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祝家華的〈這國家的思想雨林真安靜〉，不期然會想起中國學者朱學勤一篇著名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朱學勤在文章裡，追緝曾在1968年出現的思想蹤跡，那一段開啟他思辨生活的精神氣候，文中穿插的“尋人啟事”，正是為思想史資源的流產狀態作出的叩問。祝家華在行文脈絡裡，汲汲尋找自由主義的痕跡，終究發出感嘆之聲，華人思想的斷裂與零碎，以致在歷史時空裡保存不了幾座可供憑吊的思想墓園。兩篇文章“尋蹤”的指涉行為，構成了某種內在關聯，在互文詰問之間，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個問題：是因思想安靜所以失去了蹤影，還是因思想失蹤而顯得安靜呢？

這顯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原因在於華社一直以來都缺乏一個思想（史）的視野，在思想累積上沒有蜘蛛結網的行動力。當我們缺乏一套可為信仰實踐與演練的思想指導時，宛如失去方向的指南針，只能在莽撞中隨意抓住一些浮木。這種情形，政治場景中一再上演。解讀大馬華人政治思潮，就是企圖捕捉在歷史長時段中的政治思想狀態，它對當時的政治實際行動產生怎樣的影響？但它最終的指向，難免碰觸到由思潮過渡到思想理論，甚至是“社會思想”的高度，這其中與思想資源的引進、如何被消解、如何導引出一個思想基礎等問題更是緊密相關。

社會要能“思想”，首要是對新思潮打開門戶，才是保持對世界新觀念敏感度，以及自身論述活力的不二法門。論述活力常通過思想論戰，刺激討論問題視域的開發，如崔之元教授在〈意識形態提供一張地圖〉專訪中所說，那是探索一種新語言的可能。一種新思想的誕生，必衍生一種新的描述語言，我們常忽略語言中實隱含一種實踐行動能力，如利刃般劃開權力的邊界。大馬華文報紙中承載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語言，極其貧白無聊，說穿了正是少了所謂的“思想視野”。沒有思想理論的支撐，縱偶有爭議，多是空言的口水之戰，無法為大馬政治“解碼”，更未能理解越是思想的，越能產生政治力量。

值得思考的是，某種思潮的輸入，一般必須經過所謂的“三階段論”，才足以檢視思潮的影響性與有效性：一是本土化的過程，當外來思想資源轉化被吸納於本地土壤時，必須尋得適當的語境，以避免橘過淮而枳；二是當思潮進一步與意識型態結合，將派生出一套系統化的思想理論體系；三是當理論與運動結合，才能產生巨大的實踐動力。從思想──行動，是一個外力與內需交橫的十字架，遙想當年中國之西潮、日本之歐化，在現代化路程中固然擺脫不了挑戰──回應的框架，但若將之取決於一個內在醒覺母體對新思想新知識的渴求，藉以打開眼界，攫取更多解釋與了解世界的能力，或對我們更具借鑒／警惕意義。

思潮是一種思想的路標，它作為一種思想資源被引進，如何維持其生命期，漸繼形成一個傳統，需要的是更多的公共言論空間，它最管用的渠道，應是雜誌與報章。說起雜誌，《蕉風》、《文道》及《資料與研究》也曾鼓動思潮，但如何通過雜誌建立具特色的批評話語的傳統，值得我們深思。台灣政治學者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追溯台灣的自由主義傳統時，以各階段出現的雜誌為自由主義傳承的紐帶，如《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及《中國論壇》，說明了思潮的持續經營需要一個陣地，來釐清、發展與宣揚觀念。至於報章言論空間，一是政治議題禁區地雷甚多，二是趨向輕薄短小，加上論戰的持續性完全操縱在編者權力上，自主的空間非常有限。

我們常會說，沒有主義也是一種主義，但如果把沒有思潮也說成另一種思潮，我想它將奏起“思想墓園”的哀悼曲。墓園是一種隱喻，一種修辭，它表示思想的夭折或死亡，產生不了交流與對話。停滯一般的狀態，於是安靜。這一期，朱齊英談左翼思潮、潘永強訴說馬華“沒有主義”的保守、陳泓縑對沙巴華人政治思潮的剖析及謝詩堅“重讀”馬華政治思潮，即是對各種思潮與主義疏理，活絡政治思想記憶的一個嘗試。

權力邊界的守門員

【副題】續談媒體的權力結構，它是一張龐大密羅的組織網，特別是報館與報業工會之間，因立場的不同，之間充斥一股張力與緊張感。工會原是員工的權益與福利守護臂，但很多時候，工會或成為報館收編的對象，主管以行政權干預員工的爭取權。如何擬定一套監督法則，避免媒體權力膨脹以致越界霸權，或許台灣媒體監督機構“記者協會”與其雜誌《目擊者》，將提供我們一個參考點，如何扮演權力邊界的守門員。此外，對報業工會與副刊的權力分析，可洞悉執行者的“思想意識”與“道德勇氣”，是解構媒體權力的兩組關鍵詞。

＊此篇為《民間評論》雜誌第二期〈編輯室弁言〉，出版於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