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小說是台灣人文學的光榮傳統。自鍾肇政、吳濁流到李喬先生，他們宏大的著作寫下台灣先民的歷史。在我看來，大河小說的意義不在於連續的三本書，或是縱貫三代的家族史。大河小說描繪出當時代的歷史變動，但是卻不以歷史人物或政治事件為小說核心，而以小老百姓的個人或家族生活史為表現的主軸。

因此，大河小說往往突顯了有別於統治者觀點，呈現出悲情的敘述，自外於日本與中國的素民歷史。

然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竟將這個文學傳統寫到香港去了。寫完了香港，她也將觀點轉回台灣，用十幾年的時間完成她的《台灣三部曲》。施叔青說她不喜歡寫自己或別人已經寫過的東西。因此，她完全拋棄家族史的寫法，以各自獨立的故事，用眾多不相干的小人物的面貌和遭遇，鑄造屬於她的觀點的台灣歷史。

《三世人》出版於2010年10月，是這系列作品之三。內容故事與前二部毫無交疊之處，就風格相較少了前二書的豔麗多彩，人物刻劃與故事都是帶著距離的呈現。故事有三條主線，卻全然不相交。看似平行又破碎的片斷，演繹出豐富的社會風貌和歷史轉折。

第一個線是鹿港施家三代。施寄生是學養深厚的讀書人，清廷割讓台灣，他仍然死抱著詩詞、古文與漢學，不學日語，不願融入日本人的文化，寧做「前朝遺民」；到了他的兒子漢仁，卻不得不在日本人掌握權柄的社會中，努力討好上司，建立關係。第三代施朝宗在日人統治的最後一段時間，歷經皇民化運動及日本戰敗投降的歲月。

日本投降的消息剛傳來，台灣人莫不雀躍。施朝宗看到父親將日本日照天神的神龕隨手扔掉，從天花板拿出藏的妥當的白瓷觀音像與施家祖先牌位，焚香祭祖，稟告列祖列宗，台灣光復了。沒想到多年來只說日語的父親，竟將牌位偷偷藏在天花板上，出乎他的意料。才在幾天之前，他才熱血沸騰的參加了日本皇軍志願兵的行列。然而台灣人的期盼很快落空，大陸人並未同情被迫淪為異族統治的同胞的苦難。他們以為，台灣人是深受日本奴化，已經忘記自己祖先是誰的人。台灣人只看到中國官員的貪婪腐敗。太平町天馬茶房外的槍聲響起，激起理性善良的台灣人無比的憤怒。施朝宗拾起日本志願軍的軍帽，搶奪警察的手槍，去與陳儀拼個你死我活。

從日本投降到二二八事變發生，短短十八個月，施朝宗好像做了三世人。從日本的志願兵「天皇の赤子」，回到本島人，然後國民政府接收，又成為中國人。到底哪一個才是他真正的自己？

第二個線是出身貧窮，被生父賣為養女的王掌珠。作者以掌珠身上的衣服做文章。貧窮養女的她，羨慕極了優雅的日本家庭文化，努力學習純正的日本語，她脫去身上灰撲撲的大裪衫，換上和服。光復之後，她換上旗袍。最後，又換回大裪衫。這是一段本土的女性史，也藉由「換衫」的過程中表現了認同的迷惘。

第三個線，是黃贊雲醫生和他的朋友阮成義的故事，約略看出台籍知識份子的處境與心情，就請讀者自己看吧。雖然三條線幾乎完全不相交，幾個歷史人物似乎貫串其間，例如「文化協會」的李應章醫師與林獻堂；以及「大國民」。

大國民是來自鹿港的羅漢腳，開台北城迎日軍的台奸，是的，就是他。長袖善舞，最會鑽研。在日本人領台之初，輔佐日軍獻計獻策，殘害出賣同胞。日本當局以大國民為功臣，給予食鹽、樟腦、砂糖種種專賣特權，讓他日進斗金。

紛雜細碎的人與事，《三世人》掠過上下約60年的台灣史，直指台灣人的自我認同的困惑無奈。

對許多人，這不是問題，或許是因為他們習慣統治者的思想教育，或許是他們選擇當純粹的經濟動物，或是已經融入以美國文化為主的「地球村」中。不過，我還是選擇尋找布衣先民的足跡，用心體會他們的來時路的點點滴滴，對著祖先牌位祝禱時，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三世人》帶出許多值得深思的養份，有心的人讀來，心肝都是揪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