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15 05:48:00耀小張

始終相信「愛情」:訪吳念真

 
 

 

文/張耀仁

 

 

*吳念真,本名吳文欽。一九五二年生於九份,父親是來自台灣嘉義民雄的礦工。一九七六年考入輔仁大學夜間部,主修會計。一九七六年起從事小說創作,多以中下階層為對象,曾獲聯合報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著有短篇小說集《抓住一個春天》、《特別的一天》等。一九七八年起從事電影劇本創作迄今,多部台灣新電影劇本皆出自其手,並執導電影【多桑】、【太平天國】。九○年代起主持電視節目【台灣念真情】,並於電視廣告大量曝光,成為台灣炙手可熱的媒體人,現為自由編劇。

 

當然,這篇訪談不是吳念真的風花雪月史。事實上,「愛情」也似乎從來與吳念真搭不上邊。然而,短短一句摘自《聯合報》訪談的話語:「雖然遇人不淑,但始終相信愛情。」卻道盡向來被外界視為「親綠人士」的吳念真,如何看待連日來陳前總統身陷囹圄的心情。

 

這位當今台灣媒體曝光率的「歐吉桑」(吳念真的外號),幾乎一打開電視就可以看見他促銷牙膏、宣傳感冒藥的好、讚賞3G手機如何有品質——對於多數新世代的閱聽眾而言,吳念真或許已成為他們認知中的「廣告達人」、「廣告最佳代言人」,這不免使人有種螺絲鬆了抑或絲瓜變西瓜的嫁接錯亂之感——該怎麼說?

 

也許,這是身為創作者的自尊作祟,諸如:我是小說家、我是散文家、我是詩人,或者我是什麼什麼——然而對於吳念真而言,似乎成為什麼都無所謂,一如他在受訪中所說言:「我從來都不留我的小說,寫完就算了。」他解釋,面對大師級作家的年表,「看看人家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就寫出那麼好的東西,而我呢?腦袋裝屎嘛。」所以經常感到心虛,經常心虛的結果,使他很少留東西,「寫完就算了,什麼都不留,就連當初出版小說也是出版社自行找來稿子。」他說,自己最好的作品還未出現,「否則人怎麼活?如果最好的東西出現,那不就可以去死了嗎?可以得貢獻獎了嘛。」

 

整個訪談過程中,吳念真就是這般妙語如珠,幾乎知無不答、言無不盡,讓人暫且忘掉憂煩,但在那一露齒開懷的片刻,總可以窺見他眼角細細浮現的、難以遮掩的抑鬱,那使人想到困擾他多年的憂鬱症,以及多年前由他所執導的電影【多桑】中,那個一輩子被時代捏塑、不知能否相信自己的父親,在他把所有人攪得既快樂又悲傷之際,兀自瀟灑唱著:「可憐的我的青春,悲哀的命運……」

 

不同的是,吳念真這次不單提了父親,也提起了母親。

 

就在狂風暴雨中,多桑竟告訴我說,因為他招贅,兒子才姓吳,要我千萬記住,我是「吳皮連骨」,以後「找查某,不能找姓連的,周都不要,因為『蘇周連』是一家。」還問我知不知道差點被他溺死在水缸的小弟為什麼叫「嘉民」,他說這樣,你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故鄉是在嘉義縣民雄鄉(吳念真,《多桑:吳念真電影劇本》)

 

吳念真說,相對於父親的寡言,母親其實是一個很懂得說故事的人。況且母親的身世與日後被招贅的吳念真父親頗為相像。六歲死了媽媽的母親,和姨婆住在貢寮山上,親生父親乃係招贅,卻因為與岳父關係不睦,帶著小女兒離家,某天卻返回屋裡,說是要迎走已死母親的牌位,於是岳父便叫他擲珓請示(吳念真說:「那房子的地面是泥地,錢丟下根本不會跳,怎麼可能會有三個聖珓呢?沒想到居然連三個都是!」),整個過程就是在這樣疏離而親密的情感下進行,後來,這一經歷被寫入由他編劇的電影【無言的山丘】裡。

 

吳念真說,母親這輩子太清楚了,反而無法拍成影像,因為該說的、該呈現的都在那裡了。但父親不同,「他很少講他過去的事,幾乎不講,都是我們從別人那裡聽來的。」所以執導【多桑】的意義,在於拍出了一個由他「想像的父親」,尤其是父親最終以激烈的方式結束自己的一生(從加護病房一躍而下),這一結果令他又震撼又傷心,決意拼湊父親的形象。

 

吳念真提到這位習慣自稱昭和四年(1929)出生的父親,十七歲前接受的恰是後來被國民政府稱之為「奴化」的日本教育,一夕之間,台灣「光復」了,禁用日語也禁唱日文歌了,原本自信的父親頓時變成了「文化孤兒」,「所有他接觸的東西,和他所受的教育都是牴觸的。」吳念真說,這樣被時代拋棄的父親,淪為不懂得表達情感、「失語」的台灣男性,「從來沒有和小孩有什麼親密行為,一如日本人不擅於訴說心緒,就是酷在那裡,也不知酷個什麼勁?」

 

吳念真低喃,年輕時真的很怕父親,「只要一個眼神,就足以把你嚇死,巴不得他天天不在家!」特別是父親對母親也很兇,因此年幼時,吳念真很同情母親。反倒是年長後,母親開始掌控了經濟,父親霎時成為伸手討錢的孩子,這個時候,吳念真又同情起父親來了。吳念真說,讀初中時陪父親至山神廟拜拜,那是村裡極其僻遠之處,幾乎聽不見雞啼人聲,一個等待燒金紙的空檔,父親突然自言自語道:「我這世人,不輸鳥仔飛入籠欸。」

 

意思是,少年子弟江湖老,命運半點不由己,說的是他從嘉義民雄至九份挖礦,卻糊裡糊塗做了人家的兒子(他說:「我爸是嘉義民雄人,和後母吵架跑到九份,看到有一對夫妻死了兒子,就說『你們不要哭,我給你們當兒子』,就這樣成了人家的後生……」),又因為人家希望兒子常在身邊,所以招贅成為女婿,也是父親姓連,吳念真之所以姓吳的緣故(他說:「我爸這輩子最怨嘆的就是他最得意的後生,卻與他不同姓……)。

 

許多年後,吳念真也為人夫、人父,這才漸漸懂得當年父親之壓抑、不被理解之無可奈何,「畢竟我也是很壓抑的人,常常把許多事情往肚裡吞。」吳念真又說了許多、許多,多半是東湊一點、西拼一塊的父親之種種,但他不厭其煩地再次提及這些、那些,彷彿隔了一整面毛玻璃模模糊糊看不真切,那是距離自身最為迢遠卻始終召喚著生命源頭的,關於父親的一切。

 

關於不知從何溝通起的那個原點。

 

阿嬤說:「這世人,有一半,是因為有你,我才感覺有意義,有幸福。未來的歲月,我看你不著,但是,拜託你,千萬要平安,千萬要幸福,拜託你。」(吳念真,【人間條件1】)

 

 

 

 

因為這個原點,在吳念真大多數的作品中,普遍存在「溝通之可能」、「瞭解之可能」的元素,諸如他主持的電視節目【台灣念真情】,或者跨界編導舞台劇《人間條件》系列,尤其是後者,藉由檢視「家庭內部」、「家庭壞毀」的親情劇,期望透過戲劇與觀眾互動、達到情感上的交流,「我們能不能讓一輩子從未看過舞台劇的人進來?讓他們覺得親切?能不能不要那麼難懂?」比方在《人間條件2》裡,戲演到一半,台下觀眾的手機響了,演員黃韻玲停下手邊道:「你快接手機喔。」

 

凡此種種,在《人間條件》系列上演過程中,已成為該劇一大特色。為此,吳念真極其感動,認為此劇實踐了他當初下筆時的心情:讓觀眾從中看見「溝通」。他說,在編導《人間條件1》之前,他不懂得舞台劇章法,也從未涉足舞台劇,但他以為當代台灣媒體的通病,在於人與人之間並未嘗真正的溝通,「即使有,也還是從自身的觀點去解讀,而非站在對方立場看事情,所以很多媒體報導反而加深了彼此的『誤解』。」

 

他提及新婚時,太太一不高興就垮著臉、什麼也不說,「但我猜不到啊!」吳念真苦笑著,「後來我就告訴她:對我有什麼不滿可以說出來,如果說不出來可以用寫的。」多年來,他和人相處總是「坦誠相見」、「把心門打開」,他以為人與人的相聚即是緣份,「如果認識一場,離開時卻變做陌生人,那又何必?」因而《人間條件1》,即藉由已逝多年的老阿嬤附身於孫女上,將某些埋怨說出來,同時也揭露了父女、夫妻間,一直以來不被理解之處,一如女兒阿美說:「阿嬤,你回來真的很好欸!讓我知道爸爸很多故事,也知道他很愛我們,很照顧我們。我只是不懂,人為什麼要隱藏自己呢?如果不隱藏,人跟人之間不就更容易接近嗎?」

 

阿美說:「阿嬤,我跟妳說真的,我在家裡的時候不想上學,放學的時候不想回家,有時候坐車或走路的時候,我都會想說:我在做什麼,從不快樂的地方又要到另外一個不快樂的地方……」(吳念真,【人間條件1】)

 

 

 

自一九七八年轉行從事編劇工作之後,吳念真再也極少從事小說創作。對此,吳念真嘆了口氣:「也許等老一點吧?再怎麼說小說還是滿好玩的。」他意有所指道:「畢竟小說的成本最低啊。」

 

這句話使人會心一笑。在此之前,吳念真剛談到這些年來從事編劇的頹喪心情:沒有堅實的政治實體,更沒有文化作後盾,電影淪為台灣(甚至是好萊塢以外)的奢侈品。在票房慘跌的情況下,他既不願虧欠出資老闆,也不願違背自己的心意,因而一九九六年拍完電影【太平天國】後,吳念真即停頓了執導工作。

 

也正是從事編劇的緣故,而今吳念真在面對題材時,總會想著:「這可以拍啊。」他以為閱讀小說需要一些「才能」:要有聯想力、還要有文學素養,因此比方寫礦工題材,但礦工並不閱讀小說,「等於他們沒有被安慰到,因此我寧願使用影像去訴說,它最直接。」吳念真表示,近年來國內年輕作者的作品「太空泛」了,「好比『一粒田螺打九碗湯』,明明是一件小事情卻寫了六七千字、甚至幾萬字!」他喜好的是黃春明或陳映真之類的作品,「能夠以情感結結實實地打動我。」

 

說這些話的吳念真,使人想起電影【多桑】裡的一幕:兒子送飯給剛從礦坑裡出來的父親,父親吃完飯後躺在棚下小憩,這時候,雨落下來了,兒子抓了塊塑膠布遮住父親受傷的腿脛,任憑雨水打在自己的背上,深怕西北雨驚醒父親——那樣雨中幽微的即景,不發一語,卻屬於父子最深的情意,也屬於吳念真迄今仍念茲在茲的:「始終相信愛情。」

 

始終相信愛之可能,理解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