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國家畫廊、國家劇院及國家圖書館，可說是國家文化霸權的統合中心，尤其是掌握國家歷史詮釋權的國家博物館，具有凝聚人民共同記憶、團結國民及進行歷史教育的功能，並企圖通過重組歷史來重新界定個人及族群的認同。可是“歷史的再呈現”（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原就涉及一個篩選與過濾過程，擺盪在“還原”與“創造”之間，這裡頭還折射出一個重要意涵，即如美國社會史學家布爾斯丁（Daniel J.Boorstin）所說，歷史的探索不在於它“選擇”了什么，而在於它“忽略”了什么。

時下人普遍都患有“博物館疏離症”，對博物館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學觀光旅遊版圖中。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國博物館一般都無法脫離櫥窗化及展示化的靜態形式，以致民眾在觀賞文物時，或因對歷史認識不足，再加上沒有導覽人員在旁解說，故僅僅將之視為“死的材料”，無法進一步挖掘人與歷史之間對話的可能性，也因此覺得博物館枯燥無味，更遑論要求他們對歷史進行省思。

其次，就如以上所說，博物館所建構的歷史，具有控制社會記憶的功能，在殖民地時期，它是殖民知識建構的手段之一，背後蘊涵的是一種深沈的意識形態，而華人對博物館歷史不甚熱衷，主要是博物館的文化形態仍充滿大馬來人主義，這使他們產生“這是誰的歷史”的質疑，進而表露對自身處境的不安。

國家博物館的運作方式，實際上也表現出政府對待歷史的態度。針對歷史，首相拿督斯里馬哈迪曾說：“歷史不該只是學校的教科，讓學生知道過去發生了什么事，應是大家的教材，以便成為國家的政策與政治路向。”乍聽之下，就是強調要重視歷史的教育功能，但第二層次的話，卻也說穿歷史最終還是須為政治服務。

歷史與政治原有千萬重關係，因歷史記憶不僅是需要被搶救，以免被遺忘的既存往事，它也是建構現在、掌控未來的資本。博物館就像大電影營幕，不斷把這一些經過剪輯的歷史片段輸送到人民記憶當中。所以說，國家博物館是表露國家意識型態及潛伏政治運作最顯著的文化場域。

如何讓博物館減少其政治色彩，似不容易，這又與博物館自我的定位有密切關係。博物館不應只作為人類文明收藏機構，它可以跨前成為歷史理論建構的研究機構 ，舉辦各類歷史課題的講座或研討會，經由辯論去發展各種詮釋歷史的觀點。唯有加強研究功能，才能使博物館的歷史展示嶄現新的型態。比如513事件這段“隱”的歷史，在“敏感”語言幻覺催眠下，已沈睡32年，必須尋找一種新的發聲位置，使各族群了解歷史傷痕可以成為真正的教材，而不僅僅是控訴！在這方面，國家博物館應可扮演火車頭的角色。

李光耀曾指出，513事件後，大馬成了一個公開由馬來族支配的社會；蔡添強則認為分析不當，更確切說，事件後出現的是馬來人擬訂一連串的制度化政策，來鞏固執政者的領導權。然這一些都是屬於政治結構上的分析，並沒有更深一層伸入各族群的心理，檢視彼此對這個種族衝突的態度，並由此認識到尊重族群差異及文化多樣性的重要。

對於這段歷史悲劇，各族群實應擺脫各自的種族本位主義，以更宏觀的視野，悲憫的情懷，化解詞遺字間滿佈的地雷，把敏感性剔除，建立不受種族情緒影響的正確歷史觀。若噤而不談，各族群在各自歷史想像當中，更會對彼此產生誤解。認識不足會導致觀念曲解，只有不斷的討論，許多觀念才會不斷被重整，也可避免某一族群歷史解釋的偏見。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在《歷史再思考》中就曾指出歷史絕對不是過去的重現，而只是“論述”，更是“各方言論勢力競逐的力場。”若此，除了要求政府公開當時的檔案紀錄，對歷史承擔其責任外，也可將之轉化一種論述資源，鼓勵更多人來參與這段歷史詮釋。

政府應該有勇氣在博物館內設立“五一三紀念館”，舖陳出事件發生始末，再配合史料與影像，讓受難者家屬或曾在這一事件受苦難者，傷痛獲得正視與撫慰，並警惕人類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如台灣“二二八紀念館”、美國“浩劫博物館”、洛杉磯“寬容博物館”等。讓這段歷史記憶，不再成為政治權力鬥爭的籌碼，把歷史詮釋權交回給人民。如果能認知到歷史乃論述過去，絕不等於過去，就不必惶恐於32年的今天，通過語言文字的再現，必然會挑起種族情緒的弦，最後導致513事件現場重建。這樣的想法，未免太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