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品文，一九七六年生，高雄左營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並兼任大學講師。曾獲高雄市文化局文學創作獎助、高雄市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獎助以及多項文學獎等。著有小說集《漩渦》（聯合文學）、《異鄉人》（遠景），另著有教育書《創意作文寫作魔法書》、《作品與儀式》等。

在法國小說家卡謬（Camus）的經典小說《異鄉人》裡，開場這麼寫著：「今天媽媽去世了。也許是昨天，我不能確定。我接到養老院來的電報說：『令堂過世。明日出殯。深表哀悼。』沒有別的說明。或許就是昨天。」

或許。不能確定。也許。「沒有別的」。凡此種種，皆宛如太空漫遊中失重之不知所終，終究指涉《異鄉人》墜入無從挽回之黑洞結局。為此，面對柯品文新近出版之短篇小說集《異鄉人》，總不免使人揣想，是否意味著向卡謬致敬抑或有所關聯？

柯品文說：「無需做此聯想。」他說：「人的生命都是流動性的，因而可能此刻你人身在高雄，心卻留在台北。」說這話的柯品文坐在高雄一家堆疊裝飾、燈光鵝黃的咖啡館中，他戴著棒球帽，麥色的臉龐有著燦爛的笑容，卻遮掩不住一絲絲或疲憊或憂鬱之感。

相對於求學時期寓居台北，出生地高雄無疑是現世認定的柯品文的「故鄉」，然而自台北重返高雄，四年來的時光，柯品文突然意識到：「故鄉其實已經遺失了。」遺失於記憶的變造之中，太多的追索讓故鄉成了夢中之地：美好並且安靜，豈料一歸返現實，「寶變為石」（《大唐西域記》語），原本隔了迢遠距離的朦朧之美，而今全然無法與彼時的從前接上線頭，不再使人憧憬，也難以令人溫暖，不免令柯品文興起重返台北的念頭，但：「台北是否也變成了另一個『古都』？」

於是，異鄉人是永遠的飄蕩。

於是，異鄉人已遺失了自己。

於是，異鄉人成為一場夢境。

此刻，身處於高雄的柯品文，在南國乍暖還寒的天氣中，面臨著日常生活之壓縮，兼課（柯品文說：上學期兼了二十五學分！）以及博士班撰寫論文（柯品文說：正著手進行「論散文裡的家國意識」）之壓力，那總讓人忍不住想起捷克籍猶太裔小說家卡夫卡（Kafka）曾說：「一旦不寫作，我就立刻被擊倒在地，像一堆垃圾……」當然，這是一句豪語，其中所切中的恰是作為一名創作者，如何「進入」生活、「抵抗」生活，以及，如何成為「全然自由」之作者。

而這恰是柯品文重新面臨高雄的全部。

大學、研究所、博士班分別唸了三個不同領域的科系，柯品文以為這都是日後寫作素養的來源。他解釋當初之所以就讀藝術所，是為了補足自身對於近代文藝思潮之理解。以藝術家侯俊明（編按：相關訪談曾刊載於本刊二○○八年十月號）為碩士論文的探析對象，柯品文聚焦於侯俊明如何成就儀式與作品間的連結，他如斯寫道：「侯俊明以此一系列靜心的創作過程，已從早期居處異鄉那位強烈求索愛慾的飄迫靈魂，到返鄉回歸故鄉母土，以持續靜心做為自我收攝內探的探勘，且轉而為內在心靈的誠實自我以對的召喚。

對照柯品文從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漩渦》，乃至第二本作品《異鄉人》，恰可以此作為註解，那對於內心「誠實自我」的召喚，也流露在此二本作品中：「解決自己的問題。」柯品文說，在大學時期他內向而不喜與人互動，因而書寫成為自我溝通之不得不，他在序言＜不斷書寫的必須＞裡這麼寫著：「確實，我害怕遺忘這東西，不斷書寫是我對抗遺忘的手段，也是我鞏固回憶必然的工具。」

柯品文解釋：「許是經常活在回憶之中，因此對於記憶之事總是感到分外惶恐。」因此書寫成為必須，也成為記住的可能，儘管文字所涉及的歧義性，也將使得記憶的真實更形交錯，但面對遺忘，柯品文仍舊奮力以書寫拚搏之。

相對於第一本小說主題或多或少涉及自身經驗，第二本小說《異鄉人》無寧是對當代人際處於空間時間皆流動下的省思。柯品文說，處在異鄉裡，內心的孤寂感是強大的，然而即便投身故鄉，也未必解除孤寂，於是無論去到哪裡，都是心靈景觀上的異鄉人：不知所終、不明所以，在同名小說＜異鄉人＞中，柯品文描述了來自南部的青年阿偉落腳台北，透過阿偉之眼、之心思索：「究竟，玲子姐在台北這城市尋找什麼？」

究竟，我們在異鄉裡追尋什麼？

柯品文以為，作品要能夠面對這個時代、呼應時代之問題，「我的寫作多以議題作為導向，透過它們來表達我的意見，並藉以擺脫自己。」橫跨於小說、散文、詩創作等領域，柯品文表示創作是一場打散自我面貌的過程，「虛中帶實、實中帶虛」，重點在於是否有能力去面對那個「破碎的自己」？他說散文容易上手，但「易寫難工」；小說則可以「隱藏作者」，讓作者置身事外；至於寫詩，「那是一種接吻經驗的快感，」柯品文說：「我藉著它來訓練自己凝聚意象。」

被問到欣賞哪位作者？柯品文說，面對此一問題，他經常在心底升起巨大之問號：誰會被某位作者帶著走？亦即每位作者都有一兩部作品足以震撼人，但並非全部，「所以我主要以作品為主。」柯品文說，他強調作品是否能反映時代問題？「是否具備時代精神？」他提到就讀文學系所帶給他的幫助，在於理論對於寫作有其意義，「理論來自於書寫的歸納。」他說，固然創作者不可能以理論為依歸，但理論多少擴展了創作者的視野，諸如女性主義、諸如左翼思想、諸如存在主義等，這些理論都有其「寫作上的思維」，而寫作往往是與理論無法切割的。他舉陳芳明、廖炳惠乃至王德威等人為例，指出他們在寫作論文的同時，事實上也展示了一場美的思維的流動讓讀者驚豔，「這正是理論之所以迷人之處。」

談到對於年輕有志於寫作者的建議，他以為：「更核心的概念是：能否誠實地面對自己？」柯品文說：「讀者也需要看到真誠的東西。」他強調，寫作是一場「美感距離」的拉扯過程，包括作者與作品的距離、自己與創作的聯結等等，「如何離開自己的象牙塔、如何淨化自己、盡可能地分析自己的問題？」柯品文以為，寫作應是對時代、對自己的交代，「而非對文學獎交代，甚至致力成為『獎金獵人』。」他建議年輕一輩，試著沉澱心緒，正視自己的問題，「要有辦法寫出自己的東西，而非文學獎的東西，甚至是某某人青睞的東西。」

在柯品文新近獲得府城文學獎首獎作品＜三口之家＞裡，描述早年守寡的母親，如何與二伯互動、進而戀愛，「從門的間縫我看見母親很自然的偎靠在二伯的肩上，臉頰隱隱泛出酡紅的豔麗，目光也顯得有些情意綿綿，且母親身上所散發出來那種屬於我所陌生的戀愛氣息，竟微微發甜的在空氣中四處飄盪，使原本家裡的日常空氣更顯得複雜難聞。」這樣幽微而又令人無法直視的人與人之互動、愛與被愛之難以捉摸，除了讓人感到驚豔，也感到巍顫顫地彷彿下一刻將面臨一場空前的災難。

「所以說，這是真的嗎？」身為多年來的訪談者，話一出口，我和柯品文都笑了，畢竟這是何其不專業的提問，卻也是普遍讀者恆常追索「真實」的執念。

柯品文說，無論真實與否，那都是自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書寫基本上是有點小悲觀的，這許是來自家庭的影響，」柯品文說：「不過這些影響只存在於寫作之上，未必能夠代表我的性格。」這不免使人聯想到他出版的兩部小說作品，封面都是以黑色為主色調，暗黑與危險的氛圍油然而升。對此，柯品文自剖在大學之前，他是比較被動的觀察者，大學畢業之後，才積極地去接觸親情等面向。他期許自己明年能夠順利畢業，在未來的日子裡，透過文字來展現研究與文學之意涵。

我想著從前年輕的時候，和他在陽明山上有過幾面之緣，當時有一個畫面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次舞會的中場休息，柯品文汗流浹背地在自動販賣機前投幣，他紅著一張臉，光裸的臂膀冒著汗，笑容燦爛，那一形象對照此時此刻戮力於拚搏生活、拚搏學術、拚搏寫作的他，讓人感到一絲絲預言式的驚動。

而那正是異鄉人柯品文隨時隨地面對自己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