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學問有了推動者，便很容易開展起來。像在前一兩年，朱熹或許只是深錮在大學高塔裡的一個古人，眾人不只是印象模糊，不悉其人者何其多，不足為奇。如今朱熹研究學會與大專學院及研究機構聯辦講座會，使朱熹的思想學說得以進入媒體的視野，無疑在傳播上獲得一定的效應。不過對大學內應設朱子學之建議，卻似乎可有討論的餘地。

嚴格說來，像朱子學或陽明學這樣的科目，一般較適合開設於研究所的研討課。大學教育更重要是為學生打穩基礎教育，賦予學生一個宏觀的概念與發展脈絡，然後在這基礎上才由博返約，依個人興趣進行專門研究。像國立台灣大學在四年大學教育當中，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及中國文字學史都是大一至大三的必修課。而專書的開設，如王陽明的《傳習錄》或朱熹的《近思錄》，一般選修者都被要求具有對中國思想整體的基本認識。有些大學開設宋明理學，主要是有這方面的研究人才，並且在大學課設比較完整的配套下，可以以斷代思想史方式授課。

其實目前更為需要的，是如何在基礎教育中，規劃一套較完整的古典知識的訓練，並讓它成為中文系生的共同知識的基礎。而且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不能只拘限在儒家的視野，自東漢佛教傳入以後，以及後來道教的大興，中國思想一直都處在三教合流的狀態。延續至明末，合流的開花結果不只表現在思想上，甚至嶄露在民間社會的生活意識與民間信仰。倘若一開始即持有正統與異端之分，無疑將無法真實觸摸中國思想發展的真實面貌。

中國思想發展乃環環相扣，如果對先秦思想難以把握，就難以搞懂宋明這一塊，也很難進入今日我們常談的「新儒家」。像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思想，正是延續著宋明思想的問題意識而開展。所以思想課程的設立，應是有個漸進的過程，欲速而不達，反恐會弄巧成拙。了解中國思想的重要性，並非只在於維護傳統，而是它奠定了中國文化系統的價值核心，對人性的觀念與倫理意識，以及一套獨特的哲學思維方式。所以目前大多數的中文系，皆設有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課程，要不就通過經典專書入手，至於像「朱子學」或「陽明學」，那已是比較深研的科目。

開發更多古典研究的資源

以今日學術交流之頻密，關於古典思想研究並非只埋首舊典籍，它不只擁有更多的對話機會，如何把古知識作價值創新，進行當代的轉化，提煉出一套適應現代生活的人文思想資源，已成為許多古典研究者的共同要務。以朱熹思想為例，他思想中不只含有成德之教的聖人之學，同時也具有一套務實的經世思想，以及對客觀知識的重視與拓展。所以如何轉引傳統資源，讓古典知識進入當代社會成為可能，並可能成為一種社會意識，便是最大的考驗。

但目前中文系的困難，還是在於古典教學與研究人才的匱乏，不但缺乏可對話的社群，礙於師資或認知關係，一般學生對類似承傳性與累積型的知識多不感興趣，這當然也涉及研究資源的問題。倘若我們一直嚷嚷無法在古典領域尋得人才，那也必須先改進對古典知識的態度，以及亟思充實及開發供古典研究的條件與資源，包括研究資金的資助等。不能在認知上有所醒覺後，在行動上卻是停滯不前，沒有去試圖改善從事古典研究的土壤與環境，其中包括古典文學、思想、經學等領域的經營，否則實難吸引人投入在這個領域。

最後想提及的是，學院或大學機構在推動類似思想性學說的工作上，也應與民間自發性組成的研究學會有所區別。像朱熹學術研究會目前的要務，也許應更注重思想的推廣與傳播，包括邀請相關學者前來講學，但若提及教學與研究這一項，恐還是得回到學院中文系或大學體制裡來進行。如前所說，學院或大學累積較豐富的研究資源，講師可以帶領學生一同做研究，但學會面對的或許是一般的社會大眾，所以必須走更普及化與通俗的路線，讓學院以外的一般人士也能夠接觸到中國的人文與思想知識。類似的分工，也許是必要的。