辱，而這在現代某些男性佔據的陽剛化職場，恐怕還是所差不遠吧。

他們都有他們深信的正確，然而這些正確造就了他們的淪陷，一如李慕白的「他寧可抱著一輩子的傷心，也不願娶人家已訂過婚的女子。」可是，人的情感會有錯嗎？你喜歡了、愛上一個人，這件事怎麼會有錯呢？可是社會倫理會逼迫你把某種正確標準套用在愛情，古今中外皆然，如現代是必須身材好、臉蛋佳、器官大或者有財富云云。話說回來，人生出了情感這件事也不是就等於正確或正義，並不宜於合理化自身的所有瘋狂作為。

我想，王度廬的小說好看，就在於人物塌陷於自身觀念的無解狀態，李慕白等人在《寶劍金釵》裡無從超脫自身，《換乘戀愛》大多數的出演者亦然──同樣的思維導致同樣的作為。唯《換乘戀愛》極吸引我的地方：這些販賣自身生活、情愛的出演者，在鏡頭下，究竟會做出何種抉擇？而那些對話與決定，隱隱地在討論愛情是否有所可能？甚至是讓戀人彼此都變成更好的人？如果只有戀愛初期才能美好，後來都是同樣千篇一律的不滿與爭吵，那麼愛情的意義何在呢？

這些都不是大時代抑或什麼登峰造極的愛情，就是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夠體悟的日常性愛情。愛情並非一個問題或答案而已，它是人心的時刻變換、世代與觀念限制的集合狀態。我也忍不住想，如果李慕白、俞秀蓮復還於二十一世紀，他們是不是能夠找到別的可能呢？是不是無須被社會價值觀束縛住，能夠真正地前往彼此的生命之中？

而我關注的，始終都是在愛情失敗者與人性失敗者之間的游移。我真正期待的不只是換乘戀愛，而是可能達到的換乘人性──去面對自身必然有的黑暗與惡意，奮力不懈地保衛心中的善意，尤其更該溫柔以待戀人與家人。那才最重要。

發表於《武俠故事》第二五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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