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巨大與卑微，不在那些冰冷龐然物體的外在表現，而是透過人的思想與行為活動，經由各種隱喻呈現出來。我的城市印象，就像孩童時玩砌木遊戲，七零八落的木塊滿地散開，時而能堆砌起一個完整的框架，就滿心歡喜。一旦砌出四不像的東西，必沮喪不已。那時不知有“後現代”這個名號，可以作為不協調、拼湊、剪貼等奇異風格的理由。

反省自己的城市經驗，必然會感受到劉姥姥觀園的尷尬。除了曾經遷徒幾處居住經驗的交錯，自小中華文化意識的生成，至長大後國家論述滲入歷史教科書，以及不同族群間的互動，繼而引發對城鄉差距的懸想，一再影響我觀看這座城市的視角。加上全球化的席捲，通過各種外來文化形態的內在殖民，人們生活在麥當勞化的社會而矇然不知。遽變的城市型態與發展，快讓人把抓不住。

關於城市的想像與漫遊，可以經由自我的行動來實現，以旅遊者獵奇的目光，在文學文本中散步，或在哲學理論中作抽象思考。但此時，我知道，我必須喬裝與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以銳利的目光，從各種不同位置去尋找人與城市的關係，以及觀看城市的姿態。並在城市中尋找這些身份的位置與據點，端看他們如何在資源搶奪戰中，捕捉到自己的身份本質。身份與其屬性都是給問題逼出來的，比如：我是誰？這城市屬於誰的？

所以，首先我將選擇做一名詩人。我必須先聲明，詩人的身份其實充滿歧義及爭議，如天才與瘋子，常仳鄰相依。像柏拉圖縱然是詩學的開山鼻祖，卻堅持主張要把詩人從理想共和國驅逐出境。他視詩人為“瘋子”式的危險人物，認為詩人在創作時心理狀態異常，而他們的詩歌能令人拋開理智。在另一廂，海德格卻告訴我們：“詩人是在世界的黑夜，更深地潛入存在命運的人，是一個更大的冒險家。”是瘋子還是冒險家？這一些，都無損我們的城市探索行動。

寧為詩人，是因為喜歡上波特萊爾給予詩人的誇張隱喻形象──拾荒者。本雅明在詮釋這隱喻時說：“兩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沈睡鄉的時候孤寂地操著自己的行為，甚至兩者的姿態都是一樣的……詩人為尋覓詩韻的戰利品而漫遊城市的步代，也必然是拾荒者在他的小路上不時停下，撿起偶遇的破爛的步代。”所以說，詩人最善於從各種互動關係當中捕捉人的本質。任何一些小動作或行為，皆可構成一個訊息，進而對“人”這個主體產生意義。這一類“小”的東西常為人所忽略，但往往逃不過詩人微顯鏡式的目光，頃為鏡中物。另外是所謂的“詩意的思考”，它具有三大功能：一、打破傳統與權威；二、消除分類的標記；三、揭開意識形態的蒙蔽。所以，當台北新世代開始詢問“在台北生存的100個理由”時，我更期待我們的詩人也能提供我們“閱讀城市的100種方法”──吉隆坡、檳城、新山等。用詩與美學的內涵充實城市空間的蒼白與貧乏，豐富人們的思維層次與描述語言。

再來，與拾荒者隱喻有某種關聯的是新聞記者。記者的筆桿負載天賦的職責，以紀錄形式見證城市中的衝突、反叛、弱勢族群微弱的聲音等，各種提升與墮落文化符號，暴露人類真實的生存處境。所有可構成城市形態的線索如路名、地標、建築物等，都將是繪製一張地圖的材料，提醒我們被遺忘或故意忽略的文化情境或歷史記憶。如中華大會堂──大將書行──紫籐茶坊──茨厂街，把這樣的”中華路線”串聯起來，形成怎樣的一個意義網絡？然在歷史經緯上度量城市身世，先得要破除個人偏見，否則，掌握文字權的記者從歷史中傾斜，記憶中空白的部份繼續留白。

拾荒者，是心靈與意識的合體，彼此的撞擊，將產生繁複且令人震驚的城市經驗。他們生活在主流之中，但許多時候卻是以邊緣的姿態生存著。蘇珊．桑塔說：“思索也是一種積累”，積累將築成經驗的山丘，不管上帝發不發笑，一啟動思索的齒輪，城市的想像開始活絡，一幅“流動的饗宴”才有可能從眼目中徐徐划過。不在巴黎或紐約，在馬來西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