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歷史學常引起爭議，是被指責抽離了材料事實基礎，把歷史看作是一種敘述或講故事的方式，看重的是一種表述方式的呈現。像史景遷的《婦人王氏之死》，雖不是標準的後現代史學文本，但他書中把敘事史學手法運用得淋漓盡致，從地方志的殘跡斷片的資料，一直追蹤線索到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嶄露了高度說故事的能力。這樣一種重構與舖敘歷史的方式，確實與後現代敘事有了暗合之處。

但我想強調的，不是後現代史事，而是那一種富創造力的敘事與講故事的方式，許多時候它也能形成一種轉化創傷記憶的能力，甚至是開拓民間的記憶空間，並試圖反撥被官方壟斷的歷史詮釋。像最近看的一部紀錄片與一本書，故事背後皆蘊含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折射出政治災難的創傷記憶。更巧的是，兩者竟都與“太陽”發生了關係。

《沒有太陽的日子》，是香港導演舒淇的作品，他的原來構想是想以侯德建為題材，拍攝他在中國六四事件中的角色扮演。最終鏡頭一轉，他卻利用攝影機把六四事件對他個人、家人、朋友的影響紀錄下來，包括訪問當日在天安門現場的張堅庭、六四那天逃離去英國的中國詩人多多，還有參與在香港重新豎立天安門民主女神像的畫家黃仁逵等。因為是屬訪談性質，故事聽來平淡，像舒淇個人圍繞在家人的移民問題，但這些類似個人生活史的背後，卻透露出未回歸前香港人的感情激盪裡，同樣存在濃厚的六四影子。這種記憶表面看來有點瑣碎，可是它具有撫慰與反思的意味，說明了創傷的記憶，必定要獲得某個程度的公開、回憶，否則那一股壓抑的心理情緒，或形成一種社會性的集體壓抑個性。

另外，是一個有關《太陽菩薩的故事》。話說明朝末年，崇禎皇帝因李自成造反，逃到媒山自縊，但後來北京城卻被清兵占去。崇禎的第三個女兒成功逃走，隱藏在一間尼姑庵，落發修行。為紀念父親於三月十九日歸天，以及明朝的覆滅，她編了一卷的《太陽經》在民間流傳。後來三月十九日被視為太陽神的生日，百姓都前往祭祀，於是太陽生日特別成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

其實，如果沒有當日那巧思的創造，恐無法瞞過清朝皇帝。這樣一個政治事件，演變成一種‘地方性話語”，把殘痛的歷史記憶化入了地方民俗傳統，使凝聚的傷害記憶重新得到了釋放。只是後來祭祀太陽生日的活動，已經變成一般祈福消災的意義，後代的普通信眾逐慚忘記它原本包含的痛苦回憶。但仍讓人啟發的是，把歷史記憶轉化，寄寓在民間故事與習俗當中，不啻為創造豐富民間文本資產方式之一。

創傷記憶若無法得到舒解、轉化，它將重覆與延續過去的悲傷，使人們的記憶停留在情感震盪當中，無法得到理性的認識。中國六四事件、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等，常見有不同的反思與紀念方式，但五一三的創傷記憶，仍然是大眾禁忌，族群間一道難以縫合的傷口。除了每逢五一三來臨時，在報章上做含蓄的呼吁之外，鮮少見有其他形式，讓這段歷史記憶可以突破防線，創造出五一三詮釋的民間文本。五一三不僅僅是一個歷史記憶，它也是許多人生活史的一部份。我們缺乏的，是這種創造性的轉化能力。

最近龍應台來馬談“文化空間解嚴”，在吉隆坡那場演講，從主題、主講場地、主持人至整個社會氛圍，都似籠罩一絲的荒謬感。荒謬感來自處在一個保守文化氛圍與保守權力支配場域中，興談權力批判與空間解嚴問題。許多文化創意與文化資產的創造，最需要是自由開放的文化空間與社會環境，文化創造的動力不只是表面的文學館、古蹟、文化紀念館而已，它背後更大的一個象徵意義，是民眾可以從老房、紀念館，甚至是一顆老樹，去仗量歷史記憶的緯度，從中轉化與創造資源。我們沒有紀念五一三的電影、紀錄片或口述歷史，也沒有五一三紀念館、更沒有關於五一三的歷史論述，一切都封鎖在戒嚴空間。如果有一天，這一些都不再成為禁忌，我想創傷記憶的解放，才真正讓我們看見所謂的空間解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