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亦是舊作
對歷史有喜好者 歡迎評論
所謂烈士..必用自己的鮮血..來換取某種歷史的價值
他們想用己身來告訴大家某種信念
動盪時代下的兒女 最可以體現出人類的真性情
PS.譚先生也是雙魚座的唷~
-----------------------------------------------------------------
壹、
提到譚嗣同這號人物，人們大多會將他與「戊戌變法」聯想在一起，不錯，譚嗣同是「戊戌變法」中的靈魂人物之一，在晚清的政治思想史上，他拋下了洋務論，積極走向變法論，與康、梁等人共同將變法論推到最高峰，對促成晚清思想的急遽轉變有很大的貢獻。
會想去探討譚嗣同的生平，除了景仰他在「戊戌變法」中捨生取義的豪情外，對於他在文學上的造詣亦十分欣賞，無論反映民生疾苦、描寫祖國河山，皆奮發激越，充滿愛國情懷，而風格雄邁豪放，具有浪漫主義色彩。其文學創作與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可以相互輝映的。
貳、生平
譚嗣同，字復生，湖南瀏陽人。清穆宗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生於北京，光緒二十四年因變法失敗就戮於北京菜市口刑場，享年三十四歲。翌年，遷葬於故鄉瀏陽城外石山下。
譚嗣同出身於官宦之家，父繼洵賜進士，母徐氏，也是名門之後。嗣同十二歲喪母，養於父妾，備嘗諸苦，「幼喪母，為父專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朮智日增長焉。」因此，嗣同的一生充滿了存在的悲苦與疑惑，最後他終於經歷磨鍊，找尋到他認為有意義的人生價值，並全力實踐，得其所哉。
譚嗣同一生最重要的著作，首推《仁學》。《仁學》可說是融合他的思想大成之作，但是，值得探討的是，《仁學》的思想來源非常駁雜，「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黎洲之書」，而這些龐雜的思想來源與其個性有著很大的關聯。
在他寫給他的老師歐陽中鵠的書信裡常有自我剖析的文句「嗣同，縱人也，智在超出此地球，視地球如掌上，視此軀曾蟻蝨千萬分之一不若。」有時，他自覺是個愈挫愈勇的人，且具有頑強、叛逆、縱放不拘，不惜生命的性格。「嗣同之紛擾，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樂小成」有時，他又會自我檢討自己喜新好奇，性情急躁，缺乏耐性的缺點。「嗣同顧好弄，不喜書」，可看出他是個通武藝，具俠客精神的人。「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回首十八年過。……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哦，……拔劍欲高歌，有幾分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顯示出復生柔情的一面。「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當衝決俗學若考據、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除了俠骨柔情，為理想救蒼生，嗣同更決心衝破一切束縛。
參、變法思想
要談譚嗣同的變法思想，不能不提到他個人的著作《仁學》（《仁學》這部書裡牽涉到許多哲學上的思考問題，可另闢一論文討論之，此文主述譚嗣同的思想與變法，雖多引用《仁學》裡的觀念，卻不宜對它多所探討），在《仁學》中可以將譚嗣同的變法思想歸納成三方面來討論：一、反專制、倡民權的政治思想。二、「黜儉崇奢」的經濟思想。三、基於平等、自主的社會倫理思想。三者息息相關，匯聚為譚嗣同變法的思想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譚嗣同的變法思想中，常出現許多理想與現實落差過大的矛盾，譬如世界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衝突、排滿革命與變法改革的衝突、嚮往民主卻又深感中國民智低落而放棄民主革命……。他想盡力化解這些矛盾，但十分困難，最後迫於當時中國歷史條件的限制，在行動上，他選擇了改革的路線。然而，在他的思想中卻含有相當強烈的革命意識，也許，我們可以說他的思想矛盾與內心掙扎正代表了晚清政治思想發展趨向由變法走向革命的過渡。
政治思想
他對政治的主要思想內容為：
一、提倡「君為末民為本」的民權思想，並對君主專制提出批判，打破「君權神授」觀念，而代之以「君權民授」的進步觀念。激勵人民有反對「君統」的勇氣。他說：「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豈可因君而累其民哉！……故死之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請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士之道理，絕無死君之道理』」
二、進一步對中國君主專制的思想基礎─名教，加以批判。譚嗣同認為「君為臣綱」是不合理的，會危害到「君為末民為本」的關係。他說：「君主視天下為其囊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是由於專制君主利用「名教」來作為奴役人民的工具，以「三綱」壓制人民。因此，唯有打破「名教」的不合理，才能徹底打破君主專制的理論依據，才可以改造人心，從事政治變革。
三、激烈反對異族政權統治中國，主張排滿。在譚嗣同的政治評價裡，君主專制固然「黑暗否塞，無復人理」，但還有比君主專制更壞的政治，那就是異族統治中國。因為漢族的君主專制至少還「同為中國人，同為孔教人」，而異族則不然。他指出滿清政府「寧為懷愍徽欽（不惜亡國），而決不令漢人得志的心理，讓漢人了解滿清政府不僅是迫害漢族的異族政權，同時也是為壓迫漢人力量，不惜斷送國家前途的腐敗政權。
四、同情基層民眾，並為基層民眾武力反叛政府的行為作辯護。此點可由他對協助清廷擊敗太平軍的湘軍中興將領們表示憤慨的立場看出，歷史對太平天國之亂評價甚低，但他卻認為湘軍自屠其民有餘，不足以禦外侮，令人恥惡：「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瞷然驕居，自以為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湘軍不須臾忘也。」
五、主張以士階層為主力從事變法以救國，寓革命思想於變法之中。請注意此點與上一點的相異之處，譚嗣同基本上是支持並同情基層民眾的，不過，他也同時覺得中國的民智還未被開發，若是革命起來的話，手段必定激烈且不理智，甚至可能演變為改革的阻力；因此，他選擇了以士階層為主力，主持既有政權，從事變法維新，他主張：「欲議變法，必先自士始。欲自士始，必先變科舉。」以新知、實學改造士階級來成為推動變法的主力。
總之，譚嗣同的政治思想，可說徘徊於變法與革命之間，是一位既倡變法又傾向於革命的人物，依其思想推衍，其終極意向是要走向排滿革命的道路，可是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才不得不變法，並寓其革命思想於其變法主張之中，他自由平等及反清的思想，啟發了許多年輕一代，日後紛紛成為革命陣營中的鬥士。可說是一位促使晚清政治發展趨向由變法走向革命的過渡人物。
經濟思想
「黜儉崇奢」的經濟思想是譚嗣同的救國方案中，極重要的一環，「黜儉崇奢」的觀念與我國固有傳統的「黜奢崇儉」有很大的出入，不過，譚嗣同有其一定的思想依據及基礎。他以尚動的精神與樂利的觀念（追求財富與利潤），主張積極開發富源，創造財富來解決經濟問題，希望達到人人可奢，人之性盡，物之性盡，以謀經濟改革乃至於人性的提升。其具體做法為：
一、 強調應大量機械化，以惜時，並提高生產效率。
二、 主張對外通商，進而對外進行「商戰」，以爭取經濟權益的「反敗為勝」。
三、 主張扭轉時人不當觀念，力求實務之學，振興工商來救國。
四、 主張採國際合作方式來換取經濟建設機會。
五、 除發展經濟之外，並以經濟發展帶動民權發展，以求國家整體之進 步。
在「黜儉崇奢」方面，他指出「儉」之害，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陷天地鬼神於不仁；還指出所謂奢儉，根本沒有確切的標準，因此本應無所謂奢、儉；既然本無奢、儉，而中國自古以來，偏偏設教要人「黜奢崇儉」，這就犯了以名亂人的錯誤。他認為因「儉」而導致天下財貨之不流通、不平均，同時，亦對因此而造成民智不開的現象感到悲憤。
人人可奢，物物可貴，人、物性盡，歸於淡泊，財均以流，社會因均流而平，這就是其「黜儉崇奢」說欲達之目的。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全然開放，任由個人逐利以求富的方式，也有其缺點。譚嗣同也看出其利弊得失，但在「夾乎各大國之間，欲與之爭富強，舍此無以求速效」的壓力下，只得在明知有若干弊病的情況下，提出了他對於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一些實際辦法。
社會倫理思想
譚嗣同主張以平等、自由為基礎，重新評估傳統的人倫關係「三綱五常」，認為應全力破除「對待」不平等的「名教」，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人倫。他認為這不僅是達到社會和諧之所需，也是維新變法的重要起點。他說：「今中外皆侈談變法，而五倫不變，則與凡至理要道，悉無從起點，又況於三綱？」他的倫理思想可分為下列幾點來看：
一、 厲批判傳統「名教」、三綱倫常，他認為這些都是依種人為的不平等，是統治者用來奴役人民的工具，所以，應予打破，從這種不合理的束縛中掙脫出來。
二、 在反對三綱的基礎上，譚嗣同更提出男女應該平等的進步主張。他指出「本非兩相情願」的傳統婚姻是不合理的，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為謬論，對婦女受到歧視與壓制表示同情。
三、 更進一步指出傳統重視婦女「貞操」係男人自私的不合理觀念，並主張倡導開放的性教育。因為，男女生理的需求，是發於自然的，不應基於明教以淫惡視之。
四、 主張以合於平等的朋友之倫，而貫通其他各倫，以解決三綱之害，建立平等和諧的社會。他認為五常之中，只有朋友之倫有益而無弊，符合平等、自由之原則。
綜合譚嗣同的社會倫理思想，可分為消極、積極兩方面。就消極面而言，他強烈批判封建倫常禮教的不合理，認為四倫可廢，因為這些名教、三綱，不僅違反人性，剝奪人的自主權，實則為統治者所利用來奴役人民的工具而已。就積極面而言，他就自主、平等出發，倡導男女平等、反對歧視婦女、批判不自主的婚姻、提倡性教育……等；最後，更呼籲以朋友之倫為基礎，建立自由、平等、和諧的新倫理。繼之屆以此一自由、平等的新倫理，作為帶動變法維新，以為政治變革之基礎；亦即以倫理革新帶動社會、政治的整體革新。譚氏對名教之批評，實為晚清以來第一人，開啟近代反禮教爭自由、平等的潮流。誠如錢穆所評：「輓近世以來，學術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面施苛斥者，有之，自譚氏也。」
肆、譚嗣同與戊戌變法
在光緒二十三、四年間，由譚嗣同的各項活動與行為，可看出他並非只是個紙上談兵的文人，他將自己的思想理論加以推廣、實踐，一步步地實現理想。譚嗣同先在上海與楊文會、劉聚卿等人創設測量學會，且常到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又與梁啟超、汪康年等人發起設立戒纏足會於上海，會址設於時務報館內。
時陳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邀嗣同入湘。於是，譚嗣同於九月赴長沙，與陳三立，江標、黃遵憲、熊希齡、徐仁鑄、梁啟超、唐才常等倡論辯法維新，擘畫新政，如內河小輪船、商辦礦務、湘粵鐵路、實務學堂、《湘報》、保衛局等次第行之。接著又設立南學會，與諸同志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光緒二十三年冬，德國強佔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迅速從廣東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議。光緒二十四年一月，康有為應詔上《統籌全局折》，建議倣傚日本，全面變法。六月十一日，光緒帝接受變法建議，發佈《明定國是詔》，正式開始變法。
國是之詔既下，學士徐致靖推薦譚嗣同給光緒，旋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參與新政，時號軍機四卿。而光緒帝亦欲大有所為，因而重用了這些維新派的士人，共同擬定改革措施。當時光緒帝發佈的這些詔令，屬於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廣開言路，提倡官民上書，不許任何人阻撓；撤除閒散衙門和重疊機構，裁減冗員；准許旗人自謀生計。屬於經濟方面的主要有：設立農工商局，提倡實業，獎勵發明；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務；裁減驛站，設立郵政局；創辦國家銀行，編製國家預決算。屬於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將各省書院和過多的祠廟改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堂，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允許自由創辦學會、報館；設立譯書局，編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遊歷、留學。屬於軍事方面的主要有：裁減綠營，淘汰冗兵，採用新法練兵，添設海軍，實行保甲。
雖然帝派想大刀闊斧的實行改革，卻因「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成有成？」之故，遭后派極力反對，維新變法因而宣告失敗，為期一百零三天，又稱「百日維新」。而在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等人被逮，他在監獄裡賦詩題壁云：「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流涕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問，去留肝膽兩崑崙。」又作絕命書遺梁啟超、康有為，說明自己為何可逃而不逃之因。十三日遇難，臨終時絕命語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在政變失敗之時，有日人平山周助其脫困，被嗣同所拒，他的理由是「受衣帶詔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兩端者，不足與語，千鈞一髮，惟先生（康有為）一人而已。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嗚呼！其無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魂當為厲，以助殺賊。」他認為先死是一種殉道的行為，宣揚改革之路已然行不通，而這樣的事情，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存活下來的人，他們的任務卻是困難多了，因為他們要為中國謀求一條生路，所以，他自願挑了這條簡單卻沒多少人考慮的道路來行。
伍、總結
雖然，對於譚嗣同的成就，各人評價不同；雖然，對他的死難論者頗有爭議；雖然，他的思想不夠成熟，且含有唯心及唯物的矛盾、世界主義及民族主義的衝突、排滿革命與保皇變法的疑惑以及同情基層，贊譽陳涉、吳廣之揭竿起義，卻又厭惡愚民倡亂的種種糾纏等。 不過，最終他仍是求仁得仁，慷慨赴義，以他的鮮血喚醒了一些有志之士，為中國的未來一起奮鬥，也幸好他是處於那樣的時代，他的鮮血才得以起了作用，若是他晚一點出生，而處在文革時期，那時連死亡都是一件毫無尊嚴的事了。所以，清廷讓譚嗣同能血灑菜市口，不也表達出一種對仁人志士的崇敬嗎？嗣同在九泉之下必也能含笑而歸，因為他真正做到了「死得其所，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