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 ：《左派王學》
作者 ：嵇文甫
出版日期 ：1990年4月
出版社 ：國文天地雜誌社
頁數 ：102


針對陽明學派之傳承，後來研究者一向采以地域性的劃分，把浙江、江右和南中列為陽明後學的三大學派。江右學派因謹守師說，被喻為王學正傳，而以王艮為祖師的泰州學派，一般被獨立出來作個別討論，且常被冠上“異端”或“左派”之名號，在學術史上被劃入陽明心學的“支流”。這樣一種“正統”／“支流”相對的學術標準，明顯是受黃梨洲《明儒學案》心學觀點的影響。朱維錚雖曾評黃梨洲的《明儒學案》，持以空間差異和學派相結合的編纂形式，貴為學術史的楷模，但《明儒學案》一書，貫徹的是編者篩選標準的主觀意圖，於此不能不進一步檢視編者思想背後的觀念形成。像以下有關〈泰州學案〉的評說，黃梨洲這番話，已成為描繪泰州形象的一幅“共圖”。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

泰州學人常以通俗淺易的講學方式，鼓動百姓心靈，所以容易把知識傳播至中下階層，加上當時三教合流的社會氛圍，加速了晚明學術的民間化與宗教化的工程。泰州學派以陽明“滿街都是聖人”的信念，輔之于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當下指點，使人豁悟良知，工夫簡略易行，言其能“風行天下”，所言不虛。但後人繪泰州諸子之“共相”，總不出一“狂”字，如狂狷、狂傲、狂禪等，像楊天石所著《泰州學派》，不只鞭撻泰州諸子蔑視禮法，也抨擊他們是維護封建地主利益的共犯。泰州學派人物與學問本具有混雜個性，是否個個都具有“不滿其師說”、“赤手搏龍蛇”的特性？不可忽略是，放大了一般的“共相”，卻極可能忽略泰州諸子思想的“殊相”，恐會遮蔽泰州學派不同學圈歧異的學術性格、人格特質與工夫型態。如以王艮、王襞與王棟為主的安豐學圈，與徐波石、顏山農、何心隱與羅近溪等為主波石學圈，在具體的政治行為實踐上就表露保守與激進不同的形態。

其次，是對學術創新與援禪入儒兩者間拉鋸的矛盾心理。古清美先生在《從明儒學案談黃梨洲思想上的幾個問題》文中，一針見血提出幾道尖銳問題，特別針對梨洲對江右與王龍溪與羅近溪“二溪”的褒貶態度提出質疑。古先生說道：“梨洲在辨二溪之論時，不能明褒，卻不能深貶；往往只從流弊上去責怪；而每當在這種地方作釋儒之辨時，都顯得十分含混而且勉強，遠不如他責備程朱之學心外求理是義外、與釋氏相似那堅決確定。”何以會產生“含糊”與“勉強”的態度，箇中原因是什么？泰州學派因不拘傳統藩籬，故不自縛於巢臼，以六經注我，時有新說。但援禪一事，導致學問玄虛，流連玩弄光景的危機，儒佛之辨，更形複雜。梨洲的含糊與勉強，或許可從這裡作理解。鑒於《明儒學案》是明代學術研究必讀之書，影響深遠，它所流露的偏見或會左右我們的學術判斷。文章開端，提撕《明儒學案》問題，摘其洞見，慎其拘限，是因為嵇文甫先生的《左派王學》，有意跳脫梨洲的詮釋觀點，恢復泰州學派的真面目。


一、“左派”稱謂之商榷

嵇文甫先生的《左派王學》全書雖只有102頁，但全文共分成五個論題，分別為：一、王陽明的道學革新運動，二、王龍谿和王心齋，三、泰州學派幾個要人，四、李卓吾與左派王學，五、左派王學的歷史評價。全書貫串一條清楚的主線，旨在彰顯泰州學派承續陽明革新道學的思想，形成與晚明文學界公安派與竟陵派共通的思想氛圍，以及推動明中葉至晚明學術界自由思想精神等。全書篇幅短小，論要精簡，美中不足是：多描述、少議論。反觀嵇先生另一部著作《晚明思想史論》，可視為《左派王學》的擴充版，論說較周延詳盡，在書中甚至把陽明比喻為道學界的馬丁路德 ，足見他對王學欽慕與推崇之情。

嵇先生心意甚明，他認為自東林學派後，如孫夏峰、劉蕺山、黃梨洲等，都攻擊左派，以羅念庵一系為王學正宗，只因他們的行徑，不合於“儒”而近於“俠” ，因俠之豪邁與仗義，也容易在思想與行為上“犯禁”了。這是泰州學派被冠以“左”之原由。但個人認為，嵇先生對“左派”二字，未做詳細的定義，欲窺其內涵，惟就“左派”二字出現脈絡，揣測一二。

“左派”基本上突顯了一種反對與反動的姿態，是對當時秩序與權威試圖反動與瓦解的思想，特別是“禪學化的王學”，嵇先生就說：“龍谿心齋使王學向左發展，一直流而為狂禪派；雙江念庵使王學向右發展，事實上成為後來各種王學修正派的前驅。” 岡田武彥在《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一書，也冠以泰州“王學左派”，形容其三教合一的立場 。“左派”一詞雖能標出泰州學派思想史上的座標，但這概念含有濃厚的政治內涵，是否適用，可再商榷。


二、實學思潮之興起？

嵇先生在〈序〉裡曾說明泰州學派把思想界自由解放思想潮流發展至極端，同時拈出學術界一直缺乏嚴謹討論的兩個觀點：一、王學與顏李之學多有暗合處 ，二、王學自由主義的傾向，對後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發展有無影響，影響有多深？惟可惜是此書重於揭露泰州學派真面目，就各代表人物作扼要性介紹，未就以上觀點作深入的延伸討論。

就第一點而言，嵇先生的觀點，主要建立在陽明與顏李學說“學不離行，反對讀書為學。” 基礎上，透露了強調內聖中的外王傾向。陽明所謂的“致良知”，實際是強調事上磨練，而習齋反對當時學者“博讀、博講、博著”，也是擔心讀書著書將使學者疏於行動。李紀祥先生在《明末清初的儒學發展》曾處理有關明末經世的實學思潮，將東林同仁稱為“實學經世”，而把顏李、顧炎武和黃梨洲，納為“外王經世”裡。李先生之實學，即指“經世致用”的學術特色，換言之，是所謂實用主義之學，與日本學者岡田武彥以“虛”、“實”相對的實學用義不同。 岡田武彥在宋儒之學以佛學為“虛”，宋學為“實”；程朱之學為“實”，象山之學為“虛”；至明王學，又以程朱末流為“虛”，王學為“實”。嵇先生說王學顏李在“學不離行”的暗合，似融合兩種“實”的意思。

在有關實學問題上，究竟其與心學“虛”差異的判準基礎是什么？這是值得討論的。呂士朋先生在1999年在台灣舉辦的“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從《袁中郎全集》看公安派文學運動〉一文說“晚明的學術思想趨向是‘由虛向實’”的過程，應該是指向行動實踐而非工夫修養，這兩者仍是有所分別。泰州諸子多重視現成良知，渾淪玄虛的工夫，常讓初學者難以捉摸工夫途徑，如牟宗三先生曾說羅近溪所行是“無工夫中的工夫”。不過像王艮、羅近溪、何心隱等，經世意識很強，王艮欲為“萬世師”、“帝王師”，羅近溪講學足跡遍佈偏遠的窮鄉僻壤，何心隱設立聚合堂，都展現強而有力的實踐動力。若論行動力，以“行”而言，波石學圈學者比安豐學者，行動更為激烈，意識更為狂放，也更加招惹廟堂官方的不悅，像何心隱儼然在野的民間游俠型態，最後引出殺身之禍。

其次，有關自由主義傾向問題，狄百瑞也曾在《中國的自由傳統》把明代視為個人主義抬頭的時代，具有自由主義的色彩。但自由主義並非限定在反傳統而透表露的自由氣象而已，如自由主義在西方，它有一套具體的思想依據與行動方針。嵇先生儘拈出二字，未延伸討論，泰州學派所具有的自由思想，是否能形成一種特定的“主義”，與後來自由思想發展有怎樣的關連，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